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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3/28

【影評】/ 彭怡平看《我敵人的敵人》

歷史抽絲剝繭《我敵人的敵人》令人不寒而慄…


撰文:影評人/作家 彭怡平

當納粹佔領法國那年,法國友人傑哈還是個八歲大的孩子,今年七十五歲的他,述及這段往事,仍懊惱不已,他告訴他的孩子:「不要以為法國人是反納粹的,你若是研究那段歷史,會發現,你的父親與母親也曾經是個不折不扣的納粹支持者……。軍服燙得一絲不茍的德國軍人,一出現在村裡,變成了村裡姑娘私下愛慕的對象,甚至因此而瞧不起保家衛國、卻看起來土裡土氣的法國士兵。沒多久,納粹軍官便把全村所有的男孩都聚集到廣場上,他手裡高舉著巧克力棒,在我們這些從來沒有品嚐過巧克力是什麼滋味的鄉下孩子面前搖晃著:『你們想嚐巧克力嗎?要的人,舉起你的右手!』我們趕緊應聲舉起,攝影師拍下我們興高采烈的模樣,沒多久,這張照片被刊登在報紙,照片下有一行小字:『法國男孩熱烈歡迎納粹軍的到來,並向偉大的領袖希特勒致意。』

納粹與冷戰後的世界

為了一條巧克力棒,傑哈變成了納粹主義的擁護者,以理性思維見長的日耳曼人,怎麼也會向希特勒這隻魔獸屈服,變成仇恨猶太人的劊子手?看過馬克‧侯特蒙(Marc Rothemund)【帝國大審判】(Sophie Scholl,2005)的觀者,或許可以從中瞧出些許端倪。1943年春,納粹已瀕臨瓦解邊緣之際,慕尼黑的「白玫瑰組織運動」號召有志之士推翻納粹,卻功虧一簣,而劇中螳臂擋車,隻身挑戰納粹極權主義的那對兄妹,代表德國人民的道德良知,戰後的德國,得以回歸理性秩序的傳統,歸根究底,仍是一度蒙塵的理性思想的復甦,這也是為什麼戰後的德國社會,不斷地藉由立法與教育,反省與批判納粹主義的主要原因,他們試圖從馬丁路德以降的宗教文化與哲學思想中尋求解藥,避免日後歷史重演,然而,一向奉公守法,視「服從命令」為天職的德國人,至今仍難擺脫納粹的夢魘。

而另一部以納粹主義為背景的電影──史蒂芬‧索德柏(Steven Soderbergh)的【柏林迷宮】(The Good German,2006)中,我們則看到1945年的波茨坦會議前夕,美、英與蘇聯政府,一方面尋求將十惡不赦的納粹份子繩之以法,一方面又暗地裡殲滅證人,庇護與偷渡這些戰犯,以為二次大戰結束以後的世界版圖預做準備,這些國際強權的兩面人作法,讓我們見識到所謂的民主、極權與共產,原來都是一丘之貉!但是,那些從未被繩之以法的納粹餘孽,究竟為冷戰後的國際局勢,造成了什麼樣可怖的影響?此片中卻是隻字未提!

【我敵人的敵人】(My Enemy’s Enemy,2007)這部紀錄片,似乎彌補了這兩個缺憾;片中對於「至死不渝地執行領袖命令」的納粹軍人特質,以及冷戰時期,美國政府與法西斯政權間不可告人的曖昧關係,透過這位雙手沾滿血腥的蓋世太保──克勞斯‧巴比(Klause Barbie,1913~1991)的一生,抽絲剝繭地鋪陳出一個令觀者不寒而慄的“冷戰後的世界”。

遲遲不來的正義

曾以【慕尼黑恐怖突襲】 ( One Day in September,1999)一鳴驚人的英國導演凱文‧麥唐納 ( Kevin Macdonald ),對充滿爭議性的歷史人物與政治事件,一向抱持著高度興趣;在【慕尼黑恐怖突襲】中,他引用大量的新聞檔案和影片,走訪此事件的關鍵人物,重現1972年9月5日震驚全世界的《慕尼黑事件》。

這起悲劇的發生,原可避免,但11名被恐怖份子綁架的以色列運動員,卻淪為國際政治角力下的犧牲品,也促使以色列更加仰賴秘密情報局(MOSSAD),以暴制暴來解決問題!在【最後的蘇格蘭王】( The Last King of Scotland,2006 )這部以阿敏為主題的傳記電影中,他對烏干達這位暴君複雜多變的內心與私生活的描寫,著墨甚多,卻對暴力與恐怖統治之間的關係,一筆帶過,不免讓人有以管窺天、隔靴搔癢之感。

再次以殺人不眨眼的蓋世太保頭子──克勞斯‧巴比(Klause Barbie,1913~1991)為主題,他回到最嫻熟的紀錄片形式,而擅長資料彙編與剪輯的他,再次施展所長,大量地引用珍貴的圖文與影片檔案資料,並援引傳記文學家、歷史學家,與國會議員現身說法,不同於【慕尼黑恐怖突襲】,這一次的時空場景被無限地拉長與延伸,以縱貫五十年,橫跨歐、中南美洲的時空版圖,來反映出兇手逍遙法外,正義無法伸張,是對受害者一生一世的折磨;而五十年後,已成了髮疏齒搖的老太太,仍舊無法忘記過去,她站在原告席上,全身顫抖,憤憤不平地質問眾人:「我無法明白,一個像他一樣惡貫滿盈的人,怎麼還能夠活著?怎麼還活著?」

