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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12/27

[轉載] 台灣高砂義勇隊是「日本人」嗎?

 

國立政治大學教授 傅琪貽 http://www.japanresearch.org.tw/scholar-67.asp

序 2000年4月5日,台灣高砂義勇隊遺族一行共十人訪日參拜靖國神社一事上了報,那是因為參與「霧社事件」的原住民遺族也參加了的緣故。崇拜天皇、親日的殖民地人民,在戰爭結束55年後的現在再度出現,讓舉世震驚。相較於朝鮮,日本對於殖民地的統治,在台灣的成績良好,近代化也較為成功,尤其擁有「大和魂」的原住民,更是被認為比日本人還要像日本人,但是真的是那樣嗎? 事實上,日本於戰後的1960年10月17日起,已將身為異民族的台灣、朝鮮等舊殖民地的戰死者當作「日本人」,並列名於靖國神社加以「合祀」,對於其遺族卻直到1977年才寄出通知書加以通知。台灣遺族於1977年夏天便提出「移除」的要求,神社方面卻置若罔聞,然而,韓國與日本境內的神社卻以此為契機,控訴靖國神社的不合理行為。 本文是以當時官方出版的雜誌《理蕃之友》為基礎,將台灣高砂義勇隊當年自動動員的過程、日本警察及被支配者的原住民雙方對「日本人化」的意義所表現出微妙的差異,以重現歷史的手法忠實地加以陳述。在此極力迴避依據戰後的口述調査等寫成的回憶錄;我們從總督府警務局理蕃課出版的《理蕃之友》,釐出1940年代的統治者對弱勢者所採取的暴力,看看日本這樣的國家,是如何以謊言和虛偽為盾牌,來形塑台灣原住民的「日本人化」景象。 一、「高砂族」青年幹部的誕生 1935年,由台灣總督府主辦的「始政四十週年台灣博覽會」,除了讓人們對於台灣作為「南進政策的入口」的經濟發展留下深刻印象之外(註1),也是原住民被命名為「高砂族」的日子。在會場第二文化室中,除了各族自古以來流傳的文物,還有算是「理蕃」成果—以駐在所為中心,集團移住後的「新蕃社」模型。在此敘述了總稱「高砂族」的原住民,在日本警察的指導之下,由分散到統一,及由野蠻到文明的過程。這一年,「台北帝國大學土俗人類學系」也出版了《言語による台湾高砂族伝説集》、《台湾高砂族系統所属の研究》等書,訂立了「高砂九族」源自南方的說法。但是無論怎麼說,「高砂族」是與博覽會同時召開的「第一屆高砂族青年團幹部懇親會」的象徵。那次是各族代表首次齊聚一堂,成員是32名「有自覺的高砂族先覺者」,其中有25人改名為「中山清」、「加藤信一」、「石田良民」等。這些先覺青年在會場以國語(日語)促進其身心的同化,讚頌勤儉力行等日本的美德,最後由「日野三郎」宣誓,將「繼續精進成為忠誠的日本國民」,並高唱天皇萬歲(註2)。   「高砂族」的命名,很明顯是理蕃史上的一大創舉。高砂這個名字,讓人想起日本古有的蓬萊島神話,又與豐臣秀吉時代takasan国人的朝貢相結合,隱隱發展出日本人與台灣原住民同祖同族的理論,也產生了切斷原住民與中國之間聯繫的效果(註3)。此外,根據日本人所指導的,脫離野蠻化也成了對天皇盡忠的皇民化文化論,「高砂族」的命名,本身就決定了原住民皇民化的命運。 二、高砂族自治會的皇民化運動 1941年12月8日的珍珠港事變,將日本侵略中國的戰爭轉變為世界大戰。日本軍隊為了得到石油而擴大對東南亞、南太平洋的攻擊,將1937年以來的「支那事變」改稱作「大東亞戰爭」,於1942年11月設立「大東亞省」,以管轄新得到的南方領土,而將舊有的殖民地台灣、朝鮮等歸為內務省管理,實施「準內地化」。這時候,「理蕃」當局為了使到日本觀光的高砂族人體驗到母國人的親切、高尚及偉大,進而「感激皇恩」,在內地觀光的行程上,特別下工夫安排了參訪伊勢神宮、熱田神宮等地點,以加強「神國日本」的印象。 