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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1/07

新刊 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編《全球史、區域史與國別史》

全球史、區域史與國別史

復旦文史專刊第十二種
《全球史、區域史與國別史——復旦、東大、普林斯頓三校合作會議論文集》
(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1月)

序:
這是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和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從2011年到2013年的三年間,有關全球史、區域史和國別史問題的三次學術研討會的論文選編。原本,三次會議中,一共發表了四十五篇論文,但在編選論文集的時候,經與日文版編選者羽田正(Haneda Masashi)教授、英文版編選者艾爾曼(Benjamin A. Elman) 教授商量,大家一致同意,論文集為了凸顯明確主題,有必要進行遴選,因此,收錄在本書裡只有中國、美國和日本學者各五篇論文。需要說明的是,我們沒有按照 學者國別來編排,而是按照內容來分類,因此,在“全球史/世界史”這個大主題下,勉強給這十五篇論文分了五個彼此相關的專題,一是“總論:全球史、區域史 與國別史之關係”(葛兆光、艾爾曼、羽田正三篇),二是“作為區域:何為東亞與中國”(董少新、王振忠兩篇),三是“在全球史與區域史視野中:觀念、哲學 與文學”(Federico Marcon、中島隆博、大木康三篇),四是“交錯與關聯:東亞諸國的歷史研究”(馬場紀壽、Tineke D`Haeseleer、王鑫磊、古柏 [Paize Keulemans]  、Sheldon Garon五篇),五是“全球史研究與大學國際化:現狀與思考”(顧雲深、佐藤仁兩篇)。我們希望這個論文集,能夠多少呈現三校學者對於全球史/世界史、區域史和國別史的一些思考,也能夠呈現中國、美國和日本學者對於全球史/世界史這門學問,雖然有不同視角但還抱共同願望的現狀。……下略
(葛兆光)

目錄
……………………………………………………………………………         葛兆光(1)
總論:全球史、區域史與國別史之關係
在全球史潮流中,國別史還有意義嗎?…………………………………葛兆光(3)
從區域與全球的視角看前近代東亞史……………………………… … 艾爾曼(10)
新的世界史和地區史………………………………………………………    羽田正(21)
作為區域:何為東亞與中國
從“東亞”到“東亞海域”一一歷史世界的構建及其利弊………      董少新(33)
東亞視域中的中國區域社會研究………………………………………… 王振忠(47)
在全球史與區域史視野中:觀念、哲學與文學
觀念的世界史是否可能?……………………………………  Federico Marcon(57)
近代東亞哲學話語所構建的普遍性與世界歷史…………………   中島登博(71)
16、17世紀的世界文學……………………………………………………  大木康(80)
交錯與關聯:東亞諸國的歷史研究
渡海而來的陀羅尼一一斯里蘭卡經典的傳播與東亞佛教文化
………………………………………………馬場紀壽(93)
“風俗依舊”一唐朝人在歷史學上對世界的認識
…………………………………………Tineke D`Haeseleer (107)
朝鮮王朝對明朝薛瑄從祀的反應……………………………………… 王鑫磊(122)
開放世界的傳說一一作為荷蘭戲劇、中國傳言和全球新聞的明朝之亡
………………………………………古柏(Paize Keulemans)(138)
日本節儉的跨國史………………………………………………Sheldon Garon (168)
全球史研究與大學國際化:現狀與思考
全球史研究在中國:傳承與創新一一以復旦歷史系世界史學科發展為例
…………………………………………………顧雲深(183)
大學的“內在國際化”回首東京大學國際化140年…………………佐藤仁(188)

訊息來源:http://www.iahs.fudan.edu.cn/cn/news.asp?action=page&id=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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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1/07

通信使文獻中的中國因素(轉載)


