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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6/28

用生命來等待你的小說:黃春明與癌末病友官義福的願望


圖引自udn,記者廖雅欣/攝影

今天注意到一篇聯合報的新聞,看完之後非常感動,又用google搜尋了一下相 關報導,「總算」得出了應該算「最」完整的原貌,來源整理如下:
黃 春明見癌末粉絲:等我新作(聯合) 
見 癌末粉絲 黃春明允再寫書(自由) 
會 癌末書友 黃春明分享笑與淚(中時)

這個真實故事是這樣的…

官義福是一個識字不多國小畢業的黑手,當兵時一個 「老芋仔」教他念書,他特別喜歡聯合報上的黃春明小說連載,每日剪報、最後輯成冊,由於他們都是羅東同鄉,官義福還曾按書索驥,照著黃春明描寫的羅東街景 與小吃,來個文學之旅。

一個月前官義福身體不適就醫,被診斷出食道癌末期,腫瘤很大,進食、呼吸困難,目前於羅東聖母醫院安寧病房。安寧病房主任鍾昌宏、醫師簡再興問他有什麼心 願,他說「想見黃春明老師」,聯繫上黃春明後,黃春明去見了他。

見到了黃春明,官義福滿是高興,充滿笑聲,他說「黃春明作品反映市井小民心聲,讓人從心裡感動起,他經常邊看邊掉淚,淚乾了,又覺會心一笑。」、「最喜歡 黃春明的《魚》及《青番公的故事》,每次看都會「眼淚流出來」,細細回想卻又會心一笑,他對小說主角身世瞭若指掌。」。黃春明則很感動,兩人雙手交握流淚 說「你是最勇敢的人,也提醒我要繼續重拾小說之筆。」

官義福問:「請問黃老師,書裡賣素餅的店家在哪裡?」,黃春明書中寫下羅東市場的好吃素餅,官義福卻找不到。黃說:「會代走一趟,看看還有沒有賣,如果沒 賣了,會自己動手做,帶給他嘗嘗看。」

官義福說『妻子無怨無悔照顧他,加上女兒為了他的病情,原本八月要出嫁,現在提早到六月二十九日,他還想到台北去「坐大位」,一定要戰勝病魔。』,黃春明 表示,近幾年都在做推廣文學,幾乎都沒有寫小說了,「這是對一個作家最大的鼓勵,比大學教授的推薦,更覺得榮耀!」『官義福就像他筆下人物,就算歷經艱 難,依舊對生命保有濃厚的愛,「這才是生命的真諦」。』




以上是從三家報紙整理出來的,各有引用就不詳列了,沒想到一位作家的停筆竟然引起這樣多人的不捨,在我前面介紹
「電視與課本不教的台語:黃春明如是說」的司法院 公開演講中,就有讀者問他「龍眼的季節」何時要出,黃春明笑說「等待龍眼的季節」,而官義福用生命來等待他。

這也讓我想起了另一個故事:胡適與袁瓞。

胡適在當中央研究院院長的時候,有位賣芝麻餅的小販袁瓞寫信給他,袁瓞喜歡與人討論英美的政治制度,到底哪個更好?研究不明白之下寫信給胡,胡適高興之餘 回信:


袁瓞先生: 
  謝謝你10月23日的長信。 
  我細讀了你的信,很誠懇地感謝你在辛苦做餅、烤餅、賣餅的生活之中,寫這一兩千字的長信,把“積在心中多年的話,一直沒有向旁人提起過”的話寫出來寄 給我。 
  你提出的問題太大,我很慚愧,我不能給你一個可以使我自己認為滿意的解答。我只能說,你說的英國制度和美國制度其實沒有什麼大分別。你 信上敘述的那個“杜魯門沒有帶走一個人”的故事,也正和丘吉爾在1945年離開唐寧街10號時沒有帶走一個人,是一樣的。 
  我還可以說,我們這個國家裏,有一個賣餅的,每天背著鉛皮桶在街上叫賣芝麻餅的人,風雨無阻,烈日更不放在心上,但他還肯忙裏偷閒,關 心國家大計,關心英美的政治制度,盼望國家能走上長治久安之路——單只這一件奇事,已夠使我樂觀,使我高興了。 
  如有我可以幫你小忙的事,如贈送你找不著的書之類,我一定很願意做。 
  祝你安好。 
  胡適。四八,十,廿五夜 


之後關於胡適如何與袁瓞忘年之交的故事很多,我不詳述,黃春明說「這是對一個作家最大的鼓勵,比大學教授的推薦,更覺得榮耀!」,也有胡適與袁瓞的知交情 誼。

我又找到一篇
「文學路迢迢——黃春明談他的寫作歷程」,作 為本文的結束:

