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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9/06

何謂「歷史」?

何謂「歷史」?
 
文:林富士/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本文原刊載於98年度公開徵選計畫「明日的記憶」成果專刊中--
     1978年,我參加大專聯考,原本考取的是國立台灣大學哲學系,但因歷史科考了96分,獲准轉入歷史學系。當時其實也搞不清楚哲學和歷史有什麼不同,也沒打算以歷史研究為職志,只是一時興起,卻沒想到我竟從此與「歷史」糾結在一起,到現在還難分難捨。而在這三十多年的歲月裡,我經常會碰到的一個簡單卻難解的問題,也就是:何謂「歷史」?
    假如我的記憶沒有錯亂的話,我在台大歷史系所上的第一堂課是「史學導論」。那是1978年的十月,授課老師是當時的系主任孫同勛教授。他是山東人,我聽了一年的課仍無法完全聽懂他的「國語」。他的板書無論中英文都寫得漂亮,卻潦草到不易辨識。但是,他對我的影響極為深遠。他用了極多的時間和力氣要我們思辨歷史知識的特質和歷史學家的責任。他不說廢話,不講故事,不動情感,只是理智清明的不斷追問我們:什麼是歷史?事實上,他所指定的教科書之一就是英國史家E. H. Carr(1892-1982)所寫的《What is History?》(1961)。
    有趣的是,當我在1989年秋天到美國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 University)讀博士班的時候,在必修課HIS 500(Introduction to the Professional Study of History)琳瑯滿目的指定閱讀書單之中,也有《What is History?》這本老書。當然,我依然被迫要回答:歷史是什麼?
    我已經忘記自己大一或博一的時候究竟如何回答老師的提問,但我知道,我的答案始終在變動之中。而我最新的認知是:歷史是人類對於過去事物的追憶與敘述,而書寫歷史或研究歷史主要是為了幫助人類「認識自我」,了解「自我」的形成過程、當前的成就與缺憾,以及「自我」與「他者」的關聯。至於「自我」的「界域」,可以小至單一個體,也可以大至社會與國家群體。而無論是個體還是群體,其「邊界」及駐足點都會與時俱變。
    其次,我認為,理想中的歷史書寫必須先有「完備」的「史料」,凡是與「過去事物」有關的文字、圖像、聲音、影像、器物等,都必須蒐羅齊全。另外,必須設定書寫的目的及預設的讀者,以便決定書寫的語言、文體及體例。而且,書寫者必須保持「價值中立」,讓「史料」自己說話。但是,在實務上,「史料」不可能完備,「追憶」不可能無誤,書寫者不可能沒有立場。換句話說,「歷史事實」不可能百分之一百的真實再現。
    此外,我發現,「歷史書寫」者往往會以今溯古,以主體的現況追溯其源流,但在「敘述」「歷史事實」時,卻大多習慣於依時間的先後次序,順敘而下。而所謂的「歷史事實」就像一座山或是月球的本體,我們使用語言或圖像所能描寫的,永遠只是在某個時間、站在某個或某些角度所觀察到的山形或月象。本體雖然只有一個,同一個人或不同的人卻永遠可以描繪出許多歧異的景象。
    然而,任何一種「歷史敘述」都必須符合「證據法則」才可以說是「歷史事實」的某個或某些面相。而歷史學的「證據法則」接近法官審理案件時所依循的一些原則,雖然無法百分之百確保其對於「曾發生或存在之事實」的判斷「真實無誤」,但大多能符合多數人「常情」、「常理」的看法。就此而言,我們的確無法確信自己所「考證」或敘述的「歷史」絕對是「真相」。
    由於「歷史知識(歷史書寫)」具有這些特質,倘若是替「公眾」寫史,那麼,任何人所寫或編的任何一本歷史著作,都會有以下的三點限制。第一,不是聖經:歷史著作的觀點和內容不可能令所有的人都信服,閱讀者也不應全盤接受。第二,不是百科全書:歷史著作的內容不可能無所不包,也不能滿足所有人的需求。第三,不是最後的定本:歷史著作不可能永久適用,必須也必然隨著「自我」的變動而不斷改寫。
    雖然如此,若要替「公眾」寫史,歷史書寫者仍必須努力避免觸犯以下五個禁忌。第一,一家之言:歷史著作不宜只呈現編撰者一己的觀點和好惡,必須盡量讓所有不同的聲音和價值都能顯現。第二,取悅少數:歷史著作不宜為了取悅特定的「少數」而決定某些內容的取捨,必須力求滿足最大多數人的需求。第三,背離事實:歷史著作所「敘述」的「人、事、時、地、物」不能違反「證據法則」。第四,脫離現實:歷史著作所選取的內容不宜與現今的境遇毫不相干或關係甚淺。第五,時序混亂:歷史著作對於「事件」或發展(變遷)所做的「敘述」,雖然可以有「順敘」、「倒敘」及「插敘」等手法,但其時間軸必須單一、清楚、連貫而固定,不宜有跳躍、偏移、斷裂、倒錯之情形。
    因此,只要能認同這樣的「歷史」觀,並遵從上述的規範,那麼,任何人其實都可以成為歷史學家,都可以替自己或他人寫歷史,而任何「物件」都可以成為珍貴的史料。然而,這樣的認知和實務操作正面臨來自「數位科技」(包括個人電腦、手持式通訊與資訊設備、網際網路、通訊系統、以及相關的軟硬體設施)所帶來的新而嚴峻的考驗。
    我們發現,在「數位世界」裡,虛構、偽造、或篡改「歷史」,變得非常容易。因為,資料的取得、複製、變改與傳輸非常簡單,而在資訊溢載的情況下,「網路族」對於資料往往只是搜尋、瀏覽、複製、刪除或轉傳,很少人會細閱、省思其內容,更少有人會進行考證或辨偽的工作。雖然說在數位世界裡,凡用過必留下痕跡,無論是虛構、偽造、篡改,還是增刪、重組、轉傳的動作,只要是透過網際網路或通訊系統,都會製造出新而且能不斷衍化的「文本」,任何人都很難將它們根除。但是,若真要追查,還必須有專業的技能和設備,才能讓「假歷史」現出原形,而且,往往抓不到「元兇」(原創者),只能找到一些「幫兇」(協創者)。更麻煩的是,每個「文本」其實都可以看作是一種「創作」,都在「數位世界」裡佔有位置,擁有身分,至少,有計量上的價值。換句話說,進入「數位時代」,我們必須重新定義所謂的「作者」、「真假」、「抄襲」、「閱讀」、「書寫」與「歷史」。至於答案,我也還在摸索之中。
2010年8月2日寫於國立中興大學文學院
 
