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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tober 29, 2010

淺談環境經濟性概念

“......當一個社會的人民已足夠溫飽、收入有所餘裕, 工作營生不再那麼優先, 休閒自主生活的比重並已明顯提升時, 則更多「量」的物質享受所能帶來的經濟性、心理性邊際效用必然遞減。生產毛額或國民所得數據並無法反應出一個環保型社會將外部成本(external cost)內部化後所可引發的「非帳面統計」式福利效益──在未充分反應其外部不經濟(external diseconomy)的情況下, 業者的長期平均成本曲線(long-run AC curve)會置於偏低的座標──但自主意識已高的民眾卻能體會到什麼樣的生活才屬真正更為優「質」、不致於再落入「人役於物」窠臼的生活, 其間分重在於「取捨」。......”

 「名為「國光」的石化工廠/正在逼近,憂傷西海岸/僅存的最後一塊泥灘地
  名為「建設」的旗幟/正逆著海口的風,大肆揮舞
 
  眼看開發的慾望,預計要/封鎖海岸線,回饋給我們封閉的視野
  驅趕美景,回饋給我們/煙囪、油汙、煙塵瀰漫的天空
  眼看少數人的利益/預計要,一路攔截水源/回饋給我們乾旱
  眼看沉默的大眾啊,預計要/放任彈塗魚、放任招潮蟹、放任長腳雞
  放任白鷺鷥與白海豚/甚至放任農漁民死滅/只為了繁榮的口號
 
  這筆帳/環境影響評估/該如何報告
 
  而我只能為你寫一首詩

 
                   ──摘自吳晟〈只能為你寫一首詩
 
 
自然與人為之間
 
台北國際花卉博覽會行將開幕, 除了引來例行性的藍綠政治口水外, 其一些建築、綠地設計也引發疑慮。近年台北市力行將未開發的畸零地進行「綠美化」, 這雖有其快速美觀化的景觀效果, 然而在期初建置成本以外, 那些人工綠化設施必得年年編列維護預算。若把那些被視為「廢地」的野地草澤以原生生態化的觀念予以保持, 任其自然發育, 並規劃為學童與市民進行生態教育的現成場所, 不是能在「綠美化」之外另有一番更深長的意義嗎?市政環境預算除了用在「看得到」的人工化規置, 能否思考另外一種以順應自然為主、且最少化人為的思維呢?如此也可省下不必要的開支。
 
我們猶需要都市以外的視野。一般人民並不了解, 台灣的工廠放流水檢驗標準很落伍, 並無法規範塑化學、半導體、面板製程裏許多以「營業機密配方」為名而不受外界監督的化學原料, 並且台灣還是世界少見普遍存在「農田、工廠毗鄰坐落」建貌的地區, 工業廢水常直接排放到連結灌溉渠道的排水道, 而底泥的累積性污染也不在法定檢驗要求內。最後受這些化學物「施肥」出來的農產品, 就全進了我們的胃。類此綁手綁腳的環境管理心態, 讓本島的農田陷於被污染與被污名化的處境。什麼時候, 島上的農業能回到古代的農業品質呢?──那個時代, 所有的農產品全都是有機農產品;這個時代, 反倒成為一種代價更高的要求。光就經濟性來看, 時代到底是前進、還是退步了呢?
 
另外, 歐美以牛為重心的農產體制其實有單位土地糧食生產效率低、食品價位提高等問題, 台灣傳統以稻米為核心的農業文化反而才是聯合國糧農組織所建議, 在抵抗各國可能有的廣泛性糧荒時最具有生產力的選擇。以未來農產品資源將面臨更多國際需求的競爭態勢下, 各國保有一定的農業生產力也不失為一種「國防準備」, 不過台灣這幾年是急著將休耕地變成科技園區, 或者放任黑道去盜採砂石, 到底有哪一位農委會主委曾經正視過這個嚴重弊害呢?
 
