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部落公告

大木老師帶領你進入戲劇理論的園地
2007/10/02

10月份理查‧謝喜納大師來台講座系列

 

難得的機會,希望大家可以共襄盛舉!

與大師相遇在北藝大/交大 講座系列

從《酒神69》到《哈姆雷特》:

謝喜納談美國前衛劇場和表演研究

講座系列 

From Dionysus 69 to Hamlet: Richard Schechner on the American Avant-garde Theatre and Performance StudiesLecture Series

一、從《酒神69》到《哈姆雷特》:謝喜納談美國前衛
劇場
From Dionysus 69 to Hamlet: Richard Schechner on the American Avant-garde Theatre

時間:10/22 (星期一)10:30-12:20 a.m.
地點:北藝大戲劇學院T305

二、古典戲劇的演出與再詮釋
The Staging and Re-presenting of the Classical Drama

時間:10/22 (星期一)3:30-5:30 p.m.
地點:交通大學科二館211

三、儀式的未來
The Future of Ritual

時間:10/ 23 (星期二)12:00-13:30 p.m. (教師午餐會談)
地點:交通大學科一館110
*敬備午餐,有意參加的師長請事前與交大小姐洽詢

四、跨文化表演與文化帝國主義
Intercultural Performance and Cultural Imperialism

時間:10/ 23 (星期二)3:30-6:30 p.m.
地點:交通大學科二館202

五、儀式與表演研究深度討論會*
Seminar on Ritual and Performance Studies

時間:10/25 (星期四)1:00-4:00 p.m.
地點:北藝大戲劇學院T107
*座位有限,須事先報名取得參加資格。

 六、東西相遇:熊衛老師的太極導引工作坊和座談會*
Meeting of Eastern and Western Masters: Seminar and Workshop on Taichi Induction

時間:10/ 26 (星期五)1:00-4:00 p.m.
地點:北藝大戲劇學院T305
*座位有限,須事先報名取得參加資格。


主辦單位: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戲劇學院
協辦單位: 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
補助單位︰ 教育部顧問室

 洽詢及報名︰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戲劇學院
                    地址︰台北市北投區學園路一號 
                    電話:02-28961000#3202(馮意倩小姐)
                    E-mailyichien@theatre.tnua.edu.tw
                    Bloghttp://blog.sina.com.tw/mchung/

                    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人文社會學系
                    地址:新竹市大學路1001
                    電話:03-5712121#58030(鄧雅嬪小姐)
                    Email: seveniceice@mail.nctu.edu.tw

Richard Schechner (born August 23 , 1934 ) is a University Professor/Professor of Performance Studies at the Tisch School of the Arts, New York University , editor of TDR: The Drama Review, and artistic director of East Coast Artists.理查‧謝喜納Richard Schechner是紐約大學的大學(University Professor)教授戲劇評論》The Drama Review)的主編Richard Schechner is currently editor of TDR: The Drama Review (formerly the Tulane Drama Review),美國前衛劇場的重要導演和首屈一指戲劇理論大師。


繼續閱讀
發表於 2007/10/02 10:07 AM
| What's New[] | 回應 [] | 引用[] | 人氣 [] | 推薦 [] |
2007/10/31

雪域傳奇-格薩爾文化校園推廣講座





為豐富國內多元文化內涵,啟發藝術創作靈感,增進學術研究題材,蒙藏委員會特於今(2007)年選擇兼具文學、繪畫及戲曲多元藝術價值的格薩爾史詩為主題,期整合展覽、戲曲表演、校園交流講座等活動形式,從各種角度呈現格薩爾的多樣風貌,提供國人同時從多元角度來認識藏族文化,使藏族文化推廣活動,更能發揮深遠長久的效益。

二、活動介紹



活動時間:11月2日(星期五)13:10~15:00

活動地點:國立台北藝術大學戲劇學系T305教室(台北市北投區學園路1號) 報名方式:
(1)活動專屬網站www.moregren.com/gesar
(2)報名專線(03)327-5656普椿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承辦

※本講座活動提供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數認證。


繼續閱讀
發表於 2007/10/31 03:39 PM
| What's New[] | 回應 [] | 引用[] | 人氣 [] | 推薦 [] |
2007/10/30

Words of Paradise

**

繼續閱讀
發表於 2007/10/30 05:28 PM
| 未分類[] | 回應 [] | 引用[] | 人氣 [] | 推薦 [] |
2007/10/30

《魯米 生平‧思想‧餘緒》--節錄

《魯米 生平‧思想‧餘緒》
Sefik Can(謝費克‧詹)著,李建弘等譯

過去,魯米都將大部分的時間花在神學院或經學院的議事廳閱讀書籍,如今夏姆斯禁止他全神貫注於書本上。他也不允許其他人探望他。他坐在大學學院的門口,質問那些前來探視魯米的人:「你們帶了什麼禮物來以示懇求與感謝呢?拿給我看,我就讓你們見魯米。」某天,終於有人忍不住對這位奇怪的男子發怒,說:「你又帶來了什麼讓我們需要回報你呢?」夏姆斯答覆:「我帶來了自己。我因為他的緣故獻上了自己的頭顱。」
在《書源》中,蘇勒壇‧瓦拉德敘述魯米與夏姆斯是多麼親近、以及夏姆斯對魯米的深刻影響:「當群眾親眼目睹這種依賴、忠貞、迷戀及愛時,他們變得妒忌並開始議論紛紛。導師們和其他重要人物公然散播謠言:『這位徹底改變魯米的人到底是何方神聖?為何當我們之中沒有人能看出夏姆斯的偉大時,魯米卻是他為超凡者,並這麼尊敬他?』」他既欠缺精神的狀態又缺乏知識。我們可能稱呼他為有”神視”(Divine Glance)的人並相信他的心眼是開通的嗎?當夏姆斯發覺事態嚴重到已無法控制,且所有人都反對他時,便在某一天突然消失無蹤。就這樣,在十五個月又二十天之後,夏姆斯於1246年的二月十五日離開孔亞。
讓我們先聽聽魯米蒙福之口所吐露之關於其對音樂和旋轉的觀點:

繼續閱讀
發表於 2007/10/30 05:05 PM
| 未分類[] | 回應 [] | 引用[] | 人氣 [] | 推薦 [] |
2007/09/29

You and Your Dissertation

成為博士 就要有好的答辯!

大木老師的博士祕寶-NYU的You and Your Dissertation 






繼續閱讀
發表於 2007/09/29 06:03 PM
| 課堂感想[] | 回應 [] | 引用[] | 人氣 [] | 推薦 [] |
2007/09/28

1991年 大木老師 田野筆記 大公開


繼續閱讀
發表於 2007/09/28 03:49 PM
| What's New[] | 回應 [] | 引用[] | 人氣 [] | 推薦 [] |
2007/09/27

09.27好書推薦

《台灣小劇場運動史──尋找另類美學與政治》

  • 作者:鍾明德
  • 出版社:揚智
  • 出版日期:1999年08月15日 

            台灣的劇場運動是中國現代劇場史上,受西方影響而產生的第二次革命。從六○年代開始,「話劇」──第一度革命的成果──在台灣已經逐漸式微。七○、八○年代台灣社會的激烈變遷,加上歐、美、日前衛劇場的引進,使得「小劇場」在八○年代的台北公寓、地下室、街頭紛紛出現,進而形成一種「運動」。在西方影響和本土勢力拉扯之間,這個運動成功地刷新了在台灣的中國現代劇場。整體說來,小劇場運動可說是當代中西文化交流中一個相當成功的「台灣經驗」。

  • 繼續閱讀
    發表於 2007/09/27 05:38 PM
    | 未分類[] | 回應 [] | 引用[] | 人氣 [] | 推薦 [] |
    2007/09/19

    9/21至耕的遍路行旅-四國八十八所遍路行旅徒步紀實



    攝影by至耕

    9/21(五) 14:50~16:00  戲劇學院T107

    流浪者計畫-至耕分享四國八十八所遍路行旅徒步紀實
    你絕對不能錯過!

