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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2/14

「是 非 成 敗 轉 頭 空」

—懷念我與《中央日報》「結緣」的感言

朱 承 武
                                
《中央日報》巳停刊經年了。但迄今,當我見到或聽到《中央日報》四個字,依然讓我產生一份由衷的敬意,一種親切的懷念,一件難以忘懷的經歷。主要是因為我 與《中央日報》的關係,緣自於讀者而作者,而至很偶然的成為《中央日報》的員工, 並曾為她奉獻由衷的,竭智盡能的心力之故。
說起,我與《中央日報》的「結緣」,起始於讀者的關係,那是早在民國四十二年前,我服役軍中時,引用《中央日報》的《地圖周刊》,作為我對連上弟兄們「時事分析」的教材。其後五、六年,我為參加高、普考試,又以多讀「中副」,來增進我寫作的能力。我於四十四年普通考試及格,四十七年高等考試及格,對於趙廷俊、蔡正倫與孫如陵,兩刊主編先生們,甚為欽佩。又記得在民國五十二年,我到沖繩美國陸軍連絡學校受訓,某日,去他們基地的福利社購物,有位美麗店員(當地女孩)對我微笑(那時我還沒女朋友呢),我正尋思「何意」之際,她說,我手中所持報刊,其刊頭《中央日報》四個字好美(現在我巳知道,此四字乃集成自國父的墨寶),能不能將之送我呢?這一問,當然讓我有點「失望」,但由此對《中央日報》自然又增添了一份敬愛之意。

民國五十九年,我經行政院甄選,接受聯合國的學人(FELLOW)獎補金,去英國讀書。內子為我訂閱一份《中央日報》航空版,定期寄送給我,以解鄉愁。其時,我們里茲(LEEDS)大學,由台灣來的同學,除我而外,尚有李先任、李讚成夫婦、王德熙、盧元祥夫婦,以及王文潮等,其中二李是中山獎學金公費生,他們收到的《中央日報》可能也是公費。大家收到報紙後,有時放在口袋裡,先不去讀它,原因是,報紙經常不依時序送達,在後頁右上方,臥龍生所寫的武俠小說,讀起來, 就先後不連貫之故。時在一九七一年,當留美的同學,為釣魚台一事,在美鬧得如火如荼之際,李讚成與我提議,也要發起響應,李先任致電倫敦我駐英代表,表示要全英中國同學也來響應未果,只得由我們里茲的二李、二王、盧以及陪讀的王淑貞,趙嫣虹等人簽名,推我撰擬一文,請《中央日報》轉呈總統,表達擁護政府之意。此文竟刊於《中央日報》第一版。這也是我的「文章」第一次刊載於《中央日報》。其後,在我回國,未到中央日報社工作之前,《中央日報》的《中副》,《讀書人》,以及《貿易》雙週刊,都曾刊載有我的「文章」了,我由「讀者」就躍升為「作者」了!至今,猶為此不勝沾沾自喜呢。

關於,我能成為《中央日報》的員工一事,更讓我自巳,也感到是件非常特殊的經歷。時在民國六十六年九月,為了再出國進修,籌措學生活費用,而以服行公職巳逾二十五年,在行政院請准自退;也辦妥赴英(為進修)、美(為探親)兩種簽証後,奉家岳母之命,前去中央日報社,向曹公聖芬拜謝,為月前對先岳出殯時,曹公主持與先岳中央政校的同期校友們,一同參與公祭,諸多禮遇。拜見時,曹公見及我所奉贈的兩部拙著﹔《獎勵建議制度》與《現代管理科學》,就問我現在所任之工作,我答以將再出國進修,曹即「訓導」我說,年巳逾四十,應以工作為重(在此之前,我與曹公從未相識)。不意次日,有金伯作謨(亦係曹公同期同學,我在政院工作的前任上司)來電說,曹約我去他報社再行面談。原來,楚崧秋社長他調,由曹董事長兼任社長,他要整頓人事,振興社務,要我去他報社工作。經過一番懇切談話後,乃應允暫緩出國,來社工作,先助其建立「獎勵建議制度」,以振奮士氣,以發展營運後,再定我之去留。我從六十六年十月到社,於次(六十 七)年七月去職,僅僅十個月期間,就經歷了公共服務組組長(註一),並兼任嘉新水泥公司獎學金委員會總幹事﹔而印務部主任﹔而主任祕書,其升遷之速,猶如阿波羅火箭升空然!這能不說是非常非常的特殊際遇呢?

