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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0/27

共和立憲:大清王朝的最後一根救命稻草

當“立憲”這個舶來的名詞第一次湧入國人視野的時候,風雨飄搖的大清國沸騰了,各行各業的人們依稀看到一劑救世良藥,並以極大的熱情投入到立憲請願運動中去。第一次請願失敗了正常,第二次請願失敗了辛酸,然而,在所有的信念失去支撐的剎那,還有什麼可以依靠的呢?

立憲,大清中興的末班車

公元1906年9月初,暑熱漸漸褪去,多舛的中華大地在暫時的寧靜中迎來了秋天。與北方吹來的陣陣涼風相反,來自京城的一條消息,及時地給壓抑沉悶的空氣中注入一陣興奮和躁動。


宣示預備立憲諭》隨着電報這個新鮮玩意兒,迅速傳遍當時的十八行省衙門。未幾,從衙門、會所、學校直至街頭巷尾,不少人都在激烈地議論這條上諭。自日本在中國東北擊敗俄國後,不知是哪位高人得出的結論,反正國人從上到下都認為:日本勝,實際上是立憲之勝。兩年來,不知有多少懷揣濟世救國夢想的有識之士、甚至王公大臣奔走呼號,要求朝廷採納民意,實行立憲。呼聲如同風聲,越刮越緊,越來越密。不出兩年,“立憲派”竟成了中國政治舞台上的一支龐大力量。

立憲,大勢所趨。但立憲,又談何容易。大清王朝幾百年來,有誰聽說過立憲這玩意兒?誰願擔這改變祖制的風險?兩年了,任你奔走呼號,上書朝廷甚至進京請願,更有極端者欲自裁明志,但朝廷始終不接招,只是把太極打得呼呼作響。

但此時的中國已經覺醒,不懈的努力終於換來了這道上諭。可強扭的瓜能甜麼?被動中發布的立憲諭走的下去麼?

  甲午戰爭後的中國,就如一個沉痾附身的老人,病弱交加,從主權、領土到尊嚴,集體淪喪。割地,賠款,開放口岸,各種紛至沓來的不平等條約,讓曾經的天朝上國嘗遍了屈辱。從慈禧到平頭百姓,失敗和自卑已瀰漫得無處不在。


  20世紀初原本就是一個讓中國人無法原諒的時代。


  從這個世紀的第一個年頭開始,戰火與動蕩就像膏藥似的緊緊地貼着這個古老而又飽受磨難的民族,而且,還大有一種讓人看不到盡頭的趨勢。


  對於在這個全新世紀打拼的老百姓來說,除了不斷地被有錢的有權的同胞欺壓之外,他們也“有幸”趕上了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時代,自然享受到比祖祖輩輩們更高一級的盤剝。苛捐雜稅,名目越來越多,該交的不該交的到時候自動找上門。一些重要的港口,各式各樣的軍艦不請自來,沒準兒哪天一發炮彈就會落到家門口。


  這日子還能再水深火熱一些嗎?


  清政府一臉茫然,要是他們知道怎麼去澆滅這一場將要燃起的熊熊烈火,這段歷史必將以另外一種方式收場。


  可是,他們又很淡定。庚子年,八國聯軍集體出動,不是照樣也沒動慈禧老佛爺一根頭髮嗎?只要大權在握,敢割地賠款,別的什麼困難都是浮雲。


  滿族的統治者們可以很坦然,底層的老百姓卻找不到一絲輕鬆的理由。原因很簡單,最後的單得由他們的血汗來買。後來,不單是這些接近一無所有的百姓,就連那些飽讀詩書的知識分子,甚至一部分達官貴人,都恨不得把坐在龍椅上的那個小屁孩拽下來踹兩腳。當然,要說清政府什麼事兒都沒做,整天也不琢磨一點兒有用的東西,那也有些過了。


