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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0/08

王夫之痛罵古詩〈孔雀東南飛〉

王夫之痛罵古詩〈孔雀東南飛〉

明末清初的大儒及文評家的王夫之在其《古詩評選》裡於談曹丕的古辭〈大牆上蒿行〉時指出:曹丕此歌行乃『長句長篇,斯為開山第一祖』,指曹丕此古辭是中國長篇詩歌的開山始祖。而談到鮑昭及李白『領此宗風,遂為樂府獅象』。而就中就談到了〈孔雀東南飛〉,王夫之痛罵〈孔雀東南飛〉:

『自〈廬江小吏〉一種贋作流傳不息,而後元(稹)、白(居易)踵承,潦倒拖沓之詞繁,………彼〈廬江小吏〉諸篇,自是古人里巷所唱盲詞白話,正如今市井間刋行《何文秀》、《玉堂春》一類耳。稍有媿心者,忍辱吾神明以求其形似哉。』

王夫之詬病於〈孔雀東南飛〉(按:實為南朝的徐陵所寫,此吾已有多文考正)的是其『潦倒拖沓之詞繁』,而且風格一如『里巷所唱盲詞白話』及『今市井間刋行《何文秀》、《玉堂春》一類』。王夫之不喜此種『形似』好似寫實之風格,而其背後的理論背景,則一如其此段評〈大牆上蒿行〉裡稱讚曹丕此作,曹丕此作雖亦長篇好似『詞繁』,但不是『潦倒拖沓』。王夫之稱讚〈大牆上蒿行〉為『樂府獅象』般的原因,就是他所說此作『勢遠則意不得雜,氣昌則詞不待畢』。反襯托出他認為〈孔雀東南飛〉的缺點就是『意雜』『詞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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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牆上蒿行〉:『陽春無不長成。草木群類,隨大風起,零落若何翩翩。中心獨立一何煢。四時舍我驅馳,今我隱約欲何為。人生居天壤間,忽如飛鳥棲枯枝。我今隱約欲何為。適君身體所服,何不恣君口腹所嘗。冬被貂鼲溫暖,夏當服綺羅輕涼。行力自苦,我將欲何為。不及君少壯之時,乘堅車,策肥馬良。上有倉浪之天,今我難得久來視;下有蠕蠕之地,今我難得久來履。何不恣意遨遊。從君所喜,帶我寶劍,今爾何為自低昂。悲麗乎壯觀,白如積雪,利若秋霜。駮犀標首,玉琢中央。帝王所服,辟除凶殃。御左右,奈何致福祥。吳之辟閭,越之步光,楚之龍泉,韓有墨陽,苗山之鋌,羊頭之鋼,知名前代,咸自謂麗且美,曾不如君劍良,綺難忘。冠青雲之崔嵬,纖羅為纓,飾以翠翰,既美且輕。表容儀,俯仰垂光榮。宋之章甫,齊之高冠,亦自謂美,蓋何足觀。排金鋪,坐玉堂,風塵不起,天氣清涼。奏桓瑟,舞趙倡,女娥長歌,聲協宮商。感心動耳,蕩氣回腸。酌桂酒,鱠鯉魴,與佳人期,為樂康。前奉玉卮,為我行觴。今日樂,不可忘,樂未央。為樂常苦遲,歲月逝,忽若飛。何為自苦,使我心悲。』(台北‧劉有恒,2018,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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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4/18

崑曲界學術騙子王守泰偽造『主腔』現形記---------笑談崑曲商調【黃鶯兒】曲牌八個假主腔的真相

崑曲界學術騙子王守泰偽造『主腔』現形記
---------笑談崑曲商調【黃鶯兒】曲牌八個假主腔的真相
 
對於一個偽學的生成,最終還是有雨過天青,偽敵不過正的一天,但是偽學是如何可以眩人耳目,使當時的人不加以審慎的去驗證每一個證據,而能夠由相信而變成信仰,加上人云亦云的推波助瀾,而形成偽學,在崑曲主腔說的生成上,就可以明瞭世間偽說邪語的能形成風潮,實是人云亦云抄襲陳言而不審慎論學,造就成的。給我們的啟示,就是任何一種理論,先以懷疑的治學態度去驗證,直到驗證為真以前,都不可相信那是一種正確的理論,因為,世間的偽學正多,孰知我所相信的就會是正確的,還是騙盡了二三個世代,如崑曲主腔偽說。
 
1992年死了的王守泰,對於崑曲的聲腔格律一無所悉,但也有心在崑曲格律方面從事一些研究。不過,一來學問的研究,和從事各種技能一樣,除了後天之外,還是有先天的慧根問題的存在。而且,使用來研究的資料也很重要,如果拿到了一份錯誤的資料,但卻因資質所限,無法分辨那是份錯誤的資料。於是論學引用了錯誤的資料,而找不到要研究的真相時,不得已,為了成名,只有出之於巧言騙人一途了。
 
現在,切入主題了,王守泰拿他爸爸王季烈找高步雲塗改了劉富梁訂譜的《集成曲譜》,號稱是王季烈自己改正了不合格律之處,以損人而沽名釣譽之下,付梓以求成名一夕間之樂。所以《集成曲譜》裡有許多錯腔,王季烈全然不曉,而王守泰更是不曉《集成曲譜》錯腔滿譜,而拿此《集成曲譜》立說。但因為,此譜內錯腔之多,以致於很難找到有何崑曲格律唱腔的規律可言,最後,也為了成名,一定要出版一本《崑曲格律》之書做為人生目的之下,只有出之於說假話,以繼承他父親王季烈理解錯誤之下所創出的『主腔說』的假格律了。
 
因此,只要把《集成曲譜》同一曲牌的曲子全部列出來,那麼,其中的錯腔彼此都會相互抵觸之下,主腔說就立即穿幫。所以,作偽的王守泰一定也做過這個功課,因此,一定也知道只要把《集成曲譜》裡同一曲牌的所有曲牌全部列出來,一定自己的主腔偽說全部不能成立,所以費心去找那少數可以拿來舉例的譜例,以證明一個根本不存在的假命題主腔說要紙糊成是真的,想來也是一件苦差事。
 
於是,在書中談到商調【黃鶯兒】的曲牌為例來看,他找了《茶敘》裡的【黃鶯兒】為譜例(如下),來證實此曲牌裡有八個主腔。(因王守泰論主腔不談是否該音有高低八度,只要音符對即可,故討論時也不論及不標是否高低八度)
 
芳草掩重門。(『重』有腔21,『門』有腔6,故有主腔甲216)
住仙山,欲避秦。(『秦』有腔56,故有主腔丙56)
門前怕有漁郞問。(『問』有腔653,故有主腔乙653)
淸閑此身。
林泉片雲。(『雲』有腔56,故有主腔丙56)
瑣窗不管春愁悶。(『悶』有腔216,故有主腔216)
免勞心。(『勞』有腔65,『心』有腔3,故有主腔653)
巫山路遠,(『遠』有腔56,故有主腔56)
空費夢中魂。(『中』有腔21,『魂』有腔6,故有主腔216)
 
當然,《集成曲譜》裡還有很多別的折子戲的【黃鶯兒】曲牌,但王守泰的黠智黠慧於此特別注意到,絕對不會去選令自已穿幫的例子,於是,他不會去選《廊會》裡的兩隻【黃鶯兒】,為什麼呢。我們看一看《廊會》裡的第一隻【黃鶯兒】吧:
 
和妳一樣做渾家。
我安然妳受禍。(《集成曲譜》『禍』腔5216,並沒有王守泰要的56)
妳名為孝婦我被傍人罵。
公死為我。
婆死為我。(《集成曲譜》『我』腔216,並沒有王守泰要的56)
我情願把妳孝衣穿著我
把濃妝罷。
事多磨。
寃家到此,(《集成曲譜》『到』腔21,『此』腔6,並沒有王守泰要的56)
逃不得這波查。(《集成曲譜》『波』腔232,『查』腔1,並沒有王守泰要的216)
 
王守泰一看,如果拿《集成曲譜》裡的《廊會》第一隻【黃鶯兒】舉例,他所期望的八個主腔,馬上少了四個,有四個天經地義的主腔竟然在《集成曲譜》裡這個譜例裡找不到,剩下了四個,太不理想了,於是,把這個例子丟進垃圾桶去,那麼,再拿第二隻【黃鶯兒】,試試看:
 
他當年也是沒奈何。
被強將來赴選科。
辭爹不肯聽他話。
只為辭官不可。
辭婚不可。
只為三不從做成災禍天來大。
事多磨。
寃家到此,(《集成曲譜》『到』腔65,『此』腔3,並沒有王守泰要的56)
逃不得這波查。(《集成曲譜》『波』腔232,『查』腔1,並沒有王守泰要的216)
 
上面這個例子,王守泰還是不滿意,因為,還是少掉了他心目中已算定要的八個主腔,只有六個,有二個主腔找不到,不能用,再找別的例子吧。
 
當然,他也會想到名折《長生殿‧密誓》了。
 
仙偶縱長生。
論塵緣也不恁爭。(《集成曲譜》『恁』腔1321,『查』腔6,並沒有王守泰要的56)
百年好占風流勝。
逢時對景,
增歡助情。
怪伊底事翻悲哽。(《集成曲譜》『哽』腔5356,並沒有王守泰要的216)
問雙星。
朝朝暮暮,(《集成曲譜》第二個『暮』腔216,並沒有王守泰要的56)
爭似我和卿。(《集成曲譜》『和』腔1232,『卿』腔1,並沒有王守泰要的216)
 
王守泰一看,這個長生殿的密誓,一定不可以拿來舉例,因為,他所既定該有的主腔,集成曲譜密誓出竟然只有四個,四個該要有,而一定會出現的主腔竟然找不到,那個例子,也不可以拿出來,自已否定自己。
 
於是再來看一下《集成曲譜》裡《手談》這一出裡的兩隻【黃鶯兒】,一看之下,就被王守泰鐵當了,而不敢用不能用。為何要如此說呢。因為,他一看第一隻的【黃鶯兒】:
 
花院手閑敲,(《集成曲譜》『閑』配61,『敲』配6,並沒有王守泰的甲字型大小主腔216)
戰楸枰,兩下交。(《集成曲譜》『交』配616,並沒有王守泰的丙字型大小主腔56)
爭先布擺裝圈套。
雙關那著。
單敲這著,(《集成曲譜》『看』配616,並沒有王守泰的丙字型大小主腔56)
聲遲思入風雲巧。(《集成曲譜》『巧』配5356,並沒有王守泰的甲字型大小主腔216)
笑山樵。
從他柯爛。(《集成曲譜》『爛』配13216,並沒有王守泰的丙字型大小主腔56)
不識我根苗。
 
王守泰一看,這《手談》第一隻的【黃鶯兒】,竟這麼不給臉,八個想要的主腔,五個都不是,只有三個可以算數,太失望了,大怒之下,揉成碎紙丟到窗外去了。於是隨手再拿來看一看第二隻的【黃鶯兒】:
 
換局更難饒。
你熱心機,我冷眼瞧。
其中有路應難到。
我推開那著。
點破你這著。(集成曲譜『著』配616,並沒有王守泰的丙字型大小主腔56)
雙關那怕能單吊。
笑鳴蜩。
縱橫羽甲。(《集成曲譜》『羽』配6121,『甲』配61,並沒有王守泰的丙字型大小主腔56)
千局總徒勞。
 
也是不理想,這次這只裡,王守泰想要的八個主腔,有六個可以算數,但沒有百分百符合王守泰的期望,於是,失望之餘,拿起了《集成曲譜》再往下翻,千挑萬選,總算閻王不負苦心人,揮汗如雨,嚇出一身冷汗,但終於,反正,每只曲牌因每個字的陰陽八聲不同,本來就會配出不同的聲腔來之下,他找到了同是《玉簪記》裡的《茶敘》出裡也有一隻【黃鶯兒】,這惟一的一隻令王守泰滿意,比中了彩票還要高興之下,他總算找到了《崑曲格律》裡【黃鶯皃】會有八個所謂他絞盡腦漿所找到的八個主腔的一個完美的孤例了。
 
於是,王守泰大膽寫進《崑曲格律》裡,然後告訴所有的人說,【黃鶯兒】,凡是每一隻【黃鶯兒】,都一定會出現八個主腔,第一句末二字出現甲字型大小主腔216,第二句加第三句末字出現的是丙字型大小主腔56,第四句末字出現乙字型大小主腔653,第六句末出現丙字型大小主腔56,第七句末字出現甲字型大小主腔216,第八句末二字出現乙字型大小主腔653,第九句末字出現丙字型大小主腔56,第十句末二字出現甲字型大小主腔216。
 
但,其實,光從我們只舉《集成曲譜》裡三隻的【黃鶯兒】(《廊會》二隻、《密誓》一隻),王守泰的【黃鶯兒】第二個主腔的丙字型大小主腔56就被《廊會》第一隻及《密誓》推翻;第四個主腔的丙字型大小主腔56就被《廊會》第一隻推翻;第五個主腔的甲字型大小主腔216就被《密誓》推翻;第七個主腔丙字型大小主腔56被《廊會》第二隻推翻;第八個主腔被三隻全部推翻。但光從以上王守泰的手法,就知道他用的是只拿出一隻萬無一失,在《集成曲譜》裡大多數譜例都不成立的少數孤例中的一隻來立說,但後人只要把《集成曲譜》裡所有譜例全部列出來,就可以查覺出來這王守泰的所謂主腔說,只是一場沒有智商的障眼騙局而已。如果把所有《集成曲譜》的【黃鶯兒】譜例全部列出,就可以發現真相,這【黃鶯兒】的所謂八個主腔,俱俱是假,沒有一個成立。
 
而王守泰在《崑曲格律》的所有內容,都是用以上手法在炮製只只曲牌的所謂的主腔,而使全書成為崑曲史上空前而不絕後的騙術大全,繼起者尚有已亡的武俊達的《崑曲唱腔研究》、最近才死掉的洛地的『依字聲行腔的曲唱』騙局的《詞樂曲唱》,及王守泰第二部主腔騙術大全集的《崑曲曲牌及套數範例集》(1994~1997)之類了,於是,崑曲格律的真相遂被這些所些門外漢掩蔽不見天日數十載迄今。
(劉有恆,〈笑談崑曲商調【黃鶯兒】曲牌八個假主腔的真相〉,《崑曲史料與聲腔格律考略(第二集)》,臺北:城邦印書館,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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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1/28

郭店楚簡《性自命出》篇確立《中庸》非子思所作

郭店楚簡《性自命出》篇確立《中庸》非子思所作


吾曾有〈《中庸》及《易‧彖傳》在內的十翼皆作於秦統一天下以後考辨〉一文,今續作續篇,將未論完之論點再敘,以釋一些學術同志之疑。

在1993年10月,在湖北沙洋縣紀山鎮郭店一號的楚墓中發現一批竹簡,乃係到今日為止,我國最早存世的古書簡。依學者考證[1]乃『不晚於公元前300年』,而依錢穆《先秦諸子繫年》,子思生卒乃483-402年,孟子生卒乃 390-305年,故郭店楚簡的內容,乃孟子晚年時代,『郭店簡儒書當為孟子所能讀』。

但吾人比對一下,郭店楚簡的時代比子思卒年晚上了百年,如果《中庸》確為子思所作,而乃子思形而上儒學的精華及經典之作,那麼,郭店楚簡的內容,以道家《老子》為主,而以老子反對的仁、義、禮、智、忠信特儒家的內容有關的各儒家當日流行的一些著作當成參考資料,而於墓主人死後被當成墓葬一併入土,而入土內容,有被某些學者視為思孟學派著作的《緇衣》、《五行》、《性自命出》篇。當然此二篇的內容,自郭店楚簡出土後,不少學者都有發表個自的看法。像上引署名李學勤的該文即猜度《緇衣》、《五行》『出自子思』,而《性自命出》『也與曾子、子思一系有關係,甚至不妨視為《子思子》』。以上此說法實屬浮光掠影,站不住腳。

一是郭店楚墓內的收羅的竹簡,都是墓主人生前的收藏品,即,一如學者王博先生《簡帛思想文獻論集》(台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台北:2001)內所說,好似其圖書館收藏。那麼,《中庸》如此有特質的儒家唯心寶典,應具有典範性,此位好《老子》的墓主人,必應首選就應收入其圖書館裡,對照《老子》,看看儒家唯心聖典《中庸》倒在《老子》脚下,被批判無一是處的活見證。但為何沒有,即連同其他先秦出土的儒家竹簡內迄今沒有任何《中庸》的隻字片簡存世。即如漢初馬王堆等所有漢初出土的儒家竹簡都沒有《中庸》的踪跡。

吾人認為,有關《性自命出》及《中庸》的內容,分析的最為精到的竟出自一位碩士班研究生的論文:劉文朝的2012年發表的《郭店楚簡《性自命出》與《中庸》的性情哲學》,但其結論却仍有問題,其結論是先秦儒家的性情思想的兩條發展路線,一是孔子——《五行》——孟子的性善論,一是孔子——《性自命出》——荀子的性惡論。而把《中庸》的時代置錯到孟子之前,亦即肯定了古來傳言子思作《中庸》。他指出:『《中庸》則處於這兩條不同的性情思想發展路向之間,它一方面接受了《性自命出》的以情釋性說,另一方面又把中庸和誠當作性情中的道德性來看待,因此又傾向於主張道德人性說。』劉先生說法仍十分片面性,他於後又提到『當然其中還有許多複雜的關係,尚待作進一步的研究』,亦自知該文亦屬初考。

其實,一看《性自命出》內容及《中庸》的內容,即知《性自命出》主要在談『情』,而《中庸》主要在談『誠』。所以雖《性自命出》談『性自命出,命自天降』,《中庸》談『天命之謂性』,好似相近。但後文却即顯出大不同。

《性自命出》的精華盡在以下段落:『性自命出,命自天降。道始於情,情生於性。始者近情,終者近義。知情者能出之,知義者能內(入)之。好惡,性也。所好所惡,物也。善不善性也,所善所不善,勢也。凡性為主,物取之也。金石之有聲,弗扣不鳴,人之雖有性,心弗取不出。凡心有志也,無與不可,性不可獨行[1],猶口之不可獨言也。牛生而長,雁生而伸,其性使然,人而學或使之也。凡物無不異也者,剛之柱也,剛取之也。柔之約[也],柔取之也。四海之內,其性一也。其用心各異,教使然也。凡性,或動之,或逆之,或交之,或厲之,或出之,或養之,或長之。凡動性者,物也;逆性者,悅也;交性者,故也;厲性者,義也;出性者,勢也;養性者,習也;長性者,道也。凡見者之謂物,快於己者之謂悅,物之勢者之謂勢,有為也之謂故。義也者,群善之蕝也。習也者,有以習其性也。道者,群物之道。凡道,心術為主。道四術,唯人道為可道也。其三術者,道之而已。《詩》、《書》、《禮》、《樂》,其始出皆生於人。……聖人比其類而論會之,觀其先後,而逆訓之,體其義而節度之,理其情而出入之,然後復以教。教,所以生德於中者也。禮作於情,或興之也,當事因方而制之。其先後之舍(序)則義道也。或舍(序)為之節則也。致容貌,所以度節也。君子美其情,貴其義,善其節,好其容,樂其道,悅其教,是以敬焉。拜,所以為?與,其諛度也。幣帛,所以為信與證也,其詞義道也。笑,禮之淺澤也。樂,禮之深澤也。……察,義之方也。義,敬之方也。敬,物之節也。篤,仁之方也。仁,性之方也。性或生之。忠,信之方也。信,情之方也。情出於性。愛類七,唯性愛為近仁。智類五,唯義道為近忠。惡類三,唯惡不仁為近義。所為道者四,唯人道為可道也。凡用心之躁者,思為甚。用智之疾者,患為甚。用情之至者,哀樂為甚。用身之弁者,悅為甚。用力之盡者,利為甚。目之好色,耳之樂聲,鬰陶之氣也,人不難為之死。……凡人偽為可惡也。偽斯吝矣,吝斯慮矣,慮斯莫與之結矣。……凡人情為可悅也。茍以其情,唯(雖)過不惡;不以其情,唯(雖)難不貴。茍有其情,唯(雖)未之為,斯人信之矣。……未言而信,有美情者也。未教而民恆,性善者也。……修身近至仁。……君子身以為主心。』而內容尚有大段談音樂的情的表現者如『其聲變則其心變,其心變則其聲亦然』而引文未附。

而《中庸》的精華盡在以下段落:『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

一比較之下,見到兩者的取向極大不同。而《性自命出》特重視『情』,而且特重音樂,亦有或以此篇出自子游,但只憑一點而歸之於孔子弟子恐未當。因為,雖儒家於孔子死後,如韓非所說分為八,但究竟各派分界何在,除荀子所非十二子內講子思孟子較為具體,餘內情不詳,似不可妄為猜度,一如或猜《性自命出》出於子思之派等等。而《五行》正好是較符荀子所批之子思孟子學說特點的『五行』,或與子思孟子學說有些相關。

但一如郭店竹簡的時代在子思亡後百年,孟子死時,如果《中庸》確為子思所作,那麼,《中庸》內主題的『誠』學,為何《性自命出》未見到分毫。而且,以哲學思維來說,孔子死後,就在孟子之前的子思,就已發展成一套全然唯心的誠的形而上哲學,甚至心誠到『至誠如神』,發揮了心靈可以預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把『誠』宗教化,成了『誠教』,已把陰陽五行說內歛入於唯心說而化成一體了,『誠』成了陰陽五行說的心靈根本。反而到後來的孟子及荀子,連同漢代出現的一些不知是否先秦著作內的儒家學說,即連同前文所指出出土先秦或漢初簡帛,都未見此一絕對唯心是尚的《中庸》『誠』教宣言的片斷內容。


更不要談《中庸》裡明白地就指出了其作品的年代了:『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分明是漢初要興禮樂的的儒者口吻。

因為,漢初,挾書律未廢,禮樂不講,而且時興黃老無為之風,才有儒者有禮樂的迫切,《中庸》就是西漢初年情勢下的產品,成書時代應尚在馬王堆的文帝時代之後,置之先秦儒者的任何著作都格格不入。

如此成了宗教化的唯心的『誠』學,也是漢儒都具有秦代儒者論陰陽性格的背景,即,漢儒的儒學都已不純,更遑論亦具道家及陰陽家背景,漢初時興把《易》列成『六藝』之一,因為,《易》有陰陽家背景,也可以說,《易》是陰陽家及道家的源頭。道家老子談陰道陽,把《易》原先的剛柔說再加強到陰陽說,老子其實發揮了《易》,並使《易》向陰陽家轉換,亦可說,先秦陰陽五行說的迷信禍首就是道家的老子,再追其源,就是《易》。而先秦時代,儒家就已混入了道家,因為追求形而上學而必入於道家,此故從出土的先秦竹簡就可以看到也談到了『六經』的排列,把《易》入了列。故《莊子》書內明提『六經』就是儒家六門的詩書禮樂易春秋,就是擺明了該時,儒已受道家影響,故形成了把《易》附會成孔門之學。甚至竹簡內亦出現了當日儒者講孔子晚而喜《易》,實皆附會。

《論語》有『加我數年,五十以學,可以無大過矣。』到了東漢初杜林造《偽古文論語》時,把『亦』改為『易』,今人多從《偽古文論語》,多念成『加我數年,五十以《易》,可以無大過矣。』按,孔子難道到了五十歲,都還會有『大過』?而且只有去學《易》,才不會犯『大過』?此種連擺到生活裡,連邏輯都不通的語句,學界還耳提面命,師以教徒,易學研究者還津津樂道,無乃笑談乎。

所以,從郭店楚簡的《性自命出》出土,即《中庸》子思所作說完結之日。

因為,明顯看出,《中庸》拿先秦儒者的著作,如《性自命出》的『性自命出,命自天降。道始於情,情生於性。……長性者,道也。……道者,群物之道。凡道,心術為主。道四術,唯人道為可道也。其三術者,道之而已。《詩》、《書》、《禮》、《樂》,其始出皆生於人。……聖人比其類而論會之,觀其先後,而逆訓之,體其義而節度之,理其情而出入之,然後復以教。教,所以生德於中者也。』整齊語句,並且刪掉了『情』,而擺入了『中和』,而構成了《中庸》內的『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把《性自命出》重視的『情』(命自天降。道始於情,情生於性。始者近情,終者近義。知情者能出之,知義者能內(入)之。……道者,群物之道。凡道,心術為主。道四術,唯人道為可道也。其三術者,道之而已。《詩》、《書》、《禮》、《樂》,其始出皆生於人。……聖人……理其情而出入之,然後復以教。教,所以生德於中者也。禮作於情,或興之也,當事因方而制之。其先後之舍(序)則義道也。或舍(序)為之節則也。致容貌,所以度節也。君子美其情,貴其義,善其節,好其容,樂其道,悅其教,是以敬焉。……笑,禮之淺澤也。樂,禮之深澤也。凡聲,其出於情也信,然後其入撥人之心也厚。聞笑聲,則鮮如也斯喜。聞歌謠,則陶如也斯奮。聽琴瑟之聲,則悸如也斯嘆。觀《賚》、《武》,則齊如也斯作。觀《韶》、《夏》,則勉如也斯儉。詠思而動心,==如也,其居次也舊(久),其反善復始也慎,其出入也順,司(始)其德也。鄭衛之樂,則非其聽而從之也。凡古樂龍(動)心,益(淫)樂龍(動)指(嗜),皆教其人者也。《賚》、《武》樂取,《韶》、《夏》樂情。……凡至樂必悲,哭亦悲,皆至其情也。哀、樂,其性情相近也,是故其心不遠。哭之動心也,浸殺,其央戀戀如也,戚然以終。樂之動心也,濬深鬰陶,其央則流如也悲,悠然以思。凡憂,思而後悲;凡樂,思而後忻。凡思之用,心為甚。嘆,思之方也,其聲變則其心變,其心變則其聲亦然。吟游(流)哀也,噪游(流)樂也,啾游(流)聲[也],嘔游(流)心也。喜斯陶,陶斯奮,奮斯詠,詠斯猶,猶斯作。作,喜之終也。慍斯憂,憂斯戚,戚斯嘆,嘆斯闢,闢斯通。通,慍之終也。……情出於性。……用情之至者,哀樂為甚。……目之好色,耳之樂聲,鬰陶之氣也,人不難為之死。凡人情為可悅也。……』的重『喜怒哀樂』的『情』,講成『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性自命出》講求把暢情,『禮作於情,或興之也,當事因方而制之』,即『節度之』則可,不談『喜怒哀樂之未發』如同槁木死灰的『中』。《性自命出》完全不談『情』的『未發』。而《中庸》的中和境界就是要強調那種『中』的境界,在『中』裡做文章,搞出了『誠』的這一片唯心的心靈天地。

而且《中庸》還把『教』,講成『自明誠』,成了每個人自已唯心自教,不是儒者(含《性自命出》作者)本來的禮樂論了,成了一套澈頭澈尾的唯心論者。此種誠以通靈說,無乃中國最早的靈恩說的宗教了。

《中庸》的以誠為核心的內歛儒家,是先秦儒家孟子點火談盡心等唯心,但尚未有的新境界,在儒學的形而上學的哲學來講,不可謂不重要的孟學出發的開展及一種異端。是在郭店楚簡的那個時代完全嗅不到的儒家氛圍。一些學界人士能把楚簡之《性自命出》附會成子思或其門生之作,或更加堅定對於《中庸》出自於子思之手筆,也是只能解嘲以係想像力豐富,但完全不合於《中庸》及《性自命出》內的哲理思路,乃沒有把握到兩者的先來後到及先秦儒學的到達何種發展的地步,及儒學的《中庸》一路的開展是西漢初年以後才被當日的儒者完成,此時,這些儒者已非純儒,而是先秦末年以來合易家及陰陽家及道家的漢儒。

郭店楚簡《性自命出》篇沒有出世前,大家尚可對《中庸》妄從古來漢儒附會的作於子思說,但今日此簡一出世,一如前論,則已確立《中庸》非子思所作的千古不易的定論了。(劉有恒,2018.1.28寫於台北)





 
 

[1] 署名李學勤的〈孔孟之間與老莊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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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1/23

《中庸》及《易‧彖傳》在內的十翼皆作於秦統一天下以後考辨

《中庸》及《易‧彖傳》在內的十翼皆作於秦統一天下以後考辨

《中庸》,今收入《禮記》之一篇。其作者,首由西漢司馬遷於《史記‧孔子世家》裡指出:『子思作《中庸》』。按,於司馬遷時代,《禮記》尚未成書,而世間實有《中庸》一篇單獨存世,而且依司馬遷的查考,是孔子的孫子子思寫的,似乎應屬鐵案如山了,但實際上未必。因為,像是司馬遷對於《詩經》編者,謂孔子刪三千多篇的古詩而成了三百零五篇,就已非事實。他又指,孔子對於《易》,則十翼裡的八翼(『彖、繫、象、說卦、文言』)皆是孔子所『序』(即,只有十翼裡的《序卦》及《雜卦》,司馬遷未說是孔子所序),其實也不為正確。他只是以他所受的魯詩及楊何的易學的師傳的觀點加以引述。而他所說的『子思作《中庸》』,只能說明他的那個時代,或他所受的傳授,有這種說法出現在西漢武帝時。即,所謂『子思作《中庸》』,可以說是漢儒的猜測。一如《易經》裡的八翼是孔子所序或作,也是漢儒的猜測。至於到了六朝齊梁間的沈約指《中庸》在《子思子》首篇,而該時《子思子》若存世亦已為偽書,據偽書為說,根本不能採信。

吾人現就《中庸》及《易經》裡的《彖傳》(即所謂的『彖曰』的『彖』),光是把《中庸》和《易經》裡的乾卦的《彖傳》一比對,就知道,《中庸》和《易經》裡的乾卦的《彖傳》都是完成於『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中庸》)的秦朝或西漢初年統一之下的中國的儒者,而此批儒者,又是受到道家第二代的黃老及陰陽學說的影響,而寫成《中庸》和《易經》裡《彖傳》的。

乾卦的《彖傳》指出:『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始終,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此段文字,不是出自於孔子,一見所謂『乾道』,再見到『性命』,三見到『大和』,即知,此位成文的儒者,乃受道家第二代黃老影響的儒者,亦即,漢初黃老盛行之下的受道家影響的道儒所作。再看一看《中庸》裡的『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即知,乾卦的《彖傳》裡的『各正性命』裡的『性』與『命』字,其意謂於人類而言,即《中庸》裡所說的『天命之謂性』及『率性之謂道』。而此乾卦的《彖傳》裡的『乾道』的『道』,是各『物』類(兼人類)的『流形』,因着乾而變化而各正各物類的性與命,《中庸》講人的性與命與天道的關係,而《易經》裡《彖傳》更講到世間人及萬物因着易的乾道而各正性命,讓宇宙形成有如大和的常態。從學術及觀念的進展史來看,《易經》裡《彖傳》的作者,顯然是受到《中庸》的啟發,而寫出《彖傳》來的。

其實,談子思不可能寫出《中庸》這種談性說命之篇,先就其祖父孔子家教而言,孔子從不談天命,怎會教其孫子思『天命之謂性』。天命和性的相關,不但孔子不談,孟子也不談,孟子從人事而看,只談盡心以知性與天,把天存而不論,不談天命,而到了荀子,也不談形而上的天道,在其《荀子‧天論》篇裡,大大攻擊天命,主張人為,『大天而思之,孰與物畜而制之。從天而頌之,孰與制天命而用之。望時而待之,孰與應時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與騁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與理物而勿失之也。願於物之所以生,孰與有物之所以成。故錯人而思天,則失萬物之情』、『唯聖人為不求知天。』而且,有關子思的學說主軸,《荀子‧非十二子篇》也說的很具體,就是沒有《中庸》裡的那一套『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荀子提到子思和孟子的學說近似,故歸結為一派,而批判曰:『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然而猶材劇志大,聞見雜博。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案飾其辭,而祇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軻和之。』而所說的子思學說的骨幹的『五行』,唐代楊倞注作『仁、義、禮、智、信』。不過,近年來郭店楚簡出土,於其中的《五行篇》就具體透露了荀子所說子思孟子的『五行』指的是仁、義、禮、智、聖;在《五行篇》或荀子所談的子思學說裡,完全沒有講到子思會有什麼《中庸》裡最精義的『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那一套形而上的性命之學。

郭店楚簡此一戰國中期的寫成日期裡,完全看不到儒家有什麼性命之學的論說。仁、義、禮、智、聖都是具體的儒家重視現實人間世的禮法之下的主張,不談天談命的孔子正統思維,但就已被戰國末年荀子大批判孟子及子思走叉了路,雖則孟子及子思仍是就人間德行上去說法,亦可見先秦戰國時代的儒門之學仍是十分入世談實際德行操守的儒家。那些像是《中庸》或《易》的十翼那種已混入道家從老莊發展成的黃老陰陽之學在內的《中庸》或《易》的十翼那種程度,正統儒家傳承裡是不屑一顧的。只有到了秦朝統一天下前的戰國晚期,鄒衍等方士派及陰陽說盛行後,再結合老莊發展成的第二代道家的黃老學說,則就成就了《中庸》或《易》的十翼的出世條件。