在國際上, 去年 APEC 峰會的「氣候變遷會談」將台灣給排斥在外, 氣憤之餘有幾個島民注意到該會其實是由《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十五次締約國大會(UNFCCC COP15)──哥本哈根會議地主國丹麥總理特別前來邀集的會外會呢?而你又是否了解:那次峰會後不久所上演的「反-高潮」大戲──UNFCCC 締約國大會, 所談議題原來分為公約(Convention)與議定書(Protocol) 兩個同步的進程?那什麼是常聽到的「(非)附件一國家」?碳減量上「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NAMAs)又是什麼彆扭怪語?基於「附加性」原則的清潔發展機制(CDM)為何無法發揮理論上的減量實效?至於台灣因為非屬聯合國(UN)會員國既不能簽署也因而不受公約拘束, 但該繼續坐等別人怎樣做嗎?全球氣候變遷調適的議題非常複雜, 非僅喊「保護地球!」那麼簡單, 其中多有國際間政治、經濟、資源因素上的較勁折衝。減碳相關機制實在冗繁, 一般民眾實在需要一塊可作為進入當前國際溫室氣體減量議題的敲門磚。
 
諸位或許又從新聞中聽到, 近年中國大陸已成功「超日趕美」成為全球最大二氧化碳(CO2)排放國。但你可知悉以下這個事實?人口僅及其五十七分之一的蕞爾台灣島就排放了「中國」總排碳量的六分之一!全世界排碳量最大的發電廠就在台中, 此「台灣第一」不愧為「世界第一」(據 Nature 2007 年十一月號);而自《全球氣候變化綱要公約》商定以來, 島內的溫室氣體排放量不僅沒有受到規劃與節制, 反而呈現快速增加的趨勢;並且, 光是幾個超級大廠就佔了全台一半以上的排碳量呢, 單僅六輕就佔了全台約四分之一!近年以來, 審核的機制在執政者將管制污染的權力讓渡給高耗能、高空污產業後, 已經一步、一步地在環保防線上後撤。雖然所增加的污染根本並不見得有帶來相對應的經濟成長, 台塑六輕與煉鋼廠還是成為「公部門一再放水」的明顯例證, 在政客、經建環保官員越來越跟財團站在同一陣線的情勢下, 老百姓大概只能建立其自覺、並以自救為本策。金融海嘯前某一年在全球「減碳」熱時一度政府有意花大錢邀請諾貝爾和平獎得主高爾來台演說, 但與其「聽講」, 還不如給人民一些真正的「行動」來得實際吧?
 
全球暖化效應推波助瀾下, 氣候情勢確實越來越為嚴峻, 若各國的環保措施仍停留於紙上談兵的口號階段, 那麼趨於激烈化的氣候型態或許將成為人們不得不接受的「生活常態」, 近日梅姬颱風外部環流同東北季風因共伴效應導致蘭陽平原大淹水與蘇花公路大坍方只是一個顯例。又譬如, 馬政府一邊提出減碳說帖, 實際上卻仍延續前任政府所規劃的八輕大石化廠、火力發電廠機組增添等建設, 排碳量不僅不減、反將遽增;而美國 Barack Obama 政府糾改前朝之漠視態度而提出的碳減量計畫呼聲響亮, 承諾數據卻遠遠不及聯合國 IPCC 小組所建議、或者歐盟所制定的減排水準;至於中、印等人口最眾且絕對碳增量最多國家, 更藉口仍屬發展中國家而主張本身不設限。
 
在生產面上, 各國也面臨競逐基本資源的形勢, 但有時又會有所矛盾。像是為何石油的總需求一直在提升, 而其開採年限仍能一再往後延長呢?一是由於技術進步, 讓從前認為不符開採成本的更深層、低密度油田也可開發, 並且新的蘊藏一直出現。在成本因素上, 油價若長期維持在每桶三十至三十五美元以上(這已成為事實了), 則過往因為提煉難度高而幾乎未開發的龐大油沙礦(有機構樂觀估計全球逾半的石油儲藏於其中)也具有了煉出原油的經濟價值, 加拿大近年即注資投入此業。油價若再升高一點五倍, 那麼從煤碳中煉油也將有利可圖, 而煤碳藏量尚夠人類消耗千年──有一說以為在無油後, 可回到二十世紀前的煤碳經濟時代。雖則去年某國際環保團體聲稱 2030 年石油將耗盡的數據並不可信, 然而我們確實可以用經濟學上的「邊際量」概念來評估在技術進步的假設下, 石油開採將到達「報酬(產量)遞減」(非耗盡)的臨界值, 以不同的模式來算, 這個值最快可能在三十年後到來, 最遲應不會逾本世紀底。其間的時間幅度仍然太大, 故參考價值有限, 並且石油、煤碳皆屬化石燃料, 製造出來的污染與溫室氣體實在太多, 與減碳目標直接相衝, 故而那個臨界值是應該去期待的嗎?
 