(註一)來社之初,人事室安排我的待遇是比照孫如陵,每月給予類似臨時雇用的津貼,而以「特約專門委員」名義在社工作。經檢討所知,孫在社是主筆身份主持《中副》編輯事宜。而且他領有國大代表的固定待遇。我巳從公自退,無職無業。如果,從此就不再出國進修,在社長久工作,並不適當,嗣即改以公共服務組組長實缺任用之。

更特別讓我興慰不巳的是,來社工作後,曹董對我不僅充分授權,甚至,凡是他認為有「問題的人或事」,也不論是屬於那一部門的人事,都要我去參與處理。由於建立了「獎勵建議制度」,激發起員工們,「人人在研究,事事求發展」的團隊精神;為「改革求變,除舊創新」的建議提案,就從各方源源而來。為此,中央日報社營運曾就此轉虧為盈。但也由於在一片向陳規挑戰,發掘問題,解決問題行動中,以致在人事上,竟也發生了從未有的「大地震」(國際版編撰鄭佩芬為此事,來我的辦公室,對我所說的形容詞)。此事緣於曹兼社長,知悉經理部廣告組等部門營運不當,財務不清,乃約集副社長等幾位相關主管,並命我請來報社的陳法律顧問一同與會,閉門研議後,一夜之間,曹就將隨他服務有年的總經理易家馭,降調至董事會任祕書(嗣即調回時在美國舊金山《少年晨報》的趙廷俊,接任易的總經理職位)﹔撤換廣告組組長﹔開除廣告組某一職員,以及其他人員職務的調整。當然,某些人就可能因此感到「失落」了。對於這番「非凡的經歷」,在巳是心安理得,但在他人心目中,這「是非成敗」,究作何定論呢?

月前,我們紐約「好友會」餐會,新聞界資深先進龔老選舞告知,他在《中央日報》的要好同事趙廷俊所著《生長兵間老太平》一書中,有一段文字,述說及當年我在《中央日報》的二、三事,真讓我驚喜。因為,事隔將近三十年之久,對我這名不經傳的小人物的些許經歷,竟能由《中央日報》資深的,且與我有一段「不平凡」工作關係的新聞先進,在其傳記中著墨論述,能不為之幸喜?乃請龔老將之借予一閱。在該《生》文《與新社長理念不諧》一節中,第126頁,趙是這樣論述的:「還有一件人事上特別狀況,吳經人推介聘朱承武作主任秘書,此人似乎看過一般業務管理的書,頻頻提出不合報業情況的建議,徒增困擾,無法推行。三個月後在各單位抱怨聲中,他改任印務部主任,可能想施展其管理抱負,但報文工會後,只核代理,他便憤而辭職離去」等語。拜讀之餘,頗感其語焉不夠翔實,應予補正﹔論述近乎混淆,必須解說:也用為我與《中央日報》追述往事,細數舊緣。

其一,迄今,對於「何人」推介我給新上任的吳社長,聘作主任祕書?仍然驚異不解。因為,主任祕書通常是由主管的親信擔任的。我與吳不僅從未相識,而且,在他社長交接典禮時表示,他首先要整頓的, 就是我接任僅月餘的印務部。真讓我有點忐忑不安。不過那時,我認為吳社長所以要我來作主祕,其因可能有二;

(一)一份內容詳實的《印務部五年發展計劃》如期提出。此係吳接任社長不及一週,就按其所言,要我去他辦公室當面指示;為因應可能發生的戰時情況(例如,現在所用的高斯(GOSS)都市型彩印機,要改為可遷至山地運作的鄉鎮型);也為要蓋大樓,發展社務,推廣發行(例如報刊的印發就要相對地增加等等),要求我在一週之內,提出印務部五年發展計劃。當時我曾請予時日寬限。吳就正色地回說,以現在電訊之便利,與美英各地,可隨時通話洽商,時日何需延長。我並無印務經驗,且甫行調印務部任職,對於這項計劃,要求在短短一週內撰就,真讓我緊張不巳。所幸我從公有年,受過管理方面的教育,尤其是在政院工作,常拿筆桿,做些研究工作,對於寫計畫自認尚可「應付」。即便如此,也讓我整整一個星期留宿在印務部辦公室,分秒必爭地去查閱資料,去求教方家,去與我印務部主要員工,一一分別面談,徵求他們的建議或意見,然後彙整研究。如此,竟在一週之內就將該計劃草成,依限提出,在社務會議中報告。當時承副總編輯兼採訪組主任朱宗軻,在我座旁悄俏對我說,他在社工作十年也不能寫出如此詳實的計劃。這當然是溢美之辭。但我深信,吳從這一計劃看來,很有可能對我有一番認識的。

