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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落公告

百合也成了百烏

“陳經理哇，OTL百烏小姐行儂哇，伊芳崗伊芳個儂約好喔”。中央台一下子就換成了地方台，百合也成了百烏，我心裡暗自笑一了下。  　　
“嗯，好滴呀，我叫伊芳進去啦。”放下電話，美人指著她右邊的通道對我說，“直走，左手第三間房。”  　　
碩大的桌子後面，坐著身材玲瓏的陳經理。陳經理很袖珍，從五官到身材，看到他，你會懷疑達爾文的進化論，人真的是從猿猴而不是從老鼠進化而來的嗎？我杞人憂天地想，如果他駕車的話，會不會被當作無人駕駛從而上了報紙和什麼奶牛上樹之類的新聞排在一起。雖然陳經理的長相很特別，但是，我是有頭班素養的，因此，我臉上是寵辱不驚的笑容，因為，他是我的上帝。在心裡默念這句話時，我同時祈求真的上帝不要責怪我損害他的形象──我也不想的，說到底，這人長成這樣，難道不是您老人家偷工減料造成的嗎──因此，豆腐渣工程是要不得的，遲早要搬石頭砸自己的腳。  　　
遞上資料之後，同時，我奉上了我的名片。  　　
“百合”他拖長了聲調念我的名字，像是國劇裡的道白，還好，他沒拖了長音拿上海說成“百烏”，我暗自慶幸。  　　
他滿面笑容的把視線從名片移到了我臉上，都說小眼聚光，看來不假，我坦然地接受著X光的照射。  　　
“坐吧。”他用下巴頦示意了一下隔著桌子的一張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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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馬嘯西風

