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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7/07

他的家庭幾乎破裂

1941年3月29日民盟祕密成立。父親是五人常務委員會之一員,兼任組織部長。

1958年1月26日, 民盟中央宣佈撤銷章伯鈞民盟中央第一副主席兼組織部長的職務。

我是章氏後代中唯的一盟員。但只要提到民盟,我內心總是隱隱作痛。因為為了這個組織,我父親幾乎送命,他的家庭幾乎破裂,我和姐姐整天被擱在鄉下的紅薯地裡,形同孤兒。它存留在我心中。

問︰現下出版的關於反右運動的書不少,您都看了嗎?

答︰現下出版的關於反右運動的書,我翻翻而已,如葉永烈的,如化名為姚杉爾的“中國百名大右派”,它們算是文學作品吧。從前的血淚,可以成為現下的資本;寫別人的血淚,可以轉換為自己的資本;不懂得民主黨派,不熟諳共產黨與民主黨派的關係,是弄不透反右運動的。別以為把那些舊報紙上的東西用粗針大線穿起來,就自詡為“本書是一部系統研究1957年右派的問題的開山之作”,是對“那個悲劇時代的悲劇人物進行了真實的記述,披露了大量鮮為人知的史實”。我同意這樣的觀點︰文學也在分化,就整體而言,幾年來,中國當代文學基本上無所作為。文學不再是藝術,而是商業活動的特殊形式。他們不是創作作品,而是製造作品,用發表過的文章或資料加以組合,再“返銷”給出版社。其中,紀實文學、內幕故事和名流生平、隱聞是其著重關注的領域。

問︰那麼,您能談談反右中章先生的情況嗎”

答︰對這個問題,我只能簡而言之。

新中國成立,我父親在政府部門和其它部門擔任許多職務。諸如中央民眾政府委員、政務院委員、交通部部長、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副主席、農工中央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光明日報》社社長等等。每年都要出國,參加世界和平代表大會。他春風得意,心情舒暢。他認為自己是靠攏共產黨的,共產黨也是善待他的;與此同時,作為一個追求民主科學的頭班政治家,對當時在權力行使、方針決策、政策貫徹以及意識型態、外交業務方面存在的問題,他都有所察覺,也有所議論。

1957年4月30日, 他聆聽了毛澤東同志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非常興奮。認為“民眾內部矛盾”概念的提出,“今後主要是解決生產力與生產關係問題”的總體方針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長期共存相互監督”的方針確立,是毛澤東對自身理論的突破。而這種突破將有益於他的社會實踐。父親說︰第一代領袖是決心要把國家前途掌握在自己手裡的領袖;第二代領袖是要能滿足民眾生活渴望的領袖,而生活又是不那麼容易滿足的。毛澤東提出了民眾內部矛盾和解決途徑,他很可能要去完成兩代領袖的任務。當中共提出以反對官僚主義、反宗派主義、反主觀主義為內容的整風運動,我父親是相信的,相信毛澤東當初的確想整風,也要整風。但為什麼忽然從整風轉變為反右,又是在什麼時候確立了這種轉變,父親卻一概不知(現下有人考征是羅隆基的一句話觸怒了毛澤東同志,我不完全相信此說)。

既然確立了反右,也就同時確立了反右目標。於是中央統戰部出面召開座談會,讓目標“入圍”。於是中央統戰部長李維漢親自電話催促父親,一定要出席座談會,給中共提批評意見。父親再三推托,聲明自己的觀點意見平時都講過了。“平時講的不算數, 一定要在會上講。”──看來,非去不可了。1957年5月21日下午,腹瀉不止的父親坐在“吉姆”車內,心裡還不知一會兒該說些啥?想來想去,想出個“設計院”,還有些即興內容︰

●今天,我談個人意見。近20天來,全國各地都在談論民內部矛盾,幫助共產黨整風,提出了很多意見,看來是正常的。共產黨的領導,共產黨的政策,共產黨的批評和自我批評精神,民主精神,已經取得了極大效果。

●鳴,放,並不影響共產黨的領導,而是愈益提升了共產黨的威信。

●現下工業方面有許多設計院,可是,政治上的許多設施,就沒有一個設計院。我看政協、人大、民主黨派、民眾團契應該是政治上的四個設計院。應該多發揮這些設計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設,要事先交給他們討論,三個臭皮匠,合成一個諸葛亮。

●現下大學裡對黨委製很不滿,應該展開廣泛的討論,制度是可以補充的,因為大家都是走社會主義的路。這樣搞,民主生活的內容,就會豐富起來。

●政協、人大不要待到期滿,今年就可以進行明年要做的大事的討論。不能全靠視察制度,對國家準備做的事情要經常討論,

●近一兩年來,政府對老年知識分子問題,有所安排,收到了極大效果。但是還有些名望較小的知識分子,思想已經起了很大變化,生活也有困難,政府應當有適當的政策,逐步地解決他們的問題,

●政務院開會,常拿出成品,這種形式主義的會議可以少開。

●鎮反、三反、肅反中的遺留問題,黨和政府應該下決心,檢查一下,檢查要有準備,要好好做。

●今後有關國家的政策、方針性問題,多聽聽多方面意見。如果黨內一決定,就那麼干下去,是不能達到預期的目標的。如文字改革,我認為既不是國防機密,又不是階級鬥爭問題,是一個民眾內部矛盾問題,卻只由少數熱心分子作了討論。如果文字改革問題,等於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我沒意見;我不反對;如果是文化問題,就應該在黨內外展開討論,應該多從學術、政治、道理上進行討論。

以上這篇刊於1957年5月22日《民眾日報》 的發言,最終成了我父親劃右的罪狀和定性材料。罪狀的第一條是主張政治設計院;罪狀的最後一條是反對文字改革。另加了一條是主張“輪流坐莊”。

1980年中共中央決定給百分之九十九的右派平反 扶定保留五個右派分子,以證明反右是正確的,必要的,領導者的錯誤在於“擴大化”。在此決定下達的前一天,中央統戰部把我母親(由我陪同)找去談話。談話大意是︰

“既然中央給反右定性為擴大化,那麼就需要保留一些右派,要保留右派,就需要保留右派中的頭面人物;要保留右派的頭面人物,自然就需要保留章伯鈞先生。”

又說︰“當年給章先生劃右的材料都不確實,從政治設計院到反對文字改革,都不能成立。而‘輪流坐莊’則是程潛批判右派時說的,也被按到章伯鈞先生頭上。現下我們重新整理了材料,右派定性用的是孫大光的揭發材料。”說罷,問我母親有何感想。母親說︰“對此決定,我只能服從,而不能贊成。”有關領導說︰“服從就好。以後我們對您及章家會有所照顧的。”

從府佑街出來,母親默然不語,兩手冰涼。她臨終前還一再對我說,自己心底還有一樁事。我知道母親的心事。其實,父親的事在1957年夏季就完全、徹底地結束了。我希望右派這兩個字永遠保留下去。它永遠屬於章伯鈞,屬於我最親愛的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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