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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9/14

王建開老師:翻译史研究的史料拓展:意义与方法

作者简介:王建开,男,复旦大学外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翻译系副主任。研究方向:英美文学译介与20世纪中国社会进程;翻译史研究方法与规范;英汉互译。

摘要:
中国近现代的翻译活动始终与社会各个方面紧密相连,但译史研究者多把目光放在文学等学术领域,有很大的局限。事实上,其他领域有着丰富的翻译事件,有待我们去发现。译史若要进一步发展,尚须在发掘史料上多下工夫。同时,史料的拓展要求研究者拓展自身的思维和视野。已有成果显示,新的发现来自于意想不到的材料类别。因而要想方设法,有意识地到尽可能广泛的领域去搜寻相关的资料。如此,不仅可以使更多的重要翻译现象浮出水面,从而得出新结论,也能以此使译史研究走向立体,还原译史应有的完整面貌。这方面还有大量工作要做。

关键词:
翻译史;译介;期刊;创作

文章来源:《上海翻译》2007年第2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2005年度规划基金项目“英美文学作品在中国现代文艺期刊的译介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一、译史研究的发展与问题
我国的翻译史研究近年来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仅从数量上即可窥见一斑。一项统计(柯飞,2002:31)显示,20世纪下半叶,我国翻译方面的书籍出版了500多本,但译史研究仅占其中得1%,相比理论研究方面20%以上的比重,落差巨大。而近年来,译史研究却发展很快。数据表明(穆雷,2000:44),1984至1999年间,国内共有14本翻译史专著问世。另外,一批翻译史的研究项目已经完成或正在进行,仅2005年教育部批准的人文社科研究项目中,就有三项翻译史专题①。鉴于其日益增长的重要性,《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十五”规划(外国文学部分)》提议把外国文学在中国的翻译和接受研究列为‘十五’期间的一项重点课题②。翻译史研究的蓬勃也渗透进高校的日常教学,已有人(王菊,1997:97-98)尝试把中国翻译史引入高校的外语教学。

    应该看到,成绩斐然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翻译史研究要继续深入,很多方面还
有待拓展,史料(中文和外文)的挖掘即是极其重要的方面,也是目前的明显薄弱之处。孔慧怡(2005:10)提出重写中国翻译史,因为“现有的翻译史倾向于引用的多半是第二、三手资料,同时也颇爱引用名人评语,很少再加考证或思考”。卫茂平(2004:“导言”)的观察也说明,有些翻译文学史研究及人文科学的研究课题回避不该绕过的个案,过于宏观而具体脉络(史料)却不清楚。
这样的评语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实情。严复《天演论》的第一段译文把整段原文拆开之后重新组句并做了部分改动(“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被译史论著反复引用,而反映译者深层译介思想的“复案”(王建开,2000:286-288)却少有探讨。关于莎翁译名进入中国的起始,多数人引述的是《大英国志》的例子,长期如此。中国近代的翻译小说数量上超过创作小说(并非如此),此一论点被反复引用,流行了很久,缺少进一步追溯。
史料的停滞已成了翻译史研究新进展的一个屏障,非下力气拓宽、拓深不可。