  事實上,中國曆史上任何一個朝代的覆滅都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錯誤的積累也使後人難以說清誰該承擔更多的責任。乾隆爺何等聖明,卻是閉關鎖國的始作俑者。滿清從他之後便開始一路下滑。直到公元1840年,英國人刺耳的槍炮聲打破了華夏大地的靜謐。之後的第二次鴉片戰爭和八國聯軍的連番洗劫,將炎黃子孫的尊嚴一層層地剝離、撕裂,那虎門的炮坑和圓明園的斷壁殘垣至今依然屹立在那裏,讓人無法也不能忘卻中華民族這段災難深重的歲月。


  在那個陰霾密佈的時代裡,每一個腳印都滲透了無數人的血淚。


  有人疾呼,有人吶喊,有人痛心不已,有人報國無門。然而,那個叫慈禧的統治者和她的奴才們仍不為所動,樂此不疲地編織“天朝上國”的童話。


  直到1904年,清政府騰出場地,日本和沙俄出兵、出軍火,在中國的土地上熱火朝天地上演讓炮彈飛。令人大跌眼鏡的是,千年小徒弟日本居然打得時任世界頭號大地主的沙皇俄國跪地求饒。


  在主場觀戰的中國人看得心驚肉跳,看完後又回味不已:小日本是憑藉什麼法寶打垮了不可一世的俄國老毛子?


  遠在北京的王公大臣們也開始絞盡腦汁,試圖挖掘出日本人的成功經驗。


  功夫不負有心人,終於讓一些人發現了日本的高明與先進之處:“日俄之勝負,立憲專制之勝負也。”


  “立憲”,如獲至寶,一定要好好學啊!


  學習就得有個目標,慈禧也不再把眼光只囿於自己的一畝三分地裡,而是做出一個讓衆人激動不已的決定:派幾個人出洋考察。目的地嘛,就定在美國、德國、日本、英國、法國、奧匈帝國、比利時這幾個發達國家。
大臣們很擁護這一決定。一千多年前,一個叫玄奘的和尚跑了一趟天竺,回來後立即成為千年典範,這樣的機會打着燈籠也難找哪。雖然啟程前因義士吳樾的刺殺行動而出現一點兒小波折,可出洋考察方案並沒有受到多大影響,而且,弄得好像還挺成功。以鎮國公載澤領銜的出國考察團浩浩蕩蕩鬥志昂揚地奔赴東西各國,一年後,背着一包包的經書信心百倍地歸來。

  在工作報告會上,載澤等人慷慨陳詞:立憲的好處具體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曰皇位永固,二曰外患漸輕,三曰內亂可弭”。官場油條載澤考慮得面面俱到,為打消領導的顧慮,甚至提出在實際操作過程中,“今日宣佈立憲,不過明示宗旨為立憲預備,至於實行之期,原可寬立年限。日本於明治十四年宣佈憲政,二十二年始開國會,已然之效,可仿而行也”。


  載澤的權宜之計確實撓到了領導的癢處,卻為日後埋下了大的隱患。


  掌門人慈禧聽得心花怒放,從她執掌權力那一刻起,內憂外患沒有一天真正消停過,洋人、革命黨、不安分的農民、那些居心叵測的投機分子,時不時的出一些有挑戰性的難題。朝廷上下一邊承受着洋人帶來的屈辱,一遍挨着老百姓的痛駡。內憂外患,堂堂朝廷受這樣的夾板氣,日子什麼時候是個頭啊。


  立憲,看起來這是大清王朝的最後一根救命稻草了?!