 
公共性與私益人性
 
由於人心不足蛇吞象, 黑心食品層出不窮, 在利益驅使之下, 這邊捉了一個, 隔天又跑了一個。每隔一段不太久的日子, 就會在新聞上又看到警察捉到了賣死豬肉到市場上的, 而魚類濫用化學藥品的風氣, 更在主管單位的放水下, 被捉包時先停藥一陣子, 等到通過再下一次的「抽樣重驗」就算過關了, 風聲過後業者再復施禁藥。每年這樣的事件不斷重演, 不比「毒奶粉」只要一驗到立即整批銷毀, 光是本地的黑色食品就不曾斷絕, 而中國大陸在禍延台灣的「毒奶粉」事件之前, 更早幾年還發生過「大頭寶寶」現象。看來兩岸都一樣, 食品生產與管理當局若不痛下決心, 徹底清查敗類, 在「十個壞人只有一個會被關」的賭徒心態下, 黑心食品只會不斷出現, 這即是最標準的人性逐利現象。
 
 
食物以外, 要過現代生活, 我們需求家電製品, 而綠色和平組織(Greenpeace)即以生產潔淨性、回收率與氣候影響度三項條件, 評比了 2009 年全球十八大電子科技廠商而排列出「綠色電器指引」(Guide to Greener Electronics)。依據此排行榜, 手機廠商普遍比電腦廠商更為環保, Nokia 即一直居於第一位。台灣的宏碁(Acer)落在後段班, 但仍領先其他幾個最大的電腦業競爭者如 Dell、HP、Apple、聯想(Lenovo), 不過日系的電子廠如新力、松下等仍排在稍微前面。至於軟體巨人 Microsoft 與遊樂器霸主任天堂則吊車尾, 其分數且遠遠落後其他廠商, 它們最受歡迎的家用遊樂器 XBox、Wii 其實是很不環保的, 尤其任天堂幾乎每項評估皆得零分, 其 Wii 製程在國際環保界早就惡名昭彰了。雖然提供這類評比的 NGO 還有不少, 但有多少人在獲得採購快感之餘, 會參考其「無良業者」名單呢?Apple iPhone、iPad 的風行或許洩露了一部分答案。
 
由個人生活推至公共生活上, 則眾所皆知, 「花大錢的政策」常受青睞, 這乃肇因於人民只直覺到有即刻的明顯益處, 卻忽略了公共財/公共政策實施上相對所需的預算成本。此又因老百姓並未直接感受到錢是出於自己的口袋, 或者政策支出面的訊息未有效傳達, 才會導致其趨向於輕率支持之。於經濟學上, 謂此為「財政幻覺」(fiscal illusion)。
 
更具體言之, 我們都有這樣的生活體驗:無分長幼公德心皆不足, 公用設施、展示館試用器材受損率高, 這些屬於具有共享性的「公共財」(public goods);另外, 政府雖把大部分中央山脈林地劃為國有保育地, 然而偷盜木材、濫墾濫耕、民宿越界整地、寺廟佔地為王仍為常態, 其為先吃先贏。先吃先贏的後一個情況謂之「公有財(common resources)的困局」, 其緣於當某經濟個體佔用特定資源時將損及他人效用的「敵對性」(相對於公共財的共享性), 以及很難限制他人來「白吃」使用的「無排他性」, 這造成許多環境破壞問題, 也是公民社會在追求共有資源配置效率化暨其平等權時的重大難題。由於這類公有資源財貨既不為一般人所私有, 人民也不直接負擔管理成本, 故不太會去珍惜保護, 而公部門亦因缺乏激勵誘因以致於執法管理效率不彰, 採私有化或私營化(如 BOT)又易生社會公平性問題與經濟利益集中化弊病, 環保疑慮尤無法避免。
 
