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史部落格

臺灣新文化史叢書第一輯書單

今日剛擬好了東村出版的歷史書系中的[臺灣新文化史叢書(暫定)]的第一輯書單，共十二本。

1全球史視野下的金門
2創傷的記憶:八七水災的文化史
3日治時期臺灣的咖啡店與女給
4運動、文化與國家:臺灣棒球的社會文化史
5阿媽的魔法學校
6日治時期的臺灣社會與文人生活:微觀吳新榮日記
7近代臺北城的物質文化與日常生活
8唱片與近代臺灣社會生活
9近代臺灣的酒樓與飲食文化
10摩登臺灣: 日治時期的跳舞文化史
11樂生療養院的社會文化史
12日治時期臺灣的修學旅行

新文化史部落格全新改版

"世界史/全球史語境中的區域史:文化史的專題研究"

一、 世界史、国别史、跨国史——一组关于历史研究单位的讨论

第一组的问题意识集中在作为历史研究单位的世界史、地域史、国别史、跨国史等，探讨了这些看似不同但又相互关联的历史研究单位在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历史研究中的意义，以及在这些不同的研究框架下，历史应该怎样被理解和书写。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所长羽田正教授在题为《新的世界史和地域史》的报告中指出，虽然近代以来的历史叙述是伴随着民族主权国家的诞生而产生的，但在当今世界联动性日渐加强，全球性危机日趋严重的情况下，世界上的人们必须认识到自己同属于一个地球社会，将全世界纳入自己的视野并携手采取行动。鉴于地球社会这个单位对人类的重要意义，书写其历史是一个势在必行的工作。羽田先生认为新的世界史的构思方法有二，一是利用立场各异且用多种语言记录的资料，将迄今为止在各自的编年体系内进行解释和理解的国家和地域的历史，作为相互间具有更密切联系的对象来理解。二是把现在世界视为一个整体而努力描绘这个整体的过去。要将世界理解为一个单位的世界史，一个最基本的方针是排除中心性，强调关联性，要尽可能地以平等的视线投向世界所有的地域和人们。迄今为止的世界史，着眼的是人类集团的不同，但在新的世界史中应该更加重视共同性。要将过往世界的整体形象和现代的整体形象相比较，以理解现代的特征。
会议的第二位报告者是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葛兆光教授。与羽田先生主张历史书写应该“去中心化”的观点相对，葛先生在《全球史潮流中，国别史还有意义吗？》一文中质疑了“无偏无倚”、没有中心的全球史是否存在。他指出，全球史的写作面临着许多困难，比如全球史是否可以真正有效地“涵盖”足够重大的全球性历史事件；它应该以什么价值标准来选择应当书写的事件、人物、现象；它要如何与区域史、国别史相联系与相区别等。全球史的写作不仅仅是一个“能力”即兼顾各种复杂历史知识的问题，还是一个“眼光”，即站在什么立场观看历史变化的问题。另外，全球史写作往往针对的是文明史而不是政治史。但是，怎样的一个“全球史”可以去除“国别”而聚焦于“文明”？这种去除了“国家”的“文明史”如何撰写？这些都是很大的问题。葛先生主张在历史上的确存在过以国家为单位的自足的“历史世界”，这种历史存在对当今世界各国的现状仍有所影响。因此在写作全球史的同时，国别史并不应该被抛弃。 “国别史”的历史叙述空间虽然是“国家”，但它并不是按照现代民族国家来倒推“历史”。只要国别史的撰写者能够看到“民族”和“国家”本身的历史变迁，不落入后来的“国家”绑架原先的“历史”的弊病之中，国别史就仍然有意义。
与前两位学者分别探讨全球史和国别史的必要性相对，普林斯顿大学的Sheldon Garon先生从跨国史的角度论述了节俭观念在现代世界的传播。他在《日本节俭的跨国史》一文中指出，跨国考察的方法对这一研究的意义有二：第一，挑战了在欧美学者中流行的日本和亚洲例外论的神话，因为长久以来欧美学者都认为日本人热衷储蓄是儒学或者“亚洲价值观”的产物。第二，阐明了跨国仿效的多向性。日本推动储蓄的机制及精神支持都源于欧洲，是对欧洲经验的有意识模仿。但日本并没有简单的借用欧洲的“内核”，日本不仅是跨国知识的接受者，也是制造者。在亚洲经济体范围内，日本的储蓄推广模式在发展战略中起到了关键作用，韩国、中国甚至东南亚的马来西亚、新加坡均受到日本影响而重视国民储蓄，而日本最初的灵感是来自于19世纪的欧洲。Garon先生通过储蓄这一个侧面，描述了思想和制度的跨国流动，揭示了一个相互联系的现代世界的历史。

