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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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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警方破獲吸血的地下錢莊,這個非法集團,先透過簡訊或LINE,散佈「支票貼現」的訊息,許多急需週轉的店家,因此上鉤,但被害人簽本票後,嫌犯就拿去軋票,被害人擔心信用破產,又跟同一集團的高利貸借錢,有人錢沒借成,就欠下一屁股債,而這其實都是地下錢莊設下的圈套,受害人高達11人,不法獲利將近千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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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吳捨之(圖片來源/COSCUP@flickr)

我國追求經濟轉型、產業升級的需求早在九十年代中後期已被提出,當時要建立「亞太營運中心」,包括製造中心、海運轉運中心、航空轉運中心、金融中心、電信中心和媒體中心的規劃,只是,之後因為國內政治環境丕變,加上情勢變化,終究無法順利推動。

蔡總統上台後,提出「產業創新計畫」,又稱為「五加二產業、資安與網路新經濟」,「五加二」產業是指,亞洲矽谷、生技醫療、綠能科技、智慧機械及國防航太等五大創新產業,再加上新農業、循環經濟。行政院去年七月已編列2017年的政府預算,高達上千億的科技政策預算規模,足以看出中央政府推動國家科技創新政策的決心。伺候,在產學研界的建議下,增添了「數位經濟」、「文創產業」及「半導體產業」等三項內容,又可稱為「五加N」產業創新政策。

另一方面,2016年開始,兩岸表面上呈現冷對抗的格局,同時又顯示民間交流的熱絡,看似回到2008年之前的「政冷經熱」現象,正確來說,兩岸投資熱度已有下滑,今年台商赴中國投資的成長率已是七年最低;但是,社會交流是卻呈現一種「異常的熱絡」,「國人赴中就業」逐漸增多,未來將可能成為兩岸交流的新趨勢與常態,改變過去「投資帶動交流」為主的互動模式,且將影響台灣的經濟結構。對部分科技政策的專家而言,「五加N產業創新政策」和「兩岸關係」是互不相干的議題,且多會忽視;但,其實兩者間又有相互競合的關聯性與可看性,其中最為值得關注的部分有三個焦點。

首先,針對產業佈局的相似性,兩岸各自產業規劃的項目內容大部分相同,這凸顯兩點意涵,一是國際科協商遲繳技產業趨勢的走向,二是如何凸顯自身的差異性及競爭力;其次,市場規模及條件的差異,這也涉及了產業規劃的高度,以及雙邊競合關係的策略佈局;最後,便是所有產業發展的重要命題,就是「人才的供給」,這攸關產業規劃的綜效及成敗。

兩岸產業規劃的同質性與差異性房子增貸條件

我國的「五加N」產業創新政策,源自於蔡總統在2016年大選時提出的「五大創新研發計畫」,當時便以「創新、就業、分配」為核心的概念出發,試圖建構台灣經濟發展的新模式,進而有助於國內產業的競爭力,同時、延伸到社會財富分配的問題,讓企業利潤得以改善,同時有可以提高勞工的薪資水平,並解決就業的問題,包括增加工作機會及降低失業率等部分。因此,可以想像行政院所提出的「五加N」是扣合蔡總統的競選承諾,企圖挖掘我國未來五大創新研發計畫的關鍵科技創新動能,以突破國家產業發展的瓶頸。

其實,早在去年三月中國已通過2016年到2020年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綱要(可簡稱十三五規劃)」,當中針對產業政策的內容,以發展及培育具戰略性的新興產業為目標,並構建現代產業發展新體系,涉及的產業面向極廣,涵蓋了知識服務、文化創意、電子商務、資訊服務、金融、旅遊休閒、生物醫藥、環保能源、機械設備、高科技製造業、現代服務業、智能製造業、互聯網等產業範疇。中國十三五規劃的產業政策不只是產業議題,也擴及到社會發展,包括城鎮化、創業創新及就業等面向,同時又連接到「一帶一路」的國際戰略佈局。

由此看出,兩岸產業規劃都有契合國際發展的趨勢,在國家高度上進行謀劃未來具前瞻的創新產業。筆者深知我政府提出「五加N」產業創新政策並非與中國進行競爭,更不是以政治作為前提的資源爭奪思維;只是站在海島型國家的經濟特性來看,產業規劃若以不合身的「大型國家」規格去設計政策,看似偉大卻可能讓缺錢怎麼辦政策淪為口號,難以執行甚至錯失轉型的良機。

