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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12/27

[轉載] 日俄戰爭與台灣總督府之原住民政策

 

政治大學日本語文學系教授 傅琪貽 http://www.japanresearch.org.tw/scholar-69.asp

序 一、「財政獨立」與樟腦專賣 二、「理蕃」警察制度與隘勇 三、日俄戰爭期間的隘勇線前進 四、結論 序    1895年自日本對台灣的殖民地統治開始,台灣原住民族被視為「蕃人」受到野蠻人般之對待。同年10月31日所公布的「官有森林原野及樟腦製造業者管理規則」,第一條揭示無主地即為官有地之原則,連製造樟腦都加上要有官方許可之限制。對台灣原住民族而言,在各族間土地與森林是互不侵犯,相互尊重,清朝官廳所發行的地權或證書自然是不必要的。但日本的野蠻行徑,卻否定了原住民族的人權,奪取其土地並威脅其生存。   本文是以日俄戰爭期間台灣原住民族為例,特別是針對以樟樹棲息地為生活圈的泰雅族,討論台灣總督府所採取的「理蕃」積極政策之含意及其隱藏的掠奪。又、日俄戰爭爆發時期正值台灣殖民地第十年,經濟層面已被視為和日本一致。也有將此作為後藤新平的台灣近代化加以評價之見解,從作為「理蕃」政策對象被處罰者的立場來看,也可以導出完全不同的批判。 一、「財政獨立」與樟腦專賣   日俄戰爭提前使日本最初之殖民地台灣的財政獨立,其有功者可謂是第4代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及民政長官後藤新平。   日本內地給予台灣的政府國庫補助金是1896、7兩年各600萬日幣。1898年兒玉及後藤赴任之際,因井上財政部長的緊縮政策減為300萬日幣〈1〉。因此於1899年提出以明治51年為目標揭示台灣財政自給的財政獨立20年計畫及台灣事業公債案〈2〉。舖設鐵路、調查土地、建港工程等關係到台灣豐富資源之開發。其中土地調查是繼承清朝劉銘傳的清賦,確定土地所有者作為地租的課稅對象。1904年耕地面積是清朝的2倍63萬餘甲,地租收入也提升到3倍半、298萬餘日幣〈3〉。首先確立了安定的財政基礎。   從日俄戰爭間的1905年開始,台灣全然以島內的收益來供給。專賣制度是台灣總督府所經營之國家事業。從原料到販賣一手總攬管理的國營事業,不僅是可靠的財源,特別許可的手續過程也可以利用於人心的操弄。台灣島民之生活與經濟也從舊清朝型態大幅轉換為依存日本型態。被賦予專賣特權的漢民族地主階層被視為地方上的穩固勢力,被編入親日御用紳士,在日俄戰爭期間動員於軍資獻金或軍事公債〈4〉,在日本統治的初期十年形成明確的維持體制派。   成為重要財源的專賣是在1897年將鴉片、1899年將食鹽、1901年將樟腦統一為台灣總督府專賣局,為將樟腦與日本國內生產做調整,於1903年設立日台統一的專賣制度。專賣總收益中樟腦的利益成穩定成長,但1900年產量驟減是由於北部泰雅族中大嵙崁族的反抗,1,000餘人的事業負責人、雇員等被迫下山。為了鎮壓,出動的守備軍裡也有中隊長以下多數死傷,當局不得不採取封鎖政策。1902年7月發生賽夏族的南庄抗日事件,轉變了「理蕃」政策,但未影響樟腦產業。1905、6、7年樟腦收益超越鴉片收益〈5〉。1900年鴉片吸食者為16萬9064人〈6〉。1905年台灣原住民族的「蕃社」有705社、「蕃人」有22,002戶、133,195人〈7〉。其中居住於樟木原生林的泰雅族及少數的賽夏族合計有262社、7,262戶、共計24,021人,成為居住於樟腦產地的累贅。後藤新平稱為樟腦專賣,在「成功發揮新型統制經濟的妙處」這一點獲得高度評價〈8〉。 二、「理蕃」警察制度與隘勇   所謂開源節流就是開發財源節約外流之意。兒玉及後藤增加稅捐項目意圖增收的同時,廢止前任乃木總督時代的山地行政機關撫墾署及三段警力戒備,行政區也從6縣78辦事處改為3縣38辦事處,法院也從11處減少為3處,淘汰1,200~1,300人,致力於削減行政人事費用。漢民族的武裝抗日是因為1898年後藤赴任以來的「土匪招降」政策及接下來1901年末到1902年5月的土匪大討伐,使平地產業大宗的近代糖業殖民政策變得可行。   1901年10月台灣總督府設置警察本署,將全島改為20廳制。此為將撲滅地方上有力抗日份子後的警力滲入山岳地帶之設計。所謂的餘黨依據山脊的天險之地,和山地原住民族聯合,兩者共同分擔生存之危機,成為強力的武裝抗日地區〈9〉。