    李至耕
    學歷:台北藝術大學戲劇系畢業,現就讀台北藝術大學劇本創作研究所
    流浪式旅行經歷:自行車環島(1997)
            徒步環島(2005)
            四國遍路行(2006,第一番到第三十一番)
                 (2007,第三十一番到第八十八番)
     
    劇場經歷:《偽日》 劇本創作、音效音樂設計、音響技術(2004)
         《越來越難集中精神》 音效設計、音響技術(2004)
         《死亡》 音效設計、音響技術(2005)
         《羅蜜歐與茱麗葉》 音效剪接(2006)
                        《房間》 演員(2007)

    ====================================================================


                                                                 *講綱前言分享*想知道更多精采內容......
                                       你ㄧ定不能錯過9/21(五) 14:50~16:00 至耕的分享......

    李至耕的遍路行旅                                             

    一、前言:
     
      首先,必須要說明的是,比起各位,我並不因為這個旅行;或更明確的說「修行」;或以前的所有看起來或聽起來很嚇人的旅行而變得更有智慧,也沒有因此得到什麼靈體驗或是不可思議的經歷。

         一如各位(請恕我假設各位並非具有超凡體驗或般若智慧),我只是個很單純的平凡人,一樣會發脾氣、沒耐心、沒什麼智慧、一樣看不透世事。所以這麼說也許令人氣餒,但是來聽演講的各位,如果你們期待能夠聽到對佛學有什麼真知灼見或是一個擁有大師般開示的演講,那很可惜讓各位失望了。
     
         今天我要說的內容,失敗多於成功、沒智慧的事多過有智慧的事。充其量也只能算是一種,經驗上的分享,所以,如果在這之中,可以讓各位有什麼對人事物新的看法或是感受,那大概就很值得高興了。

    二、什麼是四國遍路行?

             在開始心得分享之前,還是先講一些比較知識性的東西,這些基本上都可以在網路上查到(當然,你要去日本的網站搜尋才有),所以我也就講得簡單一點。四國八十八所遍路行旅有一點類似台灣的媽祖繞境,不同在於它是全年無休的,從古代到現在每年的每個時候都一直有人在走,而不像媽祖繞境是固定在一年的某個時間。而且,它主要是個人式的參拜

        四國遍路行,是為了紀念日本的弘法大師空海行徑的一個修行之旅。弘法大師,四國讚岐人,俗姓佐伯,出身於現在香川縣,出身地後來就成為遍路行的75番善通寺。

        空海大師有點像是日本的唐三藏,是個遣唐使,唐朝時來中國,在長安青龍寺求得經文,後來在日本成立真言宗。建立高野山上的金剛峰寺,死後被天皇追諡為弘法大師。

        空海大師入定後,就有修行者開始追尋空海大師過去的足跡,這就成了四國遍路行的原型。關於四國遍路行還有個傳說是這樣的,據說以前愛媛縣有個地主叫做衛門三郎,空海大師當年曾經去向他化緣,連續去了八天,八次都被他趕出來,並把空海的缽給砸爛。

        八天之後,空海大師就不再出現,而衛門三郎的八個小孩從次日起一個接一個的死去,在八天後八個小孩都去世了。於是衛門三郎賣掉田產開始走上遍路行,想要跟空海大師懺悔。據說衛門三郎走了二十次都沒有遇見空海大師,於是他就反著走遍路行旅,然而在12番燒山寺病倒了,在垂危之際遇見空海大師,終於得向空海大師懺悔。

        或許為此故,四國遍路行除了是一種修行之旅,可以更深刻的看見自己之外,也被認為是一種懺悔之旅,在走完遍路行之後可以洗清業障。

        那麼遍路行是不是一定要用走的呢?畢竟四國是個很美麗的地方,所以近年來遍路行旅有觀光化的趨向,如果各位對四國或遍路行有興趣,又沒有自信可以徒步走完的話,其實日本現在有乘巴士的遍路之旅,四國當地也有包計程車的服務。

     三,你應該去做的事,都會在那裡被安排好等著你

        以上算是工商服務的部分,接下來就開始進入一些我希望跟各位分享的事情。為什麼我會去走遍路行旅?這是一個普遍比較多人問我的問題,也是我常常問我自己的問題。坦白說,不只是現在我也不清楚,就連正在走遍路行的時候,很多時候我也是不清楚自己為什麼而走。

        不過凡事多半有個脈絡可循,我也不是二十四歲就突然聽到神的旨意然後就決定去四國走遍路行。我國中的時候,看了胡榮華先生的《橫跨歐亞非》,從那時起,就很被這種流浪式的旅行生活所吸引。

        胡榮華先生是台灣第一個自行車環球的人,《橫跨歐亞非》是他第三次的自行車旅行,第一次是環球之旅,第二次則是主要以中國為旅行地,這兩次旅行都分別在他的成為他的遊記。

        當時年紀小,總有些比較不切實際的夢想跟野心。我看胡榮華先生的書上寫到他十六歲的時候,拿著地理課本上面的地圖就騎自行車去環島了。小孩子不懂事,看到這個就很想破人家的紀錄。於是乎,我就在十五歲那年高一升高二的暑假就騎車出去環島了。而這件事,同時也成了我生命中一個最大的轉捩點。

        我父母親當時都非常反對我去環島,當然他們有他們對於安全上的考量,但對那時候的我來說,這是一件不得不去做的事情。我父親非常嚴厲,如果不照著他的意思做事,往往會被修理得很慘。我心想,如果要去環島,就沒有回頭的機會了。於是,雖然是環島,但我做的卻是離家出走的準備。

       半年後,錢也存夠了,我的一些衣服、行李,也都偷偷搬到朋友家去了。出發當天,是1997年的72號,那天早上下著很小的雨,兩個好朋友來送行。我就這樣踏上人生的第一次環島行。

        環島後,果不其然,我被趕出家門,為了養活自己,之後過了一段半工半讀的生活。環島後一年,我母親覺得這樣不是辦法,就跟我父親分居搬出來跟我一起住,一直到厭在。

        當然,現在年紀大了,很多事情看得也稍微明白了。當時我做的其實是有一點錯誤的預設,我預設自己會被趕出家門,所以做了離家出走的準備。可是對我爸來說,我等於擺明了跟他說我不回頭,那他當然是很順理成章的把我趕出去。很多年後,我再跟母親聊起這些事情,她總說,很多事情如果不是在那個點上發生那件事,也許一切都不會這麼糟糕,只是很可惜的,當時父親跟兒子都做了最絕的決定。