(二)吳曾滿意我校印他的著作。吳就任社長係從薩爾瓦多大使任所,調任回國的。他到社不久,就常去各方演講,並將他的講稿,要我為他編印成廿四開的小冊子,以便分送有關方面人員。我不僅按時印就,並就講稿內容,為他提供一些讓他也認為重要且合意的意見。這也很有可能是他將我從印務部,調作主任祕書的原因之一吧?不然,如果真有人向吳推介的話,此人必是潘副社長煥昆。其因乃是,我在《中央日報》工作期間,潘對我推展的工作,無不極力促成,對我應對的人事,莫不掬誠相待。我來美後,他升任社長,對我依然至為關注(註二)。以後,他轉任中央社社長,而新聞評議會主委,甚至他健康巳不良時,仍寫長長的信,與我互通音問。所憾者,是我接奉他的「訃聞」,並未能回台弔唁!但至今,我對這位長者,時在感念;他是永遠活在我心中的。

(註二)例如,在民國六十九年二月廿五日,為紐約大學校友,陳學同舞踏團赴台公演,我寄《溝通文化,止於至善》介紹文給潘,他不僅在次(三)月四日,予以刊出,並郵付稿費給我。又由經理部專門委員調至國際版的張體炎函知,將寄我六個月的《中央日報》。更讓我感念的是,他得知我同鄉同學至親友人,張政詩君為我來社買幾份刊載拙文的報紙,潘即命付年度紅利(大約是兩萬元))給我。這份情意,真令我分外為之感念不巳。

其二,趙對我的認知,及其所作的論述可說是「失之翔實」「多所誤解」。此點,可從下例數項要點梗述之:

(一)在「管理」方面,我不僅僅是「看」過一些書,也曾修讀過這方面的學位;發表有專門著作;曾應邀出席或演講或研討過這方面的問題與實務(註三);也曾在院校兼授「管理」的課程(大學部授《行政學》,研究部授《現代管理科學》等等)。而且,趙與我同在報社工作,可說是常日「 低頭不見抬頭見」,何以評論我僅說「此人似乎看過一般業務管理的書」而巳:何以對我如此「陌生」呢?

(註三)可見於民國六十二年九月三十日《台肥月刊》《建議制度》朱承武講詞﹔民國六十五年四月二十六日《經濟日報》《台灣企業經營現代化之途徑》朱承武論述﹔以及民國六十五年十二月廿一日經濟部,孫部長,經(六五)人34 821函(聘請傅宗懋、朱承武擔任意見溝通及領導研討會講座)等等。

(二)我讀趙主編的《地圖周刊》,對他豐富的文史學養,及其流暢的文筆,早就心儀的了。但他對我論述的文句中,竟提出「一般業務管理」似乎「相輕」的名詞!如果真是他,欲以此來對我個人的學能,加以貶謫的話,或許可以。但如他對「管理」的認識就是如此,這就顯示他在這方面的學養是不夠的了。(註四)

(註四)簡言之,「管理」不是指個人的學識才能(例如,他長於編編寫寫;我曾作書立說,這些都不是「管理」行為)。「管理」乃是「領導他人以達成既定目標的一種過程」。它固然是一種可傳授的學問,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種「功能」的表現、。正如費堯所說,它的「基本功能」有五;規劃、組織、領導激勵、溝通協調,以及管制考核的,非現場的工作。這些功能是普遍性的。在軍事單位也好,行政部門也好,工商企業也好(當然包括新聞事業,媒傳機構);也不論他們,各別單位的業務性質有何不同,所欲努力實現的目標為何(例如為打勝仗、為施行仁政,為賺錢,或為宣傳使命的達成),他們都必須要做好上述五種管理的「基本功能」才行。在管理方面,何從說個或分個「一般業務管理」呢?

