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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1/25

​一見“周民”之用即知清華偽簡十《四告》係今人偽造

一見“周民”之用即知清華偽簡十《四告》係今人偽造
 
雖然偽簡集成的清華偽簡十尚未正式上市,但有力人士已獲知內線,而紛紛當成火紅熱聞搶頭香,而不知丟人現眼。
 
清華偽簡十裡的模仿西周帝王的誥文的今人偽造品的《四告》,首先被浮出抬面。其中的第一篇,是今之偽造者以《尚書‧立政》為藍本所打造的,當然裡頭有不少是明眼即知是把《尚書‧立政》語句以偽造者的思維再加上自我想像力予以重構的。但今人就是今人,不管這些寫偽簡的民科是如何打敗學院派無識的所謂學者,而造出的文句讓象牙塔裡的讀死書讀書死的學界賣狗皮膏藥的學界術士們景仰膜拜,但偽造者的學藝不精,在模造偽古西周文時不免把後世的用法寫入,造成笑料,並使學藝不精的古典學研究者大上其當。
 
簡12-13內有“惟作立正、立事,百尹、庶師,俾助相我邦國,和我庶獄庶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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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0/26

被音樂史談錯了的周代的俗樂 ───誤把詩經及楚辭當俗樂

被音樂史談錯了的周代的俗樂 ───誤把詩經及楚辭當俗樂

(劉有恒:《中國古代音樂史辨正(甲集)》,台北:城邦印書館,2019)

一、西周篇
 
西周,是周朝封建宗法制度紮實實行的時代。階級制度森嚴,貴族與庶人如天地之判。所謂『刑不上於大夫,禮不下於庶人』。西周的封建制度,就是貴族的統治,更詳言之,就是周族或歸順周族的氏族為統治者,為貴族;而其統治地原有的各氏族或被征服的氏族即被統治者的庶人。當西周之初,征服之地地廣,而周族當日滅商,依史家考查,至多十多萬人,分封了數十國,每一國拿周族去分配,能分到若干人呢,由於相比於被統治的其他土著氏族的庶人為稀少,所以周族人立國必建都城及其他的較少的邑,周族這些統治者居於城邑之內,稱為『國人』,而對於其統治的城邑外的庶人而言。在國人這些高低層級的周族人之中,每一國人,最低為『士』,都得自十三歲起受詩受禮的教育,較長更要受騎馬射箭,即打戰的訓練,而在西周封建制度下,只有貴族有受教權,其他的庶人,並無受教權,因此都是大字不識一個的文盲,也不可能寫什麼國風這些民間歌詩出來。至多只有小吟幾句隨口俗謠,尤其是災異之謠。因此,周朝有制度,是要派人去採庶人之所傳的祅祥的謠,提供統治者天子『辨祅祥於謠』(《國語》),而貴族子弟年滿十三歲必須讀詩,其教材何來,即要求卿大夫到士的各級在列者的貴族,都要『獻詩』(《國語》),《詩經》一書就是貴族獻詩後,經樂官整理成,由周天子頒佈的貴族教材。

西周封建制度之下,知識把持在貴族手中,庶人沒有知識,即,無法寫詩,也不能有成偉大詩篇的學力,故詩三百,成於有知識的貴族之手,乃西周封建制度下的客觀事實。

西周貴族,禮樂射御皆須習,而對於其受封而統治的當地,因為受到有『獻詩』的責任義務,於是也要了解一些當地的土俗,而在其詩作裡當作題材,這就是所謂詩經裡的十五國風的詩的來歷。有些國風的詩十分明顯,從用辭遣字裡即可看出是貴族之詩,因為所述都是貴族生活的林林總總,而有些詩,也有述及統治當地的庶人固有風俗節日及庶民的生活愛情,這些由寫詩的貴族取用的民間題材,都加上詩化的處理,並且還被主編的樂官再加上配合音樂上的需要,形式再加以調整。

這些由貴族的獻詩,經周天子的樂官整理,再加上周朝固有的宗廟歌的『頌』,於是就編成了詩三百,而且還都配上了雅樂,稱為『周樂』(周天子的雅樂),此即,吳國公子的季札,於東周春秋時代,孔子八歲時的前770年,到魯國,觀『周樂』表演時,聆聽到演唱周朝雅樂的《詩經》的國風及大小雅及頌,因此可知,《詩經》裡的大小雅及頌,固然是雅樂的成分,而十五國風,全都配上了雅樂,是周朝雅樂組成的一部份。而周代的俗樂,不是《詩經》的十五國風,因為那些都是雅樂,所以孔子才會說,詩三百,都是『思無邪』,因為,是孔子所好的雅樂。

但是,不只中國的文學界弄錯,把雅樂的《詩經》,當成了民間歌曲,而且,連中國的音樂學界,所有著作,無一不明原委,把國風當成周朝的俗樂,於是一部音樂史,於周代所述都非真正周代的俗樂,而是張大雅樂,反而把俗樂弄不見了。

其大者,如楊蔭瀏於文革前成書出版而於文革後又再當成初版的《中國古代音樂史稿》,於周代的論及俗樂時,其談周代,即書中的第三編,其中的第三章的西周,談的全都是雅樂,沒有談到詩經的雅樂的關係,及詩經裡的國風於西周己開始被經由貴族獻詩而作為周天子教育貴族子弟的教材。到了第四章,談到東周時,就把雅樂裡的十五國風當成民間歌曲,而以『民歌的收集和以民歌為基礎的創作活動 (1)「采風制度」(2)最早的詩歌總集─《詩經》』專文大談特談。不只談錯了東周春秋戰國時期興盛的俗樂,而且又把楚國任巫史之官的屈原此位貴族的作品,即,南方楚國的雅樂及士人荀子的成相,當成了楚地民歌的一環,於是其中國音樂史裡所述及的周朝的俗樂,都是拿著周朝的雅樂裡的國風或楚國貴族的楚辭談成了俗樂。後之中國音樂史的著作,全部數十年來,沒有一本有談對的,真是可歎,把雅樂當成俗樂,可見中國音樂學界學術水平之大多低下,從楊蔭瀏此人的著作被後人虛譽可以看出。其書中整個談周代音樂的各章節的編目,今列之於下,以供讀者按之比對其說之誤:(按,此論周朝音樂裡,還有欺騙之論,如談到律學時,欺騙說,史料裡沒有任何有關曾運用管律之論,周律都是弦律,吾人只要舉周傳說黃帝命伶倫到西域取竹為律即知楊蔭瀏論學還用騙的)

『第三編:西周、春秋、戰國(公元前11世紀─前221)
第三章:西周(公元前11世紀─前771)
(一)概況
(二)大武
(三)音樂的階級化和等級化
(四)音樂機構和音樂教育
(五)統治階級利用民間音樂
(1)五類樂舞 (A)六代樂舞(B)小舞(C)散樂(D)四夷之樂(E)宗教性的樂舞
(2)應用音樂的場合
(3)音樂節目
(4)樂隊的排列
(六)與國外音樂文化的交流
(七)樂器和樂律 (1)周代的樂器(2)周代的樂律(3)「律」和「同」、「呂」(4)樂律、音律、律呂、律制
第四章:春秋、戰國(公元前770─前221)
(一)概況
(二)民歌的收集和以民歌為基礎的創作活動 (1)「采風制度」(2)最早的詩歌總集─《詩經》(3)南方的民歌和屈原的創作(4)說唱音樂的遠祖─《荀子‧成相篇》
(三)樂曲的藝術性(1)《詩經》中所包含的各種曲式(2)《楚辭》中的幾種曲式因素─「亂」、「少歌」和「倡」 (3)《楚辭》中的幾種曲式(4)《成相篇》中的說唱音樂節奏(5)歌曲中的調式變化
(四)音樂生活和音樂表現技術的發展 (1)音樂與日常生活(2)民間歌唱家(3)有關說唱藝術的幾點理論(4)琴的演奏技術(5)角色的創造
(五)音樂文化的地區特點和相互交流
(六)統治階級和音樂文化的關係
(七)樂器和樂律 (1)樂器(2)最早的樂律計算方法─三分損益法(3)旋宮的理論(4)調式的運用(5)接近新音階的音階出現
(八)音樂美學理論的發展 (1)儒家(2)墨家(3)道家(4)音樂的娛樂作用:樂一樂一欲(5)生活、音樂實踐、音樂理論』

按,西周,因為尚未如東周時的禮崩樂壞,因此,是處於嚴格的封建制度之下,庶人沒有知識,以力田為業。其一些生活愛情題材,縱有被貴族取來寫成了詩,成為詩經國風所出,但即使在國風裡,仍多貴族生活之作,不少為『國人』生活愛情詩,我們從很多國風詩篇愛情詩裡談到城『門』,即知,是生活在國中的貴族的『國人』的愛情或生活詩,在城門內外當成談情說愛的場所。即,國風裡,描寫國人的詩比描寫庶人的題材的詩多得太多,國風仍是貴族生活及愛情的一個活潑的面相。至於庶人,一年四季忙於本業的力田,除了他們有些謠,述及祅祥災異者,被貴族聽到而傳之於天子外,他們沒有學力去寫出任何的《詩經》中的一篇詩出來。而對於西周的俗樂,因為史料不足,且多為傳聞無實證,也無從論起。

二、東周篇

東周春秋戰國時期,周朝封建的井田制度破壞,庶人及貴族因著戰亂,亡國或亡家,故有知識的貴族散入民間,而庶人也開始脫離井田的朿縛,各國兼併求才之需,故散入民間的貴族有學問,於是諸子百家並起,學術傳入庶人,庶人與貴族階級打破,貧如蘇秦都可以當六國宰相。於是時,才真正有民間的俗樂的流行。即,所謂最早的『鄭衛之音』,即,鄭衛兩國的流行歌曲。鄭、衛,並不是雅樂的詩經裡的鄭風及衛風,那些早年採入詩經成為雅樂的一部份,是貴族所作編入詩經此一教材裡的國人為主的生活,而非有當日的民間,一如春秋戰國以下的庶民可同貴族並起並坐的時代的音樂,民間於東周,己是知識遍佈於民,有能力歌且謠,故俗樂才具備有成立的客觀條件。因此,於春秋戰國早期,被《禮記•樂記》:『魏文侯問于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惟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稱為鄭衛之音,即梁惠王對孟子所說的『世俗之樂』,都是春秋戰國興起的俗樂,不是唱詩經的鄭風及衛風的『古樂』。而子夏回答的『古樂』(雅樂)是『古樂,進旅退旅,和正以廣,弦匏笙簧,會守拊鼓,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訊疾以雅。君子於是語,於是道古,脩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發也。』而『新樂』,即鄭衛之音,是『新樂,進俯退俯,姦聲以濫,溺而不止,及優侏儒,獶雜子女,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不以道古。此新樂之發也。今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而且,不只東周有鄭國及衛國的流行歌曲,子夏還說,當時,如宋國及齊國也都有流行歌曲,分別叫做『宋音』及『齊音』,子夏還解釋此四國流行歌曲的特色如下:『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子夏說這四國的流行歌曲『祭祀弗用』,即指俗樂已流行到了,除非祭祀這種隆重場合,才不用,至於所用其他場合,不管朝廷雅樂或民間,都大用特用俗樂了。而有關東周的流行的俗樂,周代史料尚不乏材料。

這些各國的俗樂,就在東周浸入朝廷的大部份音樂中及民間所有音樂內,而雅樂的十五國風和東周以來的俗樂,完全沒有一點相關聯。其實,從孔子所說詩三百的『思無邪』,即己十分明白的陳述了詩經三百都是雅樂的文本而己,其本身是雅而無邪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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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0/26

賈湖骨笛音階構成係『清商音階』或『下徵音階』之說乃偽說考

賈湖骨笛音階構成係『清商音階』或『下徵音階』之說乃偽說考

1987年,河南省舞陽縣附近賈湖新石器時代墓葬裡,出古一批距今約八千年前的豎吹骨笛,其中16支骨笛,黃翔鵬與童忠良監測之下,而其他同行下屬三人就選了一支最完整無裂紋,編號M282:20的七孔骨笛,方法是用鷹骨笛斜出45度角豎吹,而且黃翔鵬指出,『為求發音最自然,避免出自主觀傾向的口風控制,未請專業演奏人員參與,而由兩人兩次各分別作上行、下行吹奏,並列不同數據測音結果,以免偏頗』,一派美言,但請注意,『未請專業演奏人員參與』一語才是重點,而且後來的每個音的計算值,因為五花八門,看不出頭緒,於是把『各得八個數據,再按其平均值』的此種喪盡科學的各個可能已因沒有找來專業演奏人員的吹奏之下極有差距的吹不準的數值,來個平均求解的粗糙作法,留給後人無限想像空間。因而平均出來的各孔的數值,排出以下音階如下: 筒音---#F5或G5 七孔---A5 六孔---B5 五孔---C6 四孔---D6 三孔---E6 二孔---#F6 一孔---A6 於是得出了『結論』,即,如果筒音是#F5,那麼自筒音,七孔至一孔,可以排出一個六聲『清商音階』,即: 筒音---#F5===工,角 七孔---A5=====六,徵 六孔---B5=====五,羽 五孔---C6=====下乙,閏 四孔---D6=====上,宮 三孔---E6=====尺,商 二孔---#F6====工,角 一孔---A6====六,徵 如果,筒音是G5,則自筒音,七孔至一孔,可以排出一個七聲『下徵音階』,即: 筒音---G4===合,宮 七孔---A5=====四,商 六孔---B5=====乙,角 五孔---C6=====上,和 四孔---D6=====尺,徵 三孔---E6=====工,羽 二孔---#F6====尺,變宮 一孔---A6====五,商 於是,黃翔鵬即興寫出了一篇《舞陽賈湖骨笛的測音研究》[1],登載於《文物》1989年1期上,把以上的結論公佈於天下,內中列了一表:

筒音#F5或G5

7孔  A5

6孔

B5

5孔  C6

4孔  D6

3孔  E6

2孔  #F6

1孔  A6

 工角

六徵

五羽

下乙閏

上宮

尺商

工角

六徵

清商音階六聲

 合宮

四商

乙角

上和

尺徵

工羽

凡變宮

五商

下徵調音階七聲

於是證明出土八千年前中國骨笛,竟然己經出現了清商音階或下徵音階了。而且黃翔鵬指出,即若非六聲的清商音階,亦必為七聲的下徵音階,『必居其一』。不過,黃翔鵬為了弄出清商音階及下徵音階的結論,也煞費苦心附會了。他先舉晉代荀勖笛律時所說:『角聲在笛體中,古之制也』(《晉書‧律曆志》),而也說出,『略有疑問之處在於荀勖所指,為古音階之角』,也就是俗稱的所謂正聲音階裡的角音,而不是黃翔鵬心想要坐實清商音階的角,但重要的話『如果古制是只以筒音論角聲而不論音階,這隻骨笛的音階結構得以成立,那麼反過來則將成為清商音階淵源極為古老的一個重大證據。』也就是清商音階要能成立,則此平均八個值排出來的一列音必得那個筒音的角音,是要先證明『如果古制是只以筒音論角聲而不論音階』,但因為黃翔鵬不能證明,而且要今日也沒人能證明此一假設,其實,除非八千年前古人活過來說話來證實,不然永不能有成真的可能。故實質上,根本就不能拿荀勖講正聲音階時,筒音在角來談賈湖骨笛的筒音定為角可以成立。如此一來,黃翔鵬的此一清商音階就永世不得成真。 而黃翔鵬對於此音列之或也有下徵音階的可能,拿了《遼史‧樂志》所說的:遼代『大樂聲各調之中度曲協音,其聲凡十:五、凡、工、尺、上、一、四、六、勾、合』,而指出,『合字即筒音』,於是他的另一訂筒音為合,可證出賈湖骨笛可以發出七聲下徵音階是有理論依據的。但是,不也一樣如上嗎,黃翔鵬要先證明遼代大樂笛類是演奏的是如果是只以筒音論合聲而不論音階啊,則遼代笛類以筒音為合,即可以按孔演奏出下徵音階,才可以拿之來附會把賈湖骨笛視為筒音乃合字,但又不能起遼人問一下,也無遼代樂譜存世,無法考實,不然,也是一樣,黃翔鵬的兩項假設,一假設筒音為角,以證能吹清商音階,一假設筒音為合,以證能吹下徵音階,都因無法考實,都是虛話一場。而黃翔鵬反而下結論時所說的:『以上兩種可能性的判斷,必居其一』,光憑黃翔鵬該文的內容及假設,實也看不見任何『必居其一』的些微曙光。 而且,談及賈湖骨笛的音階,應考慮一下,由於八千年前,沒有訂黃鐘,則樂準何在,說賈湖骨笛有『清商音階』『下徵音階』之論,只要證成是六聲『清商音階』,就自由配搭以第四孔是『宮』,但如果碰到一位把第五孔作『宮』,豈不就如下,不就成為六聲『正聲音階』了嗎: 筒音---#F5===變徵 七孔---A5=====羽 六孔---B5=====變宮 五孔---C6=====宮 四孔---D6=====商 三孔---E6=====角 二孔---#F6====變徵 一孔---A6====羽 同樣的,七聲『下徵音階』,是黃氏以筒音為『宮』而拼出來的,如果碰到的是一位把第五孔作『宮』,則如下,不就成為七聲『正聲音階』了嗎: 筒音---G4===徵 七孔---A5=====羽 六孔---B5=====變宮 五孔---C6=====宮 四孔---D6=====商 三孔---E6=====角 二孔---#F6====變徵 一孔---A6====羽

諸位,請看一下,兩組的七音,吾人都以第五孔作『宮』,於是皆排出兩組全為正聲音階,而黃翔鵬,第一組為說成為六聲『清商音階』,而挑第四孔隨便自以為是『宮』,而到了下一組又為了證明『下徵音階』存在,於是又挪動了『宮』位,以簡音為『宮』而兜出來七聲『下徵音階』。 看以上明證,即可知,八千年前中國如真有所謂六、七聲音階,則正聲音階原來才是中國音階老祖宗,不信,請看,只要訂第五孔為宮,兩組排列全向正聲音階看齊,不就是冥冥之中的鐵證嗎,哈哈,於是正聲音階是八千年前中國的原生音階,早在賈湖骨笛就可明證了。是耶,非耶。按,其實,吳釗於1991年於《文物》第3期上的〈賈湖龜鈴骨笛與中國音樂文明之源〉一文就是對於音分數據考察之後,以遠古是不平均律制之下,仍應以第五孔為宮為妥,其對於賈湖骨笛的音階則結論道: 『此笛的音階結構是以C為宮,帶有二變──變徵、變宮,並以五聲音階的羽、宮、商、角四正聲為核心的傳統六聲古音階。』

並對黃翔鵬的清商音階及下徵音階兩種說法指出: 『拙見以為,由於這是一種不平均律制,其音程關係的音分數據說明上述兩說似難成立。』 不過,黃翔鵬無法考實,但同年與黃翔鵬二人同帶領此一行人的童忠良於1989年第3期《藝術與時代》內發表〈骨笛之謎與古樂探正〉直接就跳過了黃翔鵬該文還提到的但書,而直接下結論說: 『經研究員黃翔鵬先生和我初步測算,發現該古笛的音階結構至少是清商六聲音階,也有可能是七齊備的,古代下徵調音階。這些情況,都使我們驚嘆不已。』

