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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2/21

台灣從八國聯軍起就是中國「敵國」,台籍日本兵為日本天皇而戰,只有犯了戰爭罪行的人才該被究責,身為「日本皇民」不是犯罪也不

許劍虹「台籍日本兵為何而戰」對台灣參與二戰角色看法特異,因我寫過相關文字故有必要寫下不同意見。我不認為台籍日本兵是漢奸或都是皇民,因為台灣當時是日本一部分,台灣人因此不能算漢奸且台灣皇民極稀少。為日本天皇而戰是台籍日本兵當時重要的參軍原因,當然也包括物質因素。我認為台籍日本兵是時代的悲劇,但不認為台籍日本兵若做了違反人道的戰爭罪行,現代的台灣人卻只有同情而無譴責,這不是真誠面對歷史的態度。因此,我不能認同既然明知台籍戰俘監視員「福爾摩沙守衛」(Formosan Guards)的殘暴,卻因為其受害者是白人而認為「…兩岸又何必為了其實與彼此之間沒有直接關係的衝突耿耿於懷?」。如果台灣人不以普世人權而以人種國籍為衡量「正義」的量尺,那就會產生對納粹大屠殺、盧安達等種族大屠殺無動於衷的現象。  

我也不認為台灣的統獨之爭就是中日戰爭的延續,至於兩岸能否統一或獨立,就交給實力與時間來決定。基本上,自從太陽花學運之後,我的統獨主張、對台灣及兩岸政治的看法、二二八史觀都起了變化:我認為甚麼事都該攤開來說了,兩岸不應該再虛偽的掩蓋兩岸關係的真相,台灣的族群已經無解。尤其二二八之中本省人對外省人的屠殺、外省人對本省人的鎮壓,不要再以「族群和諧」為出發點強調本省外省互助了!因為,台灣既然要「轉型正義」,當然要全套的「轉型正義」,包括漢人對原住民的大屠殺、台籍日本兵在亞洲的暴行,都應該算個一清二楚才對。  

我長期拜讀中時許劍虹近代史文章,他應該是台灣新聞界極少見言之有物又有研究的記者,但綜觀其思維,大概可以看出其中心思想及治史思維不脫以「黃種人對抗白種人」來解釋各種近代的歷史現象,像他談日本侵華、日軍與毛澤東、蔣介石與日本、日軍侵略東南亞,大抵皆以「大東亞共榮圈」是黃種人對抗白人的旗幟,然後日本走偏、毛澤東接棒、及蔣介石「背叛」黃種人的立場致日本的報復來解釋二戰與國共相爭時日本軍人的介入。其中,許劍虹也提到日本史界常見的觀點「日本從未真正的對中華民國宣戰」,但因蔣介石後來向西方求援,因而引起日本對中國痛下殺手云云。持平而論,許劍虹並未說這種觀點是對的,但把「台籍日本兵為何而戰?」的理由從「大東亞共榮圈」的角度出發,推論成「所謂「從白種人手中解放黃種人」的口號,在當時對台灣人而言是頗具吸引力的」 ,這種推論也未免太過跳躍而無事實根據了吧。

正如李登輝說台籍日本兵參戰的目的是「保衛國家」、每個台灣人都應該去靖國神社拜一拜云云,日本把台灣「內地化」並徵兵,把台灣人派去南洋,是為了「解放」當地人嗎?難道不是為了戰略物資嗎?日本人宰制東南亞的時候,有建設當地嗎?有為當地發展農工商業嗎?難道弄一個魁儡政府加上日軍統治當地這種甲奴隸主換成乙奴隸主的方式,就談得上「解放」嗎?

台灣人到南洋從軍並大量陣亡,既不是去參與維和行動也不是甚麼農耕團,而是在別人的土地上戰鬥,就像日俄戰爭的發生地既不在日本也不在俄羅斯,日俄戰爭發生地在中國東北、黃海。對中國人而言,別人在你家裏打架把東西摔得稀巴爛,誰又是「好人」呢?日本人與其號召的台灣人把戰火帶到東南亞,台灣人能有臉自居解放者嗎?死了10~15萬菲律賓人的馬尼拉大屠殺又怎麼說?      

