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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3/13

法譯中

S39c texte 8
原始文件標題:企業,非政府機構和傳媒:三個接近人民的角色能否互相認識和往來?
摘要
 
以生態為主題的SEE生態獎SEE-TNC (Society of Enterpreneurs & scology – The NatureConservancy社會企業主,社會,大自然保護協會)即將在中國大陸展開。這是社會企業主和大自然保護協會合作共贏的最大獎項。由於生態概念的廣泛運用,企業界和政治人物對環境生態問題已經有很清楚的概念。然而只靠少數先進人士的努力,仍不足以大幅改善我們的環境。我們要想辦法讓更多的人,以及更多的團體參與生態議題的討論。
00八年十二月十七日在光明日報記者馬永峰先生的督導下討論「合作為雙贏」的主題,集企業領袖、非政府組織代表和傳媒於一堂。參與者有美通無線公司的汪維家, 綠河保護協會負責人楊辛,還有中歐產物多樣協會傳媒顧問林國。乍看
之下,他們來自不同的三個領域,然而,他們有一個共同之處,即是:這三個團體都接近人民大眾。二00二年愛立信Ericsson公司的總經理   曾鼓動一批企業領袖到西藏高原的可可西里去。第一個階段是建置綠河環境保護站。此站地處偏遠,大多數的中國人找不到它在地圖上的位置。姑且稱之為藏羚羊吧!這群企業界的領導們更不知道遠去那裡,是為了保護非法獵殺下即將滅種的西藏羚羊。訪察團拍攝的可可西里影片有助於了解這一次遠征的後續發展情形。參與這次探險活動的王中軍出錢贊助,拍攝了這部片子。電影上演後,傳媒讚譽有加,吸引更多人觀賞這部影片。電影的成功也讓更多人關注生態的議題。這是企業主、非政府機構和傳媒合作成功的結果。這個例子,源於一個創發人物的人格特質;由於他,喚起一個非政府機構的加入。非政府機構的能力在於能吸引眾多義工和經費;開創者的人格特質則和他們特殊的領導魅力關係密切,理想人物的宣導可以深深影響一個機構的長期發展。而非政府機構發展期間必須克服的難題就是要能吸收新的生力軍,並讓他们了解創立者的信念。一般的情況下,常常只有少數人真正擔負責任,限制了新進的年輕人投入及表現的機會。開放參與的機會,提供更多的工作給義工,可以降低運作成本,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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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幫助機構發展的有力人才。我們盼望年輕人能投入環境的保護工作,也鼓勵年輕人能把環保當做一輩子的志業,並幫助他人超越膚淺的觀念,使生命更有意義。對年輕人來說,這也是一個新的選擇。
環境保護措施日益更新, 也有越來越多的非政府組織出現;環境保護協會(SEE)也精心制定基本法的規畫管理。他採用外國最好的基金會管理方法,並界定每個成員的責任和目標。此外,協會若有具體活動,改善的措施或成功的績效案例,也會通知每個成員。還有,協會也一定會清楚告知資金的使用和獲得的結果。將資金投入行動更能加強成員的工作動機。楊辛先生提到,企業主和生態學家的想法不同,應想辦法溝通調解不同的看法,萃取出最理想的未來發展主軸。非政府組織雖已得到企業的承認和重視,但在取得大好時機之餘,仍需力求改善,認真規劃,才能博得企業界和社會各方的肯定與讚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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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3/13

法譯中

網路效能的廢止
 
作者 班家明 白亞
日期 2009年十月
節錄自「網路著作散佈及權利保護高等機官」法令戰役 (p.65-74)
由InLibroVeritas出版
網址
法文版相關資訊
文章開始的節錄


我們所知的在國會中和媒體上的「網路著作散佈及權利保護高等署」之役已帶來許多正面的效果。第一個是
終於引领以前对政治不大關心的網民(姑且這樣簡稱他們)开始对政治感到兴趣。第二個是提出有關這些爭議的癥結所在,即不是給與藝術家、作者和吟遊詩人多少報酬,而是中斷網路及其有關功能。 