改稱為「高砂族」的十五萬原住民,在脫離了打獵生活,走向勤奮工作以增加糧食產量的農民使命之外,自霧社事件以來的游擊任務,又隨著日本戰局的長期化及南進政策而加重。1938年6月号《理蕃之友》中,公開了「假如高砂族成為軍夫的志願有被允許之時」這般陳述志向的信(註4),而「全島優良蕃社」(註5)的高砂族,歡送成為出征兵的日本警察的事情也一再被提出。此外,布農族教育所的女孩,以血書畫了一面日本國旗、出征士兵想念恩師、高砂族青年將剛收成的米獻給出征士兵的家族,或獎勵愛國獻金(註6)等事情,都以「理蕃新聞」的形式分送到台灣各地。1939年1月,警務局横尾生的<應該如何指導青年團?>中,揭示了喚醒自覺、誘使其自動自發、指導幹部、使用筆記本、吟唱詩歌、獎勵運動、訓練共同生活、常用國語,以及涵養常識等(註7)準則,皇民化的對象,普遍地由一部份的青年幹部轉變為所有的山地青年。同年4月召開的「全島理蕃合同會議」中,則提出高砂族自治會應強化新的授產行動,以其作為負責增加栽培軍需用植物的山地皇民化團體,與青年指導不同,應以包含所有社員的社會教育為重點。也就是說,台灣總督府在比平地的皇民奉公運動(註8)更早一年的1940年就訂立了「高砂族自助會則」,讓他們與日本内地的「大政翼賛運動」相結合,提倡增產報國與精神上的統一。1941年年底,高砂族自助會在全島共有273個,將1,338組、17,527戶分為一至三級,預算約14萬日圓,每個自助會分配到5,100日圓,每戸7.94日圓(註9)。高砂族自助會以主要成員之青年團員為核心,朝實踐今後理蕃預算的現地自立化的方向邁進,意味著為實踐村落共同體,朝生産、教化等全方位的皇民化而努力。 三、高砂族被設計的志願 泰雅族南澳社的Sayon背著出征的山地警察的行李被溪水衝走的事件,雖然是1938年9月的事,到了1941年卻被長谷川清總督編撰成<愛國少女Sayon之鐘>的殉國美談而備受景仰(註10)。日本所期待的高砂族青年團,1939年有男子229團、女子143團,總共372團,團員有男子10,004人、女子4,175人,總共14萬179人(註11)。11月26日於Sayon的母校llyuhin(流興)教育所,在其遺體尚未被發現的情況下,展開了由青年團主辦、官民共同參與的盛大慰霊祭祭祀(註12)。長谷川總督所贈與的鐘被命名為Sayon之鐘,再配合由西條八十作詞、古賀政男作曲的歌,以達到煽動愛国情操的宣傳效果,之後又加上在Sayon被沖走的南溪下游,在濁流當中,仍然豎立著日之丸旗等等的神話。 台灣的特別志願兵制度是從1942年4月開始實施的。《理蕃之友》第117号中,在稱頌Sayon的愛國犠牲的同一頁,報導了全島高砂族青年之志願兵志願者的統計人數,到1941年7月底為止,有男子1,349人、女子538人,總共1,877人,其中以血書明志願者近40人(註13)。台中州平岩山「大林千二」以<關於志願兵制度>為題寫下了:    前此,我高砂族人雖也忝為日本人,但是別說軍人,連軍夫都當不成,實在一直讓人感到非常羞恥。然而如今我們終於得到了成為士兵的資格,在成為軍人的榮譽之前,因歡喜與感激而嗚咽者應當不只我一人。   我們高砂族如今總算是成為人上人了。由於陛下的號召而成為軍人、在戰場上戰鬥,這多年來的理想今日終於實現了。 警務局辻信治在同一頁上以<幸福的高砂族>為題,敘述了皇民化正是他們成為人類的條件。然而事實上,特別志願兵既不是日本正規的軍隊,高砂族也並不是日本人,理蕃警察當局意圖隱瞞這樣的事實真相而把他們送上戰場。話說回來,要成為志願兵,並不是只要有志願就夠了,還必須要通過國(日)語、本國史之類的學科考試才行。但是在蕃童教育所,4年來不只沒有教授歴史、地理,學生就連國語能力也不足。