依據林達哈均衡(Lindahl Equilibrium), 當納稅人所負擔租稅與其自公共財所獲的邊際效用相等時, 可求得決定公共財最適資源配置的點。正巧去年首位女性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Dr. Elinor Ostrom 對如何克服「公有財的困局」經由實例研究, 亦提出了使用者自治(共定規則)原則、使用者付費(user-charge)應與其受益相符合原則等結論, 在這個環保、發展時相衝突的時代可作為一條理路。
 
認識到公共財/公有財的特性後, 於評估政策時還需有個認知:任何看來再合理完善的開發方案或環保規約, 都有其先決性的人性弱點。「賽局理論」以參局者具完全理性為假想情境, 它可以在各種局面中求取出「利益分配極大化」的決策方案。然而決策者本身是感情的動物, 各方參局者皆是不同的個體, 並無法保證能獲得充分的市場資訊, 任一方參局者因此無法確定他方也必然是理性的, 於是在資源分配限制下、並非最適方案的選項往往就成了現實中逼不得已──在「分配損失極大化」趨避心理下──的「非理性保守」決策了。決策者或市場參與者「完全理性」的假設, 通常也是種種經濟金融理論的根本盲點。
 
至於現實的開發-環保對立事件中, 我們的確看到相關事例一再出現:由於立場或理念相異, 不同的經濟個體可能會落入「合成的繆誤」(fallacy of composition), 誤以為個體之利害必然等同整體之利害。像是政府經建部門總會強調特定產業建設的產值有多大、促進在地繁榮, 卻往往忽略了其對整個社會所帶來負的外部性(externality)、財政經費排擠效應、資源搶奪、所得重分配不正義等不良作用。同樣地, 環保團體亦會力斥一個基礎重化工廠的環境、健康弊害, 而無視於其對社會的創造就業效果、產業鏈擴散效應、稅賦-福利溢助效應、新環保規範工廠對舊工廠的更新替代性等正向益處。其中較勁的過程與結果, 通常不是權衡妥協, 而是「有你即無我」的零和(zero-sum)格局。
 
 
外部性暨其內部化
 
我們因此得坦白承認, 「環保與經濟開發是可以兼顧並進的」是冠冕堂皇、卻再鄉愿不過的老話, 有時就連環保團體也不得不如此倡言。一個社會同政府若真正以環境保育為優先, 則經濟發展受到犧牲延滯、失業率升高幾乎難免, 而以高稅負來進行所得重分配以維持社會結構之穩定就成為一種當然措施了。環保法規最嚴謹的歐洲聯盟高所得國家即清一色為長期低成長、高失業、高物價的例證, 而渠等為何選擇了這樣的路子呢?
 
這倒很基本, 當一個社會的人民已足夠溫飽、收入有所餘裕, 工作營生不再那麼優先, 休閒自主生活的比重並已明顯提升時, 則更多「量」的物質享受所能帶來的經濟性、心理性邊際效用必然遞減。生產毛額或國民所得數據並無法反應出一個環保型社會將外部成本(external cost)內部化後所可引發的「非帳面統計」式福利效益──在未充分反應其外部不經濟(external diseconomy)的情況下, 業者的長期平均成本曲線(long-run AC curve)會置於偏低的座標──但自主意識已高的民眾卻能體會到什麼樣的生活才屬真正更為優「質」、不致於再落入「人役於物」窠臼的生活, 其間分重在於「取捨」。若新的生活意識型態──非政治意識型態──能明確彰示於選票上, 那還需擔心視《環境影響評估法》為具文的反動政府有存續下去、或者權力輪替而心態不替的機會嗎?
 
