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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5/14

空間與性別:從性別歧視到跨性別


我在臺灣戒嚴年代讀大學,當時不曾接觸女性主義論述。1986年到紐約市立大學就讀環境心理學博士班,深受該校少數族群(種族、性別、階級、性傾向等)觀點的影響,而環境心理學的教授也個個都是女性主義者。我雖然沒有正式修習女性主義課程,卻已不知不覺中在日常生活與課堂上演練女性主義的思考方式。

1992年回台大任教,第一項任務就是為《土木與環境》這本通識教科書撰寫〈人造環境與設計〉這個章節。為了其中一個小節談論性別與環境,我認真蒐尋臺灣本土的相關經驗資料,開啟了我的性別與空間領域的研究。此後,有大學邀請演講,就經常主動談論性別議題。1993年接受聯合報邀請在繽紛版撰寫「環境觀察」專欄,也不時提及性別議題,例如女廁的不友善、語言(如處女地)的性別歧視、廚房設計不良、公車上的性騷擾等。後來「環境觀察」就變成「性別觀察」專欄了。專欄結束後,結集出版了《找尋空間的女人》與《物情物語》兩本書。

有次在校外進行性別主題的演講,結束後有位女性朋友過來找我聊天。她說結婚以後就覺得生活不對勁,可是先生不吃喝嫖賭,每天下班回家在書房看書寫作,朋友都認為這樣還有什麼好抱怨的。她深感女人找不到語言去描述自己的生命經驗。聽了我的演講,她確定這不是她個人的問題,而是許多女人共同的處境。她的這番話,影響我進行了國科會的第一個性別主題的研究:「已婚婦女的住宅空間體驗」。在這個研究中,我發現女人經營住宅,卻不擁有家裡的空間;甚至有受訪者說:先生不在家,我才有在家的感覺;而參加基進婦女團體的女性每日的家務勞動減少一小時,但是其先生的家務勞動時間卻完全沒有變,原來這一小時是透過家務外包(上館子、衣服送洗)、降低家事標準(不必天天掃地洗衣服)、訓練小孩做家事來達成。

在我回台大任教之前,城鄉所的研究生已經組成「女性與空間讀書小組」,為了傳承、討論與交流,於是在1995年成立「性別與空間研究室」。除了自身的研討交流之外,曾經為大學生舉辦「性別空間豆芽營」、接受台大委託舉辦「性別平等週」活動、定期出版「性別與空間研究室通訊」。此外,更積極參與社會改革,包括1996年的「新女廁運動」(搶攻男廁、拒絕付費、廁所彈性調撥)、撰寫「公共空間安全設計準則」,也受教育部委託出版「無性別偏見校園空間」手冊。

有鑑於法令政策、組織運動,與個人性別意識提昇同等重要,我申請國科會計畫研究性別意識形成之歷程。訪談參與性別活動與論述的男女性,以理解其性別意識形成的過程為何。此研究發現女性處在一個歧視女性的社會,就必然會經歷性別歧視(貶抑、性騷擾、婚姻等)的事件,自身因為是女性而受歧視與壓迫經驗就形成性別意識的基礎。男性主觀上也可能有因性別而發展受限制的經驗,然而有些男性則是因為看到身邊或社會中的女性受壓迫,以及基於社會公平正義而接觸女性主義。有了性別意識之後,女性非常關心理論與實踐的關係,覺得處處是戰場。自己懂得追求自由,但也帶來痛苦與掙扎(該不該化妝?能不能依賴男人?);看到性別不公的言論或事件,想要干預,又不想傷朋友感情;難以挑戰家中男性,又可能帶給自己更大的負擔(如家務勞動)。相對而言,男性比較沒有那麼深刻地將女性主義論述與自己每日生活實踐連結。女性提到接觸女性主義論述的時候,經常伴隨著參加團體以及遇見不同的女性典範。團體讓她有了持續參與性別平等的動力,得到知識與情感的支持;而女性典範則給她帶來生命中不同的可能性。男性則比較常提到性別論述對他的啟發;由於台灣並沒有具有女性主義意識的男性團體,男性的女性主義者也屈指可數,因此也沒有人提到團體與男性典範對他的影響。此外,女性在形成性別意識的過程中,歷經賢妻良母意識形態以及男強女弱價值觀的破滅與重思,然而男性要成為女性主義者卻是要真誠面對自己的內在強暴犯(the rapist within)以及不勞而獲的特權(unearned privilege)。

又由於性別的課程、活動、運動等的參與者大多數為女性,因此如何說服、鼓勵男性參與性別平等是一件刻不容緩的事情。2000年在台大婦女研究室支持下,推動台灣的白絲帶運動。藉由座談、演講、活動、出版、網路、舉辦記者會等方式,探討台灣男人成長過程中的男性氣概建構、暴力與男性氣概建構的關係、各種不同男人樣態的可能性。這個運動以論述介入為主,為了更具體讓年輕男性理解自身與性別平等之間的關係,現在則正在進行國科會「男性如何學習性別平等」的研究計畫,著重在性別意識教材的研發。

性別的概念並非男女二分,而牽涉了生理性別、社會性別建構、性傾向、性別特質、性別認同等複雜面向。我也針對男同性戀者的現身問題進行研究,以瞭解台灣男同志與其原生家庭的關係,以及現身與否的考量、策略、時機與後果。現身的考量主要有以父母為導向(怕父母傷心、失望)以及自利導向(怕父母不能接受,繼而影響自己的權益)的因素。現身或不現身的策略則包括1. 隱藏(同性戀資訊管理、偽裝、與父母疏遠、離家)。2. 降低現身的風險(增強自身的能量、降低父母對他的期望、主動提供資訊以改變父母的態度)。3. 應付婚姻壓力(提出不婚論述、鼓勵兄弟結婚生子)。而現身之後父母經常採取否認的態度,或自責教養方式有誤,或質疑小孩被朋友帶壞,同性戀成為一個不能碰觸的禁忌,一道不能揭開的傷口。有的父母有程度接受,事實上是接受自己的小孩,但不能接受同性戀。父母可能仍擁有刻板印象,因此擔心小孩受到社會歧視、孤單、得到愛滋病、失去男性氣概等。只有極少數的例子,因親子關係良好,父母的態度本來也較為開放,父母會嘗試去理解同志兒子的處境,進而提供支持。

目前關心的性別議題則是空間的性別區隔與跨性別。空間的性別區隔(如女性專用車廂、公共廁所等),並沒有教導如何面對差異,而是透過隔離,因而強化了性別的男女二分,以及男女的社會刻板形象(進入女廁的人要有女性的社會身體穿著與舉止,否則會遭來異樣的眼光)。我們已經生存在一個性別化(gendered)的社會中,除了因為性別的天生生理差異(身體結構、生殖差異),或者要使用積極行動(affirmative action)(婦女保障名額、女性運動優先區)來翻轉因為長期對某個性別的結構性歧視之外,我們要學習的反而是去性別(undoing gender),儘量不要使用性別的分類來處理與性別無關的事物(像是學號編排、工作指派、一般空間安排等)。性別,對我而言,是一個最基本、基進的思考方式,也是一個無止盡的學習歷程。

 

延伸閱讀

畢恆達(1996找尋空間的女人。台北:老師文化。(入選全國讀書會民國85年十大票選好書阿勃勒獎;中山女高百本好書推薦)

畢恆達(2004空間就是性別。台北:心靈工坊。

畢恆達、洪文龍(2006GQ男人在發燒。台北:女書。(入圍第31屆金鼎獎:社會科學圖書類)

畢恆達(2008無性別偏見的校園空間設計準則手冊。台北: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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