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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2/25

轉載(摘錄) 孔令偉:通過內亞和海洋看清史研究

孔令偉(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博士生)
 
即便距離首次問世已有三年,“一帶一路”仍可說是2016年最熱門的時事議題之一。隨著中國近幾年在國際社會中所發揮的重要作用以及國際經濟上的突出表現,中國及其周邊地區的歷史交流也逐漸為海內外學界所關注。
(中略)
就本人較為熟悉的清史與內亞研究而言,筆者以為重視內亞與海洋史的多元視角,不僅能為中國研究本身注入新的活力,更可以從史學研究的角度對東亞、內亞與東南亞的過去與未來,提供更為深入的分析,進而反思過去中國研究中的傳統範式。從這個角度來說,清史、內亞史與海洋史研究的對話與交流,不僅有助於區域研究的整合,亦能通過中國周邊地區的多元視野,動態地考察“中國”這個概念的形成與歷史變遷。適逢新年之際,應澎湃新聞之邀分享去年的閱讀收穫,筆者是以不避孤陋,從清史與內亞學的角度分享一些相關的閱讀心得,並旁及海洋史研究的近期成果,尤其是對於近十年出版而尚未受到中文學界廣泛關注的佳作進行簡介。然而囿于識見以及行文篇幅,難免掛一漏萬,尚請讀者指正。
(中略)
Conflict and Commerce
除了與清史研究進一步結合之外,筆者認為滿、蒙、藏等傳統定義上的內亞學科,未來應積極地與海洋史研究展開對話,而這也是去年筆者在哥大組織一帶一路工作坊的初衷。去年閱讀的東亞海洋史專著中,有四本新書尤具啟發,時代跨度涵蓋十七至二十世紀初,也正好反映出海外學術界對清代海洋史不同時段的前沿成果。第一本為布蘭迪斯大學助理教授杭行(Xing Hang)《海洋東亞中的衝突與商貿:鄭氏家族與現代世界的形成》(Conflict and Commerce in Maritime East Asia: The Zheng Family and the Shaping of the Modern World, c. 1620-1720;劍橋大學出版社,2015)。本書深入考察了鄭氏家族在東亞海域的勢力擴張及其對臺灣的經營,並分析了鄭氏家族在明清易代之際與西方殖民勢力首次進入亞洲的歷史背景下,對於東亞與東南亞海域整合所發揮的歷史作用。在閱讀本書的過程中,筆者對於活躍在越南與湄公河三角洲一帶的明遺民勢力,如楊彥迪、陳上川與鄚玖等人,及其與明鄭勢力的交通,尤其感到興趣,而筆者有幸聆聽杭行教授關於鄚天賜與河仙政權的精彩講演。筆者以為,清朝與東南亞明遺民勢力的交往,將是今後中越交流史值得進一步探索的議題。
The Gunpowder Age
另一本關於東亞海洋史的力作,為埃默里大學教授歐陽泰(Tonio Andrade)《火藥時代:世界史中的中國、軍事革新與西方的崛起》(The Gunpowder Age: China, Military Innova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West in World History;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2016)。本書探討了十三世紀以後中國與西方火藥技術的發展,尤其是十六至十九世紀軍事技術差異對中西“大分流”所產生的影響。雖然本書在方法上更接近全球史而並不局限于明清海洋史,但本書第二、第三與第四部分中關於火藥技術對中西海上擴張的比較討論,對清史研究者具有重大的參考價值。
豊岡康史
除了以上兩本英文新作,日文學界在海洋史方面的成果也非常值得借鑒。如信州大學准教授豊岡康史《從海贼所見之清朝:18—19世紀的南中國海》(海贼からみた清朝:十八~十九世纪の南シナ海;藤原书店,2016),通過研究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紀初活躍于南海海域的海盗勢力在閩浙粤一带的活動,以及清朝的相應措施,本書從海洋的視角對嘉慶變革進行了深入的探索。至於晚清時期華南沿海地區的社會管理、中英關係以及鴉片戰爭對清朝海上政策的影響,則可以參考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准教授村上衛《海洋史上的近代中国:福建人的活動與英國、清朝的因應》(海の近代中国―福建人の活动とイギリス・清朝;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3)。值得一提的是,本書中譯本已於2016年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刊行,對研究晚清海洋史的中國學者而言,是不可忽視的參考文獻。
村上衛
簡單回顧過去一年關於清代內亞與海洋史的幾本新作,以筆者管見,未來海內外的清史研究亟需與內亞學與海洋史進行整合,如此不僅能將清史研究的視野從東亞擴展至內亞與東南亞,還可能為一帶一路的國家建設提供更為深入的歷史分析。不僅如此,對於所謂的“新清史”爭論,中國學界也不應停留在一味批判滿文文獻與內亞視角的層次,今人動輒恥笑清政府的“天朝”心態,清朝的遺產卻從未離去。今日的學人是否能夠放棄以中原為單一中心的歷史敘事,不僅將左右未來中國史學界的發展,也可能對中國社會產生深遠的影響。送走2016年,也期許我們能告別“清朝是否為中國”的爭辯,因為清朝不僅屬於中國,屬於內亞與海洋,更屬於全世界。
 