二、
史料拓展的意义
傅斯年(1928/2003:5-11)谈及史学研究时说,“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所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作为相同类型的学问,翻译史研究的突破同样有赖于新材料的诞生或是用新方法对现有材料作分析(孔慧怡,2005:10),而前一种(探问新材料)在现今尤为缺乏。而一旦材料拓展了,突破便随之而来。其结果,一来可以作为后人深入研究的基础(范守义,2004:568),二来可以引出新结论或矫正已有的不确或不实结论(所谓“论从史出”)。
上文提到几个材料陈旧的例子,其中两个近年来终于有所推进,以下是其具体描述,借以佐证史料的重要。一是莎士比亚译名的流播,多年来,研究者(孟宪强,1994:457;等)都引用上海墨海书馆1856年刻印的《大英国志》中译本里的“舌克斯毕”,且几乎都来自戈宝权(1964:136)所说。李长林等(1997:146)综合各种来源,指出1839年林则徐在组织辑译《四洲志》时就提到了“沙士比阿”。此译名稍后又见于陈逢衡记于1841年、1853年在日本刊行的《英咭唎纪略》(葛桂录,2004:93),这些对莎翁早期传入中国的研究是很好的补充。
二是清末民初创作小说与翻译小说何者为多的说法,学界曾认定后者为多,并以此作为翻译对新文学及中国社会影响的依据。徐念慈(1908a:1-10)统计了14家出版社于1907年出版的小说著译书目(共122种,其中创作约40种)并由此下结论说(1908b:3):“综上年所印行者计之,则著作者十不得一二,翻译者十常居八九。”之后,阿英(1937:1)、马祖毅(1998:405)③、王宏志(1999:184-185)④等都加以引用。其中阿英(1937:1)另以自己的数据强化了翻译超过创作的结论,并再次为后人不断引述(黄飚,2003:4-5;叶树声等,2004:230;),但引者均未作深究。对此,刘树森(1997a:36)评道:“对于近代外国文学翻译整体成就的认识,研究乏力,在发掘新资料等方面没有逾越阿英50年代[应为30年代]的研究成果。”直到1996年,才有论文以客观和较全面的数据表明创作的数量明显大于译作的数量(刘树森1997b:37)。随着史料的继续开拓,此说得到了更充分的证实。《新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1887-1918)》(樽本照雄,2002:2)显示,同期的创作11,040种,翻译4,974种(参见汪家熔,1998:246-256)。至此,中国近代的创作与翻译究竟孰多孰少的重大问题得以澄清并纠正(其实,翻译的影响并不完全取决于其数量)。尽管现代文艺期刊的译作状况仍有待于彻底清理,但这已经使研究推进了一大步。


三、
拓展的方法
史料的突破来自于下苦功寻觅,但首先要扩大思路,重新认识翻译与社会的关系及其所起的作用。中国的翻译史研究多半被放在学术范围内(参看朱纯深,2004:332-345),没有被摆进社会进程、文化交流的大背景里去,这样的认识有很大局限。在人类历史上,翻译活动始终与其他社会活动一道,共同推动文明的发展。在西方,《圣经》的翻译史即是西方文化史的缩影(任东升,2006:15)。在中国,佛学翻译对中国文化影响深远(梁启超,1921:66-69),“不惟思想界生莫大之变化,即文学界亦然。”中国近现代翻译是同期社会变迁的一个构成,涵盖多个领域,卷入的人士亦三教九流,因而研究者不能仅在狭窄的领域内徘徊。笔者的经验显示,以下三个方面是目前翻译史研究明显缺乏的,也是有望获得重要新史料的来源。

    其一,外国人关于中国的著述,翻译史研究对此涉猎不够,是十分薄弱的一环。国内
一些有影响的翻译史专著基本不使用英文文献⑤,视角不免单一。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外国来华人士众多(孙瑞芹,1981:544-642),他们设立各类机构((郭卫东,1993:464-503),撰写、翻译、出版了有关中国哲学、历史、文化、教育、现状的论著,数量可观。这些外来者以其独特的眼光观察中国事物,记录下不为本土人士所注意的方面(思维传统和研究路径的迥异所致),当中潜藏着丰富的资源(尤其是英文书籍),理应纳入翻译史研究的材料来源。现略举数例如下。
海特(Haight,1955:66)写过一部《禁书》(Banned Books),提到名著《爱丽思漫游奇境记》(Alice in Wonderland)的中译本曾于1931年在湖南省遭查禁,因为“动物不应说人类语言,把动物与人置于同等层次极其有害。”⑥此一事件在地方史专著中未见提及,史料价值很高,因为那个看似可笑的理由给我们提示了一个新入口,去探究背后尚不为人知的因素。
实地调查是西方人喜用的研究方式,莱昂曾于1934年委托国立北平图书馆的袁同礼统计了当年该馆读者阅读的各国文学译作。结果显示,美国作品中辛克莱的三部小说借阅最多Lyon, 1934:63- 64)。这一发现不仅为外来文学的接受增添了依据,还生成了一个重要对比:恰在同一年,辛克莱《石炭王》和《屠场》的中译本在中国被查禁。并且这份调查把统计与量化引入了中国的译介研究,有着方法上的启迪意义。
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大规模引进各类外国名著,美国学者Reinsch(1911:157-158)评价说,原著的科学术语给译者造成了巨大困难,于是严复、梁启超、林纾、伍光建等人在翻译时创造出既准确又实用的中文新词语,方便中国读者了解西方的科学成就。这一说法与与国内的研究角度不尽相同,有其价值。
另外,近、现代来华的传教士对《圣经》的翻译(属于翻译史的内容)十分活跃,版本繁多(叶再生,2002:131-134),通常多提及马礼逊1822年的全译本(马礼逊夫人,2004:161。)除了官话本,还有方言译本,如1853年《新约全书》的福州方言本(张雪峰,2005:115-116)、1857年的《新约》南京官话本(卓新平,1998:314-315)。甚至有蒙古文译本,如意大利蒙高维诺(John of Monte Corvino)在1305年1月的信中自称已将《新约全书》全部译成鞑靼文字(蒙古文)。这段史料在多数论著中都引自张星烺(1930:111),而事实上是译自英语文献(Yule, 1866:202)。近代中国最早译介的英、美小说也出自传教士之手。英国方面,宾威廉(William Chalmers Burnss)于1853年翻译了班扬(John Bunyan)的《天路历程》(The Pilgrim’ Progress)。美国方面,起初认为(陶洁,1991:128-142)是《黑奴吁天录》,后来发现更早的是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翻译的《回头看记略》(Looking Back, 2000-1887),1891年12月起连载于《万国公报》(刘树森,1999:122-138)。

