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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8/29

戈爾巴喬夫下台與前蘇聯的最後歲月

蘇共是蘇維埃政權機關和經濟管理部門的承重結構,蘇共覆滅之後,蘇聯許多主要的支柱機構也從9月和10月起開始相繼崩潰。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簡稱克格勃)原有的形式被打破,其所有的軍職部分已劃歸國防部管轄。邊防部隊被分離出來,成立了獨立的聯邦邊防軍,對外情報局和政府通信局也分別暫時獨立出來,保衛局表面上是歸蘇聯總統直接管轄,但實際上該局的各個分隊則是由俄聯邦總統和其他加盟共和國的總統直接指揮。依靠克格勃在各地分部的力量,俄聯邦國家安全委員會得到了鞏固。


過去在俄羅斯根本沒有像國防部這樣的部門,而現在俄政府逐漸建立起了真正的強力機構。蘇聯克格勃中年齡較大的工作人員,其中包括許多將軍都被解職或是退休,而到了11月末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則改名為跨共和國安全局,不久後又改組為聯邦安全局,由少將維克托·伊萬年科領導,屬於俄聯邦的部級單位。著名的克格勃第五局曾負責意識形態工作,現已被完全取締。根據瓦季姆·巴卡金提供的數據,1991年初蘇聯克格勃的編制共有51 3萬人,而到了年底只剩下14萬人,有大約400 個將軍職位被取消。到了1991年11月,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能直接指揮的部門只剩下他的私人衛隊、部分克里姆林宮衛隊和著名的「阿爾法」特種活動小組。
    1991年秋,俄聯邦最高法院和檢察院的各級機關都得到了鞏固和加強,與此相反,蘇維埃最高法院和總檢察院的相關部門卻紛紛解體。當時曾有一個不同尋常的事件引起了全社會的廣泛關注,1991年11月4日,蘇聯檢察院國家安全法執行監督局局長維克托·伊柳欣對蘇聯總統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提出刑事訴訟,控告其犯有叛國罪。第二天,伊柳欣按照慣例將上訴材料的副本交給克格勃進行調查,而將另一副本交給了《真理報》。1991年11月12日《真理報》。 11月6日,蘇聯總檢察長特魯賓下令將伊柳欣開除出檢察系統,這一決定得到了跨共和國安全委員會領導人巴卡金的公開支援。但是沒過多久,整個蘇聯總檢察院也不復存在了。
    1991年11月,葉利欽接連批准和簽署了將原蘇聯各級部門改組為俄聯邦機構的命令。例如,葉利欽於11月21日簽署了《關於俄聯邦總統管轄的國家民防事務、緊急情況和消除自然災害委員會的命令》和《關於建立俄羅斯科研中心「庫爾恰托夫研究所」的命令》。所有這些命令都不是指建立全新的機構,而是現有的機構和組織的隸屬關係發生了新的變化。同樣的例子還有葉利欽簽署的第228號令,是有關重建俄羅斯科學院,使其成為俄羅斯最高科學機構的命令。哈薩克斯坦和烏克蘭的科研機構過去曾是蘇聯科學院的組成部分,現在已屬於這兩個國家。
    蘇聯解體過程不可避免地涉及各級軍事機構。將軍們和各級軍官為此憂心忡忡,然而他們自己及其管轄部隊的命運都掌握在那些政客們的手中。當然最棘手的問題要數對國家的軍隊和軍事機構的財政撥款問題。11月15日葉利欽簽署了一項命令,宣佈停止對蘇聯各部委的財政撥款。蘇聯各部委餘下的工作人員可以繼續在他們的辦公樓裡工作,但要受俄羅斯執行權力機構的監督。現在蘇聯各部委面臨著要麼自動解散,要麼劃歸為俄羅斯各部委的命運。地方上繳的稅收不再納入蘇聯國庫,絕大部分都被俄羅斯國庫據為己有。俄羅斯領導人還試圖掌控蘇聯國家銀行及其所屬部門的活動,俄政府還宣佈將在最近幾週進行激進的經濟改革和放開價格。顯而易見,在統一的金融財政制度下,這種改革必將導致俄羅斯和其他加盟共和國的商品價格大幅上漲,但是「白宮」對此漠不關心。商店幾乎沒有任何商品,而冬天又將馬上來臨,對於俄羅斯和蘇聯各民族人民來說,這一年的冬天可以說是自衛國戰爭以來最艱難的一個冬天了。