  1906年9月1日絶對是個有標誌意義的日子。這一天,《宣示預備立憲諭》出爐,清政府正式吹響改革的號角。上諭清晰明白地表示:“各國之所以富強者,實由於實行憲法,取決公論,君民一體,呼吸相通,博採衆長,明定權限,以及籌備財用,經劃政務,無不公之於黎庶。又兼各國相師,變通盡利,政通民和有由來矣。”


  有人歡喜有人愁


  此前,無論“洋務運動”還是“新政”,都紅紅火火了好一陣子,也讓好多人跟着澎湃不已。可惜,一切不過是過眼煙雲。甲午海戰,證明了當時號稱世界第六、亞洲第一的北洋水師不過是一堆漂浮在海上的鋼鐵廢物。五年後,歐美日諸國軍隊蜂擁而至,更是以嚴重喪權辱國的《辛丑條約》收場。


  中國人的心都碎了。


  有些人對清政府的表現實在失望到家,覺得只有武力行動才能解決問題。遺憾的是,屬於他們的時代並沒有到來,所以只能在外圍活動,或者冷不丁的組織一場起義。


  許多人,這時對清政府依然抱有幻想,以為法制層面的變革就是根治種種頑疾的良藥。今日立憲正當其時。所以,他們格外地擁護實施憲政,尤其是“廓清積弊,明定責成,必從官制入手,亟應先將官制分別議定,次第更張,並將各項法律詳慎厘訂。”這依稀讓不少人看到權力整合所帶來的機遇。


  一時間,立憲運動風靡全國,和立憲派沒有任何聯繫的人走在大街上都不好意思和人家打招呼。上海、廣東、湖南、湖北等地,各式各樣的立憲團體蓬勃發展,甚至跑到海外的康有為、梁啓超等人也藉此發力。1907年2月,康有為將保皇會改組為國民憲政會。半年多以後,梁啓超與蔣智由在東京組成政聞社,聲勢大振。


  1906年清政府設立考察政治館,次年又改建為憲政編查館,作為預備立憲籌備與辦事機構,咨議局和籌建資政院也陸續成立。到了1908年8月,更頒佈《欽定憲法大綱》23條,將預備立憲的期限定為9年。然而,在召開國會等關鍵議題上,清廷的腳步明顯與立憲派的期望值有很大的差距。


  立憲派人士一致認為,國會的早日召開對促進立憲運動的發展最為有利。可是,朝廷方面卻堅持“目前規制未備,民智未開,若操切從事,涂師空文,何以封國民而昭大信”。飯要一口口地吃,立憲這事兒更不能急躁,得一步步的來。


  其實,慈禧以及後來的實際發言人載灃(宣統皇帝溥儀的親爹),在立憲一事上想必都十分糾結。


  孔夫子那套延續了兩千多年的學說市場份額不斷降低,不推行憲政,世界人民都不會答應。不過,想與滿族的統治者們分享他們手中的權力,還不如問葛朗台先生借錢,看看他同不同意。最理想的結果是,憲政推行了,權力基礎並沒有受到太大影響,大家一團和氣,國家欣欣向榮,自此該當皇帝的繼續坐龍椅,該打工的照舊安分守己拿工資——問題是,有這麼便宜的事兒嗎?


  主導這場改革的和呼喚這場改革的,對國外君主立憲制的意義和操作方式都缺乏真正的了解,但他們搞起來又格外的紅火,不出亂子,說出來都沒人相信。


  果然,在“預備立憲”這齣戲剛登台不久,就有人明確地表示,這事兒交給清政府去辦理,夠懸。


  這個高瞻遠矚的人,叫楊度,該公頭銜之一就是清末“憲政專家”。1907年,又是這位楊先生帶頭整了份要求速開國會的請願書(附帶一些熱血青年和有名望人士簽名版),很嚴肅地說:召開國會這樣的事兒,趕早不趕晚,最好一兩年能就能實施,免得夜長夢多,拖個三年五載,變故叢生。


  什麼叫高瞻遠矚?看,這就是高瞻遠矚,中國曆史上最後一個封建王朝確實也就再生存了三四年的時間。


  當然,這是後話。在當時,楊度等張羅的這份請願書,真是一枚重磅炸彈,讓人開眼界了:世上還有“請願書”這玩意兒。


  新鮮的事物往往能引起大家的極大興趣,召開國會成為第一熱門話題。京官、紳商、知名人士、國外留學生、華僑紛紛採取行動,活動能力強的就直接跑到北京寫封信交上去,路途遠的拍份電報。宗旨只有一個:趕快召開國會吧,我們等得心發癢了。


  1908年真是熱鬧的一年。


  5月,社會活動家張謇以預備立憲公會名義致函湖南憲政公會、湖北憲政籌備會、廣東自治會及河南、直隸、山西、安徽、四川、貴州等省立憲派頭面人物,商約齊集北京,懇請清廷速開國會,連最後期限都設定好了:兩年!