(三)再則,趙說我「頻頻提出不合報業情況的建議,徒增困擾,無法推行」等等,這更是有違事實。因為,主任祕書祗是相當於「幕僚長」,他是沒有「頻頻提出」建議,且決定將之付諸實施的權責。(註五)更不能說是每一項建議案,都是無法推行」的。(註六)

(註五)或許是因為我(在趙由美調回報社之前)建立起「獎勵建議制度」,由我處理來自各方源源而來的「建議案」,因而讓他有如此誤認的吧?

(註六)建議制度委員會主任委員是潘副,委員多係有關各單位的主管,我祇是執行祕書而巳。按制度辦法,任何建議案提出,都要先送請與此業務有關的主管委員去審查的。而且,要不要將之付諸實施,尚須提到委員會討論決定的。所以,決不能說所有提出的建議案都是「徒增困擾,無法推行」的。

例如,採訪組副組長胡有瑞所提出的建議案,要將《中央日報》刊頭四字予以縮小,在其下以至報面的中線,留有三批的空間,可以用作刊載價值最高的廣告之用。這項建議案經審議,決定採行後,僅僅有這一個廣告,每天就能為報社賺進兩、三千元。胡不僅得到百分之十的獎金,以後,可能是因此才被提升為廣告組組長的呢。 

其三,如果我確係與趙「結了怨」,那也是並非是出自我本意的「無奈」也。

首言,可能讓趙產生「反感」或「「遷怒」於我的原因,或許有二﹔

(一)我校閱趙呈遞給社長之文稿,不僅修飾其文辭,並在趙名之上簽我主任祕書之名(註七)。這或許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話,但「甚合情理」的。此因,趙由美調回接任總經理時,我尚任經理部公共服務組組長,當是趙的屬下。待我接印務部主任後,我與他的職位平等了。再後來我調作主任祕書,其職位也是平等的,但各部室呈送社長批示的公文,都是經由我主任祕書先行校閱的。我簽名就在他總經理名字之上,並且修飾他的文稿,怎不讓他產生「反感」呢?

(註七)中央日報社簽呈文稿用紙,不同於行政院僅用的空白的十行紙,而是印好的制式稿紙,其上「批示」一欄,依次印明﹔社長,副社長,主任祕書,其下承辦人各欄。經理部的簽呈文稿,趙名就簽在「主任祕書」之下,「承辦人」一欄內的擬稿人之上。後來聽說,前任主任祕書名字係避簽在欄外的。果如此,那自然會讓趙「難予忍受」的。

(二)我於社務會議中,有時為提供即時所需資料,而從傍用紙條遞給主持會議的吳社長。想到從吳接任社長後,正如趙在其《生》文中所言,他《與新社長理念不諧》。 在社務會議中,每每見趙似乎情緒反常地,提出困難問題。有次,他起立含淚發言,請辭總經理(註八)。在這種情境下,我遞紙條給吳,會不會讓趙可能因此懷疑我的「不當」,而心生「怨尤」的呢?

(註八)詳情可見於趙《生》文第十二章,第123至128等頁。

次言,我招致「各單位抱怨」等等情形,是有可能,但實情並非如趙所言。但至少是出於「無奈」的。因為,在管理方面,任何變革或創新,都會影響及有關人員,現有的權責與既得的利益:而發生「幾人歡樂幾人悲」的結果。例如上述的人事「大地震」一案就是最好的說明。此外,尚有為防止倒「蔣」案再行發生,而讓印務部不少員工「抱怨」反彈(註九)﹔命印務部排版技工,去編輯部「催稿案」,又招致編輯部的「抱怨」(註十)﹔特別是,「阻擋財路」一案,招致經理部以及相關人員極其「抱怨」,也令我因而調職以至去職(註十一)。但這些皆出於不可避免的「無奈」情事也。