    1991年11月末及12月初,戈爾巴喬夫仍然在克里姆林宮裡辦公,他不斷地召集自己的助手和顧問開會,與各加盟共和國和西方國家的領導人通電話,接待國外的來賓和記者的採訪。但是,蘇聯總統的權力範圍只能局限在克里姆林宮的幾棟大樓裡了。在此期間,戈爾巴喬夫去了一趟離自己辦公室不遠的黨和國家特別檔案館,那裡保存有政治局最重要、最機密的材料,戈爾巴喬夫命令將該檔案館的絕大部分資料用軍用卡車運送到總參謀部。戈爾巴喬夫曾在自己的回憶錄中透露,許多西方國家領導人,還有印度和阿拉伯國家的領導人不僅向他表示了對蘇聯命運及對其本人前途的擔憂,而且還許諾將提供物質和財政上的幫助。然而這些都只是空頭支票。1991年11月初,戈爾巴喬夫曾給當時的英國首相約翰·梅傑發過一封急電:「親愛的約翰!您是『七國集團』的協調人,我向您請求緊急的財政援助。儘管我們採取了一切必要的措施,但是國家外匯狀況仍面臨崩潰的威脅。截至11月中旬,蘇聯為償還外債所缺的外匯資金達到了32億美元,而到今年年底有可能達到36億美元。10月26~27日在莫斯科我們已將所有必要的核算提交給『七國集團』的專家。約翰,為避免事態惡化,我請求您以可以接受的方式資助我們15億美元的靈活資金,其中的3.2億美元希望在11月中旬以前提供給我們。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1991年11月2日。」切爾尼亞耶夫:《和戈爾巴喬夫在一起的六年》,莫斯科 ,1993,第499頁。然而,約翰·梅傑根本沒有答覆這封充滿絕望之情的來信。
    決定烏克蘭未來命運的全民公決於1991年12月1日舉行。1991年8月24日,烏克蘭最高蘇維埃已經通過了關於宣佈烏克蘭獨立的決定,現在將這個問題交給全體公民來決定。戈爾巴喬夫十分清楚烏克蘭全民公決具有的決定性意義,因此在全民公決的當天和前一天,戈爾巴喬夫接受了多家烏克蘭媒體的電視採訪,採訪中他提到了自己的烏克蘭和俄羅斯血統,並竭力說服烏克蘭人民留在蘇維埃聯盟。這些採訪在蘇聯各地電視台進行了轉播,戈爾巴喬夫的前助手格拉喬夫曾評價說:「唉,這次講話的效果遠沒有在福羅斯發表的《告蘇聯全體公民書》的效果好。」安德烈·格拉喬夫:《戈爾巴喬夫》,莫斯科,2001,第408頁。
    烏克蘭全民公決的結果使許多人感到震驚,也使戈爾巴喬夫陷入了絕望。在參加投票的公民中有90 32%,即28804071人投票贊成烏克蘭最高蘇維埃通過的關於宣佈烏克蘭獨立的決定。俄羅斯隨即承認了烏克蘭的獨立,12月5日,葉利欽在克里姆林宮與戈爾巴喬夫會面時說,沒有烏克蘭的加入,聯盟條約便失去了意義。葉利欽同時告知戈爾巴喬夫,他將於12月7~8日在明斯克與烏克蘭和白俄羅斯的領導人舉行會晤,但並沒有說明此次會晤的議事日程,他這樣做的目的也許是怕遇到阻撓,也許是有意為之。當時此次會晤的最終議事日程還沒有制定,誰都不清楚克拉夫丘克將在會晤中提出哪些意見與建議,當時葉利欽和克拉夫丘克的關係已經十分緊張了。烏克蘭擔心俄羅斯會提出領土方面的要求,特別是克裡木的領土問題。而白俄羅斯領導人舒什克維奇只希望討論俄羅斯取消價格限制將給白俄羅斯帶來的經濟問題,因為舒什克維奇並不是國家總統,他的權限也比葉利欽和克拉夫丘克小得多。關於12月5日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的這次會晤,兩人都曾在自己的回憶錄中提到過,但內容卻大相逕庭。蘇聯總統的辦公室曾就此次會晤發佈了簡短的公報,公報中寫道:「兩位總統一致強調,沒有烏克蘭的加入,未來的聯盟將不予考慮……鮑裡斯·葉利欽說,希望在明斯克的會晤中與烏克蘭領導人達成相互理解,他還將與白俄羅斯的領導人簽署雙邊協定……蘇聯總統則強調指出,聯盟條約是唯一的選擇。他強調說:『我堅信,只有在主權國家聯盟範圍內我們才能共同順利前進。我已經和鮑裡斯·尼古拉耶維奇就此達成了共識。』」1991年12月7日《俄羅斯報》。而實際上,葉利欽和戈爾巴喬夫並沒有達成一致意見。葉利欽在與戈爾巴喬夫會面時通常保持沉默,而私下裡他總是憤憤地說,蘇聯總統根本不適應新的局勢,缺乏現實意識。戈爾巴喬夫極力擁護的「獨立國家聯盟」()的主張,被葉利欽稱為「拯救戈爾巴喬夫的聯盟」。弗·巴·伊薩科夫:《肢解》,莫斯科,1998,第84頁。
    維斯庫利景區別洛韋日密林 1991年12月7~8日
    關於別洛韋日三國領導人的會晤已有大量文學描述,所有與會者都對這兩天在白俄羅斯所發生的事件都進行了描繪。我們從戈爾巴喬夫的回憶錄描寫這一事件的章節題目中就能看出他的態度:「背信棄義」和「蘇聯與俄羅斯的黑暗日子」。而葉利欽在回憶錄中將這一章節簡單地稱之為「別洛韋日密林」。戈爾巴喬夫:《生活和改革》,莫斯科,1995,第595~601頁;葉利欽:《總統手記》,莫斯科,1994,第143~153頁。克拉夫丘克則自豪地稱自己為蘇聯和聯盟條約的主要反對者,他回憶道:「葉利欽將條約的文本擺在桌子上,並向我轉達了戈爾巴喬夫的問題:『這個文件您簽不簽,如果不行,那麼經過修改後您是否能簽?』然後葉利欽又對我說,只有我簽了之後他才簽。這樣一來,這個條約的命運完全取決於烏克蘭了。我的回答是:『不簽。』