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頁 »
2009/09/08

[轉載] 大國主義理念與印巴喀什米爾衝突


http://mag.udn.com/mag/world/storypage.jsp?f_MAIN_ID=270&f_SUB_ID=4242&f_ART_ID=207706

喀什米爾問題關涉到印度大國主義理念的存廢,關涉到印巴兩國的建國理念和政治意識形態,對印度來說,更影響「有聲有色的大國」夢想能否實現。

【前言】
本文作者為亢升,現為華南理工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博士,主要從事印度問題和中國外交問題研究,已參與的課題研究達十多項,曾參著(編)書6本,並在《當代亞太》、《西亞非洲》等刊物上公開發表論文近30篇。亢升也是中國海峽兩岸交流促進會第二屆理事會理事。

大國主義理念與印巴喀什米爾衝突

在南亞國際政治與國際關係中,印巴關係的好壞決定了南亞安全環境的好壞。兩國獨立了這麼多年,意識形態的對立依然如故,緊張對峙的局面沒有多大改變。顯然,雙方長期武力對峙、爭奪激烈,嚴重影響了兩國經濟與安全等現實利益,損害了兩國形象,並無緣分享區域合作的利好。印巴矛盾無法緩和,究其原因,主要與雙方在喀什米爾問題上的強硬態度有關。

印度與巴基斯坦本來是「古印度母親」的兩個孩子,但是,在英國「分而治之」政策的離間下,印巴雙方卻逐漸背離了其多民族、多文化和平共存的傳統,放大了彼此的信仰分歧和新仇舊恨。印巴建國後,兩國的矛盾集中體現在喀什米爾問題上,安全、經濟考慮固然是導致印巴喀什米爾之爭的重要原因,但政治文化分歧也是不容忽視的因素。

政治意識形態之爭

喀什米爾問題關涉到印度大國主義理念的存廢,關涉到印巴兩國的建國理念和政治意識形態,對印度來說,更影響「有聲有色的大國」夢想能否實現。英國統治印度之前,儘管印度國內也存在印度教徒與穆斯林之間的矛盾與衝突,但不至於互不相容。英國殖民者來到印度以後,利用印度的社會分裂及宗教矛盾對印度實行統治,宗教分歧正好令英國的「分而治之」政策發揮作用。民族主義、國家主權等這些新鮮和進步的概念隨英國的統治進入了印度人的視野,一方面引導民族解放運動的方向,但另一方面,印、穆相異的宗教信仰與價值體系卻導致印、穆之間的民族和宗教矛盾逐漸惡化,逐漸地形成了代表彼此利益的組織和集團,最終表現在國大黨和穆斯林聯盟的建國理念及其政治實踐上。

1906年,第一個南亞次大陸的宗教政治團體—「全印穆斯林聯盟」在達卡成立,1930年穆罕默德‧伊克巴爾在穆盟年會上提出了「穆斯林國家」的設想。1940年在拉合爾召開的穆盟年會上,通過了建立穆斯林「獨立國家」的決議,激化了印度國大黨與穆斯林聯盟的矛盾。同樣代表印度教利益的民族主義團體亦成立了組織,如「印度教大齋會」和「國民自願服務團」等,印度國大黨是主要的和最有影響力的政治組織。這些組織的成立意味印度民族從此分裂為兩個部分。此後,印度的民族解放運動沿兩個方向進行,其各自的目標是政治文化相異的印度教國家和伊斯蘭教國家。

「蒙巴頓方案」公佈後,英屬印度根據居民及其宗教信仰分成印度教徒的印度斯坦和伊斯蘭教的巴基斯坦國。

印巴分治帶來的最大惡果是喀什米爾問題。喀什米爾的戰略地位和經濟作用對印巴雙方都很重要,但是喀什米爾的得失還牽涉到不可小覷的民族感情和國家立國理念等政治文化因素。若喀什米爾歸巴基斯坦,就意味印度承認了「兩個民族理論」,也就否定了印度的「世俗主義」建國原則,即與尼赫魯等政治精英所言的「印度是各宗教和平相處和宗教因素不介入政治的國家」的原則相違背,與尼赫魯想以「大印度聯邦」形式全盤繼承英帝國殖民遺產,實現大國目標的政治意願背道而馳。因此,尼赫魯把喀什米爾歸附印度看作一種手段,希望在印度聯邦內的一個穆斯林佔多數的地區建立一個世俗的邦,以此向「兩個民族理論」提出挑戰,證明按宗教分為兩個民族的理論是不成立的。尼赫魯認為,如果喀什米爾歸屬巴基斯坦,不但令印度實現大國夢想遙遙無期,更關鍵是招致印度國內印度教徒的強烈不滿,引發印度教徒與穆斯林的種族仇殺,導致印度分裂。印度在喀什米爾問題上的態度,可以表明其在南亞地區爭取實現大國地位的政治決心和力量。