像是《中庸》裡明文的『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絕非如某些學者認為是後人所添加,非子思原文,從前文吾人的分析即知,此種混合黃老思維的性命之學,乃儒門異端,非孔子的孫子子思所受的孔子教誨。而此儒門異端於秦代被稱為儒生或方士,即被秦始皇焚書坑儒的『儒』。而從《易經》裡的乾卦的《彖傳》竟然有儒門異端思維『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且還比《中庸》更形而上化到以易的乾坤去構成宇宙本體的易術之形上學,更是依時間軸,《易經》的十翼全部都不是先秦故書,而不得不歸之於『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的秦漢統一天下之後被儒門異端所寫就,而其氛圍,就是充塞著西漢初年天下初定,從上到下,都奉行黃老之術的天下,而儒門也受到了影響,取擇於黃老而構成儒家於先秦所不講究的那塊形而上的學術禁區,以架構起性命之學及天人之學,亦因之從形上回到形下時,反入於天人相感而走入了今文學派,附會陰陽災異以儆君主之途去了。


結論就是,《中庸》及《易‧彖傳》在內的十翼皆作於秦統一天下以後,至少在秦代,但更可能是西漢初年黃老及陰陽五行之學盛行的時代寫成的。(劉有恒,2018.1.23寫於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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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1/17

談史上並無古詩〈孔雀東南飛〉發生所在地的『廬江府』

談史上並無古詩〈孔雀東南飛〉發生所在地的『廬江府』
 
三百五十三句的敘事長詩〈孔雀東南飛〉,其最初的出現,是收在六朝陳朝的徐陵所編的《玉臺新詠》此一詩集內。徐陵在卷一的最末列入此詩,題名為〈古詩無名人為焦仲卿妻作〉,並於詩之前,有小序:『漢末建安中,廬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劉氏,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投水而死。仲卿聞之,亦自縊於庭樹。時人傷之,為詩云爾。』
 
《後漢書‧郡國志四》裡論及東漢的『廬江』,於『揚州』所設置的郡國時指出,『廬江郡文帝分淮南置。建武十三年省六安國,以其縣屬。雒陽東一千七百里。十四城,戶十萬一千三百九十二,口四十二萬四千六百八十三。』即,於東漢時代,所謂的廬江是『郡』,而且,東漢根本就沒有『府』的設置。所謂的『府』的正式設置成行政區單位乃是要到了唐朝。但是,在南北朝的北朝的西魏,就有『府』此一行政區單位的雛形,即所謂的『府兵制』的『府』,亦即《後魏書》(《玉海》引)所說的『西魏大統八年,宇文泰仿《周典》置六軍,合為百府』的『府』,乃所謂的『軍府』,而府兵制一直歷北周、隋沿用到唐初。
 
在所謂南北朝時陳國的徐陵《玉臺新詠》裡那篇〈古詩無名人為焦仲卿妻作〉小序設定的東漢末年建安年間,即曹操挾獻帝自重的時候,那時根本就沒有『府』這個行政單位,也根本沒有小序裡所稱的『廬江府』而只有於揚州轄下設有『廬江郡』。
 
所以由此可以得知,所謂《玉臺新詠》裡那篇〈古詩無名人為焦仲卿妻作〉小序裡的故事發生地的『廬江府』根本查無此地,乃海市蜃樓般的虛設之地。後人胡將『廬江府』看成『廬江郡』來論,如胡適者流,還將漢代廬江郡論成了其附近的山,即詩裡的所說的『華山』,也都成了亂點鴛鴦譜,完全與學術論著背道而馳。
 
不料,此詩真正作者的徐陵此一南朝梁陳間的宮體詩名家兼弘法居士,『少而崇信釋教,經論多所精解。後主在東宮,令陵講《大品經》,義學名僧,自遠雲集,每講筵商較,四座莫能與抗』(《陳書‧徐陵傳》),即以無中生有的虛幻的『廬江府』,點化眾生,暗指此故事全屬子虛烏有,連故事地點都設定在東漢找不到的『廬江府』。即此一『府』字之用,畫龍點睛,點化世人要認清此一故事都是世間幻象,乃虛擬之實境,地點都未曾真實存在。

故而,小序所謂的『漢末建安中,廬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劉氏,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投水而死。仲卿聞之,亦自縊於庭樹。時人傷之,為詩云爾』裡的『漢末建安中』,就純屬虛妄之地;而『廬江府』不存在於大千世界,那麼,『廬江府小吏焦仲卿』也純屬夢幻,『妻劉氏』亦非真,『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投水而死。仲卿聞之,亦自縊於庭樹。時人傷之,為詩云爾』也成全屬囈語了。
 
徐陵假造一則曉喻世人的故事〈孔雀東南飛〉,向世人宣揚世俗一切都是虛裡來虛裡去,色亦是空,情亦是空的佛法,以其宮體詩的精神及手法,運用在詩裡的加乘效果,渲染情相及色相至無所不至的精微,最後春夢掛上東南枝,浮雲西北起,孔雀東南飛。一場在世俗人眼裡的轟轟烈烈情事,一如徐陵引用梁簡文帝蕭綱〈詠中婦織流黄〉詩裡的『浮雲西北起,孔雀東南飛』裡的『孔雀東南飛』,暗喻人生的一切七情六慾,都一如西北起的『浮雲』一樣的無根而不實的虛幻,最後仍要一如『孔雀』的去向著本非目的地的東南飛去,下場是『自掛東南枝』。
 
徐陵虛設情事發生地的『廬江府』所透露的訊息就是:此一整個三百五十三句的長詩到頭來,追溯到故事發生的源頭,竟然是沒來由的!也就是,此一故事全屬虛構,乃是用佛法來點化世人的。歷來談此詩又是東漢末發生在廬江郡的民歌,又說是寫實佳作的,真是可以無地自容了。(劉有恒,2018.1.17寫於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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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1/15

小談古詩〈孔雀東南飛〉乃佛教文學詩

小談古詩〈孔雀東南飛〉乃佛教文學詩
 
宋人姚勉指出:『漢僧譯,晉僧講,梁魏至初唐,僧始禪,猶未詩。唐晚禪大盛,詩亦大盛。』(姚勉《雪坡舍人集》卷三十七〈贈俊上人詩序〉,四庫全書本)
 
其實,姚勉的話不為正確。從佛教於東漢中期漸入中國,初以兼方術而見容於中國,到晉代以來,盛行於社會開始,則在佛教教典的漢譯之下,把印度佛經漢譯成詩體後,把譯詩的長詩體風格也間接帶入中國,尤其是,印度重要的僧人兼文學家馬鳴的佛祖史詩的『歌詩』的《佛所行贊》被當成佛典漢譯於南朝劉宋寶雲及北朝曇無讖之時,其長詩體造就了弘法的南朝梁簡文帝及其文學集團的融和,將佛典的世俗無常,人間喜怒哀樂都是虛空的思想,融入於其『宮體詩』的精神裡,人世間社會眾生的各種悲喜都成浮相及表象,屬於空相,歸於虛無,而世俗不論美色脫去了喜怒哀樂世間情,只剩著色傀儡一張皮。『宮體詩』以虛誇、增飾的方式,一再於詩作裡加強世間美的加乘效果,以襯脫喜怒哀樂的虛相的迷人,而其詩作一概出之於富麗堂皇的表象,反差出渺小的個人的喜怒哀樂、七情六欲的不足恃,總歸於虛無。故其詩派的為詩,重視排比,重視浮世的聲光之加乘效果。

創始人梁簡文帝蕭綱是為教主,而後有徐陵發揮之,兩人又有不同處。梁簡文帝為正宗,而徐陵的詩作又較蕭綱而言,更近於俗化。而馴至於徐陵一度被滯留於北朝,又受北朝的胡風影響,而南返後,寫成〈孔雀東南發〉一詩,置於其於陳朝依其梁朝為簡文帝末世所編《玉臺集》為底稿,而在陳朝又重編成的《玉臺新詠》內。而除陵其人,亦為明曉佛法,甚至講經於寺廟弘法。《陳書‧徐陵傳》言其:『少而崇信釋教,經論多所精解。後主在東宮,令陵講《大品經》,義學名僧,自遠雲集,每講筵商較,四座莫能與抗。目有青睛,時人以為聰惠之相也。』

案,北朝後秦鳩摩羅什所譯的《大品般若經》,南朝都盛,則北朝所譯馬鳴的印度梵詩經典的《佛本行贊》(《佛本行詩》)的長詩體,徐陵怎會不曉。一如義淨《南海寄歸內法傳》:『尊者馬鳴,亦造歌詞,及《莊嚴論》,並作《佛本行詩》,大本若譯,有十餘卷。意述如來,始自王宮,終乎雙樹,一代佛法,並緝為詩。五天南海,無不諷誦,意明字少,而攝義能多,複令讀者,心悅忘倦』裡的『五天南海,無不諷誦』。像梁啟超曾言〈孔雀東南飛〉受佛教文學《佛本行贊》等影響,胡適以歪論批駁,而梁啟超日後也改口,而實亦雖有一得而學不甚固,故而不能自伸其言,以批胡適讕言。因梁啟超未考此詩〈孔雀東南〉裡首句的此『孔雀東南』即是蕭綱詩作內的一句,亦不能明曉宮體詩的來路,及梁簡文帝及徐陵等人就是佛教通的背景,對造成其宮體詩作精神的相關,再不能查明徐陵此人與〈孔雀東南〉一詩的關連,及〈孔雀東南發〉詩裡的『宮體詩』精神。

但梁啟超的學識的出乎半吊子的胡適一大截,此可斷定。胡適,乃時勢崇洋浮誇的民初學風之下造就的留洋偽學人,以往在台的文學界的李辰冬在其著作內亦曾透露了胡適的真實學問的不堪。不過胡適其偽學偽論的流風襲捲百年,大批其派系的文學史著作,如劉大杰的《中國文學發展史》等及對至今台灣的學界著作的影響力,仍是大佔兩岸海外華人文學界一席牢不可破的偽學勢力。

以上都是牢騷話。而正式的對〈孔雀東南飛〉乃徐陵所作的古詩的舉證,乃包括了其格乃仿佛教漢譯經典及梵文史詩《佛本行贊》的漢譯五言長詩的詩格。以其『宮體詩』〈孔雀東南飛〉的受佛教觀念及思維的影響,視世界一切男女夫婦愛戀皆虛無,一切表象繁華皆浮影,用極鮮麗的富麗堂皇的文辭來描寫女主角,凡她的出現,詩裡極其描寫其美及其裝飾的色景虛相的浮誇到不實般的炫美,以襯托世事無常,愛戀成灰,一如十九世紀法國印象畫派對光影的迷戀,〈孔雀東南飛〉這些宮體詩對於世間繁華的光影的誇飾加強,以喻繁華後的蒼涼,身掛東南枝,歸於虛墟。大榮有大悲,至美有至哀,世事無常,一歸於寂,

〈孔雀東南飛〉的作者的不得不為徐陵,人事時地物,條條線索指向一人,就是徐陵,此於吾人其他各論文內皆有剖析,足以大白〈孔雀東南飛〉一詩的作者就是徐陵,而〈孔雀東南飛〉,就是宮體詩的代表作之一。(劉有恒,2018.1.15於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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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1/01

談『戲劇』一辭的起源於唐初

談『戲劇』一辭的起源於唐初


後世所習用之『戲劇』一辭,由來甚古。最早見於唐代玄宗開元年間司馬貞的《史記索隱》,於其中注《史記•萬石張叔列傳》的:『景帝入臥內,於後宮秘戲,(周)仁常在旁。』對於『秘戲』一辭解釋曰:『謂後宮中之戲劇,所宜祕也。』就明白的用『戲劇』一辭釋西漢時漢景帝於後宮裡,嬪妃或內豎或樂府演員所表演供皇帝一人欣賞的『戲』。在唐初,司馬貞就用到『戲劇』一辭在解釋『戲』字了。(劉有恒,2018.1.1於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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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1/01

談鄭玄為何會被禁錮的原因——兼談鄭玄箋注裡絕口不提馬融的原因

談鄭玄為何會被禁錮的原因——兼談鄭玄箋注裡絕口不提馬融的原因

鄭玄為何在東漢末年的黨錮之禍裡被禁錮十四年?因為於史料中都沒有任何書面證據,學界一般是猜度是他年青時曾受到日後被視為黨人之杜密於北海任職時的資助進修,於是杜密日後受禍被殺害時一併因禁錮與黨人有關之人者時被禁錮。

吾人前曾發表〈談馬融死於黨錮之禍及鄭玄係因黨錮禍起而逃歸〉一文裡,說明鄭玄離開馬融返鄉之年的延熹九年,正好是第一次黨錮之禍爆發的同年,也是馬融正好在此次黨錮之禍爆發時離奇死亡之年。吾人推斷鄭玄是因為怕當時或日後被追究是馬融同黨而逃亡回鄉。而鄭玄離開馬融而去之時,就是馬融因黨錮禍起離奇死亡之前後,也可以說,因懼被列入馬融同黨而亦遭死禍而逃走的,但日後還是被追究而遭禁錮。

馬融此一生平以享受聲色犬馬女人及利慾薰心之人生觀,死後竟遺命薄葬的此一不合情理中事,必有不可告人之情,吾人研判是其個人為避免風光大葬,引起仇人注目,以免家人受禍;或家人為免遭橫禍,而草草下葬,故意對外表示是馬融死前的遺命,仍是期求免於受牽連。

今再提一事,亦間接佐證鄭玄之被禁錮實與馬融有關。按,鄭玄於逃歸返鄉後,即埋首箋注經籍,並教授徒眾。他在注經籍時,最令後人不可思議的,就是今天所存世的他的箋注裡,完全沒有提到及引用其師馬融之任何箋注。馬融此人,人格卑惡,歷史上早有定評,依吾人〈談馬融死於黨錮之禍及鄭玄係因黨錮禍起而逃歸〉,也談到鄭玄亦看不上馬融的學問。

但如今更進一層要來看,從鄭玄常引用鄭眾之注,而馬融尚看不起鄭眾,更是當世的所謂大儒,而鄭玄竟引用鄭眾的注,而絲毫不提到馬融的注,於箋注的引經據典上,豈不是一大漏失。則此一不合情理之事,光從鄭玄看不起馬融之學,但因係其名義上的弟子,所以不提已是最大敬師之舉,亦尚有不能完說之憾。

但若連繫鄭玄的被禁錮就是因為係馬融之弟子輩,而沒有及早像是盧植的脫身,而在黨錮之禍期間,盧植的在朝安然無恙,且完全不被宦黨排擠,亦可知盧植立朝於宦黨之世而受重用,亦很會交際應酬於朝中奸小,故保身而受大用了。而鄭玄到馬融之死亦還持續門下為徒,但沒有受到馬融重視,而只令弟子授課於鄭玄。而不受馬融重視的鄭玄,既因馬融涉及黨錮之禍而死而逃歸,則回鄉開始著述時,不敢於箋注經藉之文時,提到馬融及引用一字半句的馬融著作,如驚弓之鳥一般,以圖不被宦黨注意到。

故鄭玄不引馬融著作及不提起馬融,再連繋及於鄭玄逃歸於黨錮之禍起及馬融死的當年,則鄭玄為何會被禁錮的原因,就是因為在馬融因黨錮之禍離奇而亡時,鄭玄仍為馬融弟子而係現行犯之故,及鄭玄箋注裡絕口不提馬融的原因乃懼被追究係馬融餘黨之畏懼心所致,就真相不言可喻了。(劉有恒,2018.1.1作於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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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2/28

『安能辨我是雄雌』——談《孔雀東南飛》的『宮體詩』格調

『安能辨我是雄雌』——談《孔雀東南飛》的『宮體詩』格調
 
南北朝的北方詩人寫的《木蘭詩》內於末有四句:
 
『雄兔腳撲朔,雌兔眼迷離;雙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以喻花木蘭女扮男妝從軍十年,軍中袍澤全都認不出她是女兒身。以此比方來看千餘年來對於長詩《孔雀東南飛》真正的作者年代除了陸侃如明指南北朝而外皆誤從胡適列為漢代。而連明白係古詩亦跟班於胡適而誤為樂府民歌至今不熄。
 
首收入此詩的南朝陳代的徐陵的《玉臺新詠》即明言為『古詩』而並不列入『樂府詩』,而後來於其唐代元稹的《樂府古題序》亦又明言此詩非樂府,其言曰:『《《仲卿》………之輩,亦未必盡播於管弦明矣』。
 
而此詩不是徐陵於此詩之小序裡所言的漢代『時人』,乃作於梁陳時代的『宮體詩』派裡的一員(按,此人即《玉臺新詠》的作者除陵,此吾人另有專文論之),即中國古代的『印象詩派』的成員,其受了佛教漢譯文學的長詩體裁影響,而首以其格為嘗試詩;並裝點其格調為假充門面好似寫實,而實為『宮體詩』精神充溢其間。
 
但古者不論,而至近代以來,中國文學界論此詩者,全拾誤人子弟的胡適的偽考證之誤,而以為此真係什麼民歌,此吾人已有〈敘事長詩〈孔雀東南飛〉係南北朝時北朝非漢族的無名氏之作考辨〉及〈《孔雀東南飛》作者揭秘(一)———由『孔雀東南飛,五里一徘徊』二句出處可訂出寫作年代的時間座標在六朝梁、陳時代〉及〈《孔雀東南飛》為南北朝詩考---『府君』也是北朝對太守之稱呼〉各文明揭胡適及其跟班人劉大杰等人之偽言。
 
不過吾人當時初考《孔雀東南飛》時認為此詩出於北朝非漢族無名氏,此論於後來之考辨出,發現此詩實與梁陳之間由梁朝簡文帝蕭綱所率的一郡文臣所開展的『宮體詩』大有相關,不只是此詩作者的此古詩體的《孔雀東南飛》的第一句『孔雀東南飛』是出自『宮體詩』創始者梁簡文帝蕭綱的《詠中婦織流黄》此宮體詩『翻花滿階砌。愁人獨上機。浮雲西北起。孔雀東南飛。調絲時繞腕。易躡乍牽衣。鳴梭逐動釧。紅妝映落暉。』內的一句,同時,此《孔雀東南飛》詩的風格實乃如假包換的『宮體詩』的格調。
 
何謂『宮體詩』,文學界興起一股白話及民歌論的民初以來,對於宮體詩研究很少,多摒棄不論,或隨意說說,近年以來始有學者究心於此。宮體詩的內容,當然不是隨口說說的必為什麼以女人為題材,因為,察閱宮體派詩人的詩作,不只寫女人而指宮體詩成為色情詩之誆語而已,而且也有咏物咏景即可破此了。故,談宮體詩,論其寫宮闈女人就已看不深透了,遑論其它,而,其實,宮體詩的創始者的蕭綱,就已明確的為其詩作風格下一很好的譬喻了,他在〈答新渝侯和詩書〉裡寫道:『影裏細腰,令與真類;鏡中好面,還將畫等』乃『性情卓絕,新致英奇』的好詩。什麼叫做『影裏細腰,令與真類;鏡中好面,還將畫等』,如果有研究過西洋十九世紀興起於法國的『印象畫派』就知法國印象畫派不重視寫實,而重視投射在實物上的光影,所以其所描繪的,是光投射在實物上的光影變化。吾人看一看,蕭綱所講的『影裏細腰,令與真類;鏡中好面,還將畫等』就是全同於後來十九世紀法國印象畫派所追求的光影投射的變化。蕭綱指出,好的詩要把投射在影裡及鏡裡的女子細腰及好面的影象,描繪如真。好詩是追求光影的投射的再現。故宮體詩的精神一言可決,它絕非追求寫實,更不會對所描繪的人物的喜怒哀樂真正投以社會學裡的人性關懷,它注重的是光影的美的表現,論宮體詩精神的如不能致於此境,則像是中國文學界從胡適、劉大杰以來,泛泛比成什麼色情詩,那麼,法國印象畫派的畫作豈不都應是色情畫了呢?故知,中國文學界裡濫竽充數如胡適、劉大杰等人,都是真理的禍水。
 
宮體詩因為重視光影,不重視寫實,故即如真是寫怨,它所描的不是因何而怨,而是怨時的美姿及花容的全面光影的婀娜。能把握了宮體詩的精神,那麼,吾人對於昔人讀《孔雀東南飛》時所忽略而不省這就是此詩乃宮體詩的關鍵處。此點可以拿來一談:
 
一、府吏焦仲卿之母要為府吏再娶,而指出:東家有賢女,但名字却叫做秦羅敷。按,此必不為寫實,因為,秦羅敷,乃漢代所喻的美女之名,也是一首古歌《陌上桑》的主角。而且,其所謂的賢女,竟是『可憐體無比』,即美的不得了,把境界一時降低,成了色誘兒子了。而且,還虛了人名,哪有一個母親為子招親,說,我找個『西施』給你,此詩之不為寫實,一定不是人民之詩,一定不出於人民之口,得以見之。而且,此母既認為劉蘭芝不賢,她為子找再婚對象,應說,我找個真正賢女給你,因為,『可憐體無比』不就是作者所描劉蘭芝之美,亦為美女嗎。焦母再找美女,此詩旨不就失焦了。
 
二、劉蘭芝再婚的排場,以一個平民之女,竟有如許排場,簡直成了王公貴族嫁女了:『青雀白鵠舫,四角龍子幡。婀娜隨風轉,金車玉作輪。躑躅青驄馬,流蘇金鏤鞍。齎錢三百萬,皆用青絲穿。雜彩三百匹,交廣市鮭珍。從人四五百,鬱鬱登郡門。』此非寫實。
 
如果此詩果真出於民間人民之詩,人民之口,怎會有如此雕琢的言語,並且通曉貴族出嫁的排場,故知,此當然不是民歌,而是出身有貴族身份的詩人所寫。而且此詩重點,只是拿此段悲情當作寫詩的題材,以其限於題材,不得不有寫實偽貎的光影的呈現,但骨子裡,却是拿此段情事,當成『影裏細腰,令與真類;鏡中好面,還將畫等』,此所以此詩的寫實,此上二段就足以摧破,精神在此二段文字,而如為寫實之作,必不能為此二段虛景。因為,民間女再婚的排場,並非如《孔雀東南飛》之描寫,則此詩只是炫耀虛影,而不崇寫實的實像,正乃宮體詩的精神之投射所在。它要重視詩的美,民間也要宮廷化的呈現,認為富家的土豪虛飾才美,不認為貧亦有美。把這場悲情予以美感再現於每一堂皇富麗的情節中,即宮體詩的一個目的,其精神與民歌或民間詩大相逕庭。

如果錯誤主從,誤把這些段子當成配角,以為只不過描寫了過火了一點而小視之,則文學分析就走叉了路,認錯了主。此詩的寫實,實只是把增飾而改變性質的寫實當成是一個影子,一幅畫。

即,『還將畫等』並不是寫實,詮釋詩作及文學作品,若只知浮光掠影,泛泛評論,一如大多數文學著作的談《孔雀東南飛》,連『還將畫等』都看作寫實,則難怪文學史胡言百年,還在胡言下去。(劉有恒,2017.12.28作於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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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2/11

談《後漢書》虛增古文經師鄭眾年壽及事功、司農官職與著作之偽史

談《後漢書》虛增古文經師鄭眾年壽及事功、司農官職與著作之偽史
------出使匈奴被殺害的文人鄭眾竟立軍功、任大司農、反對鹽鐵及著《春秋刪》,及鄭玄偽稱鄭眾為『鄭司農』之故

 

 
一'虛名蓋世的范曄《後漢書》

 
六朝的南朝劉宋時期的范曄收集自後漢官修《東觀漢記》以來,到劉宋時期尚存於世的各家的有關東漢史的著作,加以取擇裁成了今日的除了八志以外的《後漢書》,但尚未完成因涉及叛亂被滿門抄斬而未完成各志,六朝蕭梁的劉昭始以西晉司馬彪的《續漢書》八志補之,而成今日所見的《後漢書》全璧。唐代劉知幾寫《史通》,贊此書乃『觀其所取,頗有奇工』(《史通‧書事篇》),而且贊『簡而且周,疏而不漏,蓋云備矣』(《史通‧補注篇》),但也有嘆其錄了一些『言唯迂誕,事多詭越』的內容,認為係『美玉之瑕,白圭之玷。惜哉,無是可也。』(《史通‧書事篇》)。不過,後之史家,多一律贊美不置。典型的如近人陳寅恪贊此書『体大思精,信称良史』。不過,如清初姚之駰《後漢書補逸》於其〈原序〉裡就已指出了《後漢書》的缺點,其眼光尚出於陳寅恪之上了:『范蔚宗書最晩出,不過集諸家之成以傾液而潄芳耳……持論之間,不無倒置。議竇武何進之誅宦寺為違天理,責張騫班勇之使西域為遺佛書,抑謝夷吾李郃于方術,枉董宣于酷吏,崇蔡琰于列女,而且志缺藝丈贊為贅語,流觀逸史未必從同也。……文中子之言曰古之史也辨道,今之史也耀文,范其耀文者乎。……』。范曄自已評價自已的《後漢書》甚高,於〈獄中與諸甥姪書〉曰已書是『體大而思精』、『吾文之傑思,殆無一字空設,奇變不窮,同合異體』,而指已『欲因事就卷內發論,以正一代得失,意復未果』,也是炫耀其文。但其內容實不止姚之駰之評,實取擷未當者多矣,加以未辨明所取擇各史內之真偽而剪裁入列,以致於偽史叢集,雖非故意造偽史如班彪班固之《漢書》,但把八卦雜談入於正史,從以下所舉最為迷糊之偽史,即東漢所謂的古文經學家鄭眾傳記,出使匈奴被殺害的鄭眾竟立軍功、任大司農、反對鹽鐵及著《春秋刪》,讓已死之人再延壽十多年來立下汗馬功勞,塗脂抹粉於古文經學家鄭眾,就看出范曄的所謂集眾史為一史,究竟因隔代太久,到六朝劉宋的距後漢數百年後成《後漢書》,無乃把六朝浮誇風擺入於正史,一如唐代始修《晉史》之缺陷,而未能有史家史識及史才去辨非取是。職此之故,范曄的《後漢書》豈能如一些古來史家泛泛隨口所稱是『删繁举要,多得其宜』(清李慈銘語)乎!

 
二、正史《東觀漢記》與范曄《後漢書》裡的古文經學家鄭眾傳

 
《後漢書》有關鄭眾的傳記在〈鄭范陳賈張列傳〉裡,其言曰:『眾字仲師。年十二,從父受左氏春秋,精力於學,明三統歷,作春秋難記條例,兼通易、詩,知名於世。……。(永平)八年,顯宗遣眾持節使匈奴。眾至北庭,虜欲令拜,眾不為屈。單于大怒,圍守閉之,不與水火,欲脅服眾。眾拔刀自誓,單于恐而止,乃更發使隨眾還京師。朝議復欲遣使報之,眾上疏諫曰:「臣伏聞北單于所以要致漢使者,欲以離南單于之眾,堅三十六國之心也。又當揚漢和親,誇示鄰敵,令西城欲歸化者局促狐疑,懷土之人絕望中國耳。漢使既到,便偃蹇自信。若復遣之,虜必自謂得謀,其群臣駮議者不敢復言。如是,南庭動搖,烏桓有離心矣。南單于久居漢地,具知形埶,萬分離析,旋為邊害。今幸有度遼之眾揚威北垂,雖勿報荅,不敢為患。」帝不從,復遣眾。眾因上言:「臣前奉使不為匈奴拜,單于恚恨,故遣兵圍臣。今復銜命,必見陵折。臣誠不忍持大漢節對氈裘獨拜。如令匈奴遂能服臣,將有損大漢之強。」帝不聽,眾不得已,既行,

 
在路連上書固爭之。詔切責眾,追還繫廷尉,會赦歸家。其後帝見匈奴來者,問眾與單于爭禮之狀,皆言匈奴中傳眾意氣壯勇,雖蘇武不過。乃復召眾為軍司馬,使與虎賁中郎將馬廖擊車師。至敦煌,拜為中郎將,使護西域。會匈奴脅車師,圍戊己校尉,眾發兵救之。遷武威太守,謹修邊備,虜不敢犯。遷左馮翊,政有名跡。建初六年,代鄧彪為大司農。是時肅宗議復鹽鐵官,眾諫以為不可。詔數切責,至被奏劾,眾執之不移。帝不從。在位以清正稱。其後受詔作《春秋刪》十九篇。八年,卒官。』

 
上列《後漢書》有關鄭眾的傳記,吾人分列兩段如上。其第二段全是郢書燕說的偽史。其生平真史,實見於東漢官修的《東觀漢記》,但可惜此正史於宋代散逸而不全,於鄭眾傳記,直餘以下四段正史:

 
『鄭眾,字仲師,建武中,太子及山陽王因虎賁將梁松請眾,欲為通引籍,賂遺縑帛,眾悉辭不受,謂松曰:「太子儲君,無外交義,漢有舊防,諸王不宜通賓客。」松諷以長者難逆。眾曰:「犯禁觸罪,不如守法而死。」太子及王皆奇之。』(隋唐‧虞世南《北堂書鈔》卷三七)

 
『廬江獻鼎,詔召鄭眾問齊桓公之鼎在柏寢臺,見何書?《春秋左氏》有鼎事幾?眾對狀,除為郎中。』(北宋初《太平御覽》卷七五六)

 
『永平八年,匈奴遣使求和親,上遣鄭眾持節使匈奴。眾素剛烈,至北庭,虜欲令拜,眾不為屈。單于大怒,圍守閉之,不與水火,欲脅服眾,眾拔刃自誓,單于恐而止。』(北宋初《太平御覽》卷四三八)

 
『永平中,遣鄭眾使北匈奴,眾因上書言:「臣前奉使,不為匈奴拜,單于恚恨,故兵圍臣。今復銜命,必凌折臣。臣誠不忍將大漢節對氈裘獨拜。如令匈奴遂能服臣,將有損大漢之強。」上不聽,眾不得已,既行,後果為匈奴所殺。』(唐初《藝文類聚》卷六八)

 
今比較上引《藝文類聚》卷六八之《東觀漢記》正史的文字:『永平中,遣鄭眾使北匈奴,眾因上書言:「臣前奉使,不為匈奴拜,單于恚恨,故兵圍臣。今復銜命,必凌折臣。臣誠不忍將大漢節對氈裘獨拜。如令匈奴遂能服臣,將有損大漢之強。」上不聽,眾不得已,既行,後果為匈奴所殺。』和《後漢書》的偽史:

 
『帝不從,復遣眾。眾因上言:「臣前奉使,不為匈奴拜,單于恚恨,故遣兵圍臣。今復銜命,必見陵折。臣誠不忍持大漢節對氈裘獨拜。如令匈奴遂能服臣,將有損大漢之強。」帝不聽,眾不得已,既行,在路連上書固爭之。詔切責眾,追還繫廷尉,會赦歸家。其後帝見匈奴來者,問眾與單于爭禮之狀,皆言匈奴中傳眾意氣壯勇,雖蘇武不過。乃復召眾為軍司馬,使與虎賁中郎將馬廖擊車師。至敦煌,拜為中郎將,使護西域。會匈奴脅車師,圍戊己校尉,眾發兵救之。遷武威太守,謹修邊備,虜不敢犯。遷左馮翊,政有名跡。建初六年,代鄧彪為大司農。是時肅宗議復鹽鐵官,眾諫以為不可。詔數切責,至被奏劾,眾執之不移。帝不從。在位以清正稱。其後受詔作《春秋刪》十九篇。八年,卒官。』

 
可以發現,《後漢書》『帝不從,復遣眾。眾因上言:「臣前奉使,不為匈奴拜,單于恚恨,故遣兵圍臣。今復銜命,必見陵折。臣誠不忍持大漢節對氈裘獨拜。如令匈奴遂能服臣,將有損大漢之強。」帝不聽,眾不得已,既行』全部抄自正史《東觀漢記》的『永平中,遣鄭眾使北匈奴,眾因上書言:「臣前奉使,不為匈奴拜,單于恚恨,故兵圍臣。今復銜命,必凌折臣。臣誠不忍將大漢節對氈裘獨拜。如令匈奴遂能服臣,將有損大漢之強。」上不聽,眾不得已,既行』。

 

 
三、《後漢書》虛增鄭眾死後再建奇功業的偽史

 
而不同之處,《東觀漢記》於此後,只寫下絕筆的『後果為匈奴所殺』。但范曄的《後漢書》,大編鄭眾死後的豐功偉業,成了延壽達人:

 
『在路連上書固爭之。詔切責眾,追還繫廷尉,會赦歸家。其後帝見匈奴來者,問眾與單于爭禮之狀,皆言匈奴中傳眾意氣壯勇,雖蘇武不過。乃復召眾為軍司馬,使與虎賁中郎將馬廖擊車師。至敦煌,拜為中郎將,使護西域。會匈奴脅車師,圍戊己校尉,眾發兵救之。遷武威太守,謹修邊備,虜不敢犯。遷左馮翊,政有名跡。建初六年,代鄧彪為大司農。是時肅宗議復鹽鐵官,眾諫以為不可。詔數切責,至被奏劾,眾執之不移。帝不從。在位以清正稱。其後受詔作《春秋刪》十九篇。八年,卒官。』

 
四、范曄文抄華嶠《後漢書》所致?

