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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12/27

[轉載] 日本選舉制度改革與影響-現行小選區比例代表並立制施行之研究(一)


http://www.japanresearch.org.tw/scholar-94.asp 摘要 本文主要研究日本選舉制度的發展過程,以及評估解析現行小選舉區比例代表並立制的施行成效及影響。研究方法則採行歷史文獻分析法與實證研究法,由已發生的事件的相關資料文獻中,歸納還原出其真實狀況,及所衍生創造的效果。 由研究得知日本從一八八九年制定「眾議院議員選舉法」開始,至一九九四年通過公職選舉法修正案,確立小選舉區比例代表並立制為止,大、中、小選舉區制皆各施行過二次,再加上現行的新制「小選舉區比例代表並立制」;但若比較施行的時距則以中選舉區制最長,大選舉區制次之,小選舉區制最短。然而,中選舉區制與大選舉區制的集團分立競合式選舉運作模式,事實上是頗符合傳統日本社會集團文化的選舉制度,故此一制度對組織結構符合傳統集團文化的保守派政黨自民黨甚為有利。 日本為改革中選舉區制所衍生的「政治與金錢的瓜葛問題」、建構「二大政黨體制」等,經由朝野衝突、妥協所通過施行的「小選舉區比例代表並立制」,乃是綜合選舉制度中的「多數代表制」與「少數代表制」二者的混合制。故在眾議院議員總席次中,兩制的席次比分別為,小選舉區制三百席、比例代表制一百八十席,其目的乃在形塑二大政黨制之下,並得以兼顧少數民意的代表性;但至二00五年八月為止前後實施三次的結果則是:擁有「じばん(地盤)、かばん(提包、錢包)、かんばん(看板、知名度)」的所謂三板寶物者,依然是當選機率最高者,實施中選舉區制其間所發生的弊端與金權結構依然堅若磐石;而形塑二大政黨體制的結果,現在則於「多黨化政黨政治與階梯式政黨席次」中,呈現出「階梯式二大政黨制」的架構,並且仍繼續維持以自民黨為中心的聯合政權,及其執政長期化的局面。 雖然,本文完稿後,國會突然被解散,並於二00五年九月十一日舉行第四十四屆眾議院議員大選,執政黨在首相小泉揮舞郵政改革大旗之下,超過預期地獲得四分之三以上的議席,恢復自民黨一黨獨大的優勢地位,然而根據鐘擺原理,以及小泉對黨內派閥等舊結構的破壞,可推估下一次選舉,自民黨的議席仍可能驟然劇降,回到「階梯式二大黨制」的局面。 ※ 關鍵詞:單記非讓渡投票法、中選舉區制、小選舉區比例代表並立制、兩大黨制 目次 一、 民主國家的主要選制類別 二、日本選制的發展 (一)戰前限制選舉期 (二)戰後之民主選舉 三、五十五年體制下的中選舉區制 四、日本現行的小選區比例代表並立制 (一) 採用小選區比例代表並立制的考量與過程 (二)日式小選區比例代表並立制的內容與特色 五、日德實施小選區比例代表制的異同 (一) 德國的單一選區比例代表聯立制 (二) 日式與德式的異同 六、新選制的問題點與實施結果評析 (一) 新制的問題點 (二) 三次選舉的結果評析 (三) 總結 一、民主國家的主要選制類別 民選議會與選舉制度的創設、施行與發展,乃是民主進程中統治權與政治參與權,由專制統治者讓渡予人民的對抗過程中,民主成就的最佳指標。從封建時期由君主敕封的貴族世襲議員組成貴族院,發展到由市民選出的代議士所組成的平民院,乃至選出現代民主國家的地方首長與國家領導人等;以及從限制身份、財產的限制選舉發展到公民皆可參與的普通選舉等,皆是被統治者的人民將專制變革為民主制的逐步實現。而今,歷經千年的發展具有民選議會的代議政治已成民主國家的必要條件,根據「普通」、「平等」、「直接」、「自由」的四大原則 [1] 所施行的選舉亦成為民主國家甄補政治人才的主要方法。 