於是,我們就發現童忠良是如何運用語言的藝術,於是把無法證實的清商音階及下徵音階,就漂白成定論了。接著,雖吳釗於1991年依音分考察之下,斷定清商音階及下徵音階的說法不能成立,不過,童忠良,依然黃翔鵬的老調重拾,於1992年第3期的《中國音樂學》裡,童忠良又來了一篇〈舞陽賈湖骨笛的音孔設計與宮調特點〉,再加上當時又出現的兩隻骨笛的測音數據,於是大膽又下了結論,這時,他有想到不也可以任點個可以形成正聲音階(古音階)的宮位,那就是以第五孔為宮,於是,簡直,就是黃翔鵬、童忠良所立持的『同均三宮』出現在八千年前的中國了。也許他看到了吳釗的主張是正聲音階(古音階)的文字,於是二加一添作三,正好達成同均三宮,於是可以大聲頌讚八千年前中國已有了『多宮』(即,指『同均三宮』),因為,他又列了一張『幾種可能性的音律數據』,排出了如筒音為角(和),則為清商音階;筒音為宮,則為新音階(下徵音階、清樂音階);筒音為徵,則為古音階(正聲音階),而且『運用了多宮的六聲音階或七聲音階』,一派夢語,程度其差無比。他所謂的『多宮』,就是任何指定哪一音是宮音之意,指定宮音在第四孔,出現清商音階;指定宮音在筒音,出現新音階;指定宮音在第五孔,出現古音階。即,『同均三宮』所需的古音階、新音階、清商音階,在八千年前的中國,就已完全到位,於是,釋放學術衛星成功,中國音樂學界又蒙羞不已。 而接力者,又有鄭祖襄。他於2004年於《音樂研究》第4期裡發表的《賈湖骨笛調高音階再析》,文中論及『中期骨笛的燕樂音階』和『中國歷史上的燕樂音階問題』裡,提出『上世紀30年代,自王光祈《中國音樂史》對南宋蔡元定《燕樂本原辨證》中‘七聲高下’的詮釋,提出了燕樂音階問題,得到許多學者的認同。但也有學者對歷史上的燕樂音階持疑義態度。……骨笛的音階形態,證實了古代燕樂音階的存在,並把它推前至八千年以前。』把黃翔鵬只說的,或清商音階或下徵音階,但永無法考實是否成真的臆想的兩者的認為『必居其一』(經由童忠良巧言定鐵案而成立),此時又鐵口直斷為『清商音階』(燕樂音階),落實八千年前中國出現了燕樂音階,就把黃翔鵬找不出的實證的假設當事實,而且尤其對於清商音階特別偏好,就一口武斷它成立於八千年前的中國了。但沒有去驗證一下,王光祈《中國音樂史》把蔡元定的音階的宮位忽略,而以雅樂的宮位立宮之學術失誤之下,而造出的『燕調』音階,一如本書內相關各篇所論,而後人沿襲王光祈之『燕調』音階,而改稱為如『燕樂音階』、『俗樂音階』、『清商音階』等等。實都是捕風捉影,中國傳統樂學裡根本沒有這種音階存在。 但吾人最後的結論則是,因為八千年前沒有訂黃鐘,所以這些賈湖骨笛只是發出一列的音列音而已。而在實務上,從黃翔鵬發表初文後,音樂學界一直有人在做修補那些有損的其他骨笛,或再複製再測音,而發表了不少論文談樂音的估算或測音的問題,而更如鄭祖襄等人則去推論音律和調高及步武黃翔鵬去探討起音階。不過,先是童忠良跨了一步,假設同均三宮有發生在八千年前的骨笛身上,鄭祖襄跨出了更大一步,依那時學界七隻骨笛(包含那隻黃翔鵬不可靠的測音在數據)提出了有三種調高,包含C、D(或#D)及A(或#A),以及有含四聲音階、五聲音階、燕樂六聲音階和清樂(下徵)六聲音階。 雖則附會者眾,但實際的研究水準及周全性尚欠缺,對於各種嘗試所作的結論,尚不足以形成定論。故而,像是黃翔鵬、童忠良的清商音階或下徵(清樂)音階一如前所說,在該隻骨笛上絕難成立,而今人不論修補或依今人自以為的想法去複製,超越八千年以前人的技術水準的現代所複製出來的,或修補成後人自認為的完善,是否即是當時人的原意呢。故而,這些研究的結論即在研究者而言,也是各持一見,沒有共見之下,更不用去談古人原意了,故而就終究無法形成復古那時的正確於古人的想法,這就是音樂考古的宿命,地下文物不代表能告訴我們古人的當年的一切正確資訊,賈湖骨笛疑案的學者各唱各的調而無解,即是一例。 不過,一如孫毅《舞陽賈湖骨笛音響復原研究》(2006)在總結時所提到的,實際上,『就目前骨笛研究水準來看,探討骨笛的音階和律制應該慎重。特別對於骨笛當時用律的真實狀況,已有的測音工作尚不能給予充分的支持。』始為持平之言。

[1] 此文日後收錄於黃翔鵬:《中國人的音樂和音樂學》,山東文藝出版社,1997年,頁170~174。(劉有恒:《中國古代音樂史辨正(甲集)》,台北:城邦印書館,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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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0/11

​清華偽簡二《繫年》第三章談秦先世係商蓋之民西遷之虛妄

清華偽簡二《繫年》第三章談秦先世係商蓋之民西遷之虛妄
 
2011年出版的偽簡集成的《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貳)》的清華二偽簡《繫年》第三章:『周武王既克殷,乃設三監於殷。武王陟,商邑興反,殺三監而立錄子耿。成王踐伐商邑,殺錄子耿,飛廉東逃於商蓋氏[1]。成王伐商蓋,殺飛廉,西遷商蓋之民於邾吾,以禦奴[虘又]之戎,是秦之先,世作周□。周室既卑,平王東遷,止於成周。秦仲焉東居周地,以守周之墳墓,秦以始大。』
 
其中編織秦之先係“商蓋之民”被西遷至“邾吾”,來抵擋“奴[虘又]之戎”。今揭此偽簡內的此偽史之虛妄。
 
(一)其中的所謂“邾[虍壬](吾)”,是清華偽簡二《繫年》造偽者以《漢書‧地理志》在引《尚書‧禹貢》裡的雍州的『邾圉』,在提到天水郡冀縣時引作“邾圄”,並指『朱圄山在縣南梧中聚』,於是清華偽簡二《繫年》造偽者依之改寫如“邾吾”。此地即今甘肅省甘穀縣西南。
 
按,近年來在甘谷縣毛家坪遺址被認為可能係秦穆公時子車的墓地,因發掘出來的銅器上有『秦公作子車用』之語,正好印證了《史記·秦本紀》到了東周春秋時代才於秦武公十年(西元前688年),『伐邽、冀戎,初縣之』,故知所謂邾圄此地乃秦武公十年始因為伐“冀戎”等而初得之地,此地根本不是秦先所居之地。於周初《繫年》偽稱的『成王伐商蓋,殺飛廉,西遷商蓋之民於邾吾,以禦奴[虘又]之戎』的“邾吾”,在西周初年怎會成為秦人祖先居住之地,因為到了東周春秋時代秦武公『伐邽、冀戎』之後,始初佔此地設縣治。
 
而且成王時因為寵信秦祖孟增,『孟增幸於周成王,是為宅臯狼。』怎會『西遷商蓋之民於邾吾,以禦奴[虘又]之戎』,秦人成了敗國之遺民被罰守邊境。而且講秦祖先為“商蓋之民”,亦甚荒謬。文獻明白講周公東征,勝利後遷商奄之君於薄姑。《竹書紀年》『成王五年,王在奄,遷其君於蒲姑』、《史記·周本紀》『召公為保,周公為師,東伐淮夷,殘奄,遷其君蒲姑』。而《周本紀》正義引《括地志》說:『薄姑古城在青州博昌縣東北六十裡。』即今山東省博興的東南。因此商奄之民因奄君戰敗而被從《括地志》的 『曲阜縣奄里,即奄國之地』遷於山東境內它處的博興而已,哪裡會遷到中國西部去呢,故《繫年》偽稱的『成王伐商蓋,殺飛廉,西遷商蓋之民於邾吾,以禦奴[虘又]之戎』分明胡說。而且《左傳•定公四年》稱『因商奄之民』封伯禽於少皞之虛,使帥輯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等殷民六族。信此偽簡《繫年》者不知其數,率皆在述天方夜譚而不自知,悲哉其學術水準如此見不得人,等同賣假藥的江湖術士一般的學術騙棍了。而所謂秦人東來說,其若能成立,證據亦不在於此商末及西周初年,而是更為遠至於周朝以前的古早就自東而遷至西,在商末西周初早已是西方部族的一支了。只不過,都是些文獻上摘字擿句的附會之說,尚無矯證。偽簡《繫年》把秦人東來的時代拉晚到西周初,一對照史料,全然抵捂,即知係不倫不類的瞎說,全無可信之偽史。
 
(二)其中的所謂“奴[虘又]之戎”,是完全抄自《史牆盤》裡的“永不[工丮]狄虘”的“虘”,因為視《史牆盤》裡的“狄虘”的“狄”為北方戎狄,於是把“狄虘”附會成清華偽簡二《繫年》第三章裡的“奴[虘又]之戎”。


按,1978年徐中舒〈西周墻盤銘文箋釋〉一文提到所謂《史牆盤》裡的“永不[工丮]狄虘”的 “狄虘”『是古代北方狄族的一支。《國語‧晉語》:“獻公田,見翟柤之氛”,翟祖即此狄虘,翟同狄,柤同虘,音楂。殷亡以後,狄虘在北方孤立無援,周人從此也就不再恐懼狄虘的侵略了。』李學勤〈論史墻盤及其意義〉也贊同之。裘錫圭〈史墻盤銘解釋〉引楊樹達而認為“虘”係甲骨文裡的“[虘又]方”,即《詩經‧大雅‧皇矣》裡的徂國。(後來李學勤於看到清華簡《繫年》後又於2011年《三代文明研究》一書裡主張又一如楊樹達了。)或後來陳世輝〈墻盤銘文解說〉讀“虘”為組,而認即往之釋;或1985年劉楚堂〈墻盤新釋〉把“狄虘”釋成“戰亂、凶險”。不過,此偽簡的寫手不採它說,而是是採李學勤認為徐仲舒釋對的解釋來造李學勤推銷的清華偽簡裡的偽文的造此偽文段子的依據。

按,秦先祖本來就為商朝守北方,即《史記‧秦本紀》所言商末時,秦祖先『蜚廉生惡來。惡來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周武王之伐紂,並殺惡來。是時蜚廉為紂石北方,還,無所報,為壇霍太山而報,得石棺,銘曰「帝令處父不與殷亂,賜爾石棺以華氏」。死,遂葬於霍太山。』並無戰國以來齊東野語的飛廉至東方於文王時昌亂之事。而且《史記‧秦本紀》續言:『蜚廉復有子曰季勝。。季勝生孟增。孟增幸於周成王,是為宅臯狼。』如以上所舉證,即知偽簡《繫年》率皆虛妄之偽史之一例,內容不可信。(劉有恒,2020,10,11於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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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0/08

​談偽青銅器〈[刀頁]方彝〉(頍方彝)(《集成》9892)之偽

談偽青銅器〈[刀頁]方彝〉(頍方彝)(《集成》9892)之偽
 
美國波士頓藝術博物館考古研究所,收藏了一個所謂的西周青銅器,銘文被收入於《殷周金文集成》9892,定其名為〈[刀頁]方彝〉,其實是一件今人偽銘文的偽文物。而葉正渤〈[丨頁] 方彝銘文獻疑〉(《考古與文物》. 2011年第4期)亦揭其疑。其銘文《殷周金文集成》釋如下:
 
『〈[刀頁]〉肇佮貯百姓,揚,用作高文考父癸寶尊彝。用申文考烈,余其萬年將,孫子寶,爻。』
 
《殷周金文集成》以上釋文,一讀之下幾不成篇。而近年來王保成〈頍方彝新解〉(《勵耘語言學刊》,2015年01期)一文,翻案而認為係真銘。不過,吾人查其金文寫法,發現此必偽於今人,而非西周之舊。今檢視其具體內容:
 
(1)“[刀頁]”字,應乃“丮”字,《集成》此隸定“[刀頁]”,實全不正確。葉正渤認為似甲骨文“虁”字,但他實際上一核對,發現至少上半部少許相似,下半部全不似,故非與“虁”相關。王保成同意葉正渤的看法,而且認為或為“魁”字的初文。按,其實此一造偽者是造一個“丮”字,右側像高舉一直棒,實即只是“丮”字,他依東漢的《說文解字》『丮,持也』而造此字,此造偽者於字的左側再加一直棒只是他自創圖解表示手持之示意而已。葉正渤隸為“[丨頁]”或王保成隸為“頍”皆非。此字造偽者做持之義來解。而如此之用法,亦非西周金文用法,乃今人偽寫之一證。
 
(2)“肇”字,葉正渤認為“釋文隸作肇,但字形不合”,與金文啟的寫法相似。按,此偽銘此字字形上方是近似“[戶攵]”而下方似“口”形,雖不似真正金文的“肇”,但是乃造偽者搞怪之“肇”的造字,其解一如近人如陳英傑之釋有勤敏義,一如金文裡“肇佐”“肇帥”等,又如〈[录見]簋〉:「肇亯(享)」,而下一字正作“饗”,亦即“享”字義近。
 
(3)“[卯]之間插入似”合“之字”。 王保成認為“此字中間的合寫得很不尋常,亼與口中間間隔很大,應是食的省訛,或是誤刻,或者部分筆劃剝蝕”。按,此中間的“合”似合而非合,實乃“白”的故意省筆而加大中間空隙,其實,此字造偽者實要寫成“卿”字,但故意把中間的“皂”的下方的“匕”去掉,留下上部的“白”以混淆他人。在金文裡“卿”即與“鄉“同字,是指“饗”的意思。王保成最終認為此字當即“饗”字是也。合前字即成“肇饗”一辭,即與〈[录見]簋〉的“肇享”同一辭。
 
(4)“宁”字,《說文》:“宁,辨積物也。象形。” 《說文解字注》云:『辨今俗字作辦。音蒲莧切。古無二字二音也。周禮:以辨民器。辨,具也。分別而具之,故其字從刀。積者,聚也。宁與貯葢古今字。』《集成》作“貯”亦可。馬承源認為連上字成“會聚”而指百姓會聚,是錯誤的。此字於金文只做名字用,不用於釋如後世的“辨積物”等釋。此一偽銘文的寫手採後世之義來用在仿西周金文裡,自見其偽情。
 
(5)“生”字,王保成認為是“對”字,其實細察該字,實為“生”字,諸家所釋不誤。“百生”指“百姓”,即西周古義指各家貴族。而“寧百生”其義指轄下各貴族的蓄積。
 
按,前段文字『〈[刀頁]〉肇佮貯百姓』應正如:
 
『丮肇享貯百姓』,釋如“把轄下各貴族用來祭祀之積蓄”。
 
(6)“高”字,此字係明明白白的金文的“高”字,各家所釋皆如此。但卻從其使用法,即可知此係此銘文為今人偽造之明證。此點,葉正渤〈[丨頁] 方彝銘文獻疑〉即已指出:『本文在文考父癸之前有一個“高”字,這種表達方式,是其他銘文所沒有的。西周銘文中的高,一般和祖連稱作高祖,沒有稱高文考父某的』,而王保成則曲為解釋,因為此字位置和金文常見的“厥文考” “朕文考”的『“高”與“厥”“朕”所處的位置與語法功能也相同,所以,這裡是作器者以其名來指稱自己,也就是說這裡的“高”已被語法化了,其語法語義相當於“朕”和 “厥”。』嗚呼哀哉,竟有此石破天驚的偽語法之飾詞,以便辨偽為真。而王保成認為此“高”乃此作器者之名,可以將“頍方彝”改命名為“高方彝”,當然為誤。


但為何造偽者用此一不通之辭。其實,葉氏及王氏之釋,只從“高文考”三字去斟酌。但造偽者,是把“揚……高”一體來看,而他在此偽銘裡,『揚,用作高文考父癸寶尊彝』應聯文成為『揚用作高文考父癸寶尊彝』,即『用作高揚文考父癸寶尊彝』,即指把轄下各貴族祭祀的積蓄用來製作光揚亡父癸的祭器。但把“揚……高”如此來用,乃今人自我領會的用法,而非西周金文之舊,故亦因而可知,此銘偽造於今人。
 
(7)“申”字,此造偽者是依裘錫圭在1978年的《史牆盤銘解釋》(《文物》)一文的解釋而造字的。原來,在〈史牆盤〉裡有一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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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0/05

​安大偽簡《詩經·周南·樛木》辨偽

安大偽簡《詩經·周南·樛木》辨偽
 
今傳之唯一詩經版本的毛詩版本的《詩經‧周南‧樛木》:
 
南有樛木,葛藟累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
南有樛木,葛藟縈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2019年問世的偽簡集成的《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一)》裡,有一篇安大偽簡《詩經‧周南‧樛木》,其隸定如下(其中明眼即可知的原字的怪字,直接釋成今之隸定,如“藟”的三個“田”故意寫成四個“田”、“成”寫成“城”之屬):


南有流木,葛藟纍之。樂也君子,福禮俀之。
南有流木,葛藟豐之。樂也君子,福禮將之。
南有流木,葛藟榠之。樂也君子,福禮成之。


(一)“流”字取代“樛”
 
整理者以“「流」「樛」音近古通”,字音全不同,不知如何通起。但實際上,此偽簡寫手是參照清初《唐熙字典》在釋“樛”時,指出的:『又樛流,周流也。《揚雄·反騷》望崑崙以樛流。』按,東漢服虔注指出『樛流,屈折也。』李善在注《文選·班彪〈北征賦〉》時指出:『樛流,曲折貌也』。“樛”字與“流”字實無可相通之義,漢代《毛傳》釋“樛”字為“木枝下曲”者稱之為樛木。只是從揚雄之賦起而創此辭,把“樛”及“流”並用。但偽簡寫手則不知此,見有“樛流”兩字並用,認為兩字必有相通之處,故以“流”代“樛”,實則全然不通。
 
(二)“禮” 字取代“履”
 
整理者以見《古音通假會典》第五四四頁有以“「禮」「履」音近古通”。不過,造偽者只是見到了《說文》“禮,履也”之言,於是以“履”取代“禮”,並無什麼音近古通之類的附會可言。
 
(三)“豐” 字取代“荒”
 
“豐”與“荒”本語意完全相反之字,一如豐年與荒年之極端背反。整理者以兩字“音近通假”。此吾人已有〈從安大偽簡《詩經·樛木》開『荒之』為『豐之』的玩笑係今人偽造〉剖其偽:『2019年問世的《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一)》內《邦風·周南·樛木》一篇內,『葛藟荒之』作『葛藟豐之』。整理者指出:『《毛詩》作「荒」,當屬音近通假。上古音「豐」屬滂紐冬部,「荒」屬曉紐陽部。典籍中「邦」「方」,「方」「罔」相通(參《古字通假會典》第二六、三一二頁)。毛傳:「荒,奄。」簡本作「豐」更貼切詩意。”』子居〈安大簡《邦風·周南·樛木》解析〉一文駁之:『“邦”字不從“豐”,整理者以“邦”“方”相通為例來證“葛藟豐之”與“葛藟荒之”的關係,不知何故。』吾人一見,那不就正乃整理者自已也理不出頭緒而要不懂裝懂於是以風馬牛不相及的舉證以糊弄讀者啊。但子居先生也是自已去訓『豐』成『盛多義的“彭”字』,又舉後世的《玉篇·壴部》:『彭,蒲衡切,多皃,又盛也』、《廣韻·宕韻》:『荒,草多也,呼浪切。』以證荒、豈音義皆可通,且因為整理者言『「方」「罔」相通』,且如《古令通假會典》的今人字書也有方、彭相通之說,毛傳言『荒,奄』、《說文》:『荒,蕪也。一曰,草掩地也。』『奄,覆也,大有餘也。』所以認為『荒』字作掩蓋解,認為『荒』比豐字貼切。但是子居先生舉後世的『彭』的另解的『盛』(《玉篇》)及北宋《廣韻》釋『荒』為『草多』來證『彭』(豐?)就是音義等同『荒』,陷入到以後世之字音義的改變擴展置前到先秦,不符語言文字發展的規律。而其實,『荒』被安大偽簡的造偽者改成『豐』一點都不奇怪,那只是開個玩笑而已。君不見,『荒年』與『豐年』豈不是天差地遠,但造偽者偏偏用一個簡單的邏輯來改『荒』為『豐』。那就是古文獻裡有相反之義之字相通的情形拿來用在此而已。最有名的例子,就是《孟子‧公孫丑》裡的『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縮』以今世角度釋,就是指『理不直於是氣不壯』,但『自反而縮』分明是自己反省發現自己理不直氣不壯,為何是雖千萬人,吾往矣,原來這個『自反而縮』的『縮』當作『不縮』解。當然,是不是後世的版本實是把『自反而不縮』漏掉『不』字而成,已不可考,但至少,這就是一個範例,足資使造偽安大簡的造偽者參效模仿的,也就因而如此,他在此《邦風·周南·樛木》『荒之』用上一用,改成相反義的『豐之』,如是而已,先秦哪有『荒』可以等同於『豐』的任何直接範例可找得到,僅今世偽造安大簡者有此異想天開之舉。但如此一來,從他開的此一玩笑即可知此篇安大簡《邦風·周南·樛木》就是今人偽造的,把『荒』改成『豐』而讓今世古文字學者捉襟見肘,大猜特猜,大出洋相的目的達到了。』
 
(四)“榠”字取代“縈”


整理者引《儀禮·士喪禮》「幎目用緇。」鄭注:「幎,讀若《詩》云『葛藟縈之』之縈。」毛傳:「縈,旋也」。』實即相反地,造偽者是見到鄭玄注《儀禮·士喪禮》「幎目用緇」的“幎”時,提到讀若此詩裡的『葛藟縈之』之縈一語,而觸動其造偽的靈感,於是把“縈”→“幎” →“冥” →“榠”,而造出要用來取代“縈”的偽字“榠”。如是而已。

從以上所釋,可見此篇乃今人偽造的偽簡,其造偽古文字的所從出也一一揭發之如上。(劉有恒,2020,10,5於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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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0/02

從常識即可判定的清末出土的偽西周玉戈〈太保玉戈〉之偽

從常識即可判定的清末出土的偽西周玉戈〈太保玉戈〉之偽
 
在從前的時日,要在某地立個廟,如果那兒能出現什麼靈異的證物,就可以代表該處果為神靈應選之地,可以立廟。如果某地要以關公顯靈之地,立個關公廟,那麼號稱在掘土時,挖到了關公傳說中的青龍偃月刀,該處不就可以明白就是傳說中的關公顯靈處,不然怎會出現關公刀呢。
 
古來關於召公在甘棠樹下有亭子在審案的遺愛之處究竟在哪兒有壽安說及陝州說及召亭說三種說法,已有學者專文討論過,不在此贅述。其中比較微弱一點的說法是認為古甘棠樹在今陝西歧山劉家原村,此地是當年召公采邑所在,古代召亭就在這裡。因為在《水經注‧渭水》有謂『雍水又東逕召亭南,也謂之樹亭川,蓋召、樹聲相近,誤爾。故召公之采邑也,京相王番曰:亭在周城南五十里。』此位置後人認為即劉南塬村。
 
