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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2/06

談朱天心「眷村像被打死的蟑螂」

 

過年期間我貼了一些眷村的照片,還有幾個眷村尚未貼出,在此先談一段朱天心於2010年間接受《瞭望東方周刊》採訪所說的話,當時新聞的標題是:朱天心:純文學這族裔快絕種 眷村像被打死的蟑螂,以下是節錄,文末有全文。

《瞭望東方周刊》:對于眷村的歷史,你覺得在文學上有很好的描摹嗎?影視方面,近期如電視劇《光陰的故事》,話劇《寶島一村》,在兩岸都很火。

朱天心:眷村題材曾經很貧瘠,這有它的歷史背景。眷村很長一段時間里被臺灣人或者民進黨妖魔化,以至于很多人會裝作自己不是外省人。家長會跟孩子講,在學 校老師問你是不是外省人你千萬不要說是。我覺得當外省人自己都不跟子女講家族故事的時候,這個族群已經形同絕種。

陳水扁下臺,大家又重新回到起跑點的時候,眷村影響沒那么大了。這時好像蟑螂蒼蠅已經被打死,不會再有危害,那反而可以留下來研究一下,把它作為標本。我 不曉得這個態度會不會太輕佻,但確實感覺如此。

 

先說蟑螂。

 

常聽有人說「打不死的蟑螂」,蟑螂有可能打不死嗎?當然不可能,頂多有「打不到的蟑螂」或「沒打到的蟑螂」或「沒馬上死的蟑螂」,我手下就還沒看過被打到還不死的活口。不過,「打不死的蟑螂」另一個涵義就是形容其韌性,一般而言是正面的。說實在,如果真有「打不死的蟑螂」,那也是他的兄弟姊妹或親朋好友被你看到了,沒有「打不死的蟑螂」這回事。

 

那「被打死的蟑螂」是怎麼回事?

 

我記得看過國家地理頻道的節目談台灣師大生命科學系教授林金盾「蟑螂X檔案」的紀錄片,除了他這類的專業研究者以外,即使是死蟑螂,應該不會有什麼人會像朱天心所言「這時好像蟑螂蒼蠅已經被打死,不會再有危害,那反而可以留下來研究一下」的情況,就算蟑螂已死而無害,難道會有恨之入骨的人在其死後又去緬懷嗎?

 

再說眷村。

 

眷村文化的「文創產值」與「政治效益」其實很高,台灣各地都有大把的「眷村文化節」要舉辦,連民進黨的台南市長賴清德都矢言「他將會全力支持保存眷村文化。眷村文化是眷戶共同生活經驗的累積,一定要一代一代的傳承下去。」,就算有人把眷村文化當打死的蟑螂,還有「一代一代」呢,死而不僵還算不上!

 

朱天心做為台灣文學界談眷村的最大目標,已經被許多人攻擊或研究很多年了,她對台灣的最大貢獻有二:一個是她的文采風靡了一代人,另一個是很多人因此找到了目標。這所謂的「目標」有兩個涵義,一個是「攻擊」的目標,另一個是「研究」的目標,多少人因為她這類「眷村流」而拿到數也數不盡的學位還有寫了數也數不盡的論文,這不是很偉大兼尾大嗎?

 

諸多談到朱天心的「眷村流」,無非論及其失落、無奈、徬徨、被排斥等,但就我看到如雨後春筍般的彩繪眷村(see請不要再彩繪眷村-論台灣不斷繁殖的眷村彩繪),還有民進黨縣市長無不掏心挖肺表示「全力支持」,更連對岸各媒體也把眷村當成寶一樣,這已經不能用蟑螂來形容了,鹹魚翻身也還不夠,或許稱鹹魚躍龍門還差不多。

 

而朱天心所言「我覺得當外省人自己都不跟子女講家族故事的時候,這個族群已經形同絕種。」倒是值得一提。

 

台灣有幾派對「外省人」的看法,有一派是認為「台灣沒有外省人」,因為「省」是大中國思想餘毒,甚至於有說自稱「外省人」者就是「為中國打殺台灣」,我以前常批評寫這種話的人,我當時沒去告他非常可惜,因為他告了不少罵他的人,拿了不少和解金,很滋潤。若我們以美國為例:美國是一個移民國家,常聽到很多人自稱或被分類為「愛爾蘭裔美國人」、「非裔」、「亞裔」等,也沒被視為大逆不道,台灣就與美國不同,為了建造「新國族」,只要染上非1949年前後來的人的血,就必須成為「新台灣人」而容不下其他名稱,這類「新造的人」的教義我只從基督教那聽過,而此蛻變的受洗儀式就是「告別中國」與「告別記憶」,只是那種記憶也未必從父母那傳來。美國移民比較隱藏不了這種「記憶」,因為膚色會告訴你很多故事,於是美國就比較不「入罪」你家族的「過去」,這或許是台美的不同。現在台灣比較倒楣的是外籍配偶的子女,外籍配偶被要求或被強烈鼓勵拋棄過去成為「新台灣人」,但他們子女被另眼相看還是時有所見。

 

然而,現在我也覺得這並不是什麼大問題,台灣早已變了,相對於外省人,所謂的本省人難道有跟子女講家族故事?現在子女又愛聽嗎?現在有誰在乎這些?