選舉的施行有賴於良好的選舉制度,而選舉制度創制與形成,則有隨環境與時代所需發展而來者,如單一名額的小選區制;亦有專家智慧的結晶,如比例代表制等。然而為了便於分類研究,歷來即有許多專家學者依據選舉的要件與特性加以區分,有名者如雷伊(Douglas W. Rae )依選舉規則將選制區分為絕對多數決(Majority Formula )、相對多數決(Plurality Formula)、與比例代表制(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 Formula )三種 [2] 。或李伯特(Arend Lijphart)所主張的相對多數及絕對多數決制((Plurality and Majority Formulas )、半比例代表制(Semi proportional Formulas)、以及比例代表制(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 )三種 [3] 區分等等。上述選制的分類方式為國內外學者多所採用,藉以進行相關研究 [4] ,筆者雖亦認可此等分類方式,但亦認為制訂選舉制度的關鍵在於「選區劃分」與「投票方法」的兩大要素,因為選舉制度的設計是如何將選民遂行投票行為的意志,反映於議席分配的方法,所以不同的選舉制度必然產生不同意義的民意代表結構,故若就合計選民遂行投票行為後,所呈現「得票數量」的多寡為當選標的,加以區分,則主要可分為「多數代表制」與「少數代表制」,以及綜合兩類要素的「混合類」三類。 多數代表制乃反映選區中多數選民的投票意志,故就選舉的結果而言,議席只給予獲得選區中較多數選民支持的候選人,意即採行「贏者全拿」的方式,單一名額的小選區制(或稱單一選區多數決)即是此類選制的典型代表。此類選制較易形成代表多數選民的政黨或候選人獨佔政權的模式,因而政權的穩定性亦較易維持;但相對地由於投給落選候選人的選票,完全無法反映在議席上,而成為「無價值的死票」。故若以「當選與落選」的選票結構區分,以比較多數選票當選的候選人,其得票數往往並非過半的絕對多數,也因此常導致選區中佔有絕對多數、或相對多數選民的選票反倒成為「無價值的死票」的現象發生。 少數代表制的規劃則是考量到多數代表制會造成代表選民多數派者獨佔議席,忽略少數派選民意見的情況,故對選制加以適當的設計,使少數派的票數在達到某一程度時,即有當選或分配到議席的可能。例如,一個選區有複數的當選名額,則在眾多候選人當中獲得比較多數的候選人必然當選,而獲得相對少數選民支持的候選人,也將有取得議席的機會,少數派的意見代表亦得以在議會中發言。但無論是獲得比較多數票、或比較少數票當選的候選人,在同一選區中也大多為不過半的少數。大選舉區制與比例代表制即為此類選制的典型代表。 由於選制的設計不僅關係到候選人當選機率的高低,更會牽動政治勢力的消長與政權更替,其政治性頗高,故從選制的制訂、選區的劃分到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乃至於施行細則等選舉相關法案皆屬於高政治性的法律案,皆會因當事國的時空環境背景等,產出與其相對條件符合的選制與選舉相關法案。例如,因徵稅等特殊目的而召集全國各區域的代表,或以行政區域直接選出多數的代表而發展出來的小選區制,以及由英國索瑪斯黑爾(Thomas Hare)於19世紀中葉所設計出來的比例代表制,皆為許多西方民主國家經銜接其等特殊國情所需,再設計後加以採用。 