    我上高中的時候很得教我文科的幾位老師的寵愛。他們在課堂上不但常常將溫暖的目光投向我，還允許我胡說八道。我尤其喜歡在歷史課上大講我那頹廢的歷史觀，女老師也彷彿聽得很興奮，但有一回我講到歷史發展到最終所有人都應該自殺時，被一個一直都無法理解我深刻思想的男生給拉著推到門外去了。老師年齡還輕，沒見過這種場面，把我拉回來之後，下了課又叫這個男生去談心。於是就有同學推測老師對這個高碩男生有意思，漸漸就管這個老師叫“有意思”。這綽號被老師聽見，老師氣哭了，我給她出主意，讓她對起綽號的幾個人施行懷柔政策。老師於是帶了些水果糖給他們幾個吃，從此這幾個大胖小子也有了綽號，就叫“有糖吃”。國文老師對我的寵愛則更勝一籌，甚至允許我在課堂上唱歌，講到課文《林黛玉進賈府》時就叫我站起來唱《枉凝眉》，我唱得走了調他也聽不出來。從我們老師的面部表情可以看得出，他大概是把自己想像成賈寶玉了，而我的歌聲能達到此功能，可見中氣十足。但我的同學們從不恭維我的歌聲，因為我唱《枉凝眉》直接導致了我們班有三分之二的同學認為《紅樓夢》是一部描寫師生戀的小說。我那時候對《紅樓夢》也早已不感興趣了，天天想著看武俠小說，想彌補上人生的這一課，或許能學到些新的戀愛法則呢。可看武俠是被學校和家長禁止的，我暫時也只好忍著。   
    我高三畢業之後才真正讀上了武俠小說。由於相信我能夠考上大學，我爸很高興地帶我到書局裡去挑書。我一下子選中了金庸武俠小說全集。十五部作品裡我最喜歡《白馬嘯西風》和《俠客行》，因為它們夠簡潔。我喜歡李文秀說，那都是很好很好的，可是我偏不喜歡。我常常獨自練習這句話，把它說得一詠三嘆的，想對那些追求我的男生又無奈又清高地說，只不過那些男生都太羞澀，想追求我也不敢說。但我能看出誰暗戀我，不過既然他們不說，我也不好意思把這句話先告訴他們，就一直練習了下去。武俠小說裡總有好多漂亮的少男少女，主角大多是他們，很少是中年人。我一口氣讀完金庸，又讀了古龍的七八部作品，感到武俠小說比言情小說裡的男主人公檔次高多了。言情的男人總是又哭又心痛的，而少年英俠們卻一個個既有壯志又深情，明顯是屬於未來的“三高”女婿（即個子高、收入高、長相出眾），令我無比垂涎。女俠們也大都美貌，不用做美容就漂亮似神仙。因此我覺得武俠小說是一種非常方便的文學形式，除了不做美容之外，那裡面的人從來都不用大小便──連吃飯也很少，自然排泄也少。但是一吃飯就是牛肉燒酒，我想那些人倒不會好受，張開嘴肯定是滿嘴潰瘍，不知那時是否已經發明了治潰瘍的藥。   
    大學期間我的讀書生涯基本上是對此前的修正，因為在這段時間內我讀的文學作品基本上都是原版英語小說，其中有很多是以前讀過譯本的。我上高中的時候在讀中文版《刀鋒》時意外地發現它的譯者是四川人，因為書中以維特根史丹為原型的優秀的美國青年勞瑞用他那張俊美的外國嘴不斷地發出“耍子”和“晃膀子”之類的音節。我還曾經認為這是譯者的一番苦心︰也許他經過知識考古學發現勞瑞的祖先是數百萬年前跟隨漂移的大陸來到美洲的四川猿人也不一定呢。後來又感到這個譯者肯定沒我智商這么高，想不了那麼遠，只能用他是四川人來解釋。為了切身感受英美帝國主義文學的魅力，再加上逃脫了父母的監視，又成為了著名鋼琴家，有必要提升外文水準，我就讀起了原版小說。我讀的第二本是沃頓女士的《純真年代》，在這之前我看了這部電影，在電影裡體會到了偉大愛情的真諦︰只有離開一個人才代表真正愛一個人。於是我義無反顧地對外宣佈我愛上了片中的男演員丹尼爾?戴－劉易斯，包括在我第二個男朋友面前。我男朋友在氣憤之余對這個男演員產生了極大的好奇心，央求我帶他去看看他的電影，還向我表示要向他學習，以快速縮小差距。於是我們一起進了學校圖書館的放映廳，但為了有新鮮感，這次我選擇的是《我的左腳》，戴－劉易斯一直費勁地扭曲著自己的臉，他演的像一個患有小兒麻痺症的畫家。走出放映廳的時候，我男朋友已經能很好地隨意扭曲他的左半邊臉和身體了。我男朋友非常勤奮地練習這項功能，他以為我喜歡這樣，而我當時正忙於向國際肖邦鋼琴比賽進軍，沒有留意到他的這些舉動，結果他練習得時間長了，平時也是一副扭曲的樣子，又正趕上我得了肖邦比賽的第三名，已經全面超過了他，跟他分手就成了順理成章的事。我男朋友歪著脖子吸溜著嘴問我這一切到底是為什麼，而我非常緩慢地轉身，在牆上映出一個憂傷的倒影，然後充滿傷感和深情地用英語對他說︰只有離開你，我才能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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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說言不由衷的話

史良的問話，未能引起父親的警覺，卻引發出他的對現實的不滿，針對中共的做法，又大發議論。在史良跟前能，把肚子裡的話統統倒出來，父親覺得很痛快。回到家中，母親關切地問︰“你和史良談得怎么樣？”

父親答︰“很好。”

是的，當下他感覺很好。當夜，他睡得也好。母親躺下後，打算再問問他與史良的具體談話內容，可那邊廂已是酣聲大作。

六月九日，十日，十一日，《民眾日報》又相繼發表了《要有積極的批評，也要有正確的反批評》，《工人階級說話了》等社論。接著，是密集如雨、鋒利如刀的批判會或以批判為內容的座談會。

