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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1月30日

微光‧前行(Hope)

 

這是一部超棒的記錄片


導演:姜宏仁

台灣 / 2019年 / 25分 / 普遍級

     

可以引用導讀,但請註明出處:http://blog.sina.com.tw/hero_mov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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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片的呈現,除了戲劇之外,尚有廣告、微電影、宣傳片以及紀錄片。

  紀錄片的表現,大體上離不開人、事、物的記錄,但從另一個角度而言,也有可能是人事物三條線的共同連結。因為有人必然與物有接觸,然後必然發生了某些事,這是在教導紀錄片一個重要的觀念。

  因為現今社會已進入數位化的時代,3C產品不但畫素愈來愈高,拍攝的器材也愈來愈方便,因此影片尤其紀錄片,早就取代了過去以文字所呈現的「報導文學」。這也是過去很多文學獎,除了小說、散文、新詩之外,尚有一項報導文學。但曾幾何時,報導文學早就消失在文學徵選之列,代之而起的就是微電影或紀錄片了。

  事實上,紀錄片在二十世紀冷戰時期,都成為國家的宣傳工具。。波蘭大導演奇士勞斯基,在五、六0年代就是拍紀錄片的高手,奇士勞斯基也曾揚言終身將為紀錄片而獻身。雖然在八0年代,去了法國之後便改變初衷,從紀錄片轉進到劇情片,並在九三年左右,以法國國旗的紅藍白三種顏色,各拍了三部影片,以藍色代表自由,紅色代表博愛,白色代表了平等。並使奇士勞斯基躋身於世界國際影壇的巔峰。很可惜的是五十多歲的她,因回波蘭手術心肌梗塞而死在病床上。

  提起這件事,並非強調劇情片的成就必須在紀錄片之上,相反的若無紀錄片的紮實功夫,奇士勞斯基如何會在法國揚眉吐氣?這也從某種角度凸顯了紀錄片的可貴。

  「微光‧前行」是一部以兩條弱勢群組的生命片段,直接探索弱勢者如何在生命困頓的時刻,以樂觀進取的心情來面對挑戰。

  「微光」敘述的是視障者石穎芝的故事,她罹患先天性視覺障礙,在全然黑暗的世界中,如何突破種種的障礙,克服先天的缺失,最終能在銀行中獲得業務資深專員的工作。

  透過電話與客戶直接聯繫,石穎芝在點字版的技巧上,學得熟練的技巧,因此她不只接聽電話,也能直接撥打電話給客戶,從而學習觀察到更深刻的人生。或許是因為如此,石穎芝在鏡頭前始終保持著微笑。這種打從心裡發出的自信笑容,凸顯了一個受挫的生命,在歷經試煉之後,綻放的光彩亮度與燦爛花朵。

  一九六0年代,美國最偉大的女攝影師黛安,她一生拍攝的題材,都是世間的殘障人士。如斷手斷腳之人,或如巨人甚至侏儒,為何她的作品喜歡拍攝這些異於常人的殘障人士?黛安自有其特殊的觀點,她認為這些殘障或肢障甚至視障人士,他們是經過試煉才來投胎的。因為這世上,似乎再也沒有什麼可以再傷害他們,因此她從這些人身上,拍得一些自信與自在。

  換句話說,黛安的藝術呈現,反應了一般人的惶惶不安,為何處處會顯得不自在?因為人永遠無法預知,下一個不幸何時會到來?這正是黛安攝影藝術延展出的主題思考。從而印證了,殘障人士雖然有了遺憾與不信,但內在心靈中反而活得更加篤定。

  不可否認的是,石穎芝的親人,也正是她的父親石志煌先生與母親潘引夢女士,依然像每一位當父母的一樣,還是會掛心視障的女兒。石穎芝獲得在台北渣打銀行的工作,而必須住在台北,父母親也曾考慮,是否搬到台北,以便就近照顧。