 

因此,根據我的探訪與分析,我的看法還是眷村不像被打死的蟑螂,如果還有族繁不及備載的眷村彩繪、眷村文化節、各類眷村XX再一一出現,說它打不死還差不多。

 

當然,以眷村被全世界全台灣喜愛的程度論,它當然不可能是蟑螂,說不定是金雞母呢。

 

WRITTEN BY blackjack 201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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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天心:純文學這族裔快絕種 眷村像被打死的蟑螂

來源:瞭望東方周刊  時間:2010-05-24 15:24:01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cq.news.cn/news/2010-05/25/content_19879294.htm

朱天心:純文學這個族裔快要絕種了

以前我覺得向強者—— 不管是社會主流,還是擁有權力的人—— 說不,是很困難的事,需要很多勇氣。這三五年,我覺得向弱者說不更難

《瞭望東方周刊》記者劉芳 | 上海報道

52歲的小說書寫者朱天心看起來仍像中學生,有時帶 與其在華語文學界的聲名不符的生怯。她和先生唐諾慣常揀選小說書寫者這個詞語自稱,因為覺得小說家的稱謂太過狂妄。

4月下旬復旦大學的講座中,唐諾提及他經常去的一家咖啡館,總有一群騙子在討論股票和樓市,但再也聽不到人們討論文學。你越來越清楚,文學早已不再是 人生的基本事實。

在大部分人那里,文學和生活已毫不相干。但對朱天心而言,很難分出二者的界限。

她的身邊全是書寫者:父親朱西寧是軍中作家,1949年隨國民黨軍隊赴臺;母親劉慕沙是臺灣著名日語文學翻譯家;姐姐朱天文是著名小說家,電影導演侯 孝賢的御用編劇。朱天心16歲就在報紙上連載小說《長干行》,18歲創作長篇自傳《擊壤歌》,至今重版十多次。

從上世紀80年代《想我眷村的兄弟們》開始,朱天心由青春小說的書寫轉向對弱勢族群的深切關注,此后一直關切公共事務,因為政府的好壞是一時的,建設公 民社會才是長久的

向弱者說不更難

《瞭望東方周刊》: 你參加社民黨,參與倒扁活動,這種與現實很緊密的狀態會不會與寫作需要的狀態沖突?

朱天心:在早期我感覺不到,甚至覺得這是互為表里的。你看到現實問題嚴峻,很想做點實際的行動,但寫作是一個很緩慢的事情,有時需要二三十年的沉淀。真是 急死人了。我好怕我心急之下會把自己唯一會的事情變成工具:比如明天要游行了,我今天趕快寫一個工運小說??

可是最近參與社會事務讓我有了新感受。以前我覺得向強者—— 不管是社會主流,還是擁有權力的人—— 說不,是很困難的事,需要很多勇氣。這三五年,我覺得向弱者說不更難。但只有兩者都能做到,在文學上才有全然的自由。

這種觸動來自我的實踐體會,也有我看到的文學經驗。比如陳映真,很左翼的作家,像大陸(上世紀)30年代的作家。他對筆下人物充滿同情,他們已經這么弱勢 了,會忍不住把他們都??

《瞭望東方周刊》:美化?

朱天心:甚至神化。也許你把這看作社會工作,替他們發聲,可是在文學上,任何神化都會傷害文學性。我在社會實踐中會感覺到,有些弱者,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 處,你要完全地寫出一個生動的人的時候,無法只選擇他可憐的或者好的部分寫,必然也會寫出他人性里的缺點,甚至卑劣之處。可是又怎么忍心呢?你要替他說話 都來不及,怎么會在說話的同時又捅他一刀?所以這三五年我給自己一個功課,要學會向弱者說不。

政治它會來理你

《瞭望東方周刊》:你曾經提到現實跑得比你設想的還快,眼前的荒謬比你想的還要惡意,很難處理這層時間的差距

朱天心:我一直有一個還沒開始的長篇題材,想用列傳的形式把臺灣的一代人寫出來。我心里有二三十個名單,絕大部分在政治領域。比如陳水扁,曾經那么多人崇拜他,沒道理,你本來很想把他從神壇上拉下來。可你還沒開筆,他已經是過街老鼠了,不用你講,有人比你還討厭他,比你還恨他。你的動力本來是告 訴人家他不是那么好,但現在好像倒過來你在說他其實也沒有那么不堪??這個荒謬感就在這里。

我曾經很敬重的一位原民進黨人士張俊宏(曾任《美麗島》雜志總編輯——編者注),曾在(國民黨)牢里寫東西的人,他今年初在臺灣一個縣選立委,只得了 2000票,都是親友票。人家都已經自動棄絕他了,那又何須你去講他?