清道光二十五年春,岐山縣令李文瀚繪製〈召伯甘棠圖〉即此說法的一證。而到了在清末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時當慈禧太后因八國聯軍而逃駐於西安時,歧山學博武敬亭向慈禧太后取得了國庫專款,於是在陝西省岐城西南八里的今天岐山縣鳳鳴鎮劉家塬村的召亭村建召公祠,配合著就出土此二件玉戈,更印證其所選之地點地傑神靈,正好就是二千年前召公在甘棠樹下決獄遺愛之地,因為連召公親用的寶刀都出了土,而一丁點而都沒有差。於是有此顯靈之事,驚動了慈禧太后,而御賜題詞,光緒皇帝也御賜的“甘棠遺愛”匾額一塊置之祠內,增加了光彩。
 
此號稱掘土時掘得了兩件太保玉戈,一件有銘文,被獻於陝西巡撫端方,後被其後人賣給仲介商游筱溪,而仲介商1919年將之賣給美國人佛利爾,今收藏於美國華順頓佛利爾美術館,另一件無銘文的則下落不明。而有銘文的太保玉戈,其上有銘文。出土後,當日的古文學者楊調元曾有《周玉刀釋文》一文,釋如:
 
『六月丙寅,王在豐,命太保相南國,帥漢,徒守南,令奄侯俘,用賚十朋,走百人』。

而認為此銘文記跋奄之功。楊調元既有“奄侯”一釋,和另一陳介祺(1813~1884年)《簠齋積古金文》內收入偽青銅器銘文〈禽簋〉[1]『王伐奄侯,周公謀。禽祝,禽有脤祝,王賜金百寽。禽用作寶彝』相表裡。可以看出,此一太保玉戈的“奄侯”靈感,係偽銘文寫手參考《簠齋積古金文》的〈禽簋〉銘文而寫成。
 
不過,民國以後的學者,大多釋如下:


『六月丙寅,王在豐,令太保省南國,帥漢誕殷南。令厲侯辟,用邦走百戈』。


即清末所釋的“奄侯”,今人多釋成“厲侯”,依此偽銘文而認為召公南巡時封了被武王所滅的商屬國厲國的新厲侯,以邾(楊調元所釋的“邦”)為邑,使漢地成為厲侯屬地。而徐錫台、李自智〈太保玉戈銘補釋〉(《考古與文物》,1993年第3期)則又釋成“濮侯”,即指當日的屬蠻夷的濮國,而釋成召公南巡時,奉王命以百名僕御封賞濮侯。
 
學界未考此戈真偽之下,認為“成王在豐,命召公往省南國……從豐京前往南土,自當…是為了召集當地諸侯來朝之事……這事可能發生在周公東征平定三監以後,是鞏固王朝南方統治的一項措施”(李學勤〈太保玉戈與江漢的開發〉,《楚文化研究論集》第二集,1991年)
 
但只要檢視一下此〈太保玉戈〉出土物的神奇出土事件,即可以用常識判斷,〈太保玉戈〉必係清末配合召公祠興建,以封建迷信的角度所鑄成的偽文物,以騙慈禧太后及世人,今之學人如不能識其出土之由於讓時人相信此一所附會的神怪,反而斤斤樂道,反覆稱頌傳播之,又比附和周初『與江漢的開發』扯上什麼關係,豈不被迷信所誤而愚甚。(劉有恒,2020,10,2於台北)
 
 
[1]吾人已有〈 從“奄侯”二字以見傳世周初青銅器〈禽簋〉係後人偽造〉一文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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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9/27

​上博一偽簡《緇衣》『向使』代『卿士』考正

上博一偽簡《緇衣》『向使』代『卿士』考正
 
 2006年,此間已故學者邱德修曾發表〈《上博簡‧緇衣》『向使』即『卿士』考〉一文,用繁瑣的推論,以二聲字的角度去比附,去湊得答案,但實際上完全非上博一偽簡《緇衣》『向使』代『卿士』的真相。
 
因為,不知此上博簡係今人偽簡,其造字術是採用了所有真正先秦未見過的用字法,其實是此造偽者據後人字書裡得來的靈感,如以“向”代“卿”及以“使”代“事”皆先秦所未見之文例,不是古文字發展上會有的歷程,而是今人偽造而設法令研究者大上其當而已。
 
一如吾人以往多篇文章所提示,上博偽簡是整理郭店楚簡成員裡有人在正式發表郭店楚簡前,就依其所見郭店楚簡楚文字,裡通外間偽簡團伙而造上博偽簡。如此篇上博版的《緇衣》完全把郭店楚簡與《禮記‧緇衣》排序及取擇不同的《緇衣》重抄一遍,而改成些怪字而已。此一原本郭店楚簡內的《緇衣》裡傳統《禮記》版本做『卿士』一辭寫成了『卿事』,於是博物館裡的不肖文物人員就把郭店楚簡內的《緇衣》的『卿事』的『事』,改成『使』。其方法如下述,十分簡易,完全沒有邱先生文裡那種漫天複雜的比附可言,因為先秦古文字進展裡,“事”沒有會演化成“使”的過程,一如也沒有會把“卿”進化成“向”的過程,一如後述,只能說,該一〈《上博簡‧緇衣》『向使』即『卿士』考〉全文都是自說自話,全不合古文字學發展史實。
 
既然古文字學演化裡,沒有會把“卿”進化成“向”,也不會把“事”演化成“使”,那麼,上博偽簡的寫手是如何方式造出來的偽造的古文及偽造的古文字進化歷程呢?
 
原來一切答案就在於偽簡偽古文字寫手最喜歡拿來造字用的寶典的清初的《康熙字典》裡了。只要拿著 《康熙字典》,該博物舘裡的不肖從業人士就可以造偽古文字無往而不利,足以捉弄今世不查之古文字學者入其彀中了。
 
(一)“卿”字為何寫成了“向”字:
 
《康熙字典》在釋“卿”字時,指出了:『《說文》章也。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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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9/26

上博一偽簡《孔子詩論》“關雎”的“雎”寫如“疋”其實作“胥”的來由

上博一偽簡《孔子詩論》“關雎”的“雎”寫如“疋”其實作“胥”的來由
 
此上博一偽簡[1]《孔子詩論》造偽古楚文字者把“雎”寫作“疋”,其實,他的“疋”當初真正改字真意要改寫成“胥”,即,他是改“關雎”為“關胥”以搞怪。但搞怪的靈感,是來自於他的偽造偽簡古楚文字的寶典的清初的《康熙字典》裡提到了此“雎”字是『《釋文》七胥反。』即,此“雎”字的反切音是七及胥,於是想到不如寫個“胥”字以代“雎”,並且把“胥”省去下半的“月”只剩上半部的“疋”,來考今之古文字學者,看一看世間是否會有真功夫能判別此字的來路者。但只見古文字學者要不不釋,要不即拿通假來比附,如《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11 )裡,整理者馬承源指『“雎”與“疋”音近通用,同部雙聲。』或有學者更進而指“疋”字是疑母魚部,“雎”是清母魚部,兩者也可通假。但皆不知,其實此篇係今人偽造,而皆不知其只是真本意乃造一“胥”字,簡化成“疋”而來考考今之古文字學者的功力而已。此上博一偽簡《孔子詩論》裡造“疋”字來代“雎”字的來源其實很簡單,就是拿著清初的《康熙字典》編古楚文字。(劉有恒,2020.9.26於台北)
 
[1] 按,有關上博簡乃今人偽造的竹簡,吾人已於數十篇論著揭發之,可參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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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9/25

談安大偽簡《詩經·召南·小星》的“孛”字的出處

談安大偽簡《詩經·召南·小星》的“孛”字的出處
 
《詩經·召南·小星》裡,今之毛詩版本二處『嘒彼小星』裡的“嘒”,安大偽簡[1]《邦风·召南·小星》寫成一個黃德寬、徐在國《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一)》(中西書局,2019)分別隸定成“李”及“季”的字,並指出皆為“孛”的訛誤。的確,此近時所偽造的安大偽簡裡,此一偽簡寫手把“嘒”改寫成的確是原來是要以“孛”字替代,故意搞怪,寫“孛”寫成近訛的“李”及“季”,想增加研究者破釋的難度。以“孛”代“嘒”並沒有像是一些古文字學者講的那樣攀附,實際上,是很簡單的。
 
此偽造者拿起了清初《康熙字典》裡,看一看“嘒”右側的“彗”字,有什麼可以別出新裁的新創偽楚文字呢。一看之下,立刻不費吹灰力,原來在清初《康熙字典》裡,指出了『《前漢·文帝紀有長星出于東方註》『文穎曰:孛彗長三星,其形象小異,孛星光芒短,其光四出,蓬蓬孛孛也。彗星光芒長,參參如埽篲。長星光芒有一直指,或竟天,或十丈,或三丈二丈,無常也。』
 
此段文字,讓此一“民科”出身的偽造者引來靈感如泉湧。原來“孛”及“彗”都是星名,而且常並舉,形狀只有少許不同,孛星光芒短,彗星光芒長。那麼,取“孛”以代“彗”讓今之學院派出身的古文字學者猜一猜,哪些會猜錯。於是把安大偽簡《詩經·召南·小星》原應寫成的“嘒”改寫成“孛”字。即“嘒”→“彗” →“孛”。故知,黃德寬、徐在國見字想到應是“孛”字是也。
 
李家浩疑簡本「孛」當讀作「㫲」,昏暗之義,而不知此為今人偽簡,於是猜字義如此。郭理遠〈談安大簡《詩經》文本的錯訛現象〉就認為當釋作「季」,讀為「嘒」。子居〈安大簡《邦風·召南·小星》解析〉(2020,6,24)裡贊同一位網友東潮之說,以“季“可讀為“惠”,而“惠”和從“彗”得聲之字常通假,故“季”與“嘒”形成通假。而漢代馬王堆帛書《繆和》引“嘒”字正好作“惠”。顏世鉉〈安大簡本《詩》校讀二則〉把「孛」字讀作「昧」。而皆因不知此係今人偽簡,而穿鑿為說。其實,簡簡單單,為何“嘒”改寫成“孛”字,就是因為造偽此安大簡的寫手,拿《康熙字典》來編偽楚文字而已。(劉有恒,2020,9,25)
 
[1] 有關安大簡係今人偽造的偽簡一事,吾人早已於其他十多篇以上論著揭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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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9/23

劉有恒:宋元明戲曲音樂史(一)


劉有恒:宋元明戲曲音樂史(一)

第一章    戲曲起源與形成(綱要)

中國戲曲裡,從其一起初的源起的北宋起,就與音樂脫離不了關係。在中國傳統戲曲裡,沒有所謂的整部戲曲劇作內,純有賓白而無曲子的戲曲。所以,曲子在中國傳統戲曲裡是戲曲結構裡的有機構成的一份子,而且還是重要的一個部份。

而中國戲曲起源於南宋初年,即當北宋末年徽宗為了突顯北宋末年的國家富庶,而銳意於雅樂的創作,於是設立大晟樂府,創立大晟樂此一名為雅樂實合燕樂在內,並且後來統一燕樂(俗樂)於其大晟雅樂架構之下。為此,還更新樂律,創作新曲,及把社會上流通的俗樂的樂調的律調予以統一於大晟律之下及修改世俗曲譜,並且頒行天下,並招集天下樂工入京修習大晟樂。

此一改革,實際上是以政治的力量,把天下的樂工的藝技更加精進,養成了一批多才多藝的樂工。但因金人入侵,宋軍敗北,於是於宣和年間,徽宗罷大晟樂府,遣散了不少樂工回籍或因而流落天下。加以北宋於金人入侵後亡國,另立小朝廷於浙江的杭州(當日稱為『臨安』),一度因為金人南侵,而南宋高宗逃往溫州一帶,後來回杭州建都,而溫州此一通商大埠,以其商業繁榮,於是娛樂有其經濟力可以發展之下,不少亂後流離的讀書人及教坊樂工,就在溫州成立了書會,以當日的流行的各種民俗的配合曲調的宋詞為根本,做為編寫劇本的最小組成單元,於是中國戲曲的直接之源起,就起於北宋宣和及南渡之際,而於浙江的溫州永嘉開創了中國戲曲之祖的『永嘉戲曲』了。

在南宋末年及元初的江西南豐人的劉壎(1240~1319)在其《水雲村泯稾》裡所稱的『永嘉戲曲』裡的『戲曲』是戲曲一辭的初見。而其所以取名為『戲曲』,在於表達這種『戲』是由『曲』(曲子、曲牌)構成的。於是,由此可見,中國戲曲,於其起源時,定義即很清楚,那就是,戲曲必以曲子為核心,由曲子做為戲曲的骨幹,無曲不成戲,就是中國傳統戲曲的最好寫照,及其精義所在。

而劉壎在文裡,提到:『至咸淳(1265~1274),永嘉戲曲出。』而此一戲曲之名,到了元代仍在元人稱呼永嘉戲曲之名,如元末陶宗儀《南村輟耕錄》裡就指『宋有戲曲』、『宋戲曲』等,就是指『永嘉戲曲』。不過,於宋末元初,也有取名作『戲文』一辭,此即就文本而言,指永嘉戲曲的劇本角度來指謂的。

第二章  宋元明戲曲音樂的詞樂關係────依腔填詞

中國的戲曲,既然曲子是核心,所以對於中國戲曲的音樂,曲子就是其關鍵及其惟一,從分析構成戲曲骨幹的曲子內的唱腔及曲子間的組牌,就是直指戲曲音樂的核心。

為什麼曲子,我們常稱它叫『曲牌』,就是因為,這隻純為旋律的『曲牌』,被劇作家依劇情需要填入適合劇情的歌辭來供演唱。在本質上,這隻曲牌的旋律是固定不變動,就像是今日大部份的歌曲的旋律是不可變動的,哪一個音該唱什麼,都一定要照唱的。所謂中國戲曲裡的那些曲子,都形成了一隻隻的唱腔不能變動的牌子,對號入座,去填上新的辭。從南曲戲文(永嘉戲曲、戲文)到北曲雜劇到明代南曲戲文的最後輝煌的崑山腔的南曲,都是曲牌構成的。南曲戲文到北曲雜劇到明初的南曲戲文的發展中的如海鹽腔,都是固定了唱腔的隻隻曲牌的構成。

到了崑山腔,原本也是依腔填詞,但因為崑曲的曲韻,由平上去入因為分剖漸成各具陰陽之別,曲韻之精進造成在曲腔上得進行微調,而允許依陰陽而微變。而加之太多文士寫劇本的平上去入應填之格都不能遵守,因此在音樂上,在清代崑曲漸衰之後(康熙時代中後期),它的每個曲辭的唱腔,是可以隨着填入詞的平上去入的不同,而有所調整。說它調整,是它仍是唱固定唱腔的,只要填詞者守律,則仍是可以一如明末沈寵綏所說的『一牌名,只一唱法,初無走樣腔情』,而且沈寵綏指出,這是明末的時候,戲班的伶工就仍是唱的每一曲牌,都是固定了的唱腔,因為隨平上去入不同的微調,雖是崑曲樂理上所許可的,但對於演出或一般人演唱方便,每一曲牌的唱腔固定仍是不二法門。也是崑曲雖能依每字平上去入不同而微調唱腔的第一個音(如後文所釋),但唱固定唱腔仍是大眾所習慣的。

而要談戲曲音樂的淵源,那就是起於『宋詞』。中國戲曲的初起,使用了是當日宋代民間的『詞』。這些民間的『詞』,比起當日文人間所寫作的所謂『宋詞』有着更廣泛的定義,就是當日社會上,民間的『俗樂』的各種體式,如諸宮調、唱賺、小唱、嘌唱、慢曲、法曲、曲破、大曲、里巷歌謠、村坊小曲等等,依《宋史‧樂志》所指出,在南宋初年,當日社會上的『俗樂』都是『先製譜,後命詞』,即曲子的旋律是由樂工先寫好了,再由文人或才人填上了曲辭。因為曲子由樂工寫就,所以它的唱腔就固定了,文人只是把曲辭填進到旋律裡面去,曲子的旋律不會因着填詞者是哪裡人,用的是什麼地方的土音土語方言而改變了唱腔,因此,土音土語和那隻曲牌的旋律無關。因而,也不會有一些人臆測『依字聲行腔』(曲唱)、或其跟班的『腔調說』的以中國戲曲的曲牌是隨着土音土語的方言,去依字聲行其當地的土腔才形成各種聲腔的腔調的說法可成立之處的。只要一讀了《宋史》,就即知就在南戲初起的南宋初年,當日天下所有的俗樂,也含了南戲,也都是隻隻曲牌的唱腔早就固定好了,和土音土語方言的各地四聲平上去入等一無相關。

第三章  南曲戲文

第一節   戲曲音樂淵源——南曲戲文的音樂淵源

南曲戲文,是始於北宋滅亡,南宋偏安之初。南曲戲文的興起不是偶然,而有其必然。而其能首起,也是有創作者創造了它,一如孔三傳創造了諸宮調、張五牛創造了唱賺。而南曲戲文,和唱賺可以說很有關係。南曲戲文的興起,是因為於北宋末年的徽宗為了顯示國富而欲作樂,而立大晟樂府,不但要恢宏帝王之樂,而其雄心實在於一統天下之樂於其新樂的大晟樂府之下。所以,不但立八十四調,且改革原有唐傳的燕樂二十八調缺少了徵調,及唐燕樂二十八調到了宋朝,還亡了角調之下,恢復了徵調及角調,並且將天下的燕樂十七調的樂譜由大晟府依新律及校正,且依月律排列,頒新樂器及禁舊燕樂二十八調的樂曲,並招集天下的教坊樂工依志願及各地方派遺方式,派往京城受專業訓練,而加強了樂工的謀生技能之下,以致於當敗於金人之後的宣和年間,廢除了大晟樂府,將在京受訓樂工及一些機構裁撤之下的樂工,懷著絕技,而在金人亡北宋的時際,終於在人文匯聚有『小鄒魯』之稱的溫州一帶,結合了當地的讀書人,創立了書會,開始中國戲曲的一頁。

依《宋史》所載,就在南宋初年的紹興年間,天下俗樂都是『先製譜,後命詞』。南戲,此一當日社會上的俗樂,也未排除在外,正如《宋史》所記載的俗樂一般。南曲戲文的組成成份,是曲牌,其來源,就是所有當日的各種民間俗樂的依腔填詞一樣的牌子的方式。而一隻隻的詞牌,日後被稱為曲牌,在南宋當日實即詞牌。每隻的詞牌的曲子是先寫就的固定好了的,給所有填出的此詞牌的曲辭演唱之用。

雖則,對於當日的南曲戲文,在南宋直到末年,都沒有記載,直到南宋滅亡時,張炎始有記載有《韞玉傳奇》一劇,而周密才有記載有祖傑的戲文。到了元朝才有周德清記載有《樂昌分鏡》的戲文,而到了明代才有宋代有《王魁》《趙貞女》等劇。而今日從明代《永樂大典》所收集來的南戲的三劇裡,今人認為較早的《張協狀元》一劇,今日或認為即南宋末年的當時的戲文。學者俞為民於《宋元南戲考論續編》(中華書局,2004)分析其168隻曲牌,只從曲牌名字上來看,其中與唐代曲子相同者7曲,與唐宋教坊曲相同者17曲,與唐宋大曲相同者9曲,與宋代唱賺相同者3曲(【賺】、【縷縷金】、【越恁好】),與宋金諸宮調相同者24曲,與宋詞相同者60曲,與宋雜劇所用曲調名相同者5曲,僅見於該劇者12曲(【復襄陽】【福州歌】【賀筵開】【金錢子】【金牌郎】【麻郎】【林里雞】【五方神】【太子游四門】【引番子】【添字賽紅娘】)。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以被視為南宋末年南曲戲文代表的《張協狀元》裡的曲牌來源統計,出於宋詞者為168分之60為三分之一以上,其他多與唐曲子、唐宋教坊曲、唐宋大曲、宋代唱賺、宋金諸宮調有關,獨見於該劇只12隻曲牌,故一見此一統計,即知南曲戲文是以宋詞為其本,兼及唐宋以來的曲子及民間的其他俗樂的如唱賺、諸宮調等,並沒有像是清初何焯的偽書《南詞敘錄》裡說的南戲是『里巷歌謠』『村坊小曲』的『隨心令』的猜度出自民間土腔的歌舞的臆說可以成立之處。因為即使是《張協狀元》僅見的曲牌12隻,也無法證明是全出自『里巷歌謠』『村坊小曲』,即便皆是,也只是點綴的168隻裡的12隻,微乎其微了。以是可見,現今市面上百分之九十九的論及南戲都是中了偽書《南詞敘錄》之毒,而未論學先考史料的真偽。(未完待續)(劉有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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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9/23

​吳梅《曲選》選目及其對所選明清傳奇之評語

吳梅《曲選》選目及其對所選明清傳奇之評語

有關於明清傳奇戲曲的選輯,雖數十年汗牛充棟,不乏出品,近至於如蔣星煜、齊森華、趙山林主編的《明清傳奇鑒賞辭典》,不過,要談素質及選目的眼光,實不是泛泛之所謂今日的學者能洞悉精微有如昔日的吳梅者,此吳梅之強項,在於戲曲之鑑賞,而不在於考據。而吳梅於1930年所出版的《曲選》,可以說是第一部《明清傳奇鑒賞辭典》,不過,他只取曲辭而未附科白,此為可惜。其選明清傳奇三十二種共計一百九十四折。雖傳奇三十二種,於詞山曲海裡如九牛一毛,不過,如果以吳梅的《曲選》作為進入明清傳奇堂奧的敲門磚,以之為起步,以走正確的鑑賞之路,總比博摭不少傳奇,但都挑些自以為有現實意義或某種教條為長者入選,反而誤導有興趣者走入鑑賞的歧途為逾。