        所以,很單純的一個十五歲男孩想要環島,到頭來卻變成毀了我家的原因。雖然只是環島,卻毀了我爸媽二十年的婚姻,從此我大哥跟我父親住,我跟我母親住,家就這麼拆掉了。

        很多年來,我一直想,為什麼我非得去環島?如果不去,是不是一切都會比較好?如果在人生沒有走上那個分水嶺,是否我會到達另一個更美好的局面?事實上,現在能在這裡跟各位聊聊,也托了環島的福,因為以前我父親是不允許我考任何藝術相關的科系與學校,環島之後,就幾乎不太有人阻止我做任何事情。

        自行車環島後六年內,我偶爾曾想過幾次再出去流浪的計畫,但都沒有付諸實行。除了在學校一檔又一檔的製作之外,我自己對那種流浪生活也慢慢淡忘了。直到考上研究所的那一年,才又因緣際會的被引導上徒步環島之旅,不過那說來就太長,先跳過,如果你們等下還有興趣再說。

        如果說自行車環島是十五歲少年很天真的追求自由或夢想的旅行,那徒步環島則是另一種更艱辛的行動。因此,自行車環島雖然是離家出走,但蠻多時候還算是很愉快。但徒步環島則充滿了各式各樣的痛苦,肉體上的精神上的。我很難解釋究竟有多麼的痛苦,那是一種超越我自己可以想像得到的痛苦。徒步環島結束的好幾個月內,我的生活有一點恍惚,看到山就會恐懼,睡眠的狀況也變得很不理想。

        我一直想不透,如果說徒步環島只是造成如此大量的痛苦,我為何要做這種事?畢竟,我所希望透過環島完成的事情,一件都沒有完成,只是留下了很多的恐懼跟失望以及仍然無法挽回的命運。

        就在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時候,我在陳芳英老師的課堂上,聽到了關於「四國遍路行」的事。當時也說不出來為什麼,好像總有一種我應該去做這件事的感覺。這種感覺很奇妙,它既是因,也是果。如果我不曾經歷過徒步環島,當然更不會去做跑到別人的國家去做徒步旅行這件事。因為我曾經徒步環島,所以才會進一步的想要走四國遍路行。

        可是換一個角度來想,又彷彿因為我必須要踏上四國遍路行,所以之前有了徒步環島這樣的行動,讓我擁有能力可以徒步旅行。這樣想就變成了因為要去四國,所以才有了之前的徒步環島。

        當然,這一切都可以歸結到某種人生的巧合,可是各位大多既然是學戲劇的,從希臘戲劇裡的可然和必然去想想自己的人生,有時會有一種很不可思議的結論。

        總之,四國行就是那樣一個在等著我的事情,在我跟它之間,除了最基本的阻礙;像是語言問題、體力、風俗;之外,幾乎沒有什麼問題。我的父母願意提供我旅費,而今年也得到學校流浪者計畫的幫助,使得在用錢上更加無虞。

        再加上旅途中種種,原本可能會非常悽慘的事情,好比說颱風天爬山,好比說天黑了還找不到地方可以露宿,種種之類的問題,都很巧妙的被安排了一個解決的方式在等著我。因此,如果要說整趟四國行給我一個什麼樣很強烈的感覺,那就是「如果那是你該去做的事情,它一定會被安排好在那裡等你。」

        也許有宗教信仰的人,可以用宗教的方式來解釋,但我就只能用這麼曖昧的方式來說明。從環島,到四國行,充滿了太多不確定的因素,充滿了許多可以讓我無法成行的可能,可那些問題後來都不是問題,就只剩我自己跟遍路行旅這個主體在面對面。問題會被簡化成——你能不能以你自己的能力,度過這個考驗?

        而如果這是一件你應該去完成的事,它就會在那裡等著你去完成。

     三,同行二人。

        在遍路行常常可以看到「同行二人」這樣的字眼,實際上我們所穿的白衣背後也寫著這樣的字眼。那同行二人是什麼意思?這張圖是個全套的遍路裝束,不過很少看到有人這麼全套的,通常的打扮都比較隨性一點,像這幾位我在旅行中遇到的遍路人,沒有一個是全套都穿的。

        不過就好像買手機有全配跟簡配一樣,你可以選擇沒有皮套或是坐充,只有旅充,但你總不能沒有手機。遍路裝束也有一點這個味道,除魔鈴(照字面上解的話是可以除魔障,但我想更實際的用途是春天時可以當避熊鈴用)、手甲、腳絆這些就有點像是選配,但是通常一定會有的,就是斗笠跟金剛杖。特別是金剛杖是一定要攜帶的。

        為什麼金剛杖是一定要有的?因為金剛杖等於是大師的象徵,當你拿著金剛杖在手上的時候,就等於大師陪著你一起走,而不是只有你自己一個人走。而大師會跟你一起走,就是「同行二人」的意思。

        也因為「同行二人」之故,所以四國遍路行,常常會有關於在旅途中產生靈體驗的事件,像是有人看到大師的身影、或聽到大師的聲音,又或是感應到大師的存在。

        很遺憾,這一類所有的神秘體驗都沒有,沒有聽到過大師的聲音(坦白說我實際想過這個問題,雖然一開始擔心也許跟大師會語言不通,不過大師既然是遣唐使,中文能力也非常好,想必跟大師可以用中文溝通)也沒有感覺到大師,如此這樣,同行二人對我來說是否不存在呢?

        如果要說結論的話,就是雖然如此,但我其實時常感覺到大師的陪伴,或者說得更抽象一點,我可以感覺到有那樣一股力量在幫助我前進,就好像剛才說的,如果是一件你該去做的事、你該去的地方,它自然會安排好在那裡等你。

        在旅行之中,曾經遇到一個日本女孩子,叫做竹田知世。竹田小姐是四國宇和島市人,因為祖母跟她說,四國人都應該來走遍路行,所以就踏上徒步四國遍路行(要說特殊也是很特殊的理由)。

        竹田小姐跟我說,她在旅途中遇見過一個荷蘭人,也是在走遍路行。這個荷蘭人自稱可以聽到大師的聲音,大師會帶領他走正確的路,就算迷路了,那也是大師覺得他應該走的路。

        剛聽到這個說法的時候,坦白講,我有一點好奇,也有一點納悶。如果說一個荷蘭人都可以跟大師溝通的話,何以我沒有辦法呢?當然在實際生活裡,你並不會期待能聽到什麼聲音,好比說,或許你不會期待,晚上吃飯的時候聽到神明對你說:「今天吃鬍鬚張比較好……」這一類的。不過在那樣的一個旅行當中,就免不了會很期待一些超自然的力量來幫忙。

        或許這就是所謂的窮算命,富燒香吧,人多半只有在身處困厄的時候,才會去請求宗教上或超自然的力量,而這通常就很容易成為騙子下手的對象。這好像扯遠了,不過確實在遍路行的旅途中,就有寺廟貼出假扮成遍路人的騙子,提醒參拜者注意。

