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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1/07

[個人寫作] 『使美八年紀要─沈劍虹回憶錄』讀後感

壹、回憶錄的結構 沈劍虹大使在一九七九年元旦返回台北後不久即行退休,其後於一九八一年八月完成使美八年紀要回憶錄。為沈大使自述其在中美兩國斷交前八年餘任內之事實經過與政績內容的真實紀錄。

本書除了前言外,共分兩部,第一部詳述此不幸事件的發展經過。從美國總統尼克森在國務卿季辛吉慫恿之下,打「中國牌」,以犧牲盟友、聯共抗俄,陰謀醞釀起而發展成他公開訪中共與中共發表各說各話的「上海公報」,與中共建交,謀定而未敢實踐;福特繼任總統,仍倚季辛吉為外交舵手,雖經他以美國總統身分再度訪中共,仍未能打開建交僵局;最後問題發展到第三個膽大妄為的總統卡特手裏,才急轉直下與中共建了交。問題雖似解決,實際仍未,因國會不明白宮之妄動,奮起力爭,另訂「台灣關係法」,以國內法之影響補救其犧牲盟邦外交之缺失。凡此經過,美方之乖謬行動與強辯飾非,我方之苦口規勸與據理抗爭,作者以坦率平直之筆觸作客觀超然的敘述,不加主觀評釋。扼言之,首部始以中美外交斷絕經過為經,再以其使美八年的經歷為緯,最後以「台灣關係法案」的成立及雷根就職以後美國對華外交方針為結束。 第二部詳述作者臨危受命處理此國運安危所繫重要外交使命之態度與法。除於開始簡述中美關係史與簡介中美關係最重要文件共同防禦條約,以協助讀者增加其駐節國之瞭解外,作者述其執行使命經過分成兩個時期。第一時期是中美外交保持正常關係尼克森總統前半任時期。在此時期中他執行了外交官例應執行的任務。不幸好景不常,美匪「上海公報」公佈之後,福特繼任總統,態度突變。作者以四年困鬥心力交瘁,經我政府准辭決以周書楷繼任,不料美國政府以「目前非換大使時機」之無理理由拒我換使之請。作者不得不留任做他的「跛足大使」又經四年,直到兩國斷交為止。在這「跛足大使」後半期四年中,作者雖受美國政府「冷藏擱置」的苛酷待遇,在本書第二部中詳述其向國會山莊與美國民眾爭取同情努力之成效:接觸美國參眾兩院主要議員不論友敵達八十餘人之多,向美國民眾演說之行「穿越美國大陸許多次,在多達三十六州中訪問將近一百個城市,發表公開演說,其次數之多為前任大使所未有。」作者更在第二部中提供其所有演講中之代表作六篇,以示其向美國民眾苦口婆心勸導之內容。最終則討論了「人權外交」,美國與中共關係發展之路線,及美國亞洲政策等重要問題。 美國的國際戰略如同在打撲克牌,因此,美國外交運作一定要等拿起了一副牌才開始研究戰略。每一副牌自成一單一危機,也就自成一個獨立的戰略單位。因此,在空間上,美國有拉丁美洲政策,東西歐政策,東南亞政策,中東政策,非洲政策等不同地域的政策;在時間上,美國有柏林危機政策,大衛營政策,韓戰政策,越戰政策等不同時期的政策。他們祇注重在某時某地發生危機適地適時地予以應付的戰略,從不考慮全盤的設計。我們中國人可就不同了,從 國父到先總統 蔣公直至今日我們有傳統相傳一貫的國策,我們有統一的戰略,並實踐此戰略也早決定了孰先孰後的程序,全國上下抱著勝不驕,敗不餒的決心以達成此戰略觀念所決定的目標。因此,譬之棋局,我們從 國父開國以來,政府下的每一步棋都能前後呼應,注意到最後一步爭取勝利的影響。 附錄則有四篇重要文獻,包含有「中美共同防禦條約」、「中美聯合公報」、尼周「上海公報」、及「台灣關係法案」。 從這樣子的一個架構中可看出作者雖然是偏重在其回憶的記錄,然而卻旁涉到中美一般關係史,又因要說明其政治思想之依據,而對美國外交政策上的一些理論予以評析,所以就產生了如何組織這部回憶錄的問題,而作者解決之道即是以新聞報導式的體裁來寫作;一方面也由於作者擁有新聞學院出生的背景。由於文中有一些地方需要說明後才能使讀者更明瞭作者的心意,所以本書中的第十二章「補充說明」即有此一目的,這一「說明」圓滿地解釋了讀者可能因看本書而產生的問題。 貳、晴天霹靂