外部性又有世代間傳承(intergenerational externality)的性質。眾所皆知, 環境對污染、廢棄物的分解過程相對於工業生產速度顯得非常緩慢, 其自清潔性常常要耗經幾代才得以發揮。甚至在屬於對環境較友善的再生資/能源之再生產上, 一樣需要相當的時間長度來取得, 其原料與經營時間成本一向居高不下。不論是哪一面向, 父代享慾所帶來的世代間外部性都把其代價傳給子代來負擔, 這屬於一種「世代間的環境不正義」。基於外部性的存在事實, 國民生產毛額(gross national product, GNP)才又被戲稱為國民污染毛額(gross national pollution, GNP)。通常後進國家會一味追求經濟成長率, 不重視環保, 在更高的生產毛額成長數據的背後, 即同時伴隨著一樣在成長的污染毛額, 此兩種 GNP 之間因此呈現顯著正相關性。
 
為解決總體層次的 GNP 或 GDP 名不副實, 需得在個體層次落實「污染者付費」原則, 而將外部性給內部化(internalizing the externality)應成為一個社會發展理念。經濟學概念上, 此即是在原本個別廠商的生產函數設算過程納入其相應外部成本。在高斯定理(Coase Theorem)的簡化模式裏, 基於無交易成本、污染視為生產因素的邊際產值等假設情境, 社會可以界定出環境財產權, 受污染者透過法制與公部門的力量, 可要求生產者將環境財產權之取得/使用成本計入營運預算, 讓其需考慮以減產的方式來減少成本──即其污染, 或者需以補貼的方式補償大眾, 而社會的利益因而增加。具體做法上, 通常可由公部門將外部效果進行依量計費之法制化, 如能源稅、垃圾處理費、水源保育費等;另一個方式, 則是將種種外部不利益規劃為具市場交易機制的中間財, 讓廠商在生產時必需採購「污染權」附加標的(如排碳權、廢水排放權、採礦權等)作為其投入因素, 使納入帳面成本裏以決定更符合社會公平的適當產量暨價格。
 
無庸諱言, 本地工業界長期以來一直習慣將污染成本轉由社會來分擔, 如今在環保與減緩氣候變遷速率的全球趨勢下, 外部成本內部化已逐漸成為實現社會正義與公平的論衡。然而, 去年初在審議的行政院版《溫室氣體減量法》仍未設定減量目標年, 其無償碳量配額的設計反倒使污染越重的企業獲得更多的碳權, 而已經在進行減碳者卻被「處罰」了──因為先減掉了碳量反而導致未來的配額減少。兼有碳匯交易的國際化機制, 會不會讓台灣淪於「買入碳權, 根留污染」的處境呢?在內部化時顯然還有需得深思的細節, 不然會產生意想不到的副作用。
 
我們得注意, 內部化還會影響到一般家庭, 像是環境/能源稅項的的開徵原理為「以價制量」, 尚得有進一步的生活效應考量。在開徵能源稅、溫室氣體環境稅(碳稅)後, 油、電、瓦斯費都會遽漲, 所有人都會受到直接性的影響, 生活成本將提高;而相對應另外將對工商業界取消印花稅、貨物稅、汽車燃料使用費等間接性的稅項。依循往例, 企業主大概更願意留作「額外的盈餘」, 會全盤回饋給消費者的可能性大概不大, 於是很容易又造成了全民加稅幅度大、企業加稅幅度小的相對性「劫貧濟富」效應:與很多財經學者所主張的「稅制正義」呈現悖反的是, 由於社會發言權力的不對等, 往往在實際上擬出來以直接性稅賦取代間接性稅賦的政策時, 總是企業界、資本主受惠最大(或受損最小), 一般收入者皆受到負面影響, 而低所得者受害最大。新稅擬議強調有極小部分會用來補貼貧戶, 然而公家所認定具補助資格的低收入戶不到十萬戶, 其他上百萬戶中低所得者並無法獲得補貼, 卻得承受新稅的重擔。
 