        我在旅途中時常迷路,有時候走錯個一兩公里還算小事,問題有時候走錯到根本找不到自己在地圖的哪一點上,就會很惶恐。

        像這樣的遍路指標會出現在遍路道上,指示方向怎麼走,這是其中一種。但是你要是仔細看的話,你會發覺,其實這個圖示對於你要往那邊走並沒有指示得很明白。一般說來,就是朝著圖示中小人走的方向走。不過有時遇到岔路時,這張圖示就變得很曖昧不明。

        當然,另外也有更簡潔有力的指標,可是有多清楚的指標,就會有多混亂的岔路。雖然說,這些貼指標的人,已經盡可能把指標作得很清楚易懂,不過百密總有一疏。例如指標被雜草擋住了、或者風吹雨打之後指標上面的圖示都掉了,再加上持續步行很容易就體力不支精神恍惚,該看的指標沒看到,常常糊里糊塗就走錯路了。

        更麻煩的是,指標只出現在「正確」的道路上,不會出現在「錯誤」的道路上,而且指標也不是持續都在,而是間歇性的出現。簡單說,如果你走了好一陣子,好比說一兩公里,都沒有看到指標,那很可能代表你走錯路了,又或者指標其實在更前面的地方。這時候你就要決定回頭到上一個指標處,或者是相信自己走得沒錯繼續往前。

        這兩種困擾我常常遇到,有時以為走錯了,回頭才發現沒有錯。有時以為走對了,又再瞎走了半天才發現完全走錯方向。每當這種時候,人就很容易小心眼的開始抱怨,抱怨自己愚蠢、抱怨指標不清、抱怨大師沒有好好保佑……等等等的。

        可是後來我一直在想,究竟同行二人是什麼意義?為什麼金剛杖會是大師的象徵?為什麼四國遍路行,要強調你不是一個人在走,而是有大師在陪伴你?

        環島之後,我一直以為,所有這類的修行,都是憑藉著我自己的毅力和意志力完成的。日復一日忍受著劇烈的痛苦,咬牙切齒的往下走,那種無可比擬的痛苦;無論是精神上或肉體上;讓我有好一陣子非常自以為是,甚至覺得,從此誰也都不能在我面前說什麼吃苦的話。

        可是去了四國之後,或許是因為身在異國吧,不安的感覺變得非常強烈,好像身而為人的根基變得非常不牢靠。你能確定的事情越來越薄弱,沒有人可以跟你溝通,沒有人知道你,人的存在變得再渺小不過,那時才覺得,其實我一直想的可能都是錯的。

        我一直認為,修行是很個人的事。只要我能夠忍住痛苦再往前跨一步,再多熬一天,旅途就會變短、就會結束。反之如果我停止了、放棄了,旅程就永遠不會結束。因此,完成與否,只在於我自己的決心和意志。

        可是仔細想想,修行從來也就不是個人的事,我拿著父母、學校給我的旅費,放著所有在台灣我應該解決而沒有解決的問題、讓家人為我擔心(好在我的朋友都不會擔心我),就這樣放著一切一個人跑到異國去修行。想想其實是很不負責任,也很「脫臼」的行為。關於「脫臼」,容後再討論。

        所以,並不是只有自己一個人在走,我背著屬於我自己的問題、家人的關心、師長的期許,說來很八股,但事實上就是如此。如果沒有這些支持,哪裡也去不了。而且,沒有這些支持,哪裡也不需要去。

        而除了這些具體的事件之外,其實我能走到這裡,我能站在這裡跟各位說話,其實也是得力於無數個我的幫忙。我能跟各位分享四國的經驗,是因為有「過去的我」忍著痛苦把遍路行給走完,我能從第87番走到第88番,是因為有「上一個我」從86番走到87番,以此類推。

        我是由無數個我努力而成的,我是踩著無數個我的努力才走到今天,那麼,不是同行又是什麼?也許人從來就不孤單。至少現在我是這麼想的。當然你也可以說,這麼想非常精神勝利法,我也認同。

        不過不妨這麼想,不只是宗教,或是藝術這些歷來都被我們承認擁有可以解決人世間問題的代表,就說是你的師長、朋友、家人、甚至是男女朋友。難道這些人事物,是為了解決我們人生的困境而存在的嗎?以我的情況來說,如果大師的存在(假設我們從比較玄妙的角度真的承認大師會常隨左右伴你同行),是為了不讓你走錯路,讓你迷路。那我相信神通廣大的大師也不如一台穩定耐用的GPS衛星導航系統來得好用,同時也不用說是「同行二人」了,不如寫做「絕不迷路」。

        當然在旅途一開始,我為許許多多的迷路和崎嶇的山路而抱怨,時間久了再想,雖然有這麼多的苦難;假設我們稱之為苦難好了;在那其中都有我所有裝備的支持。我的雨衣、背包、斗笠、鞋子、褲子、金剛杖,以及之前所說的所有抽象的幫助。

        我想所謂同行二人的意義,並不在於存在一個隨時可以幫你解決問題的力量,就好像指導教授不是為了完成論文而存在的,宗教也不是為了實現願望而存在的。而是在你遭遇苦難的時候,能夠有一個扶持你的力量,伴隨著你克服苦難,這可能才是同行二人的意義。而且不只是遍路行,我想生而在世,或許你很抱歉,但是絕不孤單,在你所不知道的地方,總有個跟你同行的人。

        好像又有點精神勝利法了,不過若這麼去思維,或許可以看見不同的風景,個人淺見而已。

     四、再勇氣

        在開始講「再勇氣」之前,我想先談談剛才說的「脫臼性」。「脫臼性」這個名詞,是在村上春樹先生的《雪梨》一書裡,提到的一位西班牙哲學家荷西.特加.加塞特的話。關於脫臼性的問題,村上春樹在《雪梨》一書裡已經有談到,有興趣的人可以去翻閱,那是一本很有意思的書。在這裡我就不多提。

        那「脫臼性」是什麼?就是指,像四國遍路行這樣的一個行動,雖然意志與毅力是貨真價實的,但所追求的事物,卻是非常物質界的脫臼;這是村上春樹的說法;我想用比較淺薄但不見得完全正確的說法就是,這些事跟整個現實生活是脫節的。

        「到頭來,所達成的東西,與現實程度有多大的脫臼,而那就是問題所在。」這是村上先生在書裡面的一段話。

        我還記得很久以前,久到我還沒開始徒步環島之前,有一則新聞,是有一個男孩子,為了追一個女孩子,不惜徒步環島以明其志。那個新聞報導的畫面是那個男孩子在海邊大喊:「我愛你!」,但記者的旁白卻是,女方表示對這男的並沒有意思,希望他趕快停止這樣的舉動。大概是這樣的一則報導。

        當時我身邊一起圍觀的家人,紛紛報以「瘋子」或「傻子」的評論。的確,現在想想那個新聞,那個男孩子做的真的是非常脫臼的事情。但是不用說別人,我自己就是。從自行車環島開始,正面的評價向來就不多,多半都是被報以冷嘲熱諷或嗤之以鼻或更普遍的不以為意。

        最典型的一種嘲笑是這樣的:別人會問我去環島幾次,我會說兩次,然後他們又問,怎麼環島的?我就會說,第一次是騎腳踏車,第二次是走路。然後,有相當數量的人這個時候會接,那下次是不是要三跪九叩環島或是用爬的或用游泳的……諸如此類你能想到的比走更辛苦的移動方事都可以接在後面,最後再以一陣哈哈哈做結。

        就連我母親自己都承認,有時他在家中想到我,就會一邊罵瘋子一邊走來走去出氣。

        為什麼這些舉動會被嘲笑,當然其中一個理由就是這些行動本身是太脫臼的行為。因為與現實太脫節,所以不容易被理解,所以就打個哈哈哈就算了。可是仔細想想,這件事真的那麼脫臼嗎?當然,它很脫臼,一般人沒事不會去環島。可是這種脫臼的事真的這麼少見嗎?