事實上當法國憲法委員會終於意識到條文中的真正意義,威脅要切斷孩子下載網路的愚蠢做法,就如我們的父母不准我們看電視,憲法委員會便馬上在審查時把條文刪掉,而且絕不含糊其辭,也不把它當作一宗雞毛蒜皮的小事,反而是從基本上和重要性甚至極其重要性上著眼: 推定無罪和言論自由。 1789年以來這兩項都是人權的基柱。 

這項假定用來處理一個不大嚴重的問題的法令怎會竟然碰上如此巨大的難題。 







「網路著作散佈及權利保護高等署」之役 




作者 : 集體創作 



日期 :2009 

In Libro Veritas出版 

網址

· 
www.inlibroveritas.net/la-bataille-hadopi.html 

法文資料網址

· la_bataille_hadopi.pdf (7,4 Mio) 

書底裏頁 


「網路著作散佈及權利保護高等署之役所引起的一場戰役只是一個開端,政府高層對作品的發行及保護網路版權的縮稱已成了原意以外的一個普遍象徵。 

數位科技的確已存在於我們的生活之中:學習、交流、工作、愛情、民主活動的參與。我們的社會已完全改變。我們每一個人都是處在這劇變中的一份子,其中最重要的是言論自由和上網的自由。部落格、社交社群網和其他可參與的網站都是民主過程的平台中心,而且是公民身份的表現。 

面對在各種藝術領域如音樂、電影、文學、造型藝術方面有才華者自我推銷和傳播,有人把我們跟盜用者這個濫詞所代表的人相提並論,而我們只是在基於版權無究的模式上平等的在新的實踐上自由交換分享傳播作品。在法國、歐洲甚至全世界已向管制網絡宣戰。 「網路著作散佈及權利保護高等署」症候群已充分表現出這問題,以保護創意為藉口和被文化工業牽引的壓力團體要把網路變成視頻文字終端(minitel),硬要弄成一個根本不公平的社會,在那裡連分享也成為有罪。「網路著作散佈及權利保護高等署」的法令規避作者酬勞的問題,提供一個要付出很高代價的鎮壓手段,既不會分給創作者多一分錢,又把網民置於一個法律完全不保障的氛圍中。唯有反對「網路著作散佈及權利保護高等署」的人跟創意證照文學藝術整體資助才能提出具體的解決辦法来改善藝術家的收入並且保證尊重網民的基本權利。 



「網路著作散佈及權利保護高等署」涉及廣而複雜的問題,而且涵蓋很多領域。這也就是為什麼有四十個反對這個法令的作者(政治學家、社會學家、教師、民間社會的激進人士、藝術家、作家、法務人士、詩人等)決定加入來合寫這本書。 

這本帶有社會性和政治性資料的罕有的書給您提供答案,補充的觀點和分析。是另一個遠景,遠離「網路著作散佈及權利保護高等署」的錯誤。 




在他們的影響下 



最有影響力的一群 :中國網民 

節錄自聊天網路雜誌 

網址


因為Web2.0是一種新的網際網路方式,一般透過網路應用程式(Web Applications)促進了網路上人與人間的資訊交換和協同合作,其模式更加以使用者為中心。典型的Web 2.0站點有:網路社群、網路應用程式、社交網站、部落格、Wiki等等。使得我們一般人都能在網路上付出自己的貢獻,所以時代雜誌將2006年最有影響力風雲人物給了「你」,即是我們每個人。在2009年,我們認為是到海外工作的公民,但卻原來是中國的網民最有影響力



中國網民開始在2009年顯現出精力充沛,『草泥馬』在一月第一次在網上以抖動著要甩掉身上泥巴的形像出現。一個錄像帶播出來這個貌似羊駝的動物,名字如果用中文大聲說出來是一句侮辱人的粗話,結果獲得了數百萬的瀏覽者。這是中國網擴張表達權力的一個小勝利。 



中國網民對綠壩·花季護航這個計劃同樣不表示好感,這是一個過濾系統對網路做箝制控管,原本說要裝在今年七月份起賣出的每一台電腦上。八月中由於民怨高漲而停止了這項計劃。然而中國網民的影響並不總是正面美好的。網路上的無名巡邏者經常是帶有國家民族情操的失業者或失意的人,他們的行動可能有著美國卡通辛普森家族人物的非理性色彩。 



一位匿名網民在網上高喊有六個維吾爾族人把兩名漢族婦女帶到廣東一家玩具工廠的宿舍,然後把她們強姦。 .因此造成兩名維吾爾族人重傷致死和另外一百二十人受傷。這個事件也導致七月份在新疆的暴動。 

