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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9/27

緬懷「民國人」 中國掀熱潮

丸子妃:民國是我國還是外國,許多學生都不知道吧?哈哈

這兩年,中共政府不斷要求和台灣展開政治對話,「中華民國」如何定位,成了涉台學者的熱門課題。但早在「中華民國」成為政治顯學之前,歷史、文化上的「民國熱」已在大陸民間流行多時。近來知名畫家陳丹青接受大陸媒體採訪時提出一個詞「民國範兒」,再次煮沸大陸的「民國熱」。依照中共書寫的歷史,中華民國起於一九一二年,亡於一九四九年。因而在這一段時間出生、成長的中國人,就稱為「民國人」。胡適、張愛玲是民國人;周恩來、劉少奇等中共一代元老,也無一不是民國人。

但這不僅僅是從時間區分,而是如陳丹青說:「範兒,是一種『樣子』」,也就是「民國人」特有的精神、氣節、面貌、習性、禮儀。陳丹青所謂「看」民國人的「樣子」,原本的確是一種視覺經驗。因為這幾年,「老照片」之類的書籍在大陸市場反應奇佳。對許多大陸年輕人而言,清末民國既熟悉又陌生,雖然早在歷史課本裡讀得爛熟,但文化的傳承,早在文革時期就一刀兩斷。

另一位醉心民國史的學者,廈門大學教授謝泳日前在一場論壇上直言,「民國的開放風氣,保障了頂級的創造力得以發揮。」如果用諾貝爾獎當指標,得獎的中國人,他們受的大學教育,不是在民國,如楊振寧、李政道,就是後來在台灣。在人文學科,像余英時這樣的大師級學者,受的也是民國教育。在當今的科學界,謝泳說,中國大陸沒有任何一本權威的學術期刊,但在民國時期,中國的農業、數學以及協和醫院辦的「中國生理學」,都是世界一流的期刊,能夠吸引外國學者將稿件投到中國來。「那是一個好的時代,精神是昂揚的,社會是開放的。」謝泳說,在人文、藝術上,被廣泛肯定的作家和學者,胡適、錢穆、林語堂、張愛玲、魯迅,也都是民國人。「有這樣的成就,如果還有人要說,那完全是個人吃人的黑暗時代,肯定說服不了任何人。」但這樣的談法,會不會過度美化了民國時期?

對此,謝泳說,九○年代以前,民國對大陸人而言,只有政治,這樣的歷史是由「勝利者書寫的」。近年來,大陸人更有興趣的是民國的社會生活、經濟、文化和教育等層面。謝泳說,愈進到這些領域裡,愈會發現民國時代的成就,遠遠超過後來由共產黨統治的六十年,就算有知識份子在內戰時選擇留在大陸,到了文革時期,也被整肅得乾乾淨淨,「如今談論民國,其實是對當下中國社會的反思。」「民國作為國體,是短命的……然而唯其短暫,這才可觀。一個現代國家現代文明的大致框架,就是那不到卅年間奠定的,豈可小看?」陳丹青的話,為「民國熱」做了最好的註腳。

來源:http://udn.com/NEWS/MAINLAND/MAI1/5872833.shtml【聯合報╱特派記者李志德/北京報導】2010.0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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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9/19

公聽會 火藥味 高中歷史新課綱 砲聲隆隆

公聽會 火藥味 高中歷史新課綱 砲聲隆隆
記者徐如宜/高雄報導

高雄中學昨天舉行普通高中歷史科課程綱要草案南區公聽會,南社退休教師鄭正煜抨擊新課綱是「中國殖民教育的去台灣化」,現場砲聲隆隆。
課綱召集人黃克武謝謝各方指教,但也坦言「無法透過解決歷史問題,來解決政治問題。」
鄭正煜在公聽會一開場就提出權宜問題,指公聽會重點應是讓各方表達意見,課綱簡報可以精簡。黃克武從善如流,在十分鐘內完成簡報。會場外包括中國統一聯盟、勞動人權協會、勞動黨等團體,則表達「發揚民族正氣、反對分離史觀、珍惜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新局」的主張。
公聽會中,台灣公義行動聯盟、抗日志士親屬協會、福爾摩沙法理建國會、文學台灣等團體及學者陸續發言。當輪到「曲阜遠東大學副校長裴源」發言時,台下群情激憤,怒罵並阻止他上台。主持會議的雄中校長黃秀霞提出查驗身分作法,裴源拿出中華民國身分證,指自己是師範畢業,現已退休,撤除頭銜才發言。
鄭正煜二次發言時,指用華語教學是對台灣歷史教育的摧殘,更直指歷史課綱修訂專案小組委員王曉波,就是是將台灣史教育減為一學期的人。王曉波火爆反駁:「不可以扣帽子!」指自己一家兩代三政治犯,他相信民主,為台灣人民死而無悔,沒人可叫他封口,也沒有人能扒開他的口叫他說什麼、或不說什麼!
前鎮高中歷史教師洪碧霞認為,高中歷史連灌輸歷史知識都不夠,遑論「培養學生探討歷史問題、提升歷史思維能力」的課綱目標。東港高中歷史教師楊莉指出,高二世界史與高三文明史有高度重疊,請課綱小組再思量。
兩岸和平發展論壇召集人、勞動黨主席吳榮元表示,分裂社會無共同大我,如何建設台灣?
2010-09-19/聯合報/AA4版/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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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9/17

《史記.殷本紀》節錄紂王傳記

《史記.殷本紀》節錄紂王傳記
    殷契,母曰簡狄,有娀氏之女,為帝嚳次妃。三人行浴,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契長而佐禹治水有功。帝舜乃命契曰:“百姓不親,五品不訓,汝為司徒而敬敷五教,五教在寬。”封于商,賜姓子氏。契興於唐、虞、大禹之際,功業著於百姓,百姓以平。……帝乙崩,子辛立,是為帝辛,天下謂之紂。

  帝紂資辨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知足以距諫,言足以飾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以為皆出己之下。好酒淫樂,嬖於婦人。愛妲己,妲己之言是從。於是使師涓作新淫聲,北裏之舞,靡靡之樂。厚賦稅以實鹿台之錢,而盈钜橋之粟。益收狗馬奇物,充仞宮室。益廣沙丘苑台,多取野獸蜚鳥置其中。慢於鬼神。大勣樂戲於沙丘,以酒為池,縣肉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間,為長夜之飲。