一九五一年,臺灣政治局勢緊張,對思想的控制非常嚴酷。我初中二年級,級任導師 兼國文老師,叫做王賢春,才二十六歲。當時的學生,分成兩群,本省人和剛從大陸移居來的外省人。外省學生講國語,帶著大陸各地方言的腔調,但比臺灣學生流 利得多;書法也寫得比較好,臺灣學生則是寫小楷像中楷。那時候的毛筆很差,稍微寫一寫就開叉,開叉了只好在硯臺上梳理成尖尖的再寫,寫幾個字要梳理幾次, 麻煩得不得了,最後乾脆就把開叉的筆尖放在嘴巴舔再寫,又開了,再舔一舔。一堂作文課下來,每一個學生,都擦了黑口紅似的。外省學生的作文也比較流暢。這 是因為作文用白話寫,白話文接近口語的語言,口語不好,作文自然也差。當時,羅東有一個專做軍人制服的聯勤單位,只搬來了工場機器,還沒有發配宿舍,眷屬 就租老百姓的房子住,也租我家的房子,因而我有機會和幾個外省同學常在一起,國語可能還是不好,不過比其他的本省同學流利些,作文自然也流暢些。不過,臺 灣學生作文要寫流利,當時可能真的是不容易。班上有一位叫阿輝的同學,作文題目是「我的家庭」,他覺得「的」這個字很有用,他說我的家庭有爸爸的媽媽的哥 哥的弟弟的,的的的……一堆。老師說,你才寫一、二百個字的作文,怎麼會有四十幾個的,「的」太多了。作文一發下來,馬上為他掙到一個外號:「阿的」。我 們開同學會,他帶了個孫子來,「你爺爺外號叫什麼?」他答不知道。「叫做『阿的』。」大家還記得取笑。
有一次,王老師給我們一個作文題目:「秋天 的農家」。農家,我很明白的,就老實不俗氣地從打穀機收割的轟隆聲寫起。老師發還作文本的時候說:「春明,你如果要作文好的話,絕對不能抄。」我真冤枉!

我 說:「老師,我沒有抄。」「你真的沒有抄?」老師狐疑了一下,評分還是寫了個甲下。根據老師說,如果寫得很好的話,一般是乙上而已。我拿到作文本,沒走, 還是站在那裡,她說:「你可以走了。」「老師,你心裡一定覺得我是抄的,我真的沒有。」她說:「我知道了。」「老師,你還是讓我寫一篇好了。」老師說: 「好呀!如果你喜歡寫你就寫呀。老師幫你看。」我又站在那裡。她繼續發她的作文本:「又怎樣了?」我說:「老師,你不給我一個題目,我如果寫了,你又會覺 得我是抄的。」「好啦。你要一個題目嗎?就寫『我的母親』好了。」我又悶下來說:「老師,我的母親死了。」老師很關心地說:「媽媽什麼時候過世的?」「我 八歲的那年吧!」「你對她還有沒有印象?」我楞了一下:「有點模糊。」「好,還是有印象,就把那點模糊的印象寫出來好不好?」我不能再討價還價了,但是我 回來想,要怎麼寫模糊?真的,媽媽很模糊耶!已經被老師逼到這個地步,再不交稿子的話,我的作文就是偷抄的。如果寫壞的話,也還是會被懷疑是抄的。死愛面 子的我,整個晚上想個不停,終於把作文寫出來。
我隔天就把作文本交給老師。老師也隔天就改好我的作文。那一天天氣很冷,出太陽,有點像聖塔芭芭拉 的天氣,「各位同學,到外面曬曬太陽呀!春明,你過來。」老師坐在桌子上,作文本已經打開了,我走過去,遠遠就看到作文本上面密密麻麻的紅點。硃筆在作文 上有兩個意義,一個就是「唉,這個不行、不行」;另一則是,「嗯,這裡不錯、那裡也不錯」。我沒有把握。來到了老師面前,她抬起頭來,眼眶有點淚光,說: 「你這一篇寫得很有感情。」我記得這篇作文大概是這樣的:八歲時,媽媽就過世了,除了我之外以下還有四個弟妹。奶奶照顧我們,就好像挑了一個很大的重擔, 我們的生活就隨著她動盪。年紀小的弟妹,在媽媽剛過世那一陣子,每天都哭著要媽媽,我奶奶被哭煩了,說:「你媽媽已經到天上做神了,我哪有媽媽可以給 你!」我雖然不像弟妹那樣,哭著要找媽媽,但是我也會想起她。每次我一想起她的時候,奶奶跟弟妹說的話:「你媽媽已經到天上做神了,我哪有媽媽可以給 你!」,這樣的話就在我耳邊響起。特別是晚上,我坐在窗邊,抬頭往窗外看,有時候看到星星,有時候看到烏雲,就從來沒有看過我媽媽。

