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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ril 3, 2015

文魯彬 這個阿兜仔,比你我更愛台灣





在台灣深耕40年的文魯彬,宣布投入立委選戰,環團大力支持。(本刊資料照)

投身台灣環境運動甚深的文魯彬(Robin Winkler)宣布將爭取綠黨提名,參加2016年台北市第一選區(士林/北投)的立法委員選舉。如獲黨提名,文魯彬將是台灣選舉史上第一位原美裔的參選人。
本刊八年前曾做過文魯彬的人物專訪,暢談他放棄千萬年薪、歸化台灣籍、投身環保運動的心路歷程。以下為專訪內容:

大標:抱樹的人   文魯彬

撰文:王錦華

攝影:王禹仁、宋岱融

批評文魯彬的人,常說他是個「怪人」、「過於激進」、「固執、難溝通」,前台北市勞工局長鄭村棋卻說,很多搞運動的人只會用嘴巴對抗,文魯彬是真正的行動者。鄭村棋講了一則小故事—

   「有一天半夜兩點多,我被他太太打電話吵醒,要我趕過去。到了他家前面,我一看,文魯彬居然躺在路上,用肉身阻止工程單位施工。他抗議說,他長年不開冷氣,每天開窗睡覺,施工會妨礙他睡眠。我一聽到他大熱天也不開冷氣,很震撼,這小子做環保果然言行如一,非常堅持啊。」
五十三歲的文魯彬來自美國,本名Robin J. Winkler,本業是律師。因為長年吃素,他長得瘦小清癯,就像一名苦行僧。他的頭髮和眼珠都呈淡棕色,彷彿泥土那般溫潤可親,但一談起台灣的環保問題,他的眉頭馬上像被刺痛似的緊緊皺起來。

他用一口老外國語說:「我國環境基本法第二條裡面提到,永續發展係指做到滿足當代需求,同時不損及後代滿足其需要之發展。這是很清楚很簡單的道理啊,但那些人(指政府官員)根本不懂永續。」聽到一個輪廓鮮明的洋人稱台灣為「我國」,讓人有種奇異的感受。

他真的是台灣人。他在二〇〇三年七月放棄美國籍,十一月拿到中華民國國籍。為什麼入籍台灣?他說:「我要參與台灣的環保運動,一定會和很多人、甚至政府起衝突,如果還拿美國籍,很容易被以『居留目的與申請不符』為由踢走。而且我在台灣三十年,早認定自己是台灣人了。」

兩年前,他被環保署聘任為環評委員。這項職務是無給職,但他把關非常嚴格,反被政府和廠商視為「投資障礙」、「絆腳石」。今年七月公布新的環委名單,他和其他四位環保立場堅定的委員,果然未獲連任。

「這次沒連任,我不意外,但滿矛盾的。我覺得在裡面可以為環保運動做一些事,但我又很不想。你說,什麼動物會把自己處在一個大家都討厭你,背後都是譏笑、謾罵的環境?我兩年這樣衝,差一點發瘋啊。做到最後,陳玉峰(著名的環保運動人士)也說我是自虐狂。」

 文魯彬生命裡的綠色種子,萌芽於他在美國威斯康辛州的童年。他父親是醫生,因事業忙碌,把孩子託給來家裡幫傭的夫婦照顧。這對夫婦經營農場,他說:「六歲前,我是在農場長大的。那真是非常快樂啊,爬山、釣魚、放牛、餵雞、採小藍莓…,同時,我有很多狗朋友。」
文魯彬對中文很感興趣,從紐約大學中文系畢業後,他於一九七七年首次來台學語言。他很喜歡台灣的高山和人情味,在這裡待了一年半,又回美國攻讀法學博士。他坦言:「七〇年代的美國,很多人大學畢業不曉得做什麼,就念法律。」一畢業,就回到思念的台灣,陸續在幾家大型法律事務所實習,後來又自行創業。

早年,他很會做生意,年薪千萬,底下有一百多名員工,但心裡總有個地方空洞洞的。直到一九九八年,他接觸到一本英文書《Your money or your life:transforming your relationship with money and achieving financial independence》(中文版譯為《富足人生:要錢還是要命》),他體認到:「營利事業都以營利為目的。其實,何必提營利?你一定要賺錢,才能繼續做。但你要的不是營利,而是營利後,你可以做什麼?」

