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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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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逸松——作為一個「台灣人」的知識分子

想像一塊大畫布:一邊是連綿萬里的歐亞大陸板塊,另一邊是浩瀚無際的婆娑太平洋,位於兩者之間的彈丸之地,是我們的美麗島台灣,她的地理位置定格了她獨特的個性與歷史,其中有難以跳脫的悲情,但也蘊育了無限的機遇與可能。居住其上的人們背負著過去歷史的印記,隨時都還是要面對自身的問題和未來的挑戰。陳逸松作為一個「台灣人」的知識分子,走過數個色調不同的年代,我們來參考一下他的生命歷程。

20世紀初的歐洲,歷經工業革命,社會矛盾加劇,社會底層人民生活悲慘,幾近無望,各種社會改造思潮因此紛紛出現,也導致社會運動在各國風起雲湧。 19 世紀90年代成立的第二國際,在各地組織工會,參與議會運動,以合法鬥爭為主要手段,但成效有限。至俄國 1917 年革命成立蘇維埃共和國後,第二國際進一步分化出以蘇聯為主導的第三國際,以蘇聯為革命基地,主張階級鬥爭、無產階級世界革命,增貸利率認為階級矛盾難以協調、暴力革命不可避免。第三國際一時集結了世界各地的反抗力量,讓許多被壓迫階級和被殖民族群看到曙光,帶來了希望。第二國際則分崩離析,瀕臨解散。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 1951 年,「社會黨國際」才逐漸被重建,存在至今。

然而,自20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源自第三國際的華沙公約組織共產主義陣營國家紛紛解體,馬列主義的機制終於無法化解自身體內暗藏的腐敗因子,崩潰來的出奇的快。同時,源自第二國際的社會民主主義卻在歐洲蔚為主流,絕大多數歐洲政府由帶有社會民主理念的政黨主政,民主法治、社會福利、分配正義、機會平等這些理念,至少在理論上為社會大眾普遍接受,屬於「政治正確」的一邊。乃至也影響了原屬資本主義重鎮的英美等國,使得原始資本主義的自由競爭、優勝劣敗、適者生存的叢林法則受到約束,有所緩和,不再是密實一塊。可以說,到了21世紀的歐美社會,階級對立不再尖銳至必須對決個你死我活的地步。雖然貧富不均、收入差異剪刀差(Price Scissors)日益增大,但基本上,社會認同弱者必須被照顧,強者不可「全盤端去」,在很大程度上,一個地區的人們認同屬於一個「命運共同體」,除了互相包容、互相照顧,大家認為沒有更好的辦法。北歐人一方面抱怨高稅率,另一方面卻是世界上最具幸福感的族群。固然,宗教與種族,這個潛伏地底的雙頭恐龍,隨時仍會抬起猙獰面目,噴出火花,但擁抱社會民主主義信念的主流社會總還抱持希望,願意相信有朝一日會將恐龍馴化成可以共存的動物。

回觀台灣,1895年之前,島上的人們忙於生存,由貧瘠原鄉冒險渡過黑水溝前來的漳、泉、客移民與原住民、與同是新移民的彼此爭地、爭水、爭人,械鬥不斷,死傷無數。雖有互助團結的小社群,但並不特別認為自己和島上其他的人們隸屬於同一個集體。直到有一天,忽然有一群說著陌生語言、風俗怪異的日本人挾著龐大武力到來,殺戮戰場由北向南擴展,路過之處處處留下意圖保家衛土的義民千人塚。他們稱呼被征服的島民是「清國奴」、「台灣人」。統治者一方面帶來現代文明的變革與便利,但也明訂了島民天生即為次等人種的法律與規矩。島民們赫然發現自己和其他先後到達這個島嶼的人們竟然同屬於一個叫做「台灣人」的次等人集體。