  百姓怨望而諸侯有畔者,於是紂乃重刑辟,有砲格之法。以西伯昌、九侯、鄂侯為三公。九侯有好女,入之紂。九侯女不憙淫,紂怒,殺之,而醢九侯。鄂侯爭之彊,辨之疾,並脯鄂侯。西伯昌聞之,竊歎。崇侯虎知之,以告紂,紂囚西伯羑(音有)裏。西伯之臣閎夭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馬以獻紂,紂乃赦西伯。西伯出而獻洛西之地,以請除砲格之刑。紂乃許之,賜弓矢斧鉞,使得征伐,為西伯。而用費中為政。費中善諛,好利,殷人弗親。紂又用惡來。惡來善毀讒,諸侯以此益疏。

  西伯歸,乃陰修德行善,諸侯多叛紂而往歸西伯。西伯滋大,紂由是稍失權重。王子比干諫,弗聽。商容賢者,百姓愛之,紂廢之。及西伯伐饑國,滅之,紂之臣祖伊聞之而咎周,恐,奔告紂曰:「天既訖我殷命,假人元龜,無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維王淫虐用自絕,故天棄我,不有安食,不虞知天性,不迪率典。今我民罔不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胡不至』?今王其柰何?」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祖伊反,曰:「紂不可諫矣。」西伯既卒,周武王之東伐,至盟津,諸侯叛殷會周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爾未知天命。」乃複歸。

  紂愈淫亂不止。微子數諫不聽,乃與大師、少師謀,遂去。比干曰:「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乃強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箕子懼,乃詳狂為奴,紂又囚之。殷之大師、少師乃持其祭樂器奔周。周武王於是遂率諸侯伐紂。紂亦發兵距之牧野。甲子日,紂兵敗。紂走入,登鹿台,衣其寶玉衣,赴火而死。周武王遂斬紂頭,縣之白旗。殺妲己。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封紂子武庚、祿父,以續殷祀,令修行盤庚之政。殷民大說。於是周武王為天子。其後世貶帝號,號為王。而封殷後為諸侯,屬周。
  周武王崩,武庚與管叔、蔡叔作亂,成王命周公誅之,而立微子於宋,以續殷後焉。
白話:
 
帝紂天生明察敏捷,耳朵、眼睛都很靈,勇力過人,能徒手跟猛獸搏鬥;智慧足夠用來駁斥勸諫,口才足夠用來掩飾過錯;以才能向臣下自誇,以名聲來壓倒天下,認為所有的人都不如自己。他喜歡喝酒,享樂過度,親近婦女;尤其寵愛妲己,就聽妲己的話。他讓樂師涓創作了新的放蕩的曲調,還有北裏之舞和輕柔頹廢的音樂。為了裝滿鹿台的錢庫和巨橋的糧倉,大大加重了各種稅收。又大量搜取狗、馬和各種珍奇的東西,塞滿了宮室。還擴大沙丘的大園子,增建亭臺樓閣,取了很多野獸飛鳥放在園子裏。他怠慢鬼神。他在沙丘大搞舞樂雜技等表演,用大池子盛酒,把大量的肉掛起來就像個樹林,讓男男女女光著身子在其中相互追逐,通宵飲酒取樂。 

百姓怨恨紂,諸侯也有背叛的,於是紂就加重刑法,還造出了殘酷的炮格之刑。紂任命周君西伯昌、九侯和鄂侯為三公。九侯有個漂亮女兒,他把她獻給了紂。九侯的女兒不喜歡淫亂,紂大為惱怒,就殺死了她,還把九侯剁成肉醬。鄂侯為這件事跟紂爭辯得很激烈,紂把鄂侯也處死,把他的肉做成肉幹。西伯昌聽到後,私下歎息,被崇侯虎知道,他就向紂告了密,紂把西伯囚禁在羑裏。西伯的臣下閎夭等人,搜求美女、珍奇的東西和好馬獻給紂,紂就赦免了西伯。西伯出獄後獻出洛水西面的一塊土地,請求紂廢除炮格之刑。紂答應了他,還賜給他弓箭斧鉞,使他有權征伐不聽令者,讓他當西方諸侯的首領。紂任用費仲主持政務。費仲善於拍馬,又很貪財,殷人都不喜歡他。紂又任用惡來。惡來善於說人壞話,諸侯因此越發跟紂疏遠了。 

西伯回到自己的國家,暗地修德行善,有許多諸侯背叛紂而投到西伯那裏去。西伯不斷強大,紂的權威因此逐漸喪失。王子比干勸諫紂,紂不聽。商容是一個賢人,百姓喜歡他,紂卻廢而不用。等到西伯伐滅了饑國,紂的臣下祖伊知道後,認識到周是殷的大害,非常恐慌,跑去告訴紂說:“上天已經終止了我們殷朝的國運,知道天意的人不敢再說我們有好命運,大蔔龜也不再顯示吉兆,並不是先王不幫助我們後人,是王荒淫暴虐,自絕於天。所以上天拋棄我們,使我們不能安穩生活。大家都不求知道天性,都不按照常法。現在我們的人民沒有不希望我們殷朝滅亡的,他們說:‘上天為什麼不降下懲罰,天命為什麼還不到來?’現在王準備怎麼辦呢?”紂說:“我生下來不是有命在天的嗎?”祖伊回去後說:“紂已經無法勸諫了。”西伯死後,周武王東征,到了盟津,諸侯背叛殷朝來跟周人會合的有八百個。諸侯都說:“可以討伐紂了。”武王卻說:“你們還沒有知道天命。”於是就回去了。 

紂的胡作非為愈來愈厲害。微子屢次勸諫,紂都不聽,於是微子就跟太師、少師商量,下決心離紂而去。比干說:“當臣子的,就是要丟命也得據理力爭。”就在紂面前極力諫爭。紂發怒說:“我聽說聖人的心有七個竅。”就剖開比干的胸來看他的心。箕子很害怕,假裝發狂去當奴隸,紂把他囚禁起來。殷朝的太師和少師看到這種情況,就帶著祭祀時用的樂器逃往周國了。於是周武王就率領諸侯去討伐紂王,紂也發兵在別都妹邑郊外的牧野抗禦周軍。甲子那一天,紂軍大敗。紂逃回妹邑,登上鹿台,穿上他的寶玉衣,投火而死。周武王砍下紂的頭,把它掛在叫做“大白”的旗上;並殺死了妲己。(另一方面,)釋放了箕子,給比干的墓加了封土,在商容所居裏巷的大門上加了表揚他的標誌;又封紂的兒子武庚祿父為君,繼續奉祀殷的先人,並要他遵行盤庚的治國方法。殷人十分高興。於是周武王就當了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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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9/14