· 

*
譯者註解: 『草泥馬』是介於駱馬與羊駝之間的動物,中文音譯為『操你媽』,是侮辱人的話。



綠壩·花季護航(此註解資料來源自維網路基百科) 這是一個應中國政府要求而寫的網路過濾篩刪控管的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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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2/28

苦差事

法譯中 
 
此處和彼處
 
里昂中法學院 (1921-1946) 學生論文中的地理文化情況,政治表演態和主觀態度
 
 
 
    里昂中法學院二十世紀提供中國留學生在此學院作研究。這是一項獨一無二的創舉。這種嘗試是要使中國的學術界的精英能吸收到現代科學的知識。從學生的學習過程來看,雖然此舉有其不可否認的成功之處,但同時也凸顯出不少重要的歷史和方法上的問題,這些問題的根源在於文化與知識的世界化以及現代化的殖民地式的影響。
 
計劃的發起人李石增、吳稚暉希望 «中西文明作連結 », « 融合中外人文科學»。本文探討文化對話的邏輯性,特別是發表的論文和中法學院的圖書館為我研究涉略研究的範圍。
 
     考慮殖民時代影響的各種批評給我們思考提供一個基礎,這些批評顯示出在現代的歷史(19-20世紀)的進程中,生產這些知識的歐美世界包括地理上的,研究機構的,知識界的,和不講分析的其他國家。這兩者之間在科學研究的工作上,產生了結構性的不對稱。在地緣政治的知識中,中國在這個時代屬於附屬的地位,現代文化學術各學科和各種觀念都是歐美社會中的產物。
 
     從人才外流的現象下而產生的中法學院,從這種經驗為基礎來思考,我們質疑研究方式和學科,語言和知識對象之間的關聯。我們考慮中法學院的計劃能夠被人認為後殖民批評能突破上述不對稱的結構的問題。
 
 
     在我上面的這張照片是上個星期拍攝的在里昂的五區的符爾維爾(FOURVIERE)山坡上。這個石質的拱形門今天為外國學生住所的入口處。軍事建築物建於十九世紀,在1921 到 1939年間掩護中法學院又名中法大學。[1]
 
注意看門的高處,可讀出上面刻在石頭上的法文和中文名的刻記。到1990年在里昂市區這段歷史看得到僅存的痕跡。這個不明顯的標記,對過客或當地的居民成為謎樣的東西,顯現出對里昂集體的記憶是沒有這一段歷史。
 
     我在里昂的五區長大,以前每星期天去堡壘對面的聖依裡列教堂,要等到上大學,學中文才去認識這個刻記,我對這個研究機構的歷史感興趣。跟著史學家米榭戴瑟都(Michel de Certeau)最早陳述這一段,像一篇文章不斷的有新的說法,每次走在路上看到不同的東西。[2] 我對童年生長的地方有了新的看法,充實我對中法學院以前留法學生的知識。我想像中國學生在這麼熟悉的路上,他們的日常生活,他們和當地居民交流,也可能沒去在意居民。由於對這個機構歷史學術文化有客觀知識,加上當地人主觀的記憶。今天我談的這個地點,也就是我演講要談的主題。
 
     幾年前里昂市讓人在堡壘的入口處設置一個紀念牌,用英文和法文記載中法學院的大事。今天中法學院在發展國家觀光文化增加產值的政策下,這個機構成為文化產業。國家保護文物工業動員,再建和呈現這裡的過去吸引遊客來參觀里昂和聖伊雷內堡。這個地方中法學院走過歷史的痕跡, 陳列一些檔案文件,2006年開始開放在該堡展出。
 
      如果將來沒有大量富有的中國觀光客的到來,中法學院不可能被里昂市重視而活絡起來,以上的現象這就是這種論述所證明,如果當代資本主義在把我們置於永久的現在中,瓦解了歷史的意識,把過去以紀念性的不同形式商品化(博物館, 展覽會, 紀念的地點等等)。
     中國的觀光客或里昂這裡的過客參觀這個回憶的地點,看展覽介紹的告示牌 ,可以讀到歷史敘述之外的內容:
 