日本的民主憲政雖亦源自於歐美,但由於東西方的國情與文化迥然不同,民主的發展脈絡差異太大,日本在近代民主化的轉型過程中,為符合其特有的君主立憲與集團主義下的黨派競合架構,多數時間皆採用屬於少數代表制複數選區單記非讓渡投票法 [5] ( single nontransferable vote under multi-member district system)的中選舉區制與大選舉區制,其間雖亦曾採用過多數代表的單一小選區制,但仍然是日本實施最久的選舉制度,事實上也的確有效地發揮了長期維護保守派政治、乃至於政權利益的實際功能。但是,若檢視日本至今已實施過的選舉制度,卻已含括了選制的主要三大類型:包括多數代表制的單一小選區、少數代表制的大選舉區、中選舉區,以及混合制的小選舉區比例代表並立制等,而小選舉區比例代表並立制則為正在實施中選舉制度。 二、日本選制的發展 十九世紀中葉,日本有鑑於巨大的中國封建王朝尚且無法抵擋西方勢力的入侵,加以中國主觀上亦不願與西方文化相連結而漸形破敗,為避免重蹈覆轍乃開國並遂行全面改革,號稱明治維新 [6] 。在以神權天皇為中心的絕對專制體制下,以普魯士等國的憲法為師,創出日本式的欽定憲法。一八八九年(明治二十二年)大日本帝國憲法公布,其中設置了包含貴族院 [7] 與民選眾議院的帝國議會,正式於政治制度運作的架構上,嵌入民主體制的發展脈動。見諸歷史,有民選議會就會帶動民意代表的選舉,所以十九世紀末與二十世紀初期的日本,即使是在專制體制的牽制下,民主代議等的人民參政機能依然持續萌芽成長,孕育了現代代議民主的根基。況且選舉實務的運作,以及民選議會與選舉制度的改革與創新,皆與日本民主政治的近代化與現代化相伴,故研究解析日本議會與選舉的發展史,事實上也就等於解析了近現代日本政治發展的實相。 (一)戰前限制選舉期 日本的政治體制由於受到第二次大戰戰敗的衝擊,戰前的君主專制政體與戰後的民主政體迥然不同,影響所及,其選舉制度亦可以大戰結束的一九四五年為分界點,分為戰前限制選舉期與戰後普通選舉期的兩個時期,本文則是配合前述兩個時期並依時序與選制來加以解析至今已有七次變革的不同選舉制度。 從一八八九年制定「眾議院議員選舉法」開始,至一九九四年通過公職選舉法修正案,確立小選舉區比例代表並立制(First Past the Post with 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 System)為止,日本所施行的選舉制度依序為一八八九年至一八九九年的小選舉區制,一九00年至一九一八年的大選舉區制,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四年的小選舉區制,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三七年的中選舉區制,一九四六年的大選舉區制,一九四七年至一九九三年中選舉區制,以及一九九四年至今的小選舉區比例代表並立制。 [8] 若加以分類統計,則大、中、小選舉區制皆各施行過二次,再加上現行的新制「小選舉區比例代表並立制」;但若比較施行的時距則以中選舉區制最長,大選舉區制次之,小選舉區制最短(詳如表1)。 表1 日本選舉制度沿革一覽表 施行期間 選舉制度種類 內容重點 備註 1889~1899 小選舉區制 分1人區與2人區,1人區投1票,2人區投2票 限制選舉 1900~1918 大選舉區制 複數選區員額3~12人,但也有員額1的獨立選區 限制選舉 1919~1924 小選舉區制 雖分1人、2人、3人的不同選區,但1人區佔64%。 限制選舉、單記非讓渡投票法 1925~1937 中選舉區制 選區員額3~5人 男子普通選舉單記非讓渡投票法 1946 大選舉區制(註) 選區員額4~14人 男女普通選舉 1947~1993 中選舉區制 選區員額2~5人為主,但有例外 普通選舉 1994~至今 小選舉區比例代表並立制 小選舉區1人共300席,比例區有11區共180席 普通選舉 註:1946年的大選舉區制又稱為「大選舉區限制連記制」,選區席次在十人以下者,選民可在一張選票上書寫兩位候選人姓名;選區席次在十一人(含)以上者,選民則可於一張選票上書寫三位候選人姓名。 