吳梅的《曲品》摘要
───吳梅《曲選》三十二種傳奇雜劇劇作的『曲品』摘錄

有關於明清傳奇戲曲的選輯,雖數十年汗牛充棟,不乏出品,近至於如蔣星煜、齊森華、趙山林主編的《明清傳奇鑒賞辭典》,不過,要談素質及選目的眼光,實不是泛泛之所謂今日的學者能洞悉精微有如昔日的吳梅者,此吳梅之強項,在於戲曲之鑑賞,而不在於考據。而吳梅於1930年所出版的《曲選》,可以說是第一部《明清傳奇鑒賞辭典》,不過,他只取曲辭而未附科白,此為可惜。其選明清傳奇三十二種共計一百九十四折。雖傳奇(含雜劇)三十二種,於詞山曲海裡如九牛一毛,不過,如果以吳梅的《曲選》作為進入明清傳奇堂奧的敲門磚,以之為起步,以走正確的鑑賞之路,總比博摭不少傳奇,但都挑些自以為有現實意義或某種教條為長者入選,反而誤導有興趣者走入鑑賞的歧途為逾。今摘其此著對於三十二種傳奇及雜劇劇作的評語摘其要,亦可擬同於明季呂天成的《曲品》,故可謂吳梅之《曲品》。

卷一

琵琶記----規奴, 梳妝、思鄉、賞秋、尋夫

並評:『至就文字論,前人推許已極,無俟贅言。余獨謂記中佳處固多,而迂拙滯鈍用韻夾雜處,亦復不少,故僅錄五折,他如《陳情》《賞荷》,通體不稱者,且割愛焉』。
 
拜月亭──走雨、拜月

並評:『幽閨本關漢卿拜月亭而作,記中拜月一折,全襲原文,故為全書最勝處,餘則頗多支離叢脞。余嘗謂拜月多僻調,令人無從訂板,魏良輔僅定琵琶板式,不及幽閨,於是作譜者咸取琵琶。。。又如《旋婚》《請醫》諸折,科白鄙俚,聞之噴飯,而嗜痂者反以為美,於是劇場惡諢,日多一日。。。。。明人盛稱《結盟》《驛會》兩折,殊不見佳。。。。今摘錄二折,略見一班』

香囊記──途敍、聞訃、問卜、設祭、辭婚、寄書

並評:『記中頗襲琵琶、拜月格調,如《辭昏》《驛會》,皆脫胎二書。今錄《辭婚》而不取《驛會》者,以襲君美之語太形似也。。。惟通本好用儷語,已開《浣紗》《玉合》之先矣』。

荊釵記──赴試、閨念、憶母、遣音、赴任、夜香、晤婿

並評:『荊釵曲本不佳。。。。實則明曲中,尚是下里也。』

金印記──逼釵、往秦、假報、往魏

並評:『劇中文字古朴,碻為明初人手筆。。。又支時齊微魚模等韻,皆混合不分,是承東嘉之弊,明曲皆如是。。。《往魏》一折【武陵花】二曲,為記中最勝處,《種玉》之《往邊》,《長生殿》之《聞鈴》,概從此出,以此相較,則大輅椎輪,氣韻較厚焉』

浣紗記──遊春、打圍、放歸、迎施、別施、採蓮、思憶、泛湖


並評:『今按其詞,韻律時有錯誤。。。。惟曲白研鍊雅潔,無《殺狗》《白兔》打油鉸釘之習,在明曲中除四夢外,當推此種為最矣。』

玉合記──贈處、懷春、參成、約、義姤、言祖、西幸、祝髮、入道、嗣音

並評:『此記文情穠麗,科白安雅,較《浣紗》為純粹。其結構緊嚴,除本傳外絕鮮妝點增加處,亦較玉茗《還魂》《紫釵》差勝。學人填詞,究與才人不同也。。。今人知禹金能詩,而不知能曲,余故多選數支』

紅拂記──渡江、夜奔、遇俠、閨憶、棋決、話舊、鏡圓、完偶、逃海、逢舊、功圓

並評──『惜協韻時有通假處』

紅梨記──詩要、拘禁、訪素、脫樊、趕車、投雍、路敍、訴衷、託寄、潛窺、詠梨、三錯

並評:『頗稱奇豔,明曲中上乘之作也。。。。《紅梨》尤為平生傑作。。。。傳奇諸作,大抵言一家離合之情,獨此記家國興衰,備陳始末,洵為詞家異軍。記中《錯認》《路敍》《託寄》諸折,淒迷哀感,雖狡童禾黍之歌,亦無以過此。而葉懷庭止取《訴衷》一折,且云《紅梨》才弱,一二曲後未免有捉衿露肘之態,此言亦覺太過。《訴衷》折固佳,必謂他折皆頹唐不稱,亦不應輕率及爾。且其時尚無曲譜,而《亭會》《三錯》《詠梨》數折,皆用犯調,穩愜美聽,又非深於音律者不能。』

卷二

還魂記──驚夢、尋夢、寫真、診祟、鬧殤、拾畫、玩真、鬧宴

並評:『此劇肯綮在死生之際,記中《驚夢》《尋夢》《診祟》《寫真》《悼殤》五折,自生而之死,《魂遊》《幽媾》《歡撓》《冥誓》《回生》五折,自死而之生,其中搜抉靈根,掀翻情窟,為從來填詞定履齒所未及,遂能確踞詞壇,歷千古不朽也。是記初出,度曲家多棘棘不上口。。。。惟記中舛律處頗多,往往標名某曲,而實非此曲之句讀者。。。。。』

紫釵記──謁鮑、墜釵、議允、花盟、折柳、題詩、驚秋、邊愁、泣箋、工感

並評──『詞藻精警,遠出《香囊》《玉玦》之上,四夢中以此為最豔矣。余嘗謂工詞者,或不能本色。工白描者,或不能作豔詞,惟此記穠麗處,實合玉溪詩、夢窗詞為一手,疏雋處又似貫酸齋、喬孟符諸公。或云刻畫太露,要非知言。蓋小玉事非趙五鋃、錢玉蓮可比,若如《琵琶》《荊釵》筆法,亦有何風趣。惟記中舛律頗多。緣臨川當時,尚無南北宮譜,所據以填詞者,僅太和正音譜、雍熙樂府、詞林摘豔諸種而已,不得以後人之律,輕議前人之詞也。。。』(有恒按:其時,已有蔣孝之南九宮譜,吳梅失查)

邯鄲記──入夢、東巡、閨喜、織恨、生寤

並評──『臨川諸作,頗傷宂雜,惟此記與《南柯》,皆本唐人小說為之,直捷了當,無一泛語。增一折不得,刪一折不得。非張鳳翼、梅禹金輩所及也。今世傳唱,有《度世》《西諜》《死竄》《合仙》四折,膾炙已久,皆未入選,僅錄《入夢》《東巡》《織恨》《生寤》諸折,亦避熟意也。。。。』

南柯記──俠概、就徵、侍獵、之郡、玩月、雨陣、尋寤

並評──『《南柯》一劇,暢演玄風,為臨川度世之作,亦為見道之言。。。四夢中惟此最為高貴。蓋臨川有慨於不及情之人,而借至微至細之蟻,為一切有情物說法。又有慨於溺情之人,而託喻乎落魄沉醉之淳于生,以寄其感喟。淳于未醒,無情而之有情也。淳于既醒,有情而之無情也,此臨川填詞之旨也。令此託傳唱,有《啓寇》《圍釋》二折,皆北詞,故不入選。就今所錄,精警處已略具此矣。』

[四夢傳奇總跋]『就表而言之,則四夢中主人為杜女也,霍郡主也,盧生也,淳于棼也。即在深知文義者言之,亦不過曰還魂鬼也,紫釵俠也,邯鄲仙也,南柯佛也,殊不知臨川之意,以判官、黃衫客、呂翁、契玄為主人,所謂鬼俠仙佛,竟是曲中之意,而非作者寄託之意。蓋前四人為場中之傀儡,而後四人則提掇線索者也。前四人為夢中之人,後四人為夢外之人也。既以鬼俠仙佛為曲意,則主觀的主人,即屬於判官等四人,而杜女、霍郡主輩,僅為客觀的主人而已。玉茗天才,所以超出尋常傳奇者,即在此處。。。』

紫簫記──勝遊、送別

並評:『。。。記中情節,較《紫釵》更為叢雜,而詞藻穠麗,幾字字嘔心鏤腎以出之,故頗多晦澀語,及費解語。第六齣小玉就四娘學歌,將太和正音譜宮調總論,逐一數說,並未道着詞家肯綮,於此見若士非十分知音者,阮圓海謂若士不能度曲,據此非[衛+齒』言。且其中【折桂令】一曲,末一句用厭的聽聞,與上文寒山協韻,實是不妥,通闋平仄句法,完全不合律度,方知陳浦雲謂,若士少作,多不協調,亦非刻論。余僅愛其詞而已。。。』

卷三

明珠記──宮怨、煎茶

並評:『今讀此記,仍多失律處。。。。顧文之佳者,殊不多覯也』

南西廂記(陸采)──秋閨、賡句、報捷

並評:『。。。傳中失律出宮及不協平仄處,亦復不少。。。蓋天池實不知律,而好為大言,以動世人也。。。』

種玉記──箋允、拂券、促晤、往邊、妃怨、誤醋

並評:『《往邊》折【武陵花】二支,以文不甚佳,略之』

紅梅記──殺妾、折梅、脫難、秋懷、改粧、夜晤

並評:『記中情節,頗有緊湊處。。。。此記傳唱絕少,五十年前,前《鬼辨》《算命》等折,偶現歌場,余生也晚,己不及見。近亂彈腔有《紅梅閣》一劇,即檃括此記而成,實是點金成鐵。余故多錄數折。。』

曇花記──開讌、遇主

並評:『。。。出宮失調,疵病至多,蓋赤水非深明音律者,故多可議也』

蕉帕記──幻形、付珠、鬧婚、鬧題

並評:『。。。此記詞頗精警,用本色處至多,又摹寫招討公子胡連,憨狀可掬,明人作劇,輒不長於科諢,此記猶可發粲,勝禹金、赤水多矣。。。』

玉簪記──幽情、寄弄、躭思、叱謝、占兒

『。。。。其中情節,頗有可議者。。。。。至於用韻之夾雜,句讀之舛誤,更無論矣。編製傳奇,首重結構,詞藻其次也。記中《寄弄》《躭思》諸折,文彩固可觀,而律以韻律,則不可為訓。顧能盛傳於世,深可異也。。。。』

東郭記──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則將摟之乎、綿駒、鑽穴隙、出而哇之、卒之東郭墦間之祭者

並評:『。。。此等詞曲,若當場奏演,恐竹石俱碎矣。。。』

燕子箋──寫像、駭像、寫箋、閨憶、招婚、箋合、遷官

並評:『圓海諸作,自以《燕子箋》為最,自葉懷庭譏其尖刻,世逐屏不與作者之林,實則圓海固深得玉茗之神也。。。。石巢四種,《雙金榜》古豔,《牟尼合》穠豔,《燕子箋》新豔,《春燈謎》則悔過之書,所謂十錯認,亦圓海平旦清明時,為此由衷之言也。自來大奸慝必有文才,嚴介溪之詩、阮圓海之曲,不以人廢言,可謂三百年一作手矣』

卷四

綠牡丹──謝詠、倩筆、閨賞、訪俊、報閨、戲草、簾試、談心

(吳梅於此劇僅備述故事情節,無下評語。)

情郵記──閨恨、題驛、旅行、半和、補和、見和、邊略、問婢、代聘、賒許

並評:『此記。。。文心如剝蕉抽繭,為粲花五種之冠。。。。昔人以此傳,比諸武夷九曲,謂文心之曲,為明代所未有,而能為此傳者,百中無一二也。。。陽羨萬紅友,為石渠之甥,其詞學即得諸舅氏,所作《念八翻》《空青石》《風流棒》三種,世稱奇構,實皆石渠之緒餘耳。』

桃花扇──訪翠、投轅、寄扇、題畫、餘韻

並評──『。。。自有傳奇以來,能細按年月,確考時地者,實自東塘為始。傳奇之書,遂得與詩詞同其聲價矣。通部布局,無懈可擊,至修真入道諸折,又破除生旦團圓之成例,而以中元建醮收科,排場亦不冷落。此等設想,更為周匝。故論《桃花扇》之品格,直是前無古人,所惜者通本無耐唱之曲,除此選諸套外,恐亦寥寥,不足動聽矣。馬、阮諸曲,固不必細膩風華,而生旦則不能草草也。《眠香》《却奩》諸齣,世皆目為妙曲,而細唱曲不過一二支,亦太簡矣。東塘凡例中,自言曲取簡單,多不過七八曲,而不知其非也(此病《長生殿》所無)。。。』

長生殿──倖恩、復召、夜怨、尸解、得信

並評:『。。。。葉懷庭云,此記上本雜采開天舊事,每多佳構,下本多出稗畦自運,遂難出色,蓋此就劇中事實言之也,至其文字之工,可云到底不懈。余最愛北詞諸折,幾合關、馬、鄭、白為一手,以限於篇幅,不能采錄。。。』

臨川夢──譜夢、想夢、改夢、殉夢、續夢、寄曲、了夢

並評:『。。。文字亦不惡。。。。余嘗謂傳奇中情詞贈答,數見不鮮,其能掃盡踰牆窺穴之陋習,而出以正大者,惟藏園而已。臨川四夢,《紫釵》《還魂》,皆少年筆,《邯鄲》《南柯》,則不作綺語,而身亦老大矣。此記將若士一生事實,現諸氍毹,已是奇特。且又以四夢中人,一一登場,與若士相周旋,更為絕倒。。。。』

四弦秋──茶別、改官、秋夢、送客

並評:『。。。。通本皆作蘊藉語,恰合樂天身分。《改官》折尤得大體。世人皆賞【折桂令】,蓋愛春華而忽秋實者也。』

吟風閣──新豐店、黃石婆、快活山、春夢婆、凝碧池

並評:『曲共三十二折,每折各賦一事。。。。實為傳奇家別開生面,而頗合近百年內之搬演家也。其中如《黃石婆》《錢神廟》《曼倩偷桃》諸折,可謂戛戛獨造之作。棃園中傳唱《罷宴》一折,非文之至勝者,因選錄五折,以見一斑。。』

帝女花──宮歎、佛餌、探訊、草表、觴敍、香天

並評:『韻珊倚晴樓七種,可以頡頏藏園,而排場則不甚研討,故熱鬧劇不多,所謂案頭之曲,非氈氍伎倆也。。。。通體悉據梅村輓詩,而文字哀感頑豔,幾欲奪過心餘。。。。云亭之曲,僅工綺語,本色語則終卷不多見,韻珊此作,亦復似之,乃知此道之難矣。』

桃溪雪──閨敍、延素、送外、題箏、墜崖、弔烈

並評:『。。。其詞精警拔俗,與《帝女花傳奇》,皆扶植倫紀之作。蓋自藏園標下筆關風化之幟,而作者皆慎重下筆,無青衿挑達事,此亦清代曲家之勝處也。。。淨、丑角目,止有《紳鬨》一折,似嫌冷淡。此由文人作詞,此嘉生旦一面,而不知淨、丑襯託愈險,則其詞彌工也。余故謂,遜清一代,乾隆以前,有戲而無曲(《桃花扇》《長生殿》不在此例);嘉道以還,有曲而無戲。此中消息,可就韻珊諸作味之也』(劉有恒,寫於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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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9/23

​崑曲《滿床笏》(十醋記) 劇作的我見

崑曲《滿床笏》(十醋記) 劇作的我見

《十醋記》,是清初劇作者的取名,後世在崑曲戲場上易名為《滿床笏》,劇名一改,連主題都異位了。原著,看劇名即知,是講女主角龔敬老婆不讓其夫,朔方節度使的龔敬納妾,於是,在此劇中最精彩的兩齣戲《納妾》,《跪門》裡,就講述到龔敬要私納小妾一事,本想瞞着老婆大人,等木已成舟再說,但被精明的老婆識破,當下把那位賣身的小妾予以接濟,給予銀兩,放其自由,此《納妾》一戲的主軸,而《跪門》一戲,則是等老公下班回家,則迫使老公承認及罰跪門邊。但此戲很仍不免所有傳統戲曲的俗套,老公納妾以承香火必成,大小老婆和樂融融。而《十醋》之所以稱做十醋,即三十六齣內,有十齣的齣名皆帶有『醋』(吃醋捻酸)在內,包含有名的《納妾》,原名《醋義》,而《跪門》,原名《醋威》,即十醋的二醋。它如今名為《龔壽》的《醋表》,今名為《求子》的《醋感》,及今名《醋授》的《後納》,皆後世仍可上演的十醋內的共計五次吃醋事件。

不過,後世戲場把《十醋記》易名為《滿床笏》,就突出了全劇的副線,由李白引薦的郭子儀汗馬立功於唐中興,以致於一門榮貴似當成了此劇的主題,而反而郭子儀的功成而上殿榮封的《卸甲封王》(即第二十七齣的《陛見》)成了全劇的中心。而實際上,本劇於後世亦是以《卸甲封王》最常演,而且不止在崑曲裡,就是各地,包含了台灣的北管戲裡,都也有此劇以崑曲演出,可見影響力及普及的一般。

但,不談主線,而就副線而言,其實,有關李白及郭子儀的這一條副線內,像是李白的戲,就是劇情十分有吸引力的。像是第五齣《醉薦》裡,李白醉薦郭子儀,而第七齣《醉罵》裡,李白醉罵安祿山,及第二十齣《醉報》(原名《聞警》),安祿山亂事之起,朝廷要召見李白,而李白尚且醉未醒而被喚醒時之趣事,皆實喜劇效果,不減《納妾》《跪門》。(劉有恒,寫於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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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9/21

​談《漢書》裡的偽辭賦家枚乘傳記及東漢出現傳佈佛家“要言妙道”的《七發》

談《漢書》裡的偽辭賦家枚乘傳記及東漢出現傳佈佛家“要言妙道”的《七發》
 
在西漢這個時代,承續著秦的政制,不設史官。整個西漢王朝的史料只靠著有識之士的記錄(也包括了別有動機的偽史),當然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記載到西漢武帝時期的司馬遷的《史記》。史官的重新設置要到西漢末王莽時代始創設之。東漢承襲莽制,故在東觀設立史官,記錄政治事件。但是《漢書》是東漢班彪、班固父子所主筆,其時所寫的西漢故史,很多都是據後來增益的文獻,其中不乏誇大不實及偽史料,班氏父子也未費心斟別,以致於一部《漢書》,其中偽史之遍佈不堪。此吾人已有如《兩漢經學及古文偽經偽史考》一書已就其學術面的虛妄不實的學術經學尤其其中的古文經學的偽經偽史加以釐正。
 
至少在《史記》所述之武帝時代以前,因為有司馬遷以其史筆實錄所見所傳之近史,一比對數百年後班固的《漢書》依誇或偽史料增益者,即可以比較分析斟別出來《漢書》增偽的部份。
 
像是在文學史上很有名的,被號稱其人寫了《七發》一賦而開創漢賦脫離楚辭體的先河及創散體大賦及“七體”的枚乘其人,後人全據《漢書》枚乘傳的偽史來敍,且並不察《七發》一賦根本非枚乘所著,於是張冠李戴,迄今之中國文學史裡都還弄錯了漢賦的發展歷程,實是誤信《漢書》及文獻內不實記載,不仔細察證之過。
 
枚乘的活著的時代是司馬遷《史記》可以完全完整覆蓋的,因為他死於《史記》成書之前些年。但是《史記》對於他的敘述,因為他實際上並不是什麼重要人物,因此司馬遷《史記》內,不但不專立列傳,而只在《司馬相如傳》裡述及枚乘的『遊說之士……淮陰枚乘』及《魯仲連鄒陽列傳》裡的講『淮陰枚生』幾個字:
 
《司馬相如傳》裡言:


『司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字長卿。少時好讀書,學擊劍,故其親名之曰犬子。相如既學,慕藺相如之為人,更名相如。以貲為郎,事孝景帝,為武騎常侍,非其好也。會景帝不好辭賦,是時梁孝王來朝,從遊說之士齊人鄒陽、淮陰枚乘、吳莊忌夫子之徒,相如見而說之,因病免,客游梁。梁孝王令與諸生同舍,相如得與諸生游士居數歲,乃著子虛之賦。』
 
按,司馬遷對於文學人物,都會在傳記裡陳述並把其代表性作品列入,如屈原、賈誼等楚辭賦家在《史記》裡都有其名作載入,但是對於被後世偽史虛稱的枚乘其人,司馬遷與其幾乎同時代,對於枚乘竟不知他寫過了什麼《七發》的代表作,更不知他寫過什麼名賦,甚至沒有記載他有會寫什麼賦的經歷,而只是說枚乘此人是諸侯王梁孝王的『遊說之士』。而且依《史記‧司馬相如傳》,司馬相如與枚乘這些遊說之士還相處過,使司馬相如反而後來寫出了名賦《子虛賦》。枚乘的真正一生可稱述的只有這幾個字而已。
 
與梁孝王同遊的諸生遊說之士裡,反而鄒陽比枚乘更有名,司馬遷反而替鄒陽寫專傳《魯仲連鄒陽列傳》:『鄒陽者,齊人也。游於梁,與故吳人莊忌夫子、淮陰枚生之徒交。上書而介於羊勝、公孫詭之間。勝等嫉鄒陽,惡之梁孝王。孝王怒,下之吏,將欲殺之。鄒陽客游,以讒見禽,恐死而負累,乃從獄中上書曰:……』
 