     西方強權迫使中國在1842年【簽訂中英南京條約(譯者註)】中國歷史上展開一個新里程。外國掌控經濟政治軍事讓最後的滿清王朝(1644-1911)幾乎摧毀,孫中山先生於1911年建立中華民國。在這個時代有巨大的轉變,受盡侮辱面對先進現代工業化的強大的外國,而中國當時還是一個未開發,以農村為主的國家。傳統的制度造成國家發展落後主因,因此對西方的科技科學極為推崇。[3]
 
     傳統的歷史性解讀中國和西方之間的差異,一個是中國,一個為歐美世界西方列強,進步現代化的歐洲。我引用:而中國是落伍的未開發的,追趕一個進步的、現代的和工業化的西方。勤工儉學運動由蔡元培、李石曾和吳稚暉[4]發起,接著里昂的中法學院成為必要的培養人才的工具。我們認為即使如此無法讓當時的中國和法國與歐洲並駕齊驅,很顯然的這些求進步的知識份子經常是無政府主義的立場,開啟了孕育學術的發展計劃為中國培養了科學的精英份子。[5]
 
更深入的研究在里昂的中國留學生的日常生活,很顯然不僅是讓中國走向現代化的代言人,他們本身正是走向現代化的傑出的表現。為了要具說服力,可看當時留學生的日常生活的型態,或擦拭灰塵後閱讀中國留學生在法國各地渡假或求學時所寄的風景明信片,看中法學院圖書館的雜誌, 大眾文化的媒體呈現文化的現代化,最後在中法學院人文圖書館的列出一些作者看出知識領域的現代化。
 
現代化的這個形容詞只用在歐洲,表現出正是歐洲帝國主義歷史組成的元素,在這個演講的一開始就提到。
 
現代化從經濟、物質、技術、科學、知識的、文化上來說並不是屬於歐洲, 接著然後強加到中國身上的。這個研究忽略了同步性, 一方面是在歐洲十九世紀工業的資本主義徹底轉型,另一方面列強殖民政策在全世界造成當地社會的影響,特別在亞洲和在中國。[6]
 
 當張璽、李珩、羅大剛、戴望舒、張若名、鄭彥棻、潘玉良、蘇雪林他們都是中法學院的學生由中國搭郵輪到馬賽, 不是傳統史學家,也不是這些中國留學生所想的那樣。他們只在一個空間的轉變而不是時間和歷史的轉變。[7]7
 
 我向你們報告的思考心得只是一個研究的起點,而不是一個研究的結果。這對於中法學院沒多大關係,但與中國年輕留學生留下來的學術論文『他們的副文本』息息相關。在1921 到 1946年之間,有473個來自中國幾乎各省的大學生,在其中136個後來在法國大學體系下發表了博士論文,大部分是在里昂大學[8]。他們所學的為當時所有的那些科系 :文學、科學、醫學。 上面的地圖和表格為鄭子修在里昂大學文學院答辯通過的博士論文中採用的文件,他的論文題目為“里昂和中國的關係:歷史與經濟地理的研究”, 在1937年出版。[9]
 
 他要寫成像歷史文獻一樣,也就是說中法學院的歷史。但結果只成為自我客觀的書寫,把個人的歷史和個人的文本當成『知識對象』,盡管他表面上用客觀的方法論述,隱蓋了表述地點和用科學性的書寫方式。但這篇論文具有自傳成分和主觀性:
 
       從學院設立以來註冊登記的男大學生有400 名,女大學生有55名。這些都是國立大學公派大學生,尤其是北京的中法大學,或者是通過考試選拔出來的。中法學院現在蒸蒸日上。這些大學生回到他們的祖國,在知識界或經濟領域擔任重要職位。他們培養大學的和技術的菁英份子,在當時的時空間環境允許下,能夠領導發展改進中國。他們的範圍延伸所及到科學、教學、藝術、工業、商業。[10]
 
 鄭子修論文切入質疑地緣政治的知識有雙重的狀況 :認識主體和知識對象用中法學院學生科學的論文的當作研究範圍。
 
人類學家華特米洛羅給地緣政治的知識下定義:就像史地的地點和論述方向之間的逐條列出。在「地方歷史」, 「全球設計」書中,他強調結構的不對稱 - 特別現代史的殖民背景追溯到十五世紀南美洲第一個殖民時期 – 在科學學科分科分出生產知識的歐美世界(地理的、制度的、知識的),和世界上的其他國家條件成了知識對象。[11]
 
西方列強帝國政策不但影響殖民地社會經濟的結構和政策,而且在知識的和理性的領域裡反應在地緣政治的知識上.
 