人在東京的兒玉於9月13日致後藤之回電中提到:   得知蕃人猖獗橫行之事。統一警察權力之事按照與閣下旅居京城時所談相同,此次修正中。認定為最緊要之事。期望充分研究(10)。   在地方行政官廳上,廳長擔任警視、分廳長擔任警部,中央或各廳聯合、確立採取警察行為上便利的指揮系統。   後藤新平對台灣島民「本島人」之統治,採取應用「舊習」的想法。樟腦專賣是清朝劉銘傳做為台灣洋務運動的財源所採取的開山撫蕃政策,將製樟腦的作業員腦丁作為軍營的「隘勇」來防備。後藤在實施樟腦專賣之際,將清朝遺留的隘勇移花接木到近代的警察制度。在此誕生了台灣與日本法制上相異的管理「蕃地」、「蕃人」的「理蕃」警察。1903年依據特別任用令,不必經由學術測驗,擁有蕃人蕃地事務經驗的人即可晉升為巡佐,提高身份作警部的補助,巡查補主要是從本島人、舊警吏、巡吏,提高其身份和巡查同等待遇(11)。也讓隘勇穿著制服,排除吸食鴉片者、流氓、酒鬼,採用身心皆強而有力、聲音響徹四方的工作者。配置在警備線上的隘勇寮也有考慮到衛生條件,按照工作規則予以賞罰(12)。   武裝的日本人警察率領隘勇在山地要衝的隘勇寮,將武裝防備的據點和山地道路連成線。這即是隘勇線,也就是警戒線,經費是來自製樟腦防蕃費。如此一來,原住民族不但被置於殖民地法的適用之外,通常來說,也會受到隘勇線的武力鎮壓。   1903年「理蕃」政策重新提出了增加警察之概念(13)。隘勇線前進是為了最具利益的山地開拓,安寧保護應該把責任讓給率領平地警察的保甲(14)。保甲制度也是自清朝開始的地方自衛組織,後藤將此移枝在警察系統的末端,調動於治安或公共事業。也可用於隘勇線前進時的搬運或土木工程的小工。 三、日俄戰爭期間的隘勇線前進   1904年9月29日後藤民政長官向陸軍幕僚參謀長交涉,為了隘勇線的前進,除非必要場合無法得到軍隊支援。但日俄戰爭期間,無暇顧及台灣的警戒,以「隘勇線前進之行為中,萬一不得已要用警察官吏來擊退蕃人時,也不可能派出軍隊」(15)為由拒絕。   當時後藤計畫以隘勇線大幅包圍集中於北部密生之樟樹森林(16)。此隘勇線自宜蘭廳海岸的蘇澳至西深坑廳,向南轉彎包圍桃園、新竹、苗栗、台中四廳,至南投廳埔里社全長124公里。為此,深坑廳前進到獅頭山、屈尺、三角湧,受到大豹社激烈的抵抗。深坑廳的設置在「理蕃」政策上的必要,其戰略之應用在於分裂並操縱大嵙崁族。1905年7月深坑廳從屈尺到宜蘭廳叭哩沙間新設隘勇線,做為中央山脈北部縱貫道路,深入侵佔北部泰雅族地區(17)。1906年大豹社失去廣大樟木森林及煤碳礦山的祖地三角湧,該社就此毀滅(18)。該處後來由三井合名會社進入,在採伐樟木後的土地上經營廣大茶園。   位於濁水溪源流的霧社,是將山地分斷成南北的戰略性位置。1903年10月因日本安排的姊妹原的暗殺事件,失去年輕勇士,陷於急遽退勢的霧社(19),承諾12月蜈蚣崙隘勇線,隔年3月設置包圍水源地及100餘甲的開墾地,7月設置山砲6門,12月起至1906年5月為止,經過守城大山的隘勇線是自己親手建造。霧社的人們相當遵守政府命令,因絕對服從的條件,只有將賭注押在生存上(20)。北部的隘勇線常受原住民族的反擊,和發生稱之為出草的獵頭事件相反,日後霧社被視為「理蕃」的成功案例,被認為是「模範蕃」。   後藤在因日俄戰爭期間或是波羅的海艦隊東航時,在台灣戒嚴令之下(1905.4.13-7.7),仍從軍權獨立出來,持續維持民政日常業務(21)。從全島的警察派出所在46處要衝設置檢查哨站,對通行人士、船舶、貨物的進出建立嚴密的監視體制(22)。使用臨時軍事費用,西部縱貫鐵路此時也全部開通(23)。   但後藤最寄予關心的仍是樟腦之利益與「理蕃」。1904年7月視察北部深坑、宜蘭,8月視察桃園、新竹、苗栗,9月視察嘉義、恆春。在嘉義讚揚清朝通事吳鳳這位廢止獵頭的英雄,在恆春參訪琉球人民54人之墓。   隘勇線前進未得到軍隊之協助,1904年起設置電流鐵絲網,在要衝架設地雷、山砲等爆破效果良好之物(24)。此時期的隘勇線前進並非討伐,而是為了製樟腦原料的欠缺及新開採的小規模前進,這深深威脅到泰雅族的生存,受到激烈抵抗,在巡查及隘勇上恐於危險而辭職、放棄、逃走者層出不窮。特別是本島人巡查補出缺甚多,當局以適用日俄戰爭軍人薪資及有功勞之特殊待遇,致力於激勵,另一方面將日本國內招募者當作候補(25)。從樟腦專賣的莫大收益來推測,可想見掠奪及抵抗之激烈。 四、結論   第四代總督兒玉源太郎一就職就修改台灣總督府的官制,設置不允許軍權介入的民政部,意欲完成後藤新平長官的台灣內部財源開發及台灣財政獨立。