日本侵略朝鮮、對俄戰爭、還有對清多次戰爭、突襲佔領東北,有經過「宣戰程序」嗎?沒有「宣戰程序」就不是戰爭嗎?羅斯福總統對日本偷襲珍珠港在國會說道:「日本這次沒有正式宣戰,卑鄙的攻擊會永遠承擔不名譽的罪名..」,美國人的名言”Shoot first, ask questions later”,日本人得其三昧。

不能以單方面有無宣戰界定是否是「戰爭」,就像美國以「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為名進攻伊拉克但實際上沒有WMD的存在,當然是「侵略」,包括美國入侵巴拿馬的「正義之師作戰」(Operation Just Cause)。名字再漂亮或裝模作樣,侵略就是侵略、戰爭就是戰爭。
  
再說了,滿清割讓台灣後,馬關條約第五款規定若該約批准互換二年後之未遷徙的台灣人被視為日本臣民。日本與中國為敵,台灣作為日本的一部分為什麼不是中國的「敵國」?台灣不是幫助日本侵略亞洲的「內地」嗎? 

李登輝說他22歲以前是日本人,這話其實沒錯,正如我素來主張,台灣人被日本統治時,當然不能當作漢奸,但若違反人道,那管你是甚麼人,就必須被究責,這也是國際上轉型正義追究作為德國殖民地的匈牙利納粹的理由。我在「蔡英文父親是日本皇民還是漢奸爭議」一文提過,就算蔡英文父親蔡潔生成為台灣極少數的「日本皇民」也不該被責備,像李香蘭當年被國民政府以漢奸罪逮捕,但發現她其實是日本人而放掉,只有犯了戰爭罪行的人才該被究責,身為「日本皇民」不是犯罪也不必被譴責。

換句話說,殘暴的「福爾摩沙守衛」(Formosan Guards)是不是「日本皇民」不打緊,他們就算對來自中國大陸的戰俘較友善也無意義,重要的是他們如果犯了違反人道的戰爭罪行,當然應該接受轉型正義的追究。我知道身為「福爾摩沙守衛」之一的台籍監視員柯景星對被當成戰犯忿忿不平,但我看到一些台籍監視員在訪問中說心甘情願接受懲罰,因為他們現在知道當時做錯了。台灣人不應該身為台灣人而自認在二次大戰中有濫殺無辜的權力,這不是「孤單找錯誤出口」的屁話!日本九州大學把美國飛行員活體解剖觀察臟器存活時間,日本抓中國人活體實驗,這是符合人道的行為嗎?這跟對象是白種人還是黃種人而可以分別看待嗎?

二戰期間台灣人有沒有把中國視為「敵國」呢?事實是二戰期間台灣是日本的一部分,而且早自1895年的2年後,1897年起台灣人就是日本人了。1900年的八國聯軍入侵中國,日軍不但最多且佔了約五分之二,美國人「出力」不多卻也賺了不少「庚子賠款」。由於虛報太多損失要了中國人太多錢,美國人把部分「庚子賠款」還給中國也成為了後來的「清華基金」,後來蔣介石派清華校長梅貽琦到美國詐騙原屬於中國的錢拿來蓋台灣的「山寨清華」,所在地就在當年日本侵略中國的一部分「台灣」,歷史就是這樣充滿矛盾與反諷。  

我認為台灣與中國從八國聯軍起就算開始是「敵國」,台籍日本兵為日本天皇而戰無誤,但這都不構成責備台灣人的理由,那什麼才是責備台灣人的理由呢?

就像二二八事件中,濫殺台灣人的國軍必須被責備,拿刀把外省孕婦砍成兩半、屠殺外省小孩的本省暴徒當然也必須被責備,台籍日本兵及監視員不管是不是皇民,如果他們犯了戰爭罪,當然要被譴責與去軍國主義化