因此想出來的解決辦法就是以義勇隊、奉公隊等「志願」的形式,將高砂族送上戰場。由於這也是以「國語」為唯一的條件,各部落於是開設毎天晚上的國語講習會,努力提昇民眾的日語能力。訓練過程中,尤其注重青年男子的精神性,勤行報國青年隊等勤勞奉仕,也強調嚴格的軍隊式集體生活,並提倡「錬成」(註14)。於是,人們的思考停止、思想被統一,就算日語的發音進步了,其語言的表達模式也是硬加上去的,根本無法表現出日語本身語言的精髓所在。 四、高砂義勇隊的形成 志願制度的引進,一方面也成為檢討教育所應該在四年制上加上兩年的農業科,或是和平地的漢族一樣將學制改為八年制的契機。體位提昇的課題,可以簡易醫療訓練班快速培養出原住民青年醫師,或以打破舊制、採用原住民為警察人員等手段,讓原住民擔負起至今一直由日本警察一手挑起的業務。而另一方面,因志願兵制度而浮上檯面的問題,是「高砂族」沒有戸籍這一點。為了警察取締的方面,原住民基本上也是有戸口調査簿的,但是「高砂族」這個詞語既不是法律用語,在「理蕃」的概念下,「蕃人」根本不被當作人看、是被置於殖民地法的適用範圍之外的一群人。因此,若將「高砂族」擴大解釋為台灣本島的「先住民」,並給予法律上的地位的話,他們就可能適用於關於「本島人」的法條了(註15)。「理蕃」當局的想法是在「皇民化」活動的進行當中,賦予「高砂族」法律上的地位,在戸籍法施行的同時,並進行「蕃地」地名及「蕃人」個人改名活動。這是為了1945年在台灣實施的徵兵制度方便而做的。也就是說,「高砂族」這個詞語,是在這個階段中,為了讓原住民成為適用於殖民地法的「本島人」的一員而創造出來的。況且,將「蕃社」的通稱改為日本式的地名,「蕃人」也全部改為日本姓氏加以統合,使九族消失,這一切都是為了達成「皇民化」的目的,而賦予原住民人類的性質而做的。 1942年3月15日,500名「高砂挺身報國團」出發了。他們在27日登陸呂宋島,只接受了二週的訓練,就在4月3日的巴丹半島攻防戰中擔任第一線的士兵。他們在5月7日的馬尼拉灣Corregidor(科里幾多)島作戰中,也在第一線參與攻佔美軍要塞的行動,活躍於日本軍隊佔領菲律賓的戰事之中。5月4日Corregidor(科里幾多)島的美軍基地被日軍戰艦團團包圍,當天就有將進一萬六千發砲彈傾瀉在島上。上午十點中美軍指揮官北呂宋部隊Jonathan Wainwright將軍發電報到華盛頓說:    請告訴全國,我的部隊和我本人已經完成了所有人類能夠做的一切,我們捍衛了美利堅合眾國和她的軍隊的優秀傳統……我帶著深深的遺憾和對我頑強的軍隊的無限自豪去見日軍指揮官了。(註16) 在勝利的巴丹半島攻防戰中,台灣原住民的英姿非常適合「忠勇無雙的皇軍」這個名號,本間軍司令官於是將他們命名為第一批「高砂義勇隊」。《理蕃之友》4月號中以「高砂義勇隊之通信」為題,刊登了從戰地寄來的信,每一封都純然敘述著他們必死的覺悟(註17)。但是在同期的「編集余録」中,「理蕃」當局卻提出了別的觀點與想法:    與皇軍一同活躍於巴丹半島的高砂族成績斐然。其中或許還有更詳細的新聞,但他們應當也沉浸在日本人式的感激情緒當中吧。將來,把這當作是自己的移住地,因為某件事而心情激昂,想必是由於曾經踩踏著大地、進軍的緣故吧。我不由得祈禱他們個個健康。 次月的5月號則以<活躍於天職的高砂族義勇隊>為題,講述其令人驚嘆的心情,在戰地連同以第一線的身分戰鬥的高砂族砍伐森林、開鑿道路、輸送物資等事務也稱之為「成績優秀」,最後又將「教育的力量」之偉大,當作理蕃政策的成果而自誇一蕃:   如此讓他們變得皇民化、錬成化,並且在今日得以成為陛下的盾牌、派上一點用場為止,實在不能不提及一直推行至今的理蕃化育的心力。教育的力量真是太偉大了。思及此,更是深深感受到今後高砂族教育的重要性。