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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gust 25, 2016

從兆豐案看台灣的不守法文化


從兆豐案看台灣的不守法文化
【社論】
兆豐銀行遭美國紐約州政府重罰五十七億元,震驚金融圈。各方不解的是,一家規模龐大、信譽不差、且海外據點最多的公股銀行,怎麼會犯下如此離譜的大錯?目前檢調和金管會都要追查,有人指前董事長蔡友才隱匿弊端,也有人稱是內控失靈;無論如何,脫不了關係的,是台灣的「不守法文化」。
說銀行不守法,誰都不肯承認。台灣的不守法文化有一大特色:不是敲鑼打鼓擺明不守法,而是用「形式主義」技術性遮掩違規。二月間,美國紐約州金融服務署對兆豐的金檢報告即已出爐,董座蔡友才三月隨即閃辭,留下爛攤子。而多數兆豐董事直到上周五深夜的臨時董事會才被告知此事,短短十分鐘,即要董事們背書五十七億的罰款。僅從這個過程就可看出,大銀行的董事會還真的是「橡皮圖章」,設了獨立董事也沒用,還是不脫酬庸。試問,只有兆豐金控一家公司如此嗎?
台灣大企業從中鋼、華航到中華電信,號稱民營化,但不論怎麼政黨輪替,董事長一律照樣官派,可見背後另有「指揮系統」。而諸如台電、中油等國營事業,政府大剌剌指派親信人馬進駐,則更理所當然。酬庸文化當道,經營績效當然就要看政治顏色再論高下;正因為如此,兆豐案一爆發,馬上就有親綠人士扯上八年前已離職的周美青。政治掛帥,當然是「不守法文化」的助燃劑。就連一般民間上市公司,即使聘有專業經理人,也擺脫不了家族治理色彩;否則,最近沸沸揚揚的「中信辜家」經營權之爭從何而來?
如果上位者從董事會、總經理就是橡皮圖章,也難怪到了基層,銀行理專光憑一張嘴就能讓菜籃族買下連自己也不懂的衍生性金融商品;如此,一層一層不負責下去。可見,形式上所謂「分層負責」,實質上常常是敷衍了事,專業者未必依職權嚴格把關。愈是上層酬庸性高的企業,越可能在專業上表現鬆弛。
這次兆豐的問題,主要是紐約分行與巴拿馬分行有多筆可疑交易,將鉅款匯入已關閉的帳戶。根據美國的《反洗錢法》,這種情況可能涉及洗錢,銀行必須向主管機關申報異狀;然而,紐約分行卻未遵行,這顯示兆豐跟不上或無視當地的法令。更嚴重的是,在遭到調查後,兆豐銀行給美方的回復竟仍大剌剌地稱「毋須申報」,也因此,遭到紐約金服署的痛斥與重罰。
台灣企業因忽視國外法令而遭嚴懲的事例不少。例如,數年前美國對全球八大面板廠祭出《反托拉斯法》的大刀開鍘,台灣包括華映、奇美等大廠都中刀,除了遭到罰款,甚至有多名高階主管赴美坐牢,留下悲慘紀錄。當時,奇美前總經理何昭陽赴美坐牢前曾慨嘆,一輩子潛心技術和經營,心裡想的都是專利和智財權,誰知會栽在《反托拉斯法》?
然而,企業要進行跨國經營競爭,怎能推稱不知道法律紅線何在?癥結就在,台灣的政治文化一向以挑戰法制、超越法律為能事,行政上又因民粹當道而不時縱容人民在灰色地帶遊走,甚至鼓勵年輕人衝撞體制,然後在法律制度上鑿洞另開善門。在這種政治生態下,當然沒有辦法培養出守法、知法的公民,遑論與複雜嚴謹的國際法規接軌。僅以詐欺犯為例,台灣詐騙集團行遍天下,到處設置通訊機房犯案,以本國和他國善良公民為訛詐對象,已是惡名昭彰。然而,我們的立法和司法部門從不以此為恥,也無意重懲遏止,卻屢擒屢縱,甚至以此作為與對岸爭執生事的藉口。看到這種心態,人民怎麼會相信政府對法律是玩真的?
台灣民眾常指責司法不公,但社會從上到下並未建立鼓勵守法的習慣。蔡英文要推動司法改革,除了司法院長人事異動,如何革除「不守法文化」恐怕更是迫切,新政府尤其不可一再將踰法手段硬拗為改革。
【2016-08-24/聯合報/A2版/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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