大系朝鮮通信使

通信使文獻中的中國因素

王鑫磊
歷史上朝鮮半島和日本都受到中華文化的深遠影響,大量中華文化的因素內化成兩國自身的文化傳統,當朝鮮和日本產生接觸時,
隨之發生了兩國文化的碰撞和交流,形成了“文化比賽”的場面。雙方都希望展示自身文化的優越性。但是,評判誰的文化更優秀,需要有一杆尺規,這個尺規就是中華。
學術視野的拓展,帶來研究方法的轉變,近來國際、國內學界對“東亞史”的日益關注,對傳統的研究範式提出了挑戰。東亞地區的國別史、中國與東亞某國的關係史,這些是以往國內學者投入精力較多的領域,但是,對中國以外的東亞國家之間的關係史,以往關注的就不多。當然,歷史研究或多或少會受到研究者自我歸屬意識的框限,在國內做研究的學者,不怎麼關心與自己國家沒有直接關聯的別國之間的關係史,也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跳出中國,或許能讓我們更好地理解中國。近年來,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已相繼整理出版《越南漢文燕行文獻集成》和《韓國漢文燕行文獻選編》兩套叢書,就在前不久,其最新整理的《朝鮮通信使文獻選編》也得以付梓。前兩種是和中國歷史直接有關的域外文獻,其出版價值無須贅言,而在第三種文獻出版前,葛兆光教授在一篇發表于《中華文史論叢》的論文中,解釋了這批文獻的價值所在,核心是回答一個很多人會問的問題——這些文獻跟中國到底有什麼關係?說到底,還是有許多人不能習慣於“跳出中國”。
關於通信使文獻的價值和意義,葛兆光教授的論文中已十分清楚地論述過,這裡沒有必要再重複。就我個人而言,除參與了《朝鮮通信使文獻選編》策劃、整理、出版的全過程外,從2012年開始,在給研究生開設的東亞漢文文獻相關課程中,每次我都會將朝鮮時代通信使文獻作為一個專題進行講述,因此我想大概可以結合這兩方面的經驗,談談自己對朝鮮通信使文獻的一些認識。
首先是一些基本的概念和事實。所謂通信使的概念有廣義與狹義之分。廣義的通信使可以指歷史上朝鮮王朝時期(1392-1910年)向日本派遣的所有外交使節團,據統計約有77次。狹義的通信使特指日本江戶時期的慶長十二年(1607年)到文化八年(1811年)間的12次朝鮮使行,這12次使行因在所謂“善鄰友好”的背景下展開,同時又有豐富的文化交流內容,所以被日韓學者作為典型研究並突出強調。事實上,只反映“善鄰友好”主題的江戶時期通信使,並不能反映整個朝鮮王朝赴日使行活動的整體面貌,將前後不同時代背景下的使行活動納入考察範圍,才能揭示出朝鮮王朝和日本間外交關係衝突和友好並存的複雜狀況。因此,這次出版的《朝鮮通信使文獻選編》,並沒有像當年日本出版《大系朝鮮通信使》叢書那樣只選取江戶時期的文獻,而是從廣義的通信使概念來進行選擇,其中最早的是1420年的使行記錄文獻,最晚的則為1876年。
當時日本對於通信使的來訪十分重視,沿路設有專門接待的驛站賓館,精心準備飲食、住宿,朝鮮使臣到達江戶後,日本方面會專門選擇吉日在日本諸番大名列坐時舉行外交儀式,行聘禮、獻禮物,幕府將軍還要設酒宴慰勞使臣。除了完成外交使命以外,在沿路經過的各地客館,會有大批日本的文人、學者、醫師爭相前往與朝鮮人員會面,討論學問、詩文應酬,進行多方面的文化交流和互動。相比於流於形式的外交禮儀,通信使活動對於朝鮮和日本之間文化交流的意義更為重要,也是研究者們最重視的方面。
講到通信使文獻的意義,尤其是說明通信使文獻中有與中國有關的材料,我想可以舉其中一些有趣的例子。
1607年,作為通信使出使日本的朝鮮人慶暹所寫的《海槎錄》中,提到他在日本對馬島的島主家中做客時,看到了島主家裡掛著的兩幅古畫,經賞鑒,他認為應該都是宋徽宗的畫作,其中一幅是《白鷹圖》,另一幅是《南極老人圖》。慶暹用文字為我們記錄下了這兩幅畫的細節,當然,文字是無法記錄繪畫的,但是很關鍵的一點是,他抄下了這兩幅畫上的題贊。
其中的《白鷹圖》上題贊是:“御筆淋漓,寫快鷹兒,金睛作眼,玉雪為衣,剛翮似劍,利爪如錐,何當解索,萬里高飛,恭承寵命,僅作贊辭,宣化殿學士蔡攸贊。”當看到這段材料後,我隨手在百度上搜索了一下《白鷹圖》,不想在眾多檢索結果中,居然還真找到一幅某次拍賣會上的拍品《白鷹圖》,上面的題贊和慶暹記載的有六字有異、一字脫漏,而文意完全一致。事實上,這種記錯的現象是可以理解的,因為當時朝鮮人的一般做法並不是當場抄記,而可能是先背下來,回去以後再補記出來,所以記錯或寫錯幾個字是很正常的事。讓我感到驚喜的是,這條四百多年前朝鮮人的十分不起眼的記載,竟還能在今天找到能夠對應上的實物。當然,舉這個例子的重點不是在於證明那幅拍賣畫作的真偽,而是說明在通信使文獻中確有直接與中國有關的材料。