好讓全高砂族十五萬人也如同此義勇隊一般、對國家有所貢獻為止,最重要的就是強化教化的陣容(註18)。 同樣在5月號的<高砂義勇隊通信>中,大幅刊登了被派到菲律賓島的夏第九八五五部隊,所屬於高砂義勇隊荒川部隊板橋分隊,蘇澳郡Buta社出身的「豊田健太郎」給其妻的信件:   ……我們高砂族也能直接在前線為國效命,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福。我們不是軍夫,也非軍屬,而是尊貴的帝國義勇軍,這是比任何事都開心的事。至今我們義勇軍在○○奥地露營,並和士兵一起從事許多的工作,其中有辛苦的事,但也有快樂及有趣的事。食鹽也很多,無論何時都吃得到美味的食物。我到戰場以來第一次吃到了點心。   日本的士兵其實都是非常親切的人們,把我們當作兄弟一般的愛護。到這兒來根本不需要什麼慰問袋,飯菜也比任何東西都剩得還要多,這點請向爸媽好好說一聲。占領這裡、整理一下之後,應該就可以回家了吧。……日本的士兵真的好強好強。我還以為會看到美國人,結果卻連一個人都沒看到,看到的都是菲律賓人。到了戰地,我有生以來第一次感覺生為日本人這件事有多麼值得感激。…   這個島有著許多美國人用都用不完的廣闊平原,更別提那土質有多好了。台灣的土根本無法與之相比(註19)。 同樣是蘇澳出身的「松村達夫等24名」在<給小幡巡査的信>中寫道:「即使我們的身體在這個戰場上成為野狗的餌食,也仍保有報答七生報國的大精神之決心」(註20)。「豊田」將身為高砂義勇隊的自己與軍夫、軍屬加以區別,強調自己與「日本的士兵」享有平等的待遇。被稱為挺身隊而以雜役軍夫身分出征的原住民,在第一線與日本士兵一同參與戰鬥並且建立功勞,第一次被讚頌為「義勇軍」的軍人,實際感受到作為人類的尊嚴。 在此僅讚賞了高砂義勇隊的忠誠與善戰,而高砂族在法律上的地位、人權以及在軍隊中的待遇卻沒有被當作一回事。台灣總督府將《理蕃之友》昭和17年7月第127号當作「高砂族義勇隊紀念號」,首次公開了高砂義勇隊全部參與了依照軍部的要求,直至派遣的巴丹半島總攻撃、Corregidor(科里幾多)島作戰的過程,其中有一部份則提到轉戰民答那峨一事。可是對警察當局而言,戰死者家族的動向以及其給予部落的影響,卻成為新興的注意事項。5月10日在台北州,由日本人擔任會長的理蕃協會長等被派遣到南方各地的「特設勞務奉公團」,傳達了對「高砂義勇隊」遺族90餘戸的慰問之情(註21),但每一個都只是將典型的「軍國之母」的犠牲精神大肆報導一蕃而已。 隨著指導教化「高砂族」的方向,轉為以將義勇隊送往南方戰場一事為中心課題,自稱為「理蕃人」的警察當局自此127號開始使用「特政」、「特政人」的名稱。警務局辻生在<希望劃下休止符>一文中表示,「特政」意為為達成「撤廢特政地、普及使用法律、讓高砂族在農業之外也能經營商工業等其他的職業…,而成為法治國的國民」,與姓氏、地名的全面性改制一同,「希望作為高砂族的休止符,表現出有始有終的美好結果」(註22)。也就是說,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理蕃課改稱為「特政課」,「蕃」字消失了,並揭示了將「蕃地」由「特政地」直到普通行政區化的目標,述說著急速的皇民化即戰爭協力體制正在強化的過程。 五、被當作飢餓戰場上被丟棄的棋子 1942年度的陸軍志願兵制度,以及翌年昭和18年度的海軍特別志願兵制度被定位為「理蕃躍進的新指標」(註23),而第一批高砂義勇隊在巴丹半島一戰之後,也被台灣總督府當局稱作「不滅的榮光」(註24)而被懷念。《理蕃之友》第130號中,警務局中村文治以<南方民族的指導及理蕃大綱>為題,敘述在台的「理蕃」經驗及心得,將成為指導南方一億四千萬民族的獨一無二的資料(註25)。