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與書寫

罪惡的工價 ─一個荷蘭人的觀點

這幾天台灣正在為參拜靖國神社吵鬧不休。雙方各自表述，聽起來似乎都有理，但不少辭令根本是強詞奪理。大家火氣都十足，都有得理不饒人的姿態。對一個侵略、剝削過我們，又在諸多方面比我們進步，成為我們仿效、推崇的民族，我們該具備什麼態度？這恐怕是個爭議不休，無法定論的問題。
幾年前我查閱大陸的網站，讀到這麼一則消息，內容大致是講日本的鹿兒島議會當局有個決議，規定日本青年人到訪中國的時候，不准參觀南京大屠殺紀念館。我無法準確回顧新聞的細節，但是內容大致如此。從這一則消息，很明確透露了一些信息，表明了當今不少日本人的心態。我信不少人和我一樣，對日本人面對往日的錯誤，態度上如此醜惡、怯弱感到十分困惑。為什麼他們不能像德國人一樣勇敢誠實的承認錯誤，為何終戰已過五十年，日本人還是處處閃爍、逃避往日的罪行，甚至想盡方法掩飾歷史的錯誤。那個困惑一直擱在某個角落，我也很少認真探討，直到最近這個問題透過閱讀，有些隱誨的角落才逐漸顯出清晰的輪廓。

本書(《Wages of Guilt》，中文譯作：德國與日本的省思）從1991年波斯灣戰爭發生時切入，從德國人對此戰爭矛盾糾結的情結談起，然後探討二次大戰後德國對戰爭普遍性的恐懼、厭惡，進而比較了德日兩國各自的反應，從諸多方面考掘這兩個民族對戰爭的態度。作者旁徵博引，觸及的層面廣泛而深入，的確能引導讀者從各種政治立場的角度，來理解這兩個民族在戰後面對自己歷史罪行的態度。作者Ian Buruma是個荷蘭人，卻在日本受過教育，並且長期駐留亞洲，所以他腳踏東西兩種文化，對兩種文化都有相當的理解。他呈現的雖然仍是西方觀點，但是卻沒有因而偏坦傾斜，反而因著多重角度的陳述，使他的立論相當有說服力。

作者走訪二次大戰期間最具代表性的城市，可說是傷痕最深的城市﹔Auswitz、廣島及南京，企圖透過這些城市探討戰爭的意義，也檢視不同政府如何經營這些傷痕所透露的意義。而其中最富爭議的就是廣島，我的意思是廣島在日本政府的經營之下，產生了一種一面倒的形象。撰寫廣島原爆紀念碑文的教授雜賀忠義如此說：『廣島原爆的浩劫，是二十世紀人類文明永難洗刷的最大原罪。』而日本政府也是著力甚深，企圖把廣島塑造成一座充滿宗教氣氛的城市，充滿歷史悲壯情懷的聖地。在這種情懷之下，日本人強調自己是戰爭殘酷的受害者。但我們卻無法在悲情的氣氛下，找到日本人悔悟的痕跡。他們鑄造和平的形象，卻有意迴避自己曾經發動戰爭。

可以說日本人有意規避戰爭的責任，和他們成為原爆的犧牲者有相當的關係。因為他們親身體驗這種切膚之痛，所以無形間也就自然而然原諒自己發動戰爭的責任，甚至逃避對自己的譴責。用作者的話說：『他們一方面以原爆受害者的身分抱怨戰爭的可怕，另一方面，又以人類文明原罪犧牲者的形象，自詡為和平的傳道者，大加宣揚他們的廣島精神。』正因為日本人難以忘懷所受的傷害，所以她們有意無意的認同猶太人在二次大戰中受害者的角色，甚至也把自己塑造成這種受害者的形象。他們只記得廣島是受害深重的城市，但卻遺忘另一座受害更深的城市─南京。這種遺忘與規避當然產生了嚴重失衡。

從以下事件可以理解日本人規避歷史真相，不願坦然面對醜態的心情。當然對所有強調恥感文化的民族這不難理解。就像我們看到電視新聞上，許多因犯罪被逮捕的嫌疑犯，除了想盡辦法遮掩，還極力強調自己的清白一樣。作者提到八零年代日本有位市長，建議在廣島和吳港之間的小鎮上，建立一座Auswitz集中營紀念館(這就是他們認同自己是美國種族主義受害者的表現，正如猶太人是納粹德國的受害者一樣)，這個構想得到了這兩座城市居民的支持，廣島市府也初步核准了這個計畫。不料，有些和平主義份子堅持在這座紀念館一角，也該另建一座追悼南京大屠殺的紀念館，這個計畫就胎死腹中了。