也因為正義遲遲不來,在瑞菈‧凱蒂(Rina Ketty)這首軟濃香甜的法文香頌《我將等待》(J’attendrai,1937)歌聲中,電影以充滿嘲諷的方式拉開序幕,一位面有靦腆之色、頭髮稀疏的老人出現,直到其貌不揚的老人向大家報出他的名字,我們才得知他就是當年在里昂作惡多端、殺人如麻的那位克勞斯‧巴比。

1942~1943年間,他不僅逮捕十五萬人,屠殺成千上萬的法國反抗軍及猶太人,更一舉將44名無辜的孤兒送進瓦斯集中營;當記者問他:「你對過去的做為感到後悔嗎?」他無言以對,眼光登時轉為冷漠而嚴厲,在那個當下,《我將等待》這首歌曲猶如唱出了成千上萬的法國人與遭受折磨虐待的受害者的心聲,他們翹首盼望他早歸,猶如世間癡情的戀人,沒想到,這場等待竟長達半世紀之久,影片自此開始,以倒敘的方式,娓娓道來這場「遲來的正義」發生的原因。

無視他人的愛

當所有的控訴和批判都指向這個殺人如麻的「里昂屠夫」時,他的女兒卻不顧一切地跳出來為他辯護,在她的眼中,他是位溫柔可愛的父親……」她冷嘲熱諷這些罵父親為「屠夫」的人,是誣衊「屠夫」這個令人尊敬的職業,而所有一切的指控與中傷,都不過是戰爭所帶來的後果……」

我難以相信自己所見所聞,因為這位女性將她對父親的愛凌駕於一切之上,這愛使她對他人的痛苦視而不見,一如父親當年,將領袖希特勒的命令當作聖旨,以致那44名無辜的孤兒也是死有餘辜!父女倆的至死不悔,使他們將一切的一切歸咎於「戰爭」,而為了追求勝利,所有手段都是被允許的。

同樣的,美國CIA以「國家安全」之名,在二次世界大戰接近尾聲之際,積極地吸收納粹份子,而希特勒的「第三帝國」理想,雖然失敗,納粹的餘孽,卻因美國外交政策丕變,昔日的敵人反成為今日的盟友,這些劊子手被美國視為反共抗俄的秘密武器,而第三帝國未竟的職志,也藉著這些徒子徒孫在其它土地上開花結果,這也成了日後克勞斯‧巴比等人得以在南美洲設立「第四帝國」的背景。

偽善的國際政治

當克勞斯‧巴比於風燭之年,被玻利維亞新成立的政府驅逐出境,秘密遣返回法,在接受司法審判的那場世紀辯論場上,身為被告辯護律師的賈克‧費傑(Jacques Vergès)也要大家回想當年,是誰姑息了納粹政權殘殺猶太人與法國反抗軍?而在貝當將軍為首的「維琪政府」中擔任重要幹部的密特朗,怎會對以上種種親德、賣國的行徑視若無睹?密特朗這番大費周章,怎麼樣也要將克勞斯‧巴比定罪的司馬之心,在這位專替恐怖份子當辯護律師(註1)的眼中,正顯現出如密特朗一般的野心政客,做賊心虛,為了維護自己的名譽,找他人當代罪羔羊以粉飾罪行的虛偽嘴臉!

【我敵人的敵人】透過克勞斯‧巴比這位備受爭議的人物,呈現出一個截然不同的歷史觀與道德觀,一如賈克‧費傑辯護中所言:「我不認為克勞斯‧巴比無辜,但是,相較於那些在阿爾及利亞執行政府命令的法國軍官,或者在越戰中的美國軍官,他的所做所為,卻不是惟一且不可被原諒。」而在凱文‧麥唐納的這部作品中,誰是誰非,反而不是首要議題,因為,無論這場官司的結果如何,以強權為首的法西斯意識形態,仍是這個世界裡最後的勝利者。

二戰結束已過一甲子,可悲的是,21世紀的今天,法西斯主義從未從這個地球上消失,強權國家為了維持各自如日中天的霸權,不惜擅用「敵人的敵人」,甚至於假借民主之名,行法西斯之實,摧毀其它國家人民擺脫殖民主義,獲得自由與尊嚴的可能,暗中遂行各種見不得人的齷齪勾當,也正因如此,世界才會是今天的模樣,我們的政客,繼承了法西斯主義,以另一種方式。


註1. 越裔法籍的賈克‧費傑,阿爾及利亞獨立戰爭期間,曾為Magdalena Kopp擔當辯護律師,這位被法國政府視為頭號恐怖份子,卻被阿爾及利亞人民視為民族英雄的女姓炸彈客,阿爾及利亞獨立成功以後,他放棄如日中天的事業,成為Magdalena Kopp──這位阿爾及利亞國母的丈夫,專門替當地的農夫與漁民打芝麻綠豆點大的小官司,被朋友視為無可救藥的浪漫主義者;1970年起,他突然消聲匿跡,八年以後,他重現在巴黎街頭,為搞地鐵炸彈的Anis Naccache與 Carlos等人辯護,而贏得「恐怖律師」的頭銜;對此怪傑有興趣的影迷,可觀賞法國導演巴貝特․施洛德(Barbet Schroeder)的近作【恐怖律師】(L'Avocat de la terreur,2007)。



《我敵人的敵人》(My Enemy's Enemy)導讀 By 周星星←上一篇 │首頁│ 下一篇→【影片】/《我敵人的敵人》觀影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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