 
於西晉,有魏代名臣華歆之子的華嶠,著《後漢書》,今亦佚,有關鄭眾的傳記的佚文只有以下兩段:

 
『鄭眾字仲師,為左馮翊,徵為大司農。是時朝議欲改弊,眾諫以為不可。詔切責,至被奏劾,執之不移。』(《北堂書鈔》卷五四)

 
『鄭眾字仲師,為大司農,在位以清正稱。』(《北堂書鈔》卷五四)

 
顯然看出,范曄的《後漢書》裡有關鄭眾的偽史,當是因為抄自華嶠的《後漢書》,而缺少考校的功夫,於是把華嶠有關鄭眾的偽史抄入。

 
不過,因為鄭眾是後世傾心的經學家,於是如有少許會於研究鄭眾史或東漢史者,於參看到了《東觀漢記》時,第一印象即是鄭眾怎會不光彩的死掉呢,於是極口毀謗正史《東觀漢記》,此中第一人就是清乾隆年間的編定《四庫全書》的四庫館臣了。四庫館臣在編校清初姚之駰《後漢書補逸》時,於此段《東觀漢記》的佚文下補記:『案范書衆辭使事同,但范稱衆在路連上書固爭,詔切責追還,繫廷尉。㑹赦歸後,復為軍司馬,仕至大司農。此言為匃奴所殺,意引書家妄筆,本書定不誤也。』

 
而今人吳樹平先生的《東觀漢記校注》(中華書局,2007年)亦把《後漢書》內容先肯定於心,而未辨明范書抄自華嶠之書,而言:『「後果為匈奴所殺」,此句疑為類聚作者妄加。據范曄後漢書鄭眾傳記載,眾被迫北使匈奴,在路途上連續上書,有詔追還,拘繫廷尉,會赦歸家。建初六年,代鄧彪為大司農,八年卒官。書鈔卷五四兩引華嶠《後漢書》,亦言鄭眾為大司農。是眾非為匈奴所殺,而卒於任大司農時期。』

 
其實,要辨華嶠《後漢書》及范曄《後漢書》有關鄭眾的偽史,十分容易。那就是以所謂鄭眾於死後在西域的功業全屬子虛及所謂議鹽鐵事全屬子虛就已得知其妄。

 
五、談鄭眾死後的西域事蹟的子虛

 
(一)鄭眾死於永平十五年或不久之前

 
按,東漢明帝永平計十八年,《東觀漢記》今存佚文而已。而有關鄭眾傳,談到永平八年鄭眾出使匈奴,被匈奴所迫,逼到拔刃自誓的地步,使『單于恐而止』,故此時依《東觀漢記》並未被匈奴所殺,《後漢書‧顯宗孝明帝紀》:『(永平八年)冬十月,北宮成。…………北匈奴寇西河諸郡。』

 
故永平八年,鄭眾未死,則若『永平中………果為匈奴所殺,那必是在永平九年到永平十八年其間之事。

 
《後漢書‧顯宗孝明帝紀》於永平八年到永平十八年之間,涉及匈奴之事者如下;

 
『(永平八年)冬十月,北宮成。…………北匈奴寇西河諸郡。
(永平十五年)十二月,遣奉車都尉竇固、駙馬都尉耿秉屯涼州。

 
十六年春二月,遣太僕祭肜出高闕,奉車都尉竇固出酒泉,駙馬都尉耿秉出居延,騎都尉來苗出平城,伐北匈奴。竇固破呼衍王於天山,留兵屯伊吾盧城。耿秉、來苗、祭肜並無功而還。………是歲,北匈奴寇雲中,雲中太守廉范擊破之。

 
(十七年)冬十一月,遣奉車都尉竇固、駙馬都尉耿秉、騎都尉劉張出敦煌昆侖塞,擊破白山虜於蒲類海上,遂入車師。初置西域都護、戊己校尉。

 
(十八年)六月己未,有星孛於太微。焉耆、龜茲攻西域都護陳睦,悉沒其眾。北匈奴及車師後王圍戊己校尉耿恭。』

 
而《後漢書‧西域傳》有關永平九年至十八年之西域事者乃:『十六年,明帝乃命將帥,北征匈奴,取伊吾盧地,置宜禾都尉以屯田,遂通西域,于窴諸國皆遣子入侍。西域自絕六十五載,乃復通焉。

 
明年,始置都護、戊己校尉。

 
及明帝崩,焉耆、龜茲攻沒都護陳睦,悉覆其眾,匈奴、車師圍戊己校尉。』

 
在永平八年,鄭眾的官職是『越騎司馬』,他以這個官銜出使北匈奴,見於《後漢書‧南匈奴列傳》:『(永平)八年,遣越騎司馬鄭眾北使報命,而南部須卜骨都侯等知漢與北虜交使,懷嫌怨欲畔,密因北使,令遣兵迎之。鄭眾出塞,疑有異,伺候果得須卜使人,乃上言宜更置大將,以防二虜交通。由是始置度遼營,以中郎將吳棠行度遼將軍事,副校尉來苗、左校尉閻章、右校尉張國將黎陽虎牙營士屯五原曼柏。又遣騎都尉秦彭將兵屯美稷。其年秋,北虜果遣二千騎候望朔方,作馬革船,欲度迎南部畔者,以漢有備,乃引去。復數寇鈔邊郡,焚燒城邑,殺略甚眾,河西城門晝閉。帝患之。十六年,…………』上列史事當於鄭眾第一次出使北匈奴時,於路途上發見南匈奴有勾結北匈奴事,於是上言更置大將,防南北匈奴交通,於是乃置度遼營,並於永平八年當年發揮了作用。

 
而永平八年第一次鄭眾出使匈奴後,於永平八年當年或其後又被明帝派遣再赴北匈奴,此次,鄭眾上書拒絕,但明帝堅持之下,不得已出發,於是果被北匈奴所殺。漢使被殺,於外交上,就是宣戰,於是知,何時漢軍開始進攻北匈奴,即是報漢使鄭眾被殺之時,於是一查史書所載,《後漢書‧顯宗孝明帝紀》:
『(永平十五年)十二月,遣奉車都尉竇固、駙馬都尉耿秉屯涼州。

 
十六年春二月,遣太僕祭肜出高闕,奉車都尉竇固出酒泉,駙馬都尉耿秉出居延,騎都尉來苗出平城,伐北匈奴。竇固破呼衍王於天山,留兵屯伊吾盧城。耿秉、來苗、祭肜並無功而還。………是歲,北匈奴寇雲中,雲中太守廉范擊破之。』

 
東漢對於北匈奴開戰,於永平十五年底,派竇固、耿秉屯涼州為先遣部隊,第二年開始四路出擊北匈奴。於是知,鄭眾被北匈奴所殺,一定於永平八年到永平十五年之間。可能較近於永平十五年,因漢使被殺,此有損國威,漢出兵伐北匈奴不會遲遲而示弱。

 
(二)、《後漢書》鄭眾『擊車師。至敦煌,拜為中郎將,使護西域』事子虛烏有

 
而《後漢書》於下文復胡謅『會匈奴脅車師,圍戊己校尉,眾發兵救之。』此段『匈奴脅車師,圍戊己校尉』倒有個時間座標,那就是《後漢書‧顯宗孝明帝紀》;『(永平十八年)六月己未,有星孛於太微。焉耆、龜茲攻西域都護陳睦,悉沒其眾。北匈奴及車師後王圍戊己校尉耿恭。』及《後漢書‧西域傳》:『及明帝崩,焉耆、龜茲攻沒都護陳睦,悉覆其眾,匈奴、車師圍戊己校尉。』也就是依《後漢書》之謊言,說鄭眾『召眾為軍司馬,使與虎賁中郎將馬廖擊車師。至敦煌,拜為中郎將,使護西域』之時,『會』(正好)『匈奴脅車師,圍戊己校尉,眾發兵救之』。

 
按,此事繫年於明帝永平十八年(75年),即明帝死去之年。該年,車師後王及北匈奴發兵攻擊漢之戊己校尉耿恭。按,依《後漢書》鄭眾偽史,車師已被鄭眾攻破,不但攻破,還一路打到敦煌,簡直如入無人之境,神勇威武,力不可當了嗎,而且因而鄭眾被拜為中郎將,而且竟然讓他擔當護西域之重責大任了嗎,而被鄭眾攻破的車師,怎麼又回神過來,又能與北匈奴發兵攻鄭眾所保的西域轄下的戊己校尉耿恭。那麼,鄭眾的『擊車師。至敦煌』的功業,豈不太弱不禁風了。

 
(三)、《後漢書》移花接木,把『發兵救』『戊己校尉』的是酒泉太守段彭移成鄭眾的功業

 
而且,如此一來還不打緊,沒想到讓新皇帝章帝一上任,就『詔征西將軍耿秉屯酒泉。遣酒泉太守段彭救戊己校尉耿恭』(《肅宗孝章帝紀》),怎麼鄭眾犯下輕敵的過誤未治罪或是未下詔叫使護西域的中郎將鄭眾屯酒泉或救戊己校尉耿恭呢?而更加上,到了其改元的次年的建初元年,走馬上任後,立刻又有『酒泉太守段彭討擊車師,大破之。罷戊己校尉官。』是由酒泉太守段彭討擊車師,而大破之,為何不是護西域的中郎將的鄭眾呢?為何鄭眾於章帝立位後所有有關西域的事全無影無響?那麼,《後漢書》鄭眾傳替鄭眾搞造西域之神的那些西域功業為何史所不載。『會匈奴脅車師,圍戊己校尉,眾發兵救之。遷武威太守。』明明史載救戊己校尉的是『遣酒泉太守段彭救戊己校尉耿恭』、『酒泉太守段彭討擊車師,大破之』(《肅宗孝章帝紀》),根本不是鄭眾。

 
六、章帝建初六年並無議鹽鐵官之事

 
華嶠《後漢書》有關鄭眾者,今只存以下的兩段文字:

 
『鄭眾字仲師,為左馮翊,徵為大司農。是時朝議欲改弊,眾諫以為不可。詔切責,至被奏劾,執之不移。』(《北堂書鈔》卷五四)

 
『鄭眾字仲師,為大司農,在位以清正稱。』(《北堂書鈔》卷五四)

 
正好,就是范曄《後漢書》裡塑造鄭眾死後光輝事功之文抄之所本:

 
『遷左馮翊,政有名跡。建初六年,代鄧彪為大司農。是時肅宗議復鹽鐵官,眾諫以為不可。詔數切責,至被奏劾,眾執之不移。帝不從。在位以清正稱。其後受詔作《春秋刪》十九篇。八年,卒官。』

 
也許,范曄《後漢書》於鄭眾傳記,完全以華嶠《後漢書》當成文抄之底本,雖華嶠該書不完整,但仍有比對之下,發現有抄襲之跡。

 
再看《後漢書‧鄭范陳賈張列傳》鄭眾傳裡說;『建初六年(81年),代鄧彪為大司農。是時肅宗議復鹽鐵官,眾諫以為不可。詔數切責,至被奏劾,眾執之不移。帝不從。』

 
但《後漢書‧肅宗孝章帝紀》於建初六年此時的記載,只有:『六年春二月辛卯,琅邪王京薨。夏五月辛酉,趙王盱薨。辛未晦,日有食之。秋七月癸巳,以大司農鄧彪為太尉』而已,沒有任何有關章帝於建初六年有鹽鐵官事。

 

 
七、《後漢書》移花接木,把朱暉反對鹽鐡移成鄭眾的功業

 
有鹽鐵之事者,在下一個年號的元和年間(8487年)了。《後漢書‧朱樂何列傳》裡:

 
『元和中,………是時穀貴,縣官經用不足,朝廷憂之。尚書張林上言:「穀所以貴,由錢賤故也。可盡封錢,一取布帛為租,以通天下之用。又鹽,食之急者,雖貴,人不得不須,官可自煮。又宜因交阯、益州上計吏往來,市珍寶,收采其利,武帝時所謂均輸者也。」於是詔諸尚書通議。暉奏據林言不可施行,事遂寢。後陳事者復重述林前議,以為於國誠便,帝然之,有詔施行。暉復獨奏曰:「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祿食之家不與百姓爭利。今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鹽利歸官,則下人窮怨,布帛為租,則吏多姦盜,誠非明主所當宜行。」帝卒以林等言為然,得暉重議,因發怒,切責諸尚書。暉等皆自繫獄。三日,詔敕出之。曰:「國家樂聞駮議,黃髮無愆,詔書過耳,何故自繫?」暉因稱病篤,不肯復署議。尚書令以下惶怖,謂暉曰:「今臨得譴讓,柰何稱病,其禍不細!」暉曰:「行年八十,蒙恩得在機密,當以死報。若心知不可而順旨雷同,負臣子之義。今耳目無所聞見,伏待死命。」遂閉口不復言。諸尚書不知所為,乃共劾奏暉。帝意解,寑其事。後數日,詔使直事郎問暉起居,太醫視疾,太官賜食。暉乃起謝,復賜錢十萬,布百匹,衣十領。』

 
按,《後漢書》的鄭眾偽史講『是時肅宗議復鹽鐵官,眾諫以為不可。詔數切責,至被奏劾,眾執之不移。帝不從。』可見章帝對於復鹽鐵官一事,已有決斷在心,不顧臣下的反對而執意要推行,那麼,如果《後漢書》裡的鄭眾偽史屬實,那麼,就在建初六年,在鄭眾大力反對之下,章帝多次下詔大罵,還要被奏劾之下,章帝一定當即火速交辨力推,怎會到了下一個年號的元和年間,就在幾年之後,還搞到『縣官經用不足,朝廷憂之』,由尚書張林上言要鹽歸官營呢?不是已經被章帝於建初六年實施了嗎。所以一比對之下,分明沒有鄭眾於建初六年反對鹽鐵事,所以到元和年間,鹽未官營於是被張林初次提起,起初,章帝還沒有什麼興趣,因為朱暉的反對,『詔諸尚書通議。暉奏據林言不可施行,事遂寢。後陳事者復重述林前議,以為於國誠便,帝然之,有詔施行。』但終於頒詔實施。

 
所以不是章帝一開始成竹在心,非要實施不可,還是初採朱暉建議不實施,沒有數詔切責他,而是集眾臣下的意見為依歸。而《後漢書》鄭眾傳裡,把章帝形容成一個跋扈的皇帝,根本就與事實南轅北轍。而且把後數年的朱暉事蹟,移花接木的鄭眾死後的虛妄人生裡。

 
八、《後漢書》移花接木,把大司農鄭弘移成鄭眾

 
鄭眾根本沒有當過大司農。研究經學者都知道,把鄭眾稱為『司農』者,是那位東漢末年的經學師的鄭玄。鄭玄在經文箋注裡稱鄭眾為『鄭司農』。但實際上,鄭眾根本就在明帝永平末年,就在第二次出使北匈奴時成仁了,沒能活到章帝建初年間去當大司農。而當時的大司農或是鄭弘。

 
《後漢書‧肅宗孝章帝紀》,建初『六年(81年)秋七月癸巳,以大司農鄧彪為太尉。
元和元年(84年)八月甲子,太尉鄧彪罷,大司農鄭弘為太尉。』

 
在建初六年之前多年前,鄧彪當上了大司農,到了建初六年,他從大司農改任太尉,於是或是鄭弘任大司農。因為到了元和元年,鄧彪罷太尉,此時的大司農鄭弘轉任為太尉。於此亦看出,東漢似有大司農轉任太尉的慣例。故而,或自建初六年,大司農的空缺即是下任太尉鄭弘來接的。而此建初六年,正是《後漢書》鄭眾偽史裡所說的『建初六年,代鄧彪為大司農。』而事實反而應是:建初六年,鄭弘代鄧彪為大司農。於是遂知,范曄《後漢書》狂抄華嶠《後漢書》裡的鄭眾偽史而無史識史才去辨識其偽。而依然,移花接木,把大司農鄭弘移成鄭眾。

 
九、經由以上詳析,分明《後漢書》把死鄭眾當活人,成了神怪小說

 
經由以上分析,可知《後漢書》有關鄭眾的傳記在〈鄭范陳賈張列傳〉裡鄭眾傳的末段的:

『在路連上書固爭之。詔切責眾,追還繫廷尉,會赦歸家。其後帝見匈奴來者,問眾與單于爭禮之狀,皆言匈奴中傳眾意氣壯勇,雖蘇武不過。乃復召眾為軍司馬,使與虎賁中郎將馬廖擊車師。至敦煌,拜為中郎將,使護西域。會匈奴脅車師,圍戊己校尉,眾發兵救之。遷武威太守,謹修邊備,虜不敢犯。遷左馮翊,政有名跡。建初六年,代鄧彪為大司農。是時肅宗議復鹽鐵官,眾諫以為不可。詔數切責,至被奏劾,眾執之不移。帝不從。在位以清正稱。其後受詔作《春秋刪》十九篇。八年,卒官。』

以上這段文字,全屬神鬼怪譚,把死人鄭眾延壽了十幾年,讓死人鄭眾在死後還能在西域立功,成了文武全才,而且還任了大司農,為鹽鐵事立抗主威,最後,還於死後寫出《春秋刪》十九篇,一直活到建初八年,多活了十幾年,建立虛無的功業,如此胡言亂謅,竟然是范曄《後漢書》的格調。

 
十、鄭眾偽史是出於鄭玄的胡謅?

 
再看一看,明明鄭眾死於明帝永平十五年以前不久,而沒有到章帝建初年間去當上大司農,而大司農實乃同姓的另一人的鄭弘。西晉的華嶠《後漢書》以鄭眾當上大司農,實也不是偽言的第一人。於文獻明載的那位把早已死掉的鄭眾讓他當上了大司農的那位作偽者乃東漢末年的經學術士鄭玄其人,一如前述。那麼,在鄭玄當時的東漢末年,實或已有鄭眾曾任大司農的傳言或鄭玄初啼偽言。但史無鄭玄以外的明證。在鄭玄之前的經師,不論東漢古文經學家任何一人,連同鄭玄的師輩的馬融,都沒有說鄭眾是司農,而只有到了鄭玄,始初稱之。故可以合理懷疑。鄭玄不滿馬融貶低鄭眾,於是虛立其官職之?按,《後漢書‧馬融傳》曾提到馬融批評鄭眾的左傳注曰:『鄭君博而不精』。既然,到了三國及六朝以來,鄭玄被當做經學之神而崇拜,於是時人本於鄭玄偽造鄭眾是曾任大司農,替他圓謊之下,造出如華嶠《後漢書》的偽史,而范曄只徒搞文辭為尚,果乃耀文之輩,於史識史才皆差謬之下,直抄而無才識究其偽,於是以訛傳訛,後世全受其欺。甚至博學如四庫館臣,反而據范曄偽史批正史《東觀漢記》,乃『引書家妄筆,本書定不誤也』了。(劉有恒,2017.12.11寫於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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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2/09

談《詩經•魯頌•閟宮》『三壽作朋』之解

談《詩經•魯頌•閟宮》『三壽作朋』之解
 
有關《詩經•魯頌•閟宮》『三壽作朋』之解,目前最原始之解,是《毛詩故訓傳》裡釋『壽,考也』而已。而到了東漢中期,有學魯詩的張衡於〈東京賦〉裡用了一句『送迎拜乎三壽』。清末陳喬樅《齊魯韓三家詩遺說考》指出:『衡治魯詩,蓋魯「作朋」之義如此。《漢書‧禮樂志》注引李奇曰:「王者父事三老,兄事五更。詩云:「三壽作朋。」與衡賦三壽說合,當亦魯訓。』到了東漢晚期,鄭玄箋裡表示:『「三壽」,三卿也。』唐代孔穎達整理隋代劉焯及劉炫的義疏,把三壽稱為『老者尊稱』,並指出『天子謂父事之者為三老,公卿大夫謂其家臣之長者稱室老,諸侯之國立三卿,故知三壽即三卿也。言作朋者,謂常得賢人,僖公與之為朋,即《伐木》傳云:國君友其賢臣也。』
 
吾人可以發現,較鄭玄時代為早,成於東漢早期而如今本的《毛詩故訓傳》裡釋『壽,考也』,指壽考之人。而鄭玄箋成是『三卿』,隋唐毛詩界主之,明顯鄭玄與毛傳所釋取向不同。而到清代馬瑞辰主毛傳,反對鄭玄之說,而於其《毛詩傳箋通釋》內指出:『《傳》訓考為是。考猶老也,「三壽」猶「三老」也。』並說:『三老謂上壽、中壽、下壽,皆八十以上。』又曰:『《箋》訓為三卿,失之。』
 
朱熹《詩集傳》:『「三壽」未詳。』又言:『或曰願公壽與岡、陵等而為三。』
 
時至近年,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宗周鐘考釋》裡指出;『參壽,即《魯頌•閟宮》「三壽作朋」之「三壽」。古銘刻多見此語。』而且得出了:『當以參為本字,意為壽如參星之高也。』
 
又有王顯《<詩•閟宮>“三壽作朋”解》指出:『「三壽作朋」是「三壽亡朋」的訛誤,而「三壽亡朋」也就相當於「萬壽無疆」。』
 
王挺斌〈利用清華簡來解釋《詩經•魯頌•閟宮》“三壽作朋”〉依楊朝明《<詩經•閟宮>“三壽作朋”試解》整理更加細列以上各種說法,並以出土之清華簡內有『高宗觀于洹水之上,參壽與從。』而贊成李學勤《新整理清華簡六種概述》一文內指出:『壽,《尚書•召誥》疏:“謂長命”,這裡“三壽”指三位長命的老人,簡文稱之為“少壽”、“中壽”和最老壽的“彭祖”。通讀全篇,主要是武丁和彭祖的問答,其間論說都依託於彭祖,事實上是後人假名于彭祖的一篇論議性質的作品。』並評析了古今有關此四字之釋時,指出了;
 
『那麼,我們如果把這裡的“參(三)壽與從”以及其中所提到的三位壽者與《閟宮》的“三壽作朋”聯繫起來,不難發現,後者所說的“三壽”,其實也是指三位長壽之人。如果用第四說“參壽說”來理解,那麼“參壽與從”這樣的話是無論如何也解釋不通的,其中的三位壽者也無從落實。王顯先生的說法,是認為“三壽”同“萬壽”一樣,但考慮到㠱中乍倗生飲壺銘“匄三壽懿德萬年”中同時出現了“萬年”一詞,如果要將兩者等同,那麼銘文語義顯得十分混亂;更何況也難以讀通相關辭例。上引第三說中朱熹引的“或曰”之說無稽,鮮有人從其說。第一說中鄭玄解釋為“三卿”,孔穎達進一步以“賢人”作為解釋,但是還沒有提到“長壽之人”這一點。相比之下,第二說則略勝,不過還欠缺直接而強有力的證據;毛傳直接把“壽”訓為“考”,讓人覺得好像是祝壽之辭,所以馬瑞辰進一步將“考”訓為“老”,然後引了《左傳》杜注以及《文選》李注所說的“三等壽”之說,這是很有意義的,只不過杜注以及李注所說的“三壽”還是語焉不詳,讓人難以完全信服。』
 
而有結論:『現在,有了清華簡的材料,我們可以明確《閟宮》“三壽作朋”所說的“三壽”,其實就是指三位長壽之人。過去學者所稱引的金文如晉姜鼎、宗周鐘、者減鐘、㠱中乍倗生飲壺等銘文中的“參壽”或“三壽”現在可以確指為三位長壽之人,這是應該要注意的。』
 
按,王挺斌先生之文寫作當時,有關此《殷高宗問于三壽》篇全文尚未發表,日後發表後之全文如下:


『高宗觀于洹水之上,三壽與從。
 
高宗乃問于少壽曰:「爾是之人,生而是;知二有國之情。敢問人何謂長。何謂險。何謂厭。何謂惡。」少壽答曰:「吾聞(夫長莫長于路;吾聞夫險莫險于妒。厭非寵。惡非辱。」
 
(高宗乃有問于)中壽曰:「敢問人何謂長。何謂險。何謂厭?。何謂惡。」中壽答曰:「吾聞夫長莫長于風。吾聞夫險莫險于心。厭非臧。惡非喪。」


高宗乃有問于彭祖曰:「高文成祖,敢問人何謂長。何謂險。何謂厭。何謂惡。」彭祖答曰:“吾聞夫長莫長于水;吾聞夫險莫險于鬼。厭非兵。惡非傾。」
 
高宗乃言曰:「吾聞夫,長莫長於(口);吾聞夫險,非(慎)矛及幹。厭非富。惡非無食。苟我與爾相念相謀,世世至于後嗣。我思天風,既回有止。吾勉自抑、畏以敬,夫茲(克)君子。君子而不讀蓍占,則若小人。小人之縱、誑而不友。』
 
則從該簡來看,「三壽」指少壽、中壽及彭祖三人。此為先秦戰國時代人之釋「三壽」。則《毛詩故訓傳》及清代馬端辰之釋似勝。只『上壽、中壽、下壽』應改為『彭祖、中壽、少壽』三者。古金文之上之『三壽』亦非如郭釋之『意為壽如參星之高』。


●『三壽作朋』的重點在於『朋』字
 
自從清華簡出土,此『三壽作朋』似已獲得完美解釋,但詳究之下,完全沒有。按,清華簡《殷高宗問于三壽》篇乃戰國時代的文章,其以商君武丁問於少壽、中壽及彭祖,不是問普通之人民裡的三種壽命之人,而讀文意,乃是問仙人,屬仙鬼之事者,故與古來所有釋文都有未盡相合之處。
 
『三壽作朋』的重點在於『朋』字,為何如此說,因為,所有釋『朋』者,皆以明目所見,認為不就是『朋友』之意嗎。以三種壽命之人交為朋友,如此一來,『三壽作朋,如岡如陵』。按,周代封建之制之下,貴族不與平民為友,即若三種長壽之人民亦如此。故《魯頌、閟宮》成文之時,如何魯君去與三壽之民人做朋友而且弄成如岡如陵的政權隱固或長壽的態勢出來。只要熟知周代封建本質即知不可能以上任一說法成立。
 
按,楊朝明先生〈《詩經•閟宮》“三壽作朋”試解〉一文裡,舉出于省吾《澤螺居詩經新證》所引;
 
『《宗周鐘》:“參壽唯利。”
《者減鐘》:“于其皇且(祖)皇考,若召公壽,若參壽。”
《晉薑鼎》:“三壽是利。”
《□中壺》:“匄三壽、懿德、萬年。”
《三壽區》:“三壽是□。”』
 
楊先生一來,指出『參』即郭沫若所說的天上的參星,二來又指出『在金文中,“朋”像兩串貝形,其意可引申為“比”或“同類”,“比”應該為同類相比。“參壽作朋”應為“參壽作比”或“壽比參星”,此句即頌僖公之壽與參星相同,因此,在這裏把“朋”字理解為“比”或“同類”比較合適,而不能解作“伴侶”、“朋友”或“合併”等意』
 
並舉《詩經•小雅•天保》有“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而指出:
 
『這是臣子祝頌君主的話,是說上天保佑君主安定,事業無不興隆,就像山、阜、岡、陵那樣穩固,岡、陵同山、阜一起都是比喻前者的。與其句子結構相似,《魯頌•閟宮》中“三壽作朋”後之“如岡如陵”應是說魯僖公之壽象岡、陵那樣堅固,此句的意思也正如《小雅•天保》裏的句子:“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
 
『《詩經•唐風•綢繆》“三星在天”、“三星在隅”、“三星在戶”,《詩經•小雅•苕之華》“三星在罶”均是如此。《毛傳》以“三星”為“參”,孔穎達疏:“參有三星,故言三星參也”,《漢書•天文志》:“參為白虎,三星直者,是為衡石。”所以,“參壽”和“三壽”為同一概念。』
 
吾人認為,楊朝明先生的說法是也。按,《者減鐘》:『于其皇且(祖)皇考,若召公壽,若參壽。』一見語法構成,即知,『參壽』乃與『召公壽』併言,指如同召公一樣的長壽,及如同參一樣的長壽,則『參』只指一物,是人也好,那就是仙人?是某貴族?如召公。若是自然現象,如天上的參那顆星。『參』不會是三個人或三顆星或是三樣東西。所以,古雖『參』通『三』,但於『三壽作朋』裡的『三壽』的『三』當通『參』,乃指天上的參那顆星。
 
其實,周代封建天下,雖其時對於參那顆星在意義上沒有明文的文獻可徵其旨義,但是就從《詩經•唐風•綢繆》: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
 
綢繆束芻,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見此邂逅。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
 
綢繆束楚,三星在戶。今夕何夕。見此粲者。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
 
在此詩內,就是以參這顆星的伴隨着要去見愛人的人,去成就約會。而參星,不就是在喜事時伴着人的那顆星嗎。所以有參這顆星作伴作朋友,即『參壽作朋』的『作朋』之義。
 
而且,更可以參證以《詩經‧小雅‧苕之華》:


『苕之華,芸其黄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
苕之華,其葉青青。知我如此,不如無生。
牂羊墳首,三星在罶。人可以食,鮮可以飽。』
 
朱熹《詩集傳》:『羊瘠則首大也,罶中無魚而水靜,但見三星之光而已。言饑饉之餘,百物凋耗如此。』


其釋最切。按,一如《詩經•唐風•綢繆》,西周的對於天上的那顆參星,認為是人的伴星,也是一顆喜星,當然長壽也是喜事。但是《詩經‧小雅‧苕之華》的那位下層貴族的作者,看到當時『牂羊羵首,君子不飽。年饑孔荒,士民危殆。』(三家詩裡的齊詩的《易林•中孚之訟》之釋),於是哀歎即若要在水中捕魚充饑,魚器裡也只反射出天上那顆伴星的參星的影子,而沒有魚。於是,可以明白,參星在周代封建天下的意義,就是人的伴星,它本具喜星色彩,但無魚的魚器裡無魚而伴着伴星及喜星的影子而已,無乃悲不勝悲,何喜之有,於是知《詩經‧小雅‧苕之華》作者之匠心獨運,此詩不謂之佳中之佳詩而不能。
 
經以上分析,遂知,《詩經•魯頌•閟宮》『三壽作朋』的解釋乃是先應正字作『參壽作朋』,意為有壽喜之伴星的參星為伴,接下來的『如岡如陵』乃得正解,即於是魯君像是山岡及山陵般地長壽且穩固聳立長久。(劉有恒,2017.12.9寫於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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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2/05

從《史記》所謂『羽聲復清』推斷秦、西漢的樂律

從《史記》所謂『羽聲復清』推斷秦、西漢的樂律
 
一、西漢武帝太初元年起採黃鐘為宮
 
西漢武帝時,司馬遷的《史記‧曆書》中有一段話:
 
『至今上即位,招致方士唐都,分其天部;而巴落下閎運算轉歷,然後日辰之度與夏正同。乃改元,更官號,封泰山。因詔御史曰:「乃者,有司言星度之未定也,廣延宣問,以理星度,未能詹也。蓋聞昔者黃帝合而不死,名察度驗,定清濁,起五部,建氣物分數。然蓋尚矣。書缺樂弛,朕甚閔焉。朕唯未能循明也,紬績日分,率應水德之勝。今日順夏至,黃鐘為宮,林鐘為徵,太蔟為商,南呂為羽,姑洗為角。自是以後,氣復正,羽聲復清,名復正變,以至子日當冬至,則陰陽離合之道行焉。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已詹,其更以七年為太初元年。年名『焉逢攝提格』,月名『畢聚』,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
 
以上所引這段文字內『今日順夏至,黃鐘為宮,林鐘為徵,太蔟為商,南呂為羽,姑洗為角。自是以後,氣復正,羽聲復清,名復正變』,與樂律有關。昔人論中國古代音樂史,於此重要樂律皆疏略未談,故始終得不到西漢初樂律的真相,且又疏看《宋書‧律歷志》,故而亦不曉東漢歷魏至西晉樂律的真相。於是音樂史的中國樂學始終一團亂,殆學者疏於精研而只知文抄王光祈、楊蔭瀏、黃翔鶻等的錯偽著作的錯偽論點之故。
 
按,上引文即指西漢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的樂律的更改事宜。在樂律更改之後,於是成為以『黃鐘為宮,林鐘為徵,太蔟為商,南呂為羽,姑洗為角』,於是『羽聲復清』的一列五聲音階。
 
並且由此文義,一見即知,在太初元年以前並不是以上的以黃鐘為宮。而在《史記》文內,特指出『羽聲復清』,即知在此一以黃鐘為宮之下的羽音是比宮音為高,排列為如下:
 
宮(黃鐘)、商、角、徵、羽
 
也就是從西漢武帝太初元年開始,中國的官定以黃鐘為宮。其前並不是如此,其前的五聲音階是『羽聲』不是在『清』位,而是在濁位,即,之前的漢代的羽音比宮音為低。
 
此就要探討到古代樂律與歷之間的闗係。吾人不遠究,先談西漢初至武帝太初元年前。
 
西漢初年,依《史記‧歷書》:『漢興,高祖曰「北畤待我而起」,亦自以為獲水德之瑞。雖明習歷及張蒼等,咸以為然。是時天下初定,方綱紀大基,高后女主,皆未遑,故襲秦正朔服色。……』講西漢初年直到武帝太初元年以前,都是講漢為水德。太初元年因為武帝以漢為土德,於是依月令之土為夏至之時,此時樂律依歷為黃鐘為宮,於是開始採用以上所談以黃鐘為宮的五聲。
 
其出處來源,為何土德乃以黃鐘為宮呢,其出處實自六國戰國末年秦國呂不韋門客所寫的《呂氏春秋》。《呂氏春秋‧季夏紀》:『中央土:其日戊己。其帝黃帝。其神后土。其蟲倮。其音宮。律中黃鐘之宮。其數五。其味甘。其臭香。其祀中霤。祭先心。天子居太廟太室,乘大輅,駕黃駟,載黃旂,衣黃衣,服黃玉,食稷與牛。其器圜以揜。』
 
而於漢初《淮南子》亦從而有言:
 
《淮南子‧天文訓》:『何謂五星?………中央,土也,其帝黃帝,其佐後土,執繩而制四方;其神為鎮星,其獸黃龍,其音宮,其日戊己。………加十五日指午,則陽氣極,故曰有四十六日而夏至,音比黃鍾。』
 
從《呂氏春秋》即知,漢武帝的『黃鐘為宮,林鐘為徵,太蔟為商,南呂為羽,姑洗為角』就是依據了《呂氏春秋》而來,《呂氏春秋》講於中央土,即漢武帝認為土德之時,此時『其音宮,律中黃鐘之宮』,所以漢武帝採用了以黃鐘為宮。而由上引《淮南子》亦知,西漢初年的有關土德『音比黃鐘』的論點,亦承襲自六國末年的秦國的《呂氏春秋》裡的說法。
 
二、秦及西漢武帝太初元年前呢?
 