  這年夏天,康有為領導的中華帝國憲政會以海外二百余埠華僑名義上書,請開國會;梁啓超領導的政聞社致電憲政編查館,提出三年內召開國會的具體要求。


  海外動起來了,中國國內同樣不甘落後。北京工商各界1000余人,公推電燈公司經理馮公度領銜,派孫毓文等遞交請願書,要求“定期三年,召集國會”;滿族八旗1600余人以旗人“世受國恩,身經國難,對於國事有應盡之天職”,由恆鈞領銜,派常文、黃容惠遞交請願書,提出“三年召開國會”;直隸派溫世霖、孫洪伊等遞交請願書,共1000余人簽名;吉林《要求國會啓》4668人簽名;山東請願書1000余人簽名,稍後登州、萊州、青州各處又有數千人簽名,擬作第二次上書;浙江省請願書8000余人簽名,其中800多為老年人,還有500多為天主教徒;廣東省請願書11000余人簽名;山西請願書20000余人簽名……


  立憲派、非立憲派好像對召開國會都挺感興趣的,爭着往隊伍裡擠。這把火越燒越恐怖,連一些地方大員和駐外使節居然也按捺不住,上奏“請速定年限”,召開國會。


火燒大了。

  清政府慌了神,變着法子進行反擊。7月份在《各省咨議局章程及議員選舉章程》中規定:咨議局通過的議案得到所在省的督撫認可後才能生效,如果“所決事件有輕蔑朝廷情形者”,“有妨礙國家治安者”,“督撫有權奏請解散咨議局”。


  清政府在立憲、召開國會的問題上,本能地又站在了對立面。


  不得不承認,20世紀初的中國要比閉關鎖國的過去進步許多。


  到了1909年,相當一部分立憲派人士有了“咨議局議員”這件合法外衣,一邊吃着皇糧,一邊繼續搗蛋,將國會請願運動進行到底。


  還是張謇(這時已經是江蘇咨議局議長)通電各省咨議局,約請共同發動速開國會請願運動。


  張先生的號召力還是蠻強的,11月,16省咨議局代表55人齊集上海,舉行“請願國會代表團談話會”,正式推定各省咨議局赴京代表,組


  成國會請願代表團。12月18日其余代表也陸續抵達,開會商議請願速開國會。一個月後,“國會請願代表團”33人在直隸代表孫洪伊的


  率領下,向都察院呈遞由林長民起草、張謇修改定稿的請願書,提出:內外危機重重,非速開國會不足救急,強烈要求朝廷“速降諭旨,頒佈議院法及選舉法,期以一年之內召集國會”。


  現在,該討個說法了吧?


  也不想想,這麼多年了,都察院什麼時候是個能說理的地方?這些老古董們對什麼時候召開國會真會感冒?


  辛辛苦苦的代表們只好繼續求爺爺告奶奶,鞠躬作揖拉選票。


  有人幫忙說話不一定會成功,沒有人幫忙說話卻一定不會成功。代表們是很明白這個道理的。


  月底,有了答覆。照例先是一堆廢話,對代表們的愛國熱情感到很欣慰,要嘉獎一番,同時保證憲政會有的,議院也會開的。而對於召開國會一事,很委婉地表示“國家幅員遼闊,國民智識不一,邃開議院,反致紛擾不安”、“籌備既未完全,國民知識程度又未畫一”。