換句話說,不能以他們的身分來看待,而是該以他們的所作所為來論斷,我認為這才是客觀看待歷史的態度與方法。


Blackjack 2017/2/21

太平洋戰爭75周年:台籍日本兵為何而戰?
2017年01月16日 17:58 
許劍虹/台北報導
 
在日本軍國主義教育薰陶下,大量台灣人志願參加皇軍作戰,只是他們主要交戰的對象,始終是英美聯軍,不是國共兩黨的中國軍隊。(潘國正翻攝)
台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扮演的究竟是何種角色?在今天藍綠對立極度兩極化的台灣,始終被視為一個必須要在政治上「選邊站」的問題。立場傾向於台獨的論者認為,台灣在二戰期間做為日本的殖民地,理所當然地與當時被納入同盟國陣營的中華民國處於敵對狀態。父親本身為台籍日本兵的名嘴鄭弘儀,就質疑站在中華民國政府立場紀念抗戰的馬英九沒有「在乎他的感受」。
至於主張兩岸統一的人士,尤其是懷抱大中華主義者,則是不分青紅皂白的咒罵台灣人,尤其台籍日本兵是「助紂為虐」的「賣國賊」或者「皇民」。有些統派與深藍人士甚至主張,今日台灣的統獨之爭其實就是中日戰爭的延續。然而如果真的回歸歷史面來看,雙方的立場其實都失之偏頗。要釐清這個問題的真相,首先還是要從台灣與中國在二戰期間究竟是不是「敵國」講起。
 
戰時日本承認汪精衛領導的中華民國南京國民政府,因此與日軍並肩作戰圍剿中共游擊隊的和平救國軍不只是友軍,而且還是「正統的中國軍」,怎麼可能會是台灣人的「敵國」呢?(網路照片)
二戰中國是不是台灣的「敵國」
包括鄭弘儀與林昶佐等綠營人士,多次在公開發言中指出中國與台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是不折不扣的「敵國」,所以政府站在中華民國的角度紀念抗戰歷史並不恰當。換言之,這些本土人士期望的是台灣可以站在日本的角度去紀念所謂的「大東亞聖戰」。那麼,在日本「大東亞戰爭」的史觀下,中國究竟是不是「敵國」呢?
關於這個問題,我們都知道國民政府主席林森在1941年12月9日正式對大日本帝國宣戰。所以從中華民國政府,至少在重慶的國民政府角度來看,日本從1941年開始就已經是「敵國」。至於大日本帝國,則是在1941年12月8日由裕仁天皇發表了《對英美兩國宣戰詔書》。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並沒有在國民政府對其宣戰後,也跟著對中華民國宣戰。
為什麼會如此呢?答案其實很簡單,因為日本帝國在太平洋戰爭爆發時已經承認汪精衛領導下的南京國民政府為中華民國唯一的合法政府。換言之,中國根據日本帝國的法律定位其實是「戰時盟友」,不是「敵國」。實際上,從發動「九一八事變」元兇石原莞爾所寫的《最終戰爭論》一書來看,他也是將中華民國定位為反抗蘇聯共產主義與西方帝國主義的「天然盟友」。
日軍確實沒有停止在中國戰場上的戰鬥,但是他們始終是以「重慶軍」而非「中國軍」稱呼與自己交鋒的國軍。他們這麼做的目的,顯然是希望從法律上解除重慶國民政府代表中華民國的法律地位。換言之,日本人認為自己是在友邦南京國民政府的要求下,協助中華民國「平亂」的。「重慶軍」在日本人的解讀中所代表的,不是中國人的民族利益,而是歐美猶太資本家的利益。
相對於歐美代理人的國民政府,延安的中國共產黨則毫無疑問的是蘇聯或者共產國際代理人。不過伴隨著《日蘇中立條約》的簽署,越到戰爭末期日軍就越少強調蘇聯與中共之間的聯繫,以避免得罪莫斯科。同時為了更徹底抹煞重慶國民政府的合法性,日軍在政治宣傳上也更傾向於將8路軍與新4軍視為「主要敵人」。
所以在日據時代台灣人的認知當中,所謂的「支那事變」其實就只是一場規模有限的「治安作戰」而已。根據「二二八事變」期間率領「台灣民主聯軍」在南投抵抗國軍的陳明忠老先生回憶,他日據時代在高雄接觸到報紙與書刊都將中共游擊隊定位為日軍在中國戰場上的主要敵人,完全不知道有所謂「重慶軍」存在的消息。
大多數的台灣人根本不認為中國與日本有在交戰,而是認為日軍在協助中華民國政府打擊共產黨。有趣的是,汪精衛政權還在台北市大稻埕設置了中華民國總領事館,並派遣留學生到台灣讀書。許多台籍知識份子,還是透過這些被派到台灣的「中國留學生」瞭解了孫中山與《三民主義》,進而產生抗日意識與左派思想的。從這個角度來看,哪有台灣人把中國視為「敵國」的可能性存在?
 