那麼在漢武帝太初元年前的西漢及秦代呢?
 
漢武帝太初元年前的西漢及秦代是採水德的,所以依水德的屬性,『吹律調樂,入之音聲』,見於《史記‧張丞相列傳》內指出,『自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會天下初定,將相公卿皆軍吏。張蒼為計相時,緒正律歷。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因故秦時本以十月為歲首,弗革。推五德之運,以為漢當水德之時,尚黑如故。吹律調樂,入之音聲,及以比定律令。若百工,天下作程品。』
 
 
《淮南子‧天文訓》:『北方,水也,其帝顓頊,其佐玄冥,執權而治冬;其神為辰星,其獸玄武,其音羽,其日壬癸。……立冬,草木畢死,音比南呂。加十五日指亥,則小雪,音比無射。加十五日指壬,則大雪,音比應鍾。』
 
按,武帝太初元年起採土德之下,以黃鐘為宮,其根據如前曾引,出於《呂氏春秋‧季夏紀》,中央土時,『其音宮,律中黃鐘之宮』。而秦代到西漢武帝太初元年以前,都是主水德。吾人看一看秦代,由司馬遷的《史記‧秦始皇本紀》:秦統一六國後,『始皇推終始五德之傳,以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從所不勝。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節旗皆上黑。數以六為紀,符、法冠皆六寸,而輿六尺,六尺為步,乘六馬。更名河曰德水,以為水德之始。剛毅戾深,事皆決於法,刻削毋仁恩和義,然後合五德之數。於是急法,久者不赦。』《史記‧歷書》亦言:『秦滅六國,兵戎極煩,又升至尊之日淺,未暇遑也。而亦頗推五勝,而自以為獲水德之瑞,更名河曰「德水」,而正以十月,色上黑。漢興,高祖曰「北畤待我而起」,亦自以為獲水德之瑞。雖明習歷及張蒼等,咸以為然。是時天下初定,方綱紀大基,高后女主,皆未遑,故襲秦正朔服色。』
 
而《史記‧封禪書》而言有關樂律者更詳;
 
『秦始皇既并天下而帝,或曰:「黃帝得土德,黃龍地螾見。夏得木德,青龍止於郊,草木暢茂。殷得金德,銀自山溢。周得火德,有赤烏之符。今秦變周,水德之時。昔秦文公出獵,獲黑龍,此其水德之瑞。」於是秦更命河曰「德水」,以冬十月為年首,色上黑,度以六為名,音上大呂,事統上法。』
 
故從秦始皇一統天下後,『音上大呂』(按,『上』即『尚』字,指崇尚、遵行),即指秦代是『其音大呂』。如依六國末年秦的十二月季冬,《呂氏春秋‧季冬紀》:『季冬之月:……。其音羽。律中大呂。其數六。』秦朝乃依《呂氏春秋》的孟冬時,『律中大呂』為說,此時『其音羽』。於是吾人對於《史記‧封禪書》所言秦朝樂律『音上大呂』,及《呂氏春秋‧季冬紀》:『律中大呂』即指『其音羽。律中大呂』。
 
按,武帝太初元年起採土德之下,以黃鐘為宮,其根據如前曾引,出於《呂氏春秋‧季夏紀》,中央土時,『其音宮,律中黃鐘之宮』。而秦代及西漢初至武帝太初元年以前,『其音羽。律中大呂』。比較上兩句語法之構成,『其音羽。律中大呂』於樂律中應指『其音羽。律中大呂之羽』,大呂為羽,則姑洗為宮音。
 
三、在史料文字間推論鐘律上的意義
 
其實,以上所言的秦及西漢初年至太初以前的樂律以大呂為羽,或西漢武帝太初元年以後以黃鐘為宮,都是指鐘律。中國古代的官方樂律,一律以鐘律為準,即鐘律就是樂律的標準。而其實,在先秦舊籍的《國語‧周語》裡,於周景王二十三年,樂師伶州鳩就有提到『鍾尚羽,石尚角,匏竹利制,大不逾宮,細不過羽。夫宮,音之主也。第以及羽,聖人保樂而愛財,財以備器,樂以殖財。故樂器重者從細,輕者從大。是以金尚羽,石尚角,瓦絲尚宮,匏竹尚議,革木一聲。』其中談『鐘尚羽』『金尚羽』,即指鐘律是以羽音為本。而周代之樂律,以『大不逾宮,細不過羽。夫宮,音之主也。第以及羽』,指宮為底音,羽為高音,自宮為最低音排向高音羽的一列五聲音階,即:
 
宮、商、角、徵、羽
 
雖宮音位於低音的一列五聲音階,但高音為羽,即『羽聲清』,而西漢武帝時的五聲音階使『羽聲復清』一語看來,秦代及西漢初之鐘律不同於周制,而漢武帝又恢復到周制的宮音鐘為最低音。而秦及西漢初的鐘律音的排法是:
 
羽(大呂)、宮(姑洗)、商(氋賓)、角(夷則)、徵(應鐘)
 
以羽音為尊,處在最低音,即最濁音的位置上,則秦及西漢初的五聲音階的調式表面上看來似當屬羽調。
 
不過,在鐘律的角度上,此羽調決非後人所謂的羽調。在鐘律上,因為鐘不是主奏器,而是搭配的敲擊樂器,其音某也者,於鐘律上只是表明,其擊奏時的主要敲擊聲是繫於某音而已。
 
於秦及西漢初的編鐘,尚有一口比宮音為低音的羽音鐘,以其為主而已。而到了西漢武帝太初元年後,則取消該口比宮音為低的羽音鐘,改為比宮音為細,即高音的一口羽音鐘,而以宮音鐘為主而已。但各鐘所當的十二律又不同。秦及西漢初的編鐘,定律於羽音匹配大呂;西漢武帝太初元年後的編鐘,定律於宮音匹配黃鐘。以上乃就史料為依歸所導出的結論。至於實務上,是否確為秦及西漢初的編鐘,最低音鐘為羽音鐘?武帝太初元年後的編鐘最低音鐘為宮音鐘,仍可由陸續出土的秦漢編鐘,時時再探討在秦漢實際上編鐘之制作有否真照着史料文字,一五一十的指導原則在制作。

四、補釋『名復正變』
 
按,於《史記‧曆書》:『羽聲復清』後,又有一句『名復正變』。有學者認為『名』字乃後世之誤,原文當作『各』。不過,不管此字果係『各』或仍應是『名』,都不礙於此句的文義。其實,依吾人以上所析,很容易曉知此句之義。因為,原來,秦及西漢初是以姑洗為羽,十二律裡以在黃鐘為宮之下五聲對應的黃鐘、太簇、姑洗、林鐘、南呂五律為『正』,指其恰正對應,其餘七律則因為不與五音正好對應,而為『變』,而秦及西漢初的宮、商、角、徵、羽音並沒有完全處在『正』律上,如羽(大呂)、商(氋賓)、角(夷則)、徵(應鐘),五聲有四都在『變』律上,如今武帝改為黃鐘為宮,則五聲全處於『正』好對應之律上了,即『名復正變』或『各復正變』之義。(劉有恒,2017.12.5寫於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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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2/03

從《漢書》偽造元始四、五年不存在於事實裡的《毛詩、周官》事件談起

從《漢書》偽造元始四、五年不存在於事實裡的《毛詩、周官》事件談起
 
一、前言
 
同一部《漢書》,記載同一件事實,竟出現二種事實版本,其不同之處,就在於把事實裡不存在的《毛詩》《周官》《論語》《孝經》插入。但作偽沒有前後一致,以致於行跡敗露,這就是在於西漢平帝元始四、五年,實際上已經是王莽成為『安漢公』的掌權時期。
 
《漢書‧平帝紀》元始五年春正月『徵天下通知逸經、古記、天文、曆算、鍾律、小學、史篇、方術、本草及以五經、論語、孝經、爾雅教授者,在所為駕一封軺傳,遣詣京師。至者數千人。』
 
《漢書‧王莽傳》元始四年『是歲,莽奏起明堂、辟雍、靈臺,為學者築舍萬區,作市、常滿倉,制度甚盛。立樂經,益博士員,經各五人。徵天下通一藝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禮、古書、毛詩、周官、爾雅、天文、圖讖、鍾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詣公車。網羅天下異能之士,至者前後千數,皆令記說廷中,將令正乖繆,壹異說云。』
 
以上兩則,前者繫年於元始五年,後者繫年於次年的元始四年,其實皆同一事件。但在有關徵天下儒生之內容,却有差異,其不同處,在於前者,元始五年者的『逸經、古記、曆算、小學、方術、本草及以五經、論語、孝經』,而元始四年者的『逸禮、古書、毛詩、周官、圖讖、月令、兵法』,而相同者乃『天文、鍾律、史篇、爾雅』。而就不同者來看,前者的『古記』相當於後者的『古書』。
 
按,所謂前者的『逸經』,實包含『逸禮』。而兩者之差異雖有,但『圖讖、月令、兵法』相當於『曆算、方術』(按,兵法亦有一門入於方術,如《漢書‧藝文志》內所謂兵陰陽之家),而『月令』即『曆算』的一門。不過,元始五年的『毛詩、周官』被列入,一如『論語、孝經』的被列入乃和班彪交情同於手足,而與班固同事的尹敏其人,大有相關。吾人已有〈《古論語》、《古文孝經》偽經考辨 ———從《漢書》偽造元始四、五年不存在於事實裡的《論語、孝經》事件談起〉一文談《漢書》偽造元始四、五年不存在於事實裡的《論語、孝經》事件。而於本文裡續談此元始四、五年之徵天下儒者至京,『令記說廷中,將令正乖繆,壹異說』的事件記載裡的『毛詩、周官』純屬班固《漢書》裡的腦細胞裡幻影般的虛構。
 
二、劉歆對於《毛詩》沒有好感,不會有興致建言徵曉《毛詩》者
 
吾人已於多篇論文裡對於劉歆於《毛詩》沒有好感,舉其《七略》裡諷刺《毛詩》乃自說自話(『自謂』)是子夏所傳一語不實。又於〈談所謂劉交的『楚元王詩』係班彪班固《漢書》偽史〉一文裡揭露所謂班固《漢書》裡講楚元王詩一事乃班固的虛構偽史。該文裡分析劉向及劉歆祖先的劉郢(《漢書》稱作『劉郢客』,《史記》作劉郢者應是)依《史記》與魯詩的申公同受學,而且劉郢日後當了諸侯王的楚王後,還請申公教其子,則其子分明接受魯詩之教,即劉歆的祖先的家學就是魯詩一派的。所以劉歆對於異派的《毛詩》的嘲諷之下,怎會向王莽建言於平帝四或五年間把曉《毛詩》者徵來京師。這種人情事理之常,分析一下歷史事件,就十分清楚。《毛詩》根本上不了劉歆的心頭,故《漢書‧平帝紀》所載內容沒有提到徵曉《毛詩》者入京是實,而《漢書‧王莽傳》裡所言包括了徵《毛詩》儒者入京即為被添飾之偽言。
 
六朝的陳朝有經學者的陸德明其人,於入唐後所寫《經典釋文》裡,雖保存了自兩漢以來諸經之釋,所引諸家多有今絕無其書者,多賴其而得保存寸語片言,但亦大錄唐代以年所有偽說之大成,但偏偏後之學者文抄成了習慣,大抄《經典釋文》內的兩漢以來的偽說於學術著作內,於是經學之著多成了八卦小說,而不堪一讀者,以此之故。其內提到《毛詩》傳承時,有曰:『或云陳俠傳謝曼卿,元始五年公車徵。』陸德明把當日八卦傳說以『或云』表之,而此八卦乃說《毛詩》乃由《漢書‧儒林傳》所稱的『陳俠傳謝曼卿,元始五年公車徵』,則此一段分明乃八卦小說傳言,陸德明抄而不審,務多炫世。並指此傳言有說平帝元始五年時王莽所徵者,就有謝曼卿在內。此種八卦,實無影無響,依前述,劉歆厭惡《毛詩》,怎拿建言王莽徵他認為的偽經《毛詩》的散播者入京,即此即可一言而決,分明此元始五年徵曉《毛詩》的謝曼卿入京乃偽言。況且所謂謝曼卿其人,是否影子人物,是否真有實存於世,或是偽托臆造出來的,疑點重重,此吾人另有文章探討之。
 
三、《周官》只藏於京師的中秘圖書,外間無知者,如何能徵曉《周官》者
 
按,《周官》乃藏於皇室的中秘圖書,只有京師要員得見,此所以司馬遷以太史,及匡衡以大官僚,始得以見之而留下其見而引述之部份內容於《史記》及《漢書》內,民間無有。而且《漢書‧王莽傳》還明言於平帝的元始三年九月,王莽的母親功顯君死了,王莽不想服喪,以免在服喪期間,到手的權柄遭奪,於是要太后下詔議服喪之制,為自已不要服喪找開脫的理由時,講出王莽打開秘府的圖書,內有《周禮》一書。《漢書‧王莽傳上》記載:
『少阿羲和劉歆與博士諸儒七十八人皆曰:「……攝皇帝遂開祕府,會群儒,制禮作樂,卒定庶官,茂成天功。聖心周悉,卓爾獨見,發得《周禮》,以明因監,則天稽古,而損益焉,猶仲尼之聞韶,日月之不可階,非聖哲之至,孰能若茲。………。」……。』
 
故明顯地,《周官》即為皇家秘府內的圖書,於元始三年九月已有明言王莽從中秘裡拿了出來,外間無有。此一所謂的皇家之書,是時應已由所謂時為少阿羲和官職的『劉歆與博士諸儒七十八人』把中秘圖書《周官》改頭換面,內容翻新成了《周禮》一書的初稿(按,為何乃初稿,詳見吾人〈從王莽居攝三年的下書談《周禮》發見後又再添偽〉一文),則元始四或五年,哪有再向民間徵知《周官》者來京攪局。一是《周官》乃皇家孤本,民間沒有傳承。二乃如上述,《周官》已被王莽的儒者心腹,改寫成《周禮》拿了出來,無乃王莽御定,還找民間知《周官》者來攪局幹嘛。故衡情論理,都是無有之事。故《漢書‧平帝紀》所載內容沒有提到徵曉《周官》者入京是實,而《漢書‧王莽傳》裡所言包括了徵《周官》儒者入京即為被添飾之偽言。
 
四、小結
 
亦知,《漢書》偽造了西漢平帝時,元始四、五年不存在於事實裡的《毛詩、周官》儒生被徵至京的事件。亦可明白《漢書》偽史如林的冰山的另一小小角落。
至於班固為何這樣寫,那就與他勾結東漢古文經學家偽造西漢不存在的古文經學光煇史有關,此吾人已有包含〈學術敗壞共生體的古文經學『儒教』的終極誕生〉等等的多篇論文裡拿證據出來陳述其真相了,請參看。(劉有恒,2017.12.3寫於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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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2/02

學術敗壞共生體的古文經學『儒教』的終極誕生

學術敗壞共生體的古文經學『儒教』的終極誕生

究竟有沒有所謂的『儒教』?從宗教意義上來說,宗教是來生主義的,儒家不講來生,在宗教意義上當然不是宗教。但在氛圍上,『儒教』還是誕生了。

雖則不是講來生一如宗教,但是,在隱含背後的意義在比類上而言。它確乎存在於古代經學的一個大塊區域下,那就是兩漢歷三國、六朝到隋唐的古文經學界,就是在一種『儒教』的氛圍下的學術區塊。

在老莊及佛教興盛的三國、六朝,『儒教』被拘陷在一個學術窄籠裡。因為,那個時代本就儒學衰微。到了唐代,五經正義的確立,經學是取士的要則,但不是安身立命,文可以不載道,世俗已變,文人以經書進身,但不必以經書為安身立命之終身職志。故唐代經學不可謂盛。到了五代戰亂,而到宋代經學面目一變,理學之起;明代又繼而心學之出。以下馴至於近世儒學一變而為考據,二變而為經世,又返乎如漢今文學之派。而惟一可以看到『儒教』之起者,就源於兩漢之古文經學之起。

為一清眉目,洗滌思慮,諸君請想一想。如基督教、天主教之聖經,有《雅歌》之篇,《雅歌》本為古以色列的所羅門王的情歌集,而到了宗教信徒手上,必解經為人民對上帝之愛,或上帝對人民的疼愛,而取代了此《雅歌》本為所羅門王咏情婦之作;吾人可以比對一下,明明《詩經‧關雎》是一篇高等貴族的情詩,但古文經學的所謂《毛詩》,就一定要像教徒對於《聖經‧雅歌》釋高等貴族的王族的君王所羅門王的情詩釋為上帝對人民之間之愛一樣,要釋為文王德化之下后妃之德感化南國之民,《毛詩》此古文經學詩經派的要把文王或周公予以宗教教主化的目的,是不言可喻的。『儒教』的誕生,就是古文經學派所造成的一種氛圍。

但看一看當時今文學派的釋《詩經‧關雎》,如魯詩、齊詩、韓詩三派,都是把此詩的來龍去脈解釋那是在西周康王時的作品,因為貴族詩人看到有一天,周康王因為迷於美色而不早朝了,於是寫此諷喻之詩,要教誡君主要愛美色有道,不要沉迷。三家詩今文學派釋詩規規矩矩,講其來歷,及現實上是什麼目的而寫的。三家詩是活在當下現實社會上來解讀此詩的。而古文經學的《毛詩》派是朝立下宗教教主周文王及周公為目的,而把詩篇朝聖經化去塗脂抹粉,歪曲史實,而向把周文王及周公迷信化及封建化為目的。其詮釋《詩經》的目的,是把《詩經》當成西方宗教的《聖經》來供奉、崇拜,不得有異議。

但事實上,《詩經》之作,是西周封建天下到東周初期封建制度解體中的幾百年間之作,由上至天子或國君公卿,下至高中下級貴族所作(按,西周到東周初的詩經時代,只有貴族能受教,平民無受教權,都是文盲,不能寫作詩篇)。因着有所感而興,故成就了這些詩篇。不是先有一個周文王或周公的德化在心,於是受了德化後,或為了伸張文王及周公之德風之下,寫出的詩篇。而古文經學家是不允許他們解讀的文王及周公德化的『儒教』思維受到質疑。必須用更多的偽言,更多的不實包裝去加工包裝。於是乎,所謂信奉『儒教』的古文經學家要創造更多的偽說來欺騙世人,以證成所謂古文經真是真命天子之傳承。

此所以鄭玄要騙世人說,《毛詩》序是子夏作。序是子夏作,那麼,《毛詩》豈不就應是《子夏詩》了。因為,如果序是子夏寫好,再經幾百年後,有毛公其人,根據子夏的序,再寫出《毛詩》豈不天方夜譚。此所以像鄭玄這些騙徒,他們講出的話,只要不是智障,詳加分析,必可以揭其偽的。

但多少後來的學人,能揭而不用腦,只用信仰,先信仰鄭玄是偉人,一如西方宗教裡的耶穌,那麼他的一言一行,全部聖徒化。他說《毛詩序》是子夏所作。日後,二千年迄今的『鄭』教狂的經學術士一律傳播此一宗教信仰,說《毛詩序》是子夏所作。……吾人舉此古文經學的偽經《毛詩》(按,《毛詩》其實是西漢成帝年間徐敖偽造的,此吾人已有專文考辨),來比對一下基督及天主教的對於《雅歌》的附會和古文經學家如徐敖及鄭玄之流對《毛詩》的附會,即知古文經學家把現實社會改良目的的儒家,塑造成一個封建思維的宗教臨界取向的『儒教』,立周文王及周公為上帝,希圖五經《聖經》化,創造出『儒教』,虛立許多不實的聖徒傳承,包括《漢書‧儒林傳》裡的古文尚書、毛詩、左傳等被當成古文經的偽傳承譜系,及古文經學家解經的不實訓詁及名物之解析。

從西漢到東漢,古文經學家們一直在設法創建『儒教』。在西漢,他們的企圖是完全失敗的。『儒教』狂們先拱出一個河間獻王,河間獻王好儒,此《史記》明言,但亦只如此而已。而古文經學家又造出了所謂河間獻王獻雅樂,或獻古文經,或獻與毛生共著的《樂記》這些實無其事的誑語,此吾人已有專文揭發了。二是劉歆偽造魯共公壞孔子壁得到《古文尚書》《逸禮》事。三是成帝年間,在朝有平當其人,助外間古文經學偽黨如張霸及徐曄等人獻偽《古文尚書》百篇及古文經學先驅王禹偽造的河間獻王雅樂。在外間此偽黨由徐敖偽造《毛詩》、王璜偽造《費氏易》;四是到王莽掌權的平帝元始年間,劉歆成立班子為王莽量身訂做,將中秘所藏的古文《周官》全面改作成《周禮》一書。

不過,劉歆雖貴為王莽國師,但是,他想立的古文尚書、逸禮及左傳在王莽時代還是不得立,因為王莽能掌權就是要靠儒生擁戴,而當時的所謂儒生,全都是後人所稱的今文學派,王莽乃政治上的務實派,早先看到劉歆為爭立古學灰頭土臉,他以鞏固政權為尚,犯不著跟著國師劉歆一頭熱,去冒大不韙。此所以即如王莽時代古文尚書、逸禮、左傳都在王莽最後有決定權之下而不得立,而更不要談《毛詩》了。因為劉歆其人其先為楚元王,楚元王家學就是魯詩一派的(《漢書》所偽稱的楚元王詩),在《七略》裡直接就挖苦《毛詩》是『自謂』(自說自話)子夏所傳,對《毛詩》深有敵意。連向王莽建議一下都不可能。故東漢中期的古文經學護偽者班固於《漢書》時謊稱古文尚書、逸禮、左傳、毛詩皆立於王莽當政的平帝時,都是欺後世俗儒的欺世之言。

東漢初年,那些原先依附於王莽的古文經學家們,於王莽滅亡後,力量集結,他們比劉歆其實看得更遠,而作偽力度更大。劉歆好古文,所以要立古文經的古文尚書、逸禮及左傳,但不屑於非古文的毛詩(按,連《漢書‧藝文志》裡毛詩都沒有古文經在列)。但就因為古文尚書及逸禮只存於中秘,不立於學官,於是王莽滅亡時的京城大亂,古文尚書及逸禮沒有講學大夫或博士及弟子傳承之下,就亡了。左傳、毛詩因為本非朝廷所獨有,王莽滅亡也不受影響。於是,王莽滅亡時,古文經學界的杜林就把當時的今文尚書拿來,依《爾雅》把古字代今字,偽造了漆書古文尚書,由友人衛宏作訓旨及《古文尚書序》;又再偽造了《毛詩》古文經版本,也由衛宏寫成了《毛詩序》;杜林亦偽造了《古文孝經》,以友人衛宏校的名義騙世而出。其他如《古論語》《古費氏易》亦是出自杜林之手,此吾人已有專文考之了。

像是許慎《說文》就不審這些所謂西漢未見的古文偽經的可疑,一概當成寶而收在《說文》裡。而班彪和古文經學的尹敏為密友,而其子班固又與尹敏為同事,班彪班固《漢書》裡的大量不實的學術偽史見於《漢書‧藝文志》《漢書‧儒林傳》裡,就是班固蓄意為造古文娙學偽史以伸張『儒教』,故漢末盧植曾上奏表彰班固是古文的功臣,究其實,班固又非經學名家,其惟一大有功於古文經學『儒教』的,就是完全塑造了一個虛無的古文經學『儒教』偽聖徒譜系,及張大於西漢實無影響力的古文經學輝煌偽史,功在古文經學『儒教』,於是乎,害慘了後世學界,大抄《漢書》談今古文經學者,鮮不受其欺騙,而淪為散播不實言論的偽『儒教』的車手。

所以謂古文經學家們都是敗壞學術之徒,不是指他們虛立偽周文王及周公的理想德化國,而是指他們為了達到讓人們信以為真的目的,而不擇手段,造出大量偽承譜系及偽聖徒出來。不過,如此一來,可以就如同漢末盧植的對班固的頌讚,要不是班固寫偽史,虛造西漢微弱的古文經學失敗史轉而為古文經學輝煌史,那麼古文經學真還沒有什麼搞頭。

而吾人再看,古文經學界在王莽當政下,一事無成,而到東漢初,原投在劉歆及王莽門下的古文經學家又生龍活虎起來,他們一是造出偽的古文經來,把不是古文的《毛詩》《費氏易》《孝經》《論語》《周官》本文之外的《周禮》其餘文字,鍍成古文經,先拿出古文的憑據出來,再對這些古文經又是序又是訓,這些東漢古文經學界的團伙,都是在東漢,有的如杜林還在王莽時十分風雲的,他們包括了杜林、衛宏、鄭興、賈徽、尹敏、班彪及第二代的如鄭興之子的鄭眾、賈徽之子的賈逵、班毝之子的班固都是此一偽造團伙分子。而後來繼之者,則是人品不佳的馬融及實多虛枉的鄭玄。

到了魏世則有皇親國戚的王肅。王肅之偽,如偽造《孔子家語》及或尚書孔安國傳等等,申馬、賈而鬥鄭玄,自是門戶內風暴。不過,在此儒家衰微,釋老轉興的三國及六朝時代,偽說及偽傳承譜又大興,今文學已倒,而古文經學於此衰微時代代興,但為了抗衡時興的釋老,更加把『儒教』無限上綱了,而偽史造的更兇,此所以像是《毛詩》還出現了兩套子夏到毛公的傳承譜系,都是出現在中原以外的東吳,一是徐整的,二是陸璣的《毛詩》偽傳承譜系。這些醉心於『儒教』(古文經學)的儒者們,對抗釋老,就是拿出更多的偽證據,以申明古文經學是古老傳承的中原宗教,不必釋老來攪局。

只不過,中原大地,於此年代,殺伐不斷,釋老更興於亂世,儒教不顥。『儒教』門面摖得再光,底掏的再深,還是敵不了佛教、道教或道家的入人心。『儒教』的企圖,西漢沒有實現,王莽時代沒有實現,東漢作足功夫,鄭玄謊話說盡,三國王肅再開謊,徐整、陸璣添偽,但戰亂讓偽漆書古文尚書都失了去,新偽本又出於江左。倒是北方偽《周禮》出頭天,開出一片氣象,此古文經學於入中原的胡人反而學了去,當做漢化的先鞭,在政治上去粧點門面去了。『儒教』至此,還是渡如今文學的現實面去了。

總結來看,古文經學家起於西漢,其發展史就是一部學術偽史製造史,及『儒教』的製造企圖,對人心而言是敗壞有餘,光明面不足。其有益於後世的,訓詁名物方面後人有贊之者,但許許多多的對於訓詁名物的解釋,只可用臆解評之。有的明顯看出其中之不足,有大量的解釋,亦只能姑妄聽之。往往,從地下文物的挖掘出來,反而可以在訓詁名物的解釋上有幫助。像鄭玄三禮之學,就是一塌糊塗,其以《周禮》為周代之禮,以《王制》為商代之禮,就已十分錯誤。《周禮》當然不是鄭玄立基上的周公致太平之書,於是其釋周代禮的訓詁名物用《周禮》去證明為周制,就十分可笑。而再以漢初《王制》的釋禮當成商代之禮,更是指鹿為馬,令人搖頭不置,如此的三禮之學,豈不可以以混賬一言蔽之了。言之鑿鑿,而盡是水中泡影。只是因為先秦史籍多數湮滅,不得已用之者其慎之,應再三斟酌而不能直抄。


『儒教』有此企圖而於中國學術史上終還是無響。(劉有恒,2017.12.2作於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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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1/30

東漢初衛宏為何會著《毛詩序》——其實是為杜林《毛詩》偽古文經作的序

東漢初衛宏為何會著《毛詩序》——其實是為杜林《毛詩》偽古文經作的序
—————亦見衛宏替杜林漆書偽古文尚書作《古文尚書序》即知
 
杜林,此人的底細,於《後漢書》甚至於東漢官修的當代史的《東觀漢記》都不甚了了。因為,此人其實其父杜鄴就是王莽家心腹,杜林以父於王莽當政時期當官,他以小學名家,班固在《漢書‧谷永杜鄴傳》裡尊稱他為『杜公』,《漢書‧藝文志》還列有他的小學著作《杜林蒼頡訓纂一篇》、《杜林蒼頡故一篇》。而王莽失敗,民變四起時,杜林逃往河西州,後依附於隗囂。


有關涉及本文主題的史料,有:

《東觀漢記‧杜林傳》:『杜林於河西得漆書古文尚書經一卷,每遭困厄,握抱此經。』

三國東吳陸璣《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時九江謝曼卿亦善《毛詩》,乃為其訓。東海衛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得風雅之旨,世祖以為議郎。』


《後漢書‧儒林列傳》:『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林同郡賈逵為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于世。』

《後漢書‧宣張二王杜郭吳承鄭趙列傳》裡更有杜林的詳傳:


『杜林字伯山,扶風茂陵人也。父鄴,成哀閒為涼州刺史。林少好學沈深,家既多書,又外氏張竦父子喜文采,林從竦受學,博洽多聞,時稱通儒。……光武聞林已還三輔,乃徵拜侍御史,引見,問以經書故舊及西州事,甚悅之,賜車馬衣被。群寮知林以名德用,甚尊憚之。京師士大夫,咸推其博洽。
 
河南鄭興、東海衛宏等,皆長於古學。興嘗師事劉歆,林既遇之,欣然言曰:「林得興等固諧矣,使宏得林,且有以益之。」及宏見林,闇然而服。濟南徐巡,始師事宏,後皆更受林學。林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常寶愛之,雖遭難困,握持不離身。出以示宏等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絕。何意東海衛子、濟南徐生復能傳之,是道竟不墜於地也。古文雖不合時務,然願諸生無悔所學。」宏、巡益重之,於是古文遂行。……』

《後漢書‧儒林列傳》:『衛宏字敬仲,東海人也。少與河南鄭興俱好古學。初,九江謝曼卿善毛詩,乃為其訓。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于今傳於世。後從大司空杜林更受《古文尚書》,為作訓旨。時濟南徐巡師事宏,後從林受學,亦以儒顯,由是古學大興。光武以為議郎。宏作《漢舊儀》四篇,以載西京雜事;又著賦、頌、誄七首,皆傳於世。中興後,鄭眾、賈逵傳毛詩,後馬融作毛詩傳,鄭玄作毛詩箋。』
 
上引諸史傳之文,因與以下討論有關。
 
●杜林對鄭興所說『使宏得林,且有以益之』,正是解謎之鑰
 
按,《後漢書‧宣張二王杜郭吳承鄭趙列傳》提到杜林對河西死黨鄭興相見時,對鄭興提到當日聞名的經學家衛宏說:『林得興等固諧矣,使宏得林,且有以益之』。即指,你鄭興和我相交結,則古學之事可以成就,如果衛宏與我為交,那麼我定會給他好處。

所謂的『且有以益之』,果然衛宏見到杜林,就很折服。那麼,杜林到底給了衛宏什麼好處呢。吾人從日後的發展上可以看出,杜林拿出了他偽造的古文漆書的古文尚書,讓衛宏來寫《訓旨》,同時衛宏還寫成了偽古文漆書的《古文尚書序》。而且,杜林還給衛宏所學的《毛詩》偽造一部古文版本的古文《毛詩》,讓衛宏依前例為偽古文尚書寫序,也為偽古文毛詩寫篇序,即後來於三國時東吳陸璣所說的『時九江謝曼卿亦善《毛詩》,乃為其訓。東海衛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得風雅之旨,世祖以為議郎。』(陸璣《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

按,此所謂《毛詩序》,因西漢成帝時徐敖偽造《毛詩》及初稿的《毛詩故訓傳》時,沒有序,到東漢初衛宏那個時代,《毛詩》也並沒有序,今日所稱的小序是《毛詩故訓傳》裡的一卷,是鄭玄此人將所謂的小序分置各詩篇之首,而偽稱小序的,此吾人已有專文〈談東漢末鄭玄始偽稱『傳』文為《小序》,《毛詩》本無『序』〉考之。故衛宏所作的是《毛詩序》乃後人所謂的大序,即在〈關雎〉詩後的一篇長序。
 