本書揭露了美國外交政策制訂者在一九七一年後如何地一面積極與中共連繫談判運交,一面又不時地向我國作出各種保證及諾言,不知是我們有關人士真不知道美國人的心態,還是不想知道他們的心態,其結果是我們在一九七八年嚐到了苦果。 作者對此一問題的解釋是「政府方面對局勢很清楚,一般民眾卻不然,對我們所處地位和情勢顯然很有隔膜。因為他們從報紙上看到的都是好消息,媒體卻沒有將壞消息讓民眾知道,所以斷交的事才會對民眾造成晴天霹靂的震撼。」對於作者這樣坦白的解釋,筆者當然由衷地佩服他對新聞界現象的瞭解。然而我們政府方面真的「對局勢很清楚」嗎?誠如作者在其序中所說:「我在本書中所寫的可能是全部的真象,也可能不是。」是以這一假想問題也不易找到答案了。然而容易印證的是新聞界因為:「我們的新聞尺度有關」而未能向民眾作一個交代。面對當時的局勢,我們如要深入了解,事實上我們現在只要翻一翻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五日前的國內報章雜誌對中美關係的報導評論或許便可看出一些端倪。 然而問題在我們政府方面到底對欲來之風雨瞭解了多少?我們可以相信的是政府對事實的瞭解較民眾為多,但是否對全盤情勢有足夠認識則難以在本書中找到答案。在美國總統卡特於一九七八年秋決定承認中共後,「雖然在十一月底我們已獲得一項情報,顯示白宮在年底之前將有一項重大宣佈;雖然我們當時並不排除卡特就『關係正常化』採取突然行動的可能性,但因為下述理由,認為此舉似少可能。」

從以上觀,我們在一九七八年十一月至十二月十五日間就可能因為這些「理由」,而認為不可能在年底前「關係正常化」,我們不想對負責外交工作者予以苛責,然而一九七八年底卡特承認中共的情勢已是弓在弦上,不少我留美學人多認為美國最遲將於一九七九年三月前承認中共。這是一項我們不願談的事實,也是一椿我們不樂意去面對的冷酷事實。 作者雖列舉了幾項我們認為卡特不會在一九七八年底前承認中共的理後,也不得不承認「所沒有考慮到的,是中共在當年十月批准其與日本簽訂的『和平友好條約』之後,突然成極欲在『關係正常化』方面求取進展的心理。」對這麼重要的發展判斷上「沒有考慮到」這是誰的責任?是駐使的責任?還是外交部的責任?總之誰還能說我們的外交當局沒有失誤呢?往者已矣,來者可追,讀完本書後,才知道我們在外交上受到挫折後,更應檢討改進,這就是本書的貢獻,它以坦蕩蕩的心胸來談事情,這在我們多少明哲保身、自掃門前雪的社會中,發揮出精誠感人的態度是相當難能可貴的。就像李本京教授所言:「卡特的個性像一個來自海洋中的鯨魚,看起來像一條魚,然而其生理結構卻是個不折不扣的哺乳動物,我們對卡特的瞭解仍像隔著一層霧似的,除非我們能透徹地瞭解美國政府外交政策決定人的心態,我們是無法訂出任何有效的因應對策的。」 但另一方面,沈劍虹大使也在其回憶錄中提到一九七四年共和黨的福特總統召見安克志,派他前往台北接替馬康衛出任美國駐華大使時,他已具備駐寮國及泰國大使的經歷,但安克志坦承在奉命前往台北之前,他從來沒有到過台灣。