    国外的馆藏是又一来源。熊月之(1994:204-205)在牛津大学波德林图书馆发现
《六合丛谈》(近代上海第一份综合性杂志)的第2卷第1、2期,由此纠正了该刊“次年迁至日本,不久即停刊”(上海图书馆编《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第一卷)的不准确,并找到了停刊的原因(经费拮据)。哈佛大学图书馆收藏有出版于道光壬午年二月的一期《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研究者(叶再生,2002:141)据此推断该刊的停刊时间是1822年,而非1821年。

    以上的外来者眼光,为中国翻译史的研究添加了新的内容和视角。但这些有关近现代中国的外文史料(甚至其中译本)的利用率还差得很远,值得翻译史研究者去深挖。
其二,中国现代文艺期刊(1919-1949)是翻译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包含了丰富的译介信息。而传统的翻译史研究习惯上只注意单行本译著,造成明显的欠缺。译介研究若不包括期刊的内容,将是不完整的(王建开,2003:135)。
文艺期刊对翻译活动有极大的推动。首先是规模:《小说月报》(1921年1月-1931年12月)先后共译介39个国家、304位作家的804篇作品(范泉,1993:57);《文学周报》(初名《文学旬刊》)的1-7卷(1921年5月—1929年12月)刊载了282篇外国文学作品译作(赵景深,1984:“前言”);《诗》月刊出版了37期(1922年1月—1923年5月),发表近400首新诗和100余首译诗(唐沅等,1988:286)。其次是内容,文艺期刊的译介十分繁复,其中可窥见诸多现象:读者对译介的影响(读者反应甚至催生出新期刊);译介与创作的关系(作家在同一期刊上同时发表创作和译文,十分普遍),等等。文艺期刊还承载了诸如译介论争、译者序、连载译作、翻译专号等重大事件,这些现象的意义是单行本译作难以体现的。期刊还是外国译作登陆中国的桥头堡,相当多的译作均遵循先露面期刊、后出单行本的路线,因而许多的第一次译介都是期刊所为。一些译文在期刊登载之后未见单行本,成为珍本。此外,各种翻译手法在文艺期刊上相继出现,极大丰富了翻译实践的方式。例如莎剧在文艺期刊上的各种摘译:《女律师》(包天笑改编自《威尼士商人》,刊《女学生》1911年第16-17期)、《剜肉记》(亮乐月译自《威尼斯商人》(参见朱静,2005:50-54),《女铎》报1914年9月起连载)、《哈孟雷德》第一幕第三场(田汉译述,1921年6月《少年中国》第2卷第12期)、《乌赛罗》(朱维基译,载1929年6月-12月《金屋月刊》第1卷6-7期)、《罕姆莱特》第3幕第4景(孙大雨选译,1931年10月5日《诗刊》第3期)、《罗米欧与朱丽叶》第2幕第2景(徐志摩节译,1932年7月30日《诗刊》第4期)、《朱理亚·恺撒》第1、2幕、《暴风雨》第1幕第2场(高昌南译,《文艺月刊》1935年2-3月7卷2-3期、1935年6月7卷6期,等。这些长期被人遗忘的摘译及改译有着翻译发生学的意义,如孙大雨的选译表明其前期译莎为艺术,后来却增添了民族义愤(王建开2005:49:)。
至今,现代文艺期刊的译介仍有许多不明之处(究竟刊载了多少以及哪些译作等),有必要继续深究。