按,所謂的序,是作者本人為之。其宗旨是交待寫作的源起及文章的宗旨。如果《毛詩》要有序,當然應是《毛詩》的作者來寫,即西漢偽造《毛詩》的徐敖,怎會到東漢出來個衛某人,來為《毛詩》寫序,不合情理之至。

凡事務有不合情理之處,必有不可告人的偽情。此一偽情,只要看一看衛宏為杜林所造的偽《古文尚書》,即所謂的古文漆書的偽古文尚書寫序——《古文尚書序》,就可以明白。衛宏哪有資格及身份來為《毛詩》寫序,他是偽杜林偽造出來的古文版本的《毛詩》寫序。既杜林偽造古文版本的古文經的《毛詩》抬不上抬面,那麼,所謂的《毛詩序》只能談談毛詩的風雅宗旨,而不能交待著作源起了。
 
《毛詩》出現了古文版偽造的古文經是東漢初年的事,在西漢末年劉歆寫《七略》只見到今文版本,還見到自謂子夏所傳,就十分不滿,而掀其底牌,說《毛詩》自謂子夏所傳,乃『自謂』(自說自話)。

而即如班固完成《漢書‧藝文志》時,此古文版本的《毛詩》,尚未收入中秘,所以班固都沒有於書目內列到古文經的《毛詩》。

但,當時代的許慎於寫作《說文》時就大用杜林所偽造的古文經,如偽古文《毛詩》、偽古文《尚書》、偽古文《孝經》、偽古文《費氏易》(許慎還筆誤成孟氏易)、偽古文《周禮》,偽古文《論語》,見於許慎的《說文‧序》:『其稱《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其中只有《左傳》才是十足真古文經。
 
所以,凡杜林『有以益之』衛宏的,就是幫衛宏造出古文的經,讓衛宏有古文成就留名後世。而史上明文的,還有杜林偽造的《古文孝經》,號為衛宏所校,此許慎之子許沖於上說文表內即敘之:『《古文孝經》者,孝昭帝時,魯國三老所獻。建武時,給事中議郎衛宏所校,皆口傳,官無其說。』所謂衛宏『口傳』,而『官無其說』,也就擺明了衛宏是《古文孝經》的始見者,而獲得『校』此偽古文經的第一人的殊榮。

有關《古文孝經》係偽作,此吾人另有〈《古論語》、《古文孝經》偽經考辨 ———從《漢書》偽造元始四、五年不存在於事實裡的《論語、孝經》事件談起〉一文考之了。杜林偽造了漆書古文偽《古文尚書》,衛宏就成了替此偽《古文尚書》寫訓旨及寫《古文尚書序》的第一人的殊榮。

杜林替衛宏所好的《毛詩》偽造古文偽書,讓衛宏可以寫成《毛詩序》,又成為第一人的殊榮。杜林為衛宏所『有以益之』真是多多。故東漢偽古文經的大量偽造出來,杜林其人乃犯了當受斧鉞之誅之惡。而衛宏小人得志於後世,亦杜林有以成之。兩人狼狽為學術造假之奸,而東漢古文經學家聚造偽於一身者,不可勝計,真是學術敗類滿兩漢古文經學界。此吾已有及尚有大量專文一一揭發之。
 
故,衛宏的《毛詩序》,並不是為《毛詩》作序,因為他沒有那個資格及身份,他又不是《毛詩》的作者,何能寫自序。他序的乃是杜林偽造的那一部古文偽《毛詩》的序。
 
後按:其實,杜林所造的偽古文諸經,和今文也差異不大,多為杜林依其小學功夫,將今文經拿來譯成古文為主,旁參其偽黨,如鄭興及衛宏等人的意見。此所以到魏世有『三體石經』(正始石經)把經文,內有把《尚書》以今古文並列,再加上秦代的小篆,因為大同小異,才並列的來。以《尚書》推諸偽古文經,亦當復如此。其初也是拿今文經改譯成杜林認知中的古文,不知者則依其小學功夫自創之,而許慎《說文》內所引之古文,乃多出於杜林之手,不可盡信。(劉有恒,2017.11.30寫於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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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1/29

《毛詩序》確為東漢衛宏所作考辨———談衛宏、《周禮》、杜子春

《毛詩序》確為東漢衛宏所作考辨———談衛宏、《周禮》、杜子春
 
按,此文在下筆之前,先界定一下所謂的《毛詩序》。吾人已於〈談東漢末鄭玄始偽稱『傳』文為《小序》,《毛詩》本無『序』〉一文考證,到東漢初衛宏時代為止,《毛詩》都還沒有序,後世所謂的『小序』也者,實為《毛詩故訓傳》裡的『傳』文,敍《毛詩》所收三百餘篇詩經篇章的綜旨。被東漢末年鄭玄其人,把此『傳』文,自《毛詩故訓傳》裡分置各詩篇之首,偽稱『小序』,而把衛宏所作在〈關雎〉詩篇前的長序的《毛詩序》偽稱子夏所作的『大序』。故本文所謂的《毛詩序》及回復《毛詩》原本的真相,實只指此長序。
 
為討論之便,引用此《毛詩序》全文如下:
『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
 
  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蹟,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系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系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系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吾人再談一下,為何此文的副題題作『談衛宏、《周禮》、杜子春』。原來從近世以來,學者之間就紛紛對於《毛詩序》究為何人所作有大量考辨,雖大多主張確為東漢衛宏所作,但因為所有此種主張,都在沒有拿出《毛詩序》引用王莽劉歆的依《周官》所大擴充成的今本偽書《周禮》為破案切入點,所以毛詩護偽死硬派,可以先就《毛詩序》混談成含大序、小序來攪亂話題,渾水摸魚地說小序裡的文字豈是東漢作得,而舉出確應非到東漢始有此論等等,如已故徐復觀《中國經學史的基礎》(1982)及現存台灣某所謂詩經權威即如此搞來。再因而把混大序、小序而言《毛詩序》再鍍成子夏所作,一如鄭玄的論調以遂其個人不可告人的目的。
 
但吾人為何又舉出了杜子春。原來,杜子春也是《毛詩序》作者的破案關鍵。此一叫做杜子春的,是東漢近末年的偽儒馬融所搞出來的假人,見筆者〈《周禮》惟一傳人杜子春,查無此人————東漢馬融偽造杜子春打擊鄭眾及賈逵《周禮》學的公案〉一文。原來,在王莽時代,由劉歆集結諸儒生依中秘古文《周官》為底稿,集體創作了《周禮》,一如吾人多文所考。劉歆集結的儒生,許多都是志同道合,即多係與劉歆一樣的《左傳》迷,如鄭興、賈徽等,而《周禮》的內容,許多都是從《左傳》來的,吾人亦曾有多文所考,如談方相氏或九夏等等。而到了王莽失敗,大量儒生死亡或有逃離者,一些逃到了西州依附於竇融、隗囂,如杜林、班彪,而後來杜林結識衛宏,《後漢書•鄭范陳賈張列傳》等等就把這些黨羽的關係,有一介紹:『(鄭)興好古學,尤明左氏、周官,長於歷數,自杜林、桓譚、衛宏之屬,莫不斟酌焉。』『父徽,從劉歆受左氏春秋,兼習國語、《周官》,又受古文尚書于塗惲,學毛詩于謝曼卿,作左氏條例二十一篇。』等等,此吾另有專文考之。

也就是,從劉歆幫的鄭興,到杜林、桓譚、衛宏、賈徽、鄭興、班彪、尹敏等偽古文偽說散播者都是一夥,杜林造古文偽經,此吾人亦有所考。而毛詩偽古文經經助衛宏寫出了《毛詩序》有古文經作張本。而杜林偽造的漆書古文尚書,讓衛宏為其寫作《古文尚書序》,號為詔定。杜林偽造古文孝經,號為衛宏所校,見於許慎子許沖的上說文表。也可以看出,衛宏此人之惡業,不止為偽經《毛詩》寫序,也替杜林偽古文尚書的漆書古文尚書寫序,替偽經寫序還不止《毛詩序》,還有偽娙的偽《古文尚書序》,史有明文者已有二例,何況更有所謂校偽經《古文孝經》,真是又序又校,熱鬧滾滾,不亦樂乎,漪歟盛哉。

這郡團伙組織就是以交叉護持各偽經之下而推動古文偽經及《左傳》偽職志。不過,有關《左傳》於東漢初爭立事件裡,這郡儒生,尚有內部矛盾,如桓譚及衛宏不主張立於學官,當是以《左傳》不合於《春秋》者有之等等之故。此矛盾《後漢書》故意不傳實,但東漢官修的《東觀漢記》倒有記載當時陳元的奏:『光武興立《左氏》,而桓譚、衛宏並共詆訾,故中道而廢。』不過,馬融偽造出了杜子春出來,說劉歆諸弟子門生於新莽末期除了杜子春外,都死光光了,只有杜子春傳了《周禮》,馬融此一學林敗類造此惡業,為了打擊劉歆同黨儒生鄭興及賈徵《周禮》學。但此一偽事和本文所談可證《毛詩序》為衛宏所作有何干呢。
 
按,《毛詩序》裡,明引用了《周禮》之文。《周禮•春官》:『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毛詩序》引用,又稍改其次第:『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周禮》當然不是周公致太平的鄭玄誆語,近人考證,幾乎都考出至少是先秦末年,一如東漢末鄭玄同時的何休所說的六國陰謀之書。那麼,幾乎是比子夏還要晚,子夏怎可能親見到《周禮》,而還把它抄入其《毛詩序》裡呢,所以,子夏寫《毛詩序》之說之偽,一言可決。
 
而且,衛宏此人亦熟知《周禮》,已見於《後漢書•鄭范陳賈張列傳》:『(鄭)興好古學,尤明左氏、《周官》,長於歷數,自……衛宏之屬,莫不斟酌焉。』明講衛宏對於《周官》,就從劉歆門生鄭興受教來斟酌而運用之。於是衛宏與《周禮》關係十分明確,還於《周禮》有訓故之作(按,唐代賈公彥《序周禮廢興》引鄭玄的序『世祖以來通人達士,大中大夫鄭少贛、及子大司農仲師、故議郎衛次仲、侍中賈君景伯、南郡太守馬季長,皆作《周禮解詁》』),其《毛詩序》就是受教於鄭興的《周禮》後,拿來『斟酌』而用到《毛詩序》一文內。要是杜子春是馬融所偽稱劉歆惟一活到東漢的傳《周禮》的門生,那麼他傳授的,依馬融偽造是鄭興、賈徽向杜子春學《周禮》,則衛宏的《周禮》又何從學來,馬融並未偽稱杜子春還授《周禮》絕活給衛宏。因而,若衛宏寫《毛詩序》成立,不就反證又是馬融偽造杜子春的一證嗎。
 
而且《周禮》由劉歆招集了如鄭興、賈徽等《左傳》幫等志同道合的儒生而成(當然沒有馬融偽造的杜子春)。其底本的《周官》,深藏於皇家圖書館的中秘,民間無見。在西漢末年《周禮》成書前,能見到《周官》,而史有明證引用者,只有司馬遷及匡衡兩人。《毛詩序》的作者,既能引用王莽當政時出世的《周禮》,那麼作者當然是王莽時代或東漢人。如果要談到是西漢人,都有困難,那就一定要是京朝大官之流,如司馬遷或匡衡,或吾人所考偽造《毛詩》的那位徐敖,就是可以見到《周官》的京朝大官的右扶風掾。況且古文《周官》尚不可知有沒有『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這一段呢。而《毛詩序》的作者,也不可能是徐敖,因為,他偽造《毛詩》時連同初稿的《毛詩故訓傳》成書時,尚無此大序,而只有今所謂小序的傳文。於是此一《毛詩序》乃成於偽造《毛詩》的西漢成帝時人的徐敖之後,那麼,衛宏此人又入列了。其他在成帝以前的阿貓阿狗,如子夏或毛公此虛構人物當然都非是了。
 
故,結論十分明確,《毛詩序》就是東漢初年衛宏所作。(按,《毛詩序》還大抄《禮記‧樂記》也是切入點,但不在本文討論範圍)(劉有恒,2017.11.29寫於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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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1/28

《古論語》、《古文孝經》偽經考辨

《古論語》、《古文孝經》偽經考辨
———從《漢書》偽造元始四、五年不存在於事實裡的《論語、孝經》事件談起
 
一、前言
 
同一部《漢書》,記載同一件事實,竟出現二種事實版本,其不同之處,就在於把事實裡不存在的《毛詩》《周官》《論語》《孝經》插入。但作偽沒有前後一致,以致於行跡敗露,這就是在於西漢平帝元始四、五年,實際上已經是王莽成為『安漢公』的掌權時期。
 
《漢書‧平帝紀》元始五年春正月『徵天下通知逸經、古記、天文、曆算、鍾律、小學、史篇、方術、本草及以五經、論語、孝經、爾雅教授者,在所為駕一封軺傳,遣詣京師。至者數千人。』
 
《漢書‧王莽傳》元始四年『是歲,莽奏起明堂、辟雍、靈臺,為學者築舍萬區,作市、常滿倉,制度甚盛。立樂經,益博士員,經各五人。徵天下通一藝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禮、古書、毛詩、周官、爾雅、天文、圖讖、鍾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詣公車。網羅天下異能之士,至者前後千數,皆令記說廷中,將令正乖繆,壹異說云。』
 
以上兩則,前者繫年於元始五年,後者繫年於次年的元始四年,其實皆同一事件。但在有關徵天下儒生之內容,却有差異,其不同處,在於前者,元始五年者的『逸經、古記、曆算、小學、方術、本草及以五經、論語、孝經』,而元始四年者的『逸禮、古書、毛詩、周官、圖讖、月令、兵法』,而相同者乃『天文、鍾律、史篇、爾雅』。而就不同者來看,前者的『古記』相當於後者的『古書』。
 
按,所謂前者的『逸經』,實包含『逸禮』。而兩者之差異雖有,但『圖讖、月令、兵法』相當於『曆算、方術』(按,兵法亦有一門入於方術,如《漢書‧藝文志》內所謂兵陰陽、法之家),而『月令』即『曆算』的一門。不過,元始五年的『論語、孝經』被列入,此出於和班彪交情同於手足,而與班固同事的尹敏其人,大有相關。此篇先談《漢書》偽造元始四、五年不存在於事實裡的《論語、孝經》事件
 
二、班固依尹敏偽言添入『論語、孝經』於《漢書‧平帝紀》及《漢書‧藝文志》
 
東漢官修《東觀漢記》的《尹敏傳》有尹敏其人的偽造之語:『孔鮒藏尚書、孝經、論語於夫子舊堂壁中』。按,所謂魯共王壞孔子壁得『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此為劉歆偽造來把逸禮和孔子聖傳去劃上等號的作偽心意之舉,而首見於哀帝年間劉歆責讓太常博士書(《漢書‧楚元王傳》引),而劉歆初造此偽言時,只指出孔壁出世只《逸禮》三十九篇及逸《古文尚書》十六篇。但到了東漢初年,班彪及班固寫《漢書》時,於《漢書‧藝文志》裡此一事件出世古書,又成了『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按,當時《禮記》即指《禮》,即《儀禮》),而多加入了『論語、孝經』兩種,順帶也添入到《漢書‧平帝紀》內。此所以《漢書‧平帝紀》元始五年事件裡出現了徵天下知『論語、孝經』,乃班固及尹敏共謀寫偽史的行藏。而且《漢書‧藝文志》內再上劉歆所未言的裝神弄鬼的鬼神迷信以欺世間愚民愚儒去信以為真:
 
『共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鍾磬之音,於是懼,乃止不壞。』
 
三、《孝經》古文(《古文孝經》)偽經的來源
 
按,於東漢其實真出現了『論語、孝經』的古文經,此見於《漢書‧藝文志》的書目內,有《論語古二十一篇》、《孝經古孔氏一篇》,其實皆是偽造於東漢初年的偽古文經。許慎寫作《說文》,於其序文裡指出:『其稱《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許慎此處所言的古文,除了《左氏》及《周禮》所本的古文《周官》外,都是偽造於東漢的古文經。而且明明孟氏易是今文,許慎還說成是古文經,是不是原應寫成費氏易,而筆誤歟?但費氏易是出於西漢王璜偽造,而《毛詩》是出於西漢徐敖偽造,此吾人都有專文考辨並公諸於世了,兩者乃都是今文。到了東漢初年,有改頭換面出來的杜林其人,隱其於王莽期間協助王莽的儒生身份,而成了東漢初年以其偽造孔氏古文的所謂漆書古文尚書外,再協助古文經學家,把所有今文如費氏易、毛詩、論語、孝經,改寫成古文,此其乃小學方面的名家,被班固尊稱為『杜公』(《漢書‧藝文志》),有此功力底子。
 
而許慎所見古文,及其《說文》所引古文,除了《左傳》及《周禮》內屬古文《周官》原文部份而外,其餘都是杜林偽造的古文經。不過,杜林於王莽之世,得助王莽於古文方面的協校,對古文文字瞭若指掌,古文字真字應見不少,若未見,亦可自由創來,故千萬不要以為《說文》裡的所引古文都是六國古文真蹟而受許慎之欺。當然,許慎之欺人,也是其不察他的年月裡,偽造的古文經不少,而一無所知,真偽無別,一概抄入,當個現成文抄公而不知。
 
而尹敏或亦非故意造偽言孔壁出『論語、孝經』,而是和許慎一樣,都是真偽不辨的俗儒,以致於看到當世有偽造出來的號為孔壁古文經的『論語、孝經』,於是以為孔壁真藏有古文論語及古文孝經。又況且許慎其子『許沖上其父許慎所著《說文表》(按,《說文》完成於建光元年(121年)):『《古文孝經》者,孝昭帝時,魯國三老所獻。建武時,給事中議郎衛宏所校,皆口傳,官無其說。』反而又不同於尹敏偽言出於孔子壁而班固《漢書》(按,班固於東漢和帝永元四年(92年)死於獄中而尚未完成《漢書》)』照抄的偽說了。
 
此一古文孝經由杜林偽造後成古文版本後,交由友人及同謀的偽黨的衛宏校昭帝時魯國三老所獻的名義欺世,而此一偽本連東漢初的桓譚都見過,桓譚《新論》(《漢書注》引)內指出:『《古孝經》千八百七十一字,今異者四百餘字。』後來魏代王肅於《家語後序》裡再偽稱孔安國寫《古文孝經傳》,更是偽中添偽之說。(按,有關杜林偽造古文經的劣蹟,另有專文揭發)。
 
四、《論語》古文(《古論語》)偽經的來源
 
而有關論語的古文經出自何人何時。按,有關古文論語的說法的首見者,就在於在和帝永元年間(89~104年)死的王充的《論衡.正說篇》:
 
『夫《論語》者、弟子共紀孔子之言行,勑記之時甚多,數十百篇,以八寸為尺,紀之約省,懷持之便也。以其遺非經,傳文紀識恐忘,故以但八寸尺,不二尺四寸也。漢興失亡。至武帝發取孔子壁中古文,得二十一篇,齊、魯二,河間九篇,三十篇。至昭帝女讀二十一篇。宣帝下太常博士,時尚稱書難曉,名之曰傳;後更隸寫以傳誦。初,孔子孫孔安國以教魯人扶卿,官至荊州剌史,始曰《論語》。今時稱《論語》二十篇,又失齊、魯、河間九篇。本三十篇,分布亡失;或二十一篇。目或多或少,文讚或是或誤。』
 
王充所講《論語》古文二十一篇,齊、魯二、河間九篇,三十篇,文義莫名其妙。諸家之解,可詳見於黃暉《論衡校釋》中。不過,此種有古文的論語的說法,只見於東漢初期以後,如王充及班固與尹敏,其實,古文論語偽經亦由杜林執筆,而其素材或不必其本人,而是偽黨衛宏等人助之。按,西漢末年依附外戚王氏的張禹的論語版本的《張侯論》即可見到王莽等人對於論語的態度,《漢書•張禹傳》
 
『及禹壯,至長安學,從沛郡施讎受易,琅邪王陽、膠東庸生問《論語》,既皆明習,有徒眾,舉為郡文學。甘露中,諸儒薦禹,有詔太子太傅蕭望之問。禹對易及《論語》大義,望之善焉,奏禹經學精習,有師法,可試事。奏寑,罷歸故官。久之,試為博士。初元中,立皇太子,而博士鄭寬中以尚書授太子,薦言禹善《論語》。詔令禹授太子《論語》,由是遷光祿大夫。數歲,出為東平內史。……元帝崩,成帝即位,……而禹與鳳並領尚書,內不自安,數病上書乞骸骨,欲退避鳳。……復起視事,河平四年代王商為丞相,封安昌侯。……為相六歲,鴻嘉元年以老病乞骸骨。……禹雖家居,以特進為天子師,……吏民多上書言災異之應,譏切王氏專政所致。……上雅信愛禹,由此不疑王氏。後曲陽侯根及諸王子弟聞知禹言,皆喜說,遂親就禹。……初,禹為師,以上難數對己問經,為《論語》章句獻之。始魯扶卿及夏侯勝、王陽、蕭望之、韋玄成皆說《論語》,篇第或異。禹先事王陽,後從庸生,采獲所安,最後出而尊貴。諸儒為之語曰:「欲為論,念張文。」由是學者多從張氏,餘家寖微。』
 
張禹的《張侯論》(按,即指張侯的論語),魏何晏《論語集解‧序》指出:

『安昌侯張禹本受《魯論》,兼講《齊》說,善者從之,號曰《張侯論》,為世所貴。包氏、周氏《章句》出焉。』

故知,即如成帝、哀帝王莽初掌權之際,《論語》只有《張侯論》的版本為天下惟一流行版本,『學者多從張氏,餘家寖微』。到元始四、五年之時,情況未變,未聞有古論語問世,不然,劉歆此一好古狂,豈不大喜過望,要立《論語》博士了。而到了西漢平帝前的張禹在世的成帝、哀帝時,天下只有《張侯論》,古論語根本就沒有問世,顯見吾人一剖析,就知西漢或王莽時期,古文根本沒有《論語》經在世間,其出,必出於東漢初,故尹敏、班固見之,班固還把此一古文論語補入《漢書‧藝文志》書目內。

而且,西漢末年平帝時,《論語》的張禹版本,就是依附王家的張禹此人的版本,亦即王莽版本,則平帝四、五年時,此《論語》就已定於張禹的《張侯論》了,何至於如《漢書‧平帝紀》元始五年春正月『徵天下通知逸經、古記、天文、曆算、鍾律、小學、史篇、方術、本草及以五經、論語、孝經、爾雅教授者,在所為駕一封軺傳,遣詣京師。至者數千人』裡要把『論語』列入找異派來放言擾亂王家《論語》正統的《張侯論》呢。故亦可知《漢書‧平帝紀》提到的『論語』入列,必無其事實可以存在的丁點基礎。而且,亦知《張侯論》總結了當日西漢末年的《魯論》及《齊論》,而定於一尊,因為,當時根本就沒有偽《古論語》出世。不然,為何張禹會不知道並綜整或反駁呢?

五、小結

所謂《古論語》、《古文孝經》,如前所論,都是出現於東漢初年的古文偽經,吾人認為成於杜林之手,有其古文經學朋友,即西州黨羽及結識的友人衛宏之聯手。此吾人還另有專文考之。

亦知,《漢書》偽造了西漢平帝時,元始四、五年不存在於事實裡的《論語、孝經》儒生被徵至京的事件。亦可明白《漢書》偽史如林的冰山的另一小小角落。(劉有恒,2017.11.28寫於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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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1/25

談漢初張蒼未傳《左傳》----《漢書》裡的《左傳》偽傳承譜系考正之一

談漢初張蒼未傳《左傳》----《漢書》裡的《左傳》偽傳承譜系考正之一
 
一、前言
 
吾人已有〈談先秦《左傳》傳承偽史———從左丘明到張蒼的傳承譜系皆係偽史〉一文,考證魏到西晉年間的杜預寫《左氏春秋集解》時,引用的『劉向《別錄》云:「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吳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鐸椒。鐸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張蒼。」』內容純屬天方夜譚,非史實。而提到《漢書‧儒林傳》裡的《左傳》傳承起自張蒼當然屬胡說,而以下的一系《左傳》傳承表盡屬欺言,今證之。
 
《漢書‧儒林傳》裡有一段《左傳》傳承譜系,真實性有問題,一如其中的《毛詩》及《費氏易》及《古文尚書》傳承譜系皆初為成帝時的徐敖偽造,而《漢書》裡的所謂《古文尚書》傳承譜系,乃張霸偽百二篇古文尚書的傳承譜系,被班固魚目混珠納為真《古文尚書》傳承譜系,所謂的《古文尚書》,實只孔安國所傳過,但傳承泯滅,至成帝時早已外間無知者,都藏於中秘,劉歆想立之,但終於西漢及新莽,因王莽在政治上屬於務實派,不願開罪當日主流的儒生的今文學派,故劉歆主之的《古文尚書》《逸禮》《左傳》都非班固《漢書》偽稱得立,而實為不得立(更遑論劉歆看不起的偽稱子夏所傳的《毛詩》,又《漢書》偽稱《周禮》得立,亦無其事,有關《漢書》偽言的以上各經得立於王莽得志時代,皆係班彪班固尹敏等人合謀作偽,此吾人另有專文考辨之),於是於王莽末年,因大亂而或成灰燼。到王莽末年及東漢初,小學專家杜林把今文尚書的今文,改寫成古文,魚目混珠欺世人為西州所獲漆書古文尚書,東漢一傳此本,杜林同鄉賈逵作訓,馬融作傳,及鄭玄作注解。此吾人有數篇論文裡揭發過。二傳張霸偽百二篇古文尚書,從西漢塗惲子春傳給賈徽,而賈徽傳給賈逵,又孔子後代的孔僖亦被騙而傳張霸偽尚書,又《後漢書‧儒林傳》裡有尹敏、蓋豫、周防、丁鴻、楊倫、孫期等人所習的古文尚書是偽漆書古文尚書或偽張霸百二篇尚書,則史無明文。且賈逵此人,依《後漢書》竟傳二種偽版本,豈不人格分裂,顯不合理,應有偽說的部份,但無它證可據而查明。而《漢書‧儒林傳》裡《左傳》的傳承譜系,也非真正傳承譜系,而是班固偽造的。以下詳論之。
 
《漢書‧儒林傳》裡的《左傳》傳承譜系如下:
 
『漢興,北平侯張蒼及梁太傅賈誼、京兆尹張敞、太中大夫劉公子皆修春秋左氏傳。誼為左氏傳訓故,授趙人貫公,為河間獻王博士,子長卿為蕩陰令,授清河張禹長子。禹與蕭望之同時為御史,數為望之言左氏,望之善之,上書數以稱說。後望之為太子太傅,薦禹於宣帝,徵禹待詔,未及問,會疾死。授尹更始,更始傳子咸及翟方進、胡常。常授黎陽賈護季君,哀帝時待詔為郎,授蒼梧陳欽子佚,以左氏授王莽,至將軍。而劉歆從尹咸及翟方進受。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賈護、劉歆。』
 
案,此段偽譜系,一如吾人於〈《毛詩》是西漢成帝時徐敖偽造,乃偽孔門詩論 ———從《孔子詩論》論〈關雎〉證《毛詩》非孔門正傳(下)〉一文內,考徐敖偽造《毛詩》及《漢書‧儒林傳》裡的偽《毛詩》的偽傳承譜系時,曾指出,徐敖以成帝時或其前元帝時的王禹的《王禹記二十四篇》裡偽稱河間獻王及毛生所作為靈感,把那個『毛生』作為其偽造的詩經的始作者,而號《毛詩》,並敬稱毛生為毛公以欺世人。而且還偽稱毛公為河間獻王博士時,順帶把徐敖亦修習的《左傳》,以其偽《毛詩》及《毛詩故訓傳》初稿裡拿《左傳》為藥引,以匹合《毛詩》來搞微言大義時,一併為尊《毛詩》源頭的《左傳》也來偽造所謂趙人貫公傳《左傳》而被河間獻王封為《左傳》博士。並說明《漢書‧儒林傳》這張《左傳》於西漢傳承譜系為本之於徐敖偽造的《左傳》傳承表。其言趙人貫公被河間獻王立為《左傳》博士,就屬欺言。此見吾人所考;
 
『徐敖見《王禹記二十四篇》內講河間獻王與毛生造樂記,於是借河間獻王為其木鐸,讓此一河間獻王之心腹的毛生,來編出符合周文王及周公德化的《毛詩》吧,並且敬稱其為『毛公』。並假造毛公成了河間獻王的博士。而且也需要一併提升一下附會之本的《左傳》,也讓一位趙國貫公被河間獻王立為左傳博士。不過,貫公當上河間獻王的左傳博士一事,偏偏被劉歆露底了,原來劉歆在移書讓太常博士書裡指趙國貫公等都是『傳問民間,則有魯國柏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裡的民間的人物,而且左傳還是民間的『遺學』,如果河間獻王真立了左傳博士,那麼,左傳就是河間地的顯學,而且顯於天下一時一地了,何至於一直都是『民間』的『遺學』呢?』(劉有恒:〈《毛詩》是西漢成帝時徐敖偽造,乃偽孔門詩論 ———從《孔子詩論》論〈關雎〉證《毛詩》非孔門正傳(下)〉,2017.10.28筆於台北〉
 
而且吾人亦於上列文章內提示:《漢書‧儒林傳》裡的古文尚書偽傳承譜系裡,『庸生授清河胡常少子,以明穀梁春秋為博士、部刺史,又傳左氏。常授虢徐敖。敖為右扶風掾,又傳毛詩,授王璜、平陵塗惲子真。子真授河南桑欽君長。』而那位被傳《左氏》的胡常少子,為何不見於《漢書‧儒林傳》的《左傳》傳承譜系,且蕭望之亦與《左傳》傳承無關。
 
於此開始考證此見於《漢書‧儒林傳》而原出自徐敖此人為初稿的《左傳》偽傳承譜系內容為偽。
 
二、張蒼傳《左傳》為偽史(含論《張氏微》)
 
《漢書‧藝文志》有刋載書目《張氏微十篇》,此一張氏究竟是何人,清代沈欽韓《漢書藝文志疏證》言『疑張蒼』。按,《漢書‧儒林傳》於《左傳》傳承表講其『修《左氏春秋傳》』,但此《張氏微》究係何人所作?依《漢書‧藝文志》所列書目,多係劉歆以其認為之時代先後排列,於此《張氏微十篇》之前,為《鐸氏微三篇》,其後方,為《虞氏微,傳二篇》鐸氏及先秦的鐸椒,虞氏乃先秦的虞卿,則所謂的張氏,不就是先秦張某人嗎,而並非張蒼才是。但從清代沈欽韓起,先秦張氏被西漢張蒼戴之,其論調後人或有採之,不過,如顧實《漢書藝文志講疏》於《張氏微十篇》下並未從沈欽韓之臆說,而略之不講疏,是也。
 
有關張蒼的史實,當然,應首推司馬遷《史記》。《史記‧張丞相列傳》內指出,『張丞相蒼者,陽武人也。好書律歷。秦時為御史,主柱下方書。有罪,亡歸。………蒼以代相從攻臧荼有功,以六年中封為北平侯,食邑千二百戶。……遷為計相,一月,更以列侯為主計四歲。是時蕭何為相國,而張蒼乃自秦時為柱下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蒼又善用算律歷,故令蒼以列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者。黥布反亡,漢立皇子長為淮南王,而張蒼相之。十四年,遷為御史大夫。……自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會天下初定,將相公卿皆軍吏。張蒼為計相時,緒正律歷。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因故秦時本以十月為歲首,弗革。推五德之運,以為漢當水德之時,尚黑如故。吹律調樂,入之音聲,及以比定律令。若百工,天下作程品。至於為丞相,卒就之,故漢家言律歷者,本之張蒼。蒼本好書,無所不觀,無所不通,而尤善律歷。………蒼為丞相十餘年,魯人公孫臣上書言漢土德時,其符有黃龍當見。詔下其議張蒼,張蒼以為非是,罷之。其後黃龍見成紀,於是文帝召公孫臣以為博士,草土德之歷制度,更元年。張丞相由此自絀,謝病稱老。……。』
 
從司馬遷之記裡,可以見到張蒼其人於秦時,『好書律歷』『善用算律歷』,其職務是『柱下史』,『主柱下方書』。按所謂的『方書』,就是天文術數律歷等方術之書,秦代滅學,惟實用之書可存,而張蒼在秦時,任為御史及柱下史,管理京城的天文術數律歷方術之書。而且天文數術方術又與數學脫離不了關係,此所以張蒼『明習天下圖書計籍』,漢初就以列侯居相府,管理『郡國上計』,即『計相』之職,而他任計相時,一併『緒正律歷』,『推五德之運,以為漢當水德之時,尚黑如故。吹律調樂,入之音聲,及以比定律令。若百工,天下作程品。』任丞相後,於是推行之,所以司馬遷言:『漢家言律歷者,本之張蒼。蒼本好書,無所不觀,無所不通,而尤善律歷』。又於《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文裡指出:『……呂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孫固、韓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書,不同勝紀。漢相張蒼歷譜五德,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義,頗著文焉。』於《史記。歷書》則言:『漢興,高祖曰「北畤待我而起」,亦自以為獲水德之瑞。雖明習歷及張蒼等,咸以為然。是時天下初定,方綱紀大基,高后女主,皆未遑,故襲秦正朔服色。至孝文時,魯人公孫臣以終始五德上書,言「漢得土德,宜更元,改正朔,易服色。當有瑞,瑞黃龍見」。事下丞相張蒼,張蒼亦學律歷,以為非是,罷之。其後黃龍見成紀,張蒼自黜,所欲論著不成。』
 