安克志向先總統蔣公遞到任國書時,華府的政治氣氛已和一九六○年代大不相同,尼克森及季辛吉開啟中國大陸的交往門戶,原本尼克森已承諾他第二任總統任內將完成和中共建交,但尼克森因丑聞下台,福特繼任,這時季辛吉仍在朝,美國和中華民國的邦交風雨飄搖,台北已有隨時備迎接壞消息的打算。 事實上,安克志是美國駐中華民國最後一任大使,也是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六日凌晨二時許前往大直「七海」寓所,把睡夢中的經國先生喚醒,通知美國決定和中華民國斷交的大使。卡特於一九七六年當選美國總統,他的國家安全顧問布里辛斯基仍積極推動和中共建交的準備,一九七八年五月二十日經國先生繼任為中華民國總統的就職大典同一天,卡特派布裡辛斯基抵北京訪問商談建交,卡特政府毫不在乎中華民國情緒的心態此時已表露無遺。當時台北表達強烈抗議,安克志也忠實向華府反映,但沒有效果。安志克說,他個人認為卡特政府的那項舉動,「是個非常壞的決定,它就像直接打了經國先生一巴掌」。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八日美國國會已經休會,十二月十三日卡特接受美國廣播公司主播芭芭拉‧華特絲專訪時,還表示美國和中共存在許多歧見,雙方建交似乎還未到突破階段,誰知兩天後白宮預告卡特晚上舉行全國電視記者會,宣布了令人震驚的和中共建交的決定。 安克志回憶說,他是經由美國駐華大使館的「安全管道」,提前得知卡特政府的決定,他收到訓令要通知台北後,和當時的美國東亞助卿郝爾克魯克通了電話,隨即緊急召集少數館員,然後就電告經國先生的英文秘書宋楚瑜,表示有重要的事必須求見經國先生根據當時的台北媒體報載,卡特政府原本給安克志的訓令,是要他在卡特總統電視記者會前兩個小時,通知台北,但安克志認為此舉太過份,才決定違抗命令,提前五個小時通知台北;但安克志對於這一段幾次嘗試回憶,仍說他實在想不起來。安克志說,他記得當天凌晨經國先生從睡夢中起來後,著便裝接見他。安克志的任務不是來徵詢經國先生的意見,而是來通知美國政府的決定;經國先生告訴他,美國政府犯下了歷史錯誤,中華民國才是真正代表中國的,美國要為它的錯誤負全部責任。 安克志更說明,以他從事外交工作的經驗,有的外國政治領袖在極為憤怒下會把怒氣出在美國大使身上,有的人心裡並不那麼生氣但會表現得非常憤怒以傳達外交訊息,但他說:「經國兩者都沒有,他沒有對著我大吼,也沒有流露出怒氣,他的反應非常冷靜,而且明顯看得出他的失望」。 曾有許多中國問題專家認為,卡特政府和中共建交,只是持續尼克森政府以來聯匪制俄的步子,換成另一位美國總統,這種外交決定可能也不會有所不同;但關鍵是卡特政府的處理方式有必要如此粗糙,甚至近乎侮辱中華民國的方式,要其駐華大使兩個小時前才告訴台北嗎?安克志認為,這是出於「保密」的必要做法,也是「聰明」的做法。他說,當時美國國會有一批強烈支持中華民國的議員,特別是亞歷桑納州參議員高華德,卡特政府要和中共建交,必須想盡辦法逃避台北駐美外交人員及國會議員的耳目,因此才利用國會休會期間,耶誕節前的一個周五晚上作出宣布。 安克志說,他個人支持卡特政府的決定,他認為國民黨政府已經不可能反攻大陸,美國基於本身的國家利益,不能繼續忽視另一個「中國」;他甚至認為,美國承認北京代表全中國的決定如果來得早一點,也許對當時正處於兩蔣交替時代的台灣,衝擊可能不會那麼大。 卡特政府派副國務卿克裡斯多福十二月二十七日抵台北談判中美新關係,克里斯多福坐進安克志的座車從台北松山機場一出來,就面臨大批示威抗議民眾,車隊在中山北路足足走了一個多小時,成千上萬愛國民眾怒擲雞蛋及蕃茄,安克志回憶說:「他們甚至跳上我們的座車,想要攻擊我們」。