其三,中国现代文学与翻译文学相伴相生,因此要到中国文学的著述里去找材料。较早的一些中国文学史著述有“翻译文学”专章(王建开,2003:2),许多作家也是既创作又翻译,极少只著不译或只译不著的。朱湘、闻一多、罗念生、柳无忌、梁宗岱、冯至、孙大雨、卞之琳等人翻译了十四行诗,尔后又在创作中发挥,最终形成了一种新诗体:中国十四行诗(钱光培,1988:8-19)。将创作与翻译合集出版,在现代作家中也很普遍(参见秦弓,2005:89)。苏曼殊的《文学因缘》(1908)、刘半农《灵霞馆笔记》、胡适的诗集《尝试集(附<去国集>)》(1920)、《新诗集》(第一编,1920)、周作人的散文集《谈龙集》(1927)、徐志摩的散文集《巴黎的鳞爪》(1927)、萧乾的文集《小树叶》(1937)、胡风的诗集《野花与箭》(1937)等都有译文。甚至有将译文嵌入创作的,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1902)、郁达夫的《沉沦》(1921:2-8)假借人物之口说出《哀希腊》和《孤独的刈麦女》。
这类合集是有意为之。胡适的诗歌翻译常常以译代作、译中有作、译作合一,借用外国
诗歌来抒发特定的思想感情(廖七一,2004:108-109)。合集包含的译文,可揭示作者当时的创作意图与心境、印证翻译与创作的相互影响,而这正是翻译文学要极力探究的(中外文学关系)。
除了以上所说的三项,还有其他许多方面与中国现代翻译活动产生关联,需要研究者扩大视野,多方寻求史料,在意想不到的领域会得到意外的收获。碑文《大秦景教流传中国碑颂并序》(参见Moule,1930/1977:27-34)提供了景教(基督教一支)及其教义传入中国的细节,成为《圣经》在中国的早期译介的重要材料。译者序言也是信息来源(孙昌坤,2005:54-55),傅东华(1948:VI)在《飘》的“译序”里申明,把书中人名地名中国化、删去冗长的心理分析都是为了照顾读者。赵家璧“译者的话”(1947:7)讲述其抗战中在桂林十天内即译出斯坦贝克小说的动因。有时要使用多种材料,才有新发现。钱钟书(1994:137-167)借助各方材料,有清代官员(董恂、张德彝、方浚师等)的日记及著述,也有英文资料(《郎费罗传》),综合起来,发现了译成中文的第一首英语诗及其传入中国的渠道(参见丘玉麟,1927:343-345)。地方志也是一大来源,研究者(齐小新,2003:191)借助地方志便查到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在中国抗战期间的活动,是对相关研究的很好补充。
 
              

四、结语:文学翻译发生的多样性及拓展所需的想象力
翻译研究的进步有赖于新观点或新材料(Williams, et al, 2004: 2),翻译史和其他研究亦然。新观点依存于新材料。而要拓展新材料,首先要拓展关联意识,重新认识中国近、现代翻译的缘起和发生与整个中国社会及各个领域的联系。有了这个意识,就知道去哪些相关的文献中寻找,而不只局限于某个范围。这是对研究者的整体视野是否宽泛、各方了解是否全面的考验。
上文的分析已经表明,新史料的掘出常常出乎意料,打破了我们的思维预期和模式。近代中国的一系列译介事件,其发生错综复杂。有时是西去者发起,如欧、美、日留学生的刊物。马君武翻译英国胡德的《缝衣曲》先刊于在巴黎的留学生刊物《新世纪》创刊号上,而后又传回国内广泛流传(张伟,2004:143)。有时是东来人所为,如来华的外国人及其著、译,以至第一部《中国文学史》由外国人所写⑦、第一部英、美小说的中译本是传教士所为、莎剧较早的东亚译本据称(费鑑照,1943:83-87)是1842年满文本的《麦克白茨》(有待查证)、《圣经》最早由传教士译作蒙古文,等等。此类意外迭出,不一而足。一篇文章(侯会,1999:31-46)甚至推测,《西游记》补入的“乌鸡国”故事,其来源是十六世纪流传於欧洲大陆的丹麦王子故事,而传播者很可能是十六世纪末的来华耶稣会士。汉译第一首英语诗的考证者(钱钟书,1994:159)感慨道:“在历史过程里,事物的发生和发展往往跟我们闹别扭,恶作剧,推翻了我们定下的铁案,涂抹了我们画出的蓝图,给我们的不透风、不漏水的严密理论系统搠上大大小小的窟窿。”
凡此种种,都提醒我们要开阔思路,千方百计拓展范围,方可早日发现更多重要的史料
(现象或议论),使学术观点得以进步和重塑。
 
