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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4/06

研習營心得報告 (謝琬婷 台大中文所)

  在我臨去參加這個研習營之前,一位老師諄諄告誡我:
「歷史系那些人都很可怕的,妳這次去要安靜一點,不要先當砲灰。」
他這麼說時其實是帶著一些戲謔的。







       在我臨去參加這個研習營之前,一位老師諄諄告誡我:
      「歷史系那些人都很可怕的,妳這次去要安靜一點,不要先當砲灰。」

  他這麼說時其實是帶著一些戲謔的。歷史系跟中文系的風格不同我早有耳聞,因此也會心一笑。我們中文系常說自己走溫柔敦厚路線,一向不太發言或論辯,這是事實;而歷史系同學詞鋒與目光犀利是有名的,老師知道我也是屬於愛講話的類型,所以才有以上的告誡。不過這四天下來,我發現提問與討論實在是一種享受。歷史系與中文系的人們互相激盪想法,從對方眼中看到不一樣的角度,不一樣的視野,這對彼此未來的研究都大有好處。在我來參加研習營之前,有一些讀書時遇到的瓶頸,竟然也在歷史系課堂上一一被化解掉了。這讓我欣喜地了解,遊走在不同的學科間,原來可以看到比以往更深更廣的世界。一項學科內棘手的問題在另一項學科中可能只是基礎知識,但大部分人,包括我,畢竟會缺乏勇氣與自覺,去踏出這探索的第一步。很高興如今我踏出了這一步。

  由於我自己研究的對象是明代文學,所以我對明代相關的議題特別感興趣。如濱島先生的課,他講到東林派推動均田均役改革,得罪了不少當權的既得利益者,因此東林遭到更多派系鬥爭。以往在唸這段歷史的時候,我們中文系主要會著重在東林黨人的學說思想與道德品行來看,認為他們被排擠是由於學說與道德上的不同調,導致他們無法見容於魏忠賢等小人群體。此說雖然也對,但只從思想層面考量,而忽略了現實利益的糾葛。從經濟史的角度切入,才能發現原來東林黨與時人的關係其實遠比我想像得更為複雜,絕不是二元的善惡對立,而是有種種組合,例如儘管思想接近利益卻相違,或思想相反卻因利益結合等等。這解釋了時人對東林黨不同的價值判斷,在那些話語的表面下,其實可能有更多現實因素的考慮應該要被計算進去。

  王鴻泰老師提到阮大鋮也是一個有趣的例子。阮在魏忠賢等閹黨失勢後逃到南京,本來受到南京文人團體的非難。但他以他的音樂、戲劇才華打入金陵文藝圈,讓看不起他的人也不得不對他另眼相看,從此逐漸「漂白」。雖然有人潔身自好不與此種奸徒為伍,其實背後依然運作著現實的經濟因素,使許多人還是不得不與阮親近。阮大鋮的財力就是他收買人心的方式。我們同組一位研究戲曲的同學指出,阮大鋮擁有自己的私人戲班,而這在當時是很貴的、一般人養不起的高級娛樂。許多新進作家雖然寫好一份劇本,卻找不到願意資助他演出的後台老板,阮便是看準了這點,大方提供那些後進搬演劇本的機會,藉此獲得大方與識才的美名。阮提供他的錢,圍繞他的窮作家回報以傳揚的名聲,於是阮大鋮順利在金陵社交圈中生存下去。正如王老師在課堂中提到的明代文人交遊方式,阮大鋮可謂成功的案例。而這些人際背後錯綜複雜的關係,只能在史料中一一去拼湊,文人自己的文學創作裡頭是很少會提及這些的。

  中文系的研究絕對不得不借鑒歷史系的成果,因為是在這些事實之上,文學才得以立根,發揮它反映時代甚至超越時代的力量;但歷史系研究也不能忽略了文學的存在,因為看似虛構的文學,其虛構性真的就比歷史記述多了許多嗎?或者反過來說,文學的真實性又比歷史記述少了多少?套用現代史學的其中一種觀點,歷史是被建構的。在後現代的旗幟下我們已經很難分得清楚,什麼是真,什麼是假;什麼是永恆不變的真理,真的有「真理」嗎?如我的老師常常叮嚀我,除非必要,盡量少用四庫全書裡的文獻。因為在編寫者抑明揚清的方針下,許多明代記載的面貌其實是被扭曲了。由後朝編寫前朝的歷史這已是慣例,其中導致的謬誤也不可盡數。「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文天祥的〈正氣歌〉之所以特別歌頌這兩位史家不被頂頭上司威脅而放棄述寫真實的使命,就是因為有多少史家其實是在各種脅迫下文飾了當權者的過失。權力說或者太過陰謀論,但也有更多史料是由於不可抗拒的因素而無法被確信。說誇張點,用任何語言在表述某種「事實」時,它就已經不是「事實」了。是故,我尊重史料,尤其是多重證據下所呈現的歷史;但我不會因此感覺自己得到了真實──而這也是歷史這門學科之所以必須繼續發展下去的原因,不是嗎?因為我們希冀逼近真實的熱情永遠不會消卻!