但對巴基斯坦來說,印度佔有喀什米爾就意味其建國合法性被否定,而且,如果巴基斯坦承認喀什米爾地區為印度的領土,也就否定了自己賴以立國的根本原則—「兩個民族理論」。穆罕默德‧伊克巴爾領導的穆斯林聯盟認為,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屬於兩種不同的文明,無論按照甚麼樣的民族定義和檢驗標準,穆斯林和印度教徒都是兩大民族,無論根據甚麼樣的國際法準則,穆斯林都是一個獨立民族。他認為兩種文明基本上是建立在相互衝突的思想觀念上的,穆斯林一定要跟印度教徒決裂,成立獨立的穆斯林國家—巴基斯坦。他還說過,行民主制度的印度沒有可能統一的,國家統一只有在專制政體(不管是好的還是壞的)下才有可能成功,不可能是以人民為基本而統一。印度並非一國,它是個大陸或次大陸,決不是一個國家。1944年3月23日,他在紀念「巴基斯坦日」的文告中說,印度穆斯林不達目的決不罷休。巴基斯坦對他們來說,意味安全、解放和命運。他使巴基斯坦國成為現實,認為印度圖謀喀什米爾,是一心要消滅他所建立的國家。 此後歷屆巴基斯坦政府也認為印度一定會不斷挑戰和否定「兩個民族」理論,並要否定巴基斯坦立國的合法性,從而為其武力兼併巴基斯坦的計劃奠定思想基礎。因此,喀什米爾問題在印巴雙方看來,不僅是戰略和經濟上的考慮,也是對雙方立國理念和國家生存合法性的挑戰,涉及到兩國精神深處的政治文化,不能輕易妥協的。

印巴由於政治文化不同而互相排斥,最後發展到雙方立國理念分歧,「統」、「分」之爭最終升格為國家意識形態的對立。「兩個民族理論」雖然強化了巴基斯坦的獨立和特性,但它與印度領袖的建國理念畢竟背道而馳。在這場民族獨立鬥爭中,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間不僅是宗教之間的衝突,也是政治文化的衝突,是兩種民族願望之間的衝突—穆斯林為了生存,印度教徒為了高人一等。在巴基斯坦看來,喀什米爾問題影響其獨立與主權;在印度看來,直接影響到其大國夢想的實現。

印度在南亞地區為實現其「印度中心」和「有聲有色的大國」的夢想,與其弱小鄰國的矛盾時隱時現,只要印度認為有可能削弱其大國地位的事件發生、有對其地位產生威脅的國家出現,印度就會全力以赴使其臣服,甚至消失。印度視南亞地區為一個戰略實體,印巴分治是人為的錯誤。印度反對巴基斯坦的建國理念,不承認巴基斯坦國家的合法性,實際上是其對巴基斯坦的獨立耿耿於懷。而巴基斯坦獨立後奉行的抵制印度稱霸對外政策,更使印度認為南亞各國中敢於向其霸主地位挑戰的只有巴基斯坦。在「印度中心」和「小國滅亡論」的思想下,印度全力謀求與巴基斯坦合二為一,並充分利用地區力量結構性失衡而造成的相對優勢,建立以印度為中心的南亞體系。對不願臣服的巴基斯坦,印度從政治、軍事、外交和心理等方面不斷向其施壓。分治表面上雖然實現了和平建國的目標,但從一開始,巴基斯坦就認為這是一個帶來很大動盪的分治,使人進一步認為印度不甘心巴基斯坦建國。

印度對巴基斯坦態度強硬,是由於其考慮到「大印度聯邦計劃」和「有聲有色的大國」夢想。尼赫魯在印度獨立之前就開始構想印度未來的版圖範圍及對世界的影響,從尼赫魯自傳中可看出,他在1943年的遠景計劃是要建立一個大印度聯邦,其中包括印度、緬甸、阿富汗、中國及其他一些國家。到 1944 年寫《印度的發現》一書時,他修正了自己的計劃,覺得把中國囊括到該聯邦並不現實,最後把「大印度聯邦」定格於南亞—印度洋地區,即從中亞、西亞到東南亞這廣闊的地區內,印度將在經濟和政治上發揮作用,這思想的衍化形式就是「印度中心論」和「小國滅亡論」。隨世界和南亞局勢的變化,印度雖然不再提「大印度聯邦」計劃,但「印度中心論」和「小國滅亡論」卻成為印度政府自建國以來推行地區強權政治和霸權外交的思想基礎。要實現「有聲有色的大國」的目標,就要削弱南亞其他國家的實力,而巴基斯坦在印度實現其大國目標中最不合作,印度便以喀什米爾問題為藉口來打壓巴基斯坦。印度人民黨政府拒絕巴基斯坦的橄欖枝,不接受他國的和平斡旋努力,要以自己的方法解決喀什米爾問題,在遭到巴基斯坦的抵制之後,與巴兵戎相見也就不足為怪了。90 年代中期的拉奧政府還強調要用武力解決喀什米爾問題,實際上就是希望用武力摧毀像巴基斯坦這樣不服印度確立南亞霸主地位的「忤逆者」。對印度來說,喀什米爾的得失證明「印度中心」大國地位能否確立。就算巴基斯坦答應印度的要求,把喀什米爾全部讓與印度,如果巴基斯坦的勢力仍然強大,印度還是會製造另一個「喀什米爾」問題。可見,印巴在喀什米爾問題上的爭端,是印度大國思想作崇的結果。