  大夥兒都明白,上級領導實際上是否決了立憲派的提議。


  遇到這種情況,看到多日的努力付諸東流,人們通常會有兩種選擇:一是就此偃旗息鼓,各回各家,就當啥事兒也沒發生過;也可以秉承“失敗是成功之母”這一原則,再接再厲,不達目的誓不罷休。


  可代表們想了想,忙活了一年多,現在連個路費都沒撈着,就這樣回家,實在心有不甘。


  錯失最後一綫生機


  失敗的第一次請願大夥兒並沒有放在心上,沒有去怨天尤人,總結了下教訓,覺得在組織方式、規模、聲勢、宣傳等方面都有很大的提高空間。


  於是,孫洪伊等籌備再次請願,組織成立國會請願同志會,總部就安在北京,通告各省設立分會。商定由江蘇、直隸、廣東三省咨議局派人到鄰近各省及海外華僑中進行鼓動,一面向各省督撫請願,一面派代表進京請願。並決定在京召開咨議局聯合會,創設報館刊行日報。


  同時,民政部警官黎宗岳等發起組織國會期成會,也號召各省設立分會,派代表入京請願。地方上,積極響應號召成立請願同志會分會,還募集捐款、征集簽名,推選入京代表。


  1910年6月初,經過“國會請願同志會”的努力,各省代表們再度進京,第二次請願拉開帷幕。


  這次請願代表擴大到150人,除了各省咨議局議院外,還包括了各省商會、學會及華僑代表等。6月16日,請願代表80多人前往都察院呈遞請願書十封,請為代奏。而且,這次請願還征集到30萬人的簽名,規模遠遠超過第一次。


  30萬人,當時是個什麼概念?能沒有震撼性嗎?


  朝中一些老實巴交的大臣開始驚慌了:現在這麼多人卷進來,一定要小心應對。


  小心歸小心,核心問題上還是不讓步:咱大清最要面子,怎麼能因為幾個請願代表的一席發言、一些無關痛癢的簽名就示弱呢?


  不出意外,第二次請願又以失敗告終。


  中國人常說:再一再二不再三。


  已經兩度碰壁的立憲派是否會就此收手呢?


  張謇老夫子教育大家:失敗不是最可怕的,只要清政府不鬆口,我們的請願也不會有盡頭!


  在屢戰屢敗之後,強者會選擇屢敗屢戰,因為他們有信念,對未來抱有希望。


  命背不能怨社會,這一次次的失敗沒有讓立憲派感到絶望,相反,他們是越戰越勇,不斷從困難中找到生活的樂趣和希望。


  熱情不能當飯吃,准備充分才是硬道理。


  第三次請願運動,立憲派是下了血本的。一級級攤派指標,每個縣都要安排專人進京,幾十萬人的簽名已經不適應新時期的要求,再不濟也得湊夠七位數,為了將聲勢提升到一個新的平台,大夥兒還把目光投向了各位總督、巡撫等封疆大吏。得到這些人的支持,打群架時底氣也足。


  1910年7月1日,留日學生千余人在東京錦輝館舉行集會,聲援請願代表團,並表示要積極參加第三次國民大請願(看來留日學生支持立憲的也為數不少)。隨後,南洋、美洲和日本等地的華僑也紛紛致電支持請願活動,並相繼派出代表到北京以示支持。當時的各大報紙、雜誌也大造輿論,大力鼓吹速開國會的好處。


  1910年8月15日,國會請願團召開會議,決定各省各團體代表在農曆8月前必須到達北京,9月上書資政院,請開國會。另外,國會請願團向各省咨議局致電建議,國會召開之前不承認新租稅,各省咨議局開年會只討論一個議案,那就是速開國會案,目的不達到,各咨議局即行解散。看來這次動真格的了。不久,各代表便陸續抵達北京,連一向閉塞落後的甘肅也派出代表前往北京參與請願。


10月7日,請願團的孫洪伊等6人加上剛剛從天津趕來的直隸代表李長生、溫世霖等一行17人,前往攝政王府遞交請願書,遇到攔道的——兩個來自東北的學生趙振清、牛廣生。他們既沒有喊冤,也不是為劫財而來。兩人交給請願代表一封信,表示“國家瓜分在即,非速開國會不能輓救,今第三次請願勢不能再如前之和平”。為了渲染效果,熱血青年要拔刀自裁,表明心跡。這下把請願代表們嚇了一跳:俺們是去交請願書的,鬧出了人命,該怎麼向國人交代?