《漢書‧賈鄒枚路傳》裡,講『鄒陽,齊人也。漢興,諸侯王皆自治民聘賢。吳王濞招致四方游士,陽與吳嚴忌、枚乘等俱仕吳,皆以文辯著名。久之,吳王以太子事怨望,稱疾不朝,陰有邪謀,陽奏書諫。為其事尚隱,惡指斥言,故先引秦為諭,因道胡、越、齊、趙、淮南之難,然後迺致其意。其辭曰:………吳王不內其言。是時,景帝少弟梁孝王貴盛,亦待士。於是鄒陽、枚乘、嚴忌知吳不可說,皆去之梁,從孝王游。』造了一篇鄒陽上書吳王濞的文字。

傳中對於枚乘,則言:『枚乘字叔,淮陰人也,為吳王濞郎中。吳王之初怨望謀為逆也,乘奏書諫曰:……吳王不納。乘等去而之梁,從孝王游。景帝即位,御史大夫鼂錯為漢定制度,損削諸侯,吳王遂與六國謀反,舉兵西鄉,以誅錯為名。漢聞之,斬錯以謝諸侯。枚乘復說吳王曰:……漢旣平七國,乘由是知名。景帝召拜乘為弘農都尉。乘久為大國上賔,與英俊並游,得其所好,不樂郡吏,以病去官。復游梁,梁客皆善屬辭賦,乘尤高。孝王薨,乘歸淮陰。武帝自為太子聞乘名,及即位,乘年老,迺以安車蒲輪徵乘,道死。詔問乘子,無能為文者,後迺得其孽子皐。』
 
在其間,又造了《諫吳王書》及《重諫吳王書》兩篇。按,其實,在《漢書》裡的枚乘《重諫吳王書》,有人認為係偽作,此余冠英《中國文學史》裡就指出了:『《重諫吳王》一篇,是吳王已反後勸吳王罷兵歸國的上書。這一篇內容有不符合史傳記載的地方,後人懷疑它是偽作』。但是班固的《漢書》的枚乘傳記裡就堂而皇之視之枚乘之親筆而收入,若此篇係偽作,不就坐實班固《漢書》的枚乘傳記內容裡有虛假不實之存在其中歟。此篇為偽,則班固所記『景帝即位,御史大夫鼂錯為漢定制度,損削諸侯,吳王遂與六國謀反,舉兵西鄉,以誅錯為名。漢聞之,斬錯以謝諸侯。枚乘復說吳王曰:……』全係謊言偽史。
 
而且《漢書》還說,因為枚乘上書勸吳王濞歸順,於是在平七國之亂後,『由是知名』,但如此『知名』之事,何以司馬遷不知此有功於大漢之偉業而沒有大筆一書呢。可見此『由是知名』四字就是偽史之筆。

而且《漢書》再筆景帝派官給枚乘,枚乘不樂而以病去官,此任官之事,司馬遷自當記上一筆,但不料《史記》全無影無響,一字不見枚乘此『功』及此『官』,終枚乘一生死於司馬遷寫成《史記》之前,司馬遷對其評價是“遊說之士”及因為在辭賦上並未太出色,不夠在《史記》內記上一筆,故亦不提。

為何知司馬遷亦知枚乘會寫辭賦呢,因為司馬遷在《司馬相如傳》裡提到了景帝不喜『辭賦』,所以司馬相如一見梁孝王之門下如枚乘、鄒陽、嚴忌等同好,『見而說之』,『與諸生同舍,相如得與諸生游士居數歲』,可見梁孝王這些門下都是好『辭賦』的,司馬相如與他們相處數年。但司馬遷並不認為這些門下包含枚乘在內,有何辭賦出眾,故沒有提到,雖然班固《漢書》講『梁客皆善屬辭賦,乘尤高』,抬高枚乘的辭賦高於其他門客,但司馬遷即便知枚乘為辭賦,但也沒有稱道之,此亦間接可以證明了在司馬遷那個枚乘死去後的初期,並無看到有所謂什麼《七發》此一驚天偉作由枚乘寫出來,不然,司馬遷豈不要像是對賈誼列專傳,並且收入賈誼的名賦《弔屈原賦》《服鳥賦》的一樣來收作枚乘的《七發》並讚歎一番了。
 
故可知道,後世所謂枚乘所寫的《七發》其實不是枚乘所寫。真正出世的時間,依吾人所考乃在東漢末年,有某信佛道的文人為反對傅毅《七激》而寫成《七發》,命名“發”字正為了正面對沖“激”字。從佛道觀點來批駁傅毅非道宗儒的立場。此吾人另有文剖露之。
 
而且在《史記‧吳王濞列傳》裡,根本沒有什麼記載枚乘其人會二次上書給吳王之事。依《史記》,枚乘一開始就在梁孝王門下。相同的,像是鄒陽此人也在《史記》裡只是『游於梁』的遊說之士,但到了《漢書》裡,把枚乘及鄒陽都加上了曾在吳王濞門下的經歷,以便插入偽作的鄒陽及枚乘上吳王濞書,而且枚乘及鄒陽都分別給吳王濞上書,枚乘還寫了前後二篇,第二篇在離開後,聽到吳王濞反漢而上書。
 
在《漢書·藝文志》裡載枚乘賦九篇,此九篇內並無《七發》,不然班固豈不亦會將此名賦加以介紹或全文載入,但並沒有啊,只在《漢書》裡提到他的辭賦在梁孝王的門客裡是最佳的,但是不是天下最佳的,沒有提到。因為沒有《七發》在東漢班固那個東漢中葉的時期出現啊,《七發》出現在佛教以黃老同質的面目進入中土時中期以後,故其末所謂“要言妙道”就是指的是傳入中土的佛法。世人怪《七發》之篇為何狗尾續貂,最後的解答只是“要言妙道”,沒有舖陳詳述“要言妙道”的內容,因為,此一偽托枚乘寫《七發》的信佛文士,在東漢末年,還不是可以倡言佛法而不受排斥的時代,才以“要言妙道”打發全篇,讓有領悟力的讀者去領悟此四字的要言及其中的妙道了。(劉有恒,2020,9,21於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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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9/20

​從誤用《反淫》篇名而露偽的北大偽漢簡《反淫》係今人偽造

從誤用《反淫》篇名而露偽的北大偽漢簡《反淫》係今人偽造

2009年,北京大學向外號稱向海外買回來路不明,不知出土地點的所謂西漢簡,被稱作北大簡的一批竹簡,其中有一篇在同篇性質其一的殘簡裡背面題名為《反淫》的一篇以所謂西漢枚乘所作之賦《七發》(按,其實《七發》非枚乘所作,係後人偽托,此吾人另有文揭之)相似,被研究者甚至比附成枚乘《七發》祖本的此一《反淫》,在上市後,被研究者不察其真偽而論者及誇者如林,蔚為學術現形奇觀。

其實,若能深研古文字學到家,一見其篇名《反淫》,立刻就會發生疑問。因為,在先秦到西漢,尤其像是此批所謂西漢武帝到宣帝此一西漢早中期的時代的竹簡,不可能有“反淫”的用法。其故何也?

因為,所謂此一北大偽簡《反淫》的此一篇名,一如多數研究者所認為的,是釋如“反對過度地放緃慾望”。但是先秦及西漢早中期時代的“反”字的使用,從西周金文時代做為“返”用,或做為行為上的背叛,如淮夷之反周朝等等,到了東周及到了西漢早中期,此一“反”字,亦不作“反對”之釋。如果行為上的背叛,一如西周金文,謂之為“反”,如淮南王反,但在學術、見解上的反對,一如反對過度地放緃慾望,則從先秦到西漢早中期,都是用“非”字,有名的,如《墨子》的“非攻”“非樂”“非儒”,到戰國末年荀子反對十二子的學說及主張的文章的篇名都叫“非十二子”,故此篇所謂北大簡的《反淫》篇如果真係西漢早中期的時代的文字,其篇名若題為《非淫》才是有可能是真竹簡。而有“反對”之意含之可能者要到西漢末揚雄首作《反離騷》為起始。所以,一見此篇偽竹簡的題名《反淫》,而當成西漢早中期枚乘時代之作,就知道此必偽作於今之學問不精,對於古文字的進化無知無悉之輩,而才會以後世的“反對”的“反”來編寫偽西漢簡《反淫》的篇名。

此篇為揭發北大簡《反淫》實為今人偽造的竹簡的第一篇,此篇尚有更多漏偽饀之處,另文續揭之。(劉有恒,2020,9,20於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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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9/16

​劉有恒藝史文曲已出版著作下載(更新)

劉有恒藝史文曲已出版著作下載(更新):

劉有恒:(崑曲)集粹曲譜初集(一)(2011)
http://www.mediafire.com/file/g6seam6wb6ps53i/file

劉有恒:崑曲史料與聲腔格律考略(台北,2015)
http://www.mediafire.com/file/3preyg0zpf563zm/file

劉有恒:宋元明戲曲史考略(台北,2015)
http://www.mediafire.com/file/l32o9jxho5xexs4/file

劉有恒:《崑曲史料與聲腔格律考略(第二集)》(2016)
http://www.mediafire.com/file/mo6zagp1at8si1w/file

劉有恒:中國古代音樂史辨正(甲集)(2019) http://www.mediafire.com/file/cj91btlthcohmey/file

劉有恒:中國古代文史考論(2019)
http://www.mediafire.com/file/z3vhew3345wlsqy/file

劉有恒:古代戲劇史真相考辨(2019)
http://www.mediafire.com/file/z8vj32w8f3ywjrd/file

劉有恒:兩漢經學及古文偽經偽史考(2019)
http://www.mediafire.com/file/gk2c017szupdgrm/file

劉有恒:《崑曲牡丹亭全譜》(2019)
http://www.mediafire.com/file/2z9mo03egwt4rrn/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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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9/15

​新出偽青銅器〈焂戒鼎〉(韐伯慶鼎)辨偽

新出偽青銅器〈焂戒鼎〉(韐伯慶鼎)辨偽
 
某博物館於1993年徵集並收藏,並於1997在香港中文大學舉辦的“第三屆國際中國古文字學研討會”上公佈的〈焂戒鼎〉(陳佩芬:〈釋焂戒鼎〉,《第三屆國際中國古文字學研討會論文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學,1997),後來有李學勤〈韐伯慶鼎續釋〉(《徐中舒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巴蜀書社,1998年)及吳振武〈焂戒鼎補釋〉(《史學集刊》,1998年第1期)、胡長春〈焂戒鼎新釋〉(《古文字研究》第26輯,中華書局,2006年)及何景成〈試論焂戒鼎所反映的“羨卒”問題〉(《中原文物》,2008年第6期)等文討論之。但吾人細檢其上的銘文,發現此銘文實乃係今人所偽造的,細述其偽之由。此器上有偽銘文如下:
 
『韐伯慶賜焂戒簟[弓弓攴]、[羽+斤]、膺、虎裘、豹裘,用政於六師,用校於比,用[犬臣犬] [水欠]。』
 
一見此〈焂戒鼎〉(韐伯慶鼎)銘文裡的所謂金文,就知係今人偽造的。因為,竟然有使用到東漢的《說文》裡不知來處的所謂的古文,也有自創的部件,更有自創的新金文字,不一而足,如此怪異的文字,竟可以打遍古文字學界而無一人會看出來。按,〈焂戒鼎〉(韐伯慶鼎)偽銘文裡的“六師”是西周軍隊的單位,像所謂“西六師”(或“成六師”)是西周重要的部隊。但此“六師”之名,一些學者如李學勤偏偏拿偽書《周禮》裡的假造的西周鄉遂制度裡的“六鄉”來比附,因為看到此偽銘文上“六師”後有“校於比”字眼,於是附會到偽《周禮‧地官‧小司徒》的偽內容去了,但查此《周禮》所偽小司徒的“比”制,顯似抄自《國語‧齊語》裡戰國人所傳言春秋時管仲之政的管子在齊國曾實施的戶口之“校比”,如此即可知,此銘文係今人所偽。今分二部份證偽:
 
(一)文字之造偽:
 
(1)“韐”字:“韐”這個字的金文,只出現在1975年於陝西岐山董家村出土的裘衛四器裡的〈裘衛盉〉,此〈焂戒鼎〉(韐伯慶鼎)偽銘文裡的偽金文的用“韐”字,是取材來自於〈裘衛盉〉,故知此〈焂戒鼎〉(韐伯慶鼎)偽器必偽造於1975年〈裘衛盉〉出世後。而此〈焂戒鼎〉(韐伯慶鼎)偽銘文裡的“韐”的右偏旁的“韋”的偽金文,全與〈裘衛盉〉的“韐” 的右偏旁的“韋”不一樣,是採用了甲骨文裡的某一 “韋”字的造型(甲骨文合集:H10026B)
 
(2)“慶”字,造型怪異,與所有金文裡的“慶”字皆不似。所從之“心”不正,向右側歪。
 
(3)“焂”字,上方中間的筆劃,呈現側偏的“三”字,此使用金文裡的“攸”字中間始有此型,若金文“焂”裡的上部的“攸”的中間,是不作“三”的,〈焂戒鼎〉(韐伯慶鼎)偽銘文者使用合併造字,而不合金文常軌。
 
(4)“鹹●”(上方為“鹹”字,下方不清晰)字,此字係作偽者以《說文》:『覃: 長味也。從 、鹹省聲』而起興,把“簟”字寫成從“鹹”,因為“覃”依《說文》從“鹹省聲”,由“鹹”而“鹹”而“覃”而“簟”,此〈焂戒鼎〉(韐伯慶鼎)其偽字的造字邏輯之所由,實即是寫“簟弼”的“簟”字。
 
(5)“弼”字,不從金文的寫法,係〈焂戒鼎〉(韐伯慶鼎)銘文造偽者找了東漢《說文》裡的一個不知來路的所謂的古文,寫成[弓弓攴]。
 
(6)“羽+斤”字,此字較形似之字,最早當見於商代的甲骨文裡及金文〈宰椃角〉及〈邲其六祀卣〉,皆做商代周祭之一的“羽”(翌)祭之釋。而羽日,必在王名日干之日舉行,此字之衍字當必有羽之義,今偽鼎此字上右側多出有包覆狀二線,其實是抄自(《集成》02830)〈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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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9/09

談2011年問世的青銅器〈斗子鼎〉(荊子鼎)今人偽造之偽銘文

談2011年問世的青銅器〈斗子鼎〉(荊子鼎)今人偽造之偽銘文

在2009年12月底,湖北隨州市東北葉家山當地村民在平整土地時,發現一批銅器。到2011年1月,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派員到現場調查,並對2座殘墓(M1、M2)進行了搶救性發掘。並經調查此處為西周家族墓地,而該研究所成立了隨州葉家山墓地考古隊,在2011年2月18日到6月14日發掘墓葬63座及馬坑1座。並對於M1、M2、M27三座墓葬,首先發表了〈湖北隨州葉家山西周墓地發掘簡報〉。其中,在曾國的國君曾君諫夫人的墓葬M2裡,發現了一個所謂的上有較多銘文的〈斗子鼎〉(荊子鼎)。除此以外,所有各墓葬裡的有銘青銅器一律都是銘文簡單,較無可深入研究之用。

但是比對該一簡報裡有附銘文的青銅器,尤其是M2應係同時入土的青銅器上的銘文,發現此一所謂的〈斗子鼎〉(荊子鼎)的銘文,十分像是新近才刻上的,因為是用器具刻入,所以刻痕清淅,內無任何二千年以上的銘文上的任何锈蝕,和其他M2的青銅器的銘文不似。如以下的此〈斗子鼎〉(M2:2)和曾侯諫鼎(M2:5)的銘文一比較即可知。故可以知此〈斗子鼎〉(荊子鼎)上的銘文是出土實物後,被人偽刻銘文上去的。

〈斗子鼎〉(M2:2)

曾侯諫鼎(M2:5)


為何會幹此一勾當,其實在考古界已是一種慣用的伎俩。因為,一項發掘,得用上多少公費,如果出土物泛泛,並無任何可以被學術界用來研究的譁眾題材,那豈不有浪費了公費之嫌,臉上也無光。因此,像是〈霸伯盂〉、〈柞伯簋〉、〈斗子鼎〉(荊子鼎)等的出世,都是此種情況下的欺世之偽銘文之出現。

此鼎上被刻上的偽銘文如下:

『丁巳,王大佑。戊午,斗子蔑暦,敞白牡一。己未,王賞多邦伯,斗子麗,賞□(夭鬯)卣、貝二朋。』
 
此偽銘文是根據1948年國共內戰正烈之時,被人拱出市面,其上其實係偽銘文的〈保卣〉及〈保尊〉。其上講的是在成王時期的某年的二月既望乙卯日,在四方合王大祀,佑於周之時,成王令保及殷東國五侯乃取六品,蔑曆於保,賜賓的事情。此一偽銘文,續編故事,乙卯日再過了二天,在『丁巳,王大佑。』明天的『戊午,斗子蔑暦,敞白牡一。』又明天的『己未,王賞多邦伯,斗子麗,賞□(夭鬯)卣、貝二朋。』而此〈斗子鼎〉(荊子鼎)上的“佑”字,完全同於〈保卣〉及〈保尊〉偽銘文的“佑”字,此在西周金文裡所未見的祭名,乃〈斗子鼎〉(荊子鼎)抄保卣〉及〈保尊〉的證據。亦是〈斗子鼎〉(荊子鼎)的銘文是今人偽造之證。至於此“斗子”此人,有學者想入非非當成楚子(楚王),而想成是熊麗,拿來當成楚王在西周開國時助周之史料,於是受賞。但不想想看,為何楚王之鼎會擺在曾國國君夫人之墓內,豈不笑料。而〈斗子鼎〉(荊子鼎)內之一字一句之詳釋,因為,此銘文純屬今人詐騙之作,全無任何研究的價值,而只有為揭偽用的釋其意。不用像李學勤〈斗子鼎與成王岐陽之盟〉(2012)等文因為未考此銘文真偽,而為文去斤斤去附會什麼歷史意義了。(劉有恒,2020,9,9於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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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9/06

​從銘文“涉漢伐楚”正見新出〈京師唆尊〉係今人所造偽青銅器

從銘文“涉漢伐楚”正見新出〈京師唆尊〉係今人所造偽青銅器
 
《文物》2010年1期發表了李學勤先生的《由新見青銅器看西周早期的鄂、曾、楚》一文,提到一件流散社會的〈京師唆尊〉。後來吳鎮烽〈京師畯尊釋文補正〉(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12年7月)亦討論之。而此青銅器有銘文如下(經參考眾討論者之隸定):
 
『王涉漢伐楚,王有繇功,京師畯克匹王,賚貝,用作日庚寶尊彝。[?]。』
 
按,有關西周昭王的親自南征伐楚,在文獻裡有《竹書紀年》『周昭王十六年,伐楚,涉漢,遇大兕』(按,“漢”字,或有作“沙”者),及『十九年春,有星孛於紫微,祭公、辛伯從王伐楚。天大曀,雉兔皆震,雉兔皆震,喪六師於漢。』
 
按,黃錦前〈新刊兩件胡國銅鼎讀釋〉及〈京師唆尊讀釋〉(2015年)裡曾舉出有提到昭王南征楚的青銅器,但所有這些青銅器有一個共同特點,那就是只講周天子伐楚,但不談及“涉漢”兩字,〈過伯簋〉(集成7.3907):『過伯從王伐反荊』、〈[杢犬]馭簋〉(集成7.3976):『[杢犬]馭從王南征,伐楚荊』、〈[鼒止]簋〉(集成6.3732):『[鼒止]從王伐荊』、〈[言妾]簋〉([工鳥]叔簋,集成7.3950、3951):『唯九月,[工鳥]叔從王員征楚荊』、〈作冊夨令簋〉(集成8.4300、4301):『唯王于伐楚』、〈史牆盤〉(集成16.10175):『宏魯昭王,廣[能攴]楚荊』。黃錦前又舉的如〈胡應姬鼎〉及〈逨盤〉皆今人所偽造者,而吾人已有文章揭其今人所偽造,故不列入。
 
為何知道本文所提到的〈京師唆尊〉是今人所偽造的,因為,楚國在西周時已是跨漢水東西南北的國家,文獻即使談到西周昭王南征楚國,渡過了漢水,如《竹書紀年》“周昭王十六年,伐楚荊,涉漢』,也是先提出發的目標是『伐楚』,在討伐楚國路上可以渡漢水,也可以不渡漢水,都在楚境內。所以如此即可以知,〈京師唆尊〉銘文講『王涉漢伐楚』,乃係對於西周楚國的地理所不知者,認為以往青銅器昭王伐楚的銘文,都沒有提到昭王“涉漢”,實為一大賣點,於是偽造此一偽青銅器銘文,要把這個“涉漢”當成醒目的賣點來提示買家,故銘文把要醒目的“涉漢”兩字擺在“伐楚”之前,於是就洩偽了。
 
因為,楚國並不是全境都在漢水以南,楚國國境分別在長江南北,江北又分為漢水以東及漢水以西,漢水以東之地,昭王不必渡漢水,攻漢水以西之境才需渡漢水,故對於周天子而言,楚國並不是通國在漢水以南,故自無先“涉漢”才能夠“伐楚”的成立點,也就是,此偽〈京師唆尊〉銘文講『王涉漢伐楚』,根本於理不通,一見即知是今人所偽造的偽銘文。而當日李學勤據此偽青銅器的偽銘文得出了周昭王時的楚國的當日國都必在漢水以南自不能成立了。(劉有恒,2020,9,6於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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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9/06