印巴在喀什米爾問題上的矛盾與分歧,也與印度大國主義政治文化中的「婆羅門至上」意識在國際關係領域延伸有關。印度教與伊斯蘭教長期的宗教糾紛,產生了兩種對立的政治文化,印巴難以建立政治共識,促成了1947 年的《蒙巴頓方案》。當然,在考慮印巴分治的時候,不能抹掉殖民主義者的用心,然而意味深長的是,印巴分治根本就是宗教文化的不同,而不是因為其他甚麼因素。而且,南亞歷史的發展和社會變革,往往與宗教演變緊密地聯繫在一起,使宗教思想深入印度社會的各個領域。印巴危機也多是由宗教因素引起的,由於雙方之間的宗教文化差異,要建立整合的政治文化相當困難,導致雙方對政治事件判斷有別。

解決的關鍵

印巴衝突一直圍繞在喀什米爾的歸屬問題,根據歷史和現實,妥善解決這問題的關鍵是消除印度教與伊斯蘭教長期積累的仇恨和分歧,以及由宗教衝突引致的國家理念與意識形態的對立。歸根究底,就是要培育出新的政治文化,以和平與理性思想為主。但從目前看,這目標遙遙無期,特別是教派色彩濃厚的印度人民黨執政以來,大大改變了對巴基斯坦的政策,實行「不談判政策」和不滿足條件就開戰的「邊境屯兵政策」。人民黨政府堅持不與巴基斯坦的「軍事獨裁政府」進行談判,印度許多學者和政治家認為這做法是印度將自己扮成「反對軍法專制政權的民主捍衛者」,從表面上看極富正義感,但這種「沒有民主就沒有外交」的策略卻是印巴和談的先決條件,實質上是不與巴基斯坦政府進行談判。印度在對待穆斯林國家巴基斯坦時採取如此霸道的做法,其實是由於「婆羅門至上」的大國意識。經過50多年的發展,巴基斯坦的國際法地位已獲得國際社會的承認,顯然印度吞併巴基斯坦以實現其「有聲有色的大國」的夢想已破滅,印巴矛盾已不是國家之間的宗教矛盾,而是國家間的紛爭。但在對巴關係上,由於歷史認知的積澱,印度總是把巴基斯坦當作「低等種姓」或「不可接觸者」,在處理雙方關係時印度總是高高在上,脫不開「印度至上」和「婆羅門意識」的強權做法,除了印度教與伊斯蘭教的分歧,這也是重視主權平等的巴基斯坦人不能容忍的。伊斯蘭政治文化的特點使巴基斯坦人不畏強權,人人願意為正義而戰、為真理而戰、為主權而戰,這樣,印巴雙方的迴旋餘地大大縮小,印巴喀什米爾的問題還是需要時間和政治智慧來解決。

印度視巴基斯坦為其謀求大國地位過程中的最大障礙,想除之而後快,但是印度與巴基斯坦的不和,嚴重阻礙印度與亞洲國家,特別是與亞洲伊斯蘭國家關係的發展。印度如果想要在其他領域投入更多的發展精力,首先必須處理好與巴基斯坦的關係,可是直到現在,印度一些學者的態度仍令人擔憂。印度東南亞研究所的戈薩教授在印度核試爆後撰文指出,當南亞安全被印巴之間的競賽所左右時,印度不僅可以以國家大、人口多、綜合國力強支配該地區,還可以限制外部力量對印度鄰國的影響。從這個角度來說,南亞有一個聚焦點:印度以其人口多,地理位置優越和經濟基礎雄厚稱雄南亞,比起讓兩個不均衡國家(如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間保持勢力平衡更能確保該地區的穩定。如果這是印度知識界的共識,那印度至今還未清楚,一個得不到南亞本地區支持的印度,在國際舞台上的作為會受到極大的限制。

印巴喀什米爾的爭端表面上是領土主權分歧,實際上,爭端的背後主要還是兩國在較量彼此的建國理念和國家地位,導致兩國不能擁有和平安全的環境。可以說,印巴的喀什米爾歸屬問題主要是由兩國政治文化價值取向的對立造成的,在印度方面,最大問題是其大國主義理念的扭曲。

(本文轉載自亢升新書《印度—崛起中的亞洲巨象》,由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出版、臺灣商務總代理)



[轉載] 南亞的羸弱體質←上一篇 │首頁│ 下一篇→[轉載] 建國10週年 東帝汶仍貧窮
本文引用網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