於是大家提出準備起草新條約的問題,專家們為此連夜工作。結果沒有經過任何討論和協商,這份新條約很快就被簽署了。可見,只要沒有被稱作『中心人物』的愚蠢者,一切事情都會迎刃而解。」弗·巴·伊薩科夫:《肢解》,莫斯科,1998,第87~89頁。白俄羅斯領導人舒什克維奇承認自己不是新條約的倡導者,他回憶說:「我建議擬定一份三方公報送交戈爾巴喬夫審批。最初的條約文本要比最終在維斯庫利簽署的條約溫和得多。為什麼要選擇維斯庫利官邸作為會議地點呢?因為它是專為高級領導修建的官邸,配有特殊的通訊設備,旁邊則是一個空軍基地,我也是第一次來到這裡來。應該給我們的政府予以應有的評價,因為所有準備工作都是按照最高級別進行的。我盡量使自己看起來像是這裡的主人,是我將大家請來的……」弗·巴·伊薩科夫:《肢解》,莫斯科,1998,第87~89頁。
到白俄羅斯參加會議的俄羅斯代表團,除了葉利欽之外,還有根納季·布爾布利斯、謝爾蓋·沙赫賴、葉戈爾·蓋達爾、安德烈·科濟列夫,以及葉利欽的助手維克托·伊柳申。白俄羅斯總理維亞切斯拉夫·克比奇和烏克蘭總理弗拉基米爾·福金也出席了會議。三方都派了記者到會,但人數不多,關於會談細節他們知道得要比其他人晚,而且他們又沒有與自己的編輯部的聯繫方式。舒什克維奇和克拉夫丘克的護衛不多,但葉利欽卻隨身帶了由亞歷山大·科爾扎科夫領導的二十多名警衛。會談是在這個森林自然保護區的主狩獵大廳中舉行,大廳旁邊坐落著休息室、桑拿室、狩獵小屋和服務區,與會者中只有克拉夫丘克和福金去林中打過獵。在12月7日下午的會談中,三方領導人就所有的原則性問題達成了一致,而最終的正式文本交由工作小組連夜起草。法學家沙赫賴對文本字斟句酌,而蓋達爾則負責抄寫,因為他的字寫得最漂亮。三國的總統和總理晚上的大部分時間都是在桑拿室度過的,就像舒什克維奇回憶的那樣:「我們六人將任務佈置給工作小組後,便來到了桑拿室,桑拿室中不止我們六人,還有鮑裡斯·尼古拉耶維奇(指葉利欽)的幾名警衛,但談話是在我們六人之間進行的。雖然第二天早晨將決定整個國家的命運,但是似乎除了布爾布利斯之外,在每個人的臉上都看不到一絲莊嚴的神情……」弗·巴·伊薩科夫:《肢解》,莫斯科,1998,第89頁。當領導人們在桑拿室蒸浴的時候,工作小組已經完成了文件的起草任務。據後來謝爾蓋·沙赫賴回憶說:「當時已是深夜了,科濟列夫打算將寫好的文本塞到打字員房間的門下,但他放錯了房間。於是第二天早晨大家不得不手忙腳亂地尋找文件,然後再列印出來,烏克蘭代表團也過來幫助我們。我們將條約列印出來,然後送到大廳,由領導人們進行修改,返回來再重新列印,然後製作副本,我們就是以這樣的速度工作,新條約終於在一天之內誕生了。」1996年12月10日《獨立報》。條約中關於「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作為地緣政治的現實已不復存在」的說法是由布爾布利斯想出來的,而克拉夫丘克提出了「」(聯合體)這個概念,因為他不希望在字面上再看到「」(聯盟)這個詞。條約文本共兩頁,序文中寫道:「白俄羅斯共和國、俄羅斯聯邦和烏克蘭於1922年簽署了聯盟條約成為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成員國,以下稱為『最高締約方』,在此我們鄭重宣佈,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作為國際法主體和地緣政治的現實已不復存在」。條約的第一條規定:「最高締約方組成獨立國家聯合體(,簡稱『獨聯體』)。」第二條中寫道:「從該條約簽訂之日起,在簽署國境內不允許實行第三國的準則,包括前蘇聯的一切準則。」條約的第十四條還規定:「明斯克市是獨聯體協調機構的常設地,前蘇聯機構的所有活動在獨聯體成員國境內一律被禁止。」條約簽署人為:白俄羅斯代表舒什克維奇和克比奇、俄羅斯代表葉利欽和布爾布利斯、烏克蘭代表克拉夫丘克和福金。《俄羅斯聯邦最高蘇維埃人民代表大會通報》1991年第51期,第1798頁。
    在離開維斯庫利之前,與會者將蘇聯解體和獨聯體成立的消息首先通知了美國總統布希,然後才通知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這個順序並不是在事前計劃好的,因為當時舒什克維奇通過專線打電話給戈爾巴喬夫,但撥了很久都沒有接通,而科濟列夫則通過普通國際長途電話與美國聯繫,美國總統辦公室的人剛開始沒有馬上明白對方說的是什麼意思。除了這個最主要的條約之外,三國領導人還就較具體的問題籤署了兩項聲明,他們還達成了一些口頭協定,其中包括關於對戈爾巴喬夫未來的命運,對這個問題的爭論甚至比討論獨聯體國防綱要的時間還要長。