​從“玄布二匹”談新出偽青銅器〈胡應姬鼎〉的偽銘文

從“玄布二匹”談新出偽青銅器〈胡應姬鼎〉的偽銘文
 
2013年9月11日,李學勤在光明日報上發表了〈出土文獻與古史重建〉一文裡,提到了一件青銅器,他的文章是如此寫的:

『西周早期之末的昭王時期。古書所載昭王向江漢地區發展,如古本《紀年》說的征伐楚荊及到南方巡狩史事,大多可在金文中得到確證。比較重要的,關於伐楚荊有令簋、京師畯尊、胡應姬鼎等;關於南巡的有靜方鼎、中方鼎、中甗、析尊卣等。』


其中所提到的〈靜方鼎〉,業已由已故古文字學者王恩田於〈靜方鼎銘文辨偽〉(2017年)一文明析此係今人偽造的偽青銅器,而李學勤上段文字裡提到的〈胡應姬鼎〉,在後來於2015年《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六輯裡,李學勤寫成〈胡應姬鼎試釋〉一文就正式公佈了內容,並釋文如下:
 
『唯昭王伐楚荊,胡應姬見於王,辭皇,錫貝十朋,玄布二乙,對揚王休,用作厥啻(嫡)君、公叔乙尊鼎。』
 
李學勤有關此鼎尚有發表幾篇文章:《試説新出現的胡國方鼎》(《江漢考古》2015年第6期)、〈胡應姬鼎再釋〉(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2017年04期)談及。

而此鼎銘文裡其中的“玄布二乙”之“乙”字,於簡帛網上李春桃〈胡應姬鼎銘文試說〉裡,如蘇建州等人的討論裡,武汶、shing、鄔可晶、蘇建州等人都認為因為應係“匹”字,而黃錦前〈新刊兩件胡國銅鼎讀釋〉(《出土文獻》第十輯,2017年)裡亦贊成之。

按,1998年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裡,認為“匹”從“乙”得聲,此見解被寫此偽銘文的寫手所接受,因此,他在造偽銘文裡,一時不察金文裡對於“布”的表述,是沒有量詞的,如〈守宮盤〉:『毳布三』、〈乍冊睘卣〉:『夷白(伯)賓(儐)睘貝、布』,而狗尾續貂,根據他所見1998年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裡的何琳儀的看法,“匹”字從“乙”而得聲,於是寫“匹”的簡文成“乙”,以表示此係“布”的數量詞,但如此一來,正見此青銅器〈胡應姬鼎〉的銘文為今人所偽造的銘文。
 
“匹”此一量詞,在金文裡只用在馬的數量裡,而不用在其他動物裡,如〈卯簋蓋〉:『馬十匹、牛十』裡,馬的單位是“匹”,而牛則只有數量而沒有量詞。而且在金文裡賞賜物裡賞布的極少,同時也沒有量詞,如上舉〈守宮盤〉及〈乍冊睘卣〉之例,而此青銅器〈胡應姬鼎〉出現了“玄布二匹”這種後世的量詞,正見此係今人偽造的銘文。(劉有恒,2020,9,6於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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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9/05

​採王國維看法而偽造的青銅器〈何尊〉偽銘文

採王國維看法而偽造的青銅器〈何尊〉偽銘文
 
寶雞市東北郊的賈村賈村鎮西街的一戶陳姓人家,在 1965年8月,將青銅器〈何尊〉賣給寶雞市廢品收購站。到了9月,〈何尊〉被送入寶雞市博物館,原不知有銘文而取名為“饕餮紋青銅尊”。1975年在北京展出時,被發現內底部有銘文122字。
 
有研究者懷疑為何此一所謂周初的青銅器會單件埋在地下,不是應在地下墓葬或地下窖藏裡發現才是正規出土之文物?而認為或是盜墓賊裡有人私藏,並認為此地離戴家灣斗鷄台商周墓地遺址很近,可能原係該墓藏之藏品。
 
但是從其上所刻銘文,一剖析之下,即知此〈何尊〉上的銘文係清末民初王國維以後之人所偽寫刻的。即民初以來之人所偽造的銘文。
 
何以知之,原來王國維曾寫過一篇〈周開國年表〉。在年表裡,他持著一個獨特的觀點,那就是,《尚書‧洛誥》裡有所謂的“以功作元祀”“稱秩元祀”之語,他認為雖說是成王元年,但不是成王真正的元年,而是成王的五年。他指出:『成王即位,周公攝政之初,亦未嘗改元。《洛誥》曰:惟七年,是歲為文王受命之十八祀,武王克商之七年。成王嗣位,于茲五歲,始祀于新邑,稱秩元祀,《經》乃云惟七年,而不云惟十有八祀』。
 
此一偽銘文寫手,就完全接受了王國維的觀點來寫成此一篇偽銘文。此篇偽銘文如下:
 
『唯王初遷宅于成周,復禀武王禮,祼自天,在四月丙戌,王誥宗小子于亰室,曰:‘昔才爾考公氏,克逑玟王,肆玟王受茲大命,唯珷王既克大邑商,則廷告于天,曰:余其宅茲中域,自之乂民,烏虖,爾有唯小子亡識,視于公氏,有勛(昏)于天,徹令,敬享哉,叀王恭徳裕天,訓我不敏。王咸誥。何賜貝卅朋,用乍庾公宝尊彝,唯王五祀。』
 
王國維認為《尚書‧洛誥》的情節,是發生在成王五年,即他所說的『《洛誥》曰:惟七年,是歲為文王受命之十八祀,武王克商之七年。成王嗣位,于茲五歲』,雖《洛誥》於文末寫『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於是寫偽銘文的寫手就編了這一篇〈何尊〉偽銘文的故事,設定在王國維所說的成王嗣位,是成王五年,於是在銘文的結尾,寫下了『唯王五祀』,然後就拿著《尚書‧召誥》及《尚書‧洛誥》來編故事。《尚書‧召誥》講在周公主政的第七年(即王國維認為的成王五年)之事,而且發生在此年的二月及三月。『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等等。
 
而《尚書‧洛誥》則講此年(即王國維認為的成王五年)的三月周公在二月乙卯日到了洛師,相宅定宅完成後,禀告成王,要成王在此舉行殷見諸侯的禮及祭祀,及教誨成王要親政。成王接受了親政並要周公治理洛邑,且到了洛邑,在『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並且『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裸。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
 
(一)於是此一作偽者就開始寫『唯王初遷宅于成周,復禀武王禮,祼自天』,即是改編《尚書‧洛誥》的『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裸』這段內容。但算錯了日期,因為漏看了《尚書‧洛誥》末講“祼”祭是在十二月舉行的,而只看到《尚書‧召誥》《尚書‧洛誥》記事到三月,認為《尚書‧洛誥》全部事件都是成王五年三月而畢,而於是編成王在四月丙戌前完成“遷宅于成周,復禀武王禮,祼自天”,不知依《尚書‧洛誥》末,“祼”祭實繫月於十二月事,而於是再下去講四月賞何此一宗小子事,而漏偽饀。
 
(二)以下的賞何此宗小子的主段子,則是作偽者自編的,他從《尚書‧洛誥》講的三月事件編下去,再編四月丙戌,王誥宗小子於京室。本來此一事周王一下子就可以行禮如儀解決掉,但作偽者就是要讓成王在此偽銘文裡講一番先王武王德典:『唯珷王既克大邑商,則廷告于天,曰:余其宅茲中或,自之乂民』,把『宅茲中或』十足點明,因為金文的“或”,此處可釋成“域”或誤釋為“國”,但此一作偽者就是要點明此“中或”讓人釋成“中國”。因為西周的“國”指的是“邦”即周天子轄下的諸侯國。而“中域”即指天下之中,乃“中或”的正釋。於是可以讓人以為“中國”一辭就出現在他偽造的所謂成王器的〈何尊〉銘文內,成為史上最早出現“中國”一辭的文獻與文物,此其第一大賣點。


(三)在此偽銘文裡,他抄了《尚書》語句來改編,如『恭德裕天』改編自 《康誥》的『弘於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


至於此〈何尊〉原器是出土物,但或無銘文被出土後偽刻以圖售個好價錢,但1950年代起,此種交易當日已不可行,故只有於1963年當廢品論斤兩來賣。(劉有恒,2020,9,5於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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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8/29

談新出偽青銅器〈宗人簋〉之偽

談新出偽青銅器〈宗人簋〉之偽
 
2016年曹錦炎依據私人收藏者所收的一件青銅器〈宗人簋〉,寫成了一篇〈宗人簋銘文與西周時期的燕禮〉,刋於《古文字研究》第31輯(北京:中華書局),後來被吳鎮烽收在當年出版的《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續編》00461。
 
當一些學者在未先辨此器之真偽之前,就在誇誇大談新出青銅器〈宗人簋〉的內容是如何地和研究西周時期社會歷史具有重要的意義,涉及西周貴族家族作器制度(朱鳳瀚)及反映的西周宗族關係(韓巍)之類或西周的燕禮(曹錦炎)之時,有一篇〈論宗人簋的兵器賞賜〉一文已於2018年出現,從該簋的銘文裡有關兵器賞賜的角度之下,得出此器之銘乃可能是“偽銘”。
 
不過,吾人不是從兵器賞賜的角度,而要從其字裡行間及寫偽銘文者對西周封建社會的禮制之昏然不曉,而寫出暴笑的銘文,而自見其令人發噱而不已。此一可笑的偽銘文及隸定如下:
 
『唯正月初吉庚寅,伯氏召溓伯飤洓(漬)酺(?),內樂,伯氏令宗人舞。宗人卒舞,溓(?)伯乃賜宗人爵。伯氏侃宴,乃賜宗人毋戈、毋五、[昜卂]戈、琱[丙戈],厚必、彤綏,僕五家。厥師曰:學。宗人拜稽首,敢對揚王父之休,用作朕文母厘姬寶簋。其萬年子子孫孫,其永寶用。』
 

(一)首先,先談有研究者指出從兵器賞賜角度的見解:〈元年逆鐘〉:『今余賜汝毋五、錫戈、彤綏』。〈論宗人簋的兵器賞賜〉一文指出:『在西周賞賜兵器的金文中,除了弓矢之外,既沒有重複賞賜同一種兵器的,也沒有賞賜兵器之後帶量詞的。……比對宗人簋和元年逆鐘的銘文,可以發現,在兩者之中,“毋五、[昜卂]戈、琱[丙戈]”,名稱及順序完全一致。吳紅松先生在〈西周金文賞賜物品及其相關問題研究〉中指出:“琱[肉戈]、厚必、彤沙分別指:有紋飾的戈援,用[糸矦]纏繞的戈柄,戈的內端懸垂紅色的纓飾”。所以,“琱[肉戈]、厚必”也就是戈。因此,宗人簋中比元年逆鐘中所多出來的“毋戈、琱[肉戈]、厚必”,完全就是多餘的重複賞賜。………宗人簋銘文中的兵器賞賜與西周金文所展現的規律完全不合,很有可能是偽銘。』
 
(二)寫銘文的寫手其使用“宗人”一辭,曹錦炎指為同宗之人;或有研究者更進而論伯氏為大宗之長,宗人此家族的小宗[1]。實際上並沒有出現在西周的金文裡,而出現在《尚書‧顧命》『授宗人同』。在先秦東周到西漢,“祝宗人”連用有多例,《左傳‧襄公二十二年》『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邑於公召室老宗人,立段而使黜官薄祭,祭以特羊,殷以少牢,足以共祀』、《左傳·成公十七年》『晉 範文子 反自 鄢陵 ,使其祝宗祈死』、《墨子·明鬼下》『必擇國之父兄慈孝貞良者以為祝宗』、《墨子·迎敵祠》『祝、史、宗人告社』、《莊子·外篇·達生》『祝宗人玄端以臨牢䇲』。則不論是“祝宗人”或“宗人”實指宗廟祭祀管理者。杜預注:“祝宗,主祭祀祈禱者。”,則西周的“宗人”,一如《尚書‧顧命》亦實指宗廟祭祀管理者。則西周到東周根本還沒有意為小宗裡的成員的“宗人”的意含。寫銘文者取漢代出現的“宗人”一辭,如《白虎通德論》引《禮》『宗人將有事,族人皆侍』,但指的是大宗的成員叫做“宗人”,即所謂;

『宗者,何謂也?宗尊也,為先祖主也,宗人之所尊也。《禮》曰:「宗人將有事,族人皆侍。」聖者所以必有宗何也?所以長和睦也。大宗能率小宗;小宗能率群弟,通于有無,所以紀理族人者也。宗其為始祖後者為大宗,此百世之所宗也。宗其為高祖後者,五世而遷者也,高祖遷于上,宗則易於下。宗其為曾祖後者為曾祖宗,宗其為祖後者為祖宗,宗其為父後者為父宗。以上至高祖皆為小宗,以其轉遷,別于大宗也。別子者,自為其子孫為祖,繼別也,各自為宗。小宗有四,大宗有一,凡有五。宗人之親,所以備矣。諸侯奪宗,明尊者宜之。大夫不得奪宗何?曰:諸侯世世傳子孫,故奪宗;大夫不傳子孫,故不宗也。《喪服經》曰:「大夫為宗子。」不言諸侯為宗子也。』


而且依此篇文意,即知所謂大宗至多行之于天子與諸侯或卿,但到了大夫起,就因為不傳子孫,而不宗了。諸侯或卿不會淪為宗子,但大夫就會成為宗子,也就是宗族制的最低一輪,自下而不再分“宗”了。也可以看出,所謂的“宗子”甚至於“宗人”的位階甚高,只行之于周天子及諸侯國君或卿的宗族內。


因為,男一種或戰國至西漢間的說法,則通用之於民間,乃系東周以來封建制度解體下的宗族制度的平民化造成。如《禮記‧曾子問》孔子曰:『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非宗子,雖無主婦可也』或《禮記‧喪服小記》『宗子母在為妻禪』,都提到大宗嫡長子及其婦的尊貴,而“宗子”指的是大宗嫡長子,從此一寬鬆認定之下的“宗子”亦是大宗始可得的稱號。而推之至西周,則更系嫡長子始克成為大宗,但西周亦無把大宗的成員叫成“宗人”,在西周,“宗人”如前所析,乃指的是宗廟祭祀的管理者。

今天在偽青銅器〈宗人簋〉的小宗裡的某某當成此簋的主角,而給他一個“宗人”之名,完全不合於西周禮制,而且亦不合于東周以來以大宗之成員為宗人之之禮制,正見此銘之偽於今人。


(三)伯氏叫小宗的宗人的“伯氏令宗人舞。宗人卒舞”,完全系不知西周燕禮之胡言囈語

按,西周此一禮制森嚴的封建宗法社會裡,在高等貴族,大夫以上的階級,“五世”以內,都系一家人。也就是從祖父、父、自己、子、孫為“五世”的範圍,所有的親屬都是家人。不論貴族的直系(“嫡”),或是旁系(“庶”)。而在西周的貴族燕禮裡,雖無直接文獻存世,不過,像是所謂《儀禮》裡的燕禮等,有西周禮制之部份遺存。在所見的所有文獻裡,未見所謂的貴族在各種禮制裡,會有叫貴族裡的下屬“舞”的這種禮制。像是《儀禮‧燕禮》裡講貴族間日常交接的禮法裡,也有用樂的陳述,但最多唱與奏或多作奏樂,並無舞蹈之陳述。而且,像是貴族宴會時的樂舞團,周天子有“八佾”,即縱橫各八名舞者組成六十四人的舞隊,貴族有所謂諸侯六佾(三十六),大夫四佾(十六人),士二佾(四人)的舞隊,沒有在宴會時叫貴族裡自己的下屬或宗族裡的人下海跳舞的,而此種舞隊的表演場合在文獻裡也沒有陳述。寫此偽銘文者完全不曉西周禮制,而拿後世像是西漢劉邦鴻門宴時,在宴席上項羽謀士范增叫項羽之堂弟頊莊在席上向項羽請求舞劍為樂,而同意後即起舞要刺殺劉邦的情節,想當然爾當成西周的燕禮的堂弟為席裡主人的堂兄而舞一般,即描繪成族裡的族人叫做宗人的,被大宗的主人伯氏叫來為奏樂伴舞。此種全屬胡言之內容,今世還有所謂學者藉此大談此系西周燕禮,真似象牙塔內夢裡人,不是在做學問而是在做夢了。

按,此一偽銘文作者或是看到了2013年上市的清華偽簡三裡有一篇今人囈作的《周公之琴舞》,講到周公及成王竟然在夜宴裡邊作詩還舞了出來,此篇一出,不明西周禮制及創樂及表演歌舞專業的所謂學者一大票都上當而大談特談,成為一時風潮,於是觸動了造此偽銘文寫手的一顆熱烈巴附之心,也在偽銘文裡寫出個段子,宗人可以即席而舞以呼應之。吾人曾有〈從『琴舞』二字正見清華偽簡三《周公之琴舞》為今人偽造之明證〉一文揭清華偽簡三《周公之琴舞》乃事實上不會發生的情節:

『和琴而舞,是由歌彈者自歌彈,舞者自舞,不過,舞者之舞,都得事先排練,而不是成王及周公等西周天子及高等貴族自已歌而自彈古琴還自已跳出其歌樂的舞步來。只要稍有基本常識,就知道所謂『周公之琴舞』的篇名就是不倫不類,完全不符合實際會發生的事實,周公能自己又是作歌而唱還外加抱起古琴,擁古琴而歌舞嗎,完全不可能,故此清華偽簡三《周公之琴舞》偽簡乃是學識常識皆無的作偽文的學界無學行之人所偽造。
 
而且先秦古琴之用,是貴族身份的專利,後來在春秋時代成為貴族及知識人的使用。可以自彈自作歌而唱,也可以如孔子的彈古琴而唱《詩經》之篇。但是一人自已彈唱,又何能舞得。養上了女伎來配舞,也要事先排演,才能如節如拍,知起知收及急舞的亂起於何段歌樂。再看看清華偽簡三《周公之琴舞》內容所描述,是指即席中,先是周公作起詩來,而一支支琴舞到九成(但此簡漏了八首詩,故周公琴舞只有一成)。再由成王作起詩來,也是一支支琴舞到九成。顯然是若有舞技,完全不曉主子要作出何等歌辭,及琴譜內容如何,要如何排演而舞得?而要周公自彈自唱其即興詩再加自舞,更是得抱著吉他而不是擺放在琴架上的古琴才行了。而成王和周公真能如此,必得後人刮目相看,原來世間最偉大的即興辭曲及舞蹈家就是他兩好了。
 
也有學者趙敏俐2013年在〈《周公之琴舞》的組成、命名及表演方式蠡測〉一文指出,『在清華簡之前,傳世先秦兩漢文獻中都沒有“琴舞”這一名稱。……《周頌·有瞽》和《商『以一種樂器的名稱,加上“舞”字為樂舞命名,見於今本《詩經》。如《詩經·小雅·賓之初筵》“鑰舞笙鼓”,其中“鑰舞”即與“琴舞”相類。關於“鑰舞”,毛《傳》說是“秉鑰而舞,與笙鼓相應。”“鑰”乃吹奏樂器,在表演時作為道具持之以舞,甚至邊舞邊奏,想來都是可以做到的。』不過,在此偽簡的場面和《詩經·小雅·賓之初筵》所描述的筵是不同的,《詩經·小雅·賓之初筵》裡是宮廷樂舞團按既定排演過的樂舞演出,有樂團及舞伎演出。而此偽簡裡,是周成王和周公在召集臣子的筵上,由周公及成王即席作歌九首,此剛出於周公及成王的腦門裡的歌辭,是周公及成王即席即席像個不得了的音樂詞曲全才,配曲及制詞即席完成,而不管是不是自已又制詞並坐在古琴前即席彈出還唱出,而且天才舞伎可以即席舞出周公及成王歌辭情景的舞蹈連曲末快節奏的亂舞也可以預知周公及成王從哪處開始改成辭尾的亂辭都分毫節奏不差即席編快舞舞出來。此種天方夜譚的詩琴舞表演的出神入化,看樣子是只有坐在象牙塔里的寫偽簡的不才文人,及坐在文案前幻想而不務實的音樂學者才有如此懸念。
 
像張崇禮〈清華簡《周公之琴舞》考釋〉一文舉』《說苑》卷一:“師經鼓琴,魏文侯起舞,賦曰:‘使我言而無見違。’”』,而認為『古樂、舞、詩一體』的一例。但此例合理,在師經鼓琴而奏曲時,魏文侯隨樂的節奏而起舞,此時依節奏念出詩句來。而《周公之琴舞》內容不合理,周公之詩句如何,他人不曉,如何成樂,如何起舞。如若合之于周公或成王能即興又辭又曲又奏又舞,哪有此等場景能在使用古琴時呈現,故知張先生只有書本之識而無常識,故而只求浮光之學而一概無別。而外行如王志平的〈清華簡《周公之琴舞》樂制探微〉更是背於史實的不知所云之作了。』
 