歷史課新課綱的消息

丸子妃:不用教專題了,許多高中老師應該會鼓掌較好吧,學生負擔也減少不少。但,新的東西會不會成為新的負擔,還很難說。只知道又要備新課囉。
 
歷史課新課綱中國史教不完 11.5學期
中國時報【林志成/台北報導】
教育部昨公告新高中歷史課綱草案,未來高一、高二共四冊歷史教科書中,台灣史、中國史、世界史的比例由原先的一比一比二調整為一比一.五比一.五。課綱也指出,「有關台、澎的文字記錄始於三國東吳與隋代相關爭議,可在教科書中一併討論」。
新高中歷史課綱草案公布後,教育部將從九月十六日到十九日分別在北、中、南、東四地召開公聽會,蒐集各界意見。如果一切順利,新高中歷史課綱將與新國文課綱一樣,都從一一學年高一生開啟實施。
新歷史課綱草案中提及「台灣史上溯到三國」議題,被一些學者質疑是「強銷統派史觀」。教育部長吳清基表示,新歷史課綱草案內容完全尊重專業,也會廣徵各界意見。
教育部歷史課綱修訂專案小組召集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黃克武說,過去高中歷史九五暫綱在施行時,第一線教學現場遇到不少困難,譬如中國史授課時數不足、高三歷史專題太過艱深等,新歷史課綱針對這些缺點加以改進。
高中九五暫綱中,台灣史一學期、中國史一學期、世界史兩學期,再加上高三整年教歷史專題。新歷史課綱則調整為,台灣史一學期、中國史一.五學期、世界史一.五學期,再加上高三上學期教「東亞文化圈、印度及伊斯蘭文化」、高三下教「歐洲文化圈、非洲及中南美洲文化」。
過去高中歷史老師一直反映,中國史分量很重,只有一學期根本教不完;而且要高三生做歷史專題,他們根本沒能力做。黃克武表示,新歷史課綱將中國史從一學期調整為一.五學期,高三也教更廣泛的世界歷史,有利於老師教學、學生學習。
台灣史有上溯到三國嗎?根據《三國志·孫權傳》及《隋書·東夷列傳》的記載,在三國時代的東吳、隋朝分別曾派人到夷洲、流求。後來一些學者考據認為夷洲、流求就是現在的台灣,但另一派學者不這麼看,引發爭論。
黃克武說,新歷史課綱裡面,並未下定論「台灣史上溯三國」,而是說「台灣史是否上溯三國仍有爭論,這議題可編進歷史教科書裡面,讓學生在課堂上討論」。他認為,「台灣史是否上溯三國」目前仍是學術爭議,課綱小組只是放到檯面上來討論。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100914/4/2czi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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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9/07

如何研究中國歷史人物

丸子妃:現在正在集中上專題人物的部分,貼文一篇給小朋友看囉
 
中國歷史研究法--「如何研究中國歷史人物」                     錢穆

  今天講「如何研究中國歷史人物」。
  歷史是人事的記錄,必是先有了人才有歷史的。但不一定有人必會有歷史,定要在人中有少數人能來創造歷史。又且創造了歷史,也不一定能繼續綿延的,定要不斷有人來維持這歷史,使他承續不絕。因此歷史雖說是屬於人,但重要的只在比較少數人身上。歷史是關於全人群的,但在此人群中,能參加創造歷史與持續歷史者,則總屬少數。似乎中國人最懂得此道理,因此中國歷史記載最主要的在人物。向來被認為正史的二十四史的體例,特別重要是列傳。可見中國人一向以人物為歷史中心。故要研究歷史,首先要懂得人,尤其需要懂得少數的歷史人物。如其不懂得人,不懂得歷史人物,亦即無法研究歷史。固然也有人脫離了人和人物中心而來研究歷史的,但其研究所得,將總不會接觸到歷史之主要中心,這是決然可知的。
  我們研究歷史的主要目的,或主要功能,是在希望人能成為一歷史人物。一歷史人物,比一專門史學家更重要。人群所需要者,乃是在此人群中,能不斷有歷史人物出現,才能持續舊傳統,開創新歷史。這比不斷有史學家出現更需要。我此講如何研究歷史人物,也可說主要用意即在此。