    「別洛韋日協定」簽署後的最初日子
    12月8日深夜至9日凌晨,戈爾巴喬夫不停地與自己的助手和顧問通電話,然後他吩咐將葉利欽、舒什克維奇和克拉夫丘克叫到自己的辦公室來。最後只有葉利欽於中午12點在忠實的科爾扎科夫的陪同下來到克里姆林宮。整個克里姆林宮及其各個入口都已由俄聯邦總統警衛局控制,只有通往三樓的入口一直仍由戈爾巴喬夫的鐵桿護衛把守著。納扎爾巴耶夫在葉利欽之前來到了戈爾巴喬夫的辦公室,他幾乎在所有問題上都支援戈爾巴喬夫。會見持續了一個半小時,但沒有取得任何結果。戈爾巴喬夫當天發表了一項聲明,表示他不同意成立獨聯體的條約,他認為該條約無論是從政治角度,還是從法律角度來說,都是不可接受的。他在聲明中指出:「擅自宣佈蘇聯的滅亡是不可容忍的,蘇聯的命運不應由這三個國家領導人的意志所決定,這個問題只能通過憲法途徑並依照各族人民的意願,由所有主權國家來決定。條約中宣佈禁止執行蘇聯的法律準則是不合法的,也是極其危險的,這只會加劇社會的混亂和無政府狀態。」1991年12月10日《俄羅斯報》。
    俄羅斯領導人中只有副總統亞歷山大·魯茨科伊反對「別洛韋日協定」,他是12月9日才得知這一消息的。魯茨科伊于9日上午來到戈爾巴喬夫的辦公室,他稱簽署條約是對國家的犯罪行為,並建議立即逮捕「為討好美國而簽署這個恥辱條約的三個醉鬼」。魯茨科伊在自己的回憶錄中曾寫道:「聽了我的話,戈爾巴喬夫的臉色變得很蒼白。我們匆匆交談了一會兒,在與我告別的時候,他勸我不要發火,並對我說,一切沒有像我想像得那麼可怕,事態還是可以扭轉的。」弗·巴·伊薩科夫:《肢解》,莫斯科,1998,第96頁。然而,魯茨科伊還是準備了一份措辭極為嚴厲的個人聲明,並開始與葉利欽徹底決裂。在朋友們的勸阻下,魯茨科伊沒有將這份聲明在媒體上全文發表,只在報紙上刊登了其中的寥寥數語,例如「別洛韋日協定」「不可容忍的倉促性」,「蘇聯的解體將導致俄羅斯的解體」等。魯茨科伊當時是俄羅斯副總統,如果發生某些意想不到的情況,他有登上總統寶座的機會。法國《巴黎競賽》週刊的一名記者在12月中旬採訪魯茨科伊時問到過這個問題,魯茨科伊表現得十分驚訝:「願上帝保佑總統別發生什麼意外,我可害怕失去他,我非常敬重他,他是一個坦率而高尚的人。當我們一起參加競選的時候,我曾向他發過誓,永遠追隨他,我不會食言。至於談到讓我領導反對派的問題,只要葉利欽還是俄羅斯的總統,那麼這件事就絕對沒有可能。我才44歲,上帝保佑,我還有時間領導這個國家,目前我只能與葉利欽戰鬥在一起,以積累更多的經驗。」《國外》1992年第2期,第7~8頁。
    12月10日和11日,戈爾巴喬夫發表了幾個譴責「別洛韋日協定」的聲明,並在11日晚上接受了《獨立報》主編維塔利·特列季亞科夫的專訪,這次採訪涉及內容廣泛,但是戈爾巴喬夫的態度卻顯得含糊不清。採訪的題目包括:在目前的情況下,戈爾巴喬夫作為總統應採取哪些措施?戈爾巴喬夫如何理解新的條件下的民族政策?他是否同意擔任「獨聯體名譽總統」?戈爾巴喬夫近期將進行哪些具體活動?戈爾巴喬夫在採訪中談到了舉行蘇聯第六次人民代表大會的可能性,談到了全民公決問題,也談到了他準備為獨聯體的某些制度服務,而不想成為「退職將軍」。舊俄時富商家喜慶時請他們出席,以裝門面。——譯者注下面摘引其中的幾句:「我和葉利欽只是方式方法不同而已」,「如果我發現我所做的事情與我的信念相矛盾,那麼我會重新考慮自己的行為」,「如果事情的進程超出原來的聯盟條約的範圍,那麼我不可能在其他體制中承擔政治責任,我只在現實的體制中負責。我們面臨著我們歷史上非常困難的時期……如果我們希望選擇『煙囪上摘雲彩』的模式,那麼我是不會爬這些煙囪,讓其他人去爬好了」。1991年12月14日《獨立報》。
    無論是在莫斯科和其他加盟共和國的首都,還是在蘇聯一些大城市,人們對蘇聯解體的消息竟然表現得十分平靜,這大大出乎西方和本國觀察家的預料。一些普通百姓和許多政治圈中的人甚至感到了一絲輕鬆,不會有人再對蘇聯政權抱有希望,蘇聯的解體和戈爾巴喬夫的倒台甚至沒有引起任何同情。正如20世紀90年代初的一位反對派領袖瓦西裡·利皮茨基所寫的:「蘇聯解體的過程出乎意料的平靜,幾乎沒有遇到任何反抗。各加盟共和國被出其不意地據為己有了,在俄羅斯的反對派內卻出現了分歧和動搖。這從另一方面證明了:如此劇烈的轉變(一個超級大國的滅亡)竟然輕而易舉地實現了,這就使那些策劃者們覬覦著今後更加膽大妄為的行動,而下一次的分歧點就是蓋達爾的經濟改革。」1993年8月12日《獨立報》。