后來唐諾提醒我,你要描寫一個時代面貌,也可以不要這么政治。倒不是說安全之類的考慮,而是這些政治人太經不起了,他們本身可能就沒有多了不起的思想和學 問做支持,是紙片一樣的人,寄托不了很多。不如改成你更熟悉的文化界的人,很多文化人在臺灣、在大陸都在神壇上,你不覺得把他們揪下來更有趣嗎?這個提醒 確實對我有幫助。

《瞭望東方周刊》:你開始為什么會選政治人物作為反映時代面貌的切入點?

朱天心:我們這些1949年跟父親到臺灣的外省人,從小受的是忠黨愛國的教育,可是到了二三十歲,碰到大的政治變動,(這種教育)變成一場笑話,甚至 是污點。在前十年,李登輝后期和陳水扁剛開始主政的時候,我們這種外省人會時時被問到:萬一有一天兩岸打仗,你會選哪一邊?他不用等你回答,就認為你一定 會倒向對方,一定會通敵的。你會因為你父母的出生地而被徹底質疑,所以不是你愿不愿意理解和關心政治的問題,政治它會來理你。它伸手向你的時候,你會 有困惑、不平、憤怒,所以難免要把政治當成一個重心。

另外,我年輕時長期有個困惑,為什么我們被本省人那么痛恨?而且當時還打 民主的旗號,民主怎么會是這樣激烈殘暴的方式?民主不是應該更寬容、更多元嗎, 怎么會是外省人滾回去這樣的排他?

為了解決這個困惑,我找了很多黨外雜志、禁書去看。看的時候知道,原來臺灣人也有很多傷心史,他們的生命史、家族史充滿各種各樣的苦痛,以前被日本人、后 來被外省人壓制和剝奪。雖然我不一定能接受,但我可以理解他們了。

眷村像是被打死的蟑螂

《瞭望東方周刊》:省籍的隔閡,在文學領域也是如此?

朱天心:文學界也有這樣的情況,比如有研究生念城市大學——這個大學一直本土色彩很強,第一個設臺文所—— 碩士論文本來要研究我,但是指導教師直接告訴她:這種外省作家你去研究她干什么?研究了也不會過。

《瞭望東方周刊》:外省人的地位變化會對文學創作產生什么影響?

朱天心:我覺得這二三十年來,成績比較好的是外省作家。這一點都不奇怪,以省籍看,本省人如此政治正確,處在這么舒服的位置,作為一個創作者,沒有任 何動能。外省人的處境比較艱難,講話因為不容易被聽到,就更得琢磨,要不就把聲音放得很大,要不就把技巧變得高超,本事被迫鍛煉得比較好。

《瞭望東方周刊》:對于眷村的歷史,你覺得在文學上有很好的描摹嗎?影視方面,近期如電視劇《光陰的故事》,話劇《寶島一村》,在兩岸都很火。

朱天心:眷村題材曾經很貧瘠,這有它的歷史背景。眷村很長一段時間里被臺灣人或者民進黨妖魔化,以至于很多人會裝作自己不是外省人。家長會跟孩子講,在學 校老師問你是不是外省人你千萬不要說是。我覺得當外省人自己都不跟子女講家族故事的時候,這個族群已經形同絕種。

陳水扁下臺,大家又重新回到起跑點的時候,眷村影響沒那么大了。這時好像蟑螂蒼蠅已經被打死,不會再有危害,那反而可以留下來研究一下,把它作為標本。我 不曉得這個態度會不會太輕佻,但確實感覺如此。

純文學這個族裔快要絕種了

《瞭望東方周刊》:唐諾在講座里說,在這幾年臺灣好像做了一個夢。不知道你做的事情對誰有意義,好像沒有人對你感興趣。在這個意義上說,大陸對于我們變 得非常重要,原來你做什么還是有人在乎的。

朱天心:是這樣。本來大家覺得文學的主力讀者,起碼在臺灣,長期以來是高中生和大學生,可現在這群人是不看東西的。我不知道是不是網絡的關系,這代人更在 意橫向的信息,同儕、朋友、社群之間關心的話題,你即使不感興趣也要感興趣,不然就插不上嘴。大家都在同一個時間里想同樣的事,消費同樣的東西。

而大陸現在很像30年前的臺灣,讀者不是光看熱鬧,他會帶 問題來。幾次比較之后,我們都覺得,臺灣完蛋了,臺灣過往某些優勢已經吃老本吃光了。

《瞭望東方周刊》:但在大陸,大家還是覺得臺灣的文化氛圍比較好。

朱天心:臺灣也許在生產創作那一面目前還OK,可是讀者這一側萎縮很厲害。也會有人找你簽名,可是那個簽名旁邊怎么會是林志玲或者蔡康永?那就很尷尬。

臺灣有一個九歌出版社年度文學選,每年選一篇小說做年度獎。去年我的《初夏荷花時期的愛情》獲了獎,有個公視記者訪問我—— 公視是公立電視臺,一般比其他商業電視臺素質好很多—— 第一句話是:像你這樣一個新人,第一本書就得獎,你會不會很興奮?我當時連生氣或質問的心情都沒有。

《瞭望東方周刊》:意識到這種狀況,會對創作有什么影響嗎?

朱天心:我自己是覺得,純文學這個族裔已經快要絕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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