        直接說結論的話,就是每個人或多或少都要抱著自己的脫臼性繼續走下去,問題只在於;如村上先生所說;所造成的脫臼有多大而已。

        我不知道那個環島的男孩子是怎麼想的,但我相信(只是我相信而已),做這種事,而不以為自己很脫臼是很不可能的。就像要面對很多的諷刺一樣,在做這些脫臼行為的同時,其實都知道自己在做一件非常不正常的事情。可是這就出現了一個邏輯上的矛盾,既然知道自己在做很不正常的事,為什麼還要繼續去做?有報償嗎?不,若以結論而言,沒有。花一輩子讓自己一百公尺的速度超越人類極限或許可以得到奧運金牌,但因為徒步環台或各種方式環台而得到什麼實質利益的人(選票我不清楚),我目前還沒有遇過。

        事實上,不只是實際的利益,連抽象的善意都不太有。好比說,我十五歲環島時,那時年輕氣盛,總以為自己就是個英雄。結果回到現實生活卻過著狗熊般的生活。

        那回到那個邏輯上的矛盾,既然如此,為什麼還要去做這樣的事情?因為我比別人強悍、體力好、更能吃苦?我覺得並不是這樣,就像剛才說的,每個人多多少少都要抱著自己的脫臼性活下去,只是我的脫臼以這樣子的方式呈現出來。也就是說你我都一樣,只是四國遍路行這件事很清楚的可以看得到說出來罷了。

        而如果說得更繪聲繪影一點,那個「脫臼的行為」其實就是每個人心中的惡靈,必須要抱著這個東西不斷跟它奮戰走下去。當然六祖惠能告訴我們「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我們先把六祖的說法放下,在這裡我們還是聽聽一個比較現代的人,村上先生的說法。

        「我們每一個人——不論願意不願意——都必須與存在於擠心中的惡靈一同活下去。那些惡靈,有時候會以惡夢的形式是在我們的人生之中出現。不論任何人,會在人生中數度遭遇這種惡夢,而且必須想盡辦法加以克服。」

        這一樣是出自村上先生的同一本書,為什麼只提這一本書呢?因為這本書是(我覺得)他把他的這整個系統的觀念講得最清楚的一本,畢竟在形式上就不是比較曖昧跟象徵的小說,而是雜文和遊記。可是如果仔細去看他其他小說,其實都充滿類似的人生觀在裡頭。

        我想說的是,站在這邊的我,並不比各位高明到哪裡去,只是我的惡靈用一種更具相更容易被看見也更脫臼的方式呈現在我的生命,那就是環島,那就是四國遍路行。而各位,在自己的生命裡也正持續在跟自己的惡靈奮戰(或許打了一半正在中場休息)。

        那麼現在就要說「再勇氣」了。「再勇氣」這個詞其實不是我發明的,而是我在日本的時候,有時就會在便利商店看看雜誌休息一下,其中一本介紹香取慎吾演西遊記的雜誌裡的一個標題。

        對於香取先生其實我並沒有特別的在意,從來也沒看過他的日劇或電影或聽過他唱歌,對日劇「西遊記」就更陌生了。但這三個字卻一直縈懷在心。為什麼不是「勇氣」,或者是「真勇氣」(就像台灣喜歡什麼東西都加個「正宗」一樣,日本人就喜歡加個「真」),或者是「勇氣不滅」、「真愛不死」之類的,而是「再」勇氣呢?

        當然以下的思考可能完全出自我對日文還有那本雜誌的誤讀,因為我的日文能力是可悲的糟糕。我只說這三個字對我整個旅行的意義而已。

        也許會有人以為,這種旅行就是我下定決心「嘿!我要去四國遍路行!」然後就一鼓作氣永遠不回頭的走到底。事實上,並不是這樣,而且很慚愧的,我幾乎每天都會想到好幾次放棄算了。

        而且就實際上來說,我也真的放棄了。去年我開始走遍路行,到了第十天之後,終於恐懼勝過了繼續走下去的意志力,就在壓倒性的失望來臨之際,當下就逃離四國,隔天就搭飛機回到台灣。我幾乎是倉皇的逃回台灣。

        後來一整年,我都在想自己為什麼逃避了,為什麼堅持不下去。確實就像是被惡靈附身一樣。而且不免繼續多想,如果這個逃避了,那麼是否就是逃避自己的人生,以後面對各種事物都再也無法支持下去?我現在還記得,去年我回台灣時,我告訴自己,我再也不要做這樣的旅行了,再也不要做這麼痛苦而孤獨的旅行。

        但後來我還是去了,還是走完了。今年我變得義無反顧了嗎?也沒有,坦白說,一回到日本,走了幾天之後,我就完全瞭解當年為什麼走不下去。

        那為什麼今年走得完?因為我比去年更強壯了嗎?也沒有,而且實際上來說,如果不是去年的我,今年的我也走不完。有過去的失敗,我才能再從過去的失敗當中生出勇氣,我可以諒解跟理解當時的懦弱跟膽怯,所以才能生出勇氣。勇氣這種東西,並不一定是建立在我們看到很英勇的舉動或體現了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氣魄。有時候反而是;至少對我而言;因為理解了自己的膽小,所以才有辦法生長出勇氣。

        我想說的是,勇氣並非是一個一直存在那邊的東西,好像天空或是大海那樣一直存在的,而是你必須不斷的去尋找。它可能不只是一種瞬間爆發出來的力量;好比說媽媽可以抱著小孩逃出火災現場;它可能也是一種,必須持續的去追尋跟重新獲得,在漫長的時間繼續去面對一件事物的力量。

        大概不能去指望勇氣永遠在那裡好好的等著你,而必須去追尋它,它可能會在一些很不可思議的地方找到,好比說,因為能夠體認自己的失敗自己的愚笨,因為有了理解才有辦法產生繼續面對自己人生脫臼性的力量。

        既然要面對的是自己人生的脫臼,面對的是自己的惡靈,那一定是最難以對付的、最如影隨形的難題。也因此,你必須不斷的去增生自己的勇氣,去發現自己,因而發現自己的勇氣。所以剛剛說與勇氣不是像天空或大海那樣其實是不正確的,其實勇氣一直在那裡,只是偶而天黑天亮,潮起潮落罷了。而儘管人會膽怯,會退縮那也不值得奇怪。很多時候,唯有能夠知道柔軟才有辦法剛強,而反過來說也是一樣的,因為剛強,才有辦法柔軟。