    烏克蘭最高蘇維埃在1991年的12月10日批准了「別洛韋日協定」,共有367名代表參加投票。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在烏克蘭不太受歡迎,他的講話甚至沒有贏得掌聲,即便如此,仍有288位代表投了贊成票,10人投了反對票,7人棄權,另有62名代表沒有參加這次的記名投票。同一天,「別洛韋日協定」在白俄羅斯也被批准通過,有263名代表投票贊成,2人棄權,另有27名代表雖然到會,但沒參加投票,只有一名代表投了反對票,他就是亞歷山大·盧卡申科。
俄聯邦最高蘇維埃於12月12日開會討論「別洛韋日協定」,葉利欽就在白俄羅斯召開的三國領導人會晤上作了簡短的報告,他的報告贏得了代表們的掌聲。大會辯論持續了兩個多小時,當時在俄羅斯最高蘇維埃中還有共產黨議員團,但他們中卻沒有任何代表發言,而謝爾蓋·巴布林則代表俄羅斯全民協會發言反對批准該條約。他義正詞嚴地指出,在俄聯邦只有俄羅斯人民代表大會才有權通過這樣的憲法文件。巴布林還十分肯定地指出,現在是1991年,不應將1922年的聯盟條約當成現行文件援引,目前國家實行的是1977年憲法,而明斯克條約是對憲法的肆意踐踏,甚至是全盤否定。巴布林最後說:「『俄羅斯全民協會』和『俄羅斯議員團』歡迎將無能的中央政權從政治舞台上趕走,我們始終贊成重建一個統一的聯盟制國家,其基礎應該是白俄羅斯、俄羅斯聯邦、烏克蘭及哈薩克斯坦組成的堅實聯盟。」謝爾蓋·巴布林:《祖國的變革》,莫斯科,1995,第49頁。「別洛韋日協定」最終還是在俄聯邦獲得通過,188名代表投票贊成,7 人棄權,62名代表沒有投票,有6人投了反對票,他們是巴布林、伊薩科夫、康斯坦丁諾夫、雷索夫、波洛茲科夫和巴甫洛夫。
    當「別洛韋日協定」在基輔、明斯克和莫斯科先後獲得批准之後,戈爾巴喬夫接受了幾家媒體的採訪,從他的話語中流露出忐忑不安的心情和前後矛盾的立場:「一些法西斯獨裁者將篡奪政權……」,「我認為國家觀念是目前的主要問題」,「我不認為,在白俄羅斯簽署的條約具備實行的機制」;「我們蘇聯來到這個世界已經60~70年了,它不應該毀在我們的手裡」,「俄羅斯領導人利用了烏克蘭」,「我早預料到會這樣」,「只有當聯盟條約徹底完結時我才辭職」,等等。戈爾巴喬夫每天仍然到克里姆林宮的辦公室上班,他與幾乎所有的西方領導人通電話,闡述自己的立場和見解。在這期間,戈爾巴喬夫還簽署了多項命令,包括關於授予蘇聯勳章和獎章的命令、對蘇聯國務院決議的補充和修改命令等。1991年12月11日,戈爾巴喬夫下令為1991年在科學、文學、藝術和建築領域取得突出成就者頒發蘇聯國家獎。獲獎人數眾多,其中有作家維克托·阿斯塔菲耶夫和布拉特·奧庫賈瓦。然而由誰來出面,又如何授予這些獎項呢?12月13日,戈爾巴喬夫對蘇聯外交部下達了一系列的任免和調動命令,當時愛德華·謝瓦爾德納澤已任外交部長一個多月,戈爾巴喬夫已不能與潘金共事,葉利欽對謝瓦爾德納澤的任命沒有提出任何異議。第二天,戈爾巴喬夫又下令對軍隊機關進行了一系列的任免及調動,他還確定了蘇聯軍人的入伍誓詞。12月20日,又有一大批演員被授予「蘇聯人民演員」的稱號。僅在12月21日這一天,戈爾巴喬夫就簽署了28項命令,其中大部分是授獎命令,也就是在這一天,戈爾巴喬夫終於明白,其實是有人使他明白,是他該離開的時候了。在與法國總統密特朗通電話時,戈爾巴喬夫說,最近幾天他將宣佈自己辭職的聲明。
    獨聯體第二次誕生
    獨立國家聯合體的第一次誕生是在維斯庫利的別洛韋日密林中。幾天之後,即12月11日,亞美尼亞宣佈加入該組織,摩爾多瓦於12月12日宣佈加入。12月12日,中亞各國和哈薩克斯坦的領導人聚集在阿什哈巴德,他們對三國事先未與他們進行任何協商就簽署「別洛韋日協定」氣憤不已,然而他們已經別無選擇,12日晚,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土庫曼斯坦與其他國家一樣成為獨聯體平等的成員國。隨後,阿塞拜疆和格魯吉亞也宣佈加入獨聯體。如此一來,關於成立獨聯體的條約應重新起草,不是以三國的名義,而是以12個前蘇聯加盟共和國的名義共同起草。12月11~20日,在莫斯科和其他國家的首都人們就此問題進行了緊急磋商。戈爾巴喬夫沒有被邀請參加協商,但是他自己提出了多項建議,並發給了在阿拉木圖參加談論條約內容的人。他在建議中提到,應該確定從蘇聯到獨聯體的過渡時期,在蘇聯這樣一個複雜的體系中,各個國家的獨立不能操之過急,一蹴而就,否則就會陷入可怕的危險之中。戈爾巴喬夫在建議中還列舉出不可能、也不應該被各共和國「分割」的機構,為了保證這些機構的正常運行,應保留一些領導機構或者是協調機關。最棘手的問題是關於蘇聯軍隊的命運及其戰略組成問題。當然,戈爾巴喬夫的這些想法無可指責,戈爾巴喬夫最後還提出,在這些跨國間的機構中他可以找到一席之地,發揮自己的余熱。1991年12月17日,蘇聯總統顧問和新聞秘書安德烈·格拉喬夫在記者會上說,戈爾巴喬夫自我感覺很好,他處在能充分發揮自己才能的狀態中,並就「過渡期」的問題做了大量工作。「戈爾巴喬夫關心的是從蘇聯到獨聯體的轉變進程應在民主的框架內合法、公開地進行。」格拉喬夫指出:「我沒有感覺到戈爾巴喬夫時代已經結束,他是一個注重過程而不是具體職位的人,我們在相當長的時期內都要談論屬於他的時代。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並沒有考慮辭職問題。」1991年12月18日《消息報》。