安克志描述他當時的心情是很「激昂」,他並不擔心安全受到威脅,但眼鏡曾經被示威民眾打破,他和克里斯多福都沒有受傷,可是都已感受到台灣民眾心中的怒氣。 安克志還說,那段時間他的任務之一,是去了解台灣的民情向華府回報,因此他很樂於上街去聽民眾的意見,但當時反美情緒高漲,美國大使館外警察隔開大批示威群眾,連他都必須把妻子及兩個孩子送到陽明山的另一個家中,免得遭到攻擊,他的家曾被民眾丟擲的石頭打破好幾塊玻璃。安克志也對當時外交部次長錢複,在機場發表措辭強烈譴責美國的聲明,感到印象極為深刻;他說,以錢複的風格,「那是一次非常不平凡的表現」。記者問到台北政壇人物他對誰的印象最深刻,錢複的名字立即從他嘴中脫口而出。 中美斷交,結束了中華民國駐美大使沈劍虹與美國駐華大使安克志兩個人的外交生涯,一九七八年底安克志結束四年多的任期返回美國,從此退休到波士頓的塔夫茲大學及母校哈佛大學任教,台北的美國大使館暫由原副館長班立德綜理業務,直到美國國會製定台灣關系法,才改由美國在台協會掛牌繼續在台運作。 參、「中共牌」政策之之設計

一九七一年美國第三十七任總統尼克森的第一任期已經過了一半。尼克森瞭解當時美國的國勢衰微,越戰已經打了五年仍無結果,美國國內的反戰情緒日益升高,他欲尋求與蘇聯和解。在此之前,中共與蘇聯的軍隊在烏蘇里江發生過衝突。尼克森和他的國家安全顧問季辛吉認為北平與莫斯科的決裂不僅可以使美國擺脫越戰,而且可以使這兩個共黨國家更加疏遠。由此看來,當時打「中共牌」的構想已經開始形成,並且十分明顯。 季辛吉自從在一九六九年出任白宮國家安全顧問後即大權在握地負責了外交政策之研擬,這以後直到卡特在一九七七年上任才離去。他在這段時期對「中共牌」外交策略的設計及運用,直到今天還是美國對中共外交政策之基石。事實上不論白宮主政者是誰,國務卿是那一位,這一既定政策是不容易變更的,唯一有彈性的就是技術上的作法,而不大可能有原則性的改變。 沈劍虹大使與季辛吉有多次的晤談,然而卻無法完全深明季辛吉的腦子裏真正的想法,季辛吉一方面言不由衷地與沈大使敷衍,一方面則暗中全力爭取尼克森的支持來完成其與中共建交的行為。 一九七三年二月,季辛吉再度前往北平,他在離開華府前告訴沈大使此行他不會討論承認北平的問題,結果他卻邁出「關係正常化」的半步,同意互設連絡處。沈大使對此一現象當然很關心,於是在季辛吉返回華府後第二天便前往拜會季辛吉。季辛吉表示聯絡辦事處並無外交地位,其功能只限於有關貿易、文化與科學交流等事宜;北平設在華府的「聯絡辦事處」不能在外面懸掛中共的旗幟,其人員不列入國務院的外交人員名單,也不能應邀參加正式酒會或晚宴等外交活動。未來具有外交性質的接觸,仍會像以前一樣在巴黎舉行。至於美國與中華民國的關係將會如何,季辛吉則認為「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和一切關係至少維持到一九七四年底。」雖然他後來又修改自己的聲明說:「這未必表示一九七四年以後關係就會改變。」聯絡辦事處在當年五月很快成立,功能與大使館極為類似,只是沒有大使館的名稱而已。 由此可知季辛吉的如意算盤是到一九七五年就要承認中共,可能因為水門事件及尼克森不名譽下台的關係,季辛吉未能親自與中共完成建交。這或許不是當初他所希望的。然而我們有否意識到中美邦交發生變化祗是遲早的問題。 從文獻資料上來看,三十年前美國國務院確實真心推動台灣保有聯合國席次,但由於國安會方面以季辛吉為首的尼克森親信已經悄悄準備與北京接觸,導致美國在對台灣的承諾上一再退讓,從承諾台灣將保有常任理事國席次,到僅保有代表權,最後完全放棄。