引述瓦列史坦米洛羅闡述〔“文化學術”〕的情況,在殖民現象看出明顯的現代化:
 
文化學術明確的是在歐洲以外的民族所缺乏的(像是阿茲特克人和印加人),並那些曾經擁有這些文明的(像是中國、印度,或是伊斯蘭世界),它們這些文明成為知識對象。(比方:東方學的興起)。從十六世紀開始,西方的擴張以及在殖民地創建學院和大學已超過五百年,這個信念變成非常強烈,致使讓人們懷疑他們自己的智慧,當這個智慧在西方教育的體系和語言不是被清楚的表達時候。當和歐洲人比較文明的研究在研究機構成了卓越的學科的時候,轉換成知識對象。文明有了必要的思考架構, 文化學術就以這裡為基礎點去研究其他的文明。(…)
 
華列史坦所追蹤1850到1945年間的學術研究成果,研究針對歐洲和其他國家,他的對象一方面是研究和瞭解人類傑出的成就但立刻凍結,還有反現代化的思想,或者另一些文化,他自己本身應傳播文明,也需要接受文明。前者為文明研究範圍如東方學,後者為人類學範圍。學術界的殖民地文化研究主要在法國、英國和德國。[12]
 
     在中法學院的時代, 米羅洛說的中國是在世界的其他地方殖民地緣政治的知識的中心,中國是一沒有現代化的、落後的國家,在社會方面中國文化方面文人的傳統文化,成了令人想要瞭解,想要研究的文明元素, 成了知識對象. 至於理論上、組織上、語言、地理發表的論述,學界的思想,科學的現代都是定位於是歐美的社會所定的為準。中國地緣政治的知識在1919年五四運動的中國知識份子呼籲西化。中國文化現代化的學科、理論觀念、制度的組織 – 科學與人道混淆 – 結束清代的科舉考試 , 直接用西方的規格,歐美學界文化的知識。
 
在米洛羅的論點『這些文明視為學術文化思想模式,研究相應的其他文明』這個範圍內中法學院的中國留學生留學,採用新的制度,新的方法論,理論,學科分佈的科學工作。
 
中國留學生在里昂中法學院發表的136篇論文值得我們由地緣政治來探討,最主要的是他們的論文被里昂市立圖書館文件檔案員當作一個整體單元和歷史文獻來研究,他們中最早的一名是讓路易布列(Jean-Louis Boully)1987年[13] 13。上述的論文題目總集成為文件檔案,因為他們當年都是中法學院的寄宿生。這樣的行動米歇爾德瑟爾都(Michel De Certeau)稱之為『原始資料的成立』這對於歷史學家來說是一個基礎和富有深意的階段:。
 
歷史上一切始於把一些東西分開,然後又收集組合一些起來變成『文件』。這種文化上的分配工作是第一步,包括把這些東西複印或照相,從而改變了他們的位置和身份。[14]
 
這個建設行動形成 [空間的重新分配],中法學院學生的科學論著加入其中。[15]然而我們也展開另一個中法學院的遠景,不只收集中法學院內他們的著作,同時也集合留在另一個地方,也就是1921 到 1946年間擴及到里昂大學這個空間裡(更廣泛的說是法國大學裡)的學術論作。在這學院經過幾年的訓練以後,學院像師範大學那樣的功效,最好的學生依他們的選擇進入法國大學所要研讀的科系,主要在里昂大學內進修。在進到中法學院當寄宿生之前,寫博士論文的這麼些作者先為里昂大學的大學生,他們的博士論文存放在里昂大學不同的學院裡:理學院、文學院、醫學院、法學院。
 
這一個角度轉變並非微不足道的,因為論文作者的情況改變,他們不再只是所謂的中國人或里昂『中法學院的寄宿生』(如他們博士論文封面上所載),而是論著在想像空間裡依循『現代科學』的訓練如法國『學術文化』要求的理性與自主性。
 
考慮到這些放在法國大學的其他論文中的文件,我們可否區分出來它們的共同的話語即從脫離客觀中立到科學性的文學?
 
