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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0/24

明治維新誤讀與中國曲折復興

中國和日本幾乎是同時遭遇西方的堅船利炮(不是普世價值),也幾乎是同時進行改革自救。然而,與日本成功走向現代化進而擺脫被西方殖民化的危險不同,中國的洋務運動、戊戌變法以及最後的辛亥革命都以失敗而告終。中國全面現代化的成功最終還是要等到1978年的改革開放時代。中國的現代化過程相對於日本要曲折的多,艱難的多。當然,我們可以巨集觀性地認為中國的規模(人口、文化傳統)要遠超日本,面對時代的轉折,反應自然要慢於船小好掉頭的日本。然而,具體到微觀層面,卻不得不承認,對明治維新的誤讀是中國復興如此曲折的重要原因之一。
  甲午之戰,一向不被中國放在眼裡的日本居然完勝中國。不久之後,日本竟然擊敗世界另一強國俄羅斯,首開亞洲黃種人打敗歐洲白種人先河 。在這個過程中,倍受刺激的中國精英階層經過反思,認為是中國的改革僅僅停留在器物層次,而日本則走向了制度層面。於是才有激進的戊戌變法。然而這次失敗,又把責任歸根於中國封建皇權勢力的強大,於是才又有了更為激進的辛亥革命。然而,這兩場激進變革不但沒有改革中國的命運,反而更使中國加速向下沉淪。在這個背景下,中國知識精英再次進行深反思,認為是中國的文化落後,於是掀起了一場以西方價值觀為核心的新文化運動。然而,一場“五四運動”使這場新文化運動發生轉向,來自蘇俄的共產主義在成功的本土化後,成為主導中國命運的政治思潮。在經過近三十年的探索後,才最終走向改革開放之路。  從這個歷史進程,可以發現有兩個判斷決定了中國奮鬥的方向。一是認為器物層次的成功 不足以改變中國命運。二是封建皇權過於強大,導致任何改變都無法在中國進行。然而,如果認真剖析日本的明治維新,我們會發現這兩個判斷都是錯誤的,而被誤導的國人就從一個(制度)革命走向另一個(文化)革命,最終導致了中國現代化的曲折。  日本的明治維新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器物層面的改革,根本沒有實質上制度層面的變革。明治本身也是來自於封建體制內的武士階層發動的政變。雖然後來掛著君主立憲的幌子,但誰都知道,日本建立的是實君立憲,也就是說,皇帝壟斷一切權力(行政、司法、立法、軍事),所謂的內閣不過是天皇的大臣而已,只不過改了稱號。明治天皇確立的《大日本帝國憲法》,明確規定國家主權屬於天皇,內閣、議會、法院只是天皇的輔助機構,國民是天皇統治下的臣民。內閣 由天皇任命的各大臣組成,並依法對天皇負責。雖有民選的眾議員,但議會在官員任命、條約締結、宣戰和媾和方面沒有絲毫權力。與非民選的貴族院相比,眾議院唯一的優勢在於預算上的先議權。就是所謂的選舉,由於設置了種種條件,僅有45萬名選民,占日本人口的1.1%。可以說,明治憲法遠遠比不上清朝末期的欽定憲法大綱,就是百日維新也相差甚遠。如果從制度進步的角度講,日本還遠遠落後於中國。  其次,中國變法的失敗不僅不是由於封建皇權的過於強大,恰恰是皇權的弱小才導致變法的失敗。日本明治維新成功的關鍵因素是明治天皇權柄獨綱,因此可以強行推動任何器物層面的變革。不僅如此,就在是在國家財富上,皇室也是據有壟斷性的地位。其占有的土地超過全國其他地主的土地總和,其財富與 國家歲入不相上下。  反觀清朝,就是修一條鐵路也由於保守派的反對而無法做到。最為荒唐的是,當列強瞞天過海修建了一條鐵路後,清政府居然花巨資買下然後再拆掉。而根本原因就在於皇權的衰落。清朝的洋務運動真正開始於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然而此時掌握權力卻已經是名不正言不順的慈禧。對於她來說,第一位是鞏固自己的權位,為此不得不對各種勢力進行妥協和合作,同進還挑起各種勢力的內鬥,以讓她從中維持平衡。當洋務派得勢的時候,她就扶持頑固派。在這種情況下,沒有強大皇權完全支持的中國洋務運動只能是備受制約。反觀日本,盡管由於實行激進的改革,僅明治前十年就引發了一百五十多次農民起義,甚至封建武士的叛亂,以致發生內戰。但都被大權獨掌的明治殘酷的鎮壓下去。可以 說,由於強大的皇權做保障,任何敢於挑戰新政的集團都被粉碎,從而確保了維新的順利進行。等到光緒親政,更是名不符實的皇帝。他進行激進的變革,甚至連自己都搭了進去。皇權之孱弱可見一斑。其實象中國和日本這類長期封建歷史的國家,要想變革,或者要想盡快而且成本最低的變革,只有依靠強大的皇權自上而下的進行。而這必須要求皇權有足夠的權威與能量。這就是為什麼日本成功了,而中國失敗的原因。等到光緒和慈禧退出歷史舞臺,封建皇權的權威幾乎蕩然無存,別說進行變革,自身的存續都是問題了。  不過明治一朝雖然沒有在制度上取得突破和進展,但卻成功的做到了兩點。一是把日本從一個封建國家改變為一個現代意義的民族主義國家。頗為諷刺的是,中國完成這一步,則要等到1937年日本 全面侵華。二是社會體制、經濟模式完全資本主義化。不過日本的制度演進還是有的,就是從封建皇權主導的富國強兵走向擴張的法西斯主義,最後導致了日本的毀滅,八十多年的艱辛成果努力付之一炬。  今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六十周年,這六十年放到1840年以來的歷史長河中,是如何贊譽都不為過的。而中國之所以成功,是因為正確吸取了這一百多年的經驗和教訓,走出了一條適合自己國情和政治傳統的道路。因此,回顧對比中日的成功得失,仍有現實的意義。  (法國巴黎宋魯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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