        而勇氣也許會消失,但很可能會再度來臨。至少,我願意這麼相信。

        謝謝各位今天撥冗參加,謝謝。








    繼續閱讀
    發表於 2007/09/19 11:47 AM
    | What's New[] | 回應 [] | 引用[] | 人氣 [] | 推薦 [] |
    2007/09/17

    第一週閱讀-To Be An Actor(英文版)

    To Be An Actor
    By Janet Zarish


    My name, as you just heard, is Janet Zarish and I am an actor. I am also a teacher, who trains young actors, prepares them for careers as professionals. I lead a dual, and at times, rather complicated life, doing both these things,not to mention trying to squeeze in some semblance of a personal life, as well. And until recently, like most people, I imagine, I found, or gave myself, precious little time to answer the question: Why do I do what I do? I was just doing it.
    So there was something intriguing, appealing to me in Julee’s request to speak to you today, in the prospect of writing about the kind of work I do and the kind of training I believe in; in the idea of writing about the kind of actors we send into the world from our graduate program at New York University. And, perhaps, I thought, I’d like to write about my own acting life, as well; what rewards me most, and challenges me. In short, there was a part of me that was attracted to the idea of standing outside my life, for a bit, to observe myself; my career, my life, my methods. But how to begin?
    The story is told about the composer, Igor Stravinsky; that he was chastised by a critic, for allegedly discarding all the rules of music, of composition, of harmony, and rhythm, and making music seemingly free of form. Stravinsky replied to the critic, that the truth was exactly the opposite. No artist can create without form, hesaid. If I have discarded old forms, he said, I have simply replaced them with new, equally limiting forms within the strictures of which to compose. Any artist will tell you, Stravinsky said, that there is no freedom, without form.
    Now, I know this story fairly well, and refer to itfrequently, because “Freedom Within Form” is one of the principles on which our conservatory program at New York University is based. We preach it constantly, to ourselves, to each other, and to our students; Structure supports creativity.
    But, I thought about the Stravinsky story then, for a different, more immediate reason. For it was patently clear to me that, until I had a form, to contain my thoughts, I could not write the paper I now knew I wanted to write for Julee Chu. Eventually, of course, I believe I found that form, in a roundabout sort of way, since, obviously, I am here, speaking to you, now. But that didn’t happen right away. It certainly didn’t happen in those first days. No, at that point my thoughts on the subject, as they so often do, came in and out of my mind seemingly of their own volition, and according to their own rules.
    One of these ever present thoughts was of a time, several years before, when during a particularly successful, but terribly unsatisfying professional visit to Los Angeles, I first considered trying to teach acting. Like much of what has changed my life, this possibility came as a total surprise, in the form of a suggestion, from an old friend and colleague, that we, together, teach a professional class. This idea was, actually birthed out of an intense need we both felt, having been classmates in acting school, to put back into our lives, in the midst of all those inter-changeable TV show, our love of plays that were deep, and difficult, and important; full of gorgeous language and ideas. Like most actors, like most artists, we wanted to be challenged.
    Let me give you a little background about me, so I can put all this in some kind of perspective. I had been acting, professionally, at that point for quite a few years. Having begun performing professionally as a child, I had eventually attended the Juilliard School, in New York, one of the elite conservator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had begun working, steadily, and interestingly, directly upon my graduation. Both in school, and in the professional world, my experience had been wide and diverse. I had performed on stage in the works of Shakespeare and David Mamet, George Bernard Shaw and Terrance McNally, Shel Silverstein and Harold Pinter. I had acted on daytime soap operas, nighttime dramas and sitcoms, in television commercials, and voice-overs, and I had recorded books on tape. I had acted in Hollywood films and independent films, and gone from medium to medium, from comedy to drama, from period to contemporary, from Broadway to regional theater. I had a somewhat rare and successful career.
    And, I can confidently say that in all that time, I had never once thought of being a teacher. So, when my friend suggested the idea, my initial thought was – what would I teach?
    “We’ll teach young people to do what we do”, my friend said. “Whatever your method is, you’ll explain it, describe it, and teach it.”
    “But that’s the problem”, I said. You see, I haven’t the faintest idea what I do!”..
    For some reason, my friend remained undaunted by this, and we, the two of us, did open a school, and I somehow taught in it, and that was the beginning of my teaching career. Since then, I have taught private classes in a number of other schools and Universities, and am presently teaching in a three year training program at New York University, where I hold the title “Head Of Acting”, in a program which, in my time there, has been generally regarded as one of, if not the, foremost conservatory for Graduate Actors in the country.
    Naturally, teaching and directing has become a large, and voracious part of my life in the intervening years. But, not without some difficulty, I have refused to give up one career for another. I continue to act in plays, movies, television, and commercials. And, although the juggling can be exhausting, although some of my colleagues have suggested that I am masochistic, or crazy, and although I sometimes fear that one or the other of my careers is suffering, I continue to try to balance my two lives.
    Why? It is an interesting question, and one in which I have begun to have more insight since the preparation for this paper began forcing me to start looking at my life from a little more distance than I was accustomed. And, one fairly simple answer is that I think my acting makes me a better teacher, and my teaching makes me a better actor. Having started my teaching career as clueless about my own method as I did, I have found that the more I understand about my students’ struggles, the more I become attuned with my own and the more vigilant I am about trying to address them. And, the more I discover about myself, the more insight I have into the problems of my students.
    A while ago, I heard an interview being conducted on the radio, and as I listened, it struck me that what was being discussed penetrated to the heart of one thing I have come to understand about my acting, and to a great extent, as well, about what I have been striving to teach. So, I sent away to the radio station for a transcript of what I’d heard. The interview was with a well known author named Daniel Boorstin, and when it arrived, this is what it said:
    “In my book, ‘The Discoverers’, one of the themes was that the great obstacle to progress is not ignorance, but the illusion of knowledge. And I think that the same thing is true in the present work I’m writing on the creators, on the arts. I think the hallmark of a work of art is that we can never discover in advance of what it holds. There’s mystery in the works of creation and discovery. And I think that to grasp that mystery, to be prepared for the unexpected, is the task of those of us who are helping others learn about the world.”
    And this struck me as pointedly relevant, because, if there is one thing I have come to understand more clearly than ever as I try to explore my job as a teacher, it is that I hope, somehow, to communicate to my students the aspect of acting which I DON’T know, and CAN’T know, because it is unknowable. This unknowable is the mystery that is at the heart of any creative process; the mystery that is at the heart of acting, which, as an actress myself, I know, and feel, instinctively, but, of course cannot explain; at least, not in rational language. Consistent with my belief in “Freedom Within Form”, this mystery exists, and flourishes within the parameters of craft, and method. I realized, re-reading Boorstin’s interview, that there was something in that mystery, something I couldn’t define, which touched the heart of my need to act, and my need to teach, although it was not until a bit later that I could articulate more of what that mystery ultimately meant to me.
    So, then, what is my method” After all these years, how do I explain it, describe it, and teach it? Well, to some extent, my method, and the method that has evolved in the program at NYU in the last several years, is deceptively simple, and incredibly complex. There is no method. Beware of a method. All methods are valuable as individual tools. All seek a way in to acting and none, alone, are the true answer. They are fragmented sections of the whole.