六月十日，父親在民盟中央的座談會上表態說︰“對我的批評，我暫不辯論。我的發言可能是百分之百錯誤，也可能是不利於社會主義，可能是對抗黨的領導，損害黨的領導權的大錯誤，也可能不是那麼嚴重的問題。如政治設計院的問題，討論文字改革和政務院開會程式等問題，也可能因為我是國家的一個負責人而不適於提出這些問題。也許我的話說得含糊，我決不辯護，不說言不由衷的話。總之，要用一番動心忍性的功夫，向大家學習。”

六月十二日，父親在農工中央擴大座談會上說︰“我認為在這幾次會議曾經談到政治設計院，政務院會議程式拿出成品和文字改革問題，此外提到政務院機構下各辦各委應當改變，權放在各部會，多發揮管理機構的作用……。對這些問題我是有意見的，不是憑靈感和一時的高興，但語焉不詳。可能犯了反對無產階級專政，違背黨的領導，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錯誤。”

六月十三日，父親在《光明日報》發表了《我在政治上犯了嚴重錯誤》一文。他承認自己在中共中央統戰部召開的座談會上的發言，是思想上犯了嚴重錯誤，並寫道︰“這說明我的立場不穩，認識模糊，以十分不嚴肅的態度，對待國家政策，以致造成政治上不良的影響，為右派分子所利用。”

父親早被欽定為右派之首，自己卻說“為右派分子所利用”。人家要求的和自己理解的，相距豈止十萬八千裡。上邊看到父親竟是那麼地不長進，不識相，不知趣，決定對其加溫，加壓，加碼。對一個民主人士而言，這個“溫”“壓”“碼”暫時不能直接來自中共，而必須彎曲地透過民主黨派內部去實施。實施的步驟從六月十四日的晚上開始──

六月十四日晚，民盟舉行中央小組會議。會上，史良作長篇發言。這個發言可以分作三段。第一段是她繼續幫助黨整風，給司法工作提意見。史良說︰“關於司法，我認為的確這幾年來成績是巨大的，為民眾作了很多事情，但缺點和錯誤是不容忽視的。審判機關歷年來在‘三反’、‘五反’和鎮反運動中，是錯判了一些案件，可是，我常聽見一些司法干部、甚至是一些較負責的黨員干部說︰‘我們的錯判案件只有百分之幾。’這是一種非常有害的自滿情緒。誠然，錯判案件在整個判案數中是只有百分之幾，甚至是百分之一，但對被錯判的人則是百分之百的遭受冤屈和不幸了。我是擁護毛主席關於‘有反必肅、有錯必糾’的指示的，我看見很多地方是這樣做了。但是我看到也有些司法機關在執行這一原則中是有打折扣的。有的案件判錯了經過當事人申請，甚至有關方面和上級司法機關指出，審判人員也明知錯了，但不肯承認錯誤，宣告無罪釋放，還要硬找人家一點小辮子，宣判為‘教育釋放’，其實應教育的不是無辜被告而正是主觀主義的審判人員自己。更壞的是本來錯了，還遲遲不願改正，使被屈的人不能得到及時的平反。這是不能容忍的。其次，在對待我國原有的法學家上也是有缺點的。在高等學校院系調整中，在思想改造中，對待有些老教授們是很不尊重的。當然，必須肯定，一切法律都是為階級服務的，所有舊司法人員是必須經過改造的。但是對一切願意改造和批判自己舊法觀點，並願意為我國社會主義服務的法學工作者也應給於機會，使其發揮作用。可是，在院系調整中，不少地方曾對某些教授在一個相當長期內，既不安排工作，又不組織學習，閑置一旁，無人理會，形同坐冷板凳。有的即使安排工作，也有安排不當的，或者無法發揮其潛力。我認為這是由於某些共產黨員的官僚主義和宗派情緒，因而對本來想在共產黨領導下為我國法學事業貢獻力量而又不能發揮潛力的教授們的苦楚心情，是領會不夠的。因此，我們認為對原有教授和法學家們愿為社會主義法製服務的熱誠及其潛力，應有恰如其分的估計，並進一步發揮他們應有的作用。”這段話，表現出一個著名法學家的水準，一個司法部長的責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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