當年駐美大使沈劍虹就在回憶錄中透露,他想不通為何美國既然無意保台為何還要特別派特使墨斐來台遊說接受雙重代表權? 這個問題在季辛吉的回憶錄中可以找到答案,台灣於一九七一年底退出聯合國,但季辛吉早在七、八月間就已經清楚知道美國的外交政策將有重大轉變,從圍堵中國轉變為聯中抗俄,並將放棄對台灣代表權的支持。季辛吉甚至曾當面向周恩來表示,美國提議台灣接受雙重代表權只是「暫時措施」,不出兩年,中國就可以掌握到三分之二會員國支持,一舉驅除台灣。而周則向季表示,中國已經等了二十年,不在乎再等兩年,雙方並於是年七月十日達成協議! 不過另一方面,美國國務院卻渾然不知這段秘密外交,也不知尼克森已經決下聯中制俄美國新外交方針,國務院甚至還接受當時外交部次長楊西崑的建議,派遣外交特使莫非來台重申美國立場,這也就是沈劍虹納悶的「錯誤訊息」,因為一切跡象顯示,美國真心要保台;不過,國務院保台不代表國安會保台,詳知尼克森真實態度的季辛吉在回憶錄中清楚指出,莫非向台灣傳達了三個錯誤的訊息,包括讓台灣以為能夠保有安理會席次,以及讓台灣對雙重代表權過度期待,以及讓台灣錯估情勢,不能當機立斷的趕快動員以新會籍加入聯合國。 讀完這本書,作者雖然在前言中提及自身在美求學、工作的經歷影響他的立身處世態度是「趨向於美國方式的」,而「不大重視這一類的儒家思想。」然而從其所言字裏行間卻可隱約地看出沈大使是有著極重的儒家思想的,他想不通為何美國既然無意保台為何還要特別派特使墨斐來台遊說接受「雙重會籍」案,「墨斐是否知道尼克森要他說的是一套謊言?」這個問題沈大使私底下有數次機會可求證墨斐,卻因沈大使「不願傷他的感情,因為他年事已高,身體越來越衰弱,不忍心惹他生氣」而作罷,之後,澄清這個疑問的機會也隨著墨斐在一九七八年去世而長埋地下。另外,他仍以為道德外交是存在的,他以為卡特信上帝就應對「這段接近耶誕的期間,畢竟應該給若干尊重吧!」言下之意,卡特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五日耶誕前不會中斷中美外交關係。還是多少有「突如其來」的感覺。 季辛吉的地位還超過他的後任如范錫等人。雖然他們來自不同的政黨,然而其持續玩弄「中共牌」的政策都是一脈相承的。季辛吉一手導演了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八日的尼周「上海公報」,卡特則繼續其意向,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五日與中共建交而發表了聯合公報;到今年八月十七日,美國雷根政府與中共又發佈了第三次聯合公報,這一次公報也被新聞媒介稱為「上海公報第二號」。 這三次公報可以說都有尼克森、季辛吉的陰影,那就是排除兩個中國的可能性,繼續玩「中共牌」,又要維持與中華民國的實質關係。而這一既定美國國策是屬於兩黨同意的,這就是為什麼卡特在一九七七年五月底在聖母大學畢業典禮上就公開的表示了「與中共正常化是美國外交政策重要的一環。」這一聲明正式地宣告美國之後必然會承認中共了。而季辛吉之「曾試圖向中共保證,不論美國政府的人事更迭,它與中共政權增進友誼的長期政策都不會改」的這一番話就是美國對華政策的基石了。 肆、歷史的教訓

