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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8/20

《經濟觀察日報》訪問金觀濤老師 中 〈以衡〉


“超穩定結構”的提出   

經濟觀察報:更深層次的問題是什麼?

金觀濤:對中國歷史和文化的反思。在鄭州大學期間,我和青峰就開始研究中國歷史和文化,“中國社會超穩定系統”假說就是在那段時間構思的。我們預感到中國將迎來一個新時代,我們必須為其做思想準備。為了告別文學走向理論探索,我和青峰決定寫一部作品來紀念我們青年時代所經歷的感情和思想的暴風驟雨,這就是《太陽島的傳說》。寫作期間,正好處於1975年海城地震之後和1976年唐山大地震之前,因此作品中籠罩著的那種大地震即將來臨的惶惶不安氣氛,正是那時的寫照。青峰和我選擇了以南太平洋復活節島為背景,以一個地震預報站的三個人物寫了一部長詩。寫作時,我正好帶學生去河南省安陽開門辦學,我經常在夜闌人靜之時,趁學生們都睡著,打著手電筒伏在地上寫下從我心中流出來的詩句——我們睡的是地鋪。而青峰則在離我300公里外的鄭州家中創造情節和人物。幾天後我將我寫成的部分寄給她,由她把這一切綜合起來。這部長詩雖然沒有像《公開的情書》發表後引起那麼巨大的轟動,但在我們自己看來,它更有意義,因為它記錄了我們青年時代所經歷的巨大傷創和那個在我們心中如不死鳥般的理想。

我在鄭州大學化學系任教時,還發表過幾篇科學論文。如1976年的《論量子力學的公理基礎》就發表在《物理》雜誌上。由於有科學論文發表,1977年冬我參加了全國科學技術規劃大會。當時于光遠要成立《自然辯證法通訊》雜誌社,我被選中參與籌備該刊。我和青峰就這樣被調到中國科學院,在《自然辯證法通訊》雜誌社做編輯。

經濟觀察報:《自然辯證法通訊》當時很活躍,在改革開改初期被譽為“中國四大天窗”之一。

金觀濤:籌辦這個雜誌對我們是個好機會。刊物主編于光遠是思想開放的前輩,他不管出刊的事,具體主管的是李寶恒,思想也很開放,對年輕人很信任。一開始我們就決定不搞所謂自然辯證法研究,而將其變成一個科學啟蒙的雜誌。在雜誌上最早介紹了電腦等現代科學前沿,很多文章宣導科學創造精神和思想自由,反對現代迷信。這種啟蒙精神感召了不少青年人聚集在雜誌周圍。那時,中國社會科學院也很活躍,于光遠創立了經濟學“雙周座談會”,王小強、王小魯在那裏編輯了《未定稿》,林春和李銀河搞了一個“青年文稿”,其中第一本叫《歷史的沉思》。“歷史的沉思”正是我們有關超穩定系統論文的標題。

經濟觀察報:你們的“超穩定系統說”最早是在哪里發表的?

金觀濤:其實我們在1974年就已經有了初稿,有些朋友看過。1979年曾有朋友把論文刻成油印本,正是通過這一油印稿,我們和老包認識了。文章最早是送給中國社會科學院即將創刊的《中國社會科學》,但主編黎澍費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沒有將其發表出來。記得黎澍還找我和青峰到他家去談話,他說世界上只有好文章給雜誌撐臺面,而不是反過來文章因發在一級刊物上有身價。1980年初,我們的長文在《貴陽師範學院學報》分兩期發表了。去年年底我們去昆明座談時,不少研究歷史的朋友都提起他們記憶猶新的是《貴陽師範學院學報》的這篇文章。文章刊出後的影響之大超出我們意料。這年夏天,湖南人民出版社編輯胡凡找到我們,要我們寫成專著,這就是 《興盛與危機——論中國封建社會的超穩定結構》一書。寫作該書約花了一年多時間,最後湖南人民出版社克服各種干擾,才於1984年出版。有人說這本書開啟了中國的 “三論”(即系統論、控制論、資訊理論)熱,特別是最早將系統論、控制論、資訊理論引入歷史和社會研究領域。

經濟觀察報:在這本書中你們提出了中國封建社會是一個超穩定系統的假說。這個假說的主要內容是什麼?

金觀濤:中國傳統(封建)社會存在著兩個眾所周知的現象,一是封建社會長期延續 (封建專制特別頑固),二是兩三百年發生一次波及全社會的大動亂(封建王朝週期性更替)。長期以來,歷史學家對這兩個現象是分別加以研究的,沒有考察二者之間的關係。而我們則認為這兩個現象是互相關聯的,它們均來自某種共同本質,它們是超穩定系統的一體兩面現象。超穩定系統在政治和意識形態上對社會進行強控制,不允許制度改革和新社會組織的成長;但腐敗又是不能抗拒的,其結果是王朝被腐敗瓦解,大動亂不可避免。因此,在中國兩千年傳統社會歷史中,每一個封建王朝,雖然在其社會穩定時期我們可以看到興盛的局面,但太平盛世不能持久。在每一個盛大王朝末期,都會出現商業病態繁榮、貧富差距極大、官僚政治極為腐敗等現象,我們稱這些現象是 “假資本主義”。其結果是大動亂髮生,幾百年積累起來的生產力和進步付之東流。大動亂有效地清除了腐敗,使得社會秩序可以重建,但重新確立的只是和原來舊政治結構相同的新王朝,而不是演化到新社會結構中去。這是因為建立新社會的各種進步積累都被大動亂破壞了。我們認為,正是超穩定系統這種一治一亂的機制把中國傳統社會束縛在原有軌道上,無論其內部商品經濟多發達,都不能進入現代社會。正因為如此,第一個現代社會是在西方封建社會中產生的,而不是來自市場經濟一度比西方發達的中國傳統社會。

經濟觀察報:《興盛與危機》出版後在社會流傳很廣,影響很深,因為你們第一次將現代自然科學的方法引進了中國歷史研究的領域,用自然科學的成果與方法對人文科學的問題做量化分析,對中國社會歷史的發展規律提出了理論模型,給呆板的學術氛圍注入了一股清新的空氣。不過,圍繞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延續的原因,史學界在上世紀二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初曾有過兩次大討論,為什麼在八十年代初再次成為史學界的熱點?

金觀濤:因為“文革”期間封建主義的氾濫,所以“文革”剛剛結束,史學界就開始討論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延續的原因。事實上,人們對“文革”最驚心動魄的發現就是封建專制借革命之名還魂。在文化大革命中,革命被叫得震天響,很多人將其視為一種全新的價值。但有多少人想到了,“革命”這個詞在中文裏古已有之,其意義恰恰是改朝換代!本來,五四以後的革命是建立在批判封建主義之上的,現在人們發現反傳統本身並沒有擺脫封建傳統,這就迫使人們去問為什麼。海外學者似乎有一種定見,這就是把五四後的中國當代思想視為中國傳統的斷裂。但我們要問,既然封建主義已經被拋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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