    The Meisner technique is wonderful for listening and availability, the Strasburg technique or “the Method” is wonderful for opening up a personal, emotional instrument, Stanislavsky, who came closest, I feel, to using the whole of an actors tools, is wonderful for making the world and characters alive, vital and specific within the world of the play. And, the final “God” of much acting instruction, the teaching of INTENTION, is of course, invaluable. But what about all the other complex and subtle ways an actor needs to open up to his text, his fellow actors and himself?
    An actor’s is a very rarefied talent. I have to tell you that we audition almost a thousand students each year from around our country, and around the world. We only choose eighteen. And, might I add, we can barely find eighteen, so complex and unique a gift it is to truly be an actor, or, might I say, an artist. And we are not necessarily looking for a fully developed talent. In fact, Zelda Fichandler, the amazing Artistic Head of our Department, has said that at a students audition, we are, literally, looking for five seconds, just five seconds of sustainable, rich, truthful, spontaneous, and original life. If we see five seconds of that living and breathing, we can diligently, and gratefully, spend three years bringing it out.
    And, I can also say, we fight over a good many of these same students with Juilliard and with Yale University, probably the other two of the, currently, finest conservatories. Think of that. Together, we see over a thousand students and in the end, we have all spotted many of the same, exact students amongst them all. I tell you this so you can get an idea of the complexity of talent we’re looking for, the rarity of that talent, and, consequently, the complex way a group of teachers must work together to uncover, mold, encourage and release the talent in the artist.
    But, again: What is our method, if we believe in no method? What is the nature of this Freedom that we strive for, and what is the form we use to contain it?
    Put in its simplest terms, in the first year, our students are taught in their acting class, to essentially find their own particular, personal sense of truth by studying naturalistic plays. In the second year, we add to their process what they initially find to be the burden of that dreaded word “style” – heightened language and the different physical and cultural worlds characters exist in. And throughout their second and into their third year they work, tirelessly, to synthesize all that they’ve been taught from every class - voice, speech, text work, clown class, theater games, circus, the culture of style, psychological gesture, acting, Alexander technique, and more.
    The first year can be a difficult experience for our young students. Most of them, before attending our school, have had a history of being lauded for the work they have done in amateur, University, and sometimes professional productions. It is not surprising that many of our students arrive believing that they already have a pretty good idea about how to act.
    Much to their surprise, the first step in our process requires the students to un-learn virtually everything that they thought they knew. Because, although they are talented in many, varied ways that they themselves may not yet understand, they, most often, are used to getting away with old tricks and have never been forced to work rigorously, and personally.
    At its heart, this kind of unmasking that the student embarks on, requires that the actor begin to recognize patterns that he has, heretofore, felt comfortable in. The trick demons of acting are common – the impulse to put emotion before thought, or the impulse to “act out” the true process of thinking. The tendency to concentrate on feeling instead of intention, the habit of substituting energy for specificity, of making language less important than everything else or using language as a sort of “decoy duck” that flashes itself around with no true heart underneath; in short, many of the things for which they have been applauded for in the past, are discarded in search of a simpler, deeper, more honest sense of personal truth along with an active, deliberate sense of craft. This pursuit is difficult, daunting, and can be truly confusing and, at times, terrifying. But, in that confusion, and in that terror, lies the mystery we seek.
    The mind, the conscious mind that is, is not always the actor’s best friend. He must learn to let the mind go, find new paths to spontaneity, to truth. And we can free his instrument in many ways. We can teach him to breath more fully, to release into a physical life, to open his voice into more expression and power. But, still, I find, there are times when I must enter into a kind of physical adjustment of the actor that defies conscious explanation. And here is where teaching through the body comes in.
    The mind can make new grooves, new pathways. It can be retrained to not follow the same pattern, the same experience or understanding. That is why, I believe that training needs to be addressed through direct connection to the body, so that a student can experience a change and not have to understand it to own it; to begin transforming himself.
    If the body has a new experience that is better, it will remember it, and build on that moment of experience. It has been documented that the body will actually replace an old, inferior way of doing something with a more truthful, and efficient way of going through the same thing. The body holds on to what is better for it, if you keep feeding it that experience.
    So how wonderful for the student to know that, if they are pushing themselves while acting, I can merely guide their body into a gentler, more available place to come from. I can actually say to them:
    “Do you feel yourself holding now?”
    “Yes”.
    “Where?”, I ask.
    “In my shoulders”, or “in my face”, or “in my hips”, or “chest” or wherever their tension, their need to protect themselves is coming from.
    “Does that feel comfortable to you?”
    “No” they say.
    “It might be exciting to see what can come without that tension, yes?”
    “Yes.”
    “Can you try to let that go of that and move forward without it?”
    Usually the answer is yes.
    I can coach the student to become familiar with that habit within himself. I don’t have to say why that habit exists. I don’t need to analyze him. I can merely coax him into the awareness of giving something up and replacing it with something better. This is why I say it isn’t fruitful to come from a method in acting. This profession of being a messenger of the human experience is too complicated for one form of teaching. I must observe the student and assess his or her particular needs. Sometimes a student needs an unimpeded body, sometimes he needs to fill himself with a stronger intention. Sometimes he needs to connect more to the language. Sometimes he needs to listen better and make his fellow actor more important than himself. Sometimes he just needs to breathe.
    And, a lot of time, when you release these students’ places of tension, of holding or protection, a whole new form of expression opens up to them and everything falls into place. And then you see them acting on a plane of truth and craft that is seamless, personal, and powerfully creative and original. Wisdom, frequently, is in the body, waiting to be found.
    Quite frequently, during this period in the training process, a student will feel that they have lost all their instincts, that they are floating in the ether, unable to hold onto the old, and to grasp firmly onto the new. And I tell them that they must accept, for a time, that they may feel “discomfort.” They may feel that what they are doing is wrong, because it feels so strange, so foreign. But I assure them that there is something better ahead, and that they must see themselves through the eyes of their new selves, and avoid the desire to run back to an old habit of being, a place that feels more like home. It is desirable to sometimes feel like you don’t know what you are doing.
    And, more often than not, by the end of their first year, they have experienced this new way of working, of exploring, and found the faith to believe that it leads them to truth, and to creation.
    At this point, we confound them, by adding to their process the concepts of style, language, and heightened reality, taking them out of the realm of contemporary naturalism, and often hurtling them back into the abyss of doubt and confusion, from which they thought they had finally escaped.
    Because, as Stravinsky keeps reminding me, there can be no true freedom without the limitations of form. And although the students have been studying, with other teachers, some of the more intellectual aspects of craft, such as movement, text analysis, use of the voice, and body, it is often a great challenge to get them to go merge their heart with their head; to make the leap of adding to their process a very rational, conscious craft to their work, especially after a year of obliterating much of the rational, judging impulse. It is a particularly difficult task to find the perfect balance between deliberate work and intuitive work, between emotion and craft. And initially, the actor will often, once again, feel disconnected from his talent, from himself. Until, of course, he discovers that both can merge into an organic and highly skilled form of expression.
    Just a few weeks ago, as we finished up the final semester of the second year class, with scenes from Shakespeare, two of my students did a scene from “Measure For Measure”, Isabel visiting Claudio in jail and telling him he must die unless she gives up her virginity for him. And, as I watched the scene unfold, I was deeply affected. The work of both of the actors was gorgeous, both in its feeling, and in its clarity; its moment to moment journey was so specific and effortless.