    與此同時,葉利欽正加大力度繼續搗毀蘇聯殘餘的政治和經濟機構,以迫使戈爾巴喬夫辭職。戈爾巴喬夫當時提出應在人民代表大會上宣佈蘇聯解體的決議,至少也應在蘇聯最高蘇維埃會議上宣佈。作為最高蘇維埃人民代表,我們的權力能被保留下來,因此我們經常聚集在最高蘇維埃進行一些非正式的協商和座談。然而根據葉利欽的建議,俄羅斯最高蘇維埃決定從蘇聯最高蘇維埃中召回俄羅斯的代表,這就剝奪了我們參加總結會議的機會。12月19日,葉利欽決定終止蘇聯外交部的活動,第二天,蘇聯國家銀行被撤銷,改稱俄羅斯銀行。早在12月14日或15日,葉利欽就已通知戈爾巴喬夫,俄聯邦總統辦公廳和總統本人將在克里姆林宮裡工作,戈爾巴喬夫應盡早離開克里姆林宮,這是對戈爾巴喬夫的最後通牒。葉利欽後來解釋自己的這一決定時寫道:「我的決定帶有原則性和戰略性。克里姆林宮不僅是建築藝術的瑰寶,而且是最重要的國家設施,這裡配備了國家的國防體系和指揮行動系統,從全世界各地發來的密碼電報都彙集到這裡,這裡裝有最精密的安全體系。克里姆林宮是國家的象徵。毫不客氣地說,從克里姆林宮驅逐一個人至少需要一個新的『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克里姆林宮是國家政策穩定性、長期性和堅固性的象徵。在我進入克里姆林宮前一周就通知了戈爾巴喬夫及其總統辦公廳,而且所給的準備期限十分寬裕。」鮑裡斯·葉利欽:《總統手記》,莫斯科,1994,第162頁。
    戈爾巴喬夫非常沉痛地接受了葉利欽入主克里姆林宮的決定,他的一位親信建議他可以離開克里姆林宮,但不能辭去蘇聯總統的職位。世界上有流亡政府,也有流亡的君主和總統,蘇聯總統同樣可以存在,只是手中已沒有任何實權罷了。戈爾巴喬夫沒有接受這樣的建議,他一直在等待來自阿拉木圖的消息,12月20日晚上,11個國家的領導人都聚集在那裡進行緊急磋商,只有格魯吉亞總統沒有到會,因為這個國家發生了內戰,茲維阿德·加姆薩胡爾季阿總統被反對派領導的武裝力量包圍在第比利斯政府大廈的總統辦公室中。
    12月21日,新的獨立國家聯合體在阿拉木圖誕生了,這是由11個前蘇聯加盟共和國組成的聯合體。葉利欽、克拉夫丘克和舒什克維奇簽署了《關於成立獨立國家聯合體和終止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宣言》,阿塞拜疆總統穆塔利博夫、哈薩克斯坦總統納扎爾巴耶夫、烏茲別克斯坦總統卡裡莫夫、亞美尼亞總統彼得羅相、塔吉克斯坦總統納比耶夫、吉爾吉斯斯坦總統阿卡耶夫、摩爾多瓦總統斯涅古爾和土庫曼斯坦總統尼亞佐夫也在文件上先後簽字。此外,11國的領導人還簽署了其他幾項決議和議定書,其中包括對戈爾巴喬夫的專項決定。獨聯體成員國的領導人在決定中通知戈爾巴喬夫,蘇聯的總統制已經結束,他們對戈爾巴喬夫作出的「積極貢獻」表示感謝。此外,決定中還為戈爾巴喬夫規定了終身的養老金,為他本人及其家人提供終身醫療服務,並為其配備20名警衛和兩輛專車——「吉爾-115」和「嘎斯-31」。獨聯體國家領導人「下達命令,由俄聯邦政府負責解決上述所有問題」。
    戈爾巴喬夫下台
    阿拉木圖決議是在12月21下午報告給莫斯科的,戈爾巴喬夫當天開始準備辭職聲明,但他並沒有急於公佈,因為還有一些問題需要單獨和葉利欽商討,因此戈爾巴喬夫等著葉利欽從哈薩克斯坦的歸來。兩人之間的最後一次單獨會見安排在克里姆林宮,會見持續了10個小時。許多問題都有了最終的答案,其中包括「戈爾巴喬夫基金會」的安排,前總統的個人安排和養老金問題,以及戈爾巴喬夫的助手和辦公人員的安排問題等。12月25日晚7點,戈爾巴喬夫簽署了辭去蘇聯總統職務的命令,隨後他邀請攝像人員和新聞記者來到自己的辦公室進行電視直播,前蘇聯的幾家電視台和世界上153個國家的電視台都轉播了辭職聲明的內容。戈爾巴喬夫的最後一次發言並沒有包含深刻而有意義的思想內容,他毫不掩飾自己的傷心,他表示沒有完成自己應負的使命,但又稱為自己所做的一切感到自豪。他最後說道:「我是帶著一顆不安的心離開的。」電視講話之後,戈爾巴喬夫又回答了記者們的幾個問題,然後他回到了自己的辦公室,準備將核密碼移交給葉利欽。然而與戈爾巴喬夫見面的卻是國防部長沙波什尼科夫,葉利欽由於不滿戈爾巴喬夫最後講話的內容而拒絕在前總統的辦公室中接受核密碼,他建議在克里姆林宮的另外一個地方進行交接儀式。但是戈爾巴喬夫拒絕了葉利欽的建議,他在沒有任何電視攝像的情況下將兩名上校交給沙波什尼科夫指揮,這兩人時時刻刻都跟隨在國家元首身邊,是專門保護「核密碼箱」的。戈爾巴喬夫最後的告別晚宴是在克里姆林宮的核桃廳中進行的,只有他身邊最親近的五個人參加。在這最後的時刻,戈爾巴喬夫辦公室的電話竟然沒有響一聲,沒有任何人表示支援與同情。