高砂族青年也呼應當局的期待,表示「對官恩只有感激」、「感謝皇恩的珍貴」、「本部落雖然有出義勇隊,但還未出現志願兵」、「海軍志願兵與朝鮮同時徵召,正因此台灣的高砂族在喜悅的同時,更應該不輸朝鮮青年好好奮戰」,展現了為求合格將好好努力的決心(註26)。 《理蕃之友》於昭和18年12月,到第144號為止廢刊,台中州東勢郡Skayau(斯卡瑶)社的「大林千二」在<從菲律賓島歸來>一文中以原住民主體性描寫自己的戰爭體驗如下:   敗戰國的居民真的是很可憐。看到菲律賓島的居民避難的樣子,任誰都會感到同情的吧。看到從深山陸續返鄉的居民,以及投降的士兵們,我們不禁感到「我正是日本人」而抬頭挺胸、深感驕傲,他們屈服於威風凜凜的皇軍的強悍。再說,確認了我們高砂族也是真正的日本人這件事,更加感到十分的感恩。生還的義勇隊員們啊,應當各自努力成為憧憬中的志願兵,讓若櫻的花開放、更添一層榮光(註27)。 當台灣的「理蕃」當局正陶醉在高砂族義勇隊的戰果之中時,日本海軍在6月的中途島戰役中,完全敗北。戰役中,日本損失了四艘航空母艦、一艘巡洋艦、322架飛機及有經驗的飛行員。(註28)大本營於7月11日為期阻斷美、澳聯手而展開於新幾內亞的作戰行動。第二批以後的高砂義勇隊,幾乎都是投身於新幾內亞附近的島嶼。在被稱為MO作戦的摩爾斯比港(Port Moresby)的海戰失敗後,日軍以陸路進攻,於1942年7月21日開始穿越東新幾內亞巴布亞半島上的歐文斯坦利山脈,沿著該地區唯一的道路kokoda(科科達)小道行軍(註29),共有朝鮮、台灣各500人的義勇隊等8000人參加。桃園角板山泰雅族Losing.Yurau於昭和17年4月24日,與從高雄港出發的500名第五批高砂義勇隊隊員一起出港,投入7月的新幾內亞戰爭。8月停戰,9月接到開始撤退的命令,之後便在内陸地的流砂及鱷魚的威脅,以及飢餓的慘狀之下徘徊。他說在泰雅族85人所成立的獨立突撃隊中,同鄉者有24人,而戰後卻只有他一個人活著回來(註30)。新幾內亞的Buna的日本軍隊則於翌年1月2日英勇戰死(註31)。 日本海軍雖然已於昭和1942年8月5日,於瓜達卡納爾島(Guadalcanal)完成航空基地第一期工事,該基地卻在7月被美國海兵隊奪走,並被取名為韓德森機場。12月31日大本營決定撤出瓜達卡納爾島,翌年2月1日開始的撤退「ケ號作戰」中,為了不影響士氣,不用「撤退」而使用「轉進」這個用語。戰陣訓練中,為了不變成俘虜而下令會造成妨礙的士兵「自盡」。第三批高砂義勇隊員泰雅族Behuy.Nabu敬了一個禮,在高雄港停泊一晚後便出港了。第三批海軍第1911部隊繁村第1中隊長繁村,以抽籤的方式選出Behuy.Nabu等100人,自己赴瓜達卡納爾島,其餘400人則被派到新幾內亞。在瓜達卡納爾島,由於受到美軍的射撃,連登陸都不可能,最後使用讓士兵在夜間迅速登陸的「東京特快車」計畫,總算是讓一些人馬登陸,但據說山岳地帶的逃亡卻仍然持續著(註32)。 高砂義勇隊分為「捜査隊」、「工作隊」及「猛虎挺身隊」等各100人左右的獨立部隊,支援掩護由新幾內亞持續撤退的日軍,潛入美、澳聯軍陣營採取奇襲、展開游撃戦,一面撃破敵方的陣地,一方面糧食也全都是由當地調達,且兼具宣撫當地人的功能。1943年9月,具優勢的美澳聯軍展開「跳島作戰」,阻斷從日本輸送的一切物資。1944年2月,Rrabaul(拉包爾)基地被毀,日軍13萬人戰死,在這樣的情況下,第7批高砂義勇隊800人於1944年抵達初戰地。布農族的加藤直一在各個島嶼間輾轉流離,最後被送到新幾內亞,飽嚐飢餓地獄的滋味(註33)。林えいだい的《証言高砂義勇隊》訪問記錄中,證明了不得不以白豬(白人)、紅豬(黄色人種)、黒豬(當地人)及混合肉(日本人)等人肉為食的被棄置的日本兵的悲慘狀況。昭和19年10月,大本營以「捷一號作戦」賭上了菲律賓的決戰,於雷伊泰沖海戦啟用了海軍神風特攻隊。