  但空說歷史人物,勢難從頭列數,這究將何從說起呢?我此下將試把中國歷史人物分作幾類來加以述說:
  第一類:先說關於治世盛世的人物與衰世亂世的人物。
  有人幸而生於治平盛世,但亦有人不幸而生於衰亂之世。若說歷史以人為主,要人物來創造持續,則似乎在治平盛世所出人物必較多,又較勝。在衰亂之世所出人物必會較少,又較劣。惟其所出人物多又勝,因此才成其為治平隆盛之世。惟其所出人物少又劣,所以才成其為衰亂世。我想普通一般想法應如此,但根據中國歷史看,卻並不然。
  中國歷史人物,似乎衰亂世更多過了治盛世,又且強過了治盛世。我此所謂歷史人物,乃指其能對此下歷史發生作用和影響言。而此等人物,在中國歷史上,顯然是生在亂世衰世的,更多勝過生在治平盛世的。此有歷史事實為證,不容否認。譬如孔子,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大人物。但他生於春秋末期的衰亂世,霸業已盡,時代將變。可說此一時代,已瀕臨舊曆史傳統崩潰消失的末路,勢已不可收拾,誰也挽回不過此一頹運來。孔子以後,如孟、荀、莊、老諸子生於戰國,論其時代,更不如孔子。那時天下大亂,殘局日破日壞,更是無可收拾了。然論開創此後歷史新局面,能在中國此後歷史上具有無比的大作用大影響的人物,我們總不免要數說到先秦。試問先秦人物,豈不全是些衰亂世的人物嗎?
  繼此再說到兩漢。兩漢之治盛,勝過先秦。但論人物,其在歷史上作用之大,影響之深,則決不能比先秦。又就一般言,東漢之治盛,不如西漢。但論人物對此下歷史之作用與影響,似乎更勝過西漢。因此後代人對東漢人物,也似乎較對西漢人物更重視、更敬仰。即就經學言,兩漢經學首推鄭玄。但鄭氏已生在東漢末期。他身經黨錮,下接黃巾之亂,而死在獻帝建安五年。他的一生,開始在東漢末的最衰世,而淹沒在三國初標準的大亂世。但在中國學術史上,他是何等有作用有影響的一位大儒呀!
  說到唐代,自然可說是治盛世。但唐代人物,開元以前轉似不如天寶以後。宋代雖非亂世,亦可稱衰世。但宋代人物,卻超過了唐代。尤其在南宋末年,國家將亡,出一朱子。論其在學術史上之地位,尤應越出在鄭玄之上。就其在宋以後中國歷史上之作用與影響言,殆可埒上孔子。孔子與朱子,是中國史上前後兩位最偉大的人物,卻均出在衰亂世。
  我們再講到元代,可說是中國歷史上之黑暗時代。任何衰亂世,均不能與此時期相比。元人統治中國,前後不到八十年,但在此時期中,仍出了不少人物。如元初有王應麟、胡三省與馬端臨三大史學家,他們的著作,直到今日,在中國學術史上仍有其不朽的地位。此三人對於此下歷史上之作用與影響,可謂迄今依然。下到明初,一輩開國人物如劉基、宋濂等,也都在元代黑暗時期中養成。
  明代之盛,堪與唐比。但明代人物更不如唐。王陽明出世時的明代,已是衰象呈露,大亂將起。下迨明亡,大儒輩出,比宋末元初更像樣。如顧亭林、黃梨洲、王船山。近人稱為明末三大儒,亦都堪稱為中國歷史上的偉大人物。
  綜上所陳,可見在中國歷史上,凡逢盛世治世,如漢、如唐、如明、如清,所出人物反而比較少,他們對此下歷史之作用與影響也往往比較小。至於衰世亂世,如戰國、如漢末、三國、如宋、如明末,所出人物反而比較多,其對中國歷史此下之作用與影響也比較大。我們若從二十四史中,把各時代人物作一全面的統計,便可知我前面述說之不虛。
  諸位當知,此處實為中國歷史文化傳統中一項偉大精義所在。諸位如欲瞭解此中精義,可自試讀《論》、《孟》、《莊》、《老》諸書。凡此諸書中所陳述,何一非人生最高理想,何一非人類歷史之偉大展望。但在他們書中,卻不見他們時代的衰亂實況來。諸位如欲認識他們的時代,當另讀《左傳》、《戰國策》等史籍。諸位把此兩方面會合看,便知他們之偉大處。他們雖生存在此時代之中,而他們的精神意氣,則無不超越乎此時代之外之上,而又能心不忘此時代。他們都是我所謂能主持一時代,而又能開創一時代之大人物。歷史只是人事記載,衰亂世自然多記載了些衰亂事。這些大人物,反而很少得記載上他們當時的歷史,然而他們卻轉成為此下最偉大的歷史人物。這道理也很明白,一人物生於治世盛世,他在當時某一事功上有所表現,他所表現的即成為歷史了。但在事業上表現出其為一人物,而人物本身,則決非事業可盡。因此,只憑事業來烘托來照映出一人物,此人物之真之全之深處,則決不能表現出。人生衰亂世,更無事業表現,此人乃能超越乎事業之外,好像那時的歷史輪不到他身上,但他正能在事業之外表現出他自己。他所表現者,只是赤裸裸地表現了一人。那種赤裸裸地只是一個人的表現,則是更完全、更偉大、更可貴,更能在歷史上引起大作用與大影響。
  此項理論,實應為歷史哲學上一大問題。我們固可說,所謂歷史人物,則必須該在歷史上表現出其事業來,才見其人歷史性之偉大。人若不在歷史上有表現,個何從見其在歷史上之地位與價值。如此說來,衰世亂世人物,自然比不上治世和盛世。普通就一般歷史言,似乎人物總該多出在治世和盛世,一到衰世亂世,就再沒有人物或沒有更偉大的人物出現。但在中國歷史上則不然。惟有中國,卻能在衰亂世生出更多人物,生出更多更具偉大意義與價值的人物,由他們來持續上面傳統,來開創下面新歷史。他們的歷史性價值,雖不表現在其當身,而表現在其身後。此即中國歷史文化傳統精神真價值所在,亦即是中國歷史上一項最有意義的特殊性。
 三
  第二類:關於得志成功的人物與不得志失敗的人物。
  所謂得志,指其在當時活動上或說在當時歷史舞臺上有所表現。不得志者,則當時身跑不上歷史舞臺,或跑上了而其事業終歸於失敗。誠然,歷史乃是成功者的舞臺,失敗者只能在歷史中作陪襯。但就中國以往歷史看,則有時失敗不得志的,反而會比得志而成功的更偉大。此處所謂偉大,即指其對此下歷史將會發生大作用與大影響言,而得志與成功的,在其身後反而會比較差。
  且看中國古代歷史上兩大聖人周公與孔子。周公得志在上,奠定了周代八百餘年的天下。孔子不得志,他嘗說:「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孔子自歎其不能如周公,而道終不行。但孔子對此後歷史上的作用與影響,反而比周公大。唐以前的中國人多推尊周公。故從歷史眼光來說,周公反而不能與孔子比,這亦因周公在當時是得志而成功的人物。周公的全心與全人格,反而給他的得志與成功全代表去了,也可說全掩蓋住了。孔子則是一位不得志而失敗的人物,因此孔子的全心與人格,反而更彰顯地照耀在後世。
  中國人又多愛崇拜歷史上失敗的英雄。對於在歷史上成大功立大業的英雄,如漢代的衛青、霍去病,唐代之李靖、李勣等諸名將,反而比較不重視。如岳飛、文天祥、袁崇煥、史可法等,雖然他們在事業上失敗了,反而更受後人敬仰崇拜。此又是中國人的傳統史心與中國文化的傳統精神所在。他們在當時雖失敗了,但對後來歷史言,卻是成功的,而且是大成功。歷史上每一時代的人物,必有成功與失敗之分。但人能在失敗時代中有其成功,這才始是大成功。在失敗時代中有其成功,故能引起將來歷史上之更成功。這一番道理,又是中國文化精義所在。
  從另一方面說,衛青、霍去病、李靖、李勣諸人之成功,只表現在事業上,事業表現即代表了其人。我們可以說,衛、霍、二李,其人與其事業,價值若相等。但岳飛、史可法諸人,因為他們的事業失敗了,故其事業不能代表其人,最多只代表了其人之一部分,而此等人物之整體性,則遠超乎其事業之外。我們看衛、霍、二李,只見他們擊匈奴、敗突厥,覺得他們的事到此而止了。因而其人物之本身價值,反不見有什麼突出性。但我們看那些失敗英雄時,此等人物乃被其所努力之事業拋棄在外,因而其全心全人格反而感得特別突出。宋儒陸象山曾說:「人不可依草附木。」一有依附,其人格價值便不會出色。縱使依附於事業,也一樣如此。失敗英雄,因無事業可依附,而更見出色。
  當知歷史只是認識記載,人事則此起彼落,隨表現,隨消失。只有人,始是歷史之主,始可事態之流變,而有其不朽之存在。歷史不斷在變,故一切歷史事態必然一去而不復。後一事不能即是前一事,但此一人物則永遠是此一人物。只有人物模樣,人物典型,可以永存不朽。事業到底由人物而演出。歷史雖是人事之記載,但並非人事之堆積。事之背後有人,把事業來裝點人,反把人之偉大真性減色了。正由此人在事業上不圓滿,倒反把他那個真人顯出來。