自陳逸松的祖父陳輝煌說起

陳逸松的祖父陳輝煌1861年離開原鄉福建漳浦來到蘭陽平原,學會了原住民的 語言,販賣私鹽及其他漢人的物品給原住民,逐漸立住了腳,其後由家鄉招攬新移民到宜蘭溪南地區墾殖,並與平埔族、泰雅族交好,作為墾首在墾民與原住民中取得良好威信,原配潘氏據說為泰雅族(另一說為平浦族)公主(後來由於無所出,陳輝煌陸續共娶了四房夫人)。1884年曾率眾參加抗法之戰,立下戰功。陳輝煌曾因功受封欽賜紅頂。1887年在一次清軍「剿蕃」的行動中,陳輝煌被任命為前鋒嚮導,由於原住民看到「陳家軍」旗幟即迴避,但卻對後至的清兵重加打擊,陳輝煌因此被捕作為叛逆準備問絞,傳說當時墾民與原住民聞訊後共同圍困了宜蘭縣城,宜蘭縣令急傳信於劉銘傳,說「唯有放出陳輝煌方能平息蘭陽之亂」,陳輝煌這才逃過一死。1883年後數年間,馬偕博士曾20餘次到蘭陽地區傳教,每次均借住陳輝煌家中,並由陳輝煌安排相知的原住民兵勇護送馬偕入山傳教,兩人交往密切。蘭陽地區人民屬於移民後來者,強悍、自主,保鄉概念深植,在日人入台後陸續有大大小小的反抗,一直到1905年左右,蘭陽地區最後一批反抗日軍的民兵才真正被平息。這以上種種也說明了在1895年清廷割讓台灣給日本時,台灣已是相當多元、國際化的社會。

赴日留學 經歷大正民主時期日本社會思想開放

就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中,陳逸松誕生於1907年。他還記得1915年島民最後一次大規模反抗日本入侵者的余清芳「噍吧哖事件」(又稱「西來庵事件」)發生時,他剛進入羅東公學校就讀。他在悼念張深切(1965年11月)的紀念文中提到:即使在羅東這樣的小地方,「許多熟人親戚為西來庵事件走來走去的不少。如此環境下對日人是反感憎惡,一方面很畏怕恐怖。」西來庵事件中因反抗致死及被捕後判處死的民眾可能達3000人以上,對當時才3百萬人口的台灣而言,是一次殘酷而影響廣泛的暴力鎮壓事件,在國際上也引起了震撼。此事件被日人定性為台灣人因迷信導致的一次土匪作亂事件。但根據日本無政府主義者逸見吉三的記錄,事情也許不是那樣單純:他回憶余清芳曾到過日本橫濱,並曾與當地的日本無政府主義者吉田只次交往(註1)。他認為西來庵事件應該是余清芳有意識地藉由宗教信仰團結人心,據以反抗日人殖民統治的一次大眾抗爭事件。西來庵事件前14年左右,還有一個遍及全台的「降筆會」組織,以各地鸞堂為中心,藉由扶鸞得來神明指示,鼓勵大家戒除鴉片,在宜蘭地區降筆會也設有一個「喚醒堂」的組織,數年之間,降筆會在全台各地戒菸成效斐然,因之而戒鴉片者達1萬9千餘人(註2),實在不容易,這卻妨礙了日人由專賣鴉片來的利益,終致引起日人嚴禁降筆會活動的鎮壓,這也可能是西來庵事件的遠因之一。

1920年陳逸松自公學校畢業,同年與堂兄陳進東及其他幾位同學跟隨日本老師赴日留學。他的學生時代剛好經歷了日本的大正民主時期(1905-1926),當時日本社會思想開放,崇尚西學,內政上主張君主立憲、民本主義、議會民主,外交上對中蘇友好,殖民地統治任用文官,手段相對緩和;國際環境上則社會主義運動風起雲湧,國際主義蔚為主流。在這樣的氛圍下,年輕的陳逸松很快廣泛接觸到歐陸各種思潮。陳逸松剛到岡山不久,就碰到蔡培火由東京至岡山向留學生宣傳「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陳逸松小小年紀,他說「當時我連什麼是議會都不懂,才12、3歲,只知道那是為台灣人好而設,叫我蓋章,我就用那個黃楊木印章毫不猶豫的蓋了。」第一次請願運動的簽署人數才178人,其中年紀最輕的就是他。到第二次請願時,連署人就有一千多人了。他也在岡山遇到了比他大16歲、當時在留學生中「大大有名氣」的石煥長,石煥長是蔣渭水的妻舅,也是文化協會的共同創始人之一。