二、 联动的东亚——思想、观念与文化的粘连

第二组的讨论主要将视野置于东亚，从不同侧面探讨了知识、观念与技术是如何在历史上的东亚传播，并被东亚各国所改造、吸收，最终成为该国历史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又探讨了东亚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密切的联动，对各个国家内部的历史认识和政策产生的影响。

东京大学小岛毅先生报告《经学的命运——宋代儒教诸派之争》，着重探讨了儒教对东亚各国从古至今的历史认识产生的影响。小岛先生首先指出，在学术全球化的潮流中，对于专业词汇的精确翻译不可欠缺。他从对“经学”、“儒教”、“理学”、“理”、“气”等概念的翻译入手，探讨了东、西方人对于儒学的历史认识是怎样的。接下来，作者又分析了主张“微言大义”的“春秋学”对后世中国人乃至日本人的历史认识所造成的影响。后世学者通过活用春秋学来阐明他们各自的历史认识，比如王安石对《春秋》的摒弃，程颐、胡安国对《春秋》的解释，司马迁写作《资治通鉴》时活用春秋学、将魏晋标榜为正统等都是例证。而日本江户时代盛行的朱子学也是“春秋学”的一环，德川光国在编纂《大日本史》以及赖山阳在写作《日本外史》时都秉承了春秋学的精神。在东亚各国的历史认识中，至今残留着春秋学的影响，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
复旦大学朱莉丽研究员的报告探讨了在中国通过海洋与外界结成日渐密切关系的背景下，中国人海洋观念和海防观念的变迁，以及这种观念反过来对中外交流的影响。她认为，中国自古以来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和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使得海洋经济和与之相关的海洋防卫长期受到忽视。但是伴随着中古以后“东海”取代“西域”成为中国与外界交流的主要场域，中国人的海洋观念和海防意识都开始发生变化。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海防体系建成于明朝，其目的一是为了断绝走私贸易，使国家垄断海洋贸易的权益，二是为了抵御来自海上的侵略——倭寇。中国的海防体系是在江南社会与外部世界联动性加强的背景下产生，但它的建立，又体现了统治者阻断这种联系，人为制造出这些地方与世界隔阂的意图。一方面，这些海防设施如同存在于西北边疆的长城一样，是当时中国人区分“内”、“外”的一个标志。另一方面，在地方不依靠中央而直接与外界发生密切关系的情况下，这些军事设施的建立包含着整饬地方秩序，加强中央对地方控制的意味。
普林斯顿大学的Mathias Vigouroux先生报告的题目为《近代早期东亚背景下的日本针灸：中医针灸及其在日本的适应》。他从江户时代针灸在日本的传播和应用入手，探讨了近代以来知识在东亚不同国家之间的流动以及各国在此基础上对知识的改造和创新。Vigouroux认为，在江户时代以前长达一千年的医学交流中，尽管日本曾做过一些把中医“日本化”的尝试，但实际上对中医的消化吸收相当有限。但进入江户时代以后，日本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识字率的提高、书籍在所有社会阶层中的流传、实学的强调、德川吉宗提高国内的草药和药剂生产的政策、以及考证学的引入，为日本医生能够重新评估江户时代以前传来的医学知识创造了条件。在日本，一方面大量针灸书籍被出版，另一方面中国和朝鲜的针灸书籍被进口，本土知识和外来知识不断融合。在日本针灸的历史中，江户时代是一个转折点，是一个“卫生全球化”的时代，思想在派系和学派之间自由流动，引发了新技术和新理论的出现。日本独立产生的知识以及从中国医学传统中吸取的知识，共同造就了一个针灸学上的新的日本传统。