  這並不是說,在歷史上凡屬成功的人物,皆是無價值。乃是說,遭遇失敗的人物,在其深厚的歷史上,反而更顯得突出。此因人物之偉大,並不能專以其事業作代表。但此也須人物自心能識得此理,又須有史學家能為此闡發。因此我說這是中國的史心,亦正是中國歷史文化傳統之真精神所在。
 四
  第三類:要講到有表現的人物與無表現的人物。
  剛才說到,中國歷史上有許多失敗人物為當時及後世史家所推尊頌揚,他雖然失敗,但總是有所表現了。此下所講,則從一個人之有無表現來說。我們通常聽人說,某人無所表現,似乎其人無所表現即不值提。但在中國歷史上,正有許多偉大人物,其偉大處,則正因其能無所表現而見。此話似乎很難懂,但在中國歷史上,此種例,多不勝舉,亦可說此正是中國歷史之偉大處,也即是中國文化之偉大處。
  例如吳太伯,又如伯夷、叔齊,在歷史上皆可謂無所表現,而為孔子所稱道。孔子曰:「太伯其至德矣乎!三億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又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乎!」似乎孔子乃在其無表現中讚揚其已有所表現。而且是表現得極可讚揚。我們也可說,此乃是在人群社會中,在歷史上,一種不沾染不介入的表現,一種逃避脫離的表現。
  孟子也常稱頌伯夷,他說:「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他的稱頌伯夷,大意亦與孔子相同。孟子又將伯夷、伊尹、柳下惠並稱為三聖人。他說:「伊尹聖之任,伯夷聖之清,柳下惠聖之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是在政治上得志成功的人。伊尹為湯相,亦是政治上一得志人物。但伯夷、柳下惠,則並無表現,並無成功,孟子卻將他二人與堯、舜、禹、湯、伊尹相提並論,同稱之為聖人。
  後來太史公作《史記》,此為中國正史之創始,為二十四史之第一部,其體例之最重要者,厥在其以人物為中心,而特創列傳一體。但太史公又將《吳太伯世家》列為三十世家之首,將《伯夷列傳》列為七十列傳之首。他在《伯夷列傳》中,屢屢提到因于伯夷之無所表現而無可稱道,甚至其人若猶在或有或無可信可疑間,只因孔子稱頌了他。太史公又用顏淵作陪襯,他說:「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早夭……」其實顏淵也就無所表現,故太史公引來推崇伯夷無表現之偉大,而褒然列之於列傳之首。
  在孔子七十二弟子中,顏淵似乎是最無表現。孔子說:「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又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顏淵死,孔子哭之慟。並說:「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然顏淵在孔門到底是無表現,不能與子路、子貢、冉有、宰我諸人相比。故太史公亦雲:「伯夷、叔齊雖賢,顏淵雖篤學,得孔子而名益彰。」可見孔子最能看重人物之無表現之一面。孔子目此為德行,吳太伯民無得而稱,孔子卻稱之為至德。德行在孔門四科中高踞第一。太史公作《史記》可謂深得孔子之意。
  以下中國歷史上遂搜羅了極多無所表現的人物,而此等人物,亦備受後世人之稱道與欽敬,此又是中國歷史一特點。故我說此乃中國之史心,亦即中國文化傳統精義所在。諸位只有精讀中國史,深研中國歷史人物,始能對此有了悟。
  讓我姑舉數例以作說明。如春秋時代之介之推,戰國時代之先生王鬥,西漢初年之商山四皓,及魯兩生。循此以下,如東漢初年的嚴光,此人對歷史亦一無表現,但後人永遠覺得他是一個了不起人物。漢光武即帝位,以前長安太學中同學,均已攀龍附鳳,功成名遂。獨嚴光隱身不見。光武思之,乃令以物色訪之,久而後得。帝從容問光曰:「朕何如昔時?」對曰:「陛下差增于往。」因共偃臥,光以足加帝腹上。除諫議大夫,不屈。乃耕于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為嚴陵瀨。這一番故事,雖若有表現,只可說是無表現,亦可謂是表現了其無表現,此等更說不上得志與成功。似乎他既不像有志,亦不求有功。又如宋初陳摶,居華山修道,恒百餘日不起。又有林和靖,隱居西湖孤山,垂二十年,足不履城市,植梅畜鶴,時謂其梅妻鶴子。此等皆同為後世稱道。我們今天如去富春江畔,或去西嶽華山,或去杭州西湖,自然知道對這些人心焉嚮往。即使我們並不親歷其境,但也多知道他們的姓名,對於他們那種無所表現的人格,亦可謂乃只表現一無表現的人格,還像歷歷在目,這也真是怪事。
  又如三國時代,英雄人物層出不窮,大家各顯身手。可謂在此時代中人,必是各有表現者。然亦有無所表現,而被認為第一流人物,如管寧即其一例。管寧在當時,實是一無表現。但論三國人物,管甯必屈首指。他少時曾與華歆同席共讀,遇軒冕過門,歆廢書往觀,寧即與割席分坐。魏明帝時,華歆位至太尉,欲遜位讓甯,寧終不就。看來歆雖佩服甯,寧終不重視歆。史書稱其「雖出處殊塗,俯仰異體,至於興治美俗,其揆一也。」此亦孟子所雲禹、稷、顏回同道之意。其實管甯固可比顏回之不出,而華歆又豈得與禹、稷相提並論。要之,中國史家喜歡表彰無表現之人物,真是無微不至。論其事業,斷斷不夠載入歷史。但在其無表現之背後,則卓然有一人在,此卻是一大表現。這意義值得吾們深細求解。
  又如諸葛亮,好為梁父吟,每自比管仲、樂毅。他並不是不能有表現,卻又不想表現。後來劉先主三顧草廬,始肯出許馳驅。他在《出師表》中說:「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于諸侯。」今且問,此兩語是否當時諸葛真意?我且舉其友作證,一是徐庶,他知諸葛最深,應亦是一有作為人。初事劉備,曹操獲其母,庶乃辭備歸操。雖仕至禦史中丞,然在歷史上,終不見徐庶曾為曹操設一謀,劃一策。其人便如此無表現而終了。又一人如龐德公,時荊州刺史劉表屢以禮延,不能屈,隱鹿門山,采藥以終。諸葛孔明常拜於其床下,可見其人亦非不能有表現,只是寧為一無表現人。徐、龐如此,故知若非劉先主三顧草廬,諸葛定亦永無表現如徐、龐。
 五
  我們當知諸葛《出師表》兩語中,全性命是大事。懂得要全性命,自然無意求聞達。中國歷史上此種無表現的人物,真是各時代都有。他們的本領,亦只在全性命。正以全得性命,所以成得一人物,而且是至高卓至偉大的人物。我們若能彙集起寫一書,即名「中國歷史上之無表現人物」。此書亦可有大作用,大影響,至少在闡發史心,宣揚文化傳統上,可有大貢獻。
  此種尊崇無表現人物之傳統,又影響到小說。如唐人《虯髯客傳》,即是故意要描寫一個無表現之英雄。又如《水滸傳》敍述梁山泊一百零八好漢,開始卻有一位八十萬禁軍教頭王進,此人如神龍見首不見尾,也是一無表現人物。《水滸傳》作者,把此一人閑閑敘在前面,真使後面忠義堂上宋江以下一百零八位好漢,相形減色。此種筆法,可謂與太史公《史記》三十世家以吳太伯為首,七十列傳以伯夷為首,有異曲同工之妙。可謂是能直探史心的一種大手筆,諸位莫輕忽過。
  今天諸位也可說是各處在衰亂之世,不免有生不逢辰之感。然諸位一讀歷史,知道研究歷史人物,便知我們盡可做一不得志和失敗的人,或甚至做一無表現之人。這一時代是失敗了,但處此時代之人,仍可各自有成,並可有大成。只要人能有成,下面時代便可挽轉,不使常在失敗中。若人都失敗了,則一切完了,下面亦將無成功時代可期。孟子曾說:「禹、稷、顏回同道,易地則皆然。」禹、稷是有表現的人,顏回則是無表現的人,這只因時代不同。但不論有表現無表現,歷史傳統,文化精神,卻同樣主持在他們手裏。孟子又說:「人必有所不為而後可以有為。」不為正是無表現。所以若時代不許可,我們盡可不強求表現。一旦時來運轉,風雲際會,到那時自有出來表現的人。「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保留得有人,還怕歷史中斷嗎?