1945年11月編成的高砂義勇隊500人中,第一中隊140人作為薫空挺隊,成為雷伊泰戰的特攻部隊出動,結果全軍覆沒(註34)。 <大本營発表>將日本在中途島戰爭中「大敗」一事造假報導,這樣的謊言一直持續到戰敗為止(註35)。在瓜達卡納爾戰役中敗北時也使用「轉進」的用語。昭和18年秋天雖然設立了「絕對國防圏」(註36),但在那圈子當中,卻完全捨棄了高砂義勇隊被送去的東新幾內亞及所羅門群島等地。 六、結論 殖民地的台灣人民被當作士兵而被驅趕到戰地的人數共80,433人,其中有30,304人戰死或病死。也就是說,當時台灣的人口共600萬人當中,每2,000人便有一人成為戰爭的犠牲者,其中又有27,800人與日本軍人一起被「合祀」於靖國神社。傳說高砂義勇隊有七至八批人馬,但大多集中在昭和17、18年間。留在山裡的男子,只是留給人擔任警察、公醫等公務者或是老人這樣的印象,人數相當少,被動員的人數之多是可以想像的。那是一個「不去當兵的人就不是男人」――這樣的一句話沉重地壓在男人肩上的時代。 投身新幾內亞島的日本兵有16萬人,但只有1萬3,000人生還。ムッシュ島的俘虜集中收容所中收容了「台灣人」500名,「高砂族」2,500名。在收容所,日本軍隊高層下令,不准洩露出虐殺白人俘虜、食人等事,這些人暗中稱為「光部隊」。1942年日本攻陷菲律賓巴丹半島,日本驅趕眾多俘虜到達遙遠的俘虜營,那一段行軍被美軍稱為「巴丹死亡行軍」,美軍少尉Kermit Lay回憶說道:    在我們的隊伍中,有一位名叫米勒的的騎兵上尉。米勒被俘的時候還穿著馬靴。在行軍途中,她的靴子太沉了,殘忍的日兵就用刀刺破他腳上的水泡。他還患上了痢疾,病的很重。一名前任憲兵連長和我竭力想帶他一起走。我們在他兩邊架著他走,但向前行相當艱難,我們開始掉隊,並越來越落後。最後,一個殿後並一直保護我們的人像我們大喊,說一名日本兵上來了。正當我們拖著米勒往前走著的時候,日本兵跑到我們眼前,用刺刀一下戳透了米勒上尉的身體。(註37) 戰後,為探望昔日戰友的台灣原住民而來訪的日本人,即使稱他們為「救命恩人」而表達感謝之意,卻沒有任何一個人提到戰後的補償問題。結果高砂義勇隊或陸海軍特別志願兵,對日本來說,只是不需報償,而且在沒有簽訂任何契約的情況下獻身「志願」當兵的讓人感激的存在,因此即使日本人戰友感謝其「滅私奉公」的犠牲精神,國家依然沒有任何賠償他們的義務。 換句話說,在台灣的殖民地當局使用其政治權力,一直對「高砂族」、「高砂義勇隊」說謊,說他們「已經變成日本人了」。台灣原住民就是在這種基於謊言的教化、錬成的過程中完全信任政府、不斷努力,戰敗時卻遭到拋棄。「理蕃」當局對根本就是異文化的台灣自然民族灌輸「皇民化」即「日本人」的觀念,教導他們為了天皇要絕對服從的價值觀,這樣的國家概念完全就只是敗北理論罷了。尤其在戰後,天皇發布<人間宣言>,要實行民主憲法的情況下,靖國神社當局依然以「戰死時既是日本人,死後當然就不能說不是日本人」為由,實行舊殖民地人與日本人的合祀,而他們之所以不回應遺族提出的取消合祀的要求,更是將戰前的皇民化觀念延用到戰後,強化靈魂的奴隷化的結果。戰後回國的Talpaubokiligan回想自己的人生中無法加以定位的高砂義勇隊的體驗,說那是「空虛的」(註38)。 相對於戰後,日本不把侵略殖民地一事當做歴史的教訓,台灣原住民在日本戰敗的同時,反而強烈感受到其民族的存在感。宣稱不恨日本人的原高砂義勇隊生還者說:「為什麼日本政府不對我們道一句歉呢?實在是太沒出息了。」教導日本式價値觀,勉強洗腦為日本人,將十五萬的高砂族倡導為護國的盾牌,企圖以「皇民化」這樣的滅絕政策作為理蕃的終盤的日本,於公於私、甚至在道義的等級上都是失敗的。