加入左翼進步青年組織「新人會」

1928年他考入東京帝大法學部政治科,並加入東大左翼進步青年組織的「新人會」,是當時新人會中唯一的台籍學生。東大新人會1918年成立,直到1929年 解散。新人會對日本社會的組織和制度可說影響很大。新人會當年的研討議題就算在今天看來,仍然很有深度,例如研究協力組合制度,研究政府財政、生產管理、研究馬克思主義如何看家庭制度等種種議題。新人會討論問題時往往不是僅由日本的立場,或東亞的立場去看問題,而是從世界史、世界人的立場去看問題。這種「新人會精神」給陳逸松留下深刻印象,影響了他一輩子的思維方式。新人會的會員也經常要到別的學校去做講師,宣傳進步思潮。除了新人會,他同時也加入東京「台灣青年」組織的「社會科學研究部」,擔任「教育部長」,蘇新、劉明、蕭坤裕、林加才同為研究部的成員,並結為終生好友。當時日本社會充斥著自由、開放、西化的風氣。國際社會則洋溢著1907蘇聯革命帶來的國際共產主義的理想主義風潮。而當時第三國際給中國共產黨的書函是經過日共,由俄文翻成日文,再由來自台灣、加入新人會的陳逸松由日文翻成中文,然後送去給中共的。

留日期間,陳逸松每年暑假回台省親,都會到台北大稻埕拜訪鄉前輩蔣渭水,請益台灣之事,並告知日本留學生界的思潮及狀況,兩人雖然相差17歲,但他們的忘年之交中間夾雜著多位宜蘭鄉親先輩的淵源。首先,陳逸松1920剛到岡山不久時就認識蔣渭水的妻舅石煥長,而帶領陳逸松認識白話文與五四運動的徐阿富更是文化協會羅東地區的負責人。石煥長(石霜湖)思想開闊進步,曾在台北永樂町開設長安醫院(蔣渭水則在太平町開設大安醫院),1923年治警事件被關了三個月,其後離開台灣,到過上海、新加坡、香港等地行醫,和瞿秋白、毛澤東都熟,日本佔領新加坡期間,石煥長在新加坡,與新加坡獨立運動暗中有關係,新加坡的獨立意念,他都有貢獻。謝雪紅228後逃離台灣到香港,成立「台灣問題研究會」,也得到當時在香港行醫的石煥長挹助。陳逸松在口述歷史中多次提到,要知台灣史,應要知道石煥長這樣一位人物,他串起了台灣與東亞進步人士的多重關係,幫助過許多人。另一位與蔣渭水先生及陳逸松都有深厚情緣的宜蘭鄉親是李友三,李友三曾擔任台灣民眾黨的執行委員,與蔣渭水並肩作戰,為了治警事件入過獄,蔣渭水的遺囑,李友三也是簽字人之一。1935年李友三進入陳逸松法律事務所作事務員,並到廈門開辦廈門的陳逸松法律事務所。口述歷史中,陳逸松說李友三雖是我的事務員,但也是我的老師,是他經常懷念的人之一。陳逸松很尊敬蔣渭水,他認為「一個人要論定其思想,不能一言斷死,要活活地看,看他的活動在那個歷史時段,是促進社會進步的,還是阻礙其前進方向的。我看到的蔣渭水實在是沒有他個人的目的,開口都是天下國家的事,如何使台灣人地位平等進步,如何抵抗日本人 的壓迫。他比林獻堂左派,又比連溫卿右派,比較能團結人,很可惜,他如果多活個二十年,可能可以帶台灣人走出一條路。」

1925年暑假,陳逸松獨自一人由羅東輾轉搭火車去霧峰找素眛生平的林獻堂,那年他18歲,林獻堂45歲。在台灣一提到林獻堂,無人不知,陳逸松則是個剛考入高等學校的青澀少年。兩人見面後,陳逸松站在文化協會最前進分子的立場,「小孩教訓大人」,責怪林獻堂不該和文協左派分裂,不該和蔣渭水分道,要求林獻堂替台灣人再用力些,不要太溫和,要多抵抗日本人。林獻堂和顏悅色地聽他說,解釋道:「左翼一直攻擊我,說我做得不夠,說我不好,但我就這樣做而已,硬要我做我也不會做。」其後一直到50年代,林獻堂對國民黨徹底失望,離台赴日定居為止,兩人交往幾十年。陳逸松回顧,認為林獻堂一生持續關注台灣,長期挹助台灣的各種社會運動、幫助過很多台灣青年,有所為有所不為,實在不容易,是個值得尊敬的人。