  昔范仲淹作《嚴子陵先生祠堂記》,末後兩句為「先生之德,山高水長。」有一人說,「德」字不如改作「風」字,范公欣然從之。上面說過,孔子四科,德行為首,而顏回、閔子騫、仲弓、冉伯牛那些德行人物,卻都是無表現的人物,故范仲淹以「德」指其人之操守與人格,但此只屬私人的。風則可以影響他人,擴而至於歷史後代,並可發生莫大影響與作用。孔子說:「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孟子亦雲:「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但孟子只言伯夷、柳下惠之風,卻不說伊尹之風,此何故?豈不因前兩人無表現,而後一人有表現?在事功上有了表現的人,反而對後世的風力少勁。因事功總不免要摻雜近時代呀,地位呀,機緣呀,遭遇呀,種種條件,故而事功總不免滯在實境中,反而無風,也不能成為風。惟有立德之人,只赤裸裸是此人,更不待事業表現,反而其德可以風靡後世。在嚴子陵本人當時,只是抱此德,但經歷久遠,此德卻展衍成風。故說「先生之德山高水長」之德字不如改風字,更見深義。否則有德之人,豈不成為一自了漢,與世無補,又何足貴?
  在中國歷史上,正為有此許多衰世亂世的人物,有此許多不得志而失敗的人物,有此許多無表現無作為的人物,才使中國歷史文化綿延不綴,直到於今,經歷了四五千年的長時期,而依然存在。故我勸諸位,處衰世亂世不足怕,就是不得志或失敗了,亦不足怕。甚至於無所表現無所作為,同樣不足怕。主要的在如何成得一人物。有了人物,下面自然會不斷有歷史。但如何才算得一人物呢?此正是我這一講演所要提出,請諸位去細心研究的。
 六
  上面所說,似乎像指中國古人所謂立德立功與立言的三不朽而言。德指的人格方面,功指的事業方面,言指的思想與學術方面。現在再就中國的文學方面略有陳述,文學不必全是立言。中國歷史上最受後代崇拜的三大文學家,屈原、陶淵明與杜甫,此三人,皆為眾熟知。屈原可說是一位在政治上不得志而失敗的人物,陶淵明則是一位不願有所表現的人物,杜甫則是意欲求有表現而終無機會讓他表現的人物。他們均以自己一份赤忱的熱情,透過文學,而表達出他們各自的心志來。上面說過,人在治世盛世,功成志得,有所表現,別人反而對他為人不易有更深的覺察。惟在衰亂之世,不得志,失敗了,或是無表現,這樣的人,凡易使人深切看出他的內心意志來,如上三人均是。
  不但文學如此,藝術亦然。如宋末鄭所南畫蘭,即是最好之一例。又如元末高士倪雲林,明末八大山人與石濤等,此等詩人畫家在歷史上可謂一無表現,但歷史卻在他們的藝術與他們的詩文上表現出來了。他們無事功可表現,所表現的則是他們之心志。由他們之心志,可以想見他們之時代,故說歷史在他們之詩文藝術上表現了。故中國人之文學,非純粹之文學。中國人之藝術,亦非純粹之藝術。重要者,乃在其內心意志一面。一人在事業上無表現,旁見側出在文學藝術作品中來表現,這亦是中國文化傳統精神之一脈。他其人可以不上歷史,但歷史卻在他身上。他可以無表現,但無表現之表現,卻成為大表現。中國有許多歷史人物皆當由此處去看。
  我在此將特地提出一「志」字。中國人常言「志士仁人」,人若無志,便亦不仁。但其所志,亦正貴在此一仁字上。孔子說:「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又說:「匹夫不可奪志」。諸位如須研究歷史人物,卻須先具一「彼人也,我亦人也,有為者亦若是」之志。若沒有了此志,則古人自是古人,歷史自是歷史,和我渺不相涉,總研究不出一所以然來。
  昔顧亭林嘗雲:「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又說:「知保天下然後知保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亭林所謂保國與亡國,是指一國之政治言。所謂保天下與亡天下,則指民族文化之絕續言。我上面所說那些歷史人物,則多是有志保天下的人。他們在歷史上,有許多亦僅只是一匹夫。但文化絕續,時運興衰之大責任,他們卻把己身來擔起。
  我們今天所處的時代,或許比歷史上任何時代更衰更亂。可是我們的處境,比起古人來,實未見困難更甚。如我們能設身處地,平心去研究我們歷史上許多處衰世亂世的人物,許多不得志失敗的人物,甚至許多無表現無作為的人物,便知今天的天下興亡,我們也實在責有難逃。若我們脫離現實,只馳心空想漢、唐盛世,只馳心空想一旦得意來做一個歷史上成功的人物,則深恐河清難俟,我們也只有嗟歎終老,但也好因此把我們的責任交卸淨盡了。
  《易經》上亦說:「天地閉、賢人隱」,隱了自然沒有所表現。中國文化之偉大,正在天地閉時,賢人懂得隱。正在天地閉時,隱處仍還有賢人。因此,天地不會常閉,賢人不會常隱。這些人乃在隱處旋乾轉坤,天地給他們轉變了,但別人還是看不見,只當是他無所表現。諸位想,這是何等偉大的表現呀!諸位若有志,不妨來搜羅隱逸,寫一部中國賢人傳,把中國歷史上那些無表現的人物,自許由、務光、吳太伯、伯夷、叔齊起,從頭敍述。我想只在正史上,又何止有千百人。他們之無所表現,正是我們日常人生中之最高表現。諸位若再搜羅到各地地方誌,及筆記小說之類,更可找出很多這類的人物。這是天地元氣所鐘,文化命脈所寄。今天我們只看重得志成功和有表現的人,卻忽略了那些不得志失敗和無表現的人。因此也遂覺到自己並無責任可言。諸位當知,中國歷史所以能經歷如許大災難大衰亂,而仍然綿延不斷,隱隱中主宰此歷史維持此命脈者,正在此等不得志不成功和無表現的人物身上。
  但在今天,我們心目中已無此等人物的地位存在。縱使尚有隱了的賢人,我們也將覿面不相識,此實是中國文化的極大不幸極大危機。我們當求再認識此等人物之可貴。人或問,我一匹夫,怎能負起天下興亡之大責?其實匹夫也好,匹婦也好,只要他能像像樣樣地做一人,便是此責已盡。
  從人物來講歷史,近人或許已認為是落伍了。至於研究歷史而注意的這些無表現的人物,近人將更認為此與歷史無關。此話亦不錯,此等人本可以不載入歷史。但歷史的大命脈正在此等人身上。中國歷史之偉大,正在其由大批若和歷史不相干之人來負荷此歷史。諸位今天,也莫要認為自己和歷史不相干,諸位亦正該負荷起此歷史之重任。
  或有人問:你是講歷史的,將來中國前途如何,你該有一看法。其實我亦哪能燭見未來。我只見向來歷史是如此,在此亂世,我亦只能說:「苟全性命,不求聞達。」諸為或許又會問,現在時代變了,人人得有一分自由,該有一番表現,為何卻要置身事外做一無表現的人?此則又須回復到我上次所講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話題。當知各人的成敗,全視其「志」「業」。但業是外在的,在我之身外,我們自難有把握要業必成。志則是內在的,只在我心,用我自己的心力便可掌握住。故對每一人,且莫問其事業,當先看其意志。
  中國古人又說「詩言志」,中國人有時把此志只在文學中詩中來表現。若我們把西方人觀點來看中國人,有時覺得像是不積極,無力量,無奮鬥精神。我亦常說中國史像似一首詩。但詩中有志,看似柔軟無力,卻已表現出無限力量。詩可以風,我們不得已而思其次,不治史,姑且學詩。中國詩裏的理想境界,則必是具有風力的。風來了,萬物滋生。諸位若能從詩中披拂到一些古人之風,諸位又若能把此風吹向他處,吹向將來。諸位當知風是無物能阻的。風大了,自能所向披靡。且待我們大家來吹噓成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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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9/06