(註九)「倒蔣案」。此案發生在我接任印務部主任後僅僅數日。那天上午調查局派員來社,調查當日在《中央日報》上,有將行政院蔣院長經國先生的「蔣」字倒排了。那時,各界正交相進言,擁護蔣經國競選總統。現在黨國的《中央日報》上,竟有「倒蔣」字樣,這是多麼的嚴重?!依據我的研判,應是負責將巳打好大樣的鉛版,再行檢查送印之某技工,但前易總經理(他可能是社中的安全負責人)向調查人員表示,該技工係易從《掃蕩報》帶來的,易願以個人性命擔保他不會涉嫌。而我到印務部只有短短數日,調查人員對我並未查問一言半語。此案也就不了了之。這些檢查鉛版大樣的技工,每人都有一把小捏子,非常靈便地用它來移動調整鉛版上的鉛字。為了防範再次發生類似案情,乃召集從檢字排版後,到校樣送印前的各生產線上的技工,對他們宣布,採取「連坐法」,要求他們「彼此監視,相互負責」。不意他們竟哄然大嘩,強力反彈。似乎一片「抱怨」之氣,多日難消!

(註十)「催稿案」。 我命印務部技工們,及時去編輯部催要大樣的稿子,而惹得眾多編輯先生們,抱怨難受﹔使得薛心鎔總編輯,紆尊下樓,到我的辦公室親切相告說,《中央日報》有史以來, 從來沒有一個印務部技工到編輯部催要稿子的。並與我商量如何來避免此事再行發生,以免引起大家的「抱怨」。這真是無可奈何之事也。這因為印務部如不能在午夜二點以前開機印報,就不能將報紙印好,及時送上由台北開往高雄的第一班火車  ,以便分送到南部各地,能按時發送到訂報的客戶。 據我員工相告,以往處理不能及時印好報紙,送上第一班火車的問題,多是由我們與台北火車站站長相識的,發報課蔡課長,去懇請站長(以誤點方式)延遲開車。甚至悄悄地去車站,將車箱的「詹天佑」分開,用來延緩開出的,這種「不擇手段」的事,也曾做過。長時如此,怎能行呢?又暸解到,為甚麼印務部不能在午夜二點以前開機印報,主要是編輯先生們將所編的稿子遲遲送到印務部排版技工之故。當然,編輯先生們其所以遲送,也可能是記者們的稿子遲遲送到之故。但大多數遲送之因,是由於有些編輯先生們,將巳經排好的稿子拿回去,一再增刪修改,這就延遲過了截稿時間。所以我就規定排版的技工,對於在午夜一點以後,如有編輯先生才將稿子送來,就在其稿子上註明,幾點幾分收到的的時間。並且,由我與我印務部的專門委員及組長,組成一個小組,每到午夜一點,就循排版的工作流程,亦即追隨校大樣的鉛版從旁觀察,如見到在午夜一點半以後,還有未送來的稿子,就命負責的技工,去編輯部向主編的編輯先生要這稿子。這樣做,讓我印務部的員工,似乎「揚眉吐氣」地在努力工作了。但相反的,這就讓編輯先生們「緊張」,「反感」,而惹來他們一片「抱怨」之聲。這豈不是無可奈何之事?

 (註十一)「阻擋財路」案。這真是一件讓很多人非常地「抱怨」,讓我自巳迄今也仍為之「抱撼」。因為此案,其結果,事未查明,我就此離社了。說來,此事應緣自於前述,為人事「大地震」舉行的祕密會議之後,陳法律顧問曾又私下表示說,中央日報社在稅務方面,可能仍有一件需要查明並予處理,是否合乎法規的是,員工們所收到的稿費獎金,廣告佣金,以及其他因工作的收入,是否悉數報入了個人「所得稅」。那時,我在公共服務組,對此事無從暸解,自不便將此點報請社長查明處理。及至吳調我作主任祕書,吳社長將他的印章交我,讓我為他核閱各種會計與財務報表。這樣,我由此發現,有一些稿費獎金,廣告佣金等等收支,其來源與去處,從報表上不易明白。聯想到陳法律顧問有關的一席話,於是,我就等待承辦單位,如不與我說明,就不蓋社長的印章,予以結案。在相持將近一個月期間,經理部廣告,稽核等等單位,工作幾幾乎「停擺」了。有稽收組長斯普理前來向我懇求,請我先行蓋章,以後再報詳情, 我不為所動(註十二)。為解決這一僵局,同時,因我調離印務部主任一職任後,係由趙總經理來兼任,但他無暇兼顧,印務部「問題」不斷。有些員工說,我曾讓他們「揚眉吐氣」地工作一事,而希望我能再回印部。於是,潘副就出面對我說,他巳與社長研議過,讓我回印務部(不再代理,可以自主地,再去院校兼課)。後因文工會核復,印務部主任一職,仍由我暫代,待
我有了年度考績後(我來社未及一年,尚無考績),即予真除。我考慮及其他重要問題,未同意回印務部,乃辭職離社出國進修去了!