一如此偽銘文裡,在伯氏宴裡,要宗人配合“內樂”而即席“舞”亦不可能。因為,一來西周禮制根本沒有此種貴族當個舞男的情景,而即便像是貴族私人舞團的“六佾”“四佾”也不是貴族男性組成,都是女子,配合音樂而舞以娛貴族聲色之好。此一宗人在偽銘文裡到底是個什麼身份,是舞男嗎?為何能夠配合一聽到演奏的曲子就即興舞得出來。不就等同吾人所揭發清華三偽簡《周公之琴舞》的劇情之不合理一樣情境的再現嗎。故知此種偽銘文系學問下乘者的糊弄之作,只是糊弄學問底子不足者讓之寫出自招學力不足之文字出乘露醜而己。

(四)賞賜物也是胡亂寫的

宗人跳了舞之後,偽銘文編造『伯氏侃宴,乃賜宗人毋戈、毋五、[昜卂]戈、琱[丙戈],厚必、彤綏,僕五家』。除了『僕五家』外,其他全都是兵器。不知此一宗人舞姿曼妙,為何不是賞幾套舞衣,而是賞了一堆兵器,難不成發配成軍,用舞技抗敵?可見劇情不合理,還不只一處。

(五)另有偽文物〈伯或父鼎〉〈叔安父簋〉,可能是此偽銘文寫手的另一偽青銅器銘文之作。內中也是談“宗人”此一角色,內中有文字寫著:
『宗人其用朝夕享事於嫡宗室,肇學前文人,秉德其型,用夙夜於嫡宗室』(〈伯或父鼎〉,《銘續》231)
『叔安父作為朕叔弟宗人寶簋,宗人其朝夕享考於嫡宗室』(〈叔安父簋〉,《銘續》440)

雖有學者依〈伯或父鼎〉〈叔安父簋〉內容而認為此〈宗人簋〉裡的器主宗人『確應是掌管宗廟祭祀之人』,當然在此偽銘文裡的語句裡是看不出來的。但如果吾人以先設定此一所謂宗人就是一如西周真正系宗人乃掌管宗廟祭祀之人,則伯氏命其跳舞,則是偽造銘文者把西周宗人當成巫來看了,即因為巫會祭神之舞,所以認為宗人亦會跳舞。但是燕禮上的宴會之樂不是祭神之樂,宗人又何以會跳一如舞隊的六佾、四佾之舞?群舞由一人來跳,怎會符合西周貴族的聲色標準?故即使再合〈伯或父鼎〉〈叔安父簋〉情節來看,仍不能說得通。

(六)〈宗人簋〉偽造於2013至2015年間

故因為此系今人偽造的偽銘文,〈宗人簋〉才有以上的偽貎,當是在2013年在清華三偽簡《周公之琴舞》問世後,到2016年被曹錦炎見到而發表之間偽造的偽文物。即便〈宗人簋〉其器或是從出土無銘的真器拿來在其中弄上偽銘文,但因而糟蹋了真器而因著刻上偽銘文,成了全無任何價值的偽文物而已,亦全無浪費筆墨去研究的價值,而學術界應予唾棄之。(劉有恆,2020,8,29於臺北)
 
[1] 田秋锦:〈宗人簋铭文补释及西周依附民的管理问题〉,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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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8/21

​從“奄侯”二字以見傳世周初青銅器〈禽簋〉係後人偽造

從“奄侯”二字以見傳世周初青銅器〈禽簋〉係後人偽造
 
此〈禽簋〉初於清代的陳介祺(1813~1884年)《簠齋積古金文》內收入此器,今收藏於國家博物館。但實際上是個後人假造的偽青銅器。該器上有銘文如下:
 
『王伐奄侯,周公謀。禽祝,禽有脤祝,王賜金百寽。禽用作寶彝』
 
其釋文指:周成王討伐奄侯,周公當謀士。周公之子伯禽祭祝能勝利,成王賜伯禽青銅百鋝,伯禽用來作青銅器。
 
其偽之跡,可見之如下:
 
(一)按,其中的“謀”字,金文原作“某”,並不作“謀”字解。而且周初並無金文裡出現過此字。而西周金文也並沒有“謀”這個字,到了東周戰國時代鮮虞人建立的中山國,始有“謀”這個金文字,〈中山王鼎〉裡“謀”作似上母下心之字。而金文裡的後來出現的“某”字,都是當作否定詞義。此〈禽簋〉會出現的此“某”字的字形,原來乃是抄東漢許慎的《說文解字》裡的“某”的小篆字形。故由此字的來路,乃出於秦代始出現的小篆,自知此銘文自非西周之文字了。
 
(二)“奄侯”的“奄”乃自商代以來即為商人東方之地界,而且《竹書紀年》記載奄係商人之舊都之一,在盤庚遷都到殷以前的南庚遷都到奄,所以後世常以“商奄”連用,如《左傳‧昭公九年》。到了西周立國,此地仍是商人故地,與西周一點都沒有關係,則其“奄”地的首領,何時竟然被西周皇室的周公之子伯禽稱做周諸侯裡的“奄侯”去了。如果奄君真是西周所封的侯,何至於周成王時要討伐自已剛封的諸侯“奄侯”。此“奄侯”完全不見於史料,而且是根本不能置信的囈語了,因為史料裡,如《竹書紀年》記載成王『二年,奄人、徐人,及淮夷,入於邶以叛。秋,大雷電以風,王逆周文公於郊。遂伐殷。』『三年,王師滅殷,殺武庚祿父,遷殷民于衛。遂伐奄。滅蒲姑。』『四年夏四月,初嘗麥。王師伐淮夷。遂入奄。』『五年春正月,王在奄,遷其君于蒲姑。夏五月,王至,自奄遷殷民於洛邑。遂營成周。』《史記‧周本紀》『召公為保,周公為師,東伐淮夷,殘奄,遷其君薄姑。成王自奄歸,在宗周,作《多方》。』可以看出,“奄人”或“伐奄”、“入奄”、“殘奄”等字眼,可知奄人乃周人之敵對的一方,何以以“侯”之美稱稱之。所以一見此〈禽簋〉的內容,即知不倫不類,乃是後人所偽造銘文的偽青銅器。
 
(三)推測為何清代偽銘文的寫手寫此篇偽銘文,應是受到了史料所載,周公之長子伯禽被封於商奄。即《左傳‧定公四年》裡的『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即魯國即是伯禽之封國,所以編一故事,在以周公為謀之下,成王伐奄人時,周公之子伯禽獻祭祝功成,於是成王十分高興,賞賜他青銅,當然再接下來,此造偽文者就認為順理成章,在成王龍心大悅,滅奄功成後,自然而然就封了伯禽為魯君而在奄地成立了魯國。於是就造了此篇偽文,扯進了伯禽獻祭祝滅奄事成之偽故事了。
 
如此一來,自見此一傳世的所謂的見證成王及周公東征滅奄的史事的證物的周初青銅器〈禽簋〉,乃是十足的後人偽造的偽文物,無任何史料價值。(劉有恒,2020,8,21於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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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8/20

偽造於1987~1989年間的西周青銅器〈伯唐父鼎〉考辨

偽造於1987~1989年間的西周青銅器〈伯唐父鼎〉考辨

〈伯唐父鼎〉號稱是在1986年在陝西長安張家坡西周墓地M183洞室墓出土、腹內壁有銘文9行包含了合文67字。按,此墓整理之簡報直到1989年第6期《考古》上始刋出,並找學者張政烺寫銅器銘文釋文。此M183墓地之有銘的青銅器有五件,其中二件係孟員之作器,記載孟員受孟狸父賞賜,一件是孟狸父之作器,還有一件 “取中”作器。故此墓地似應為孟員之墓地。學者之間從其形制及紋飾和銘文字體等推敲約係西周中期的昭王或穆王時期之器。但看來十分怪異,為何會有所謂的〈伯唐父鼎〉夾雜在應為孟氏墓地的文物裡呢。學者袁俊杰〈論伯唐父鼎與辟池射牲禮〉[1]一文裡『推測伯唐父鼎很有可能是M183的墓主人孟員生前在征戰中得到的』。不過,學者梁星彭〈張家坡西周洞室墓淵源與族屬探討〉[2]一文分析此M183墓地在內的張家坡墓群乃並列式洞式墓的形式,並非周人之墓,而是古代羌族某一支系的墓。因為這種並列式洞式墓只分佈在西北地區、甘、青、寧等省,屬古羌族之族屬。那麼,埋在此M183墓地裡的孟員就應係古代羌族人。於是這個夾參在其他M183裡的〈伯唐父鼎〉的真偽就產生了第一個疑問了。

這件偽器〈伯唐父鼎〉的偽銘文如下:

『乙卯,王[宛食]方(鎬)京,[王]祓辟舟,臨舟龍,咸祓。伯唐父告備,王格,乘辟舟,臨祓白旂,用射絼、班虎、貉、白鹿、白狼于辟池,咸祓。[王]蔑曆,賜秬鬯一卣、貝廿朋。對揚王休,用作[?]公寶尊彝。』

(一)明顯地,此偽銘文編的故事是講此位在朝為官的伯唐父,因為籌備周天子的在鎬京的祼([宛食])祭及祓祭辟池的舟龍及射牲禮以祓祭白旗而有功,被天子賞賜而作器。則此器係周天子朝官伯唐父所作,應保留在伯唐父的天子畿內之封地,怎會遠遠地落入到了羌族人孟員的手上去了。

(二)一開頭“乙卯”二字,指的是日子,不是紀年,某些學者有誤以為紀年者,因為紀年是金文的慣例。但偏偏此偽銘文的寫手就是寫錯了,金文偽文一開頭誤用了紀日,此點有學者劉恒〈也談伯唐父鼎銘文的釋讀——兼談殷代祭祀的一個問題〉[3]指出:『從未見銘文首句先出現干支紀日這種形式。』其實,就足為此銘文為今人偽造,係不明金文格式之下之誤書。
 
(三)內中有用到了“告備”一辭,只見於至少晚到戰國末年到西漢末才出現的《周禮》裡的《周禮‧春官‧小宗伯》裡的小宗伯『掌四時祭祀之序事與其禮……祭之日……告時于王,告備于王』,顯然此作偽銘的寫手,就是參考《周禮》此段文字,把伯唐父當成了小宗伯,而職務也是《周禮》虛擬的小宗伯的職掌,於是在祭事完成時“告備于王”。但西周的青銅器怎會把東周末到西漢末問世的《周禮》裡的設計擺入成了內容,分明係今人偽造之證了。

(四)尤其更可笑地,就是抄了《國語‧周語上》的內容:

『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今自大畢、伯士之終也,犬戎氏以其職來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其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吾聞夫犬戎樹惇,帥舊德而守終純固,其有以禦我矣。王不聽,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
 
在《國語‧周語上》裡,講周穆王征犬戎,得到了『四白狼,四白鹿以歸』,此偽銘文的寫手,想把編造的故事的時代背景擺在周穆王時代,而且把此一銘文場景設定在穆王征犬戎成功後,把戰利品的『白狼』及『白鹿』擺在辟池周圍的獵場裡,讓穆王當成大射的標的野獸而寫下了:

『王……用射絼、班虎、貉、白鹿、白狼于辟池。』

讓《國語‧周語上》裡的征犬戎所獲的『白狼』及『白鹿』成了打獵的獵物,而且被穆王射中了。但如此一來,正見此乃造偽銘文者畜意所為,而成為偽青銅器的自招的證據了。

從以上四點來看,此1986年上市的所謂〈伯唐父鼎〉分明是今人在1987至1989年簡報問世前製成的偽寫銘文的偽青銅器了。(劉有恒,2020,8,19於台北)
 
 
[1] 袁俊杰:〈論伯唐父鼎與辟池射牲禮〉,《華夏考古》2012年第4期
[2] 梁星彭:〈張家坡西周洞室墓淵源與族屬探討〉,《考古》1996年第5期
[3] 劉恒:〈也談伯唐父鼎銘文的釋讀——兼談殷代祭祀的一個問題〉,《文博》199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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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8/16

從“買”字即知〈亢鼎〉係今人所造之偽青銅器

從“買”字即知〈亢鼎〉係今人所造之偽青銅器

一件由某博物館於1998年購自香港古玩市場的所謂的西周早期的青銅器的〈亢鼎〉,實際上是個今人偽造的偽鼎,其出世期必在1975年2月陝西岐山南麓古周原遺址內董家村出土被稱為“裘衛四器”等的青銅器之後,因為其中的偽銘文的寫作以“裘衛四器”裡的〈衛盉〉(〈裘衛盉〉)得來的靈感。此偽青銅器的偽銘文如下:

『乙未,公大保買大琮於美亞,才五十朋。公令亢歸美亞貝五十朋,以郁貫[1]、鬯觛、牛一。亞賓亢騂、金二鈞。亢對亞庥,用作父己。夫冊。』

銘文的瞎編的故事是:乙未日,西周開國功臣的太保召公奭向美亞購買大琮,要值五十朋。太保召公奭令亢此人以等值五十朋的郁貫、鬯觛、牛一給美亞。美亞就送給亢騂及金二鈞當仲介的後謝。亢報答美亞而作此祭父己之器。夫冊。


原來是此偽銘文的寫手,以〈衛盉〉(〈裘衛盉〉)內容來編故事。因為〈裘衛盉〉裡講到『矩伯庶人取瑾璋於裘衛。才八十朋,厥貯,其舎田十田。矩或取赤琥兩、[鹿匕]韍兩,賁鞈一,才廿朋。其舍田三田。』偽造者看到學者或考此器在西周中葉時代,當日裘衛以八十朋的給矩伯瑾璋,而矩伯付出了十田,再以三田換取價值廿朋的『赤琥兩、[鹿匕]韍兩,賁鞈一』。在此〈衛盉〉銘文裡看到的是,價值以朋計,但實際是以物易物。所以偽造銘文者就再構思西周中葉以後的例子偽造成在西周初即有如〈衛盉〉之例,而構思太保召公奭此朝廷重臣,周文王之子用等值於五十朋的『郁貫、鬯觛、牛一』向美亞買大琮。而且,所謂的“琮”是抄自商末青銅器《六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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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8/11

​〈霸伯盂〉的兩難---不論作“臣”或作“亡”皆洗不脫偽青銅器之嫌

〈霸伯盂〉的兩難---不論作“臣”或作“亡”皆洗不脫偽青銅器之嫌

2007年9月開掘到2009年山西省翼城縣大河口西周墓地M1017號墓據說出土一件〈霸伯盂〉,其上竟然有講到西周聘禮的詳細過程,像是在復述一冊西周聘禮的禮典,而詳述一個實例的過程,而且竟然和西漢出世的所謂傳自先秦東周的儒家的《儀禮》裡講諸侯間的聘禮的〈聘禮〉〈公食大夫〉有所雷同,甚至還會和西漢末出自劉歆主持的偽著《周禮》所述可對參。當然,從千萬件的出世的西周青銅器裡,從沒有一件禮器會把當日貴族間人盡皆知的等因奉此的俗談的聘禮過程多費筆墨寫成銘文,因為是貴族間的家常事,當另有當日的行禮的書冊可參,沒甚出奇好浪費銘文裡的寸金之青銅器體內可容字的空間還把禮書內容抄一遍。但這一件〈霸伯盂〉就是不同凡響,這種貴族間的來往過程的俗禮都當成珍稀內容寫入銘文傳之後人,讓今人得以曉得迄今因文獻未傳下來而無徵所以完全不知的西周君主、諸侯間往來的聘禮的遺憾,藉由此一〈霸伯盂〉上的銘文讓人耳目一新,沒想到西周青銅器上竟有西周王與諸侯間的聘禮被一五一十活活記載出來,此位霸伯真是功在後人了。

當然,此篇銘文並不全合於《儀禮》的〈聘禮〉,因為〈聘禮〉講諸侯之間的聘問之禮,但是此篇銘文所記却是周天子派人到霸國去蔑曆霸伯尚此位諸侯。而且〈聘禮〉當然沒有天子蔑曆諸侯這個段子,於是銘文要把蔑曆與聘禮巧為接縫就必須要橫生出一些巧思,而且比對一下某些銘文內容仍是與〈聘禮〉的規定的禮制有些不合。最早有黃錦前、張新俊的〈霸伯盂銘文考釋〉等等不少論文,而其中也有李學勤於《文物》2011 年第 9 期上的〈翼城大河口尚盂銘文試釋〉一文。現在就把此篇〈霸伯盂〉奇銘文隸定抄如下:

『唯三月,王使伯考蔑尚曆,饋茅、鬱、芳鬯,臧,尚拜稽首。既稽首,延賓,祼,賓用虎皮爯,毀用璋,奏。翌日,命賓曰:“拜稽首。天子蔑其臣曆,敢敏用璋。”遣賓,祼,用魚皮兩,側毀(賄)用璋,先馬,又毀(賄)用玉,賓出。以俎或(又)延,伯或(又)邍(原)毀(賄)用玉,先車,賓出。伯遺賓于蒿(郊),或(又)予賓馬。霸伯拜稽首,對揚王休,用作寶盂,孫孫子子其萬年永寶。』

此篇銘文裡偽點甚多。而本文裡要談標題裡所提到的不論作“臣”或作“亡”皆洗不脫偽青銅器之嫌,是指何謂?原來,在此篇銘文裡有一段文字,學者之間說法有兩派,一為多數學者所釋『拜稽首。天子蔑其臣曆。』而李學勤釋為『拜稽首天子蔑,其亡曆。』原因在於,銘文裡的被釋為“臣”或“亡”的字,有些漫漶不清,看來有些接近於“亡”但也加上漫漶處考量,或作“臣”。所有學者一律此二說法之一,殊不知,不論作“臣”或“亡”都顥示此銘文必偽於今人。

(一)如果該字是作“臣”,如李學勤以外多數學者的看法。則此句作『拜稽首。天子蔑其臣曆。』此前有“命賓曰”指霸伯尚對於周天子派來蔑霸伯曆的伯考所說的話。那麼,『拜稽首。天子蔑其臣曆』,就是霸伯對史考所說的話了。按,西周的諸侯不會對天子自稱“臣”,能稱臣的在西周金文裡只有一件,那就是有個或因戰敗而臣服的諸侯,始有此自稱。但天子對以下人都可以稱其為臣。如《詩經‧臣工》裡成王對下屬稱“臣工”。“臣”如不作天子對下屬之稱時,乃本意作“僕”或“奴僕”。如西周的“小臣”即是周天子或貴族的親信僕人,甚至可代宣王命。但其他的“臣”稱則都是介於“僕”至“奴僕”之間。那戰敗國的君王,本來下場可能被殺,可能被作為奴,但歸順了,而後自稱“臣”,表自己本來降為奴僕的地位的處境,此外,諸侯或周天子的下屬絕不自稱“臣”。那麼,像是這個今人偽造的青銅器的〈霸伯盂〉裡,霸伯對於周天子派來賜與他至上榮譽的蔑曆的來使,霸伯的身份是諸侯,而且是被周天子賞賜的諸侯,怎會成了戰敗待罪之身的奴僕的“臣”了呢。可見如果此字果是“臣”字,則此〈霸伯盂〉必為今之不學之士所偽造的偽銘文了。


(二)如果此一偽銘文寫手,寫的那個字,不是“臣”而是“亡”,仍是今人所偽造。李學勤作『拜稽首天子蔑,其亡曆』,而釋成『感謝王的嘉美奬贈,自己實際沒有什麼功勳』。如果銘文果是如此文句,那麼,必偽作於今人。為何如此說,因為,此完全不通情達理之句,今之人禮俗已疏,而西周封建禮教時代,更不會說得過去了。因為,今天如果長輩因為晚輩成就而獎勵之,晚輩之回複當乃謝謝長輩,更當努力就已足,如果回說我沒有什麼努力的,沒甚好獎賞的,請問合於禮嗎。更上之於西周封建天下的時代,今天周天子賜給諸侯犒勞,諸侯回說,我沒甚功勞,不值一賞,像話嗎。李學勤的斷句及釋讀不就是完全如上一個樣,豈不成了不合西周禮制及今人之禮的非非想嗎。如果銘文果是如此斷句,則亦是今之不學之士所偽造的。

(三)更不要談天子或上級對於下屬的蔑曆,在西周金文裡,只有在銘文裡記錄蔑我的曆,而沒有一件青銅器銘文裡還有記錄會由被蔑曆者口中講天子或上級蔑我的曆。因為,蔑曆是上對下的用語,下不能對上複述上級蔑我的曆。今在〈霸伯盂〉偽銘文裡,由霸伯講出『拜稽首。天子蔑其臣曆。』全不合禮數。


(四)此偽銘文裡為了交待霸伯一個偽名尚,於是前講『王使伯考蔑尚曆』,後講『天子蔑其臣曆』,後文再交待前之“尚”乃霸伯之名,於是托出了霸伯名叫尚的底盤來了。


(五)此一銘文的寫手,是贊成釋“蔑曆”一如清末的劉心源在《奇觚室吉金文述》裡即指出,此字乃《說文》裡的『”厤”上,“甘”下,和也。從甘從麻。麻,調也。甘亦聲。讀若函。』而認為指『調味甘美』,所以『蔑曆者,言分其甘也,蔑某曆者,言分某以甘也』。此種說法是至今日釋此二字的二派裡的一派,而偽銘文寫手是贊成這種較少數學者所釋的以“蔑曆”釋成“分某以甘”。所以在此一偽銘文裡講『王使伯考蔑尚曆,饋茅、鬱芳鬯,臧,尚拜稽首』,即表示周天子派伯考蔑霸伯尚曆,而此蔑曆之禮,即『饋茅、鬱芳鬯,臧』,禮畢時,霸伯尚『拜稽首』而禮成。而大多數學者認為的,即是“蔑”指賞,“曆”指功勳,此派聲勢浩大,百分之九九學者皆從之。不過,像是以“分某以甘”來釋者,到近年來稍有學者提倡,如2001年羅振躍在9月《貴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發表之〈“蔑曆”一詞在金文中的含義即賜食〉及2013年呂曉薇於第4期《長江學術》發表之〈殷周金文“蔑曆”的語法結構和意義〉即作如是觀。此偽銘文寫手或有見過羅振躍之文而同意之,故於2007~2009年間偽造此偽銘文時,以其看法編故事。而由此端倪,亦可見有關作“臣”或作“亡”者,絕不可能是作李學勤的釋成“亡”字,因為“其亡曆”在“曆”作為“食”字解時,完全解不通。因為成了『感謝王的饋食,自己實際沒有吃到什麼所賜之食』,豈不成了笑句了。