 這些文本和這知識生產因它們的作者處於社會-歷史條件下而受到什麼影響?這些學生或 [研究人]的身份對研究目標的選擇又有否帶來衝擊?
 
這些論文本身之外還傳達給我們些什麼弦外之音,這些地方通常可證明語調上相對的自由一些,又釋放出較多個人方面的訊息?
 
 最後我們能否覺察到一些成分,可把現代認識論表述中的普遍無人地帶解構?
 
每一個問題都需要深入研究,目前這方面的思考研究都還很少。
 
鄭子修的論文讓我們可以開始明確實說明,劃出範圍甚至扯離我們討論的議題。如果他的研究對象和他本人的立場直接混淆,加上他是里昂的中國留學生,科學的客觀性的問題在他的論文中完全略過解釋是以他自己的立場,而且也忽略了我們這個主詞的應用的原則,當他講到中國的時候:應該深入這個事實中:『中國要,不論任何觀點在各方面達到經濟現代化的生活』。假如是要讓一個中國這個主詞說話發聲,為了由外的立場而言,對這個研究對象的立場是截然不同的。我們稍後可以見到在其他的論文裡的立場並非全都如此採用以『國家的立場』來書寫。
 
 依據吉哈 惹內特命名『論著文章外圍』,在論著中可看到的如題目、序、前言、每章程節的標題、每頁下方的註釋,讓我們可以知道鄭子修他對中國的認同16,但在論文其中卻看不到其客觀性。[16]在論文的封面上我們看到中文翻譯論文題目,更明顯的在論文的序,由他的中法學院寄宿生的老同學Suen Tang-Yuet用無標點的古文及草體書寫。要是當時由上而下,由左而右不是很突兀,他所要強調的還是中文書寫的不同之處。
 
他論述重視強調他的文化的、語言的、歷史的背景現象彷彿一個中國文化、文明的代言人,即便是把作者定位於作品之外的角度,但在其中文本邊緣看出書寫象徵著作者文化背景的不同的事實,忽略科學性要求的空間闡釋地緣政治中國的情況:它是一個文化、一個文學、一個文明、一個有內涵的語言然而卻停留在忽略學術界要求的客觀與中立。[17] 在科學性的工作分配上,中國僅僅如同知識對象,甚至是以中國為主體的一項研究。探討在圖書館鄭子修的博士論文很注意語言和出版的地點符合我們的所證(18):在圖書館相關的論文只有這一本作品用中文在中國上海商務出版社發行。
19 徐頌年的論文研究李白題目是『李太白:他的時代、他的一生和他的作品』,他是里昂漢學家Maurice Courant的學生。不出所料,答辯委員會中的成員大部分都是法國學者Maurice Courant, Henri Maspero, Edouard Chavannes, Tsen Tsonming, Georges Margouliés, Florence Ayscough中國古文第一手原始資料限於李白的詩。
 
最有意義的就是徐頌年在論文中一開始便強調他和他的研究對象詩人及其語言的親切感、他優越的關係以及他的性格認同。
 
在法國漢學家、散文家、小說家和記者為了某些原因也有研究過李白的作品或談論到他,但他真正的人格面還是鮮為人知。這些作家中如果曾有深刻鑽研過中國的文學語言或中國人的私生活,他們在談論李白時或能避免某些錯誤。我們文學性的語言,尤其是詩的語言很難,不同於歷史的科學的…等等作品中用的罕有術語。更甚者是在每個時代有詩的文筆風格,而每一個詩人有他自己的文風。要瞭解原文須要很好的翻譯家和散文家,單單只是一般的瞭解是嫌不足的。要去感覺。比如說怎麼可能瞭解詩人的內心深處,如果沒有在我們的國家生活上很長的一段時間?描寫出的畫面熟悉嗎?感覺得到詩人散發出的情緒嗎?對文學性的中文不是徹底瞭解,那些生活在中國以外的人對作品研究會變樣,盡管他們有作者的作品。[18]
 