來源:澎湃新聞  全文網址
  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598117
(本文原題《一帶一路:內亞與海洋史視角下的清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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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1/07

通信使文獻中的中國因素(轉載)


大系朝鮮通信使

通信使文獻中的中國因素

王鑫磊
歷史上朝鮮半島和日本都受到中華文化的深遠影響,大量中華文化的因素內化成兩國自身的文化傳統,當朝鮮和日本產生接觸時,
隨之發生了兩國文化的碰撞和交流,形成了“文化比賽”的場面。雙方都希望展示自身文化的優越性。但是,評判誰的文化更優秀,需要有一杆尺規,這個尺規就是中華。
學術視野的拓展,帶來研究方法的轉變,近來國際、國內學界對“東亞史”的日益關注,對傳統的研究範式提出了挑戰。東亞地區的國別史、中國與東亞某國的關係史,這些是以往國內學者投入精力較多的領域,但是,對中國以外的東亞國家之間的關係史,以往關注的就不多。當然,歷史研究或多或少會受到研究者自我歸屬意識的框限,在國內做研究的學者,不怎麼關心與自己國家沒有直接關聯的別國之間的關係史,也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跳出中國,或許能讓我們更好地理解中國。近年來,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已相繼整理出版《越南漢文燕行文獻集成》和《韓國漢文燕行文獻選編》兩套叢書,就在前不久,其最新整理的《朝鮮通信使文獻選編》也得以付梓。前兩種是和中國歷史直接有關的域外文獻,其出版價值無須贅言,而在第三種文獻出版前,葛兆光教授在一篇發表于《中華文史論叢》的論文中,解釋了這批文獻的價值所在,核心是回答一個很多人會問的問題——這些文獻跟中國到底有什麼關係?說到底,還是有許多人不能習慣於“跳出中國”。
關於通信使文獻的價值和意義,葛兆光教授的論文中已十分清楚地論述過,這裡沒有必要再重複。就我個人而言,除參與了《朝鮮通信使文獻選編》策劃、整理、出版的全過程外,從2012年開始,在給研究生開設的東亞漢文文獻相關課程中,每次我都會將朝鮮時代通信使文獻作為一個專題進行講述,因此我想大概可以結合這兩方面的經驗,談談自己對朝鮮通信使文獻的一些認識。
首先是一些基本的概念和事實。所謂通信使的概念有廣義與狹義之分。廣義的通信使可以指歷史上朝鮮王朝時期(1392-1910年)向日本派遣的所有外交使節團,據統計約有77次。狹義的通信使特指日本江戶時期的慶長十二年(1607年)到文化八年(1811年)間的12次朝鮮使行,這12次使行因在所謂“善鄰友好”的背景下展開,同時又有豐富的文化交流內容,所以被日韓學者作為典型研究並突出強調。事實上,只反映“善鄰友好”主題的江戶時期通信使,並不能反映整個朝鮮王朝赴日使行活動的整體面貌,將前後不同時代背景下的使行活動納入考察範圍,才能揭示出朝鮮王朝和日本間外交關係衝突和友好並存的複雜狀況。因此,這次出版的《朝鮮通信使文獻選編》,並沒有像當年日本出版《大系朝鮮通信使》叢書那樣只選取江戶時期的文獻,而是從廣義的通信使概念來進行選擇,其中最早的是1420年的使行記錄文獻,最晚的則為1876年。