三、 全球史视野下的文化传播场域

文化的传播要通过一定的场域，这个场域，既可以是自然地理上的空间，也可以是人为制造的文化上的空间。本组的三位学者，分别通过中国和斯里兰卡之间的商业路线，晚清报章的信息获取渠道和流通渠道，以及在特定的历史时空中形成的人际网络这些不同的场域，探讨了文化在不同国家和地域间的传播，及其对这些国家和地域的历史所产生的影响。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的马场纪寿先生在《曼荼罗的力量——斯里兰卡对东亚佛教的影响》中指出，当我们从世界史方面来重新把握近代以前的东亚文化的时候，佛教是一个有效的切入点。由于佛教是沿着贸易路线传播的，因此通过对佛教的传播路线及佛教经典的文化影响进行考察，我们就可以在更大的历史背景下理解东亚文化。在这次发表中，他把焦点对准在和东亚的关系方面至今尚未受到关注的斯里兰卡，通过综合运用斯里兰卡的碑文资料及中日文献，讨论了从斯里兰卡传来的大乘经典《宝箧印经》影响东亚世界佛教文化的过程。
复旦大学历史系的章清教授发表的内容是《“区域的”或“全球的”——略论晚清中国新型传播媒介所构成的“场域”》。章教授指出，晚清所出现的报章，即构成近代中国加入“全球史”最为形象的说明。近代意义上的报章出现于晚清，发端于新教传教士的“援西入中”，一开始就超越了“国家”形态，并展现出在一定“区域”范围流通的特性。报章所具有的大量汲取外国报章之信息的新闻“生产”机制，无疑体现出其“全球性”与“世界性”，但就其“流通”来看，又往往伴随晚清政治的走向而形成不同的“版图”，呈现出“区域”的特色。
普林斯顿大学的Kerim Yasar先生探讨的同样是一个近代史的问题。《贝尔实验室：金子坚太郎、伊泽修二与缠结的历史导线》一文聚焦于金子坚太郎、伊泽修二这两位日本近世上的著名人物，探讨了他们二位是如何通过科技、政治等媒介在西方社会拥有了复杂的人际关系网络，以及他们是如何依托于此种网络展开社交活动并且加深了日本与世界的联系。金子贤太郎在西方人面前对日本人形象的完美塑造为日本人赢得了来自西方的好感，也赢得了他们在日俄战争中对日本的支持，而伊泽修二同样通过他的活动推动了台湾殖民地化的进程。通过对这些在社会形态的各种因素中形成的个人交际以及这些个人交际在国民生活和作为整体的全球史中所发挥的作用进行分析，作者指出，全球史的重大变化往往在极为地方化、甚至是亲密的空间里开始，并最终完结。

四、 以艺术、宗教、科学为载体的概念传播和文化互动

历史上，不同的地理环境以及在此环境下形成的原始信仰和生产方式，造就了不同国家、地域的不同宗教信仰、艺术表达方式、对世界的认知方式等。但它们产生之后并非各自孤立，而是通过一定的渠道互相影响。工匠、僧侣、传教士、医生这些往返于世界各地的人群，担任着传播艺术、宗教和科技的使命。通过他们的努力，一些地区固有的文化得以与外来文化相结合，产生出新的文化。同时在这个过程中，生活在世界某一地域的人们，无论是对自身的认知还是对世界的认知，都发生了变化。以下三位学者的讨论均与此有关。