又《史記‧封禪書》亦言:『魯人公孫臣上書曰:「始秦得水德,今漢受之,推終始傳,則漢當土德,土德之應黃龍見。宜改正朔,易服色,色上黃。」是時丞相張蒼好律歷,以為漢乃水德之始,故河決金隄,其符也。年始冬十月,色外黑內赤,與德相應。如公孫臣言,非也。罷之。後三歲,黃龍見成紀。文帝乃召公孫臣,拜為博士,與諸生草改歷服色事。其夏,下詔曰:「異物之神見于成紀,無害於民,歲以有年。朕祈郊上帝諸神,禮官議,無諱以勞朕。」有司皆曰「古者天子夏親郊,祀上帝於郊,故曰郊」。於是夏四月,文帝始郊見雍五畤祠,衣皆上赤。』
 
而班固《漢書》有關張蒼事蹟,皆抄自《史記》。
 
從《史記》記載來看,張蒼其人,『好書,無所不觀,無所不通,而尤善律歷』,如果中秘真有《左傳》或他自已於呂后廢挾書律後得見《左傳》,當然會觀之及通之。但問題在於,當年在秦始皇末年禁詩書等滅學時,燒了《秦記》以外所有的史書,而《左傳》就是秦始皇痛之必欲除掉的歷史書,秦始皇怎會讓它存在或收入中秘讓博士執掌。故,於中秘必無《左傳》,後來劉邦入秦都長安,蕭何收秦宮內的圖書,必無《左傳》,故張蒼必不可能在中秘看到《左傳》,《左傳》應藏於民間的儒者手上。
 
故衡之於秦滅史書,《左傳》必滅於朝廷及中秘。秦代張蒼任柱下史,亦必不得見被燒掉的《左傳》於官所或於秦代一代。至漢高祖劉邦時代,挾書律未廢,天下的《左傳》亦不得見,至呂后當權,挾書律除掉,天下人始得自由見各種禁書,包括《左傳》,而民間儒者自有《左傳》在人間,是不是被張蒼看到,實無史料明證。而張蒼任職的專業是律歷方術,會推五德之運,談漢朝應水德之類,倒是燕趙方士及談天衍的鄒衍一流人物。《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文在談包括《左氏春秋》及所有後來的先秦至西漢的春秋類著作時,談到了:『……呂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孫固、韓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書,不同勝紀。漢相張蒼歷譜五德,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義,頗著文焉。』其中所談漢相張蒼歷譜五德,並非指張蒼是《左傳》引申得五德,此五德之運就是先秦鄒衍所談的終始五德,和《左傳》無關。再看司馬遷所談董仲舒推春秋義,董仲舒所宗乃公羊春秋,故很明白,司馬遷於《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所談包括《左氏春秋》在內的諸家談春秋,所列出的諸家,如鐸椒、虞卿或張蒼或《呂氏春秋》都非一定指《左傳》有關,反而是廣泛的春秋之義,即指史書而言。故而像《漢書‧儒林傳》所言:『漢興,北平侯張蒼………修春秋左氏傳。』就引《史記》內容分析之,得不到張蒼傳了《左傳》的明確證據。而從杜預《左氏春秋集解》引用的『劉向《別錄》云:「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吳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鐸椒。鐸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張蒼。」』此譜系純屬胡謅,吾人亦於〈談先秦《左傳》傳承偽史———從左丘明到張蒼的傳承譜系皆係偽史〉探討其非是了,張蒼不可能傳到荀子:
 
『更不堪再揭此劉向《別錄》所言,『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張蒼。』
 
司馬遷《史記》內查中秘所藏,為《虞氏春秋》八篇,到了此劉向《別錄》言《抄撮》九卷。而《漢書‧藝文志》講《虞氏微傳二篇》,書名及篇目名稱及數目都不合。而且一如前論,虞卿的《虞氏春秋》內容從春秋到戰國末年,而且還去授給荀子。按,荀子就是趙孝成王時代前後死的,他又如何在垂死之年還找趙孝成王的相虞卿去被授與《虞氏春秋》,故而只要一查年代之不合及與人情事理不合,即知,此所謂『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根本就是偽言欺世。
 
而且,此劉向《別錄》還說,『荀卿授張蒼』虞卿作《抄撮》九卷,更是不知所云的偽言偽語。張蒼其人,依司馬遷的《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末敍:『漢相張蒼歷譜五德,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義,頗著文焉。』此劉向《別錄》談止於漢初的張蒼,當是抄自《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文內的有提到張蒼之歷譜五德,在論春秋時一併談到,於是講張蒼傳了《左傳》,於是下開班固《漢書‧儒林傳》的西漢《左傳》偽傳承譜系。……。』
 
因為荀子死在趙孝成王時代,傳不到虞卿的《虞氏春秋》,那麼他又何能再去傳給張蒼。況且荀子死時(約前238年春申君死而蕳陵令廢之前後,此時荀子約98歲了,有關荀子生卒年最近考釋見林桂榛〈荀子生卒年問題新證————以《鹽鐵論》兩則記載為中心〉,《邯鄲學院學報》,2014),張蒼(前253—前152年)還是個未成年小子,不知如何能去向垂死的荀子去被授予《虞氏春秋》?一查年代不合,即知所謂劉向《別錄》內容光怪陸離,竟可以騙倒二千年學界,真是怪事。劉向《別錄》的『荀卿傳張蒼』不是事實,以該張偽傳承表來看,荀子未傳《左傳》給張蒼,故而張蒼未被傳《左傳》,對於相信這張劉向《別錄》偽表的人,此一辨偽就已讓偽傳承壽終了,可得證張蒼未傳《左傳》。(劉有恒,2017.11.25寫於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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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1/23

從郭店楚簡本《緇衣》引《小雅‧都人士》證《毛詩》偽造於西漢

從郭店楚簡本《緇衣》引《小雅‧都人士》證《毛詩》偽造於西漢
—————郭店楚簡本確立《毛詩》是偽經
 
先秦郭店楚簡本《緇衣》引《詩》曰:『亓頌不改,出言又丨,利民所信』,今本《禮記‧緇衣》則為『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而今本抄自《毛詩》的詩經,則於《小雅‧都人士》亦完全同於今本《禮記‧緇衣》,為『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六句。

按,廖名春先生《新出楚簡試論》一書釋『頌』字應為『容』,並贊同李零釋『丨』為『訓』,與『信』同押。即郭店楚簡本《緇衣》引《詩》曰:『亓頌不改,出言又丨,利民所信』,即『其容不改,出言有訓,利民所信』。按,今本《詩經》,應魯、齊、韓三家詩都失傳,故全依《毛詩》版本。此《小雅‧都人士》篇全文如下;


『彼都人士,狐裘黄黄。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於周,萬民所望。
彼都人士,台笠緇撮。彼君子女,綢直如發。我不見兮,我心不說。
彼都人士,充耳琇實。彼君子女,謂之尹吉。我不見兮,我心苑結。
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發如蠆。我不見兮,言從之邁。
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發則有旟。我不見兮,雲何盱矣。』
 
但,如依三家詩,此篇詩的首章『彼都人士,狐裘黄黄。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於周,萬民所望』是不存在的,只有以下的四章構成。
 
於是一較出土的郭店楚蕳本《緇衣》,見所引《詩》只有三句『其容不改,出言有訓,利民所信』,但到了西漢到東漢《禮記》定稿後,則《禮記‧緇衣》篇引《詩》即有『彼都人士,狐裘黄黄。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於周,萬民所望』六句。

於是,確定了,所謂的《毛詩》,就是西漢人所作,其訂《小雅‧都人士》篇的作風,是看一看當日火紅的魯、齊、韓三家詩於《小雅‧都人士》篇都只有四章,而此偽造《毛詩》而自稱是先秦子夏所傳的西漢成帝時的徐敖,他成《毛詩》的宗旨就是在西漢所出現的先秦古籍內查找資料,看一看西漢出世的先秦古籍,或他以為是先秦古籍,而不知被西漢人偽造出世或加油添醋的古籍內,有沒有引《詩》的資料,而係三家詩所沒有的,他就抄進去,於是可以自眩是出自於先秦,比三家詩都要古到符合先秦出世經籍。於是乎,他一查當日的《禮記》,他認為這係先秦所傳,不知是西漢人有加工的成份,於是見到《禮記‧緇衣》內引用了一句《詩經》的『彼都人士,狐裘黄黄。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於周,萬民所望』,此句是三家詩裡找不到的。如果他把此六句插入到他偽造的《毛詩》內,就可以自炫這真是先秦古傳的《詩經》版本,號稱子夏所傳,定可唬遍天下無敵了。不信請看《毛詩》竟完全符合先秦《禮記‧緇衣》裡所引詩句,而三家詩却遺漏,顯可明三家詩非先秦古傳。

但此六句應插入到三百零五篇裡的哪一篇呢。他一見此六句首句的『彼都人士』,正好符合當日三家詩的《都人士》篇裡的首章、次章、三章的第一句『彼都人士』,於是打定主意插入到《都人士》篇吧。但插入到哪一章之間去呢。不如擺在首章醒目,於是在三家詩的《小雅‧都人士》篇,添了一章『彼都人士,狐裘黄黄。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於周,萬民所望』在首章處,即今日《詩經》抄《毛詩》版本的《小雅‧都人士》篇了。
 
於是從《毛詩》出世後,首先劉歆於《七略》裡,就因為看不到《毛詩》有先秦古文版本,却自謂子夏所傳,存心奚落《毛詩》是『自謂子夏所傳』(《漢書‧藝文志》),指《毛詩》自說自話,自己說此版本是子夏的版本。而到了後世,大多學者反而信之不疑。如南宋葉夢得就認為《毛詩》與《禮記》《左傳》無往而不合。近人亦多持此種論調。但有學者反而可得出,因為它最晚出,雜抄《禮記》《左傳》《儀禮》等等,而三家詩不見者,都一律抄入,於是不深思者以為它最古,如葉夢得即一例。又如呂祖謙認為《毛詩》最得真等,都是此等古來學者不深思者之論調。
 
如今,藉由出土文物,反而得見真相大明於今世。原來,先秦《小雅‧都人士》篇根本就不是今日《毛詩》裡的《小雅‧都人士》的長相,《毛詩》抄了西漢人的《禮記‧緇衣》的『彼都人士,狐裘黄黄。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於周,萬民所望』納入首章,以為如此可以騙過世人,而果真騙了古今兩千年,到郭店楚簡出世,始知,原來《毛詩》裡的《小雅‧都人士》的長相,是抄自西漢錯誤版本的『彼都人士,狐裘黄黄。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於周,萬民所望』六句,在先秦子夏那個時代,原倒只有個三句『其容不改,出言有訓,利民所信』,還不一定真是出自於《小雅‧都人士》,說不定是逸詩。因為,如此六句,其押韻亦與它四章不合。三家詩的《小雅‧都人士》只有今本除了首章外的其他四章,反而應該是先秦古傳的真正《小雅‧都人士》篇內容。
 
於是,結論就出來了。《毛詩》於三家詩最為晚出,是雜取西漢時出世的被西漢人塗改過的先秦古籍,而以為真是先秦原汁原味,於是就抄入《毛詩》以騙世人,說此為最得真,人人去查《禮記》《左傳》《儀禮》等,都可以發現完全符合,而能『其得聖人之宗旨』(南宋范處義《詩補傳》),必為先秦子夏所傳,東漢諸搞古文經學者盡受其騙,而其後更瞞天入地,真有騙倒後世千萬載的架式。

如非郭店楚簡本之出,今日學界受《毛詩》之欺,言必頌讚《毛詩》的經學及詩經研究者都還車載斗量呢。而到現在都還未查明郭店楚簡本之出對於《毛詩》的致命性一擊的渾渾噩噩者,在學界都還不乏其人呢。(劉有恒,2017.11.23寫於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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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1/22

談《文選》所載孔安國《尚書序》確為後人偽造

談《文選》所載孔安國《尚書序》確為後人偽造
 
於《昭明文選》卷四十五載有孔安國的《尚書序》,一查內容,即知是篇偽序。
 
該偽造的孔安國《尚書序》全文曰:
 
『古者伏犧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於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奧義,其歸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為大訓。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即謂上世帝王遺書也。


  先君孔子,生於周末,睹史籍之煩文,懼覽之者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為三百篇,約史記而修春秋,讚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於周,芟夷煩亂,翦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並受其義。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於屋壁。


  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至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為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以,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皋陶謨,盤庚三篇合為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並序,凡五十九篇,為四十六卷。其餘錯亂摩滅,不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


  承詔為五十九篇作傳,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採摭群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於將來。書序,序所以為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既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之子孫,以貽後世。若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
 
崔海鷹先生〈孔安國《尚書序》真偽及史料價值辨證〉一文,曾獲中國孔子研究院2015年度學術活動月微文第一名,後又刊於《湖南科技學院學報》2015年第11期,是最近期對於這篇刋於六朝南齊梁間的《文選》的孔安國《尚書序》的考證文,他舉列古來對此序文的懷疑時曰:

『自宋代以來,孔安國《尚書序》斷斷續續地受到學者質疑。朱子首疑此序「不類西京文字氣象,未必真安國所作」。閻若璩則以《序》言「科鬥書廢已久」等,而疑其本許慎《說文序》而作。顧頡剛先生又以孔《序》列少昊為五帝之首而疑其後出。李振興先生則以《史記》、《漢書》未載該序所謂「承詔為五十九篇作傳」,以及《序》中不合有「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為由而定其為晉、宋間人偽作。』

也談到近來內地學界有人翻案,認其為孔安國真作,而崔海鷹先生的結論亦如同近來內地一些學人,認為此為孔安國親筆真作。但吾人只有一讀之下,偽情畢現。不妨談談,以正視聽。
 
一見文末『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即知此文乃後人偽作,而其參考的,就是《漢書‧儒林傳》:『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茲多於是矣。遭巫蠱,未立於學官。』而班固此段文字前『『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茲多於是矣』抄《史記》,後之『遭巫蠱,未立於學官』,乃抄自哀帝時劉歆責讓太常博士的書信裡的『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按,孔安國早亡,在司馬遷《史記》裡就已明言。不及見巫蠱事的發生。劉歆偽造孔安國獻書於巫蠱事,此古人常常在作偽時沒有去詳查年代的要匹合,故而常常因而被後人抓到作偽之跡。劉歆此種說法,只是因為他看到司馬遷《史記》直記到武帝元狩元年(前122年)的史實內,沒有講到孔安國獻書,如今要造偽史,為了避開被後人以《史記》沒載而洩出偽情,所以托之於司馬遷《史記》完成後的征和二年(前91年)的巫蠱事件。而自以為天衣無縫。一如東漢末應劭偽造《方言》,但見《漢書》沒有記載揚雄有《方言》之作,而想偽托是揚雄寫的,於是假造〈劉歆與揚雄書〉及〈揚雄與劉歆書〉兩封偽信附於《方言》之後,交待為何班固未收是有理由的,因為劉歆被揚雄拒絕交出《方言》,所以寫不進《七略》,因而《漢書‧藝文志》無載是同一思維。但偽書何易作,十分容易被識破。而劉歆躲掉了《史記》未載這一關,但躲不掉孔安國於《史記》成書前就早就死掉了,還被司馬遷寫進《史記》說他早卒,怎會活到親見征和二年(前91年)的巫蠱事件的屍骨已寒的時侯。故一查孔安國的亡故之年,即知此孔安國《尚書序》是偽序,後人所作。
 
而此人,必為見到班固《漢書》的班固時代以後,從東漢中葉以後到六朝南齊以前的人物。因為,內容的『至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抄自劉歆責讓太常博士書,而此孔安國《尚書序》劉歆未講的孔子壁中出世的『論語、孝經』,那是班固《漢書》裡抄偽古文經學史同謀的尹敏此人的說法(按,《後漢書》故意不錄,但可見於東漢官修《東觀漢記》的《尹敏傳》他的偽造之語:『孔鮒藏尚書、孝經、論語於夫子舊堂壁中』),被班固依尹敏偽言添入《漢書‧藝文志》中成了『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鍾磬之音,於是懼,乃止不壞。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于學官。』而此偽孔安國《尚書序》內的所謂『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就是抄《漢書‧藝文志》的。
 
孔安國都沒有活見到司馬遷寫成《史記》之日,又何況再能活個二百歲到看到《漢書》的年代,故明明白白,《文選》裡的孔安國《尚書序》就是篇後人偽造的假序,即使不再舉更多的辨辭,都已不堪以上駁論一駁了,因此,除非能證明孔安國活到親見巫蠱事件,及再活到東漢能親見班彪、班固、班昭的《漢書》成書,實不必花費心思,再巧言飾辭一通來辯其為真的,反而有害於學術之顛倒學術真相之風不可長。(劉有恒,2017.11.22寫於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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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1/22

談先秦《左傳》傳承偽史———從左丘明到張蒼的傳承譜系皆係偽史

談先秦《左傳》傳承偽史———從左丘明到張蒼的傳承譜系皆係偽史
 
《左傳》當然不是如清末康有為《新學偽經考》裡所謂是西漢劉歆偽造的。《左傳》成於先秦戰國時代,可能係三晉人寫的,不是《史記》所稱的魯君子左丘明。所以西晉武帝太康年間於魏安釐王墓裡所發掘出來的竹書裡有『《師春》一篇,書《左傳》諸卜筮,「師春」似是造書者姓名也。』(《晉書‧皇甫謐子方回摯虞束皙王接傳》),故知,安釐王時當秦統一六國前夕,於王墓裡竟有《左傳》文字,故當然是先秦重要史書。只是漢興後,有古文《左傳》藏於中秘,此本司馬遷親見,故於《史記》內提到它是古文版本,且著史時也有採擇之。但民間也有傳承,最清楚的證據,就是在成帝時,東萊的張霸偽造百二篇古文尚書時,就用到《左傳》,故可以知道民間及儒者間必有流傳《左傳》,而萬壑齊響,不是班固硬要搞的那個偽《左傳》傳承表。
 
三國東吳到西晉的杜預寫《春秋左傳集解》時,引用劉向的《別錄》裡指出:
『劉向《別錄》云:「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吳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鐸椒。鐸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張蒼。」』
 
如果劉向真有此說,則劉向此公的學問亦不甚了了了。因為,即便吾人把以上引文視為劉向本人的《別錄》文字,但劉向的《別錄》又非宇宙公理,只是劉向一人的見解,出處是哪裡或只是劉向腦細胞裡的猜度,無人可曉,故亦只能泛泛觀之,視為西漢劉向其人個人看法或猜測而已。故而,此段內容竟為偽說,以下釋之。
 
一、從左丘明至鐸椒間傳承不成立
 
以上,劉向《別錄》裡那一段從左丘明傳到楚人鐸椒間的傳承,如左丘明寫《左傳》一如現代學者普遍考證是為不成立,則此段天方夜譚當然不成立。
 
二、從鐸椒到虞卿間傳承不成立
 
而司馬遷則對於所謂鐸椒及虞卿的作品,倒有其記載。《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文曰:『鐸椒為楚威王傅,為王不能盡觀春秋,采取成敗,卒四十章,為《鐸氏微》。趙孝成王時,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觀近勢,亦著八篇,為《虞氏春秋》。』其後又敍:『漢相張蒼歷譜五德,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義,頗著文焉。』按,司馬遷於中秘親可見《鐸氏微》四十章,及《虞氏春秋》八篇,故詳述內容。顯見《鐸氏微》是楚威王的傅,因為春秋太長篇,恐其不耐煩看,於是寫了四十章的有關成敗的內容,來警惕楚威王。也就是說,鐸椒的《鐸氏微》是不是從《左傳》採來的素材,《史記》沒有講清楚,但只講明與成敗有關的內容取了四十段寫了四十章而己。故可以知,鐸椒是不是傳《左傳》,司馬遷都沒有講明,而且,據司馬遷此段文字,鐸椒所取的內容是有關歷史上的成敗事件。《左傳》內容記事記言,包羅萬象,於春秋時代有二百多年的其間的史事,採擷宏富,其中成敗事件只佔一小部份而已。鐸椒的有關成敗的史事四十章即便從《左傳》取出,內容也只是《左傳》的冰山一角。
 
如此再看一看杜預所引劉向《別錄》所說:『鐸椒作《抄撮》八卷』,司馬遷《史記》說《鐸氏微》四十章,而此處劉向《別錄》說八卷《抄撮》,就似已有落差,是不是四十章等同八卷,或此處劉向《別錄》所言八卷又是偽說,因為《漢書‧藝文志》據劉歆《七略》為底本,而《七略》又是除了依其父劉向《別錄》裡摘略,而且劉向未完成者補全,在《漢書‧藝文志》裡記的是《鐸氏微三篇》,於是司馬遷的所見中秘《鐸氏微》四十章,到了此劉向《別錄》,成了《抄撮》八卷,而到了劉歆,又成了《鐸氏微三篇》,篇目如此其亂。
 
再看一看,此劉向《別錄》裡又言:『鐸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
 
那麼鐸椒傳授給虞卿的是他個人簡之又簡,只有記成敗事件的史事,就算是來自《左傳》的成敗事件四十則,那麼虞卿所獲傳承如此其稀,還算得上是傳了《左傳》嗎,還是只曉史事成敗四十則,但一查《史記》,則《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文曰:『趙孝成王時,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觀近勢,亦著八篇,為《虞氏春秋》。』司馬遷講趙孝成王時的其相虞卿采了春秋,及春秋時代之後的『近勢』(近代史事),寫了八篇的《虞氏春秋》,如此即知虞卿的著作《虞氏春秋》的時代更延至春秋時代之後,到了趙孝成王的戰國時代,其卒於公元前245年,過了二十五年秦就統一了天下,故為戰國末年。《虞氏春秋》的內容可說是遍及於東周的春秋戰國時代的史事,《左傳》都包含不了,分明不是《左傳》一書同質性,而且司馬遷亦不言其與《左傳》有同質性,故即使有採用到《左傳》,也是其《虞氏春秋》內的歷史長河的春秋那一段時間的史事。司馬遷也未言虞卿《虞氏春秋》來自於鐸椒所傳。《虞氏春秋》及《鐸氏微》連涉及的歷史時期都有長短之不同,不知如何傳起,且不合司馬遷於中秘所見。故而即知,此劉向《別錄》所言,『鐸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根本就是胡說八道一通。
 
三、從虞卿到荀子及荀子傳張蒼的傳承不成立
 
更不堪再揭此劉向《別錄》所言,『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張蒼。』
 
司馬遷《史記》內查中秘所藏,為《虞氏春秋》八篇,到了此劉向《別錄》言《抄撮》九卷。而《漢書‧藝文志》講《虞氏微傳二篇》,書名及篇目名稱及數目都不合。而且一如前論,虞卿的《虞氏春秋》內容從春秋到戰國末年,而且還去授給荀子。按,荀子就是趙孝成王時代前後死的,他又如何在垂死之年還找趙孝成王的相虞卿去被授與《虞氏春秋》,故而只要一查年代之不合及與人情事理不合,即知,此所謂『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根本就是偽言欺世。
 
而且,此劉向《別錄》還說,『荀卿授張蒼』虞卿作《抄撮》九卷,更是不知所云的偽言偽語。張蒼其人,依司馬遷的《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末敍:『漢相張蒼歷譜五德,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義,頗著文焉。』此劉向《別錄》談止於漢初的張蒼,當是抄自《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文內的有提到張蒼之歷譜五德,在論春秋時一併談到,於是講張蒼傳了《左傳》,於是下開班固《漢書‧儒林傳》的西漢《左傳》偽傳承譜系:『漢興,北平侯張蒼及梁太傅賈誼、京兆尹張敞、太中大夫劉公子皆修春秋左氏傳。誼為左氏傳訓故,授趙人貫公,為河間獻王博士,子長卿為蕩陰令,授清河張禹長子。』云云,此吾人另文探其偽況之。
 
故而,從杜預所引劉向《別錄》裡的傳承,從鐸椒傳虞卿,到虞卿傳荀子,到荀子傳張蒼,都是欺世偽說。令人懷疑,雖學界普遍認為劉向的《別錄》亡於唐代,但由以上所論觀之,三國到西晉的杜預其人,所寫的《春秋左傳集解》內所引劉向《別錄》裡有關先秦《左傳》傳承的胡說八道,即知若不是劉向其人實際上是個偽言欺世的小人儒,就是劉向《別錄》實己亡於東漢末年董卓之亂的那一把火。於三國時代劉向《別錄》的偽書就已出世,被杜預文抄以為真理。
 
四、結語
 
但後人讀書,都不查證而信之不疑,譇君好學者,可以查遍坊間古今經學或《左傳》之書或論文,可見文抄公們鋪天蓋地,誤後學不止之慘況。(劉有恒,2017.11.22寫於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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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1/20

西漢成帝年間的偽古學集團活動的朝中助手----丞相平當

西漢成帝年間的偽古學集團活動的朝中助手----丞相平當
————兼談《漢書‧儒林傳》裡張霸偽《古文尚書》傳承譜系
 
一、劉歆在偽古學裡扮演的角色
 
歷來談經學史的,於古代弗論,因為都是大抄《漢書》裡的偽學術史論學。而近代以來,在清末,始有一些學者懷疑兩漢今古文經學之爭裡,那位佐王莽移漢鼎的國師劉歆是偽古文經的始作俑者。甚至如康有為,誇大其辭,於《新學偽經考》裡指劉歆遍偽郡經。其實,劉歆在偽古學集團活動裡所扮演的角色並非如康有為等人所說的是偽古學活動的偽一主角,而且也不是遍偽所有經典。他的主要偽跡,是:
 
(一)、為了宣揚古文經的與孔家的關係,偽言《逸禮》出於魯共王壞孔子壁時,及偽言孔子後人孔安國獻之。而連帶把《古文尚書》也牽托進去。
(二)、助王莽掌權而將中秘《周官》一書,擴充添偽。
(三)、以元始四年招天下通學術者至長安,集眾儒之說,但心有所主,而官訂各經,如《左傳》《爾雅》等原有經文內塞入新材料。
(四)、其他如假稱漢武帝立樂府采詩。…………
 
二、《毛詩》偽造於徐敖,與劉歆無關
 
但一如吾人於其它文章裡,曾指出,《毛詩》此一偽經與劉歆無關,何況劉歆為魯詩傳統,其先人劉郢和魯詩的成立者申公為同師門的同學,劉歆對《毛詩》沒有好感,直接斥毛詩自謂子夏所傳不成立。而且也不立《毛詩》,此三國東吳的陸璣曾指出,兩漢及王莽時期,《毛詩》皆未立學官,正好拆穿班彪班固《漢書》裡的欺世謊話。
 
三、《費氏易》偽造於徐敖同伙王璜,與劉歆無關
 
吾人另於它文裡亦證,《費氏易》偽經與劉歆亦無關,而《毛詩》偽於成帝時的徐敖,《費氏易》偽於徐敖同一作偽團伙的王璜。此兩人的時代都在成帝時。王璜其人拜東萊的費直為師學易,之後以西漢初年的易經十翼解周易上下經,而號為其師所傳,其人亦為徐敖造假《毛詩》時的同伙,在徐敖所講偽《毛詩》傳承譜系裡,列為徐敖授王璜《毛詩》,其實兩人是造偽古經同伙,一造《毛詩》,一造《費氏易》。此一《費氏易》劉歆顧也不顧,根本沒有在意,因為無古文經為證,一如《毛詩》無古文經,劉歆在中秘裡一查就甚詳,於是根本連好感也沒有,也沒有什麼立的必要,至於《漢書》裡有關《毛詩》《費氏易》的文字,全屬班固造偽史之下的成果,班固造偽史張大在西漢完全失敗的古學的假成就史,被東漢末馬融弟子盧植還大大贊揚,以班固造假古文經學的西漢發皇史而護古學有功而列入表彰,此可見於《後漢書》盧植傳裡。
 
四、造偽古學集團第一炮——張霸偽百二篇古文尚書出師未捷
 
在東萊地區,出了一個寫《費氏易》的王璜之師費直,但也就在成帝年間,出生了一件偽古經的東窗事發事件,那就是也是東萊地區,出了一個張霸,參考了《左傳》及《尚書序》等,而假造了《百篇尚書》,即假的古文尚書一百零二篇之數。
 
東漢的班固的《漢書‧儒林傳》:『世所傳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為數十,又采左氏傳、書敘為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求其古文者,霸以能為百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霸辭受父,父有弟子尉氏樊並。時太中大夫平當、侍御史周敞勸上存之。後樊並謀反,乃黜其書。』
 
東漢稍晚於班固的王充於《論衡‧正說篇》更詳述之:『至孝成皇帝時,徵為古文《尚書》學。東海張霸案百篇之序,空造百兩之篇,獻之成帝。帝出祕百篇以校之,皆不相應,於是下霸於吏。吏白霸罪當至死。成帝高其才而不誅,亦惜其文而不滅。故百兩之篇傳在世間者,傳見之人則謂《尚書》本有百兩篇矣。』
 
五、《漢書‧儒林傳》的《古文尚書》傳承譜系是偽的,因外間無傳承,故張霸敢以身試法
 
可見到張霸此一費直的同鄉,敢於偽造《古文尚書》,徵之於《漢書》及《論衡》,發現到所謂《古文尚書》,於民間並沒有傳承,又可證《漢書‧儒林傳》的《古文尚書》傳承譜系是偽的,《漢書‧儒林傳》言曰:
 
『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茲多於是矣。遭巫蠱,未立於學官。安國為諫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都尉朝授膠東庸生。庸生授清河胡常少子,以明穀梁春秋為博士、部刺史,又傳左氏。常授虢徐敖。敖為右扶風掾,又傳毛詩,授王璜、平陵塗惲子真。子真授河南桑欽君長。王莽時,諸學皆立。劉歆為國師,璜、惲等皆貴顯。世所傳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為數十,又采左氏傳、書敘為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求其古文者,霸以能為百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霸辭受父,父有弟子尉氏樊並。時太中大夫平當、侍御史周敞勸上存之。後樊並謀反,乃黜其書。』
 
孔安國有《古文尚書》,而以今文讀之,此司馬遷《史記》之記實之言。而司馬遷《史記》亦採孔安國《古文尚書》,此亦實情。但司馬遷得見《古文尚書》,是不是孔安國所獻,《史記》沒講,但中秘有此藏書。而《漢書‧儒林傳》所說的『都尉朝授膠東庸生。庸生授清河胡常少子,以明穀梁春秋為博士、部刺史,又傳左氏。常授虢徐敖。敖為右扶風掾,又傳毛詩,授王璜、平陵塗惲子真。子真授河南桑欽君長。』此一譜系,都是偽造的。因為,一如張霸事件,成帝時,《古文尚書》已在中秘,成帝何求,應該求曉古文尚書者,但如依班固的《古文尚書》偽傳承譜系,孔安國把《古文尚書》授給都尉朝,都尉朝又授給膠東庸生,而膠東庸生又授給清河少子,而該人又因穀梁春秋而當了博士。胡常傳《古文尚書》給徐敖,徐敖又把《古文尚書》傳給王璜。那麼在成帝一朝,天下有徐敖及王璜其人,都傳了《古文尚書》,成帝就直接找徐敖或王璜此可,不此之圖,還以徵張霸此人到京傳偽《古文尚書》。
 
六、偽古集團偽古的偽河間獻王雅樂、《周官‧大司樂》未打響名號
 
吾人只要把徐敖偽造《毛詩》、王璜偽造《費氏易》,及東萊地區王璜老師費直的同鄉張霸偽造《古文尚書》及徐敖偽造《毛詩》時,又涉及了牽托到其見到了中秘內《周官》及和一部偽《樂記》的《王禹記二十四篇》裡談河間獻王及毛生採《周官》論樂篇章(即《周官‧大司樂》)和諸子論樂事而成《王禹記二十四篇》,而《王禹記二十四篇》於班固偽史《漢書‧禮樂志》裡偽稱王禹獻二十四篇的《王禹記二十四篇》,而後來大夫博士平當還偽言替王禹偽造的河間樂(偽造的河間獻王的雅樂)說項。而張霸寫偽經得以不死,也是時為太中大夫的平當為之說情。於是乎,平當此人,一看以上的偽古學於成帝裡的造古事件,原來是朝中有人為之接應,和此一偽古集團為同伙的此人,就是在班固《漢書‧雋疏于薛平彭傳》裡那個與兒子平晏兩人,是為西漢惟二父子檔皆當上丞相的所謂『漢興,唯韋(賢)、平父子至宰相』之一。(按,吾人認為,《周官‧大司樂》的偽造者,就是與偽造河間獻王雅樂者是同一人,是個音樂之才,應即所謂的王禹其人)。
 