在日被捕 深感到來自殖民地的自己與其他人還是不同

二十年代的日本社會在大正民主自由風氣的表象之下,其實是暗潮洶湧的。1923 年關東大地震,對日本經濟與人心均是一個大打擊,1927年發生昭和金融恐慌,1929年世界經濟大蕭條開始,更使日本經濟受到衝擊,產業蕭條,庶民生活每況愈下,日本自明治時期以來的「憲政民本」與「建軍強國」的衝突漸成白熱化,由 1931年開始,一連串主張「憲政民本」的政治人物被少壯派軍人暗殺,日本逐漸步入軍國主義時代。主張「建軍強國」的日本人認為日本地狹人稠,天災頻繁,唯有向外擴充,拓展大和民族的生存空間,日本才能長存。1928年對左翼分子大整肅中,陳逸松第一次被捕,在警察署的拘留所中被羈押了30日。起因是他受託為一位在新人會遇到但不認識的朋友送信,在不知情的情況下,步入日警的陷阱,為了保護那個人不至於被捕,他在拘留所中備受皮肉之苦。隔了半個世紀之後,他才知道那人是日共當時的一個中央委員。這件事讓陳逸松一生雖然同情並支持所謂的「左翼」,在法院裡為他們義務辯護,也知道他們的起心是為維護公義,但不再完全信任他們。他不能接受那種認為自己比較高大、別人就是可以被犧牲利用的工具的觀點。就由這一點端倪,他隱隱約約覺得共產主義不是可以終極解決人類社會問題的良方。

1929年的「四一六」大整肅中,陳逸松又被日警逮捕拘留毒打了四十餘日。這次是為了掩護蘇新回台。日本警察要逮捕蘇新,找不到他,信貸快速撥款大家都說如果要找蘇新,就找陳逸松。結果日警抓他追問蘇新行踪,陳逸松熬過日警棍棒拷打,堅持說不知道,最後才由六高出身的前輩人權律師海野普吉將他保釋出來。

1931年陳逸松東大畢業,參加辯護士高考後,那個暑期沒有回台灣,而是到中國走了一趟。由中國回到東京那天正好「九一八事件」爆發了,日本佔領奉天瀋陽。接著他得知蔣渭水先生居然在他去中國那段時間裡因傷寒病去逝了!高考放榜,他取得律師資格,並經新人會友人引介,進入一家同屬「進步分子」主持的法律事務所,事務所經常對社會運動犧牲者進行救援。同時他也參加了東京的「自由法曹團」和「社會運動犧牲者救援律師團」。這兩個團體有多位知名律師,人才濟濟,凡因與社會運動有關而被捕的人,不管是共產黨、社會黨或中右分子,都免費為他們服務,也為社會底層弱勢,譬如朝鮮移工、佃農等義務辯護,大家都為追求社會進步而奉獻犧牲。在東京做律師債務協商貸款的兩年當中,陳逸松因參加了這些團體,又自我要求磨練,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內,就接辦了一些出名的大案,和大律師平起同坐,也為事務所掙了不少錢。但這時陳逸松體會到雖然思想上大家是同志、同屬左翼進步分子,由於他來自殖民地,他的薪水總是要比表現不及他的同儕相差一大截,並不因為他的業務能力及貢獻而有所改變。他深深認知到民族問題不是單靠國際主義的理想就能解決的。

回到台灣執業 加入三青團

在東京執業律師兩年半後,1933年陳逸松回到台灣,在大稻埕開設「陳逸松法律事務所」。這時原先活躍於台灣社會運動的左翼人士如謝雪紅、簡吉、蘇新等人已在1930年左右被日本政府逮捕殆盡,一直到1942年左右才陸續出獄。台灣的左翼社會運動受到重挫而基本上中斷了。1936年後日本為了配合中國及南洋戰場的需要,改派海軍大將小林躋造為台灣總督,結束了大正民主時期以來文官總督的統治模式,將台灣作為「南進」基地,並開始在台灣推行「皇民化運動」。台灣人對日本的抗爭轉入苦悶潛伏的年代,主要以合法活動與文學的形式呈現。1935年迎來台灣有史以來第一次的選舉,雖然不是一人一票的普選,但台灣人第一次有機會用投票的方式選出自己的代言人。陳逸松此時已因接辦多件為台灣人向日本公司追索公道的案件,三天兩頭為台灣民報所報導,成了家喻戶曉的人物,因此他參加台北「市會」的議員選舉時,以高票當選。