曹瑞泰製表2005年6月 二次大戰前、一八八九年所公布的大日本帝國憲法明確地規定了神權天皇制的專制要素,如第一條「大日本帝國由萬世一系的天皇所統治」等,所以包含國會在內的所有政府機關皆為天皇的協贊機關,皆為協助天皇參贊政務而存在。故當時帝國議會存在的目的乃為「協贊」天皇,而非代表民意監督政府施政,即使是依據公選所選出的眾議員,本質上也是天皇的臣子而非民意代表,故有民選「代表」的形,而無民主「代議」的質。而當時所謂的公選,依據現階段民主政治的角度來看,無疑地是民主萌芽期的「限制性選舉」。 一八八九年初次採用的眾議院議員選舉制度是以小選舉區為主的選制,議員席次共計三○○席,選區劃分除了有為二一四個一人區,尚有四十三個二人區合計為二五七個選區。此一小選舉區制比較特別的是一人區的選民可投一張選票外,二人區的選民則是相對地可投兩票。擁有選舉權者的資格限制為,男性、年齡滿二十五歲、繳納稅金年滿十五圓以上;擁有被選舉權者的資格則為,男性、年齡滿三○歲,繳納國稅年滿十五圓以上;投票方式則採記名投票。在此重重限制的選舉制度下,一八九○年的第一回眾議院議員總選舉當時,有權者只佔人口總數的百分之一‧一,而投票率則高達百分之九三‧七。此時期的選舉不僅是擁有許多土地的地主階級,其實更是地方實力者爭取中央政治地位的爭奪戰,投票前後,武士各為其主,為護主當選而戰刀光劍影相互殺伐者,也不在少數。 一九○○(明治三三年)修正選舉法改採大選舉區制,議員席次增加為三七六席,選區劃分有四十五個三到十二人的大選舉區,與六十個獨立選舉區 [9] 。擁有選舉權的納稅金額降為一○圓以上,廢除被選舉權的納稅金額限制,投票方式改為不記名的單記非讓渡投票法。 前一大選舉區制實施不久,一九一九年(大正八年)又更正為小選舉區制,但與之前的小選舉區不同的是議員席次續增為四六四人,選區劃分則是二百九十五個一人區、六十八個二人區與十一個三人區,但無論選區席有多少席次,每一位選民只能投一票,亦即仍然採用單記非讓渡投票法。選舉權的必要納稅額降為三圓以上。 此期的後半則是著名的「大正民主」時期(即明治末期至大正時期,約從一九一○年代的後半至一九二○年代中期),期間以護憲運動為名,要求擴大民眾參與政治、婦女參政權、普通選舉,弱化元老、樞密院、貴族院、軍部的力量等,但在君主憲政的體制下,此一民主風潮只於社會的上層階級中流動,尚未擴及中下層,可視為民主進化力量的蓄積,為往後的民主改革做奠基、鋪路的工作。 [10] 況且君主憲政的體制下所被設計的選舉制度,因執政者與選民(不等於人民)皆尚處於民主制度的模索與學習階段,執政的藩閥政府視干涉選舉為當然,候選人亦視當選為當官,選舉是為高官厚祿的競爭,加以在野黨間的激烈鬥爭,不安定與次數頻繁的選舉成為初期的特色,而一般大眾亦尚未能瞭解選舉的意義為何。 一九二五年所修正的選舉法被認為是戰後中選舉區制的基礎,其採用一個選舉區二至五人的中選舉區制(亦為單記非讓渡投票法),全國共計一二二個選舉區,議員名額為四六六名,擁有選舉權的必要條件中之納稅額限制完全廢止,凡年齡滿二十五歲以上男子皆得擁有選舉權,此為一般成年男子皆可參與選舉與被選舉的開始,但一般成年女子則遲至二次大戰終結後,經佔領軍總司令部指示強迫修改法令,才正式獲得參政權。 男子普通選舉制度的實施,促使有權者數目大為增加,所以以一般選民為對象運用的大量文宣、海報以及籌組後援會等等現代化、大眾化的選舉運動也漸次登場。 此一時期雖然確立男子普選制度,促成大眾化選舉運動的登場,但隨著軍國主義、帝國主義的高漲,選舉的精神、意義與實際情形完全背道而馳,言論自由消失,強制干涉下的選舉幾乎祇殘留「選舉」二字。