如此看來,光是以上諸點,〈霸伯盂〉銘文裡該漫漶字不論作“臣”或作“亡”皆洗不脫〈霸伯盂〉係偽青銅器之嫌。(劉有恒,2020,8,11於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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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8/10

​從“成湯”談混入周原甲骨出土之偽甲骨的H11:1

從“成湯”談混入周原甲骨出土之偽甲骨的H11:1
 
在1977年,在陝西岐山縣鳳雛村的周人遺址內出土了甲骨萬餘片,其中二百多片上面刻有甲骨文字。而到了1979年,《文物》第10期公布了包括H11:1在內的30多片甲骨。其中的H11:1文字如下:
 
『癸子(巳)彝文武帝乙宗,貞:王其昭祭成唐(湯)[將鼎]。禦奴二女,其彝血[羊士]三、豚三,惟有禎?』(此依朱歧祥《周原甲骨研究》)
 
(一)為何一見此片所謂周原出土的甲骨,就知道是有人在真出土甲骨裡滲加此一偽甲骨,先不談其企圖,先談為何一眼就知道此片為今人所偽造而加入真周原出土甲骨裡去的呢?原來就在其中的『成唐』兩字。
 
在甲骨文裡,商人對於先王的祭祀,其稱呼,對於開國的商王的湯,謂之“大乙”(太乙)。而有一片甲骨裡,發現一個謂“唐”之例,即“湯”之謂。《甲骨文合集》〇一二八三:『壬申卜,賓貞:發有(侑)于唐。』又於另一甲骨裡見到一個像是“戌”而從“口”之甲骨文字,學者有共識釋為“成”。《甲骨文合集》〇一四〇三:『有(侑)于成、大丁、大甲、大庚、大戊、中丁、祖乙、三……』。按,此以上二片甲骨裡的“唐”當成商湯,及“成”當成商湯的此二片特異的甲骨,即便真是商王對其祖先先君商湯的稱呼而不稱太乙如此二稱者,已是對於商湯的特殊孤稱。
 
不過,今天所謂在周原出土的周人故土上的甲骨裡,有四片看似商人祭其先王的甲骨,學者議論紛紛,在西周的祖居的周原,怎會有商人甲骨,而且學者分析其字體,乃和其他周原出土周人甲骨相同或相近,於是學者各陳其見。像朱歧祥先生即認為此四片為商人甲骨。
 
吾人認為,像是所謂四片提到商先王的甲骨,至少此編號H11:1即是今人的偽造物。像是“成湯”之稱,首見於《尚書‧酒誥》《尚書‧多士》《尚書‧君奭》《尚書‧多方》,周公稱商始王大乙為“成湯“。《詩經•商頌•殷武》:『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但是有關《商頌》真正寫成的時間,眾說紛紛,有早至西周中期,晚至東周春秋等各種說法。故所謂“成湯”者,不是商人的稱呼商始王的商湯的稱號,因為商人除“大乙”外,至多稱“成”或“唐”(湯)。
 
今天,周原出土的甲骨裡此明顯係商人祭其先君湯之文字,竟可以採用了後來西周立國之後的“成湯”的說法,而不見於商人甲骨裡,則此片甲骨乃非當日的甲骨,乃是今人混在周原出土甲骨裡的偽造的甲骨文字片。
 
(二)所謂稱帝乙為“文武帝乙”亦見其偽
 
在清末民初,北京尊古齋的黃濬(字伯川)偽造二祀[必卩]其卣和四祀[必卩]其卣偽銘文。魯實先(1913~1977年)在《殷契新詮》之六裡的《後記》中談到曾與曲阜孔德成先生言及[弋卩]其卣之偽。指出了據孔氏說:『二器底銘皆舊京琉璃廠賈人黃濬所作,器或不偽,其底銘則偽作而綴合者,以銘置底外者,所以便摹拓也。』『孔君與其過從頗密,知之最審。』而在四祀[必卩]其卣偽銘文裡,黃濬創造了一個偽造的商王帝乙的稱呼“文武帝乙”,此稱皆不見於甲骨文。對於二祀[必卩]其卣和四祀[必卩]其卣的真偽,張政烺曾經檢查四祀[必卩]其卣的外底部被貼上了銅片,上刻了銘文,故認為其偽。但因為商末年帝辛祀譜,如不用二祀[必卩]其卣和四祀[必卩]其卣偽銘文,則排不出來,所以李學勤為排出帝辛祀譜,力主此二器為真。於是如果能出土一甲骨片,上有“文武帝乙”的稱謂的,不就可以使此二偽器被認證為真而打下堅實基礎了嗎。於是1977到1979年間,此一恰合於排帝辛祀譜的重要證物的周原甲骨H11:1,就恰好因應需要而跟著周原甲骨的公佈而適時地出現了。在所謂周原甲骨H11:1裡,出現了“文武帝乙”的字眼,於是李學勤就高興地表示,此證明二祀[必卩]其卣和四祀[必卩]其卣必為真器了,帝辛祀譜也就可以排出來了。
 
按,所謂“文武帝乙”的稱號根本就不通。在甲骨卜辭裡,殷先王的稱號,有“文武”之號者,乃殷末的屬文丁、帝乙、帝辛的黃組卜辭裡,帝乙對於先父王文丁的稱“文武丁”或“文武帝”。按,文獻雖稱“文丁”為“文丁”,但甲骨文只見稱其為“文武丁”或稱“文武帝”,故或商代此王之王號應作“文武丁”,因商王多有“帝”稱,故亦或稱“文武帝”,此號由此可見,乃文丁專用。而偽造之“文武帝乙”則是黃濬仿“文武帝”稱“文丁”而偽造以“文武帝乙”稱“帝乙”,誤以為“文武”可擅加於“帝乙”之上,不知“文武”者,文丁之稱號而係其專用,實指文武丁此王。而偽造之周原偽甲骨H11:1抄之而洩偽。不久前又有偽青銅器〈版方鼎〉之出,又將此不通之偽商王號“文武帝乙”抄入,又是偽中偽,不值一哂了。(劉有恒,2020,8,10於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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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8/09

​偽西周青銅器〈堯[口爻見]公簋〉考偽——此器偽造於2003至2006年間

偽西周青銅器〈堯[口爻見]公簋〉考偽——此器偽造於2003至2006年間
 
2000年夏商周斷代工程的簡本公佈,把西周成王訂為22年,把康王訂為在位25年。不料,2007年3月朱鳳瀚在《考古》雜誌上發表了〈堯公簋與唐伯侯于晉〉,介紹香港收藏家所收之所謂西周早期青銅器〈堯[口爻見]公簋〉(或作〈覐公簋〉),其上的銘文如下:
 
『堯公作妻姚簋,遘于王令晹(唐)伯侯于晉。唯王廿又八祀。lXl』

此器一經公佈,學界除了名古文字學者林澐於2007年底於有〈覐公簋質疑〉一文指出該器器形、器耳和紋飾方面的種種錯誤而認為其可疑之外,沒有什麼學人重視而一概當成真貨而討論之不已。
 
(一)此器銘文上講是一個“堯公”的貴族為其妻作器。但是所謂“公”是西周數一數二的高級貴族,在西周成王及康王時代能被稱為“公”的,屈指可數,乃諸侯或周天子重臣。而“堯公”能成為一個“公”,但卻在文獻史及金文史裡漠漠無名。而且此“公”為其“妻”作器,此器竟然直呼其妻為對庶人的妻子稱呼的“妻”。諸侯在作青銅器稱其配偶並不謂之“妻”,吳鎮烽〈也談周代女性稱名的方式〉一文裡就對於“金文中丈夫爲妻子作器或丈夫自作器對妻子的稱名”分析出六種模式,沒有任何真正的西周青銅器裡,高級貴族對於其配偶會用“妻”此一稱呼的。像是倗伯鼎的倗伯稱其妻為“畢姬”,因其妻是來自姬姓的畢國。或異姓貴族娶周天子姬家之女,如仲生父鬲講仲生父其妻為“孟姬”指其妻在其岳家姬家排行最大。或如虢仲鬲裡虢仲稱其妻“虢改”,“虢”為夫家國號,“改”為妻姓。或如散車父壺的散車父稱其妻為“姑氏”來以其妻之姓加“氏”表之,西周高級貴族從不稱其配偶為“妻”。《禮記·曲禮》記載:『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庶人曰“妻”。』如果依禮書記載,“妻”是老百姓對於妻子的稱呼,天子的妻子稱為“后”,諸侯的妻子稱為“夫人”,大夫的妻子稱為“孺子“,士的妻子稱為“婦人”,對比一下〈堯[口爻見]公簋〉裡最高級的貴族堯公竟然以老百姓稱呼來稱其妻子為“妻”,全不合周時之禮制,一言即可決,此必為今之不學之士所偽造的假銘文。
 
(二)此偽〈堯[口爻見]公簋〉(或作〈覐公簋〉)銘文的寫手,偽造一個族徽lXl,並自創一個可隸定成[口爻見]之字。按,此一族徽見於殷墟及西周戈族墓地或晉侯墓地。但此一作偽者主要就是根據2002年李伯謙〈晉侯墓地的發掘與研究〉一文公佈的在山西晉侯墓地M114的一件觶上有族徽lXl而構思此件偽銘文。既然晉侯墓地可以出土上有族徽lXl的青銅器,那麼,對於一個長久以來解釋不出的族徽lXl的歸屬可以偽造一個故事,那就是因為此一族徽lXl和晉侯很有關才會埋在晉侯墓地,那麼就設計一個偽〈堯[口爻見]公簋〉銘文上的故事,把另一件未解的歷史公案,即到底是哪位周天子封唐伯於晉地的,就由此位族徽lXl的堯國的諸侯的此位最高級的虛有的堯公來解答吧。但不想一想,周成王的弟弟叔虞封於唐才是個“伯”,那麼“堯公”到底是何方大神聖能封成了“公”,比周成王親弟弟還尊貴?而因此也可以確定此一偽器,乃製成於2002年李伯謙〈晉侯墓地的發掘與研究〉一文公佈後到2007年朱鳳瀚公開之前之間。
 
(三)此偽器〈堯[口爻見]公簋〉故意開夏商周斷代工程的玩笑
 
夏商周斷代工程於2000年的簡本結論是西周成王在位22年,康王25年,此一偽器〈堯[口爻見]公簋〉的偽銘文寫手知道有關唐伯封於晉的公案是決定不了在是成王時或康王時發生的史事,於是故意在銘文裡寫出此一『王令晹(唐)伯侯于晉』是在『唯王廿又八祀』,偽寫此二十八年,不論夏商周斷代工程的設成王在位22年或康王在位25年都與之不合。果爾此偽器一公佈之前,公佈者朱鳳瀚就與工程參與者密商,才決定公佈。而工程實際主持者的李學勤也為文裡指出,因為此器之出,夏商周斷代工程有關的西周王年有檢討之必要。但殊不知,此〈堯[口爻見]公簋〉器根本就是偽器,學界在未考清楚真偽之前,就當成真器,甚至李學勤也因未考此器之明顯如前述之偽,而誤從其偽,要更改其自我主持的工程的結論。按,有關夏商周斷代工程之簡本之甚可斟酌,已是學界共識。但絕不是因為此一偽器而顯示其西周王年之不可靠,而是別的因素。至於此一〈堯[口爻見]公簋〉偽器上的任何文字,其實是今人所偽造,全無任何價值。即便對於有關晉君何時自唐徒封於晉地,也全無任何增益於過去的史料。林林總總因為誤信此〈堯[口爻見]公簋〉偽器而談到更改西周王年或談可以確定唐伯侯於晉在何時,或認為和晉國早期歷史會有什麼因而解謎者,皆係為未查證此偽器〈堯[口爻見]公簋〉之偽而徒然之作而已。(劉有恆,2020,8,8於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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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8/05

​談誤用周人用辭“蔑曆”而露偽之偽殷商青銅器〈小子蒚卣〉

談誤用周人用辭“蔑曆”而露偽之偽殷商青銅器〈小子蒚卣〉
 
一個時代往往有一個時代的用語,一個部族也往往有一個部族的用語。在周人及商人之用語裡,像是見於周人金文裡的“蔑曆”一辭是周人入主中原後新的用法,配合其周人之新周之制度。而此種制度是在商人主政之下所不曾有過實施,亦見周之禮制發達踰越於商人,以成立封建之殖民帝國,而相對來看,殷商則是商王為金字塔頂端的獨一至上之君,政制之考量及發達不像周人去成立層層封建之帝國。所謂“蔑曆”之獎勵方式是周人獨有的。

歷來談所謂“蔑曆”的林林總總的學者,一概講此為殷商之制。而殷商有實施“蔑曆”,就拿出一百零一唯一的一證,那就是偽殷商青銅器〈小子蒚卣〉裡提到的“唯丁蔑汝曆”一句獨一之孤例為證,而不知此正是此器為偽器之證。因為,不去查考其他殷商甲骨文及金文裡,一概不見所謂的“蔑曆”之辭,而且亦不分析所謂的“蔑”及“曆”,在商代的存在與否及其用法,故取一偽器逕自來包山包海,殷周全包,所述自不正確了。
 
在商代甲骨文裡,“蔑”的字形有伐滅之義,而其用法上,則用在微小之義,如《合集》24901:『戊午雨蔑。』而並不作西周“蔑曆”裡的“蔑”的做為賞賜用法。
 
而常被隸定為“曆”者,在金文裡是”厤”上,“甘”下。早年清末的劉心源在《奇觚室吉金文述》裡即指出,此字乃《說文》裡的『”厤”上,“甘”下,和也。從甘從麻。麻,調也。甘亦聲。讀若函。』而認為指『調味甘美』,所以『蔑曆者,言分其甘也,蔑某曆者,言分某以甘也』。此種說法是至今日釋此二字的二派裡的一派。
 
在殷商的甲骨文裡未有“曆”字,亦無“厤”上,“甘”下之周代金文之字,有時,周金文的“厤”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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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8/02

​偽青銅器〈榮仲方鼎〉續辨

偽青銅器〈榮仲方鼎〉續辨
 
2005年入藏北京保利藝術博物館的榮仲方鼎(《新收》1567)時,李學勤替保利藝術博物館的收藏品宣傳而發表了〈試論新發現的阪方鼎和榮仲方鼎〉(《文物》2005年9期)一文加以介紹了其銘文,隸定如:
 
『王作榮仲序,在十月又二月生霸吉庚寅,子加榮仲錫庸(?)一、牲大牢。已巳,榮仲速內(芮)伯、(胡)侯子,子錫白金(鈞),用作父丁彝。史。』
 
其後有馮時〈阪方鼎、榮仲方鼎及相關問題〉(《考古》2006年第8期)等多篇學者之論述亦有討論,到2008年,李學勤再發表〈論榮仲方鼎有關的幾個問題〉(《黃河文明與可持續發展(第1卷第1期)》),此時,李學勤修改其隸定,作:
 
『王作榮仲序,在十月又二月生霸吉庚寅,子加(嘉)榮仲(王+丮)庸(?)一,牲大牢。已巳,(榮仲)速內(芮)伯、(宀+麩)胡(侯)子,子錫白金(鈞),用作父丁(將+鼎)。彝史。』
 
2014年4月,在簡帛網上有網名 zhtsy137網友,曾有指出此鼎為偽器,其言曰:
 
『《儀禮·鄉飲酒禮》中有“主人速賓”一句,“速賓”就是請客的意思。“速”字在《金文編》(1985版)僅一見,叔家父匡的銘文中有“速先”二字。所謂新發現的榮中方鼎,那個被釋作“賓”的字是個“內”字,應該仿自毛公鼎,因為此“內”字中的“入”不與上面的橫畫相接。問題在於,此處的”入“卻不出頭,並且”入“字的兩筆還不對稱,酷似隸書寫法。馮時先生的《阪方鼎、榮中方鼎及相關問題》訓“內”為“芮‘,若結合下文,”速芮伯“也講得通,但這樣就上了造器者的道。因為此器是可疑的、偽的。對此類來歷不明、做工粗糙、銘文夾雜各類字形的青銅器,我是不願相信的。寧可信其無,不可信其有。否則,徒添混亂,更是對傳世真器的褻瀆。


此器中的”榮“字也甚可疑。榮,繁也,華也。此處的”榮“字卻省去了兩個花朵,於是上面成了兩顆草(艸)。草、花截然不同。造器者想標新立異,真的是煞費苦心!』
 
而到了2017年,名古文字學者王恩田在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上發表了〈榮仲方鼎質疑〉一文,舉列諸證,已完全判明了此為今人偽造之劣質偽青銅器,他隸定此偽鼎之銘文為:


『王作榮仲序。在十月又二月生霸吉,庚寅,子加榮仲 庸一,牲大牢。己巳,榮仲速芮伯、㝬侯子=錫白金鈞。用作父丁 彝。史。』
 
其舉證重要的約如下:


(一)此偽鼎銘文上有族徽為“史”,但“史”為任姓薛國的史族族徽,而不是此偽鼎上的榮氏的族徽,顯然此偽鼎張冠李戴而露偽。
(二)偽銘文講周天子為榮仲作“序”,李學勤講“序”指學校,而李朝遠及馮時指“宮殿”,但西周『歷來只有臣事君,或君命臣。怎麼可能反其道而行之,讓“王為其臣”榮仲“修建學校或宮殿”呢』。
(三)偽鼎“生霸吉”之語,全非西周紀時之用語,西周月相紀時未有用“生霸”者,必用“既生霸(哉生霸)”。因為生霸在夜間,紀事為白天發生之事,此時月亮已下落,故曰“既”;而且“吉”之吉日記時稱“月吉”,或稱為“吉日”,絕不單稱“吉”,此偽銘文不但把紀月相及吉日記時方式混搭,而且還缺“既”及“初”等字,不成其文。
(四)偽銘文裡錯用“子”,因為商王以子為姓,『其大宗宗子稱為“子”……從子族分化出來的新的子族,其宗子也可稱為“子”,但對大宗宗子而言,則稱為“小子”。』而此偽西周青銅器上卻是西周貴族在自稱“子”,王恩田指出:『周人稱“子”時,前面必須加限定詞。如王之子稱“王子”,公卿之子稱“公子”。或加國名,如徐子、薛子。或加族名,如齊國的國子、高子。或加姓氏,如孔子、墨子等等,絕不單稱子。』如此一見,此偽鼎銘文裡多次提到“子”這個貴族,就已洩其為偽跡。
(五)偽銘文講王為榮仲建學校,子此貴族送榮仲樂鐘和三牲具備的大牢,銘文却沒交待理由。
(六)此鼎依器形屬晚商,李學勤訂錯成了康王時期。而且銘文講子賞給榮仲“鏞”,但最早的鏞也是康昭之際才有的樂鐘,怎會早出。
(七)康王時器的銘文『其章法佈局已經能夠做到橫成排,豎成行』,但此鼎『銘字形卻是七大八小,歪七扭八,狂肆忒甚。更談不上有什麼章法佈局可言』。故認為此『榮仲方鼎銘文,記時有誤,亂用族徽,內容離奇,語病甚多,字形、字體古怪,章法佈局雜亂無章,器物形制年代與銘文的年代脫節,是一篇水準不高的偽作』。

王恩田已上諸舉證,已可明白證實此鼎係今人偽造的偽青銅器,被博物館不查及一些學者誤偽為真者。而吾人於今再舉數證:。

(一)依此偽銘文裡的榮仲,其身份應是畿內諸侯。那麼其子弟即國子了,應在周天子的學校就學,為何榮仲此貴族還能自立門戶並且周天子還同意此等違反周制之事而為其榮仲設學校?證之於文獻,未有此等荒唐例子。

(二)所謂『太牢』是古代天子使用最高規格的三種牲畜———牛、羊、豬,何以有個叫做“子”的貴族有資格賞給榮仲天子祭祀用的祭牲?即使周天子也不會把自己用的至上的祭祀用牲賞給臣下。而且賞臣下樂鐘,在西周金文裡很少,只有其功甚偉的功臣或皇親始有贈樂鐘之史事,何況在此偽銘文裡還是一個貴族在西周竟還可以送樂鐘給另一個貴族,根本即天方夜譚,在史料及金文裡見所未見,故根本此段所謂『子加榮仲庸一,牲大牢』就是胡言胡語,完全和周制脫節,而顯示此造偽銘文的寫手的下下底子。即便認為『子』即指『王』即周天子,但西周金文未有前言周天子為“王”而後言“子”,且一如王恩田所指出,周朝“子”的用法沒有單用來指天子或其大小宗。

(三)偽銘文『錫白金鈞』不倫不類,賜白金竟然沒有數量,而只有白金的單位“鈞”,應寫如“錫白金十鈞』等數額才成文意,可見偽造此偽銘文之此君連作文都很差,應係出於古文字學者之不肖門生,難怪怎寫得好高難度的銘文。(劉有恒,2020,8,2於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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