  然而父母的顧慮顯然是多餘的,因為這個社會,不管是政府單位或社會企業,其實早就以更包容的心,給予視障者更多的支援,再加上視障者自己堅定的信心與信念,使得這些視障者,幾乎可以與明眼人做相同的工作,甚至視障者會更加珍惜這份工作,因此在工作中透發的服務熱誠,往往有更突出的表現。

  「前行」是敘述一名護理師古素青。在十一年前,因為一場車禍,導致骨頭神經韌帶斷裂,從表面來看,似乎沒有任何損傷,但其實她的工作,卻完全無法執行,換句話說,她無法再度回復以前的工作。

  也是因為政府有關單位及社會企業單位,提供了古素青一份類似生命線的工作。古素青以她自己的親身經驗,在電話中與電話另一端心靈困頓的人分享,這比一般人執行這份工作,其實來得更為貼近與踏實。

  古素青有個年老的父親,也有一名姊姊,每個星期日,她都會回去探視他們,家人對古素青能在萬芳醫院自殺防治中心擔任話務員,都感到欣慰。

  看似完美的安排,似乎已經無懈可擊了,但在食衣住行之外,育樂兩樣其實是現代社會最為缺乏與需要的,尤其運動對肢障甚至視障者是相當遙遠的。而因為這種需求,也就使得完全不交集的兩條線,發生了聯結。而這一點將兩條線,甚至是不同的題材與情節,在最後有了相融,這是這部紀錄片最令人激賞的地方。

  在受傷三年之後,古素青才開始運動,雖然只是慢跑,但卻也延伸出「陪跑」這種很少人知道的工作。所謂「陪跑」,就是用自己的左手,與視障者的右手,用一條有彈性的線連結在一起,於是憑著這條線,引導了視障者,勇敢地在操場上跑步,更甚者也能在馬路上參與長跑比賽。

  於是古素青開始慢跑;而視障的石穎芝,也出乎意料地在陪跑人員帶領下,也參與了慢跑運動。誠如石穎芝自己所說,運動可以讓她舒壓。這道理一般人都懂,但不見得會去執行,因為慢跑運動對她們來說,實在易如反掌,反而就不太重視。

  然而對視障者而言,慢跑是何其不容易的事,於是陪跑這個工作就變得相當重要了。「陪跑」員不但要有對視障者充分的了解,自己也要有相對的體力,因為除了自己之外,他必須盡力去照料另一名視障者。其實陪跑者還需具備更多的耐性與愛心,才能在這種義工性質工作中,顯得無怨無悔。這部紀錄片,應該可以給予更多的人,有著更進一步的想法,因深受感動,然後樂意地投入這種陪跑的義工行列。

  也因為有這部紀錄片的淵源,在此也順便介紹另一種為視障者服務的「用心看電影」。應該是在二000年左右,筆者在獲得台北市第十一屆文化獎後,受台北市立圖書館總館之邀,在臺北市各分館開始連串的電影講座,一直到「啟明分館」之際,才知道這個圖書館是專為視障者服務的圖書館,也才發現用平時的講座方式,是行不通的。

  當時筆者立刻靈機一動,便應用小時候看電影有「弁士」的呈現方式,而完成第一場的「口述電影」。那個在國民黨剛到台灣不久的世代,其觀眾是相當詭異的。試想放映一部美國西部片,而字幕是中文,但當時的民眾都是受日本教育的,他們看得懂日文卻看不懂中文,更聽不懂劇中人物所講的英語。

  於是每間戲院就必須禮聘一名「弁士」,在電影放映期間,隨情節而用台語為觀眾來解說。或許一天講太多場,講得滾瓜爛熟,「弁士」便更能上手,而加入很多他自己或當地風俗的觀點與見解,如此便產生一種有趣的現象,明明是悲劇,「弁士」卻口述得讓觀眾哈哈大笑。

  其實「弁士」在二0年代,電影在默片時期就已經存在,因為當時電影是無聲電影,雖然一段情節之後,會有一段文字輔助,但弁士的產生,卻也是一種時代的產物,但時至今日,弁士能為視障者口述電影,是一項殊勝的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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