加入日軍,並且在戰場上一舉「殲滅米英」,是當時許多台灣人在殖民統治下提升自己地位的一種手段。(文建會提供)
為什麼台灣人踴躍參軍?
當日本於1937年展開全面侵華之際,台灣人因為對大陸同胞有著血濃於水的情感,不僅沒有踴躍參加這場軍事行動,而且還採用不同方式加以抵制。日本陸軍於1943年12月出版的《偕行社記事》第831號記載,當1937年日軍攻勢在上海遭到國軍挫敗的消息傳到台灣時,老百姓居然放起鞭炮向祖國祝賀。假若電影上出現蔣中正委員長的畫面,他們也會毫不猶豫地給與熱烈鼓掌。
由此可見,中華民國的抗日戰爭看在大多數台灣人眼中仍是一場祖國抵抗異族侵略的神聖戰爭。哪怕是被「皇民化」成功的台灣人,也認為中國與日本兩個民族同文同種,一衣帶水,如此兵戎相向大動干戈得不償失,而是應該團結一致抵禦「白人帝國主義」對亞洲的殖民與瓜分。可見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戰爭,在當時並不受到台灣人的歡迎。
關於台灣人厭戰與反戰的心態,日本人方面自然也是有所掌握。所以雖然已經有由台灣人組成的「農業義勇團」被派往大陸從事農業與建設工作,但是日軍始終不敢讓台籍人士,尤其是漢族同胞上第一線與國軍或者共軍交火。哪怕是到了戰爭結束,對於派遣台灣人與大陸人作戰一事,日本人始終不敢掉以輕心,深怕他們調轉槍口回頭來打自己。
不過一旦日本的交戰對象從國軍或者共軍轉變成美軍、英軍、荷蘭軍、澳洲軍與紐西蘭軍的時候,台灣人的態度就完全不一樣了。1942年1月16日,台灣總督府頒布《陸軍特別志願兵制度》,首度歡迎「本島人」從軍。結果從1942年2月1日到3月10日間,就有將近43萬台灣人簽了血書主動報名參加日本陸軍。
1943年5月11日,台灣總督府又推出了《海軍特別志願兵制度》,預計招募1,000名訓練生參加,結果卻吸引了近32萬名熱血的台籍青年報名。為什麼原本對日本侵華極度反感的台灣人,會如此熱烈響應「大東亞戰爭」呢?撇開為了維持生計的原因不談,從政治意識形態的角度去切入,所謂「從白種人手中解放黃種人」的口號,在當時對台灣人而言是頗具吸引力的。
台灣人曾經以「清國人」的身份經歷過鴉片戰爭與英法聯軍,基隆也曾經是清法戰爭的主要戰爭,所以他們對歐美國家從19世紀中葉以來侵略與殖民亞洲的歷史留著十分深刻的印象。而日本本身,也是因為1853年遭到美國海軍培里(Matthew Calbraith Perry)准將強迫對外打開國門,才走向帝國主義對外擴張的道路。
無論是發生在血緣祖國大陸的「百年國恥」,還是發生在精神祖國日本的「黑船來襲」,都令台灣人「感同身受」。這使得他們比大陸人還有日本人更樂見出現中日團結抵禦西方國家的情況,因此希望為這場「驅逐白種人的聖戰」付出一己之力。甚至也有不少台灣人相信,藉由參加日軍可以提升自己在日本殖民統治者心目中的政治地位。
固然,所謂「驅逐白人帝國主義」與「建立大東亞共榮圈」是不折不扣的政治謊言,但是從各方面的角度來看,台灣人無論是或者不是志願參加日軍到海外作戰,他們的目的都不是為了要「消滅中國」。而且即便是在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日軍對於將來自台灣的漢籍軍人投入中國戰場還是抱持「戒慎恐懼」的態度。絕大多數的台籍日本兵,都是被送往東南亞與太平洋戰場與英美聯軍交戰。
 