在新的環保稅項溢助之下, 綜合所得稅率還將採逐年固定調低 1%, 實際上所得越高者所獲絕對減稅額利益越大, 至於營業所得稅的調降與營業稅調降(其實會調高)的財富效應根本不同, 敝文〈反分配?〉曾經略作解析, 不解財稅原理的環保人士常不明究裏而不小心將兩者混為一談。新稅制實施前十年所增加的政府淨收入似乎還有限度, 一開始對常民生活的影響仍不大, 而十年以後就會是「重稅年年」了。在歐美國家, 這種財稅分配的負面效應已開始受到關注, 有時就會在環保團體與社福團體間引起意見上的矛盾, 不過台灣好像只能集中目光於一個面向而已, 無法思及全面性效應, 配套措施不足之下又要求儘快實施難免會受到很大的反彈。學者與社團的理想之論容易陷入某種「想當然爾」主張的本位堅持, 但若在「環境正義」與「社會公平」間無法取得一適度的平衡點, 則環境/能源稅項就遑論能獲得民意的高度支持了。
 
基於新稅種具有節能減碳的特殊環保意涵, 則專款專用、前述使用者與污染者付費的精神還是應該納入法條的設計之中, 像是擬議中的水土保持費隨水、電費徵收, 就和現行(台北市除外的)垃圾處理費隨自來水費徵收的規定一樣, 皆破壞了公平原則, 也無從讓人民在生活習慣上將水費直接與垃圾減量或減少山林開發的本意連繫起來。幾個歐洲國家對新稅之用先實施專款專用制、後改為統收統支制, 然而改變後發覺有妨害社會分配之嫌, 於是又興起一種採折衷制度的呼聲, 那台灣還該走別人已發現有弊病的舊路子嗎?我等也別忘了, 猶有像法國並不打算對電費加徵溫室氣體稅的例子, 因為該國八成發電量為核能, 非唯無排碳問題, 還有餘電可供輸出, 然而大部分環保團體是堅拒核能發展的。
 
綜上, 若人民在水、電、瓦斯費的支出大幅增加, 可能會產生生活「預算排擠」效應, 本來可望用來採購「對環境更友善」──通常也更貴──產品的經費反而也一起受到了負面影響。徵稅手段具有「寄望民眾能因多繳錢而減少日常生活所用水、電、瓦斯量」的「動機性預期」──經濟學上的動機條件之說通常只是「完美理想」狀態下的行為(必基於)理性假設, 實務經驗上並不全然可賴。與之相較, 《溫室氣體減量法》可針對工廠等大型排放源同時設定「真正可資驗證」的碳量總額管制暨交易機制(cap-and-trade), 能更確實收以減碳統計實效, 應該優先實施, 且可就此向人民示範減碳政策的可行性, 方有說服力。
 
 
理想性?務實性?
 
我等都該支持減碳大原則, 只是對於實施細節上、尤其是財政賦稅手段仍有所疑問, 畢竟現行 CDM 機制的失效殷鑑無遠。對於「環保與經濟開發能夠共存」這種過於簡化的老話, 當建立一種不再鄉愿的認知:開發進程與環保進程之間多少會有衝突折損之處, 但人類既然身屬智慧型物種, 本來就該具有權衡輕重的能識, 而到底什麼才是對於我們的未來真正能產生長遠正面影響的方向呢?一社會公民該能想及, 一個再大的交通建設、鋼鐵、石化工廠, 只要有錢, 任何開發中國家都蓋得起來, 但生態一旦破壞那就難以挽回了, 並且其直接性「整地-破壞成本」──龐大的外部成本通常被視而不見──往往是極低廉且快速的, 只要怪手、推路機駛了過去就成了!
 
現在的經濟學技術已經能把環保財政效應給在一定程度核算在內, 中華經濟研究院蕭代基院長當然知之甚詳, 並接受行政院賦改會委託而提出其能源稅「以價制量」之具體研究, 敝人同樣以相關論理為一些簡單評估的準則。在低收入戶照顧方面, 則全盤化的「配套」措施應一齊到位才不會造成嚴重的後遺症, 對窮人來說, 「眼前即是困難」了, 我們不應要求他們比其他人得更提前為未來揹起太大的負擔吧?
 