在戈爾巴喬夫做電視講話的時候,克里姆林宮總統府圓屋頂上紅色的蘇聯國旗被降了下來,升上了俄羅斯的三色旗。沒有任何人來送行,戈爾巴喬夫孤獨地回到自己的別墅,而幾天之後戈爾巴喬夫連這個地方也不得不離開了。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就此正式宣告結束。
    12月25日晚,美國總統布希正式宣佈,美國承認俄羅斯、烏克蘭、白俄羅斯、亞美尼亞、哈薩克斯坦和吉爾吉斯斯坦的獨立地位。12月27日早晨,葉利欽搬進克里姆林宮前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的辦公室中。1991年12月30日,獨聯體成員國的領導人再次會集明斯克,以解決一系列重大問題,其中最重要的是關於戰略性核導彈的問題。俄羅斯的歷史從此掀開了新的一頁。
    當獨聯體各國的領導人有意冷落戈爾巴喬夫的時候,西方國家和許多第三世界國家的領導人卻紛紛發來電報,並發表紀念戈爾巴喬夫的專題文章。「他復興了蘇聯外交」,「他將國家從持續70年的停滯和壓迫中解救出來」,「他為德國的統一作出了決定性的貢獻」,「沒有幾個人可以改變歷史,而戈爾巴喬夫卻做到了」,「我認為他是近百年歷史上最傑出的人物」,「他是將自由還給了東歐各國的偉人」,「他以和平方式將自由賦予了蘇聯各族人民」,「他是位勇敢的領導人,他將永載史冊」,「他最終將被認為是20世紀最偉大的改革家」。這些都是各國領導人來信中的隻言片語,其中包括科爾、撒切爾夫人、梅傑、裡根、梅內姆、密特朗、瓦爾德海姆等等。而中國的新華社則刊登了一篇譴責戈爾巴喬夫及其「新思維」的聲明,文中指出正是新思維導致了蘇聯的「政治動亂、民族內訌和經濟危機」。西方許多著名報紙和雜誌的評論也極具批判性:「戈爾巴喬夫是個徹底失敗的改革家」,「他使許多企業對所謂的『改革』充滿希望,然而卻以破產告終」,「戈爾巴喬夫極不光彩地離開了」,「他不是稱職的領導人,他斷送了現有的國家制度,卻沒有找到更合適的替代」,「他走完了通向意外的天堂之路」,這些只是援引西方廣播和報紙上的一小部分評論。1991年12月,一些俄羅斯和西方的觀察家就戈爾巴喬夫的歷史作用問題作了更深刻而全面的評價,其中阿爾貝特·普盧特尼克在《消息報》上撰文指出:「對歷史而言,改革的總設計師以何種理由進行改革其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改革的成果如何。那麼蘇聯改革的成果是什麼呢?這就是強大帝國的覆滅、共產主義神話的破滅,以及阻礙經濟和意識形態發展的蘇聯極權制度的結束……戈爾巴喬夫自負地認為自己是共產主義思想的鼓動者和宣傳者,是社會主義道路的忠實擁護者,但正是他一步步地將由斯大林主義構築的堅實堡壘、被認為是牢不可破的制度徹底摧毀了……他的出現比他的離去意義更為深遠。」1991年12月24日《消息報》。時任布希總統國家安全顧問的斯考克羅夫特也在自己的政治日記中寫道:「一切就這樣結束了,我確實沒有想到我會親眼看到這一切的發生。這使我感到震驚,簡直令人難以置信……戈爾巴喬夫所有光環的背後隱藏著一個致命的不足,他沒有能力採取強硬果斷的措施並將其付諸行動,他是拖延時間、看風使舵的高手。在最高蘇維埃會議上,他曾不止一次地遭受攻擊、面臨絕境,但他都予以了巧妙而有力的回擊。然而,當需要制定和鞏固強硬的經濟改革方針的時候,他卻像哈姆雷特一樣選擇了逃避。我把這種搖擺不定的趨勢稱作是缺陷,而如果從我們的角度來看,這應該是嘉獎。」《人物》,《獨立報》1998年第20期,第7頁。