在文學學術界『我們』當主詞來寫論文是在科學性的圈子裡使用,知識是共同獲得的產品;取代主詞『我』追求客觀,使作者以眾人的假設角度來寫下,持中性嚴肅的判斷。人稱代名詞『我們』和所有格的『我們的』要研究員不但具備專業和學術,還要顧及國家的、文化的、語言的、政治的各層面的立場來寫。在這段節錄中,徐頌年捨棄現代文化學術界的趨勢的外在的觀點,研究這一位詩人作品為知識對象。他要求來自內在的天生學識,這對『漢學家、散文家、小說家、記者』這些 [從沒在中國人的圈子中生活過] 的非中國籍的學者專家是無法作到的。他的論文論述中歸納出母語是中文,生活在中國自然比較能瞭解中國的文化環境背景深層內涵意義。然而母語是中文者的知識獲得並沒有受過理性及科學思維的基本訓練,只屬於內心的、直覺的和感性的情緒情感,不等於[學術文化],後者則如他在法國所學到的知識或他論文中列舉的參考書目。作者區分在『我們和其他人』之間,其他人不可能真正瞭解文化認同中的本質部份,中國語言,認定在唐朝的文人世界與現代的語言文化空間之間繼續的爭論不休。
 
我們在這裡看到這些中國留學生因地緣政治歷史而受到深遠的影響,使他們論述產生雙重性的矛盾,當他們把中國作認知對象的時候:既是在其中,亦是置於其外,既是觀察對象,亦是被觀察,既是知識主體,亦是知識客體,既是本人抽離其間,又是深深涉身其中。
 
     到此統計上有136篇博士論文,其中有四十一篇的論文題目提到中國這兩個字。這樣一個比率證明要把中國當作知識對象,這樣的導向是學生自己本身的意願或是他們指導教授的指引。他們論文題目涵蓋所有學科,文學、法律、物理、醫學,很多都提到當代中國的情況。他們的題目的選擇與論證中基本上很在意國家與向國家致敬。那個時代中國大陸知識份子的政治陰霾,當時的中國大陸被西方列強控制政治經濟,成為新封建制度下的犧牲品。從1932年起日本軍國主義猖獗。
 
在中法學院許多歷史的論著上可以證實這些中國大陸的留學生的政治化及愛國主義[19]。在許多論文可看出作者一方面要求科學性的客觀,另外又肯定立場,站在歸屬中國大陸的國家的立場及其原因。在翟俊千的以不平等條約所帶來的後果為題的博士論文中,他認為對他的論文持客觀的研究精神:
 
容我們在這裡加上,在這論文一開始,我們要追求目標為絕對客觀,盡可能讓文獻以公正的立場處理。我們也要大家知道,在撰寫下論文時有很多回必須壓抑自己的愛國聲音,它對敵國迫使我們多災多難的國家接受毫無正義的條約表示憤怒。[20]
 
Tchai的狀況在精神分裂,他有兩種層面:一為受教下的愛國思想, 另一為西方學術界要求的科學精神,他受限於西方的學術原則感到綁手綁腳。在其他人著作中相反的也有持平的心態接受這樣的學術原則。李濟歐的博士論文寫軍方醫學,寫1933年上海受到日本人轟炸後的真實的狀況:『中國在化學武器空戰下的民防』。
 
鴉片是給中國的第一個災難。這只是一個開始:最近的軍事衝突蹂躪中國轟炸數萬公里,中國飽受空戰之苦。難民慘遭空中日本空軍機槍掃射。根據他的報告(Mr Elkins de la British United Press, 28-II-1933). (…)
並在世界矚目鄭重簽署了多項協議,並沒被遵守淪為廢紙般的文件。(…)
預見幾年內兩個黃色人種民族之間的一場大戰,戰爭以化學空戰為主,我們試圖在論文中其他地方證明。老的西方是現代文化的搖籃,我們的鄰國大受洗禮,在中國的覺醒和重建的曙光中,我們開始防禦工作,效法歐洲大師對抗化學空戰的這種危險。[21]
 
因此,Li Tsi Gziou撰寫的應用論文,確認需要使用『老的西方』的現代文化戰勝老敵國日本。作者沒有距離的,認真的,在這裡把科學和研究用在中國政治和軍事形勢。
 
同樣,其他工作方面顯示出當代中國的“應用科學“的研究。這是特別對詹姆斯伍的論文(伍凱聲),其中指出,他的研究1923年憲法[對一個中國人而言]不能是純理論性的和純學說性的,但其“實用價值“卻是明顯的[22]。此外他把自己定義成是『一個中國留學生在歐洲大學』它也指出了他的獨特情況和他的身份如何影響其知識產品。
 
