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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1/20

季進訪王德威談抒情傳統與中國現代性(佳嫻)

    季進:你目前正在進行的一個課題是重新考察抒情傳統和現代性的問題。你前不久在北大的系列演講的題目就是“抒情傳統與中國現代性”,討論沈從文的三次啟悟、瞿秋白到陳映真所代表的紅色抒情、江文也和胡蘭成所代表的抒情傳統與禮樂方案,還有白先勇、李渝、阿城的江行初雪,遊園驚夢,遍地風流等等。我沒有機會聆聽你的講座,只看到你的講義,但我知道你所謂的抒情定義,與傳統的定義很不一樣,不是小悲小喜的抒發,而是希望把抒情還原到一個更悠遠的文學史的脈絡裏去。昨天你已經提到了普實克提出的抒情和史詩的傳統,那你的問題的提出,是不是從這裏出發的呢?

        王德威:可以這麼說。一講到抒情這個詞,大家可能有不同的解讀方式。通常我們講到抒情,想到的首先是很個人主義、感傷的、有可能是小資的那種情調或者浪漫,對不對?但我做這個抒情主義,一個強烈的願望就是想和抒情主義的另一個面向來作對話,也就是史詩。將抒情與史詩並置來討論中國現代文學,最早是捷克一位非常重要的漢學家普實克(Jaruslav Průšek)的想法。李歐梵幫他編的那本論文集,書名就是The Lyrical and the Epic(《抒情與史詩》),我看到這本書也已經納入到你們的譯叢了。對於普實克來講,中國現代文學以及文化的轉變,正是從抒情的階段轉換到史詩的階段,所謂抒情,指的是個人主體性的發現和解放的欲望,所謂史詩,指的是集體主體的訴求和團結革命的意志。據此,抒情與史詩並非一般文類的標籤而已,而可延伸為話語模式,情感功能,以及最重要的,社會政治想像。對普實克而言,這兩種模式的辯證形成一代中國人定義、實踐現代性的動力,而現代中國史記錄了個別主體的發現到集體主體的肯定,從“抒情”到“史詩”的歷程。普實克這個“從抒情到史詩”的法則其實暗涵一個(偽)科學的假設和一個政治時間表,兩者都與他的意識形態息息相關。不過,普實克的盲點卻不必遮蔽他對中國文學現代化的洞見。我們的關懷在於他對現代中國文學抒情性的論點。普實克60多年前提出這個觀點的時候,的確有他強烈的意識形態的指稱,他自己就是一個左傾的歐洲漢學家。我覺得時間過了六十多年了,我們對於中國文學現代性問題的考察,尤其是革命和啟蒙的這個部分,已經做得非常精緻和充實了。事實上,我們還有很多的面向有待探問,而這些面向不見得是史詩的或社會主義式的或集體的文學表徵可以概括或回答的。所以,我想到這個抒情的問題,不能只是單獨地講抒情而已,它必須要有一個對立面,也就是抒情與史詩之間的對話。

        季進:你是不是圍繞抒情這個傳統,重新來進行解構通常的“抒情”觀念?那你所說的抒情或抒情主義,它與中國傳統的文學史脈絡又有什麼關係呢?

        王德威:可以這麼說。我們所定義的抒情,不再局限於以19世紀傳到中國的浪漫主義為主軸的抒情主義,事實上,浪漫主義對於抒情的定義一旦到了中國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浪漫主義的興起原本是和歐洲的社會政治息息相關的。這個我們暫且不談。我想要強調的抒情主義,恰恰想回到我所召喚的中國傳統文學或文論裏面關於抒情的表述,我想到的線索至少包括了《楚辭》、《九章》裏面詩“發憤以抒情”的問題。這個抒情,不再只是簡單的小悲小喜,當屈原“發憤以抒情”的時候,已經是一種憤怒的抒情,它中間有強烈的張力,值得我們來擴充。此外,也包括了儒家從《論語》以來的詩教裏面所產生的對於“禮”、“樂”的一種完滿的烏托邦式的憧憬。那是一種大型的對抒情的一種嚮往或陳述。還有老莊道家的哲學、還有魏晉以來美學,還有陸機《文賦》的“詩緣情而起”等等,都包涵了抒情主義的問題。一直到了《紅樓夢》,都可以從“抒情”的角度來解讀,當然,這是我想像的比較複雜的抒情的一個層面。所以,我在用“抒情”這個詞的時候,不再只是把它當作抒情詩歌,也把它當作一個審美的觀念,一種生活形態的可能性。你看六朝的整個四百年間,那麼混亂的歷史時局裏面卻煥發出一個最精彩的、具有開創性意義的美學空間。在那個時空中,“抒情”是一個生活實踐的層面,也可以是一個政治對話的方式。因此,我覺得中國文學史與文化史的發展,不應該象普實克所概括的那樣,那麼簡單地從抒情到史詩,從個人到集體等等,這些都是達爾文式或馬克思式的最簡單的看法,我覺得不可取。一般以為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典範不外革命與啟蒙,這一典範的聲音標記可以魯迅的“呐喊”為代表。相形之下,抒情話語要麼被貶為與時代的“歷史意識”無關,要麼被看作現實主義律令以外的小道。這是一種誤解。在文學的場域中,即使是在史詩的時代,也不能阻擋有非常抒情的聲音出現。比如革命党人瞿秋白的散文或毛澤東的詩歌也是有抒情的面向,反過來,即使像沈從文這樣的作家,他刻意採取抒情姿態的時候,無疑也是一種政治表白。沈從文四十年代寫作《長河》的時候,很多的抒情文字其實是很無奈的對當時政治上的一種表態方式。對於我來說,“抒情”這個詞並沒有什麼價值判斷,沒有好或壞,是或非的問題,我只是希望把“抒情”這個詞當作我們審視現代文學史的另外一個介面,透過這個介面,我們可以看到許許多多的中國作家,他的抒情面向與史詩面向的來回交錯。大家熟悉的何其芳、卞之琳、馮至這些抒情詩人,經過時代的大變動之後,也可以成為一個史詩的吹號角者,對不對?或者像周作人,這個抒情的面向卻讓他最後拋棄了對國族主義的信仰,成為一個漢奸。同樣,胡蘭成這樣的作家,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抒情主義的代言人,他的傳承來自於他特別怪異的對儒家抒情美學的解釋。當然,說到胡蘭成,我們第一個想到的是他是張愛玲的前夫,第二個想到的是他是漢奸,就這兩點,我們就不能承認他在文學史的位置。但是,如果我們換一個角度,把他和其他抒情的發生者的成績合在一起的話,我們會很驚訝,中國五四後的現代性發展,真是讓我們歎為觀止。在各種層面上,我們的作家都有不同的對中國想像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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