东京大学枡屋友子教授的文章分析了伊斯兰美术史这门学科的界定及这个概念所涵盖的伊斯兰世界与非伊斯兰世界交流的内容。枡屋教授在《伊斯兰美术史这门学科》中指出，所谓“伊斯兰美术史”，是对穆斯林所作的美术作品的全面研究，其对象既包括伊斯兰的宗教美术，也包括世俗美术，这与专门研究与宗教相关的“基督教美术”和“佛教美术”形成了对照。穆斯林的创作是伊斯兰美术的最大特征，是伊斯兰美术超越了时代和地域的共同点。诚然，伊斯兰美术史是近代欧洲学科划分的产物，在初创期，欧洲人对伊斯兰美术作品的关注带有强烈的欧洲东方学周边学术的色彩。虽然在世界美术史的文脉中，伊斯兰美术史会被认为是地域性的美术史，但实际上它所覆盖的空间和持续的时间却远远超过其他许多美术史领域。伊斯兰美术对伊斯兰世界以外的地区同样产生了影响，穆斯林会为非穆斯林制作美术品，非穆斯林也会为穆斯林制造美术品，包括15世纪以后景德镇为穆斯林制造的瓷器也属于这种情况。从这个角度来说，伊斯兰美术史本身就是一个涵盖了世界各地的艺术交流的饶有趣味的话题。
复旦大学董少新研究员的文章探讨了《“亚洲”概念的传入及其在华的反响》。董少新先生提出，欧、亚、非三大洲的理论在欧洲中世纪被置于天主教神学背景中加以阐释，在大航海时代欧洲航海家 “发现”了新大陆之后，欧洲关于亚洲是一个不同的大洲的观念进一步被强化。董教授认为，欧洲人之所以要将实为一体的一片大陆划分为三个部分并赋予不同的称呼，原因在于欧洲需要一个“他者”以构建自我的认同。到晚清时期，面对西方列强，中国同样需要重新思考其传统的天下观，并构建包括本国在内的区域认同，亚洲观有助于这一构建，而欧洲则相应地被视为“他者”。但是董教授同时提出，在被称为亚洲的这片陆地上，一直存在着多元文化，不同宗教，以及多种认同。因此，这块陆地无论从什么角度，都不宜被视为一个单独的大洲。被欧洲人构建出来的亚洲是否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所认同？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我们是否仍需要亚洲这一观念？启发我们对此进行认真的思考。
接下来普林斯顿大学Federico Marcon教授探讨了德川幕府统治末期日本本草学发展的历史和理论建设的问题。这篇名为《幕末本草学》的文章指出，日本的德川时代，本来属于药理学范畴的本草学分化出许多不同的方向和理论，其中包括词典编纂、博物学、农学、美学、烹调学和自然史，重构了人们对自然世界的认知方式。德川幕府的后期，特别是1830年天保大饥荒之后，促进经济发展的功利价值成为本草学最主要的推动力。一方面，本草学变得更像西方的自然史了，另一方面，本草学和当时新兴的所谓经济学（“经济”一词来自于儒家经典，大概可以翻译为“管理国家并扶持百姓”）汇合之后就产生出相当于欧洲的政治经济学的东西。针对此Marcon先生举出了萨摩藩的例子，萨摩藩的成功，是其领导者将其所掌握的自然知识与经济政策相结合的结果。那时的日本人已经深深意识到，自然知识对于一个国家的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潜力至关重要。总之，本草学通过在幕府将军和藩主的经济政策中发挥作用而在幕末转型成为自然史。

