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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8/18

有人會說

有人會說,我們校園沒有荒地可墾。  
  那就比比徐州煤炭建築工程學校吧。  
  生活費從來就是貧困生們最大的一筆開支,每月150元以下的生活費可以統歸為“貧困族”了。但學生們感到沉重的是,這150元一月的生活費又能解決多少飢荒呢?有限的錢,填不飽飢餓的肚子,貧困生們莫不痛苦於此。許多學校對此束手無策。但徐州煤炭建築工程學校不這樣。他們大舉改革,把後勤管理人員精簡下來,伙食部門不留一個閑人;食堂化整為零,由個人獨立經營;學校不給食堂下撥一分錢,只管煤、電、水費;所有攤點、食堂的價格與利潤、種類與質量,必須按照規定之內執行,超一罰十,損一扣百。如此一來,學生們真正成了上帝,經營者為了吸引眾多每月生活費在100元左右的學生,便盡量壓低成本、增加種類、提升質量。如今的校園內,你每月100元左右的錢,可以吃得不顯寒酸,頗能自在;你如果花150元,則能吃好有余。不信,你可以到徐州煤炭建築工程學校走一走,那100多種小炒、30多種主食,任你享用。如此低價美味,貧困生還求什麼呢旅遊巴?  
  以上僅僅是一種借鏡。然而滴水之中可見太陽影子。校園是個小社會,一所萬人的大學便會帶來一個萬人的小社會,他們依靠校園的萬人在生存,甚至在致富。地處陝西咸陽的西藏民族學院,可以說是中國千所高校中最底層的學校,那兒的貧困程度觸目驚心。搬屋, 搬屋, 搬屋, 搬屋, 搬屋 但就是靠他們牆外那條馬路繁榮起來的“十字街”,在當地十分聞名。每當夜幕臨至,此處便燈紅酒綠,熱鬧非凡。據學校的人講,光這一條街,當地街道一年所得稅收就達230多萬﹗而西藏民族學院的院長說,他只要每年有其十分之一就可以使全校貧困生們基本“脫貧”。  
  為什麼就在眼皮底下的肥水被別人截去了?這固然有地方上的問題,難道與學校本身缺乏開拓精神無關嗎?  
  北大的一個“方正”可以打到美國去賺“洋錢”回來花,那麼我們的“東大”、“西大”是否可以動些腦子挖掘自身的優勢,弄點“土錢”給窮學生們添個菜、送件衣呢?  
都有可能。只要我們真的努力了。     
後記︰  
一次落淚的心理歷程都說40歲以後的男子不易落淚,我想除了沒有遇到傷心處外,再就是沒有碰上值得同情與痛苦的事。過40歲的我,這一年卻異常變得多淚,而且為的是一件原本與我毫不相干的事。  1997年9月,當一位領導同志向我介紹中國高校的貧困生情況,並期望我能寫一部反映這方面問題的作品時,我感覺自己的肩上一下沉了起來,倒並不是懼怕題材本身,而是覺得我無法抽出那麼多時間,去完成一件工程浩大的“調查”,之後是提筆寫成“報告”,且還必須具有打動人的“文學性”。但後來我還是接了。接下之後的第一次採訪,我就直感到我無法放棄這一特殊使命了,因為它超出了我原本所能想像到的調查意義︰一個有社會責任感的正直作家不干這樣的事,還干什麼呢?  我終於開始了漫長的大學路。為了一部作品,要用一年時間走訪幾十個單位和二、三百位人士,這樣的苦差不是所有人都願意做的。但我知道我必須這樣做。有幾次在去大學裡採訪的路上,我困得實在睜不開眼……可我必須準時到達採訪地點,因為那兒的學生在等著。作品中我曾提到過走訪山西高校的日子,為了傾聽一批又一批貧困生們的訴說,有一天我連續進行了21個小時的採訪,而事實上這種情況還不止發生過一次。我說這些事並不想自我標榜自己的敬業精神,而是在我與大學生們成為朋友後,再也無法擺脫一個個掙扎在痛苦之中的學子們對我所寄予的一種特殊企盼。而我自己認為雖然當不了什麼“救世主”,但用筆向社會呼籲的力量還是有的。我斷定,只要你深入高校,深入中國教育改革的前列,你就會馬上發現,任何走馬觀花的輕率態度都無法對得起自己,更不用說對得起成千上萬名正在與命運抗爭的貧困大學生們。應當承認由於長期的壓抑,有些貧困生的心理被嚴重扭曲,但絕大多數人仍是處於積極抗爭的旅途上,因而,他們特別期望社會能關注他們的命運。興許平時長期被歧視與冷落,貧困生的內心世界基本上是封閉的,你只有像朋友似的接近他們,並滿懷理解地傾聽他們的訴說,你才能發現這是一群太非同尋常的年輕人,他們每一個人的經歷,都是一篇催人淚下的故事。他們的心靈創傷很重,極需醫療與撫慰,是拉一把還是推一把,對他們來說完全可能是兩種命運。中國是個開發中國家,實現四個現代化和民族復興,都需要我們付出巨大努力。重視高等人才培養,也就是重視了中國未來命運。從這個意義上講,關注貧困大學生的生存命運,將直接影響中國下個世紀的前途問題。因此,我有理由認為自己一年的苦可能沒有白吃,陪著貧困生流了那麼多眼淚也算值得脫癦。  
《落淚是金》的題目想了很久,這純粹是整個採訪過程的經歷所得。諸多貧困大學生們的經歷叫人落淚,他們與命運不屈抗爭的精神叫人落淚,社會上有那麼多好心人無私地援助他們的動人事跡,同樣叫人落淚。我相信,這些用金子凝成的淚水,會讓更多的人像關注山區失學兒童的“希望工程”那樣來關注高校貧困生。因為正如團中央領導所說,救助一個失學兒童,中國就少一個文盲;扶助一名貧困大學生,下世紀就多一個建設國家的棟樑腰痛。  
  最後,我要特別感謝鄧勇先生和全國學聯有關朋友的幫助,沒有鄧勇先生及其同事的大力支援,我很難順利完成如此艱巨的採訪任務。匡滿兄和責編龍吟(蕭立軍)先生的指點,使作品增輝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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