自大本營以下完全是以謊言鞏固的日本帝國,最後卻仍然不反省,而用二重、三重的謊言,假裝為民主、和平、反戰的國家。21世紀初,因靖國神社問題,舊殖民地人民為取消合祀所做的抵抗,應當具有逼使日本人直視歴史、脱離殖民地化的意義在吧! 引註資料: (1)參照『始政四十周年記念台湾博覧会』(昭和14年2月,台灣日日新 報)。 (2)「理蕃の友」昭和10年11月號,219頁。 (3)藤井志津枝「近代日本<傷痕>中的高砂義勇隊」(回帰正義的起点――台湾高砂義勇隊歴史回顧研討会,1998年12月21日,台北)。比如泰雅族與關東人、布農族與東北人、排灣族與京阪人相似這樣的說法。(理蕃の友,昭和14年1月號,3頁)。 (4)「理蕃の友」昭和13年6月號,10頁。 (5)同上,昭和13年7月號,4頁。 (6)同上,11月號,618頁。 (7)同上,昭和14年1月號,3~4頁。 (8)同上,昭和18年12月,第144號,415頁。 (9)同上,昭和16年12月,第120號,7頁。 (10)同上,昭和14年6月號、1頁。 (11)同上,昭和16年5月,第133號,4頁。同9月,第117號,5~8頁。 (12)同上,9月,第117號,10~11頁。 (13)勤行報国青年隊主要是作為作業部隊,於台北訓練所等地約三個月時間與本島人及高砂族以三對一的比例共同生活,從早上6點起床到晚上9點半就寝之間,需實行許多「皇民化」錬成,如處理國旗、遙拜宮廷、神社參拜體操、神棚奉拜等。為忍受身心的極限而減少進食量和感觸,在嚴格的規律之硬塞進減私奉公的理想,但據說是以如同家庭一般的錯覺在支撐。(理蕃の友,昭和17年5月第125號,7頁)。 (14)「理蕃の友」,昭和17年6月,第126號,1頁。昭和18年2月11日改正戸口規則,即日起實施將「先住民」稱為「高砂族」的政策。 (15)「理蕃の友」,昭和17年4月,第124號,7頁。 (16) Andrew Wiest Gregory L.Mattson著,孫宇、李清翻譯,『太平洋血戰』,台北:知書房,74頁。 (17)「理蕃の友」,昭和17年4月,第124號,,8頁。 (18)同上,5月,第125號,1頁。 (19)同上,6頁。 (20)同上。 (21)同上,昭和17年6月,第126號,12頁。 (22)同上,7月,第127號,13頁。 (23)同上,3月,第123號,1頁。 (24)同上,11月,第130號,1頁。 (25)同上,2頁。 (26)同上,昭和18年12月,第144號,718頁。 (27)同上,9頁。 (28)Andrew Wiest Gregory L.Mattson著,孫宇、李清翻譯,『太平洋血戰』,台北:知書房,102頁。 (29)同上,105-10頁。 (30)根據著者的實地調査。 (31)投身於新幾內亞戰爭的朝鮮、台灣義勇隊1,000人當中,生還者有65名。(田中伸尚『ドキュメント昭和天皇』第三巻,綠風出版,270頁。) (32)根據著者實地調査。 (33)加藤邦彦『一視同仁の果て』,勁草書房,148~151頁。 (34)門脇朝秀『台湾の山地に旧高砂族を尋ねて』,あけぼの会,196頁。 (35)『ドキュメント昭和天皇』第三巻,212頁。 (36)今後採ルヘキ戦争指導ノ大綱二基ク戦略方策、昭和18年9月25日於連絡会議。『杉山メモ(下)』,明治百年史叢書第15巻,原書房,488頁。 (37)Andrew Wiest Gregory L.Mattson著,孫宇、李清翻譯,『太平洋血戰』,台北:知書房,74-75頁。 (38)林えいだい「証言台湾高砂義勇隊」,草風館,25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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