    西方和東方對戈爾巴喬夫的評價褒貶不一,這不僅因為出於各自不同的利益,而且也因為不能以一個統一的定義和標準來為戈爾巴喬夫定論,他對社會的貢獻可以說是功過參半,他做的一切該怎樣在歷史的天平上衡量?有人主張原諒戈爾巴喬夫所做的一切,安德烈·諾維科夫就曾寫道:「戈爾巴喬夫所實行的政策是符合道德規範的,為此就應為他樹碑立傳。誠然,他輸掉了改革,輸掉了偉大帝國的帝王權杖,甚至輸掉了整個帝國和人心,但是,他卻贏得了另外一種對現代人來說難於理解的東西,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政治新思維』。戈爾巴喬夫的失敗有其個人性格因素:隨和寬容、優柔寡斷和思想執著。失敗還緣於客觀原因,本身具有的客觀屬性使這個帝國看起來就像是由生銹的釘子胡亂釘合在一起,這個帝國的任何改革都將不可避免地失敗,然而戈爾巴喬夫統治時期的劃時代意義並不在此。也可以說,他的失敗是他自覺自願的選擇,是他立場態度的表現。無論是人民,還是反對派,都沒有給予他應有的尊敬。」1995年4月5日《文學報》,第11頁。這是頗為奇怪和錯誤的觀點,戈爾巴喬夫改革失敗的代價太過沉重,怎麼能夠就這樣簡單而輕易地逃避責任呢?還有一些文章的作者認為戈爾巴喬夫根本不配稱為改革者,弗拉基米爾·帕斯圖霍夫指出:「從嚴格的字面意義上說,戈爾巴喬夫並不能被稱為改革家,真正的改革者應為自己的活動設定明確的終極目標,而戈爾巴喬夫並不具備這點,他的指導原則是『不能這樣生活』,這就使得他更多地不是主動去爭取,而是在逃避。」《大城邦——特快》,1993年12月8日。牛津大學政治學教授阿爾奇·布朗對這種評價提出了異議,他寫道:「在看到戈爾巴喬夫的錯誤和失敗的同時,我們也應注意到他所面臨的困難和阻礙,有理由把戈爾巴喬夫稱為俄羅斯歷史上最偉大的改革家之一,他對20世紀下半葉的世界歷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他在結束『冷戰』方面做出了任何人無法比擬的貢獻,他促進了國家關於言論、出版、結社、宗教、移民等方面的自由進程,如今的俄羅斯是其漫長的歷史中最自由的一個時期。」布朗認為:「戈爾巴喬夫改革的功績及最大的成果便是共產主義的崩潰,以及摒棄了共產主義的目標和手段。」阿爾奇·布朗:《戈爾巴喬夫》,《牛津大學校刊》,1996,第317~318頁。然而他也許不知道,亞歷山大·克倫斯基早在1917年的時候就使俄羅斯成為當時世界上最自由的國家,但是當時有誰利用了這個自由了嗎?以法律和秩序為根基的自由才是最有價值的自由。戈爾巴喬夫使俄羅斯變成了貧窮落後、分崩離析、備受凌辱的國家,變成了拋棄自身傳統的自由國家,這不是所謂的傑出貢獻。
    我認為,對戈爾巴喬夫本人及其活動的最真實的評價,可以從戈爾巴喬夫多年的顧問和助手的文章或描述中窺見一斑。阿納托利·切爾尼亞耶夫曾表示過,戈爾巴喬夫明白,像蘇聯這樣的兵營式社會,需要有人「指揮」進行變革。「於是他便來指揮,最初的三年他試圖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改變社會,直到1987年他才開始懷疑這條路線。1987年夏天,他在克裡木對我說:『阿納托利,你知道嗎……我將走得很遠,很遠,沒有人知道我會走多遠。』然而到了1988年,他所啟動的改革進程竟然超出了他的設想,他已無力控制被他所解放的社會及知識分子力量,他沒有任何神奇超凡的想法,只是強迫這個系統運轉,而對系統本身他卻從來不曾懷疑過。他也希望推陳出新,但是他自己都不清楚,如何建立這種『全新的狀態』。曾有過朦朧的希望,但這只是過眼雲煙。戈爾巴喬夫不具備『偉人』的個人品質,但他卻從事著一個偉大的事業,從歷史角度來看,也許這更為重要。」《國際生活》1993年第7期,第50~53頁。沙赫納扎羅夫曾寫道:「戈爾巴喬夫太急於求成,他甚至過分地急於著手改革,而這種改革早在二三十年前就應當著手進行。蘇聯解體是世界性的悲劇,但它並不是民主化突飛猛進的結果,而是這個進程整整晚了二十多年。這個體系已承受不了如此重壓,已經開始出現瓦解的跡象,於是它便很容易地成為敵對的社會和政治力量的犧牲品。」格·沙赫納扎羅夫:《與過去歲月訣別》,莫斯科,2001,第34頁。安德烈·格拉喬夫則認為,戈爾巴喬夫的失敗是不可避免的。「他只是發揮核反應堆中的燃料棒作用,而這個核反應堆正是由他本人在俄羅斯挑起的新一輪的混亂。當他不再積極地發揮燃料棒的作用時,他也就完成了他的絕大部分使命。事情主要在於,戈爾巴喬夫並不知道,歷史想要什麼,歷史最終將他本人、他的國家以及他所進行的改革帶向何方。」2002年4月11日《獨立報》。應該補充一點,戈爾巴喬夫不僅不知道歷史要什麼,而且也不知道他自己到底要什麼。他的觀點總是模糊不清,表述不明。戈爾巴喬夫慘敗的主要原因在於:雖然戈爾巴喬夫得到了大部分知識分子的支援,當然這種支援也是有條件的,但他從來沒有得到過人民大眾的支援。如果沒有人民的支援,那麼如何建立一個真正民主的社會呢?(作者:羅伊·麥德維傑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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