何謂「歷史」?

何謂「歷史」?
 
文:林富士/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本文原刊載於98年度公開徵選計畫「明日的記憶」成果專刊中--
     1978年,我參加大專聯考,原本考取的是國立台灣大學哲學系,但因歷史科考了96分,獲准轉入歷史學系。當時其實也搞不清楚哲學和歷史有什麼不同,也沒打算以歷史研究為職志,只是一時興起,卻沒想到我竟從此與「歷史」糾結在一起,到現在還難分難捨。而在這三十多年的歲月裡,我經常會碰到的一個簡單卻難解的問題,也就是:何謂「歷史」?
    假如我的記憶沒有錯亂的話,我在台大歷史系所上的第一堂課是「史學導論」。那是1978年的十月,授課老師是當時的系主任孫同勛教授。他是山東人,我聽了一年的課仍無法完全聽懂他的「國語」。他的板書無論中英文都寫得漂亮,卻潦草到不易辨識。但是,他對我的影響極為深遠。他用了極多的時間和力氣要我們思辨歷史知識的特質和歷史學家的責任。他不說廢話,不講故事,不動情感,只是理智清明的不斷追問我們:什麼是歷史?事實上,他所指定的教科書之一就是英國史家E. H. Carr(1892-1982)所寫的《What is History?》(1961)。
    有趣的是,當我在1989年秋天到美國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 University)讀博士班的時候,在必修課HIS 500(Introduction to the Professional Study of History)琳瑯滿目的指定閱讀書單之中,也有《What is History?》這本老書。當然,我依然被迫要回答:歷史是什麼?
    我已經忘記自己大一或博一的時候究竟如何回答老師的提問,但我知道,我的答案始終在變動之中。而我最新的認知是:歷史是人類對於過去事物的追憶與敘述,而書寫歷史或研究歷史主要是為了幫助人類「認識自我」,了解「自我」的形成過程、當前的成就與缺憾,以及「自我」與「他者」的關聯。至於「自我」的「界域」,可以小至單一個體,也可以大至社會與國家群體。而無論是個體還是群體,其「邊界」及駐足點都會與時俱變。
    其次,我認為,理想中的歷史書寫必須先有「完備」的「史料」,凡是與「過去事物」有關的文字、圖像、聲音、影像、器物等,都必須蒐羅齊全。另外,必須設定書寫的目的及預設的讀者,以便決定書寫的語言、文體及體例。而且,書寫者必須保持「價值中立」,讓「史料」自己說話。但是,在實務上,「史料」不可能完備,「追憶」不可能無誤,書寫者不可能沒有立場。換句話說,「歷史事實」不可能百分之一百的真實再現。
    此外,我發現,「歷史書寫」者往往會以今溯古,以主體的現況追溯其源流,但在「敘述」「歷史事實」時,卻大多習慣於依時間的先後次序,順敘而下。而所謂的「歷史事實」就像一座山或是月球的本體,我們使用語言或圖像所能描寫的,永遠只是在某個時間、站在某個或某些角度所觀察到的山形或月象。本體雖然只有一個,同一個人或不同的人卻永遠可以描繪出許多歧異的景象。
    然而,任何一種「歷史敘述」都必須符合「證據法則」才可以說是「歷史事實」的某個或某些面相。而歷史學的「證據法則」接近法官審理案件時所依循的一些原則,雖然無法百分之百確保其對於「曾發生或存在之事實」的判斷「真實無誤」,但大多能符合多數人「常情」、「常理」的看法。就此而言,我們的確無法確信自己所「考證」或敘述的「歷史」絕對是「真相」。
    由於「歷史知識(歷史書寫)」具有這些特質,倘若是替「公眾」寫史,那麼,任何人所寫或編的任何一本歷史著作,都會有以下的三點限制。第一,不是聖經:歷史著作的觀點和內容不可能令所有的人都信服,閱讀者也不應全盤接受。第二,不是百科全書:歷史著作的內容不可能無所不包,也不能滿足所有人的需求。第三,不是最後的定本:歷史著作不可能永久適用,必須也必然隨著「自我」的變動而不斷改寫。
    雖然如此,若要替「公眾」寫史,歷史書寫者仍必須努力避免觸犯以下五個禁忌。第一,一家之言:歷史著作不宜只呈現編撰者一己的觀點和好惡,必須盡量讓所有不同的聲音和價值都能顯現。第二,取悅少數:歷史著作不宜為了取悅特定的「少數」而決定某些內容的取捨,必須力求滿足最大多數人的需求。第三,背離事實:歷史著作所「敘述」的「人、事、時、地、物」不能違反「證據法則」。第四,脫離現實:歷史著作所選取的內容不宜與現今的境遇毫不相干或關係甚淺。第五,時序混亂:歷史著作對於「事件」或發展(變遷)所做的「敘述」,雖然可以有「順敘」、「倒敘」及「插敘」等手法,但其時間軸必須單一、清楚、連貫而固定,不宜有跳躍、偏移、斷裂、倒錯之情形。
    因此,只要能認同這樣的「歷史」觀,並遵從上述的規範,那麼,任何人其實都可以成為歷史學家,都可以替自己或他人寫歷史,而任何「物件」都可以成為珍貴的史料。然而,這樣的認知和實務操作正面臨來自「數位科技」(包括個人電腦、手持式通訊與資訊設備、網際網路、通訊系統、以及相關的軟硬體設施)所帶來的新而嚴峻的考驗。
    我們發現,在「數位世界」裡,虛構、偽造、或篡改「歷史」,變得非常容易。因為,資料的取得、複製、變改與傳輸非常簡單,而在資訊溢載的情況下,「網路族」對於資料往往只是搜尋、瀏覽、複製、刪除或轉傳,很少人會細閱、省思其內容,更少有人會進行考證或辨偽的工作。雖然說在數位世界裡,凡用過必留下痕跡,無論是虛構、偽造、篡改,還是增刪、重組、轉傳的動作,只要是透過網際網路或通訊系統,都會製造出新而且能不斷衍化的「文本」,任何人都很難將它們根除。但是,若真要追查,還必須有專業的技能和設備,才能讓「假歷史」現出原形,而且,往往抓不到「元兇」(原創者),只能找到一些「幫兇」(協創者)。更麻煩的是,每個「文本」其實都可以看作是一種「創作」,都在「數位世界」裡佔有位置,擁有身分,至少,有計量上的價值。換句話說,進入「數位時代」,我們必須重新定義所謂的「作者」、「真假」、「抄襲」、「閱讀」、「書寫」與「歷史」。至於答案,我也還在摸索之中。
2010年8月2日寫於國立中興大學文學院
 