(註十二)   後來有人對我說,查明此事,牽涉很廣,斯是無法查明回報的。事實說明果真如此。讓我也瞭解到,追查財務內情,這無異是「擋人財路」,「觸怒眾犯」也。現在想想,我何必如此「愚不可及」的呢!?

其四,印務部的任命與去職的祕辛

最後,談到趙論述我,「他改任印務部主任,可能想施展其管理抱負,但在報文工會後,只核准代理,他便憤而辭職離去」等語。在此,至少可就下例兩點敘明,用來能澄清他具有近乎混淆視聽的論述。此即﹔我兩次調任印務部,皆非我自願的。

記得到社工作僅僅兩個多月,某日,曹董在電梯中見到我,立刻要我跟隨,去他辦公室。一坐下就說,你衣著不要太正式,我要你去接管印務部後,更要如此。這真是讓我大出意外的話。當時,我也回說,衣著打領帶,是在政院工作時,習慣如此,可改。但印務部不能去,因我對印務亳無所知。曹董說,「這不是要你去檢字排版,而是去領導員工,只要和善地,好好地對待他們就行了」。當我回說,要上夜班,必須和內人商量後才能回報。曹董似乎「嘲諷」地說,「這不像個男子漢說的話。去印務部,就這麼定了」。

那時,副總編朱宗軻風聞及我調印務部,就來我辦公室說我,從員工只有四、五人的,最小的單位,一下調到中央日報社,員工有兩百人以上,全社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資產放在那兒的,最大的單位。真要得。是如此,但在印務部工作,會面對頭痛的事,麻煩的事他沒對我說個「一言半語」。

首先要訴說的是,在印務部上夜班,真苦。這由於我是新任又是「生手」,不能學老主管可遲到早退。每天,下午十時要到,早夜四點(報紙印好了)才回家。第二日上午十時到社,出席社務會議,或處理公務,到下午二時回家就寢。如此周而復始。最初,不僅我生活連神魂似乎也為之顛倒了。但出乎意料之外的是,一兩個月之後,我竟發胖些了。原因可能是,生活「規律」,午夜吃碗麵也。

談到印務部的問題,可以兩句話來形容﹔「設備新舊並立,人員老少相處」。那時,各別與《中央日報》爭奪第一的(互比發行數量誰最多的)《聯合》與《中時》兩大報紙,仍在祇是套紅黑白的時代,《中央日報》巳是用五彩繽紛的製版印刷了。製印組組長丁履春,係政大新聞學系畢業的韓國僑生。年輕,很有幹勁。他的組員也多屬新進的青年人。另一排鑄組雖是設備老舊的鉛印,但從組長以下的工作人員,則是年長資深,技藝精湛的人員。趕印南下的早報,我可看到他們在輕輕快快地工作,操作機器熟練之至。但衍生的問題也就出在這裡。此即「設施如何統一化,員工如何年輕化」。關於此點,現在我記憶猶新的仍有如下二、三事:編印電腦化的難題。( 註十三)﹔人員年輕化的無奈(註十四)﹔我為改進現況的些許建議(註十五)。此外,尚有突發事件例如前述的「倒蔣案」,「催稿案」等等,你能不為之「提心吊膽」?而特別要考慮的因素,讓我感到不可再回印務部的是,在「新怨舊恨」情勢下,我在管理方面的「權威光環」巳經消失了。我怎會如趙所說,再「想到印務部施其管理抱負」呢。事實上,計畫將我調回印務部的,乃是吳社長與潘副所商定的。

(註十三)設備統一化。不僅是要改鉛印為彩印,而且編輯製版也要電腦化。自我到印務部以後,丁履春就主動建議,且一 直和我研究這個問題。其結論要為﹔1,經費籌措不易﹔2,人才培訓的方案難定,訓練在職的年長員工,或是招考年輕的員工,各有其利弊難易。3,對編輯部的編輯風格,也是一項「挑戰」。例如由孫如陵主編的《中副》,除了以內容見長,其在版面上,劃一線條,插一幅圖,都要求其美觀的。用電腦編排,每篇文章都是方方塊塊的,看起來「獃獃板板」的,編輯先生們能高高興興地接受嗎?(現我在此所看到的《世界日報》,從編輯印製,甚至文稿傳送,都巳經電腦化有年了。我想工作效率必定較前大大地提高了。有時我曾想,《世界日報》究竟投入多少的智力、精力,財力、物力,經過好多時日,才能做到這一地步的呢?)