當時日本對於通信使的來訪十分重視,沿路設有專門接待的驛站賓館,精心準備飲食、住宿,朝鮮使臣到達江戶後,日本方面會專門選擇吉日在日本諸番大名列坐時舉行外交儀式,行聘禮、獻禮物,幕府將軍還要設酒宴慰勞使臣。除了完成外交使命以外,在沿路經過的各地客館,會有大批日本的文人、學者、醫師爭相前往與朝鮮人員會面,討論學問、詩文應酬,進行多方面的文化交流和互動。相比於流於形式的外交禮儀,通信使活動對於朝鮮和日本之間文化交流的意義更為重要,也是研究者們最重視的方面。
講到通信使文獻的意義,尤其是說明通信使文獻中有與中國有關的材料,我想可以舉其中一些有趣的例子。
1607年,作為通信使出使日本的朝鮮人慶暹所寫的《海槎錄》中,提到他在日本對馬島的島主家中做客時,看到了島主家裡掛著的兩幅古畫,經賞鑒,他認為應該都是宋徽宗的畫作,其中一幅是《白鷹圖》,另一幅是《南極老人圖》。慶暹用文字為我們記錄下了這兩幅畫的細節,當然,文字是無法記錄繪畫的,但是很關鍵的一點是,他抄下了這兩幅畫上的題贊。
其中的《白鷹圖》上題贊是:“御筆淋漓,寫快鷹兒,金睛作眼,玉雪為衣,剛翮似劍,利爪如錐,何當解索,萬里高飛,恭承寵命,僅作贊辭,宣化殿學士蔡攸贊。”當看到這段材料後,我隨手在百度上搜索了一下《白鷹圖》,不想在眾多檢索結果中,居然還真找到一幅某次拍賣會上的拍品《白鷹圖》,上面的題贊和慶暹記載的有六字有異、一字脫漏,而文意完全一致。事實上,這種記錯的現象是可以理解的,因為當時朝鮮人的一般做法並不是當場抄記,而可能是先背下來,回去以後再補記出來,所以記錯或寫錯幾個字是很正常的事。讓我感到驚喜的是,這條四百多年前朝鮮人的十分不起眼的記載,竟還能在今天找到能夠對應上的實物。當然,舉這個例子的重點不是在於證明那幅拍賣畫作的真偽,而是說明在通信使文獻中確有直接與中國有關的材料。
另一個例子也來自慶暹《海槎錄》的記載,當使節團在箱根附近的小田原城停留的時候,有一個穿著中國服飾的中國人來見他們,這個人自我介紹說:“我名叫葉七官,是福建人,嘉靖年間和同船的五十幾個人在海上遇到風浪,漂流到這裡,我們一起來的三十幾個人去年回國去了,剩下我們十幾個人,因為已經在這裡娶妻生子,生活安定,所以沒有回去。日本人把我們住的村子叫做唐人村。”慶暹對這個葉七官表示高度讚賞,說他很講禮數,言辭謙遜,最重要的是能堅持穿著中華冠服,也沒有跟從日本人的剃頭風俗,稱其“無變夏之態,是則可尚”。
這個例子反映了當時偶然情況下所發生的中國人移居日本的情況,但從中我們也可以去分析和想像,在那個時代,中日之間或者說東亞地區間的人員往來和交融的廣度和深度,其實可以有超出我們想像的可能性存在。不僅東亞地區內部是如此,和外部世界之間同樣如此,在慶暹的《海槎錄》中,還記載到他們在日本看到一個“裸壤國人”,他“身長甚長,色黑如灰,目睛多白,額鼻高尖,發如羊毛”,顯然這是一個非洲黑人,他為什麼會出現在當時的日本,這顯然又可以和大航海時代西方人進入東亞的問題聯繫起來。