七、在朝有平當,為偽古學出世的兩次失敗事件裡的附偽及說項者
 
再查考一下,張霸上偽《古文尚書》,其罪當誅,為何平當此一朝中大臣會包庇之。而王禹的弟子宋曄假稱其師王禹有河間獻王的雅樂的河間樂時,為何平當敢把河間獻王未曾獻過的所謂河間獻王的雅樂,於包庇宋曄的獻河間樂要朝廷接受時偽稱武帝時河間獻王已獻過,而敢偽稱『時大儒公孫弘、董仲舒等皆以為音中正雅,立之大樂。春秋鄉射,作於學官,希闊不講。故自公卿大夫觀聽者,但聞鑑鎗,不曉其意,而欲以風諭眾庶,其道無由。是以行之百有餘年,德化至今未成。』(《漢書‧禮樂志》)明明到成帝時,一查宮中並無存在有河間獻王的雅樂,故『事下公卿,以為久遠難分明』,朝中官員全都查不到子虛烏有的河間樂存在於大樂,而認為久遠難分明。
 
因為,從上述論證時,看出,平當就是在成帝時期,於朝中接應朝外的偽古學團伙的朝中內應。張霸敢獻偽《古文尚書》,此偽古學團伙的偽書第一炮,但出師未捷而被識破,因為,《古文尚書》其實,並不存在於外間,孔安國雖授《古文尚書》,但其傳承泯滅,到成帝時外間無知《古文尚書》的長相。於是張霸敢假造《古文尚書》,也一併得證,班固於《漢書‧儒林傳》裡所列的《古文尚書》傳承譜系是假的。(不過,此一傳承偽譜,劉歆倒有聽聞,所以他在哀帝年間因為太常博士不同意立古文尚書、逸禮及左傳而寫信責讓時,提到膠東庸生傳『遣學』,應係指此一偽譜系。)此一《古文尚書》偽譜系,一如吾人於另文裡指出,《毛詩》傳承偽譜系出自徐敖,此張《古文尚書》偽譜系初亦出自於徐敖,徐敖死後的纈譜系都是班固偽造的。
 
而徐敖敢列此偽譜系,乃不知孔安國《古文尚書》的長相,依同夥張霸的《古文尚書》當自已傳《古文尚書》,而且在偽譜系裡又把同伙王璜當個弟子,傳《古文尚書》,說穿了,這張大拉拉擺在《漢書‧儒林傳》的《古文尚書》偽譜系的一部份,就在張霸的百篇偽古文尚書的傳承譜系,此所以王充在《論衡》裡指出,『故百兩之篇傳在世間者,傳見之人則謂《尚書》本有百兩篇矣。』班固抄了一張偽造的張霸百二篇偽古文尚書傳承表,張霸偽百二篇古文尚書傳承表,乃張霸傳給『虢徐敖。敖為右扶風掾,又傳毛詩,授王璜、平陵塗惲子真。子真授河南桑欽君長。』張霸百二篇偽古文尚書傳在人間,於是有徐敖、王璜、塗惲子真、桑欽君長等偽古文尚書傳授表。班固魚目混珠,後世學界盡受其欺,而抄之不止。
 
此一成帝期間的偽古學集團,最初以河間獻王為愰子,王禹此一通音樂之才,偽造河間獻王的雅樂,又寫出包含其創寫的《周官‧大司樂》在內的《王禹記二十四篇》。(按,此一偽古集團的成品,還有不知哪位成員打著河間獻王的愰子的河間獻王的《樂語》,這部就包含了經濟方面實施『五均』的政策在內,被王莽於詔書裡引用過。)此一成帝早年的成品,被弟子宋曄和平當共謀獻給朝廷,平當還胡說一通,說河間樂被武帝立於大樂官,但被查覺非事實而失敗。而後來,張霸再與平當共謀,獻偽造的百二篇《古文尚書》,又失敗後,平當在朝中替其求情,免於一死,及讓此一偽經繼續存世。
 
八、平當的護偽勾當,班固於本傳內一字不提,好話說盡
 
至於平當其人的生平及功業,表面泛泛的記功薄的《漢書》,於《漢書‧雋疏于薛平彭傳》裡都是些功德薄、墓誌銘之等級之說:『平當字子思,祖父以訾百萬,自下邑徙平陵。當少為大行治禮丞,功次補大鴻臚文學,察廉為順陽長,栒邑令,以明經為博士,公卿薦當論議通明,給事中。每有災異,當輒傅經術,言得失。文雅雖不能及蕭望之、匡衡,然指意略同。
 
自元帝時,韋玄成為丞相,奏罷太上皇寢廟園,當上書言:「臣聞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三十年之間,道德和洽,制禮興樂,災害不生,禍亂不作。今聖漢受命而王,繼體承業二百餘年,孜孜不怠,政令清矣。然風俗未和,陰陽未調,災害數見,意者大本有不立與?何德化休徵不應之久也!禍福不虛,必有因而至者焉。宜深跡其道而務修其本。昔者帝堯南面而治,先『克明俊德,以親九族』,而化及萬國。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夫孝子善述人之志,周公既成文武之業而制作禮樂,修嚴父配天之事,知文王不欲以子臨父,故推而序之,上極於后稷而以配天。此聖人之德,亡以加於孝也。高皇帝聖德受命,有天下,尊太上皇,猶周文武之追王太王、王季也。此漢之始祖,後嗣所宜尊奉以廣盛德,孝之至也。《書》云:『正稽古建功立事,可以永年,傳於亡窮。』」上納其言,下詔復太上皇寢廟園。
 
頃之,使行流民幽州,舉奏刺史二千石勞來有意者,言勃海鹽池可且勿禁,以救民急。所過見稱,奉使者十一人為最,遷丞相司直。坐法,左遷朔方刺史,復徵入為太中大夫給事中,絫遷長信少府、大鴻臚、光祿勳。
 
先是太后姊子衛尉淳于長白言昌陵不可成,下有司議。當以為作治連年,可遂就。上既罷昌陵,以長首建忠策,復下公卿議封長。當又以為長雖有善言,不應封爵之科。坐前議不正,左遷鉅鹿太守。後上遂封長。當以經明禹貢,使行河,為騎都尉,領河隄。
 
哀帝即位,徵當為光祿大夫諸吏散騎,復為光祿勳,御史大夫,至丞相。以冬月,賜爵關內侯。明年春,上使使者召,欲封當。當病篤,不應召。室家或謂當:「不可強起受侯印為子孫邪?」當曰:「吾居大位,已負素餐之責矣,起受侯印,還臥而死,死有餘罪。今不起者,所以為子孫也。」遂上書乞骸骨。上報曰:「朕選於眾,以君為相,視事日寡,輔政未久,陰陽不調,冬無大雪,旱氣為災,朕之不德,何必君罪?君何疑而上書乞骸骨,歸關內侯爵邑?使尚書令譚賜君養牛一,上尊酒十石。君其勉致醫藥以自持。」後月餘,卒。子晏以明經歷位大司徒,封防鄉侯。漢興,唯韋、平父子至宰相。』
 
全文內看不到平當的不良勾當。故凡讀史求真者,二十五史不能表面讀讀就以為得到真相,真相往往要去發掘,人情事理有不合者,必有偽情或隱情。
 
九、偽古學集團成品『河間樂』『百二篇古文尚書』出頭的失敗致《毛詩》《費氏易》等偽經不敢明目張膽出世
 
偽古學集團成品『河間樂』『百二篇古文尚書』出頭的失敗致《毛詩》《費氏易》等偽經不敢明目張膽出世,而成帝年間此一托河間獻王為名創出偽河間獻王雅樂及偽《周官‧大司樂》及有政策企圖的《樂語》,於成帝時企圖在朝中造成影響力的舉動失敗;而張霸百篇偽古文尚書又失敗,此二事件之起都有平當包庇及幕後指使成份在內。但失敗過後,此一作偽古學團伙知立偽古學之不簡單,故此批成員偽造的《毛詩》《費氏易》遂不敢大膽上獻朝廷了。故只有靠徐敖偽造傳承譜系及東漢時班固助一臂之力,造偽史張大《毛詩》《費氏易》在西漢時多麼有傳承及《毛詩》還被立於學官,其實皆子虛烏有。故班固其罪通天矣,日後不得其死亦冥報歟!
 
平當在成帝朝中,助偽添亂真,其人其罪當誅,父子都位列丞相,故西漢之終亡於王莽,偽風之起,成帝時固已如火如荼了。(劉有恒,2017.11.20寫於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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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1/17

《漢書》偽造劉向以古文易經審得費氏易合於古文之偽史

《漢書》偽造劉向以古文易經審得費氏易合於古文之偽史
 
西漢有費直其人,有獨門易學門派者,此不見於司馬遷《史記》(因為年代較《史記》成書年代為後),而只見於東漢班彪班固的《漢書》裡的記載。
 
在《漢書‧儒林傳》裡指出:
 
『費直字長翁,東萊人也。治易為郎,至單父令。長於卦筮,亡章句,徒以彖象系辭十篇文言解說上下經。琅邪王璜平中能傳之。璜又傳古文尚書。……費……未嘗立於學官。』
 
於班固將劉歆的《七略》取來當成底本,自言『今刪其要,以備篇籍』而完成的《漢書‧藝文志》,而其實,內容不僅於各略或書目部份,都有班固增添或刪除的部份,此吾人於另文考之。他於內中,提到『民間有費、高二家之說。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經,或脫去「無咎」、「悔亡」,唯費氏經與古文同。』
 
但在易經相關書目裡,未列出費氏易有關的經或傳。也就是說,於中秘藏書裡根本沒有費氏易的書簡。而《漢書‧藝文志》內的書目是依據劉歆的《七略》為底本,班固再予以增刪。如果,劉歆於中秘有看到費氏易的經傳,為何《七略》裡未列入書目。故,劉歆根本沒有在中秘看到任何有關費氏易的經傳或其傳人的傳注,故一點都未列出來。
 
劉向為劉歆之父,依《漢書‧楚元王傳》,於西漢成帝時於中秘校書,而於之後,又於成帝河平年間,劉歆『受詔與父向領校祕書』。劉向死後,劉歆一度另有官銜,到哀帝即位後,因王莽之保舉,又『復領五經,卒父前業。歆乃集六藝群書,種別為七略』。劉歆承父業,此點,班固《漢書》亦有交待。班固在《漢書‧藝文志》裡也指出:
 
『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侍中奉車都尉歆卒父業。歆於是總群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技略。』
 
劉歆的工作,是完成父親劉向未完成的校書工作,即『卒父業』一語之義即在於茲。劉向所為,是校訂每一部古書完成後,就『條其篇目,撮其指意』,寫成文字上奏皇帝。而劉歆完成父業時,將所有書籍校訂完成後,『總群書而奏其七略』。劉向如果真有完成了一如班固寫《漢書》裡的誆語的『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經,或脫去「無咎」、「悔亡」,唯費氏經與古文同』,那麼他應該有『條其篇目,撮其指意』,寫成文字上奏皇帝。依班固《漢書》的語氣,劉向確實是拿了中古文易娙去檢視費氏經文,發現到『費氏經與古文同』。如此說當真,就確立了兩件事:
 
一是中秘裡有『費氏經』
二是中秘裡有『古文易經』。


但是這兩點於《漢書》裡都無影無響。於《漢書‧藝文志》的書目裡,並未列出有所謂的古文易經,更一如吾人前所指出的,更無費氏經隻字片言。
 
《漢書‧藝文志》原稿出於劉歆『總群書而奏其七略』裡的文字,如果中秘果有『費氏經』及『古文易經』,為何劉歆看不到,何況據班固《漢書》偽史還言之鑿鑿地指出劉向於中秘(『中五經祕書』)以古文易經查覺費氏易同於古文易經。結果,《漢書‧藝文志》的中秘書目裡未見到古文易經,更不見費氏易經。足證有關班固於《漢書‧藝文志》裡的那段『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經,或脫去「無咎」、「悔亡」,唯費氏經與古文同』,全屬欺世之偽言。
 
當然,再查劉歆於哀帝年間,因為要立左傳、古文尚書、逸禮此三部有古文的經典於學官,受到太常博士的反對,於是寫信責備裡的文字,一點都沒有提到易經有古文。此時,他已在中秘校書,也是完成校書,上奏了《七略》,而根本看不到什麼古文的易經,也未見什麼與古文易經會相同內容的所謂的費氏易。所以其書信內容,於易經只言『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天下唯有易卜,未有它書。』劉歆是個好古文的人,對於有先秦古文的經典,他認為要發揚,而左傳、古文尚書、逸禮都是中秘所見的古文經,他認為是十分有價值,故爭立之。但如果中秘果有古文易經,而且費氏易竟然同於古文易經的內容,那麼,以其價值觀,古文易經及費氏易必有立的價值,但,劉歆於責讓太常博士書裡一點都未提到,故查之於《七略》及劉歆此書信,真相就十分明確。
 
更不堪拿地下考古發掘到的證據更能說話了。此一發掘事件,發生在西晉初年,先秦魏國安釐王墓被盜墓賊發掘,皇帝聞知,叫臣下整理被棄的竹簡,於內中有一批有關先秦末年易經的竹簡。《晉書‧皇甫謐子方回摯虞束皙王接傳》裡指出,『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塚,得竹書數十車。其《紀年》十三篇,記夏以來至周幽王為犬戎所滅,以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蓋魏國之史書,大略與《春秋》皆多相應。其中經傳大異,則云夏年多殷;益干啟位,啟殺之;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歷;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壽百歲也;幽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攝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其《易經》二篇,與《周易》上下經同。《易繇陰陽卦》二篇,與《周易》略同,《繇辭》則異。《卦下易經》一篇,似《說卦》而異。《公孫段》二篇,公孫段與邵陟論《易》。《國語》三篇,言楚、晉事。《名》三篇,似《禮記》,又似《爾雅》、《論語》。《師春》一篇,書《左傳》諸蔔筮,「師春」似是造書者姓名也。《瑣語》十一篇,諸國卜夢妖怪相書也。《梁丘藏》一篇,先敘魏之世數,次言丘藏金玉事。《繳書》二篇,論弋射法。《生封》一篇,帝王所封。《大曆》二篇,鄒子談天類也。《穆天子傳》五篇,言周穆王遊行四海,見帝台、西王母。《圖詩》一篇,畫贊之屬也。又雜書十九篇:《周食田法》,《周書》,《論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大凡七十五篇,七篇簡書折壞,不識名題。塚中又得銅劍一枚,長二尺五寸。漆書皆科鬥字。初發塚者燒策照取寶物,及官收之,多燼簡斷劄,文既殘缺,不復詮次。武帝以其書付秘書校綴次第,尋考指歸,而以今文寫之。皙在著作,得觀竹書,隨疑分釋,皆有義證。』按,魏國,是孔子門生子夏及其門徒學盛之地。西漢的儒學,依真假文獻,多與傳承自子夏有關。而其中《紀年》記至安釐王二十年,乃戰國末期,秦即將統一六國建秦帝國之前。此時,在儒學鼎盛,含易學在內的魏國,依墓藏所見『《易經》二篇,與《周易》上下經同。《易繇陰陽卦》二篇,與《周易》略同,《繇辭》則異。《卦下易經》一篇,似《說卦》而異。』

一見即知戰國末年為止,只有《周易》本文完成,而《繇辭》說陰道陽,及《說卦》還不是今日版本。那麼所謂費氏易是『以彖象系辭十篇文言解說上下經』的十翼,在戰國末年都還沒有成形,即若有古文易經,必無古文的十翼。而費氏易特色就在於以十翼釋易經上下經的經文,十翼完成於西漢初年到司馬遷於《史記》內引十翼之名之前。十翼是西漢產物,費氏易再怎麼說,都是西漢年間的今文經,因為以今文的十翼釋周易上下經。而且先秦古文時代,十翼未著成,何來十翼的古文版本。劉向又怎能看到古文版本的十翼拿來和費氏易及其他施、孟、梁丘經比較。此班固《漢書》裡的胡言欺世,高抬西漢時偽造出來的費氏易。

班固對於古文經學立下汗馬功勞,讓後世二千年學界全部淪陷(直至清末康有為等人,始有一段發掘偽情的舉動,但標的物劉歆錯誤,標的物應為西漢成帝時代的古文派如徐敖、王璜及王禹等及東漢的劉歆派門生及附從者的班固等。而班固之功,於漢末馬融的弟子古文經學的盧植倒有表彰之。《後漢書‧吳延史盧趙列傳》裡指出,盧植曾上奏『古文科斗,近於為實,而厭抑流俗,降在小學。中興以來,通儒達士班固、賈逵、鄭興父子,並敦悅之。』一見班固被並列於古文經學的『賈逵、鄭興父子』,班固於經學又非專精,如何能與古文經學大師賈逵、鄭興父子並列?以班固其人於《漢書》內造偽史張大實無其事的古文經學在西漢的發皇,替古文經學傳揚上立大功勞,故盧植此一實際上心術不正的偽儒亦醜表功之。
 
至於費氏易真正的作者,當然不是假托的費直,而是另有其人,該人物即與偽造《毛詩》的徐敖為於成帝年間同一學術作偽集團一分子的王璜,是王璜偽造《費氏易》,和徐敖偽造《毛詩》一搭一唱。此吾人另有文考之。(劉有恒,2017.11.17作寫於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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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1/15

談所謂劉交的『楚元王詩』係班彪班固《漢書》偽史

談所謂劉交的『楚元王詩』係班彪班固《漢書》偽史

●《史記》記楚元王劉交子劉郢與申公同門受學,無談及劉交之學問

有關漢帝國開創者高祖劉邦的兄弟,其中最為馳名後世的是劉交此人,於西漢開國後被封為楚元王,他有後人劉向及劉歆在學術或兼政治上頗著聲名。

當然,有關楚元王劉交其人的生平作為,以司馬遷《史記》最為權威,因司馬遷最接近於劉交時代,同時掌西漢秘府圖書及在官府任職,熟知皇家事。他在《史記》裡把楚元王劉交單獨列在『世家』裡,作《楚元王世家》篇,其中提到楚元王其人的實錄生平為:

『楚元王劉交者,高祖之同母少弟也,字游。……高祖六年,已禽楚王韓信於陳,乃以弟交為楚王,都彭城。

即位二十三年卒,子夷王郢立。夷王四年卒,子王戊立。王戊立二十年,冬,坐為薄太后服私姦,削東海郡。春,戊與吳王合謀反,其相張尚、太傅趙夷吾諫,不聽。戊則殺尚、夷吾,起兵與吳西攻梁,破棘壁。至昌邑南,與漢將周亞夫戰。漢絕吳楚糧道,士卒饑,吳王走,楚王戊自殺,軍遂降漢。漢已平吳楚,孝景帝欲以德侯子續吳,以元王子禮續楚。竇太后曰:「吳王,老人也,宜為宗室順善。今乃首率七國,紛亂天下,柰何續其後。」不許吳,許立楚後。是時禮為漢宗正。乃拜禮為楚王,奉元王宗廟,是為楚文王。文王立三年卒,子安王道立。安王二十二年卒,子襄王注立。襄王立十四年卒,子王純代立。王純立,地節二年,中人上書告楚王謀反,王自殺,國除,入漢為彭城郡。』

在此文裡,司馬遷提到了劉交於劉邦即位後的第六年才被任命為楚王,而在位二十三年就死了。其子劉郢為楚夷王,在位四年就死了。而夷王之子劉戊即位後,與吳王謀反,造成七國之亂的成員之一,兵敗自殺,景帝立劉禮為楚王,乃楚文王,在位三年死了,子劉道為楚安王,在位二十二年死了,子劉注為楚襄王,十四年死了,子劉純立,因被告謀反而自殺,楚國被取消,成為西漢的彭城郡。(按,文內的『地節二年,中人上書告楚王謀反,王自殺,國除,入漢為彭城郡。』此段為他人所補,非司馬遷原文,因為,地節二年,是漢宣帝的年號,此時,司馬遷早已亡故,何能記載之。而且,此記載與《漢書‧楚元王傳》又有出入,《漢書》於劉純之後,又有劉純之子劉延壽為王,故,楚王的末代諸侯王是劉純或劉延壽,而且即位多少年亦二史書所敍無法匹合,論史者竟無人及之,古今號史學大師的一堆,而史學荒疏如此其甚,可悲!)

《史記》其中沒有談到任何楚元王有所謂『楚元王詩』。再看一看司馬遷所寫的《史記‧儒林列傳》,內有談及楚元世世系裡的劉郢及劉戊的一段:

『申公者,魯人也。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見高祖于魯南宮。呂太后時,申公游學長安,與劉郢同師。已而郢為楚王,令申公傅其太子戊。戊不好學,疾申公。及王郢卒,戊立為楚王,胥靡申公。申公恥之,歸魯,退居家教,終身不出門,復謝絕賓客,獨王命召之乃往。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百餘人。申公獨以詩經為訓以教,無傳疑,疑者則闕不傳。』

其中提到了在呂太后時,魯詩的申公游學首都長安時,和劉交的兒子劉郢同門受學,後來劉郢繼任楚王,要申公教其子劉戊,而劉戊不成才,不喜歡申公。而當劉郢死後,其子劉戊當上了楚王,對申公以對下人的態度頤指氣使,使申公大大受辱不堪而返回魯地。於此看到劉郢和申公同師,而其子劉郢的老師是申公。沒有提到楚元王劉交此一劉邦之弟的學問分毫。

●《漢書》偽造劉交有學問,而且於秦代與申公受詩於荀子門人浮丘伯

但到了班彪及班固的《漢書》,則內容大大增加。於《漢書‧楚元王傳》裡就大大虛構有關楚元王劉交的偽史,其言曰:

『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同父少弟也。好書,多材藝。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丘伯。伯者,孫卿門人也。及秦焚書,各別去。……至霸上,封交為文信君,從入蜀漢,還定三秦,誅項籍。即帝位,交與盧綰常侍上,出入臥內,傳言語諸內事隱謀。……漢六年,既廢楚王信,分其地為二國,立賈為荊王,交為楚王,王薛郡、東海、彭城三十六縣,先有功也。………元王既至楚,以穆生、白生、申公為中大夫。高后時,浮丘伯在長安,元王遣子郢客與申公俱卒業。文帝時,聞申公為詩最精,以為博士。元王好詩,諸子皆讀詩,申公始為詩傳,號魯詩。元王亦次之詩傳,號曰元王詩,世或有之。………高后時,以元王子郢客為宗正,封上邳侯。元王立二十三年薨,太子辟非先卒,文帝乃以宗正上邳侯郢客嗣,是為夷王。申公為博士,失官,隨郢客歸,復以為中大夫。立四年薨,子戊嗣。………初,元王敬禮申公等,穆生不耆酒,元王每置酒,常為穆生設醴。及王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稱疾臥。申公、白生強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與?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易稱『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為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為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申公、白生獨留。王戊稍淫暴,二十年,為薄太后服私姦,削東海、薛郡,乃與吳通謀。二人諫,不聽,胥靡之,衣之赭衣,使杵臼雅舂於市。休侯使人諫王,王曰:「季父不吾與,我起,先取季父矣。」休侯懼,乃與母太夫人奔京師。二十一年春,景帝之三年也,削書到,遂應吳王反。其相張尚、太傅趙夷吾諫,不聽。遂殺尚、夷吾,起兵會吳西攻梁,破棘壁,至昌邑南,與漢將周亞夫戰。漢絕吳楚糧道,士饑,吳王走,戊自殺,軍遂降漢。漢已平吳楚,景帝乃立宗正平陸侯禮為楚王,奉元王後,是為文王。四年薨,子安王道嗣。二十二年薨,子襄王注嗣。十四年薨,子節王純嗣。十六年薨,子延壽嗣。……』

而《漢書‧儒林傳》則言:『申公,魯人也。少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浮丘伯受詩。漢興,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人見于魯南宮。呂太后時,浮丘伯在長安,楚元王遣子郢與申公俱卒學。元王薨,郢嗣立為楚王,令申公傅太子戊。戊不好學,病申公。及戊立為王,胥靡申公。申公愧之,歸魯退居家教,終身不出門。復謝賓客,獨王命召之乃往。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千餘人,申公獨以詩經為訓故以教,亡傳,疑者則闕弗傳。』

一比較《史記》,即知班彪班固的《漢書》加入了『少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浮丘伯受詩。……呂太后時,浮丘伯在長安,楚元王遣子郢與申公俱卒學。』

《史記》未言劉交有學問,而《漢書》却言劉交『好書,多材藝。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丘伯。伯者,孫卿門人也。及秦焚書,各別去。』

●《史記》未談申公任職於楚國,而《漢書》偽造申公任職於楚元王

《史記》只言『呂太后時,申公游學長安,與劉郢同師。』未談他任職於楚元王,而《漢書》則偽造任命狀,曰:『元王既至楚,以穆生、白生、申公為中大夫』、『呂太后時,浮丘伯在長安,楚元王遣子郢與申公俱卒學。』而由《漢書》任命申公成了楚元王的中大夫,而且其游學長安也是成了受楚元王之令。

●《史記》未提楚元王好詩有『楚元王詩』,《漢書》偽造『楚元王詩』譜

《史記》完全沒有提到劉交此人有學問,更遑論會去好詩經。但是,《漢書》偽造劉交好詩,為其與儒門沾上邊做出貢獻。並虛列出其成就出來,如下:

『元王好詩,諸子皆讀詩,申公始為詩傳,號魯詩。元王亦次之詩傳,號曰元王詩,世或有之。』

●揭破《漢書》『楚元王詩』一說的虛妄

一、劉交只學了半部詩經如何造出『元王詩』傳

《漢書》偽造《史記》所不知的偽事『楚元王詩』的來源,而《史記》傳當時史實,為劉交與學問無關,倒是其子劉郢是呂后時在長安首府時求學的同門,至於向誰求學,《史記》沒講,《漢書》把此人物坐實為浮丘伯此人,虛不虛,無法查證。

但《史記》談申公與劉郢於呂后時為求學的同門,而《漢書》要把同門關係上延到劉郢之父的劉交,說與劉郢同門問學的那個齊人浮丘伯師,就是秦代劉交同門的申公的老師。

劉交和申公在秦代是同門,而且同師浮丘伯,到了呂后時,再派其子劉郢與申公去續向浮丘伯學詩。而且說秦代時求學因焚書之禍而半途而廢,到了呂后時,再找劉郢去『卒學』。『卒學』二字之用,正見《漢書》自曝作偽之跡。也表示,《漢書》所稱劉交於秦代焚書前,向浮丘伯學詩,尚未『卒學』,因焚書事起,於是倉皇而回。未曾『卒學』,只學了半吊子的詩學。後來呂后廢挾書律後,始再派其子劉郢替其圓夢,把詩學再學到完。

那麼,劉交只被授了半吊子的荀子詩學,後面半吊子的是劉郢受的。如此說來,劉交於浮丘伯處學了只有半部詩經,如何寫成詩傳。於是《漢書》胡謅的『申公始為詩傳,號魯詩。元王亦次之詩傳,號曰元王詩』,就不成立。因為,申公把整部詩經為之詩傳,於是成立了魯詩的解經學派。而楚元王劉交,只在秦代於浮丘伯處學了半部詩經,又如何寫成全本詩經的傳注呢。由此一證,即知,《漢書》所謂楚元王有詩傳,虛構的偽史而己。至於『元王好詩,諸子皆讀詩』是否真有其事,除劉郢與申公同學而外,餘人無徵。如元王太子劉辟先卒,而其又有寵子五人,楚文王的劉禮及劉富、劉歲、劉埶、劉調(見《漢書‧楚元王傳》),但這些兒子是否有學詩,史無明文。

二、『元王詩』是家學,劉戊不肖,連申公都不禮,會傳詩嗎?

《漢書》唬弄出『元王詩』。說劉交好詩,而寫了詩經之傳注,於是稱為『元王詩』。吾人從《史記》裡,只有看到史實裡的劉交之子劉郢與魯詩的申公於呂后時在長安求學時為同伴。申公長於詩經,開創西漢詩經之學,而且劉郢敬禮申公,要申公當其子劉戊的老師,申公以詩為長。教授劉戊的如果認為是詩學,當不算胡猜。但是劉戊如此不遜,對老師不敬,可見他根本就是不肖子,哪會傳到什麼詩學?依《史記》史實看,劉戊應連詩經的皮毛都沒學好,劉郢之門的與詩經的香火,就斷在劉戊了。


三、『元王詩』家學,劉郢不傳子,還找申公傳魯詩給其子劉戊,如何成立?

而如依《漢書》偽史去看,劉交寫了詩經的傳注的『元王詩』,那麼劉郢就應該被傳授於其父劉交了。而此一獨門秘本他更應親自授與其不肖子劉戊才是。為何找申公授魯詩給劉戊,劉郢豈不成了敗家子了。而且劉郢找申公教其子劉戊魯詩,則『元王詩』不就傳不下去了。吾人光是從《漢書》裡的文字,就一推敲,就可以看出其偽話都自圓不了其說。因為,史上任何學術造假,必有破綻處,因為偽事,是不存在於現實的虛擬,作偽功夫差的,如班彪班固之流,《漢書》偽史多如過江之鯽,只要學力夠,必能識破,以這兩人之才,不過中人以下而已。

四、《漢書》唬弄『元王詩』是『世或有之』,為何無傳書,其後人劉向劉歆都不曉

《漢書》唬弄『元王詩』是『世或有之』。不過,劉向及劉歆是楚元王之後人,劉向編《別錄》或劉歆編《七略》及班固依《七略》為底本,編成的《漢書‧藝文志》裡都找不到有任何楚元王詩的傳注相關的記載。如果真有『元王詩』,楚元王的後人劉向於校中秘圖書時,即便中秘沒有,他也應把家傳的『元王詩』獻姶官府,收入中秘,此孝子之必當為而不為,於是中秘不藏,後人無考。『元王詩』就失傳了。而其子劉歆官位更大,又當了王莽王朝的國師,更是應把家傳『元王詩』立於學官,以彰家聲才是,為何無影無響;而且他編《七略》,更應交待有『元王詩』,未何一語都無及,無乃太不近常理與人情了。

●結語

不合常理及人情,必有不可告人之偽情。此一偽情,就是:班彪班固的《漢書》裡有關楚元王劉交於秦代受學於浮丘伯,及好詩而作詩傳皆為偽史。『楚元王詩』全屬班彪班固《漢書》裡偽造出來的欺世之騙局。(劉有恒,2017.11.15寫於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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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1/13

『九卿』疑

『九卿』疑

 
●『九卿』之名之起,晚於『三公』

 
『九卿』之名,於先秦晚期與兩漢常與『三公』連用。但『九卿』之起,尚晚於『三公』。

 
如《墨子‧尚同上》:『夫明虖天下之所以亂者,生於無政長。是故選天下之賢可者,立以為天子。天子立,以其力為未足,又選擇天下之賢可者,置立之以為三公。天子三公既以立,以天下為博大,遠國異土之民,是非利害之辯,不可一二而明知,故畫分萬國,立諸侯國君,諸侯國君既已立,以其力為未足,又選擇其國之賢可者,置立之以為正長。』

 
到了西漢初年的《淮南子•脩務訓》,把《墨子》之文以漢人角度又申論成文,曰:『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養其欲也,聖人踐位者,非以逸樂其身也。為天下強掩弱、眾暴寡、詐欺愚、勇侵怯、懷知而不以相教、積財而不以相分,故立天子以齊一之。為一人聰明而不足以遍燭海內,故立三公九卿,以輔翼之。絕國殊俗,僻遠幽閒之處,不能被德承澤,故立諸侯以教誨之。是以地無不任,時無不應,官無隱事,國無遺利』,

 
《淮南子•脩務訓》上文基本內容和《墨子》相同,但《墨子》一書內的『三公』,改成漢人常語的『三公九卿』。但《淮南子》也不是『三公九卿』一辭的初創者。查其來源,又是出自於先秦末年的《呂氏春秋》。

 
而《老子》曰:『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於《老子》書中,未見用到『九卿』一辭,可見《老子》成書時代或在戰國早期或其前歟?

 
●戰國末年《呂氏春秋》,『三公九卿』連用的明確座標

 
《呂氏春秋‧疑似》內曰:『故形骸相離,三公九卿出走,此褒姒之所用死,而平王所以東徙也,秦襄、晉文之所以勞王勞而賜地也。』
《呂氏春秋‧孟春紀》內曰:『立春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

 

 
●《國語》使用『三公九卿』,與《左傳》非出一手,且為戰國末年或其後成書

 
但使用『三公九卿』,於先秦也不是初見於戰國末年的《呂氏春秋》,而更早尚有《國語》,於《國語‧魯語下》有曰:『是故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

 
又有如《荀子‧大略》:『君子立志如窮,雖天子三公問正,以是非對。』等只言及『三公』,指的是某人的三公之職,此專就三公一職而言,無所謂九卿在文義裡,如《孟子‧盡心上》:『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等,因為無關本話題,故不在此論列。

 
由以上綜判,『三公』一辭,一直到戰國初年墨子時代,都未有出現過『九卿』之名。『三公九卿』之連用,是在戰國時代的中晚期出現,尤其到了戰國末年秦國《呂氏春秋》的秦系儒者的文字裡,出現了『三公九卿』是十分明確的。像是《國語‧魯語下》的『三公九卿』,國為《國語》的出身,定非如司馬遷或後儒猜度的與《左傳》出自魯君子左丘明,因為同一件史事的敍述內容,《國語》和《左傳》都有異同,如出自一人,不該有這種現象,吾人昔日有一文,談及所謂『三夏』及『九夏』之樂的〈從『三夏』到『九夏』————劉歆王莽偽造《周禮》探實〉時,曾舉出之。而《國語》作者,若從『三公九卿』的使用上來看,應已接近於《呂氏春秋》成書的戰國晚期了。

 
●《考工記》用『九卿』一辭,亦至早為戰國末年之作

 
而先秦尚有今《周禮‧考工記》內曰:『外有九室,九卿朝焉』之語。而亦可以確定所謂戰國或漢初出現的《周官》一書,被劉歆王莽加工成《周禮》時,就己缺末之〈冬官〉,於是以先秦的《考工記》補之。而此一《考工記》裡就有戰國中晚期的『三公九卿』一語看來,此先秦舊藉的《考工記》,亦戰國晚期或秦國或三晉之書?