(註十四)人員年輕化的無奈。在印務部,除了印製組而外,技工,尤其是領班以上的員工,他們資歷在十年、廿年、甚至在卅年以上者,比比皆是。而且,他們的職務也很少能有調整的。要因是,他們多是投誠抒忠地「以社作家」,且自身多無其他專長,人事管道怎不為之堵塞呢?至今,我仍記得,我到印部不久,某日夜班,有父子倆員工前來對我說,《聯合報》要在紐約開辦《世界日報》,要他兒子到紐約《世界日報》那裡工作去(挖角也),問我可不可以去?去,好不好?我看他兒子年輕,健壯,也很有「志 氣」的樣子,立刻回答,機會難得,「可去」。年輕人到外面去奮鬥,「很好」。( 我沒記下這位年輕人的姓名,不知他是否真的到《世界日報》了?)

(註十五)我認為,對於《中央日報》來說,這許多的資深年長的員工,在人事上,固然是一包袱,但也是一份最大且是值得珍惜的資產。所以,在中央日報社五十年社慶籌備會中,主持會議的潘副問我有何提議,我就建議,員工在社工作,卅年以上者,發給金質獎章﹔廾年以上者,發給銀質獎章﹔滿十年的也發獎狀一張。又在我所擬的《印務部五年發展計劃》中,在人事管理方面,籲請建立制度,亦即對於年長、資深,職務上無從升遷者,給予「年資加給」,福利方面也多予關注等等安撫與激勵的政策或措施。

我辭職離社的祕辛

我未按潘副所議,再回印務部,並非基於文工會核復我的職務仍是「代理」之因。這因為實授是涉及升等的,須有年度考績,這是可以理解的。我更不是如趙所說是「憤而辭職離去」的。我辭主祕離去,其主要原因或是「祕辛」至少有三:一,吳社交辦的「報社改組案」實在難辦(註十六);二,有關吳社長親啟文函,他另設專人處理,影響及我主任祕書對全盤社務的瞭解﹔而最主要的原因是為﹔三,如不趁此時離職出國,就失去此生僅有的,再出國進修的機會了(註十七)。

(註十六)吳社長俊才對中央日報社的改革與創新,有很大的抱負與期望。而且是大刀闊斧地,劍及履及地去實踐。例如,要蓋大樓,到處籌措五億經費﹔要求黨部小組都訂一份《中央日報》,而向各方請託支持﹔為每星期要刊載五種專欄,而分別敦聘專家學者主編(記憶所及是﹔「主義,文史, 財經,健康與生活」五種)。至於規定員工上班掛職員証,以加強安全措施﹔員工薪資委請台灣銀行直接發放等等,行政改革事項,一就職後實行了。而責成我主任祕書去辦的是,「中央日報社的組織(系統)改組」案。這責任不僅重大,而且我實在無法去辦理的是,吳要求將現制所有的「行政室」與「業務管制發展室」改設於我主任祕書之下。當時,我真不知所措。

其因是,這兩位一級單位的主管,都是在社很資深的新聞從業先進(自應是我的前輩),與曹董也都有很深厚的關係。當然,曹董用人是任才器使,是不講情面的(在人事「大地震」一案中,曹董降調跟隨他時逾三十多年的易總,就是實例)。我如依吳社之意去改組,可以不必計慮及此,但總是感到這改組案,由我來辦,有點不太「適當」。再就各種組織系統來說,將這兩個一級單位改隸於主任祕書之下,尚未見及(假如我是祕書處的祕書長,或許可以)。更何況,這兩位資深的一級主管,並無何「錯失」。我怎好辦?怎能辦呢?