  一番苦勸,總算輓救了兩個年輕的生命。可兩人又覺得這樣回去心有不甘,趁人不備,各從自己腿上和胳膊上割肉一塊,當作請願書的點綴,並高呼“中國萬歲!”“代表諸君萬歲!”


  真是兩個不安分,卻又讓人備受感動與鼓舞的傢伙。沒有人懷疑,這些年輕人身上所散髮的熱忱感染了和感染着每一個人。


  請願代表團利用資政院開院的機會發動第三次請願高潮。資政院於10月3日開院。開院之初,依照事先定好的議事日表,每次會議討論的都是政府交議案。孫洪伊等的請願書,咨議局聯合會請速開國會的提案,於10月9日便遞交資政院,卻一直未予討論,甚至也沒有列入議事日表。


  10月17日,正當討論一些無關痛癢的提案時,湖南議員易宗夔突然起立發難:資政院開院已有半月,但其實大家一直都在扯淡而已,“根本上的問題就是速開國會”。他要求議長改定議事日表,立即開始討論速開國會的問題。


  全場掌聲雷動。


  10月22日,迫於壓力,請速開國會案正式列入日表。


  那一天日表上共有四項議程,而國會問題列在最後。議員們對前三項議案提不起什麼精神,懨懨欲睡,發言者寥寥無幾。當開始討論國會問題時,會場的沸點到來,立憲派議員爭先發言,個個慷慨激昂。湖南議員羅傑發言說:“現在國民之斷指、割臂、挖股者相繼,皆表示國民以死請願之決心。……不速開國會,互選資政院議員不能承諾新租稅。”他進而要求:1.本院議員應全體贊成通過速開國會案;2.議長應從速上奏;3.攝政王應即允速開。


  發言者全部贊成奏請朝廷速開國會。


  當此案表決時,擔任副議長的沈家本耍了個小九九,堅持用投票表決。而立憲派議員則堅決主張用起立表決法,方便且易於監督,爭取全院一致通過。


  雙方僵持不下。這時廣西議員吳賜齡大聲說道:議長不贊成起立表決法,會不會讓人聯想到有意在袒護反對者呢?這樣的話議長本人是第一個反對速開國會者。逼得沈家本難堪之極,只好同意起立表決。當全體與會者一致起立通過這一議案時,立憲派議員們高興得跳起來,歡呼“大清帝國立憲政體萬歲!”。


  僅僅是議案的通過,就高興成這個樣。可想而知,倘若清廷不小心接受了他們的政治訴求,不知多少人會哭的昏死過去。


  咨議局這邊的請願活動也很順利,各省咨議局基本上都通過了呈請速開國會的議案,並組織好進京請願代表。


  在民衆的請願熱潮下,各省督撫也受其感染,10月25日,由東三省總督錫良領銜,湖廣總督瑞徵、兩廣總督袁樹勛等18個督撫及將軍都統聯名上奏,請求立即組織責任內閣,明年召開國會,以免人心沸騰。


  立憲派異常積極,陶醉在請願取得階段性勝利的喜悅當中。


  在這沸騰的人群之外,有一個人卻冷眼觀看這一幕幕情景劇,不為所動,並對這個國家的未來進行了大膽的預測:全國範圍內的兵變與民變就是這一兩年的事情,這一切都是清政府咎由自取。