1935年陳逸松競選台北市會議員選舉歌。圖/作者提供

這段時期,由於屬於意見領袖的台灣菁英分子如陳逸松、林獻堂等人,想盡各種辦法拒絕改名,起了帶頭作用,日本政府「皇民化運動」自 1936 年推行至 1945 年,因為各種原因(公務員、教師通常為了保有工作,不得不改名)改了日本姓名的台灣人一共也只有126,211人,僅佔當時人口約2%,與同期的朝鮮改名的人口達到80%以上,不可同日而語,參選市會議員時,宜蘭前輩李友三(文化協會創始人之一)熱心為他助選,選後李友三進入「陳逸松法律事務所」擔任「事務員」,不久後即赴廈門常駐,開辦「陳逸松法律事務所廈門辦事處」,廈門辦事處一直開到1937年(盧溝橋事變)戰亂開始時才結束。這三年當中,陳逸松每週有幾天在廈門,當時是正午時由基隆搭船出發,次晨七點抵達廈門。當時台灣人在廈門當律師只有陳逸松一人,故台灣人的公司,如林本源家(林松壽),大稻埕「錦茂茶行」郭春秧等,都是委託陳逸松法律事務所當顧問。日本在中國因有領事裁判權的關係,有關台灣人的案件,當地律師不能承接,廈門人要告台灣人,必須聘請台灣人或日本人的律師才行。台灣人中也有不少敗類,杖勢欺壓廈門人,譬如租房不付房租,霸占不還,必須由房東聘律師提出告訴趕他,才肯搬離。陳逸松很不願意見到台灣人借日本之力欺負別人,認為應該公平合理才對,而且他也不怕那些流氓,所以事務所也有很多廈門人委託的案件。在廈門人當中被認為是個正直熱心的律師。陳逸松也因此戰後和早期來台的福建人有相當的來往,口述歷史當中,他提到:「當時閩南人自認在中國的政治體制中也是受到歧視的,廈門人有句話說福建是個「尾省」,例如自清朝民國以來,廈門市首長從來都是外地人。」陳逸松說228發生時,在台灣的閩南人(以陳達元為中心)有一感受,覺得台灣人都會這樣,我們也回閩南去搞獨立(陳逸松說陳達元這個想法不願為人知)。

可能也因為陳逸松在廈門的淵源,1945年八月第一批五位國府人員來台時,在福建打游擊抗日的「台灣義勇隊」副隊長張士德就設法找到陳逸松,張士德告訴陳說:「他們是陳達元的部下,搭中美合作所派的登陸艇由基隆登陸來台北。」 他說:「我的上司陳達元是你的侄子」,陳很奇怪:「我怎會有一個侄子?」張說:「有,有!」陳問他:「你叫我來做什麼?」,張回說:「日本軍雖然投降,但還有數十師團在台灣,不知會搞什麼鬼,陳達元知道您以前對日本相當對抗,叫你要較注意,怕日本兵會破壞,希望你能想辦法。」陳說:好,這一點我有辦法,我們以前弄台灣文學,有些人經常聯繫,等於附屬於台灣文學的組織,我可以聯繫大家一起來留意。張就當場寫了一張「日日命令」,上書「任命陳逸松為三民主義青年團籌備處主任」,落款張士德,寫了青年團的公文號。他說這跟行軍一樣,現場可發命令,等於軍令。陳逸松雖然覺得「日日命令」挺稀奇, 也不知三民主義青年團的背景,但由於情況緊急,他出來後馬上聯絡各地的朋友,組織各地的三青團。陳還帶領張士德到台灣各地巡視,說「他比媽祖還興,所到之處,民眾鳴炮殺豬公歡迎,到處獅陣鑼鼓陣歡迎祖國來人」。

三青團在日本投降至國府正式來台接收政權的70餘日當中扮演了台灣第一個自治政府的角色,起到維護秩序、穩定金融、戰後重建,排除舊勢力的作用,陳逸松在三青團的職務至1946年3、4月間就完全交出給由福建返台的台灣義勇隊人員,還登了報聲明離開三青團。1945年10月陳逸松出資並擔任社長開始出版「政經報」,討論台灣戰後的各種政治和經濟上的問題,也提出解決對策,受到讀者歡迎,每期出版2000至5000冊,在當時發行量算是大的,到1946年11月,由於國民黨省黨部表示想接辦這個雜誌,只好將「政經報」停刊了,一共出了11期,編輯委員有蘇新、顏永賢(又名顏光,辜顏碧霞的弟弟)、蔣時欽(蔣渭水三子)、王白淵、胡錦榮、林金莖等人。

【專文】陳逸松與台灣社會民主主義的世代傳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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