兒玉因日俄戰爭之故於1903年擔任參謀次長,隔年6月以滿州軍參謀長身份出征時,仍是專任的台灣總督。因此,後藤新平在兒玉不在時,實質上統治日俄戰爭時的殖民地台灣。但總督親征滿州此一事實,也將台灣和毫無關係的日俄戰爭聯繫在一起。以祝賀戰勝為名目,舉辦官民聯合的慶祝會,小學、公立學校的兒童或各團體的提燈行列,不僅是在台北,連地方都熱烈舉行。雖然遼陽、旅順、奉天等都是遙遠的中國及東北地方,卻煽動空想的戰勝情緒。一般來說,民間擔心日本繼續對台灣統治,各種日本戰敗後的臆測廣為流傳。在台日本人有4、5千人急忙歸國。支持後藤的兒玉特別派遣關屋總督秘書官並加以訓示,探望擔任天皇特派的大城待從武官在三角湧受傷的巡查及隘勇。慶祝在日本海戰打敗波羅的海艦隊的慶祝會極盡接連舉行之盛況,這對台灣的人民來說也有讓他們放棄脫離日本統治的效果。劃分日俄戰爭、日本對台統治十年之意義可說就在於此吧!1905年9月台灣銀行券的發行額為805萬日幣、流通量為621萬日幣。   後藤新平先以鴉片政策、後以樟腦專賣之功二度自天皇授勛,日俄戰爭後的1906年4月賦予男爵之榮光。同月,設立蕃務課,以「理蕃」為主要施行方針的佐久間左馬太就職第5代總督,9月後藤擔任滿鐵總裁離開台灣。後藤所構思、日俄戰爭期間也以民政日常事務來進行的隘勇線前進,因而爆發征服泰雅族戰爭,在佐久間的手上歷時7年終於實現了。但之後也證明了和撲滅「土匪」的漢民族抗日運動一般,對台灣原住民族的征服戰爭事實上並不容易。 【註釋】 (1) 鶴見裕輔,『後藤新平』第二卷,東京勁草書房,1965年,P.168 (2) 同上,P.186-8。 (3) 同上,P.254。井出季和田,『台灣統治続志』,台北台灣日日新報,P.372。 (4) 明37年1月「本島人」的軍資獻金者辜顯榮、顏雲年、李春生等15人多數都是十萬日幣,另軍事公債台灣比例額為300萬日幣,達到招募額的3倍,接受辜顯榮50萬日幣,本島人就有90萬日幣。『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II卷,綠蔭書房,1986年復刻版,P.774-776。 (5) 1905年鴉片420.6萬日幣,樟腦431.1萬日幣、1906年鴉片439.5萬日幣,樟腦492.2萬日幣,1907年鴉片446.1萬日幣,樟腦730.3萬日幣。台灣總督府專賣局『台灣總督府專賣事業』,1924年,P.7-8。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台灣經濟史八集』,1959年,P.96-99。 (6) 『後藤新平』第二卷,P.254 (7) 『台灣總督府統計書(明治38年度)』,P.164-5。 (8) 『後藤新平』第二卷,P.272 (9) 『台北州理蕃誌』II,P.457。 (10) 『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I卷,P.99。 (11) 同上,P.532-3。 (12) 同上,P.387-9。『理蕃誌稿』第一編,P.239-241。 (13) 『理蕃誌稿』第二編,P.320。 (14) 『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I卷,P.506-7。 (15) 『理蕃誌稿』第二編,P.362-3。 (16) 同上。 (17) 同上,P.397-8。 (18) 同上,P.458-9。傅琪貽『原住民重大歷史事件:大嵙崁事件(1885-1910)』,行政院原民會,2003年,P.50-51。 (19) (19) アウイヘツパハ『証言霧社事件』,草風館,1985年。 (20) 同上。1906年5月31日舉行霧社歸順式。 (21) 依台灣戒嚴會施行內則第6條,遵從不問臨戰令、合圍令,民政事務除非軍事上的必要否則不回復之常規與慣例。『台灣警察沿革誌』第II卷,P.762。 (22) 同上,P.769。 (23) 『陸軍幕僚歷史草案』第10卷,P.12。因後藤之故350萬日幣變成100萬日幣,對財政獨立相當有利。 (24) 『理蕃誌稿』第二卷,P.372。 (25) 同上,P.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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