  他,就是曾經“保皇派”的中流砥柱、“立憲運動”的早期倡導者梁啓超。


  此時的梁啓超,深諳中國官場和世事,過往的憧憬與夢想已被打磨得一乾二淨,只剩下一顆冰冷、瓦涼的心。和清政府打了多年交道,梁啓超明白對愛新覺羅家族抱有幻想實在是件很無聊的事。可立憲運動的廣大弄潮兒卻不明白這一點。


  1910年11月4日,攝政王載灃宣佈將時鐘撥快三年,改於宣統五年(1913年)召開國會,同時鄭重表明會盡快成立新內閣。


  這是一個很受爭議的結果。


  大家都是出來混的,挺不容易,既然清政府已經做出了讓步,那大家就不要再鬧了,該幹嘛幹嘛。


  立憲派很配合清政府的命令,見好就收,停止請願活動。


  但一部分立憲派堅決不配合清政府的命令,見好不收,繼續請願活動。


  12月2日,奉天省城學生數十人前往省咨議局面見議長和副議長,當場割指刺股寫血書,要求進行第四次請願活動。


  但是,清政府可沒有任何耐心再折騰下去。隨後下令遣散請願代表,並強行將東三省代表押解回籍,還隨便找了個理由將直隸代表溫世霖發配新疆充軍,殺鷄給猴看。


  與此同時,清廷又別出心裁地在各省組織歡慶活動,以表示對“五年立憲”決策的擁護。在接下來的日子裡,到處張燈結彩,軍樂隊開道,群衆和學生手提紅燈,高唱愛國歌,三呼萬歲,“慶祝國會”四個大字則隨處可見。看上去陰霾散去,陽光普照大地。


  這樣的場景,如果能提前幾年出現,也許會讓不少人激動不已,可是,暮氣沉沉的晚清政府現在的每一個腳步都邁得那麼沉重、勉強而無力。此時的清廷,就連僅剩的對權力的控制也所剩無幾,只能用欺瞞來掙些時日。


  1911年5月8日,千呼萬喚之中,由13名國務大臣組成的責任內閣浮出水面——其中,以慶親王奕劻為總理大臣,那桐、徐世昌為協理大臣,下設外務部、學部、民政部、度支部、陸軍部、海軍部、法部、農工商部、郵傳部、理藩部十部,以梁敦彥、善耆、載澤、唐景崇、蔭昌、載詢、紹昌、博倫、盛宣懷、壽卷分任各部大臣。13人中,滿洲貴族9人,漢族官僚僅4人,而滿洲貴族中皇族又占7人。


  全體立憲派震驚了、憤怒了!忙活了那麼多場請願,難道為的就是這樣一個“皇族內閣”?


  地方大員們同樣很生氣,新內閣換湯不換藥,還是滿清貴族一家獨大,啥時候能熬出頭啊?此時他們沒有什麼忠誠觀念,也不關心立憲派、革命黨、頑固派,只想趁機獲取更高的收益——至少,自身的利益不能受損。新成立的“皇族內閣”無情地帶來一個夢碎時刻。這些手中積累了許多資源和權力的大佬們,以後將不得不看“內閣”的臉色行事。


  清政府其實壓根兒不打算真的走立憲之路。可憐立憲派和那些真正希望中國強盛的人,到此時才明白被涮了。他們心中那無限的憧憬與希望這一刻都燃燒成灰燼。


  清政府別的不行,玩人實在高明,把你玩死了都不明白是咋回事。


  大清王朝的最後一縷希望的微光也在此時徹底熄滅了。


  立憲派不少人在心中反復問一個問題:出路在哪裏?


  既然給清政府打工是出力不討好,沒有任何前途。那麼,還有必要一條路走到黑嗎?


  這個與清政府離心離德的群體很快就發現,原來,人生的選擇有很多種。


  立憲派退出了歷史舞台,但他們中間的不少人加入了另外一個群體。這個群體恨滿清恨到骨子裡,決心走一條不尋常的道路實現自己的目標。他們,有一個後人耳熟能詳的共同稱呼:“革命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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