戰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無論是保釣運動還是對日索賠運動,都經常能夠看到台籍日本兵的身影,雖戰時與國共兩軍處於敵對陣營,但是「中國心」不曾消失。(楊嘉裕)
台籍日本兵的「中國心」
然而,即便是受到日本軍國主義洗腦最徹底的台籍軍人,都沒有辦法抹滅掉他們骨子裡面的「中國心」。尤其是到了戰場上以後,他們真的徹徹底底的發現日本人並沒有把他們當同胞看待。同樣是日本殖民地的朝鮮,總計出現了六名中將,但是台灣卻只有一位鍾謙順當到日軍少佐。同時代的東北人,雖然實際上接受日本人統治,但是因為可以在滿洲國當兵,地位又比朝鮮人與台灣人還要高。
受到日軍長官的強迫,或者是出於自己本身對西方國家的仇恨,負責看守戰俘營的台籍日本兵確實犯下了不少聲名狼藉的暴行。他們在許多歷劫歸來的歐美盟軍戰俘心中,有所謂「福爾摩沙守衛」(Formosan Guards)的外號。只要一提到這些「福爾摩沙守衛」,幾乎沒有一個在太平洋戰場作戰的歐美二戰老兵不是恨之入骨的。
而在親眼目睹了日軍在戰場上無差別屠殺民眾,乃至於凌虐戰俘的諸多暴行以後,台灣兵也不免對整個「大東亞戰爭」的性質產生質疑。他們大多數對同樣屬於「帝國主義者」的西方人沒有絲毫同情,但是對於與自己同文同種的中國人與華僑,還是會在私底下提供保護與幫助。尤其是東南亞華僑中又有相當數量的閩南人,更是讓台籍日本兵倍感親切。
比方說在菲律賓,每當有華僑抗日份子遭到日本憲兵隊逮捕時,負責審問的台籍通譯都會盡量幫助他們脫困。菲律賓血幹團總團部常務理事蔡慶華先生接受《中時電子報》專訪時,就表示已故僑選立委蔡文曲先生早年在馬尼拉發放抗日傳單時,就曾經與一位日本哨兵正面遭遇。結果那位日本兵只是用手掌輕輕拍了一下蔡文曲的腦袋,用閩南語講了一句「你不怕死啊」,就偷偷把他放走了。
太平洋戰爭爆發之際被日軍俘虜,因為不願效忠汪精衛政權而被處死的中華民國駐北婆羅洲領事卓還來,他的妻子趙世平與兒子卓以強,就是在台籍監視員柯景星的暗中照顧下,才渡過了被日本人隔離監禁的生活。回憶起冒著生命危險把雞蛋偷偷塞給趙世平的感人畫面,柯景星表示:「領事夫人哭著要跪我,我才20幾歲還沒娶某,妳不能跪,不然我雞蛋不給妳。」
伴隨著日本投降的腳步漸漸逼近,越來越多台籍日本兵陣前起義參加華僑抗日游擊隊。以中共8路軍與新4軍為榜樣,簡稱為「48支隊」的菲律賓華僑抗日游擊支隊,就收容了不少的台籍日本兵。可能因為是左派游擊隊的原因,菲律賓華僑抗日游擊支隊十分重視爭取朝鮮籍與台灣籍日本兵投誠。他們在美軍登陸雷伊泰灣後不久,就發表了《告祖國淪陷區及台灣朝鮮被敵強徵來菲同胞書》。
定居於馬尼拉的「48支隊」老隊員李康希老先生,就回憶自己曾經與幾名前輩,一起將包著《告祖國淪陷區及台灣朝鮮被敵強徵來菲同胞書》的石頭丟到日軍軍營裡面,以遊說同樣是閩南人的台籍日本兵早日加入共產黨游擊隊。他表示,後來還真的有不少台籍日本兵加入「48支隊」擔任翻譯,協助華僑勸降不願放棄抵抗的日軍。
在海南島與香港,也有大批台籍日本兵主動投效中國共產黨指揮的華南人民抗日游擊隊瓊崖縱隊與東江縱隊。與菲律賓華僑抗日游擊支隊的情況一樣,台灣人在華南人民抗日游擊隊的工作也是擔任共軍指導員的翻譯,負責遊說日本人投降。所以,抗戰勝利後,當盟軍重新返回這些遠東殖民地並試圖對「福爾摩沙守衛」展開報復時,華僑游擊隊義無反顧的保護這些台籍日本兵。
保護台籍日本兵的方式,就是向美國、英國與澳洲軍隊謊稱他們是抗日游擊隊的成員。由於華僑游擊隊講閩南語,台籍日本兵也講閩南語,想要追殺他們的盟軍根本無從分辨誰是盟友誰是敵人,往往最後也只能作罷。不過在沒有華僑游擊隊活動的區域,他們想要躲避盟軍的報復就十分困難。其中就有26名落入澳洲軍隊手中的台籍監視員,因為BC級戰犯的指控而被活活吊死。
相對於落入美軍、英軍與澳洲軍隊手中的「福爾摩沙守衛」,落到國軍與共軍手裡的台籍日本兵,因為丘念台的求情得到十分寬大的待遇。散佈於東南亞戰場各地的台灣人,除了擔任過戰俘監視員而遭到盟軍仇恨者外,大多數也可以用自己是中華民國,也就是「戰勝國」國民的身份迴避來自於美英澳三國聯軍的報復。
 