五、 东亚与世界史视域中的中国研究

这一组的三位学者，讨论的问题全部聚焦于中国。只不过，他们的视角分别是，在中国本身的历史中理解中国、在东亚的历史中理解中国和在世界的历史中理解中国。

东京大学的小寺敦先生报告的内容是《清华简〈楚居〉所见楚王居的迁徙——试论关于楚国领域观念的成立》。小寺先生利用清华大学所收藏的一批战国竹简《楚居》，结合其他传世文献，分析了其中所记载的古地名今天的所在地，证实了作为楚国国都的“郢”曾经相当频繁地迁徙。但是小寺先生认为，包括城邑全体居民在内的大规模迁徙不可能如此频繁，所以频繁迁移的很可能只是附带了行政机构的楚王居所而不是整个都城。另外到春秋中期为止，邑制国家的色彩还相当浓厚，迁徙王居意味着变更作为据点的邑制国家。这时的“迁都”与战国时代以后的意义并不相同。当时各邑的独立性很强，所以从楚王所居之地到邑的距离对邑的内政所带来的影响，并没有战国时期以后那么大。此外，也有可能楚王的迁徙本身，对于维持楚国的势力范围是很重要的。《楚居》中记载的楚王居的迁徙范围，大致包括了从春秋末期到战国中期的楚国领域。鉴于《楚居》的形成年代正是楚国在齐、秦等国家的压迫之下势力渐渐衰微的时期，因此可以推测《楚居》中的记载包含了在这一对楚国不利的时代状况下回顾楚国历史的意图，可以让当时的人们对于战国时期楚国的领域产生强烈的意识。
复旦大学的王振忠教授以《东亚视域中的中国区域社会研究》为题，分析了16世纪以来徽州商人、朝鲜燕行使节、长崎唐通事、赴长崎的福州人这些群体在东亚这一具有相互联系的空间中所扮演的角色，同时又以东亚为一个视角，分析了活跃于这一空间的人们的活动所反映出的中国地方社会的某些特征。比如徽州商人，在16世纪与日本、朝鲜的经济、文化交流中，将徽州因素带入了东亚这一历史空间。徽商在江南一带大规模收集文物的行为引起整个中国社会鉴赏时尚的变迁，而日本的古玩鉴赏风尚正与这一时尚变迁密切相关。长崎的唐通事在与中国商人交流后而写成的记录中提供了中国江南与日本海外贸易的诸多线索，同时保留了许多反映中国地方社会情况的材料。而福建人在东亚舞台上的活动促使了琉球官话和长崎具有中国特色风俗的形成。总之，王教授认为，在东亚视域中，国与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其主体不再是笼统的“日本人”、“中国人”或“朝鲜人”。而是随着研究单位的转换，还原而为具体人群之间的交流，政治史、贸易史以及广义的文化史亦遂转向社会史的探析。
普林斯顿大学Benjamin Elman教授在《明清间帝制中国的商业、经典与品位》中指出，晚明时期，基于全球贸易的炫耀性消费间接改变了文人和社会精英的生活及对园林、书画、图书和古迹的品位。文人对这一消费欲望的扩张一直持续到十八世纪。在晚明（1368-1644）清初（1644-1911）的园林消费者所居住的时代，整个新世界的白银通过购买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和玉而流入中国，大量涌入的日本白银使十六世纪经济的货币化得到空前的发展。当我们在亚洲区域史的基础上，审视全球经济，我们会发现货币通过商品化的日常生活，快速地被重新分配于文化领域。中国、日本、印度率先发明了大规模经济里经济“资本”到文化“资本”的转化。作为“货币”的白银，在十七世纪的变革中，深深影响了明代文人的品位与儒家价值观。全球市场有力地支撑了地方文化的变化，进一步促使中国本土的经学家转向全新的、史无前例的方向。在此前提下，中国的文学、艺术以及与此相关联的审美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十五位学者各抒己见的发言以及与听众之间的充分互动，引发了大家对“世界史/全球史语境中的区域史”这一命题进行更为深入的思考。当我们转换了观察的角度、思维的模式、叙述的方法，是不是历史看起来也就不一样了？世界是由一个个各不相同的国家和地域构成，它们有着各自独立的世界认识，这一点毋庸置疑。但同时，这些不同国家和地域的文明又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势必会在全球史这一广阔的历史空间中与其他文明产生互动，而处在不断的进化过程中。世界史或者全球史的视野为我们更好地理解区域史提供了重要的角度、方法和问题意识。（朱莉丽）

黃興濤、楊念群編: 西方的中國形象叢書之一_道一風同:一位美國醫生在華30年

讀書共和國之廣場出版的第一本新書_大漠

杉山正明先生是日本研究草原民族與蒙古歷史第一人！這本書是寫關於遊牧民與農耕民數千年的共存、交往、衝突、融合的總論！ 觀察近代之前的歐亞大陸，成為其歷史驅動力的遊牧民，檢視『國家』與『民族』的定義。這是本書的目的。

在漢籍史料常以『怪物』『野獸』面貌出現的遊牧民，有的被稱作葷粥(史記‧五帝本紀，意指未開化的糊塗蟲)、或鬼方(荒地野鬼)、或匈奴(惡犬)、還有玁狁(長嘴獵犬)等等，其實他們與炎黃二帝不是有共同的祖先就是街坊鄰居。(依據史學家范文瀾的研究，『姜，炎帝姓氏，西戎羌族一支，自西部游牧進入中原』，『姜，從羊，從大羊』)