也許我們會問，為什麼日本人重廣島而輕長崎呢?書中的披露讓我恍然大悟。原來，長崎在戰爭期間是供應日本武器的大本營，所以自然成為美軍轟炸的重點，除了長崎本身受創，周圍鄉鎮的軍火工廠也受到嚴重波及。其次，戰爭期間，日本強制驅趕許多基督徒，將之集中監禁，原爆的中心點就是監禁所在，他們平白成為戰爭無辜的冤魂。所以在種種因素底下，大事睻染廣島無辜的形象，蓄意隱藏長崎受創的事實，也是策略上的需要，以免引起無謂爭議。

根據作者的說法，戰後的日本文化呈現了一種失衡的發展。而這種發展，也使日本人相對逃避戰爭的責任。作者說：『德國雖然也受到外力干預，但是他們卻能自主地緊緊排除納粹在歷史中偶然發生的罪惡與錯誤，企圖全力恢復尋找並保存昔日的優良文化特質；而日本雖然也受到外力干預，但是卻在狹隘的民族意識差異之中，完全無助的任人宰割，全盤否定，推翻他們固有文化價值與存在的意義。』
所以在盟軍的統治下，雖然保全了天皇制度，但是封建主義、武士道精神、神道思想、富士山的形象，大體都是受到壓抑、否定，甚至是全面性消除的。而這正是大和民族賴以生存、興盛，甚而建立霸業的根據。而德國文化並非建立在狂熱極端的納粹意識型態上，那是德國一時偏差、變異的表現，非德意志文明所在。所以作者說戰後的『歌德意識』成了他們樂於稱頌的精神，因為那是德國文化絢麗光燦之所在。這種對比也使得兩者面對自己罪惡時呈現相當大的差異。

Buruma也把德日兩民族看待當日戰爭時期的心態平行比列。對德國人而言，希特勒執行了整整十二年的法西斯政治體制與理論，清楚的界定了應當全面清除與揚棄的範圍，在日本卻不是如此的單純。他說：『戰前的日本，嚴格說來，說不上是一個真正的法西斯國家。更重要的是，你很不容易明確地找出一個清楚的分野，以認定國家主義罪惡真正存在的時期。』所以德國人可以很清楚認定，納粹時期是一切罪惡的淵藪，是一切痛苦與戰爭的根源，所以他們相對比較容易對那個時期採取全面否定的態度。