 
注释
①分别是:谢天振的《中国当代翻译文学史(1949-2000)》、王建开的《英美文学作品在中国现代文艺期刊的译介研究》、袁筱一的《法国文学翻译史》。
②引自何其莘《全国英国文学学会第三届年会的开幕词》,刊2001年11月7日《中华读书
报》第23版。该文有《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十五’规划(外国文学部分)》的主要内容。
③马祖毅将《小说林》第九期误为第七期。
④王宏志将1907年的统计误为1908年。
⑤陈玉刚、马祖毅、郭延礼、陈福康等人的专著都没有英文文献。]
⑥此句译文系笔者根据原文译出。]
⑦Herbert A. Giles(1900/1901:v)在序言里说:“这是用任何语言、包括中文来写中国文学史的首次尝试。”(笔者自译。)
 
参考文献
[1]Giles, Herbert Allen,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1900; New York: D. Appleton and Company, 1901.(该书最早于1897年在英国出版。)
[2]Haight,Anne Lyon,Banned Books, New York: R.R. Bowker Company, 1955.
[3]Lyon, David Willard,“The Past Decade in Chinese Literature”, in 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for the year 1934)(J), Vol. LXV, Shanghai: Kelly & Walsh, Limited, 1934, pp.62-72
[4]Moule, Arthur Christopher, Christians in China before the Year 1550, London:1930;(Reprinted)New York: Octagon Books, 1977.
[5]Reinsch,Paul S.,“The Chinese Reform Movement”,in Intellectual and Political Currents in the Far East,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11
[]6Williams, Jenny, and Andrew Chesterman, The Map: A Beginner’s Guide to Doing Research in Translation Studies,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Education Press, 2004, “Introduction”.
[7]Yule, Henry(translator and editor),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Being a Collection of Medieval Notices of China(with a preliminary essay on the intercourse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ern previous to the discovery of the Cape route),London, Printed for the Hakluyt Society,1866, vol.1.
[8]Zhu, Chunshen(朱纯深),“Defining Chinese translation studies”(J), in Babel, Volume 50, Number 4, 2004, pp. 332-345.
[9]范泉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辞典》(Z),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3年6月。
[10]范守义,《翻译研究:另类思维》(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年11月。
[11]费鑑照,《莎士比亚的故里》(J),载1943年8月7日《民族文学》(陈铨主编)第1卷第2期,第83-87页。
[12]傅东华,《飘》“译序”,上海:龙门联合书局,1948年10月八版,第I-VII页。
[13]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J),原文发表于1928年10月,引自《傅斯年全集》第三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9月。
[14]戈宝权,《莎士比亚的作品在中国》(J),刊《世界文学》(北京)1964年第5期,第136-143页。
[15]葛桂录,《中英文学关系编年史》(M),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9月。
[16]郭卫东,《近代外国在华文化机构综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卷末“分类词目索引”(第464-503页)。
[17]胡适,《尝试集》(坿《去国集》)(M),上海:亚东图书馆,1920年3月初版、1920年9月再版。
[18]侯会,《乌鸡国:<西游记>中的“王子复仇记”》[J],刊《中山人文学报》 (台湾), 1999年2月第八期,第31-46页。
[19]黄飚,《海上新剧潮:中国话剧的绚丽起点》(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
[20]柯飞,《译史研究,以人为本——谈皮姆<翻译史研究方法>》(J),《中国翻译》,2002年5月第23卷第3期,第31-32页。
[21]孔慧怡,《重写翻译史》(M),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研究中心,2005年版。
[22]李长林、杜平,《中国对莎士比亚的了解与研究——<中国莎学简史>补遗》(J),刊《中国比较文学》19974月,第146-152页。
[23]梁启超,《中国古代之翻译事业》(副题:翻译文学与佛典)(J),刊1921年7月15日《改造》第3卷第11号,第45-69页。
[24]廖七一,《译耶?作耶?——胡适译诗与翻译的历史界定》(J),刊《外语学刊》2004年第6期,第106-110页。
[25]刘树森a,《重新认识中国近代的外国文学翻译》(J),载《中国翻译》1997年第5期。
[26]刘树森b,《论中国近代外国小说翻译的叙事语态特征》(J),载《外国语》19975期。
[27]刘树森,《李提摩太与<回头看记略>—中译美国小说的起源》(J),载《美国研究》(北京)1999年第1期。