       另一方面來說,文學中許多記載反而可以用來參考,當作旁證或補充,甚至從眾多客觀描寫中提煉出可用的「史料」。王師提及「有意史料」與「無意史料」的分別,這是一個很好的方法,幫助我們去確認到底哪些文學作品是可用以建構歷史的,哪些是要提防的。並且,文學中涵有了許多「客觀歷史記述」無法提及的部份──「人性」、「人心」、「人」,whatever。如果說,我們學習人文學科的目的是為了更了解人,更了解自己,那從單純的制度、年表、習俗等人類外在的事物去尋找,是不夠的。文學是思想的濃縮,個性的呈露,生命的精華。少了這塊,至少我自己,將不再對人文學科感到全然的興趣,而覺得像是缺少了靈魂那般的空洞。洪敏秀老師引用了John Tagg的話道, “Like the state, the camera is never neutral. “攝影機尚且無法避免攝影師的主觀意識,何況我們手寫出來的文字?我的感想是,破除「主觀」與「客觀」的迷思後,我們對人文學科的研究可以更有同情的理解──感覺好像社會史與文化史的論爭,是吧(笑)。但學科與學科間因為鴻溝所產生的不理解進而產生的誤解,似乎不管在哪個領域,多粗略或多細的分野,都會發生。或許唯有破除此種迷障,真正跨越不同邊際的人,才能掌握並享受轉益多師所帶來的豐碩知識成果吧!

       當然,除了嚴肅的課堂外,師生一邊校外教學一邊閒聊知識更是愉悅。偷偷觀察的結果,老師們身邊總是圍著一堆學生,一天下來有講不完的話,大家好像都完全不會累似的~能找到一群共同分享這些天真熱情的同伴,不管是老師或學生,多麼難得。這些暢談與交心將成為我這次研習營中最美好的記憶。

       這次研習營還有一個很棒的收穫,是高於中文或歷史等種種知識外的。許多老師跟我們談了他們治學的方法,他們如此誠懇、熱情而毫無保留,愉快地回答所有同學的問題,與我們面對面討論。這是很難得的體驗,能與這麼多優秀的學者近距離聊我們心中的疑問,而這些困惑是我們這個年紀幾乎無法避免的。經過這次經驗,我彷彿成長了不少──不只知識方面的成長,而是面對「學術」的心態,總算擁有自信,也有了相信的力量。這真的要感謝老師們的用心。

       如邱澎生老師把治學比喻成打麻將,堪稱一絕。我將原文──儘管我覺得我的抄錄已經不算原文,也失去了原文的風采──引用在後:

    「以打麻將做比喻--
    材料就像吃牌,你只能吃上家的,這是一種連續性;
    理論就像碰牌,你三家都可以碰,這是一種跳躍性;
    到底哪個比較重要?
    這就像你問我吃牌重要還是碰牌重要一樣。
    都重要,也都不重要,它們不是對立的,
    胡牌才重要!」

       這段話讓學生笑得開懷,但開懷中也警覺到其中的犀利。我自己,一直以來都對材料與理論的運用感到疑惑,擺盪在兩者之間無法取捨。而不只邱老師,其實每位老師都不厭其煩地告訴我們這樣的道理:並非對立,可以兼美。重點是,我們要有自己的創見,要對學術做出貢獻,並且走這一遭走得快樂,不是嗎?畢竟前輩是過來人,隨便提點幾句都讓學生受益匪淺,對此我真的非常感激。還有如李孝悌老師:「除非你能做到大師的高度,否則不要亂套理論;不如浸淫在材料中,對材料產生感情。」、徐泓老師:「寫論文,合理、合邏輯、圓通就好。不怕錯,只怕亂。」、「『哪個說法對』不重要,因為『正確』也會與時俱變。」等,上課抄錄「今日名言」已然應接不暇,更讓自己覺得來這次研習營真是來對了。事後與同學交換彼此的心得,彼此最難忘懷也都是這些不管做學問或是作學者的教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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