    Afterwards, as usual, we discussed what had happened, and when I asked them why they thought that their work had been so full and rich, they both talked about being connected to the stakes, to finding a personal connection to their characters plight and personalizing that for themselves; of giving themselves a preparation that filled them with the imaginary circumstances before they started the scene. All of these responses seemed to have played a role in the remarkable work the two had done, but I felt that there was something else at work as well, something that they weren’t saying. What was it? What else happened?
    Suddenly, the two of them both spontaneously broke into these guilty grins, as if they had been keeping some secret from me, and from the rest of the class. What was it, I asked.
    “Well, said one of them, as if confessing a mortal sin to a priest, “I used all the text work I learned in my text class, with Shane Ann”.
    And the class groaned. I knew why. She continued.
    “I worked on the scanning, the antithesis of the words, the range and musicality of my voice, and the building of the thoughts.”
    Shyly, almost embarrassed, her acting partner piped up.
    “I hate to say it, but I did too”.
    Another groan from the class, as a voice from the back emerged.
    “I hate that class! I don’t want to admit that that homework works”.
    And hate it they do, quite frequently, at this point. It seems cold to them, and uninspired; baldly technical, and seemingly in conflict with the liberating feelings of pure emotion they’ve been experiencing for the last year. It feels like “Math”, coming from the head and not their large, pure, all-important, massively wild and passionate “Actors Heart”.
    I can sympathize with their plight, because there is a level of inherent fight in teaching technique. But, again, without form, there is no freedom. And, when the two exist together, as they did in class that day, the result is gorgeous, transcendent, and magical, lifting those who watch, and those who create, together, out of the confines of their small and tidy lives, into another realm of existence; a magic realm where art makes all of us bigger, grander than we ever could have imagined.
    Now, I wrote all this down, eventually, all the things I’ve just read, and then I looked it over, more than once, and I thought, so that’s it. That’s my method, those are my thoughts. But, again, as I say, I was standing apart from myself, for a change, watching myself instead of just being myself, and I thought, well, if I’m going to find a form for this paper, something to contain my thoughts and turn them into something bigger, I guess I have to look at my dual careers from a new perspective; to address the larger question that hovers over all others, which is, of course: why do I do these things? Why do I teach, why do I act?
    Because both endeavors, I must admit, get harder each year. Opportunities for fulfilling acting roles seem to shrink year after year. When our students get out, is there the kind of theater out there we train them for? Theaters are less supported than ever before by a government that seems, at times, openly hostile to the artistic impulse. And, just as alarmingly, even eighteen gifted students with the potential for inspiration seem harder and harder to find.
    Of course, this is not the fault of our young applicants. They are simply reflections of the times in which they live. Language, in our time, has been severely devalued. Over the last five years or so, it has seemed that our students’ verbal skills have been further compromised than ever before. And why should this surprise us? Increasingly, they have spent their formative years isolated, alone in a room, staring at a computer screen, watching DVD’s, sending emails, and, to a great extent, having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that only occasionally involve actually being in the same room with another human being.
    How can they be expected to retain the passion, and how can we expect the ferocity, that we look for, to shine through in those five seconds in an audition? Maybe, the thought inevitably occurs to me, we are in the last throes of a futile attempt to locate a certain kind of passionate gift and ferocious commitment in a time that no longer cherishes or promotes it. And, at such moments, I confess that the inevitable fumes of despair threaten even my usually optimistic beliefs.
    Several weeks ago, as many of these thoughts were swirling around inside my head, I attended a seminar, a debate really, between two University Presidents, of two prominent Universities in New York. One of the Presidents had been charged with having de-emphasized the Arts in his University. And he, very intelligently, and very reasonably, described a World in which Economics, and the Sciences, and Law, and Medicine were the centerpieces of the future, upon which education should be based. And the other President listened, quietly, and respectfully. And when it was his turn to speak, he said, very simply, that the reason he felt that it was imperative, in this World, for the Arts to be central to the educational experience, was that, in all the fascinating, exciting, challenging classes he had attended and observed over the years, there was one word that he had never learned about in Economics class, or in Biochemistry, or Genetic Engineering, or in Law or Physics. There was one word that he had only heard mentioned, and talked about, and felt in classes in the Arts. The word was “love”.
    As I sat in the auditorium that afternoon, in the silence that enveloped the audience after the word “love” had been spoken, I remembered what Aristotle had written, about his belief in Art, in its ability to teach transcendence; something that cannot be put into words. Its ability to lift a human being into a place of beauty and grace that is unspeakable.
    And I thought about a story that a friend of mine had told me not too long ago, about a group of inner city teenagers, from difficult neighborhoods, with no background in the arts, certainly, who were taken, by bus, on a school field trip to attend a performance of the ballet at Lincoln Center For The Performing Arts in New York. On the way to Lincoln Center, the teachers on the bus felt only dread, because the kids were uncontrollable, loud and raucous. And the heart of their boisterous interplay seemed to be a compulsion to insult, to humiliate, and to belittle eachother. To one of the teachers, it seemed clear that the entire bus was filled with young people intent on making themselves feel bigger by diminishing those around them, making everyone else feel as small as they could. They insulted each other, each other’s mothers and sisters, and the teachers were thinking, Oh my God, this is going to be a nightmare.
    So, upon arriving at the theater, the teachers wisely rearranged the seating of the student, trying as best they could to minimize what they fully expected to be constant talking, laughing, and a continuation of the violent, small, stupid insults that had been flying on the bus. And, naturally,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ballet, some talking, and a great deal of laughing, occurred.
    But then, something surprising happened. Because they were seated mostly apart from their friends, and enemies, the students began to experience the ballet as individuals, and they fell silent. Much to the surprise of the teachers, when they all reboarded the bus for the trip home, the insults, the competitiveness, the need to diminish others had vanished. In fact, the bus ride home was incredibly, almost hauntingly, silent. Somehow, in isolation, in the dark, with the music and the dance, each of the young people had been lifted, out of themselves, perhaps. Or deep within themselves, maybe, to a place that could experience beauty, a possibility of being human that had no definition, that existed in as pure a place as when one looks at the vast sea or the miracle of a canyon, or gorge, or a flower, or a baby. Through losing themselves, somehow they had located their humanity.
    The experience of beauty, and the ability to inspire that experience in others; this is the impulse, the belief, that has always motivated me, even from a time when I didn’t understand it, and couldn’t have explained it. It is also the strand that unifies the different areas of my life, both professionally, and personally. It is the reason I’m an actress, the reason I’m a teacher and a director, and I came to realize, the reason I wanted to come to Taiwan to speak to you.
    So, thank you, Julee, for asking me to come here, half way across the world, to say that, in the times in which we live, in these times of horrible crises throughout the world, in which so much of what is of value is under relentless attack, we must be more vigilant than ever. It is precisely in times like these that all that is beautiful and fragile; all that soars and inspires; all that transcends and transforms, must be cherished and nurtured like never before. We need more actors, not less. We need more artists, not less. We ne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