[28]马礼逊夫人编(顾长声译),《马礼逊回忆录》(C),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6月。
[29]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增订版)(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年6月。
[30]孟宪强,《中国莎学简史》(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8月。
[31]穆雷,《重视译史研究 推动译学发展——中国翻译史研究述评》(J),刊《中国翻译》,2000年第1期,第44-48页。
[32]齐小新,《口述历史分析——中国近代史上的美国传教士》(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版。
[33]钱光培,《中国十四行诗的昨天与今天》,序《中国十四行诗选》(1920-1987),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
[34]钱钟书,《汉译第一首英语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A),载《七缀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8月第2版(修订本)。
[35]秦弓《“五四”时期翻译文学的价值体认及其效应》(M),刊《天津社会科学》2005年4月,第89-91页。
[36]丘玉麟,《同治时长友诗之翻译》(J),载1927年1月29日《语丝》116期第343-345页。
[37]任东升,《<圣经>汉译研究:述评与展望》(J),刊《上海翻译》2006年第3期。
[38]孙瑞芹、黄光域等,《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Z),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索引”(第544-642页)。
[39]孙昌坤,《简论译作序言跋语对于翻译研究的意义》(J),载《上海翻译》,2005年第1期,第54-55页。
[40]唐沅等(编),《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上、下册(Z),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9月。
[41]陶洁,《<黑奴吁天录>——第一部译成中文的美国小说》(J),刊《美国研究》1991年第3期,第128-142页。
[42]汪家熔,《锲而不舍·金石可镂——读<新编清末明初小说目录>后》(A),收入叶再生主编《出版史研究》第六辑(C),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2月。
[43]王宏志,《重释“信达雅”:二十世纪中国翻译研究》(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12月。
[44]王建开,《中国近代翻译的特殊形态及思考》(A),谢天振主编《翻译的理论建构与文化透视》(C),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
[45]王建开,《五四以来我国英美文学作品译介史(1919-1949)》(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年1月。
[46]王建开,《艺术与宣传:莎剧译介与20世纪前半中国社会进程》(J),刊《中外文学》(台湾)2005年4月第33卷第11期。
[47]王菊,《在外语教学中渗透中国翻译史教育的尝试》(J),《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第6期。
[48]卫茂平,《德语文学汉译史考辩:晚清和民国时期》(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年1月。
[49]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8月。
[50]徐念慈a(署名“东海觉我”),《丁未年[1907]小说界发行书目调查表》(J),刊1908年2月《小说林》第九期,第1-10页(该刊每篇文章页码另起)。
[51]徐念慈b(署名“觉我”),《余之小说观》(J),刊1908年2月《小说林》第九期(该刊每篇文章页码另起)。
[52]叶树声、许有才,《清代文献学简论》(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1月。
[53]叶再生,《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第一卷)(M),北京:华文出版社,2002年1月。
[54]郁达夫,《沉沦》(创造社丛书第3种)(M),上海:泰东图书局,1921年10月15日。
[55]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二册(M),北平:辅仁大学图书馆(发行),1930年5月。
[56]张伟,《郎费罗诗在近代中国》(A),见《尘封的珍书异刊》(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1月。
[57]张雪峰,《晚清时期传教士在福建的出版活动》(J),刊2005年第1期《出版史料》。
[58]赵家璧,“译者的话”,《月亮下去了》,上海:晨光出版公司1947年6月初版、1949年4月三版。
[59]赵景深,《<文学周报>影印本前言》,《文学周报》(影印本)(Z),上海书店1984年11月。
[60]卓新平,《基督教、犹太教志》(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版。
[61]朱静,《新发现的莎剧<威尼斯商人>中译本:<剜肉记>》(J),《中国翻译》2005年第7期。
[62]樽本照雄,《反映时代的小说目录——关于<新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Z),见樽本照雄著《新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1887-1918),济南:齐鲁书社,2002年4月第1版。


顏崑陽老師:(中文學門)如何撰寫多年期計畫?←上一篇 │首頁│ 下一篇→袁進老師:中国十九世纪文学思潮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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