http://content.ndap.org.tw/index/blog/?p=2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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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9/05

學者:當年共軍打游擊 壯大自己

 

人民日報宣稱「中共領導和推動」對日抗戰,對於中共在抗戰期間的作為,國府慣於批評「一分抗日,二分應付,七分壯大自己」,大陸則全力否認。不過,學者認為,此話本身是真是假並不重要,但共黨在戰時的發展大致遵循這個原則;對中共來說,這種策略也有言之成理的正當性。

政大歷史系教授劉維開指出,所謂「一分抗日,二分應付,七分壯大自己」的說法,國府強調是來自中共內部情資,但大陸方面學者如楊奎松等,至今都強調從未見過類似的發言。

劉維開認為,就中共在抗戰中的作為而言,的確是不介入日軍與國軍的「正面戰場」,以敵後游擊為主。既然是打游擊,當然要建立並鞏固根據地,並且趁機壯大自己實力,因此即使公文上沒有這句話,但整體策略的確是如此,不過「換成任何政治團體,那時大概也都是這麼做」。

中研院院士陳永發則在「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書中指出,共產黨對自己在抗戰中的作為有一套邏輯去解釋:從不諱言自己是在擴大實力,但是堅持擴張是為有朝一日對日軍反攻,而且國府不給共黨「抗日自由」,不允許他們在地方發展,所以必須「應付」。對中共來說,「抗日」、「應付」、「壯大自己」是同一件事。

他也指出,中共堅持「在國共統一戰線中獨立作戰」,因此很清楚地自我定義,在現階段只能利用游擊方式偷襲日軍,沒有能力打硬仗,以避免成為日軍主要目標。例如彭德懷1940年發動「百團大戰」,積極攻擊日軍交通線,但隨即引發日軍警覺,對共軍發動大規模清剿,導致中共根據地大縮水。中共建國後,毛澤東批鬥彭德懷,發動百團大戰也是罪狀之一。

陳永發表示,說國共某一方「不抗日」其實沒有意義,應該說雙方都有抗日的作為,也都考慮到自己在國內權力上的位置,因此也不斷有矛盾。

【2010/09/05 聯合報】 @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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