此所以我對於部分人士力主「能源稅應率先推動, 其餘細節往後再論!」的急切說法會產生顧慮, 像是過去兩個年頭同樣是由賦改會所規劃的「財政平衡稅制改革」政策, 本來為加稅、減稅齊行, 卻演變成單方面減稅(實際是富人大大減稅、對薪資階級略施小惠), 已造成國庫更加拮据的嚴重後果。這對於環保工作也有其影響, 要不然本來能投入新能源產業(如風能業者)的補助經費還可以有更多的預算空間呢!如今卻更得仰賴能源稅來填補那個財政缺口, 明顯將存在「劫貧濟富」疑慮。
 
我島之上位政治體質, 眾目所睹, 實在不能寄望其會有全盤周密考量之慎思, 學者的完善建議常常一經過公部門決策程序的重重紗網所篩, 即變化了樣貌, 故定要時時監督它真把「配套」都做齊了, 而莫就百年環境大業求其急功。此乃當有的認知, 否則, 像中科四期園區那般沒先擬妥廢水排放方案即通過興建計畫與環評, 或者像台南縣那樣把某地「月世界」惡地形以生態池、景觀綠化、生態工法等「善意」來「保護」卻適得其反、破壞了原生地貌等等例子, 就成了尾大不掉、層出不窮的前車之(不)鑑了。
 
在產業化-財富分配結構的極端例子上, 不得不順帶一提, 敝人以前就曾驚心於顏敏如女士對於非洲長年困境黑暗面的深入描述:「非洲以外國家對非洲的投資大都集中在原料產業,並不直接觸及民生,而外援的百分比甚至超過國內生產毛額,非洲寧可保持貧窮,因為救濟將會源源不斷。外援不僅讓非洲國家無法產生「制度競爭」,讓貪污和錯誤經濟永遠存在,不但剝奪原本屬於國家的工作,更使得政府能專心自肥。大概就除了南非和奈及利亞之外,黑非各國的公路修築多由外援包辦(在這件事情上,台灣的金錢外交不也插上一手?),地主國既不曾花心思與金錢修建,也就沒有繼續維護的興致,只等著外國再來協助。
 
瑞士的共同發展部門(DEZA,Schweizer Direktion für Entwicklung und Zusammenarbeit)因不再需要和當地的NGO工作,而可以直接和地方政府接觸,所以贊揚現在尼日已有「地方自治」。然而這種「分散中央集權」的做法,不無「將中央的剝削與貪污分散到地方」的嫌疑。因買不起或沒錢購買糧食,並不算饑荒,而是糧食危機的說法,不僅是尼日的官方定義,DEZA的工作人員也同聲附和,原因是「協助發展」的組織希望自己的「市場」恆久存在,只要受助國繼續貧困,他們就不至於失業。此種儘量配合「剝削如同昔日殖民主」政府的作為,是種吊詭的供需情況,到底誰需要誰已經顛倒錯亂。

 
貧窮絕非「原罪」, 卻可能是現實政經文化結構下的「原命」。自從幾百年前白人勢力侵入起, 黑色非洲似乎就注定得成為現代化全球社會裏的世代性貧兒。這塊在輪廓上最為完整的大陸事實上已接受了最大份額的國際援助, 但在當地貪贓枉法、利益勾連與軍事頭子等勢力的龐大黑影下, 外來的資金與當地的環境原物料資源卻總成為利益獨佔者的囊中物。是因殖民歷史所帶來現代性「文化適應不良」所導致的宿命?還是當權的剝削者不肯改革既有的醜陋經金結構, 且土地資源配置不彰所造成的呢?而其傳統部族所傳承的「共產分享」觀念也造成了生產效率無用化的後果──成吉思汗曾破除了這種大鍋頭般的族規, 讓有戰功者能專享更多的戰利品, 青年勇士乃爭相於大草原上逞其英雄豪猛。現代化的社會既然是資本主義型社會, 效率化與收益率的關係乃是同向連動的, 若法定私有財產權(private property rights)與契約制度無法獲得確實的施行, 當然就會讓想走向現代化成就的企圖概屬徒勞無功, 並因而不能建立內部化的市場機制, 那麼環境資源也就無法獲得較適度的配置了。
 