 
●從『三卿四輔』到『三公九卿』

 
吾人再看一看《管子》裡的〈幼官〉或〈幼官圖〉,裡面談到了『三公』,但沒有談到『九卿』,而是只談及了『三卿』派『四輔』。而更從西漢初長沙國丞相利蒼及其家屬的墓葬馬王堆漢墓出土帛書《周易》後附的古佚書的《二三子問》中『黃帝四輔,堯立三卿』,而『四輔』又為西漢的說法。在《禮記‧文王世子》裡有『《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語使能也。』而『四輔』之名,見於今本據東晉偽古文尚書裡摘出的屬今文尚書的〈洛誥〉當成尚書正本裡可見到『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為四輔。』裡的『四輔』之用,故是否先秦的〈洛誥〉原文即有『四輔』,因先秦尚書已亡,無法斷定。但從西漢初馬王堆漢墓裡即有《二三子問》之篇,其中『四輔』並與『三卿』連用,知《管子》一書所言之『三卿』與『四輔』連用,倒有些相關,即《二三子問》與《管子‧幼官》及《管子‧幼官圖》倒有些臍帶關連。

 
《管子‧幼官》:『六會諸侯,令曰:以爾壤生物共玄官,請四輔,將以禮上帝。……八會諸侯,令曰:立四義而毋議者,尚之于玄官,聽于三公。九會諸侯,令曰:以爾封內之財物,國之所有為幣。九會,大命焉出,常至。千里之外,二千里之內。諸侯三年而朝習命。二年,三卿使四輔。一年正月朔日,令大夫來修。受命三公。二千里之外,三千里之內,諸侯五年而會至習命。三年,名卿請事。二年,大夫通吉凶。十年,重適入,正禮義。五年,大夫請受變。三千里之外,諸侯世一至,置大夫以為廷安,入共受命焉。此居於圖北方方外。』

 
《管子‧幼官圖》:『六會諸侯,令曰:以爾壤生物共玄官,請四輔,將以祀上帝。……八會諸侯,令曰:立四義而無議者,尚之于玄官,聽於三公。九會諸侯,令曰:以爾封內之財物,國之所有為幣。九會,大命焉出,常至。千里之外,二千里之內,諸侯三年而朝習命。二年,三卿使四輔。一年正月朔日,令大夫來修,受命三公。二千里之外,三千里之內,諸侯五年而會至習命。三年,名卿請事。二年,大夫通吉凶。七年,重適入,正禮義。五年,大夫請變。三千里之外,諸侯世一至,置大夫以為廷安,入共受命焉。此居於圖北方方外。』

 
●《楚辭‧大招》的『九卿』及《逸周書‧酆保解》內的『三公九卿』

 
《楚辭‧大招》內也有『諸侯畢極,立九卿只』的用法。按,〈大招〉的作者,從東漢王逸,就已列有時人的屈原或景差所作二說,而且王逸也不能判別。但二人都是戰國末年人,故而亦證『九卿』之用,起於戰國末年,而《國語》之成世,或較《左傳》更晚,說不定定於西漢初年。《左傳》不見『九卿』的說法,而《國語》有之,足證《國語》不但晚出,而且成份更雜。

 
《逸周書‧酆保解》內有:『王乃命三公、九卿、及百姓之人,曰:「恭敬齊潔,咸格而祀于上帝,商饋始于王。」 』亦見此篇亦至早戰國晚期,晚或至西漢成篇。

 
●結語

 
『九卿』的說法尚有一『三卿』為之過渡,故《周禮‧考工記》、《楚辭‧大招》、《國語》比《管子‧幼官》及《管子‧幼官圖》都晚出,也比馬王堆帛書內的《二三子問》為晚出,時當戰國末年《呂氏春秋》的時代前後。而更詳言之,從『三公』到『三卿四輔』到『三公九卿』之類的說法的發展,從上述即可看出縯進之跡,而且,只有『三公』為古樸近古之語,後來發展出的『三卿四輔』、到『三公九卿』都是儒者說夢而非往古史實真有『三卿』、『四輔』、『九卿』之官名。

 
●附談:《禮記‧文王世子》裡的『三公四輔』偽造於劉歆

 

而且《禮記‧文王世子》裡的『三公四輔』,更有偽貌,此點清代的方苞有其見解,他於〈書考定文王世子後〉裡提到有王莽等人偽造之部份。雖他沒有談到此『三公四輔』的問題,但吾人只有把《漢書‧王莽傳》拿來一比較,即知,所謂設『三公、四輔』就是始創於王莽的,故《禮記‧文王世子》裡的『三公四輔』首見於史料,就是劉歆佐王莽的傑作。(劉有恒,2017.11.13作於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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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1/11

談馬融死於黨錮之禍及鄭玄係因黨錮禍起而逃歸

談馬融死於黨錮之禍及鄭玄係因黨錮禍起而逃歸
 
 
《後漢書‧馬融列傳》談馬融之死為『年八十八,延熹九年卒于家。遺令薄葬。』
 
延熹九年正當第一次黨錮之禍發生時間,據《後漢書‧孝桓帝紀》:(延熹九年)『冬十二月………司隸校尉李膺等二百餘人受誣為黨人,並坐下獄,書名王府。』
 
此事件之起,於《後漢書‧黨錮列傳》:『時河內張成善說風角,推占當赦,遂教子殺人。李膺為河南尹,督促收捕,既而逢宥獲免,膺愈懷憤疾,竟案殺之。初,成以方伎交通宦官,帝亦頗誶其占。成弟子牢修因上書誣告膺等養太學游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為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佈告天下,使同忿疾,遂收執膺等。其辭所連及陳寔之徒二百餘人,或有逃遁不獲,皆懸金購募。使者四出,相望於道。明年,尚書霍諝、城門校尉竇武並表為請,帝意稍解,乃皆赦歸田裡,禁錮終身。而黨人之名,猶書王府。』
 
而鄭玄,則是該年離開馬融處而歸鄉去了。《後漢書‧張曹鄭列傳》:『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以山東無兄問者,乃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融門徒四百余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融素驕貴,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乃使高業弟子傳授于玄。玄日夜尋誦,未嘗怠倦。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玄善算,乃召見于樓上,玄因從質諸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玄自遊學,十餘年乃歸鄉里。家貧,客耕東萊,學徒相隨已數百千人。及黨事起,乃與同郡孫嵩等四十餘人俱被禁錮,遂隱修經業,杜門不出。………初,中興之後,范升、陳元、李育、賈逵之徒爭論古今學,後馬融答北地太守劉瑰及玄答何休,義據通深,由是古學遂明。………』
 
有關《後漢書》對於鄭玄之返故里,並未明置年月。後人之考,如王利器認為鄭玄『至九年,年四十,乃辭融歸,而融年八十八,即以其年卒。』並引龔向農之論:『案《戒子書》曰:「年過四十,乃歸供養。」據《本傳》、《別傳》,鄭君從師,終于馬融,辭融之後,即歸鄉里,融卒于延熹九年,(《融本傳》。)辭融當在是年,融未卒以前。鄭君年甫四十,蓋至明年,乃抵高密,故云「年過四十」也。』
 
龔氏及王氏之論,已成學界共識。即,鄭玄於延熹九年,辭別馬融,而歸鄉去也,而馬融亦死於此年。但吾人更進一步分析,即,把延熹九年當年,於歲末十二月,發生政壇上一件腥風血雨的大事件,那就是第一次的黨錮之禍。黨錮之禍,爆發於當年的十二月,但事先已有風聲。依《後漢書‧黨錮列傳》於十二月以前,已有桓帝相信的風角推占的方伎張成,其弟子上書『誣告膺等養太學游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為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於是才有桓帝『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佈告天下,使同忿疾,遂收執膺等』,乃至於『其辭所連及陳寔之徒二百餘人,或有逃遁不獲,皆懸金購募。使者四出,相望於道。』
 
吾人再看一看鄭玄辭馬融返鄉,應非《後漢書》諱其真的浮面寫寫。只要明辨鄭玄辭馬融之時間點與黨錮之禍發生之年的巧合,即馬融好死不死,就死在黨錮之禍發生之年,真相就呼之欲出了。而且《後漢書‧馬融列傳》裡的『遺令薄葬』更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顯見馬融之死的不單純。
 
馬融此人,一生氣節全無,以酒池肉林之欲,名利場裡打滾,學術是名利之飾品。雖其也頗有才華,尤其是富於寫寫文學作品的文才,又有音樂細胞而好鼓琴吹笛,又喜女色,而人格卑下,阿附外戚,陷害忠良李固,所以《後漢書》譏評他是『羞曲士之節,惜不貲之軀,終以奢樂恣性,黨附成譏,固知識能匡欲者鮮矣。夫事苦,則矜全之情薄;生厚,故安存之慮深。登高不懼者,胥靡之人也;坐不垂堂者,千金之子也。原其大略,歸於所安而已矣。物我異觀,亦更相笑也。』他的學術著作,是不是真是全出自於他本人,還是不少係出自於他的入門弟子,即其心腹弟子乃其捉刀人,或即如此。此所以以其『善鼓琴,好吹笛,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居宇器服,多存侈飾。常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弟子以次相傳,鮮有入其室者。』不像個學者風範。其心腹『弟子』,乃成為其捉刀人,而鄭玄都還三年不得一見馬融之面。掛馬融之名的著作等身,有『著三傳異同說。注孝經、論語、詩、易、三禮、尚書、列女傳、老子、淮南子、離騷,所著賦、頌、碑、誄、書、記、表、奏、七言、琴歌、對策、遺令,凡二十一篇。』以其人之多外業,又好女樂,又好享樂,還寫文學作品為上,則寫學術著作之時間,一如一些台灣此地所謂的學者大師之類,忙於酒色財氣及學術以外的公關交際文章,找捉刀人筆耕出如山如墳堆的不知所云的著作。馬融就是現代這些學術敗類的先驅了。馬融此一天生而恣於物欲之流,交結不善之類,好奢華排場,會在死前交待『薄葬』,違背其一生『奢樂恣性』享受的『生厚』人生宗旨,此不合常情常理之舉,必有不可告人之故。其故安在?
 
即,其死,乃不得其正命而死,而或死於驚怖中或自殺。為了避免家人受牽連,故命家人於其死後,草草下葬了事。故其『薄葬』,不得己。而且,還能活到遺令薄葬,故而對於其自己的死亡時辰己心有所曉,從容遺令後於是死掉了。此一說。尚有另一說,如後論,乃其死不得其所,而家人自行草草下葬,偽托言馬融之遺囑。
 
再把黨錮之禍與馬融之死及鄭玄辭歸鄉里及鄭玄被禁錮一事串起來,馬上四件事都在一齊有了交集。馬融與朝中官場交際公關,早有來往。而其門外弟子眾多,找馬融求學者,其乃馬融與朝中相善,從馬融學就有可以入太學或在官場上有出路,此所以馬融之弟子多到不能親授,還分級傳授。弟子人數眾多,則品流良莠不齊,自有陷入於黨錮之禍的弟子,而危及老師馬融。馬融在朝中自有眼線,知事發了,其第子或好友陷於黨錮之禍了,『使者四出,相望於道』,或即將有危及自己的生命及處境之虞了。
 
案,其實從鄭玄的處境即可知了,他只不過向馬融求個學,還三年不得見馬融之面,結果,黨錮之禍起,他的罪名是『黨事起,乃與同郡孫嵩等四十餘人俱被禁錮』。他的被禁錮,鄭玄又沒有在官場,怎樣也都與他從馬融而學有關,於是真相即出了。他因為從馬融門下學習,於是被禁錮了。那麼元兇馬融呢。只要從鄭玄受禁錮待遇,即知,馬融之死,和黨錮之禍有關,更從馬融會做出人意表的『薄葬』,真相倒是此薄葬,亦是《後漢書》的飾辭,真相是馬融不得其死,故死後,家人不敢把他風光大葬,於是草草下葬,托言是馬融遺令薄葬,給馬融積一點死後之德。而鄭玄則是馬融出事時逃歸的,但也沒逃得掉,還是被追查出,列入馬融的同黨而被禁錮。
 
所以歸結以上,藉著史書裡的文字的相互勾稽,把馬融死於黨錮之禍及鄭玄係因黨錮禍起而逃歸的沉埋的真相從史書裡避諱之隱語明白出來,也就是,要說出歷史事件的真相,光是抄抄二十五史是辨不到的。真相往往得在史料文獻的隻字片言裡才能夠得到,此文做一傍州例。(劉有恒,2017.11.11作於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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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1/08

揭發《後漢書》謊稱孔安國後人乃《毛詩》傳人

揭發《後漢書》謊稱孔安國後人乃《毛詩》傳人

《後漢書‧儒林列傳》於談到孔子後人的孔僖時,指出:『孔僖字仲和,魯國魯人也。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毛詩》。曾祖父子建,少遊長安,與崔篆友善。及篆仕王莽為建新大尹,嘗勸子建仕。對曰:「吾有布衣之心,子有袞冕之志,各從所好,不亦善乎。道既乖矣,請從此辭。」遂歸,終於家。』其中談『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毛詩》』裡的『毛詩』二字,分明為偽。今析之:

按,從《漢書‧儒林傳》談到魯詩的傳承時,指出申公傳魯詩,接着就談到其『弟子』時,指出:『弟子為博士十餘人,孔安國至臨淮太守,周负膠西內史,夏寬城陽內史,碭魯賜東海太守,蘭陵繆生長沙內史,徐偃膠西中尉,鄒人闕門慶忌膠東內史,其治官民皆有廉節稱。其學官弟子行雖不備,而至於大夫、郎、掌故以百數。』一見就知道孔安國是傳『魯詩』,和毛詩一點關係都沒有。而且《漢書‧儒林傳》談到毛詩傳承所列出由偽造《毛詩》的徐敖列出的偽傳承毛詩譜系:『毛公,趙人也。治詩,為河間獻王博士,授同國貫長卿。長卿授解延年。延年為阿武令,授徐敖。敖授九江陳俠,為王莽講學大夫。由是言毛詩者,本之徐敖』時,也沒有提到孔安國及其後人在毛詩傳承偽譜系裡,不像談《古文尚書》所列傳承譜系時,有把孔安國傳《古文尚書》列入:『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茲多於是矣。遭巫蠱,未立於學官。安國為諫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都尉朝授膠東庸生。庸生授清河胡常少子,以明穀梁春秋為博士、部刺史,又傳左氏。常授虢徐敖。敖為右扶風掾,又傳毛詩,授王璜、平陵塗惲子真。子真授河南桑欽君長。………』

《史記‧孔子世家》記孔子後人直到『子襄生忠,年五十七。忠生武,武生延年及安國。安國為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蚤卒。安國生卬,卬生驩。』絕筆而止,而司馬遷未見更晚之後人。而《漢書‧匡張孔馬傳》則續列了一譜:『孔光字子夏,孔子十四世之孫也。………。襄生忠,忠生武及安國,武生延年。延年生霸,字次儒。霸生光焉。安國、延年皆以治尚書為武帝博士。安國至臨淮太守。霸亦治尚書,事太傅夏侯勝,昭帝末年為博士,宣帝時為太中大夫,以選授皇太子經,遷詹事,高密相。』未提及安國之子『孔卬』、『孔驩』。但孔安國早死,他受了魯詩,而依常情判斷,他如授子,必授魚魯詩,其子或其後人,所受為孔安國家學的魯詩,何來毛詩之有。況且連《漢書》敢列毛詩偽譜系,還不敢誣聖人孔子說其傳毛詩,徐敖敢偽造毛詩,也還不敢在偽譜系裡列入孔安國後人。到了魏晉以下,不肖學界分子大增,於是為了伸張《毛詩》,公然扯謊,把孔安國後人牽托到與《毛詩》相關,在史書裡公然說謊,以張大《毛詩》而無所不用其極。見《後漢書‧儒林列傳》於此胡言欺世,就知道《後漢書》是什麼樣的貨色了。(劉有恒,2017.11.8作於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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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1/07

從『常識』即可判定劉歆謂魯共王壞孔子壁一事純屬學術騙局

從『常識』即可判定劉歆謂魯共王壞孔子壁一事純屬學術騙局

一、引言

《漢書‧楚元王傳》引哀帝時劉歆讓太常博士書裡謂:『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臧於祕府,伏而未發。』

而以劉歆《七略》為本,經班固文飾刪添成的《漢書‧藝文志》裡亦言:『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鍾磬之音,於是懼,乃止不壞。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于學官。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書者,古之號令,號令於眾,其言不立具,則聽受施行者弗曉。古文讀應爾雅,故解古今語而可知也。』並列出『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經二十九卷。傳四十一篇。』

吾人曾有〈談劉歆偽造魯恭王壞孔子宅及孔安國獻書事〉,吾人以三舉證考其偽:『司馬遷曾親自到孔子家鄉去探訪,還見當地儒生習禮不綴,大大致上贙美。如果真有魯恭王壞孔子宅此一有辱斯文的學術大事件,司馬遷怎會毫不知情,當地人豈不會傳此軼事入於司馬遷之耳。但何以如此不可思議,而司馬遷在《史記》裡毫無提起分毫』、『《史記》,魯恭王『好治宮室、苑囿、狗馬。季年好音』,並未有記載此一重大學術發現事件。如果真有此一事件,司馬遷怎會不振筆疾書呢』、『而且魯恭王早死於《漢書‧藝文志》所說的『武帝末』之前,如何能去壞孔子宅。』但如今更要從『常識』面談此事純屬騙騙三歲小兒的劉歆偽話。


二、孔子壁不必魯共王去壞,壞應由孔家傳人去壞之

按,有關《古文尚書》的出處,司馬遷《史記‧儒林列傳》謂:『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是矣。』這是有關《古文尚書》出世的實錄。文中講到孔子後代的孔安國他自己擁有《古文尚書》。但並沒有講到其《古文尚書》是出自於自家壁中,更沒有講是魯共王破壞孔子壁時找出的。

按,由此更可以看出劉歆偽造魯共王壞孔子壁,於是《古文尚書》出土,違反『常識』。偏偏後世滿天舖地象牙塔裡的腐儒會去相信這一套騙詞,而播之不止。

按,若果有藏於孔子壁裡的《古文尚書》,誰是藏者?當然是孔子的後人。那最有可能的就是在秦始皇三十四年禁書令裡,不准民間私藏圖書時,孔子後人於是把家傳《古文尚書》等藏入家壁中,而此位藏者,依《史記》考之,當是《史記‧孔子世家》裡所說的『子慎生鮒,年五十七,為陳王涉博士,死於陳下』的那位孔鮒。孔鮒於始皇三十四年禁書令時,為保存孔家文獻,於是藏於壁中。此一孔家之珍傳,依『常識』判斷,孔鮒藏書於家壁時,孔家人應皆知其事,說不定孔鮒還吩咐家人,日後若禁書令緩解時,勿忘取出,繼續宣揚家學。所以,到了西漢惠帝四年,呂后除了挾書律,此時,於孔門,約當孔鮒之弟孔子襄時,即《史記‧孔子世家》裡所說的『鮒弟子襄,年五十七。嘗為孝惠皇帝博士,遷為長沙太守。長九尺六寸』的孔子襄。而孔子襄時,被呂后命為皇帝的博士,則挾書律之除,說不定就是孔子襄向呂后建議的。一獲呂后頒行,孔子襄即可大喜過望,叫家人壤孔子壁,取出《古文尚書》。察之於人情事理之順,莫當於此。哪有孔子襄不肖,而其子孔忠及孫子孔武亦不肖,不取出孔壁家傳之《古文尚書》,而要到了孔武之子,孔襄之曾孫的孔安國時,等魯共王來壞孔子壁,才由魯共王主使之下取出書來。如此劉歆之偽說,豈不厚誣孔子後代的孔子襄及孔忠、孔武或孔武之子的孔安國皆是敗壞家傳的廢材?!也是於理不通,騙盡後世學界至今之不熄。而真是笑煞人也。

有關《古文尚書》的真正來歷,不就是司馬遷於《史記‧儒林列傳》明言的『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是矣』而已。就是只指出《古文尚書》是孔子後人的孔安國家中所有物。有沒有曾經蔵於孔家墻壁裡,《史記》沒有講。但一如吾人從上述從『常識』去分析,即便真有蔵過,但也一定是挾書律解除後,孔子後人自己取出的,根本沒有魯共王去壞孔子壁才拿出來的。劉歆為何說此忽悠之言以欺世。他的重點其實不是要交待《古文尚書》,而是交待《逸禮》三十九篇,挾帶在此一偽造事件裡出世。因為不然不能把《逸禮》三十九篇和孔門家傳扯上關係。劉歆此一偽造魯共王壞孔子壁偽事,就是想把古文的《逸禮》三十九篇神聖化,經典化而出自偽策。而班彪班固的《漢書‧藝文志》再加油添醋再加上劉歆未講的『論語、孝經』一併出土,把『論語、孝經』也魚目混珠混入此一事件中,偽上加偽,此東漢騙世矇人的古文經學家及其從屬如班彪班固之流以造《漢書》偽史圖謀古文經之立而續溢濫其奸,到了鄭玄則謊話連篇,集偽言於其文字中成為大成之欺世之奸儒,後世文抄公大多受其欺,何其不學之甚乎!
(劉有恒,2017.11.7作於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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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1/05

談王夢鷗先生的論《樂記》及《漢書》裡有關《樂記》的偽史

談王夢鷗先生的論《樂記》及《漢書》裡有關《樂記》的偽史
 
學術研究的重點,在於對於所取之研究材枓,即所謂的文獻,不可直抄。所有人文類的研究,從古到今,從事的研究者,聲名如何實無可據。因為,聲名往往因為人云亦云及後學無能無材,只會照本宣科。於是口碑成了口傳的墓碑。個個人云亦云的古往至今的學者大師都需攤在陽光下,被嚴格檢驗,這是學術求真必須的沙汰渣滓的過程。吾人於此點一生為求真,守之而不渝,故對於老是直抄文獻而做不到為學求真而一味人云亦云的前人不免於學術探討中直揭其誤,不留情面。或謂吾人太狂傲,目中無人。不過,於學術探討中對於學問求真,不屑學術之論見裡有毫寸之偽,而揭之不留餘地,乃『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國語‧楚語》)。而不得不出之於苦口,希讀者其諒之。
 
吾人所研究的範圍廣泛,而在人文的經史子文藝等皆究心於學,所讀所聞古今學風及真相多矣。閱歷古今學界著作雖無法盡讀,但一本學術著作或一篇學術論文,於經史子文藝方面,優劣與否,及因而為此文之人的學術本相如何,見其文則心已有個譜了。因而,自有評價,而往往與世俗學界以當文抄公、人云亦云為名利法門者的評價自有不同。因而,往往所謂的大師專家,得其學術底蘊之不堪上台面學界研究者之手。原來小蝦米往往反而是專家大師等級的,此吾人對學界體會的三昧。
 
吾人以上的引子,不過是談到一位學者————王夢鷗之時的『學』騷罷了。屈原有離騷之作,而吾人因著學術而牢騷,殆可謂『學』騷了。
 
王夢鷗這位學者,吾所欽佩之少數學者之一。欽佩之,不是因其學術著作之內容,百分百一皆可欽,而是指其為學的方法上,能盡心盡力,從細處著眼,於是始能有查見學術事實的真章的途徑。而這却是車載斗量的所謂專家大師們最缺乏的。一些所謂的學術大師,以沽名釣譽,奔波名利為終身目的,學術著作掛名居多,靠屬下徒眾當其成名的工具,為其寫文,等於學術造假及學術詐騙集團分子成員。
 
今就其《禮記校證》(最早為手稿影印本,1965;1976年藝文印書館排印本)一書裡如何談出《樂記》的作者,吾人不贊同他的某些看法,但也贊同他在研究推斷過程裡某些結論。但他的論文實在範圍太廣,本文亦非專書去一一詳剖。而約而談其研推過程的一些結論,或兼其吾人的看法。
 
他從《漢書》兩段記載出發:
 
《漢書‧禮樂志》:『至成帝時,謁者常山王禹世受可間樂,能說其義,其弟子宋曅等上書言之,下大夫博士平當等考試。當以為「漢承秦滅道之後,賴先帝聖德,博受兼聽,修廢官,立大學,河間獻王聘求幽隱,修興雅樂以助化。時,大儒公孫弘、董仲舒等皆以為音中正雅,立之大樂。春秋鄉射,作於學官,希闊不講。故自公卿大夫觀聽者,但聞鑑鎗,不曉其意,而欲以風諭眾庶,其道無由。是以行之百有餘年,德化至今未成。今嘱等守習孤學,大指歸於興助教化。衰微之學,興廢在人。宜領屬雅樂,以繼絕表微。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河間區區,不國藩臣,以好學修古,能有所存,民到于今稱之,況於聖主廣被之資,修起舊文,放鄭近雅,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於以風示海內,揚名後世,誠非小功小美也。」事下公卿,以為久遠難分明,當議復寢。』
 
《漢書‧藝文志》:『漢興,制氏以雅樂聲律,世在樂官,頗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六國之君,魏文侯最為好古,孝文時得其樂人竇公,獻其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也。武帝時,河間獻王好儒,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獻八佾之舞,與制氏不相遠。其內史丞王定傳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時為謁者,數言其義,獻二十四卷記。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與禹不同,其道浸以益微。』
 
認為這兩段文字,內容有問題。用《漢書‧禮樂志》去檢驗《漢書‧藝文志》,《漢書‧藝文志》裡『武帝時,河間獻王好儒,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獻八佾之舞,與制氏不相遠。其內史丞王定傳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時為謁者,數言其義,獻二十四卷記。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與禹不同,其道浸以益微。』只有『河間獻王好儒,獻八佾之舞,與制氏不相遠。其內史丞王定傳之,以授常山王禹。』才符合《漢書‧禮樂志》內容。而指出『若河間獻王獻雅樂之事果有正式記載,公卿何至於抹煞平當之考語而謂久遠難分明乎』,因而他下了結論:
 
『河間獻王獻八佾舞之事,可信其出於成帝時樂家傳說』。


他再推斷出『再就此傳說而細按之,其中本無河間獻王與毛生等作樂記之事,即班固平當之考語中亦毫無「采周官及諸子以作樂記」之事。然則河間獻王作樂記之事,可謂傳說之外之傳說。』
 
王夢鷗先生此項研究,已青出於藍所有其前人,而後之來者或因不學情況之下,仍是幾乎所有學界著作都在直抄以上兩段《漢書‧禮樂志》、《漢書‧藝文志》文字而不加思辨,王夢鷗先生數十年前的舊作,已出乎今日抄《漢書》偽史以為寶的眾人之上。
 
他再考所謂《漢書‧藝文志》裡的『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這段文字,並不是事實。他認為,這是劉歆在《七略》裡的臆造。吾人可以稍述其此考《樂記》之結論:


『《樂記》材料來源,其中三分之一強,殆出於《荀子‧樂論》。此外並見於呂氏春秋、淮南子者亦後不少…………舉凡流傳於西漢之古籍以及西漢人之著述,皆為其取材所自。……倘欲從中抽繹其思想體系,實為儒與道之混合體。其一則為本於天地,寓於陰陽,循乎四時,合五行與八卦。率神居鬼之禮樂論;其一則根於人心,主於感物,施於政教,以倫理和氣為尚之禮樂論。………無論從其材料來源、思想體系以及構辭方式等各方面考之,《樂記》當是雜輯秦漢諸子遺文,而其文或早出於戰國時代,或晚在劉歆時代。』

按,《樂記》裡有抄自劉歆《鍾律書》之語,故王夢鷗先生認為《樂記》成於劉歆時代之陽城子張,即《桓譯新論》及《論衡》裡提到寫《樂經》及王莽時代與桓譚任『講樂祭酒』的人物,陽城子張的《樂經》,即所謂的完足的《樂記》二十三篇,而今《樂記》只餘十一篇。不過,吾人認為,陽城子居的《樂記》不一定為含今本《樂記》在內,但一定有《周官.大司樂》,即,劉歆成立班子替王莽偽造《周禮》時,《周官.大司樂》本不在內。後來,才將《周官.大司樂》擺入《周禮》,此吾人另已別有文章〈從王莽居攝三年的下書談《周禮》發見後又再添偽〉考《周官.大司樂》後來因王莽要求澄清樂律及樂制時擺入《周禮》了。
 
其實,此篇文字裡,王夢鷗先生,還有考《樂記》決不是傳到今日還在盛行學界的所謂公孫尼子為作者之妄語。因為最早講公孫尼子寫《樂記》的是南朝的沈約,不過,王夢鷗指東漢末鄭玄時代比沈約早,鄭玄怎不知公孫尼子著《樂記》,東漢人不知之事,到了南朝偽書出世之時的沈約反而知道,沈約所見乃屬偽書,而且,現存於《初學記》及《意林》裡的《公孫尼子》佚文,雖見於今本《樂記》,但也見於淮南子、呂氏春秋仲夏記及《荀子‧樂論》,故而反而和其姓氏或為孫或為公孫的荀子大有關係,今存《公孫尼子》佚文,應判歸亦是孫姓或公孫姓的荀子所有物。
 
王夢鷗先生於文中,也有考所謂《樂記》二十三篇,並非如《漢書‧藝文志》謊稱在劉向時代已有二十三篇(按,此點吾人存疑。因為,所謂今本收入十一篇外的十二篇內,有所謂《季札》一篇,季札的與音樂扯上了關係,就是那惟一的季札觀樂的有名段子,今收在《左傳》裡,正見到劉歆把《左傳》裡加工的痕跡,把原本的《左傳》,於襄公二十九年,有一段吳公子季札到魯國觀賞周樂的詩經音樂演奏,本在《樂記》裡,被劉歆置入《左傳》裡之後,毀掉了《樂記》裡的原有的《季札》篇,其他十一篇的被消失,也當是劉歆的豐功偉業了,故吾人認為,從以上此事,即知西漢原劉向時代《樂記》是有二十三篇的)。其他之考,如判定《禮記》在東漢白虎通成書時,樂記尚未編入禮記,西漢劉向怎會如張守節《史記正義》所說的,會預知禮記有四十九篇?樂記會居於第十九篇?並指出張守節《史記正義》多不實之諭。並而判定四十九篇目次,可謂定於『鄭玄注本』流行之後。
 
按,王夢鷗先生慧眼及禀學術之道,析之如亳毛,滴水不漏的為學態度是吾人敬仰的,不是直抄《漢書》當成聖旨,把《漢書‧禮樂志》、《漢書‧藝文志》的偽造的史料也糾出來。也不會輕信沈約講《樂記》是公孫尼子寫的,於是當成信仰,成了三人成虎的無知受騙人及偽說散播人,不自覺地就違背了學術初衷而成了為害學術之學蠹。(劉有恒,2017.11.05作於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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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1/05

談西漢樂府裡『四會』樂的樂器編制

談西漢樂府裡『四會』樂的樂器編制
 
於《漢書‧禮樂志》的記載,西漢哀帝時,廢除樂府的設置時,主其事的官員於上奏對於原樂府官屬的處理情形時,一併也提到了當時樂府的編制裡,有所謂的『楚四會員十七人,巴四會員十二人,銚四會員十二人,齊四會員十九人』。這些所謂的『四會』樂類的編制,包括了『楚』、『巴』、『銚』、『齊』四地域。
 
但是所謂的『四會』究竟屬於何義。歷來論樂府之著作,於此大多直抄而不論,有一二人則猜度言之,如,張壽平先生的《漢代樂府與樂府歌辭》(1970)釋為『地方樂合奏團』亦有不妥。今析之。
 
其實,西漢劉向的《說苑‧修文篇》裡就有一段文字,正好是有關當日西漢人所說的『四會』最好的解說:
 
『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眾,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
 
只要一查劉向此段文字,『四會』的真義盡曉:原來所謂的樂府裡編制的四個地域的『四會』樂,指的是:
 
『四』指竽、笙、蕭、管四種樂器的室內竹樂器團的編制。
『會』指由藉由『竹聲濫濫以立會』,竹樂器竽、笙、蕭、管編制的演奏,其功利上的目的是『聚眾』,即指其意涵是讓臣下聽之,則想到為主上盡心盡力,讓主上得民心。
 
也因而,此所謂的四會樂,指的是由四種竹樂器竽、笙、蕭、管所組成的竹樂器團,而依著『楚』、『巴』、『銚』、『齊』四地域音樂演奏風格及特色的需求,所組成的樂器編制種類及樂器數量也不同,故而,四地域的此『四會』竹樂器團的樂器數(即,員額數)各有楚四會員十七人,巴四會員十二人,銚四會員十二人,齊四會員十九人的不同。(劉有恒,2017.11.05寫於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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