胡人從東漢開始接受招撫南遷離開了大漠、進入山西一代，替東漢戍守邊關、抵禦。『五胡亂華』第一人--匈奴貴族劉淵，匈奴姓攣(ㄌㄨㄢˊ)鞮(ㄉㄧ)氏，漢姓為劉，這是因為打從西漢高祖劉邦開始，漢朝與匈奴累世和親通婚的結果(註:匈奴王室母系為漢人劉氏)。因此國號取『漢』。隋朝建國者楊堅娶了獨孤氏、他在前朝姓『普六茹』，唐朝李淵母親也是獨孤(李淵是楊廣的表兄弟)，李世民的長孫皇后是鮮卑拓拔人。李世民的拓拔血統有助於他最終能得到塞外各部的臣服並且被奉為『天可汗』-一個明顯是塞外領袖的稱呼。

從對立衝突到胡漢雜居、胡漢通婚，彼此早已融合共同組成今日所謂的『漢族』。塞外遊牧民除了南遷，還有西征的。從『上帝之鞭』的阿提拉、疆域東至大興安嶺西抵鹹海的突厥、耶律大石的黑契丹，到建立橫跨歐亞的蒙古大帝國，草原上的遊牧民一直扮演著歷史的重要角色、改寫歷史的進程、重劃了各區的政治地圖。

關於成吉思汗的蒙古為何能夠短期內迅速擴張一事？一般的解釋側重在軍事方面(戰鬥力、機動性等)，作者認為政治作為才是真正的關鍵。成吉思汗透過不斷的軍事行動，將原本散居草原的各部落集合在他的麾下達成中央集權，從部落忠誠改造為效忠『蒙古』這各共同體。並且隨著能直接接觸到的其他部落的增加，不停的將之吸納、整合，善用其他民族的優點來充實與強化蒙古帝國，例如:回紇、金國統治下的契丹遺民(最為人所知的就是耶律楚材)、穆斯林。此一觀點打破了佔據主流解釋的『蒙古殘酷論』。

這是一部打破中原史觀與西方文明史觀、放眼歐亞大陸的作品！
http://www.bookrep.com.tw/newsino/bookdata/bookdata.asp?BookNo=0XGH10010

許倬雲《萬古江河》的英譯本China: A New Cultural History

China: A New Cultural History 
Cho-yun Hsu (Author), Timothy D. Baker Jr. (Translator), Michael S. Duke

Hardcover: 576 pages

Publisher: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July 17, 2012) 

An internationally recognized authority on Chinese history and a leading innovator in its telling, Cho-yun Hsu constructs an original portrait of Chinese culture that resonates with all disciplines. Unlike most historians, Hsu resists centering his narrative on China's political evolution, focusing instead on the country's cultural sphere and its encounters with successive waves of globalization.

Beginning long before China's written history and extending through the twentieth century, Hsu follows the content and expansion of Chinese culture, describing the daily lives of commoners, the nature of their spiritual beliefs and practices, the changing character of their social and popular thinking, and their advances in material culture and technology. Rather than merely listing the achievements of emperors, generals, ministers, and sages, Hsu adds depth through detailed accounts of these events and their everyday implications. Dynastic change, the rise and fall of national ambitions, and the growth and decline of institutional systems take on new significance through Hsu's careful research, which uniquely captures the multiple strands that gave rise to China's pluralistic society. Paying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influential relationships occurring outside of Chinese cultural boundaries, Hsu persuasively demonstrates the impact of foreign influences on Chinese culture and identity, and even identifies similarities between China's cultural developments and those of other nations.
http://www.amazon.com/China-Cultural-History-Masters-Chinese/dp/023115920X/ref=sr_1_19?s=books&ie=UTF8&qid=1325394959&sr=1-19