例如:一九四二年四月的「翼贊選舉」,政府從臨時軍事費中撥出五○○○圓給予「翼贊政治體制協會」所推薦的候選人,而對於非屬該當協會所推薦的候選人則是百般阻撓,甚至派出警察、憲兵露骨地妨礙其選舉運動,結果是翼贊政治體制協會所推薦候選人的當選率高達百分之八一‧八,共計三八一人,但即使在強橫的選舉干涉之中,也有八十五位非翼贊政治體制協會推薦的候選人當選,民主選舉的過程訓練在民眾之間逐漸紮根,而這些非「翼贊」系的政治人物,有許多成了戰後日本政壇上的主要人物,例如鳩山一郎、河野一郎、犬養健、三木武夫等等。 由以上選舉制度及實施的過程與發展可以瞭解無論是民主發源地的歐洲或移植地的亞洲國家,民主發展皆非一蹴可幾的,除包括政治人物、公務官僚體系以及人民大眾全體,除需要根植民主意識並加以全面提昇之外,內外環境的衝突與自發性改革等皆是民主政治發展成功的因素。猶如來自國際上與佔領軍的壓力即是戰後日本民主改革成功的一大外來要因。 (二) 戰後之民主選舉 日本的選舉無論是制度面或是執行面,以一九四五年為分界點,戰前與戰後迥然不同。與新憲法同時施行的地方自治法把選舉施行的管理與執行做出統一規定,將原為縣知事、市町村長權責的選舉管理與執行改為由都道府縣市町村的各個選舉管理委員會負責。 [11] 由於地方首長從派遣改為民選,以及選管會為合議制並非單由官方人員所組成,此表示出原本官方干涉選舉被視為平常的非民主狀態,今則因法治化、制度化而回歸符合民主自由暨社會平等精神的正常面。 外力強制指導,制度成熟 二次大戰後的改革可視為外力強力指導下日本國的全面更生,而其選舉制度也因此而一舉躍入成熟期。一九四五年十月麥克阿瑟將軍的「確保人權五大改革指令」:(一)賦予選舉權以解放日本婦女,(二)獎勵勞動工會組織之成立,矯正幼年勞動之弊害,(三)為遂行自由本質之教育開設各類學校,(四)廢止造成國民暴露於恐怖之中的秘密警察等制度,確立保護人民免於暴政之司法制度,(五)改善獨佔性產業之支配,促使日本之經濟結構民主主義化。其中的第一項即是有關婦女參政權。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臨時議會通過「眾議院議員選舉法修正案」,其中修正要點為(一)透過婦女參政權實現男女平等,(二)選舉權由二十五歲降為二十歲起,被選舉權則從三十歲降為二十五歲起,(三)從中選舉區單記制改為以府縣為一個選區的大選舉區限制連記制,(四)舒緩選舉運動的限制與取締。 上述所謂的「大選舉區限制連記制」,即是除了北海道、東京、新潟、愛知、大阪、兵庫、福岡七個名額十五人以上的都道府縣分割為兩個選舉區之外,其它府縣皆為一個選舉區,共計五十三個選舉區。選區當選席次在十人以下者,選民可在一張選票上書寫兩位候選人姓名;當選席次在十一人以上者,選民則可於一張選票上書寫三位候選人姓名,此即「大選舉區限制連記制」。 一九四六年四月十日舉行戰後初次的眾議院議員總選舉(總計為第二十二回),根據四五年十一月一日所實施的人口調查統計當時的人口為七千二百四十九萬一千二百七十七人,除以議員總數的四百六十六人,得到十五萬五千五百六十人的基礎數,作為各都道府縣配置議員的基數。 [12] 這一次的選舉總共有超過二百五十個以上的政黨參加,候選人則超過二千七百人以上,總計選出總額四百六十六位的眾議員,其中有三十九位為日本史上第一次出現的女性議員。從過程與結果都可看出,此一大選舉區限制連記制所發揮的效果趨近於比例代表制。但在戰爭方結束,新憲尚未完成,選舉等相關法律亦尚未完備之時,即匆促舉行選舉,其原因實乃戰爭中所謂翼贊選舉 [13] 所選出的議員,既不適合且無法處理波茲坦宣言的相關政策與措施;但即使選出新議員,也因隨後佔領軍總司令部GHQ強制性地進行日本的全面改革,並放逐官僚、政治家等重要人物,而使得這一屆的議員成了任期最短的過渡性議員。 [14] 一九四七民主選舉年 一九四七年四月的一個月內,依序舉行第一次統一地方選舉(都道府縣市町村的地方自治體首長選舉)、第二十三回眾議院議員總選舉、第一回參議院議員通常選舉、以及第一回自治體議會議員選舉。第二次大戰前地方首長是由上級指派,亦即所謂的「官選」,是中央集權制度下的官方統治代表,此次經由普通選舉,首次由選民親自選出其地方首長是具有劃時代的民主意義,雖然選舉結果的四十六位知事之中,由選前的原任官選知事當選者有二十六位,但在資源掌握不平均的現實中,其結果已屬難能可貴。 參議院即是由貴族院轉換而來,貴族院的成員原本是由皇族、華族、敕選議員所組成,新制度下的第一次參議院議員選舉擺脫貴族與官派色彩,當選的無黨籍議員佔總額的百分之四十五,其中的大多數並組成非政黨會派(組織),名為「綠風會」。由改革後所實施的選舉過程與結果可得知,集權化與貴族化的權力結構,經普通選舉的洗禮後,以明顯且快速的趨勢,朝向大眾政治參加的民主體制發展,平民身份的民眾代表亦逐漸露出頭角。 一九四七年四月的眾議院議員總選舉,若從大日本帝國時代的議會開始起算是為第二十三回,但若以民主選舉的過程與結果作分析,則可視為日本民主選舉的第一回,因為即使是四六年四月以普通選舉方式所舉行的戰後第一次眾議院議員總選舉,雖然其過程與要件符合民主原則選出國會議員,但內閣閣揆仍然是由天皇命令所指定;原本應接內閣總理之職的國會第一黨自由黨總裁鳩山一郎因被總司令部(GHQ)列入「公職追放令」所涵蓋範圍的人士之一,乃由繼任總裁的吉田茂依據天皇命令接替內閣總理一職。吉田茂當時並非國會議員,但處於此新憲法尚未完成(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三日公佈,一九四七年五月五日實施),舊憲法仍然有效的尷尬時刻,乃成為日本天皇任命內閣總理的最後一人。在此一象徵天皇的皇命依然有效的情況下,「國會」尚未能完全脫離天皇的協贊機關的意味。 四七年四月的眾議院議員總選舉後,經眾議院議員投票結果決定同為國會議員的內閣總理人選,再經由象徵國家主權的天皇加以形式上的任命,此過程表示政權回歸為民選議會所掌控,主政者依據所擁有的民意基礎、議席的多寡而選出。以第一院地位且具有優越性的眾議院,結合了民選議員的參議院所組成的國會,終於真正成為代表民意、代表國家最高權力的立法機關 [15] 。 而四七年四月大選之前的三月三十一日以自由黨與進步黨為主的保守派議員有鑑於四六年以大選舉區制選舉的結果造成了女性候選人與共產黨候選人的多人當選,為了遏止此狀況持續發生,乃聯合通過眾議院議員選舉法修正案,將選舉區由大選舉區回復為中選舉區制,此後雖然期間有數次提出小選舉區制的修正案,但都為自民黨優勢地位及保守派政治人物的利益、選區的劃分等等現實性考量所淹沒,中選舉區單記制因而施行至一九九三年七月的第四○回眾議院議員總選舉之後才得以落幕,此後並由「小選舉區比例代表並立制」所取代。

三、五十五年體制下的中選舉區制 中選舉區單記投票制是單記非讓渡投票法的一種,在日本都道府縣的一級地方自治體中,每個自治體通常是選區劃分為一個以上,而此制度的特性是每一個選區的應選名額為二至五名 [16] ,但每位選民只有一張選票,候選人只要獲得相對多數的選票即可當選。一個選區複數應選名額的方式,對擁有豐富政經資源及配票能力的全國性大黨甚為有利,因為不僅在每一個選區都可提出候選人、甚至複數的候選人,在激烈的選戰中也能同時提供豐富資源給予每一個選區的多位候選人,使其同時當選,以保障大黨(或執政黨)的多數席次。但戰後日本的政治人物除了社會黨系的候選人依靠工會組織系統的動員與配票,公明黨的候選人靠宗教組織=創價學會的動員以外,自民黨為主的政治人物並非依靠來自黨組織的動員與配票,而是各自擁有龐大後援會的選舉組織在動員,並有來自所屬派閥的經費與人力等的奧援。 