我們還得留心經濟數據被誤解的可能性, 譬如柳中明教授在〈台碳排增長反不利經濟成長〉一文點出環保署以基準情景(BAU)為國光石化護航之謬。以邊際量而非總量為邏輯的「排放基線」(BAU, business as usual)減碳估算模式, 可在碳總排放量未曾實質減少下, 營造出數據上達成「碳成長曲線斜率呈遞減」的「減碳」假象, 這千萬得當心留意。可惜的是, 柳教授雖舉了範例, 仍未建立其所主張「低耗能生產←(必然)→高所得成長」的明確因果論據。高所得國家中像是西亞產油國、新加坡等, 就非如他所舉的英國之例以低碳型文化創意產業為經濟成長主要貢獻成分。也聽聞過其他人提及向來為台灣仿效對象、近年文創產業很發達的日本。不巧日本十多年來處於經濟長期停滯, 無從作為低碳「發展」模式的實證, 並且該國仍以傳統品牌電子工業產品為產值主力。看來, 不擅長以品牌行銷國際的我島於未來所該有的經濟產業配置模式, 無論開發派、或環保派, 似乎都還找不到真正具技術性──而非僅理想性──說服力的論述。
 
最後猶得回到我們自身。有一個無奈然而再真確不過的認知:「持續消費為時代之必然。」或者換個更精確的說法:「消費再消費, 為資本主義體系下、作為一個社會人的平常活動。」消費為生產提供了出路, 讓廠商有了利潤, 資本得以積累;大部分的收益會歸於資本主所有, 但勞工也偶爾能獲得稍許的加薪, 所以消費「得以」也「仍得」進行下去。只是, 消費的行為就只能這麼地消極嗎?時代的風氣在變, 環保、人道與企業責任觀念的興起, 讓減少環境壓力的消費、協助弱勢團體的消費、減少包裝物的消費、省能源(也因此省了溫室氣體排放量)的消費等諸多「倫理消費」的主張, 在在以其宣言同具體的行動表明了:建立主動的、有選擇性的、並能透明化其流通過程的消費系統, 將能讓消費者自己與他人同謀其利, 消費時的外部不利益可望減輕, 而社會利益(social benefit)──全體私人效益與(正負)外部性之總合──有提升的可能。積極性的新消費主義由此以觀。看來在經濟開發與環境保育之間的折衝衡量, 仍有賴於資源的終端消耗者──即我們全體──如何在觀念上取決其走向與配重了。
 
 
 
參考文章:
 
只能為你寫一首詩〉/吳晟
由有機發展看台灣的汙染宿命〉/鄭秀如/南方電子報部落格
中美無心減碳 台灣就繼續白搭車?〉/王京明/低碳生活部落格
台鋼霹靂火——台塑煉鋼第五次環評初審紀實〉/陳秉亨/南方電子報部落格
政治口水外 急迫的氣候對策(上)〉暨其〈(下)〉/趙家緯/低碳生活部落格
看商業周刊揭發毒奶製作過程後感〉/dreamcavalier
How the companies line up, Greenpeace
化解白吃午餐困境 歐斯壯的學術貢獻〉/蕭代基/低碳生活部落格
溫減法 與你飯碗密切相關的法案〉/張楊乾/低碳生活部落格
能源稅,減碳不能沒有你〉/張楊乾/低碳生活部落格
能源稅 是在搶誰的錢?〉/張楊乾/低碳生活部落格
敝文〈反分配?
敝文〈在環境正義與社會公平的「減碳算術」之間
非洲為何窮個不停〉/顏敏如/南方電子報部落格
台碳排增長反不利經濟成長〉/柳中明教授/低碳生活部落格
減碳目標 一場數字遊戲?!〉/自由撰稿記者朱叔娟/低碳生活部落格
小小花費也能改變世界〉/Roach/在世界的盡頭呼喊愛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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