近現代中國報刊的資料庫: 大成老舊刊全文數據庫

中研院近史所舉辦「回首百年民國」學術研討會

2012/01/11~2012/01/13 
檔案舘中型會議室

中華民國建國已歷一百年，行過世紀，激情沉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自創所以來，即以近代中國如何因應西力衝擊等相關議題，進行廣泛研究。隨著學術潮流的發展，近代史需要關照更為寬廣的時空面相。一方面，因應歷史長河發展的延續性，研究時限上下縱橫，既逐漸上溯至1600年以後中國政經文化的相關課題，亦向下延伸探討20世紀世界冷戰格局之下的局勢變遷。另一方面，近代史不只是中國近代史，研究視野漸次向東亞擴張，陸續開發出近代中國與日本、韓國及東南亞等地區的交流互動。
在世紀轉折的關鍵時刻，近代史研究所將在2012年1月11～13日舉辦「回首百年民國」學術討論會。此一會議規劃了七個議題，包括「傳統再興與中國近現代的書寫」、「消費社會的形成」、「轉型的政治史．政治史的轉型」、「西潮與現代政治：思想及制度」、「1949年以後的中華民國」、「政治、經貿、性別史之回顧與前瞻」及「媒體傳播與文化轉譯」，從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進行學理與實務的交互分析，省思過往百年歷史，也為未來研究提供可能的敘事議題。
http://www.mh.sinica.edu.tw/UcEvent00_Detail.aspx?eventID=178&tableName=Event&tmid=21&mid=57

Joan Judge(季家珍)的新書The Past, the West, and the Woman Question

陳弱水教授獲國家講座登上報紙頭條

David Edgerton《歷史的震撼:1900年之後的技術與全球歷史》

《歷史的震撼》:技術並不是越新越好
崔艷偉

 在全球對新科技的一片歡呼聲中，倫敦皇家學院教授大衛·艾傑頓(DavidEdgerton)似乎要扮演《皇帝的新裝》中那個直言不諱的小孩角色。在其新著《歷史的震撼》中，大衛·艾傑頓對1900年以來，全球範圍內的技術與發明、創新及應用進行重新解讀和評價。把我們的注意力從新技術引向舊技術，從大技術引向小技術，從富國技術引向窮國技術。他試圖告訴讀者，世界上大部分的變化是通過技術的普及應用而發生的，一些看似垂垂老矣的舊技術其實比廣受追捧的新技術更實用，發揮著更大的作用。

晨讀朱峙三日記_之一

[新書]Femme S. Gaastra名著的中譯本:荷蘭東印度公司

案:本書原書出版於2002年，中譯本根據2003年的英譯本翻譯，書末另有有一份針對中文本所做的參考文獻，書訊已經更新至2010年。

Femme S. Gaastra
倪文君譯


荷蘭東印度公司
東方出版中心，2011

蘭東印度公司在近代歷史上，尤其是近代貿易史上佔有重要一頁，對荷蘭東印度公司的研究有利於促進人們對17世紀物質與文化交流的理解。
由費莫·西蒙·伽士特拉編寫的《荷蘭東印度公司》敘述了荷蘭東印度公司的發端、發展，與印度、東南亞、中國、日本的貿易情況和影響，及該公司衰落和過程。 

表格、圖表、地圖目錄
中譯本前言
第一章　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建立及其組織架構
　亞洲貿易的開始一動因和機會
　早期公司和荷蘭東印度公司
　資本和裝備成本
　17世紀的財務和紅利政策
　董事和投資人
第二章 在亞洲的擴張
「不間斷的戰爭」(1602—1684)
印尼群島
科羅曼德爾、孟加拉以及「西區」
錫蘭、馬拉巴爾海岸及馬來半島
遠東
「一個帶著商業目的同時代表國家權力的公司」
勢力的土崩瓦解
荷蘭東印度公司是一個「逼上樑山的帝國主義者」嗎?
第三章 荷蘭東印度公司在亞洲的僱員和殖民地
巴達維亞的管理總部及「所屬商館」
公司貿易站的職能和性質
公司僱員的總名冊
普通人和有資質的人
關於財富和居民
社會和文化方面
第四章 貿易和船運
市場優先
船運和交通系統
壟斷的緊縛
1680年前荷蘭東印度公司的亞洲間貿易
1680年之後荷蘭東印度公司亞洲間貿易的變化
收入和成本的比較
從亞洲運回的貨物
荷蘭的出口
匯票
財務結果
第五章 公司在荷蘭的經營管理
指導和控制——「十七先生」
指導和控制——商部
18世紀的發展
財務災難
結論
註釋
資料來源和文獻
索引

http://tl.zxhsd.com/kgsm/ts/big5/2011/05/25/1995627.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