(註十七)關於再出國進修一事,我由英來美考察期間,一切簽證手續皆巳批准,嗣因局勢丕變,行政院蔣祕書長彥士來美開會時,電召我先行回國,以後將再以公費保送出國進修(前人事行政局李處長廣訓﹔及國際合作處江組長雲釣等先生知悉此事)。甚至我留英同學會杭公立武及葉公公超,都曾為我爭取獎學金,但均未有結果。個人乃以自退,籌措學生活費,也辦妥出國手續,不意來《中央日報》,出國巳延遲了十個月。當時最迫切的問題是,我如不在年內出國,就需要向外交部再行申請延期加簽等等,不僅麻煩(赴英進修要教育部批准,去美探親須衛生署同意),而且,辦妥的可能性很難定的(例如,向外交部申請赴美探親,等待多日未見批復,乃親去領事事務處請求查明,如果該主管不是我留英同學會相識的學長,承其指示加速簽辦,恐怕還不能及時獲准呢。)情勢如此迫切,想我巳年逾四十,且從公自退,我怎能為去印務部,而再稍作停留,失去此生再行出國進修的機會呢?
                                    
「是非成敗轉頭空」

羅貫中有詩云:「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是非成敗轉頭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想我離開《中央日報》,三十年倏忽而逝!我所敬重的,懷念的曹、金、潘﹔蔣、杭、葉等等長輩,並未因如流的歲月,而讓我淡忘他們的音容,但他們均巳先後隨風飄然而去!《中央日報》在台北,營運由盛而衰,雖一再改革求變,堅忍圖存,亦難免於被迫停刊的命運!既往,我與《中央日報》的諸般是是非非,恩恩怨怨的人事,設如無趙的立傳,論述及個人,我也不至於如此這般地細數「舊緣」,企求箇生後「清名」。再想想當年個人為再出國進修,先後倉倉促促,辭職去國,而今,巳是坐七望八的老翁,來日無多,多個學位又有何用?真是所謂,人生幾何,盛衰無憑,一切「是非成敗轉頭空」也!

 跋——《中央日報》又復刊了!

《中央日報》為中國國民黨所創立,其間雖曾改制為「股份有限公司」,除經費自給外,仍受黨中央管理,故其定位自應有別於民營報業,為「機關報」。其言論方針,從「宣揚孫文主義,為總理吐口氣」(黨國元老吳敬恆《祝詞》期勉之語)﹔而「闡明黨義,宣揚國策」,以「鞏固黨基,維護國本」為其使命。在其報運顛沛流連,命運坎坷之際,仍然秉持不懈,克盡其分。

回顧《中央日報》於民國十七年二月一日在上海創刊﹔十八年二月一日遷至南京出版﹔廿六年十二月十三日首都淪陷而停刊,西遷長沙,於廿七年三月復刊﹔廿七年九月長沙改為分版在重慶復刊,各地《中央日報》 相繼設立﹔中國對日八年抗戰勝利後,於三四年九月十日自重慶返都復刊。(其時,國民黨中央直屬報系計有廿二家報紙,《中央日報》占有十三個社)。民國三十七年冬,大陸局勢惡化,南京《中央日報》社長馬星野,「冒著不可避免的誹謗與譏諷」,推動籌設台北版,於三十八年三月十二在台北正式發刊。迄至民國九十四年五月三十日,由國民黨中常會,以持續虧損,黨部無法負擔為因,決定停刊。(其實係因國民黨失去政權,黨外惡勢力,以無所不用其極的手段,加以摧殘而然的)。其間經過八十年三個月。可以說,《中央日報》莫不是緊隨黨國的命運,而停停刊刊,興興衰衰的,予人有似「山河破碎風拋絮,身世飄搖雨打萍」的感受,而系以無限的感慨!不過,我堅信,很多人雖為之傷感萬分,但更對之懷念不巳,如拙文中所提及的往日同事﹔或是未提及的《中央日報》的退休先進,既往從業人員﹔以及千千萬萬的,《中央日報》的讀者、作者們,依然對《中央日報》寄以一份由衷的、誠摯的期望:國民黨收復政權,國運能剝極而反——《中央日報》又復刊了!
    
朱  承  武    二00七年十一月廿五日    于紐約市      
                                               
CHEN WU CHU,     WOODHAVEN, NEW Y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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