緊接著中華民國空軍赴美參加飛虎隊成軍75週年年會之後,獨派與日本右翼在台北聯合舉辦活動紀念台灣空戰烈士。此種宣揚台日聯合「抗美」歷史淵源的政治儀式,對於在外交上推動美國與台灣的互解與合作其實很難有正面幫助。(季志翔攝)
兩岸仍視彼此為同胞
從台灣人暗中保護華僑抗日份子與國府外交官,乃至於華人游擊隊協助台籍日軍戰犯躲避盟軍制裁的歷史來看,海峽兩岸的中國人在二戰期間雖然分屬不同的陣營,但卻仍然把對方視為「血濃於水」的同胞看待。相當諷刺的是,也只有這些台籍日本兵與華僑游擊隊,在真正的意義上實現過「兩岸人民攜手抗拒美日霸權」理想。
基本上,太平洋戰爭期間的台籍日本兵無論是否相信「大東亞共榮圈」,都從來沒有把中國當成「敵國」看待過。與台籍日本兵在戰場上交戰的主要對象始終都是大英帝國與美國的軍隊,所以兩岸何以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歷史將彼此視為仇敵看待?就連唯一台灣人出身的日本陸軍航空隊空戰英雄許崙敦,他擊落的主要也是英國皇家空軍的噴火式戰鬥機,從來沒有與中華民國空軍交戰過。
過去每當到了選舉,獨派陣營就炒作盟軍空襲台灣的歷史來給中華民國政府難堪。然而實際上空襲台灣最慘烈的國家,既不是中華民國也不是蘇聯,而是獨派希望能出兵幫助自己與中共作戰的美國。不斷炒作美軍空襲台灣的歷史,對於提升台北與華府的軍事合作關係是否有幫助?幸運的是,自從蔡英文政府於去年上台,自己也變成了中華民國總統以後,已經大幅減少了對相關議題的喧染。
至於懷抱大中國主義的統派人士,同樣也應該去體會與理解台灣人生活在日本殖民統治下許多不得已的苦衷。哪怕是受到「大東亞戰爭」思想欺騙而志願參加日軍的台灣人,也應該把他們視為軍國主義戰爭機器下的受害者而非加害者看待。更何況,台籍日本兵在戰後一度想要向日本政府索賠,但是擋在他們面前不讓他們要錢的,不是別人正是領導抗戰的中華民國總統蔣中正。
戰時被派往婆羅洲擔任戰俘監視員的簡茂松先生,在回憶錄《我啊!一個台灣人日本兵的人生》中,就記錄了他率領戰友接受蔣中正夫婦邀請訪問台灣,與總統討論對日索賠問題的對話。而蔣中正用來勸阻簡茂松等人索賠的理由,也讓這群老台灣人永生難忘,他表示:「日本人在戰敗之後陷入空前的困境,藉此趁火打劫,實非我輩之所為,更何況哪有父母出手結束頻死子女生命的道理。」
更重要的一點,則是蔣中正還要台籍日本兵原諒日本的罪行,反過來讚揚他們的功績才對。自1945年台灣光復以來,不要提有爭議的台籍日本兵,就連慰安婦老阿嬤的賠償,蔣中正與蔣經國父子也沒有對這塊土地上的人民伸出過援手。如今為了統獨與藍綠鬥爭,許多外省人卻硬是要把「皇民」的大帽子往台灣人頭上戴去,實在也是非常不公平的。
真正與「福爾摩沙守衛」有衝突的,不是大陸人也不是台灣的外省人,而是那些曾經在戰俘營遭到過虐待的英軍、荷蘭軍、澳洲軍、紐西蘭軍與美軍戰俘。今日對於這段歷史,歐美國家大多已經選擇不以仇恨看待,兩岸又何必為了其實與彼此之間沒有直接關係的衝突耿耿於懷?畢竟如果要從政治與意識型態的層面來看,台籍日本兵背後象徵的「反美」意義也是遠高於「反中」的。
 (中時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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