另一個例子也來自慶暹《海槎錄》的記載,當使節團在箱根附近的小田原城停留的時候,有一個穿著中國服飾的中國人來見他們,這個人自我介紹說:“我名叫葉七官,是福建人,嘉靖年間和同船的五十幾個人在海上遇到風浪,漂流到這裡,我們一起來的三十幾個人去年回國去了,剩下我們十幾個人,因為已經在這裡娶妻生子,生活安定,所以沒有回去。日本人把我們住的村子叫做唐人村。”慶暹對這個葉七官表示高度讚賞,說他很講禮數,言辭謙遜,最重要的是能堅持穿著中華冠服,也沒有跟從日本人的剃頭風俗,稱其“無變夏之態,是則可尚”。
這個例子反映了當時偶然情況下所發生的中國人移居日本的情況,但從中我們也可以去分析和想像,在那個時代,中日之間或者說東亞地區間的人員往來和交融的廣度和深度,其實可以有超出我們想像的可能性存在。不僅東亞地區內部是如此,和外部世界之間同樣如此,在慶暹的《海槎錄》中,還記載到他們在日本看到一個“裸壤國人”,他“身長甚長,色黑如灰,目睛多白,額鼻高尖,發如羊毛”,顯然這是一個非洲黑人,他為什麼會出現在當時的日本,這顯然又可以和大航海時代西方人進入東亞的問題聯繫起來。
還有一個例子,是來自於1718年出使日本的朝鮮人申維瀚的記載。申維瀚在《海遊錄》裡記載,他聽說日本長崎的街市有很多書店,而在這些書店裡有大量中國書籍出售。他還具體分析說:日本國內的中國書籍,從中國直接流傳過來的數量,已經是從朝鮮流傳過來的十倍以上。究其原因是因為長崎開放通商,中國南京一帶的海商經常帶書過來販賣。他估計當時日本所擁有的中國書籍已經是朝鮮的十倍以上,特別是中國江南一帶學者的著述,在朝鮮很少見到,但在日本有很多。關於東亞書籍流通的問題,學界已經有過不少研究,而這條材料大概也可以為一些現象提供佐證,比如中日之間書籍流通的管道,中國書籍向朝鮮和日本流通的不同特點等。而從申維瀚所說在朝鮮較少見到中國南方的書籍這一點,似乎也可以說明當時中國國內書籍流通存在地域性局限的問題,因為朝鮮人基本上只能通過朝貢的機會在北京買書。
海游錄
以上三個例子都是介紹通信使文獻中直接和中國有關的材料,然而,並不是只有找到直接和中國有關的材料,我們才認為通信使文獻對研究中國有價值。葛兆光教授提出的“中國是不在場的在場者”的觀點,是對這個問題更深層的論述。我們可以這樣來理解:歷史上朝鮮半島和日本都受到中華文化的深遠影響,大量中華文化的因素內化成兩國自身的文化傳統,當朝鮮和日本產生接觸時,隨之發生了兩國文化的碰撞和交流,形成了“文化比賽”的場面。雙方都希望展示自身文化的優越性。但是,評判誰的文化更優秀,需要有一杆尺規,這個尺規就是中華,即誰在繼承和發揚中華文化上做得更好。所以中華或者說中國,在這個過程中扮演了缺位的裁判的角色。理解了這一點,我們就可以反過來從朝鮮通信使文獻中去看到大量傳統中華文化的因素。這些中華文化的因素包括諸多方面的內容,比如禮儀問題、服飾問題、文學問題、學術問題等等。而且,這一理解並不只對通信使文獻適用,在其他類型的文獻上同樣可以適用。關鍵的關鍵在於打開視野,轉變認知。
當然,“不在場的在場者”的觀點,某種程度上也會具有爭議性。讓我印象深刻的是,當我在一次學術會議上提到中國是“不在場的在場者”這一表述時,立刻遭到幾位韓國學者的質問,他們認為這裡面似乎有一種過度誇大中國影響的危險性。應該說,這些韓國學者的反應其實也在情理之中,但至於到底是我們有國家自大主義的立場,還是他們有民族主義的立場,姑且不去爭論。退一步講,“不在場的在場者”的提法,主要針對的聽眾還是中國的歷史研究者,而其目的也只有一個,那就是提醒大家注意,不要忽略了一些我們原本想當然地認為與己無關,但事實上卻對認識自身具有重要參考價值的歷史資料。
(作者為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助理研究員)
訊息來源:文匯報20151211 文匯學人
http://client.whb.cn/new/index.php?option=com_m_news&task=news&id=56386&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0-tsina-1-30073-397232819ff9a47a7b7e80a40613cf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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