故中選舉區單記投票制下的選舉,直接促成了自民黨持續三十八年的長期政權,但也間接地使得日本政治趨向於派閥與金權的惡質化。雖然人類本為群居動物,政治上的結黨結派符合人的本性應視為當然,但中選舉區制一個選區、複數名額導致政黨間的競爭之外,在黨內則是派對派的鬥爭,而派內又各分其系,因為一般具有政治企圖心者選前為爭取政黨的提名,必須先行向某派閥靠攏以求得派閥的奧援,獲得提名。選舉期間則更需來自派閥的資金與人力的援助,藉以對抗同選區其它政黨與同黨的候選人,當選後更需藉助派閥力量藉以求得政治資源與職位。而派閥為了爭取黨總裁、內閣總理職位以及閣員席次的分配權等必須增加成員人數以擴大派閥力量,適時發揮,特別是在黨總裁選舉之時也就是派閥角力的關鍵時刻。為此除了在平時吸收成員之外,選前在該當派閥無人候選地區,新人的選覓提攜甚為重要,供需相對應乃成一不斷的惡性循環。而眾議院議員、參議院議員、地方首長、民意代表以及黨總裁等大大小小的選舉即成為架設此循環的必要之鍊。 中選舉區複數應選名額使得候選人除了需與其他黨派候選人競爭之外,更需與同選區的同黨候選同志競爭,其結果更造成黨內派閥林立,亦促成以候選人為主而非以政黨為主的選舉競爭型態,政治人物各擁後援會以及派閥政治等也就成了日本政治的特色。然而,若回溯分析日本傳統社會結構的特徵之一,亦即所謂的「集團主義」的結構與運作模式,即可得知之前的大選舉區制,以及二次大戰後的中選舉區制的選舉運作模式,實與日本傳統社會結構的集團主義文化相互對應。自古以來日本人的生活重心即依恃著氏族、莊園、藩閥等的各式單位性集團組織,即使在進入「大政奉還、王權一統」的明治時期以後,各類獨立的集團依然是日本人的生活與精神等賴以依恃的對象,只不過有許多被依恃的集團組織有擴大化的趨勢而已,如海軍、陸軍、政黨、派閥等;而第二次大戰後,除了政黨、派閥外,企業與民間社團等更替代了許多舊有的單位集團,成為現代日本人所依附的主要單位。 所以中選舉區制與大選舉區制的集團分立競合式選舉運作模式,事實上是頗符合傳統日本社會集團文化的選舉制度,故此一制度對組織結構符合傳統集團文化的保守派政黨自民黨甚為有利。自民黨的派閥運作並非依恃黨中央,而是從國會議員的派閥領袖、國會議員(或為各自的派閥領袖)、都道府縣一級行政區的首長或議員、市町村二級行政區的首長或議員,及各自的後援會所依序構組而成的龐大派閥集團。 [17] 相對於此,擁有主要工會等組織支持的社會黨,因支持群眾大都集中於都會地區,故難與自民黨進行全國性的抗衡,觀察其歷來選舉時的提名策略,大都只能在多數的選舉區提名一人 [18] ,即使特殊地區提出二名也往往無法與自民黨候選人相抗衡。 根據學者川人貞史的研究結果指出,日本從一九四七年實施中選舉區制以後,一九四六年大選舉區限制連記制所產生的數百個政黨林立的現象已不復見,政黨數目大為縮減,尤其受到一九五五年以自民黨及社會黨為中心各自整合重組的影響,政黨數目明顯地減少,而且當時的自民黨與社會黨二黨在國會中所擁有的席次比率已超過百分之九十。雖然之後因社會黨分裂與公明黨崛起等,而使在野黨又傾向了多黨化,相對地強化了執政自民黨的力量與優勢,而變成長期政權化的一黨優勢地位體制,但較之比例代表制或大選舉區制,選舉時的有效政黨數目已大為減少。 [19] 甚至與現在小選舉區比例代表並立制的有效政黨數相差無幾,也曾經達成過小選舉區比例代表並立制所欲達成的二大政黨制的目標,亦即五五年時以自民黨及社會黨為兩大主要政黨的政黨政治局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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