我們在二次大戰後常以為自己已名列四強,國際地位崇高,然而中國之所以得到這個榮譽,「出於禮貌的因素尤勝於承認中國對盟軍作戰的貢獻。」這真是一針見血的批評。美國對華外交政策是一長串矛盾與妥協所產生的紀錄,在中日戰爭初起時,美國之對華政策就是一個理想與現實主義的綜合體,一方面怕日本軍國主義過份的擴張,一方面又怕失掉與日本的貿易,而國內也是言戰者有之,大聲疾呼欲採孤立者有之,莫衷一是,一直到珍珠港事變才逼得美國動手。由此可見二次大戰之中美併肩抗日並不是來得那麼容易,戰時美國亦不見得就真的將中國當作一個平等的國家對待,這裏面有多少辛酸是不為人知的。錯在我們不瞭解美國當時的心態,更不瞭解當時美國人對我們的想法。 最令人惋惜的是我們似乎忘記了美國是如何在一九五○年前對中國人採取「袖手政策」。當然我們所惋惜的不僅是「袖手政策」本身所造成的傷害,而是對我們最需要友情時所遭遇到的冷酷現實。歷史所留給我們的是數不盡的慘痛教訓,不幸的是,我們今天似乎又看到了這一揮之不去令人心碎的悲劇之重演,在沈大使書中道盡了我們外交人員在中美斷交前夕工作上所碰到的艱辛,作者以生動的筆觸描寫了他與甘迺迪總統的會晤。事實上一九七六年雙方的見面是甘迺迪總統在「很長一段時間躲著不見」大使後的虛應故事的敷衍。這也就是為什麼甘迺迪總統在會晤中「所說的話完全顯示不出他接受我的論點」。

除了甘迺迪總統以外,其他如副總統孟代爾、國務卿范錫等重要外交政策設人也是不易見到。在卡特總統就職後,沈大使曾數次要求國務院能夠安排會晤總統,但卻一直沒有結果;在要求見副總統孟代爾時,孟代爾則傳話表示沈大使應該先會晤國務卿;然而在要求會晤國務卿范錫時,則遭遇到類似的託詞。很明白新政府最高階層的三個人都不願見沈大使,另一方面,卡特在就任總統後不到三個星期便接見中共駐華盛頓「聯絡辦事處」主任黃鎮。在這樣困境中,沈大使所受的壓力是那樣的大,而他在任內所能作的是那樣的有限,也許這就是作者一再在本書中想找尋他為什麼被任命為駐美大使的原因了。事實上「直到今天」沈大使「還不明白,為何在外交部那麼多人之中偏挑中我擔任這個任務」。儘管作者沒有說他後悔應命出任此職,然而作為一個「中華民國最後一任駐美大使,實在是何等不光彩的名聲」。作者心情之沉重可想而知,讀完本書,真是無限感慨。就事論事,沈大使的出使美國以悲劇為結束,到底這算不算是失敗呢?作者認為他之所以寫這本回憶錄「絲毫沒有為出使失敗而辯護的意思」。然而他之遭受到失敗也全非己過。畢竟國際局勢的變化有時是人力無法控制的。

另外,令人遺憾的是,蔣介石總統在面對諸多專業建議,甚至其核心幕僚之建議,仍未改其為「中國唯一合法統治者」之決定,當然亦從未明白授權相關人員得揚棄其所堅持的「漢賊不兩立」原則。這使我國政府陷於進退兩難之境,在這樣的情況下,專業外交人員如沈大使自然不敢輕易接受友邦建議,更不知應如何繼續運作。當外國友邦詢問是否可以支持「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同時存在於聯合國時,沈大使回憶道:「這使我國政府陷於進退兩難之境。很明顯地,我們不能支持任何允許中共進入聯合國之動議,儘管這項建議也要求保留中華民國的聯合國席位。當友邦政府詢問我們,我們希望其代表如何投票時,我們不知道怎麼回答。結果,我們只能向他們說明我們的困境,要求他們根據他們本身判斷投票。這使我們的許多友邦感到困惑。最後事實證明這是我們失敗的原因,因為他們不知道我們到底希望他們做些什麼。」 因此,筆者認為沈大使的出使美國以悲劇為結束,並不完全是沈大使的「失敗」,其中應該還交雜著許多不為人知的外力因素。如今讀來,更令人感受到無限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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