還有一個例子,是來自於1718年出使日本的朝鮮人申維瀚的記載。申維瀚在《海遊錄》裡記載,他聽說日本長崎的街市有很多書店,而在這些書店裡有大量中國書籍出售。他還具體分析說:日本國內的中國書籍,從中國直接流傳過來的數量,已經是從朝鮮流傳過來的十倍以上。究其原因是因為長崎開放通商,中國南京一帶的海商經常帶書過來販賣。他估計當時日本所擁有的中國書籍已經是朝鮮的十倍以上,特別是中國江南一帶學者的著述,在朝鮮很少見到,但在日本有很多。關於東亞書籍流通的問題,學界已經有過不少研究,而這條材料大概也可以為一些現象提供佐證,比如中日之間書籍流通的管道,中國書籍向朝鮮和日本流通的不同特點等。而從申維瀚所說在朝鮮較少見到中國南方的書籍這一點,似乎也可以說明當時中國國內書籍流通存在地域性局限的問題,因為朝鮮人基本上只能通過朝貢的機會在北京買書。
海游錄
以上三個例子都是介紹通信使文獻中直接和中國有關的材料,然而,並不是只有找到直接和中國有關的材料,我們才認為通信使文獻對研究中國有價值。葛兆光教授提出的“中國是不在場的在場者”的觀點,是對這個問題更深層的論述。我們可以這樣來理解:歷史上朝鮮半島和日本都受到中華文化的深遠影響,大量中華文化的因素內化成兩國自身的文化傳統,當朝鮮和日本產生接觸時,隨之發生了兩國文化的碰撞和交流,形成了“文化比賽”的場面。雙方都希望展示自身文化的優越性。但是,評判誰的文化更優秀,需要有一杆尺規,這個尺規就是中華,即誰在繼承和發揚中華文化上做得更好。所以中華或者說中國,在這個過程中扮演了缺位的裁判的角色。理解了這一點,我們就可以反過來從朝鮮通信使文獻中去看到大量傳統中華文化的因素。這些中華文化的因素包括諸多方面的內容,比如禮儀問題、服飾問題、文學問題、學術問題等等。而且,這一理解並不只對通信使文獻適用,在其他類型的文獻上同樣可以適用。關鍵的關鍵在於打開視野,轉變認知。
當然,“不在場的在場者”的觀點,某種程度上也會具有爭議性。讓我印象深刻的是,當我在一次學術會議上提到中國是“不在場的在場者”這一表述時,立刻遭到幾位韓國學者的質問,他們認為這裡面似乎有一種過度誇大中國影響的危險性。應該說,這些韓國學者的反應其實也在情理之中,但至於到底是我們有國家自大主義的立場,還是他們有民族主義的立場,姑且不去爭論。退一步講,“不在場的在場者”的提法,主要針對的聽眾還是中國的歷史研究者,而其目的也只有一個,那就是提醒大家注意,不要忽略了一些我們原本想當然地認為與己無關,但事實上卻對認識自身具有重要參考價值的歷史資料。
(作者為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助理研究員)
訊息來源:文匯報20151211 文匯學人
http://client.whb.cn/new/index.php?option=com_m_news&task=news&id=56386&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0-tsina-1-30073-397232819ff9a47a7b7e80a40613cf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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