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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0/30

楊振寧談政治:中國現在很民主

首位獲得諾貝爾獎的中國人楊振寧日前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專訪時表示,社會結構的基本原則,是以整個人民的生活狀態跟前途為第一要義的,這才能叫民主。從這個意義來說,中國現在很民主。並稱自己是個保守的革命者。

今年9月,三聯書店剛剛出版了《楊振寧傳》。台灣作家江才健於2002年寫就的《規範與對稱之美:楊振寧傳》最近也在大陸公開出版。在楊振寧的兩本傳記相繼出版之際,《中國新聞周刊》對楊振寧進行了專訪,於10月28日刊發了楊振寧專訪內容。

我得諾獎最大作用是改變中國人自卑

楊振寧說,而這兩本,比較像西方的寫法。“《楊振寧傳》的作者楊建鄴是物理學教授,他的物理知識很多,又讀了大量的文獻,對我的工作有很多詳細的、半通俗的描寫。江才健的好處是,他在美國訪問了很多人,可能有100多人,都是我人生不同時代的朋友,所以也有他的特色。如果把這兩本書加起來的話,我人生經歷過的,有80%都在里頭了。”

楊振寧說:“我得諾獎最大的作用,就是改變了長久以來中國人自己覺得不如人的心理。”楊振寧把自己的健康長壽歸結於“幸運”,他說他人生的每一個轉折點都選擇了正確的道路,所以“這一輩子簡直可以說是沒法子更幸運了”。被他稱為幸運的,還有上帝給他的“最後的禮物”比他年輕54歲的妻子翁帆。楊振寧用自己的晚年生活來詮釋的這段“不對稱”之美,似乎比讓他獲得諾貝爾獎的“宇稱不守恆”定律更讓世人驚奇。

說起和李政道的關系,楊振寧說:“我跟李政道的關系是很長、很復雜的一個關系,這里頭有學術的關系,也有感情的關系。不過大體上是怎麼回事,這兩本書裡面都已經有了。這是一個很不幸的事情,不過我不覺得我做了任何真正錯誤的事。”

中國現在很民主

6月,在邵逸夫獎頒獎儀式上楊振寧曾表示,不民主的政治對科學的推動可能要比民主的政治作用更大。對此,楊振寧談到,當時有人問,一個民主的政治和一個不民主的政治,對於科技的發展,哪個來得快?“我想,在合適的情形之下,一個腦筋清楚、做事果斷而有遠見的、不那麼民主的政治,把科技推上去的本領更大,因為它有效率。中國在一窮二白的情況下,能研製出原子彈來,雖然中國(實行的)不是美式的民主,但有遠見,有決心,有能力。”

楊振寧說,“一般人的印象,以為競選就是民主,但這只是民主的‘一個’解釋。我認為,社會結構的基本原則,是以整個人民的生活狀態跟前途為第一要義的,這才能叫民主。從這個意義來說,中國現在很民主。你不知道1920年代我出生的時候,中國是個什麼樣子!從新中國成立以來,不管這裡面發生了多少事情,但你算一下總賬,今天13億人的生活情形,以及對前途的看法,跟我小時候是完全不一樣的,所以這符合我剛才所說的民主。”

我是個保守的革命者

1999年5月,在楊振明的榮休學術研討會上,楊振寧的好友、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教授弗里曼·戴森曾稱楊振寧是“保守的革命者”。

楊振寧說,“他說得非常對!當年發現了‘宇稱不守恆’,這不是物理學的局部問題,而是改變了整個物理學的前沿的,因此是‘革命性的’。同時,我又是比較保守的。比如,清末民初,錢玄同和傅斯年發表文章說,中國落後的原因是漢字導致的,因此他們主張廢除中文,要用拼音文字,對於這樣的一些過於激進的做法,我是完全不同意的。所以總的來說,我的確是一個‘保守的革命者’。”

科技界風氣不好緣於社會風氣和資金分配

另外,目前中國的科技界,也有很多不好的風氣和弊端。因此有人持悲觀態度,認為即使再過很多年,中國依然沒有人能夠拿到諾貝爾獎。對此,楊振寧說:“中國科技界的問題,我歸納起來有兩點:第一點是,社會上風氣不好,作假很多。這個風氣已經從商業領域蔓延到學校、科研機構。為什麼會有這個現象,是很復雜的問題,但這是不是就會阻止中國科技的發展?我不相信。但如果能改正,是不是有好處,我認為肯定是有。”

“第二點是關於資金的分配。國家現在有些錢了,在資金分配的問題上,吵得很凶。這方面有需要改進的地方。不過,我們要看到,中國發展的模式、速度,都是史無前例的。中國現在忽然有了很多錢,想要合理地分配出去,這在任何國家都是個難題。可是因為有這個問題,就要將中國科技發展置之死地,是不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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