反觀日本就不同了，效忠天皇與國家，曾是日本得以維繫的思想。尤其是戰後，日本受制於美國，失去了獨立國防，政治制度又是美國強制進口的東西，和原本的傳統文化有極多差距。所以難怪日本的反美情緒要比德國強烈。加上日本受原爆傷害，一直無法脫開自憐自艾的心態，而且這種認知也產生了偏差效應，使他們認定自己是受害者，而忽略自己是戰爭元兇，而認定傷害他們最深的，就是代表帝國主義勢力的美國。
作者引述一位日本政治學者丸山真男的學說，試圖說明日本奇怪的政治結構，這就造成了戰後面對軍事審判時一個重大的盲點，因為在責任的歸屬上有一個極大的灰色地帶。按他解釋，日本的官僚體系是由三種不同的人組合而成：第一是所謂的貴族，以天皇為代表。他們是最高的權威象徵，卻無實質的權力。接下來就是將軍，他們是掌握權力的實力份子。第三就是所謂的浪人，浪人通常是有才能毅力的平民，雖然不能擁有大權，卻能影響掌握實權的人，且是實際運用權力的人。
所以有最高權力名義的人，沒有實權；擁有實權的人，卻無法真正操控權力並行使權力；而擁有權力不大的人，卻變成最後行使權力的人物。這種怪異的組合和架構，自然就沒有人肯擔當真正的責任，所以這也可能是西方世界最難以理解的政治邏輯。對我們華人而言，這也是一個四不像的政治組合，除了少數的甲級戰犯受到法律裁決，但最終應當承擔責任的天皇反而逃遁了。
書中也比較了兩國的教科書，觀察他們對二次大戰後軍事大審的處理態度，藉以凸顯兩個民族反省能力的差異。八零年代日本修訂標準本教科書，對於軍事大審的篇幅簡略，根據書本的說法也充滿了情緒式的控訴：『一場完全站在站勝者的立場，對於被征服者所作極為過份的詆毀批判的行為。』
德國隊紐倫堡大審的介紹內容比較周詳，他們把戰爭的來龍去脈作了簡單的回顧，也把盟軍在審判中引用的法律，以及國際間援用的精神加以介紹說明。作者說：『雖然文中不時顯露了對盟軍審判時所採用的標準感到不滿，也提出了批評，但基本上是公正的。』由此二者面對審判的心態，也可以看出日本民族的偏狹。至於他們篡改教科書的行徑，就更顯示其病態嚴重的程度了。
本書第三部作者巡視了德日兩國紀念戰爭的紀念堂與博物館，大體都表明了對戰爭殘暴痛苦本質的厭棄，當然也對死者顯示哀悼的作用，藉此表達對人類和平的希望。雖然展現的意義仍富爭議，但基本上，這些紀念性建築大體闡述正面的意義。
最富爭議的仍然是日本的靖國神社，這個所謂日本人心目中最神聖的地方。神社內戰爭文物館所展示的不是對戰爭的反省，反而充滿了對軍國主義的宣傳色彩。作者引述館方出版的小冊，其中為日本發動戰爭的動機下了一個令人極端不齒的定義：『大東亞聖戰，在本質上，絕對不是一場日本對外侵略的戰爭。相反地，它是日本與亞洲人民為了反抗赤色共產主義席捲亞洲大陸的保衛戰，更是一場為了解救亞洲人民免於西方帝國主義壓榨的自衛戰。』，除了當時受愚民教育蠱惑的日人會相信這種喪心病狂的論調，別說受侵害的國家，當今的日本人還能接受這等說法？
在館方有意的安排下，人肉魚雷和神風特攻隊，被當作一種浪漫悲壯的情操來歌頌。他們沒有以這些無知的犧牲當作警訊，反而以此作為浪漫得訴求，目的就是要引發人產生愛國的情緒。這個現象又再度表明了日本政府偏差的心態，也是日本人缺乏思考與反省能力的一個證明。
這些現象要一直到九零年代之後，才有比較理性的轉變。日本的首相細川護熙正式以首相的身份，向世人承認日本的軍事行動乃是侵略的行動。作者提到兩座戰爭紀念博物館分別在大阪及京都落成，因為這兩座博物館均不是官方所建，所以也就沒有以往那些民族、聖戰這些冠冕堂皇的包袱，所以其展示的內容也就比較客觀、公正，也保持了相當的自主性。
也是因為當年中、韓各種戰爭的受害者紛紛起來抗議，表明他們的憤怒，也有一些不畏反對，誠實正直的日本人努力認真探求真相。再加上時空的距離，使新一代的日本人不必像以往那樣固守老舊的意識型態，背負舊日的包袱，他們能有比較清醒的認知。我相信無論怎麼賠償，怎麼立碑，怎樣追求歷史的真相，都無法真正補償受害者的損失。但是至少這些遲來的正義，仍有一點叫人甦醒的功能，讓人認識無知的主義、偏差的宣傳會造成何等巨大的傷害。藉此也見證人性的黑暗可以被嚴重扭曲到何等的地步。這些都是我們不能忽視的警訊，這也許也是我們該留給子孫的遺產之一。
一個植根於血輪內的民族性或說傳統觀念，透過國家宣傳，以及教育系統強迫灌輸，家庭中長輩的耳提面命，同輩間的互通聲息，而浸蝕我們的日常生活，遍佈於文化內層，習染成我們的社會風氣，那種掩天蓋地的氣氛要經歷轉變，是何等困難的事。除非遭受外力極大衝擊，否則這種積習流傳久遠，歷數十年甚至千百年而不變。今天的時代，雖然局勢動蕩紛擾，瞬息萬變，但仔細觀察，我們多少能體會文化與社會的轉型工程浩大，一項極艱鉅的任務。看看日本人對戰爭的態度，觀察他們面對罪行的怯懦就可知道，一個民族的成長費時漫長。表象的進步並不困難達到，但內在的革新可不簡單。一個人或一個民族要真誠面對自己的錯誤，不懼怕過往偏差的醜惡，需要時間和勇氣。不要說日本人很難，對中國人來說也不是一件易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