當這些學生寫中國,他們的主題對傳統的關注領域的漢學(古典文學,文字學...),他們屬於社會科學領域,以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成為“地區研究“,殖民的地緣政治結構的知識米絡羅(Mignolo)描述證實:中國- 像其餘的非西方國家 - 仍然是土地,文化,社會,文學的,要讓大家更認識,有時也把它轉為進入現代化的世界。他們的論文屬於法國和西方“學術文化“的規範,包括其方法、其批評機制、其體制安排。這種幾乎毫不掩藏的文化奇特性一如愛國情操帶有象徵性,其話語局限在副文本中,揭示了這些論文著作者的學術作品所受的歷史,文化和政治的影響有限。
 
然而這些『法國中國學生』雙重立場部分地動搖了學術文化的假中立即論文中的普遍假像和偽裝外象從而披露了純知無私的主要話語所要掩蓋的部分。愛德華薩義德(Edward Said)到哈裡 哈盧廷尼(Harry Harootunian)認為,許多研究人員都表現出結構勾結,有時公然假定在西方對其他各國和地緣政治與殖民地議程的知識性的著作和科學性作品中,無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東方主義領域,或以後的『區域研究』均如是。[23]
 
薩義德在下面直截了當地陳述『表述地點』的重要性,強調歐美世界和東方特殊關連尤其是殖民歷史背景。
 
真的,我們不能忽略在任何人文科學的著作中,作者也是一個人的主體,是被環境所決定的情況下的人,同樣一個美國人或一個歐洲人在研究東方時也不得不承認現實的主要情況,他首先是以歐洲人或美國人的立場來面臨東方,之後才是個人。[24]
 
這些中法學院的經驗是把這些中國學生的立場跟『個歐洲人或美國人研究東方』那樣的科學的立場比較反證了這個批評。後殖民視角揭示了科學知識的論文的時空和社會歷史定位,讓知識的視角和無定位或定位在普遍性的無人地帶的知識主體的視角無效用。
 
 也就是美國人或歐洲人研究中國不考慮特定的歷史情況的地方闡述肯定在中立的空間和普遍的知識界和他的知識對象的立場定位於置身其外中國學生直接面臨著這個雙重的矛盾。在他們的論文副文本,在中法學院中國研究人員在他們的地理歷史的定位上和知識對象之間,建立直接關聯。因此,他們不可能有一個地域外的表述,令他們撇開歷史的環境。而『我們』,這個傳統性和普遍性的學術文化的中立詞便被他們用屬於一個命運共同體的『我們』取代了, 從而把科學性的作品重新定位了。


[1] Bourrustm 2009, p.51
[2] De Certequm 1990, p. 148
[3]里昂中法學院常年展 2 rue Soeur Bouvier, 69005 Lyon
[4] Littéralement qingong jiqnxue漢語拼音勤工儉學, ou 法文翻譯‘travail diligent-études dans la frugalité’.
[5] Chen San-cing dans Boully, 1995, p. XXV.
[6] Chakrabarty, 2000, p.46
[7] Villard 本文作者姓氏維洛亞, 2009, p.12
[8] Chen San-jing dans Boully, 1995, p.XXVII
[9] Tcheng Tse-sio鄭子修, 1937, p. 153, p. 154
[10]鄭子修論文 p.159
[11]美籍人類學家華特米洛羅, 2000
[12]華特米洛羅, p. 304-305
[13]讓路易布列(Jean-Louis Boully), 1987.
[14]米歇爾 德瑟爾都(Michel De Certeau), 1975, p.100
[15]中法學院特別收存中國留學生的論文.
[16]法國文學理論家惹內特 (Genette), 1987, p.11
[17] Mignolo, 2000, p. 263; Harootunian, 2000, p.39.
[18]徐頌年論文, 1935, p.3, 4.
[19]Wang, 2002; Li Changli, 2005.
[20]Henri T. T. Tchai, 1929, p.12.
[21] Li Tsi Gziou, 1933, p.12.
[22] James Woo, 1925, p.1.
[23] Said, 1997; Harootunian, 2000.
[24] Said, 1997, p.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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