他又讀了不少介紹國外綠色企業的書籍,開始經常把公司盈餘捐出去做公益。「一開始,因為我是公司創辦者,大家不好意思對我怎麼樣。但到了二〇〇一年底,其他六個合夥人串連,就把我踢出去了。」他感嘆說:「雖然我把書都送給他們,但轉變真的不容易。這凸顯當代文明非常嚴重的問題,就是你總覺得永遠不夠。其實,你真的需要這麼多嗎?」

隔年,他又成立博仲本國與外國法事務律師事務所。忙碌之際,二〇〇二年底,他因為嚴重氣喘、發燒住院,竟被檢查出肺癌第三期,醫生宣判只剩半年生命。問他當時是什麼樣的心情?他沈默許久,才低聲說:「沒有…,我開始遺憾…沒有孩子。」

他太太是出版界的洪美華,早年出版法律書籍,近年經營新自然主義出版社。兩人在一場讀書會認識,於一九九二年結婚;夫妻倆事業都很忙碌,忙著忙著,就錯過了生育年齡。

 因為對西醫有些質疑,他放棄開刀和化療,搬到花蓮養病,採取生機飲食的自然療法。隔年春天,他再回醫院複檢,腫瘤竟神奇消失了。他不改律師的嚴謹性格,分析說:「那是不是癌症?有可能是誤診。」
死亡的惘惘威脅,逼他深思:如果生命只剩半年,該做些什麼?「一次上網,我連上美國Earth Justice(地球正義)的組織,發現一些律師組成團隊,專門幫地球的山林、海洋打官司。那時我就決定不做商業律師了,如果要做律師,就做這樣子的。」他先入籍台灣,接著著手成立「台灣蠻野心足生態協會」,這是台灣第一個以法律專業介入生態議題的環保團體。

協會秘書長林子凌說,因為擔心搭飛機太耗能,「我認識他到現在,他只回去過一次。」那次,文魯彬想回美國探視年邁父母,臨上飛機前,行經信義路,看到捷運施工單位正在砍樹,「他馬上眼眶就紅了,直問可不可以不回去?我明天要抱著這些樹,不讓他們砍。」後來,林子凌保證她會處理這些問題,他才肯走。

英文以「Tree Hugger」(抱樹的人)來形容環境基本教義派,文魯彬承認自己是這派的信徒。許多人誤以為文魯彬反對一切開發,他說:「人活著,一定會開發。但是怎樣的開發?是短暫業績,還是永續發展?我們國家長期只看GDP(國內生產毛額),當森林被砍伐、油污外洩、有人罹癌,或像九二一大地震,整治費和醫療費都會使表面上的GDP成長。只談GDP,不談其他外部成本,這是用非常人格分裂的方式來看經濟!」

離開公部門後,文魯彬利用協會組織繼續監督政府。幸運的是,他說服博仲的合夥人每年提撥百分之三的營業額,讓協會生存下去。林子凌透露,「Robin雖不支薪,但要養活協會其他同事,還有做環境調查的花費,他每個月至少自掏腰包七十萬,真的是在掏老本。」

自從接觸環保理念,他十幾年前就把家中的電視、冷氣送人了,為了珍惜資源也不買新衣服。他也要求同事力行垃圾分類和減量、省水省電…,還在辦公室頂樓加蓋「堆肥馬桶」(一種不需用水,只要加上適量木屑,一年後就能分解成肥料的環保馬桶)。

 採訪隔天,記者隨他去高雄參加另一個環保團體的成立大會。在高鐵上,他一邊接受採訪,卻常望向窗外,感嘆:「這是烏日焚化爐」、「這是彰化焚化爐」、「這是林內焚化爐」…,他批評:「製造商要有生命週期的觀念,很多東西還沒想通就做出來,廢棄物怎麼辦?發明焚化爐,好,你看不見垃圾覺得比較舒服。但它燒的那些戴奧辛又落到空氣裡、河裡、土裡,這是惡性循環。」
「坐這個(高鐵),很耗電。每次坐,都有罪惡感。」他顯得有點焦慮,接著解釋:「我平常都騎腳踏車,但有時要去開會,騎車滿身汗,又沒法洗澡,怎麼辦?我也坐捷運、計程車啊。活在現代社會,愈來愈難言行合一。」原來,他對抗的不只是政府和開發商;每天的生活,都有艱難的環保考驗。

回到沒有子嗣的遺憾,他說:「或許我很阿Q,後來想通了,能將文魯彬的基因留下來的,只有孩子嗎?其實我們做任何事情,一定會留下一些影響。」講完,他默默望向窗外,一片片風景稍縱即逝。只聽見他又低聲嘟噥:「這是永康焚化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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