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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1/19

「易屍還魂」的變調——論魯迅小說人物的體格、精神與民族身分(顏健富)

本文探討魯迅小說人物的呈現策略,以及這種書寫背後隱藏的文化流變。首先,本文以魯迅的敘事及論述結構中經常出現的「體格」與「精神」為切入點,思考他選擇怎樣的「身體」代表中國人?我們尚可深入探問:「精神∕體格」為何與如何出現於他的論述結構?本文進而追溯晚清掀起的國體∕身體的論辯,觀察魯迅對此一論辯命題的接收及改寫。接著,本文反思與追究魯迅的「精神∕體格」論在其小說中實踐的方式;亦即,他如何在小說敘事中挪用「體格」與「精神」。最後,本文將從小說人物展現的體格與精神面貌,探討魯迅的民族身分的再現策略。 全文請見: http://www.press.ntu.edu.tw/ejournal/Files/文史哲學報/200611/65_04.pdf

在魯迅的小說、雜文、散文等著作中,描寫中國人是重要的題材。在魍魎魑魅的意象中,他表明姿態,欲「寫出一個現代的我們國人的魂靈來」, 由此可見他對於「中國人」的描寫帶有強烈的自覺意識。他淋漓盡致操演國民劣根性,以咄咄逼人的筆鋒勾勒出怯弱、無知、慵懶、奴隸等特質,呈現出一則「中國死魂靈」的驚悚傳奇。 郜元寶指出魯迅一生的志業,就是為自己、為中國對抗「被(別人)描寫(或曰代表,represent)」,擺脫「描寫自己」的「兩種桎梏」——古代和西方包袱,爭取到「描寫(代表)自己」的權利。 郜元寶凸顯了魯迅詮釋中國人的能動性。但是,我們卻可將此一能動性置於魯迅時而有之的自我質疑,或可見此一「描述」的能動性隱藏更多的縫隙。帶有高度自覺的魯迅一早便意識到書寫中國人的困境。確實,他批判「中國人偏不肯研究自己」, 可是當他帶著「重估一切」的批判筆端,洋洋灑灑寫下中國人的面貌時,又自我坦承「不可再現」的書寫尷尬,他在一九二五年為俄譯本《阿Q正傳》作序時寫下: 「我雖然已經試做,但終於自己還不能很有把握,我是否真能夠寫出一個現代的我們國人的魂靈來……至於百姓,卻就默默的生長,萎黃,枯死了,像壓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樣,已經有四千年!要畫出這樣沈默的國民的魂靈來,在中國實在算一件難事,因為,已經說過,我們究竟還是未經革新的古國的人民,所以也還是各不相通,並且連自己的手也幾乎不懂自己的足。我雖然竭力想摸索人們的魂靈,但時時總自憾有些隔膜……所以,我也只得依了自己的覺察,孤寂地姑且將這些寫出,作為在我的眼裡所經過的中國的人生。」 《阿Q正傳》於一九一九年發表於《晨報》,時人的反應熱烈,大致將他的書寫定位於「中國人」的揭露。 魯迅大可接受此光環,可是他為何選擇六年後為俄譯本作序時突顯描述中國人的困難呢?再者,一九二五年他已完成往後大多收於《吶喊》、《徬徨》集的小說,足以奠定他的「國民性」書寫的位置,諸如「沈默的國民的魂靈」、「未經革新的古國人民」深入民心,可是他為何以自我的質疑提前為自己長達六年的新小說創作做了總結? 魯迅自我揭開描述性的困難,正好為他嚴詞批判中國人的書寫帶來反諷與張力。這種在書寫上呈現尖銳批判的筆鋒,以及在書寫方法上流露的自我質疑,易於導向自我的消解,反映出他矛盾且複雜的心理狀態,同時也牽涉到了(民族)身分再現的策略問題。到底魯迅如何「詮釋」中國人呢?他又如何爭取到「描寫自己」的權利呢? 在魯迅尖銳批判及自我質疑的拉扯下,本文重新切入與探討魯迅小說人物的身分的再現策略。過去,論者大量從「國民性」此一廣泛的角度研究魯迅筆下的人物,較難處理到更細緻的觀點,如經常出現於魯迅的敘事與論述結構中的「體格」與「精神」:到底他選擇怎樣的「身體」代表中國人?此選擇涉及到怎樣的再現策略?我們尚可探問一長久被忽略的問題:「精神∕體格」為何與如何出現於他的敘事與論述結構?從此角度出發,本文追溯晚清掀起的國體∕身體論辯,進而觀察魯迅對此一論辯命題的接收與改寫。接著,本文反思與追究魯迅的「精神∕體格」論在其小說中實踐的方式,亦即,他如何在小說敘事中挪用「體格」與「精神」。最後,本文將從其小說人物展現的體格與精神面貌,探討魯迅的民族身分的再現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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