老師 說:「你的作文不錯喔!要作文作好的話,還要閱讀。」她給我看兩本書,是安東.契可夫(Anton Chekhov, 1893-1939)和沈從文(1902-1988)的短篇小說集,上海啟明書局出版的,書的紙張很粗糙,尖尖的書角都被磨圓了,應該是傳閱率高,常常被 翻動的緣故。

一提到我寫作的啟蒙老師,我心裡就難過。有一天,我們在上課,窗戶外頭出現穿中山裝的一群人,校長帶著其中一個領頭的進了教 室。「王老師,我們有話要跟你談一談,請你到校長室來。」「好,等一下下課我就去。」另外一個說:「不行,你現在就要去。」她回到講臺時,跟我們說:「各 位同學,你們都是咱們中國的好寶寶,只要你們好好用功,咱們中國就有希望。」忽然迸出這段話,我們有一點莫名其妙,不知道她在訣別,這句話就是她最後跟我 們說的話。王老師從此消失了。第二天,整個羅東鎮傳說「羅東中學抓到一個匪諜。」她是中國共產黨青年南下工作隊,就好像中國青年救國團農村服務隊,一模一 樣,如果要這樣抓人,中國青年救國團的團員每一位都是對方的匪諜。她後來被槍斃了。

王老師給我兩本小說,又這樣地鼓勵我的作文,幾年前我 得到國家文藝獎,我略過了原來準備的致謝詞,上了臺,沉著一下,往天花板稍稍斜看上去,我相信有心人都會隨時在他所愛的人身邊,於是,我說:「王老師,我 得獎啦!」

在知識人動輒得咎的時代,林海音先生(1918-2001)就顯得很了不起。這 位以前聯副的編輯——她是女性,我們都稱她林海音先生,她就像母親一樣,把所有有點寫作天賦的人,都當作自己的孩子,特別是本省籍的作家。小孩子翻身,有 什麼了不起?在媽媽看來,就很了不起。抓著先生說這說那,無非就是高興。我的第一篇小說是〈城仔落車〉,當時閩南語是不准講的,文章裡寫個「落車」,誰能 懂呢?我在信裡寫道:「這個『落』字不能給我改成『下』,我知道是『下』車,但是我聽到有一個祖母用生命吶喊『城仔落車、城仔落車』,很慌張,那個聲音不 能改。」她沒有改。甚至是,〈把瓶子升上去〉這篇,瓶子要升到哪裡去?升到國旗杆上面。戒嚴時代,把空的酒瓶升到上面去,是可以做的事嗎?我卻寫出這種罪 加一等的事!但是林先生發排了。在她的傳記裡,提到她回到家裡,心裡很不安,煩惱著這樣不知道會不會出事?她打電話問那個排字版的:「已經排版了嗎?」他 說:「排了。」「換另一篇排吧!」一會兒,她跟何凡(1910-2002)兩個人商量:「應該不會有事吧!?」又回去打電話:「你拆下來了?」「拆下來 了。」「再排上去吧!」這樣往返矛盾了一兩回,〈把瓶子升上去〉終究刊出來了。因為林先生的包容,沒有改我稿,更沒有退我稿,使我覺得投稿是一件我做得來 的事,否則,以我的個性,也許我就不寫小說了。


這段二十六歲的國文老師王賢春給黃春明的啟蒙多麼動人與悲哀,讓我想起王曉波母親年紀輕輕就被國民黨槍決的事,也讓我想起一部紀錄片「春天-許金玉的故 事」(see道歉,不止為了二二八!

也容我擴張這個故事外的故事吧。

一個年輕的外省女國文老師王賢春,因為國二的黃春明作文:「秋天的農家」寫的太好而叫他「不可以抄」,黃春明不服氣,要老師給他一個題目讓他寫來證明清 白,國文老師給題「我的母親」,可是媽媽在八歲已經過世,黃春明不知如何寫起。

黃春明把思念寫下,感動了王賢春老師,老師給他看安東.契可夫(Anton Chekhov)和沈從文的短篇小說集,開啟了他的左派思想,從此同情台灣最底層的人,為他們發聲。

多年之後,一位國小畢業的黑手認不得許多字,當兵的外省人「老芋仔」教他念書,透過聯合副刊林海音,官義福透過文字認識了寫下他心聲的黃春明。

又過了許多年,在蠟燭即將燃燒到盡頭的時候,官義福終於見到了黃春明,黃春明要官等他,黃春明會為他寫下最燦爛的一章!

然而,這真實故事不是故事,卻不真實的有如故事…黃春明其實也不必再「等待龍眼的季節」,只要把這段過去寫下來,不也是獻給官義福與所有讀者最動人的小說 嗎?


Written by blackjack 2010/6/27

我的朋友胡適 之 
文學路迢迢——黃春明談他的寫作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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