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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4/28

「觀望:近世物質生活與流行文化」研習營心得 (中央大學藝術所 楊婉瑜)

南投,一處位於台灣中央的清幽靜地,而縣內埔里鎮上的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正是本次研習營主要的活動地點。這次長達四天三夜的研習營,課程安排充實且緊湊,學員們不僅得以增長學識,還可以與老師、同儕之間進行討論。第一天先由邱澎生老師為學員進行物質文化研究上觀念的啟發,並對Craing Clunas “Modernity Global and Local: Consump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West.”文章進行導讀。Craing Clunas因在博物館工作的經驗,而深刻體會以往東/西二元對立論下所致的狹隘視角。是以,文中強調西方消費革命、工業革命固然重要,但物質文化所研究的素材不應只是「消費何物」,而是探究東、西兩造物質文化如何進行交流?再者,商品、市場與世界的交流又是通過何種「X中介」進行連結?職是之故,物質文化研究的素材雖是微觀之物,但研究者須具備宏觀的研究視野,才能進而對消費生產背後的時代氛圍與文化,提出不同面向的詮釋角度。

由於本身就讀藝術學研究所,因此特別注重晚明文化出版業之興盛與大眾圖像之傳播。本次研究營的課程安排雖以文、史學科為主,但也兼具藝術史的課程,像是馬孟晶與陳慧霞老師的講題,皆為其他文史領域的學員開拓不同的研究角度。在馬孟晶老師「圖文並茂:晚明的圖譜與藝術風尚」講課之初始,便說明藝術史與歷史學在詮釋視覺材料上的差異:藝術史以圖像作為優先的第一序,即「觀看先於語言」,以圖像建構脈絡,並將影像視為另一種視覺的語言。藝術品或圖像可視為創作者對外在世界的再現(Representation)與詮釋,反映出預設觀者的價值觀。晚明萬曆、天啟年間出版文化達到高峰,以文學詩歌、戲曲小說插圖為主,也有仿名家畫作的《顧氏畫譜》、胡正言《十竹齋書畫譜》等。大量複製的圖譜,削弱名家作品的稀有性,並將藝術知識普及化至社會大眾,使得模擬名家筆法成為一種流行時尚。然而,隨著大眾文化發展日益蓬勃,雅、俗之間的界線亦漸趨模糊。對此,文人雅士刻意地化俗為雅,盼藉此鞏固自我的優位性,例如文徵明所作的《寒林鍾馗》,不同於民間擊鬼式、祈福式或出行鍾馗,卻將鍾馗繪成文雅士人,並縮小畫作以便懸於文人書齋之中。這種「文人化的鍾馗」褪去趨吉避凶的實用性與民間性,轉為「無用性」的單純審美經驗;[1] 另一方面,
也有一些畫家積極參與版畫的圖稿創作,例如錢穀、丁雲鵬與陳洪綬,走向化雅為俗的藝術表現。
在傳統歷史的認知中,明末是縱樂、墮落、奢華的時代,然而何以史景遷卻願意活在明末,並在滿清入關前死亡?晚明獨有的魅力究竟為何?在王鴻泰老師的講題中,已清楚地交代明中葉的時代背景,使我感嘆於明末文人閒隱的背後,其實是無限失落的抒懷。因為印刷出版業的興盛而大幅提升識字率,但科舉名額始終有限,以致於愈來愈多具基本寫作能力的生員,無法藉由科舉完成傳統儒士「經世濟民」大業,「士大夫」成為「士」、「大夫」。有些在科舉失利的「游士」開始轉為經商,再用捐官或投資文化產業的方式,建構自我風雅之美名。商人的利益/理念;士大夫的理念/利益界線逐漸混淆,商人與士人的身份不僅僅是簡單的二分法足以概括,形成一種新的義利觀[2] 因此,商人積極融入文藝社交圈,並為自我生活引入閒雅文化;文人幫忙鑑賞古董、古畫,甚至作假,兩者之間既是互利的合作關係,又兼具俗與雅的矛盾衝突。如此不斷劃分界線又不斷融和的情形,塑成藝術品市場文化資本與經濟資本的互換流通,進而提升整體文化素養。
除了中國的物質文化,在西洋史的部分由王芝芝老師講授「文藝復興時期義大利城市生活中的女奴」。「女奴」是歷史中無聲的一族(voiceless),在性別、社會地位上更是邊緣中的邊緣。西元1348年黑死病後,因為勞動力缺乏,益加促進義大利北部商業城市的蓄奴風氣。家內奴以女奴居多。選擇的喜好標準是漂亮俄羅斯白種女性或是勤勞的韃人,女奴即便獲得男主人的欣賞,亦無法從奴隸一舉躍升為女主人,主人更無法給予女奴合法的社會地位,女奴所能作的就是善盡其職。王芝芝老師為我們介紹年鑑學派後歷史研究的新視野,開始懂得從正史之外收集史料,舉凡收支帳簿、遺囑、官場判案、收支薪水的收據,都能成為後世為社會邊緣發聲的主要憑據。
綜觀本次關於近世物質文化的研習營,除了課程兼具理論與專題兩大面向之外,在課程的調度與時間安排上亦十分用心,尤其是主辦單位特別在第三天課程的下午時段,帶學員們去廣興紙廠體會拓印,並接著前往埔里酒廠品嚐芳醇酒香,為一連四天三夜的研習營提供暫緩口氣的空檔。除此之外,每晚的小組綜合討論時段,讓來自不同學校、學群的同學們得以相互交流所學所知,激盪出更多元、宏觀的想法,而老師們願意留下參與討論的安排尤其令人感動!最後,要特別感謝研習營期間負責我們食、住、行等民生小事的助教與小組長們,總在一旁協助上課的各種事宜,包括遊覽車接送的時間、用餐完畢後的廚餘分類,甚至是回程時車票劃位等等。這次研習營因為有老師的不吝指導、助教與學長姐們的熱心服務,所以最後一天心得分享時,學生們才有深感時間不夠的缺憾。這次研習營不僅見識到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的校園之美,更感動於師生間無距離的互動,以及老師對於學術所投注的熱情,尤其是晚上的討論課,對我而言確實是一次難能可貴的經驗。記得洪蘭曾說:「聽,是個被動的歷程;說,才是主動的組織;只有懂得東西才說得出來,說得出來的東西才是真正帶得走知識。」我想,討論課的用意除了交換意見之外,更是驗證我們是否明白課程內容的良機——話不僅要說得清楚,更要說得好聽;不僅要說得好聽,更要言之有物。


[1] 詳見石守謙,〈雅俗的焦慮:文徵明、鍾馗與大眾文化〉,收於《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16(2004,3),頁307-339。
[2] 余英時,〈中國商人的精神〉第二節「新四民論—士商關係的變化」,《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台北市︰聯經,民76),頁104-121。文章論及明代四民階級地位的改變,尤其是商人地位的提升,例如王陽明在為商人方麟所寫的一篇墓表中提及︰「古者四民異業而同道,其盡心焉,一也。」說明士、農、工、商只要盡心,在地位上就沒有高下之分;新安商人汪道昆更說︰「良賈何負閎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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