不單是市場與人口的客觀規模,主觀上,以中國的政治制度運作來看,「國家政府引導」為主的產業發展模式,與我國法治規範下的民主監督、地方自治及政治文化更擴大彼此間的不同與發展綜效,更遑論政策投入的效率與治理能力;換言之,兩岸區域產業經濟的治理工具、手段與規範不同,會影響到產業規劃的落實程度。制度設計沒有恆定的對錯或優劣,台灣應當思考在國際趨勢的脈絡中,找尋切合自身條件的發展策略,或是思考產業創新將可以對國際帶來的貢獻,這才有可能在鏈結地方時又能擴展國際空間。

人才是兩岸產業發展的決戰點還是突破口?

長時間、多位研析兩岸經濟問題的專家學者認為,兩岸經貿關係是一種投資帶動貿易交流的模式,且是互補分工的產業關係,從產業鏈的形成到當地化的發展趨勢。然而,近年來已有所改變,兩岸經濟關係已不再只是投資的連結,近年來已出現「人力資本」的流動;直言之,就是我國人才西流到中國的形勢已日益凸顯,尤以中國對台政策已有改變,從「三中一青」到近期的「一代一線」,這將可能翻轉兩岸交流的模式,其中,人才不僅限於生產、技術的流動,「以經促統」的「4.0版」更帶來創業就業與國民待遇的社會分配,以及從中可能擴溢出的政治效應,提高對中國的認同,從中改變台灣人的「政治DNA」,進而對台灣的社會經濟結構帶來影響。

對我國而言,人才的質量與供給是產業發展的關鍵因素,無論從研發到生產,甚至是包裝與行銷,以及市場的規模和文化生成,都圍繞在「人」的根本;其中又以產業創新的成功與否,研發創新的投入都需要相應的高階人才,重中之重不言而喻,也是科技創新生態的基本不可或缺的元素。無論國家的總體規模,「搶人才為我用」是多數國家走向科技創新的主要策略,我國也無可避免,也因此,日前我政府也確實提出相應的人才引進對策。

只是我國產業需要什麼樣的人才?或是我國要以什麼科技產業作為發展主軸,至今似乎仍無確切的方向,其實我國應該提出極具重點的產業項目,而不是「全能型」的產業規劃,尤以對規模資源有限的國家而言,唯有集中火力投入方才是務實之道;這並不是放棄其他發展項目,而是政府作為領航者必須將資源重新分配,重新盤點合身的利基,花在刀口上的發展策略,便能在國際競爭中站穩不輕易被忽略及取代的地位。

當前,「五加N」產業創新政策已展開,相關方案已逐步推陳出台,包括桃園地區的亞洲矽谷推動方案、台中地區智慧機械產業推動方案、新竹和屏東等地區為主的生醫產業創新推動方案,及台南地區的綠能科技產業推動方案等,相關規劃已逐步透過產官學研各界的交流階段形成共識。許多政府部門及智庫單位都圍繞著相關政策的推行,畢竟這是台灣產業「轉骨」的關鍵時刻;唯,筆者認為,產業創新最具挑戰的並非府際協作與否,也不在於專案推動體系的建構,而是相關對策的研擬與配套。

簡言之,許多產業政策的擬定,除了對國內需求的盤點與了解之外,還必須說清楚政府的規劃方針與工具,以及深化國際產業競合的思維和準備,無論產業升級涉及到技術研發或商品生產,都需要有向外鏈結的輸出口;也因此,一個良好的產業規劃必須兼顧對區域甚至國際產業的競合環境,譬如從中國產業規劃了解我國人才西流的問題,以及從東南亞國家的產業形勢探求我國產業輸出的契機,這些都涵蓋了國際鏈結策略、產業人才策略(育才、攬才及留才)等構面,也關係著我國科技產業連結國際的位置與程度。

然而,如果相關政策的研擬者及智囊仍停留從國內視角去閉門造車,抑或自以為赴國外就能學習到成功經驗,甚至只看「府際競合」不看「國際競合」,這樣的鏈結思維不但狹隘,更是一直以來政策成效不彰的原因所在;再加上,我國陷入人才短缺的窘境,國際社會對台灣人才供給的評價不高,都會加劇政策推動的障礙,產業創新的美意因陳舊的官僚思維而殆盡,陷入政策失靈的惡性循環,浪費了國家資源,實為可惜!不是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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