http://content.ndap.org.tw/index/blog/?p=2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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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8/20

歷史不能隨意演繹 史學家談「 歷史類文藝作品」

版主:說得好,學無止境,謙虛為懷,正史為上、實事求是,是為正史。
 
歷史不能隨意演繹 史學家談「 歷史類文藝作品」
近年來,歷史劇、歷史類文藝作品大量涌現並受到關注,似乎歷史真的熱起來了。但這種「歷史熱」中也出現不少問題,諸如歪說、曲解歷史,甚至杜撰歷史,影響著人們對歷史的正確認識。歷史與歷史劇、歷史類文藝作品究竟有何區別?歷史作品中的硬傷究竟因何造成的?學習和研究歷史應該採取怎樣的歷史觀?
  ■歷史和歷史小說的關係,就像《三國志》和《三國演義》
  主持人:近年來,歷史劇、歷史小說以及帶有歷史色彩的文藝作品大量涌現,如《雍正皇帝》、《漢武大帝》,備受人們的關注。但是,當前歷史劇和歷史類讀物中也存在很多值得注意的問題——或以正史為名,給讀者造成誤解,或以小說為名,肆意曲解歷史等等,讓真正懂歷史的人很難看下去。那麼,您認為其中的原因何在?
  孫立群(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教授):我認為主要有兩方面的原因:
  第一,歷史劇和歷史小說等歷史文學作品並非歷史。歷史和歷史劇、歷史類文學作品不是一回事兒。歷史和歷史小說的關係就像《三國志》和《三國演義》的關係那樣,前者寫的是歷史,後者則是歷史類文學作品,帶有歷史的影子和痕跡。現在,有些人誤把歷史類文學作品當作歷史,把兩者混為一談。現在的一些歷史劇和歷史小說,以歷史為名,人物關係都是歷史上的真人,但是故事情節大部分是虛構的,甚至有的胡編亂造,讓人迷惑。從歷史的角度來說,歷史本身是有原則的,是不能虛構和隨意演繹的,任何一件事情都需要有證據證明。當然,這樣寫成的文字可能會非常枯燥。有些人喜歡加一些修飾的詞語,或者用一些現代化的詞匯和語言習慣來使它生動一點。倘若不是歷史論文,從文學的角度來看的話,這也無可厚非。不過,仍舊應該有一定的原則,那就是不能脫離歷史的本來面目。比如,一個歷史人物,他在歷史上有名有姓,做過什麼,沒做過什麼都很清楚,你非要給他加上幾件他從沒做過的事情,這就不合適了。既然以歷史為名,那麼就要可信。
  第二,歷史小說讓人看不下去,還因為它們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小說。既然是小說,自然需要有作者的創作。但是現在很多小說,人物情節幾乎全用歷史真實存在的人物,雖然也有很多虛構的情節故事,但主線往往不離史書,等於史書白話版,結果是史不像史,文不像文。以前我們看很多小說,一眼就能明白,比如時間、地點、朝代背景等都有交代,但是讀者不會認為是真的。但現在的很多小說,一般讀者可能很難分辨哪些是作者虛構的,哪些是歷史上確有的事。這很容易給讀者造成誤解:到底是在看文學作品還是在看歷史?因此,我覺得作者應該在創作中有所交代,雖然麻煩,但可減少給讀者造成的誤解。
  ■正確價值觀是不能顛覆的,歷史劇和歷史文學作品不應失去底線
  主持人:中國歷來有重視歷史的傳統,那麼歷史的作用是什麼?學習歷史應堅持什麼樣的歷史觀?
  孫立群:學習歷史主要有兩個層次:第一是知識的層次,主要對青少年,以吸收歷史知識,了解歷史線索為主,為進一步學習打好基礎。第二個層次是以史為鑒,指導我們的工作,吸取歷史經驗和教訓,這對成年人和參加工作的人非常重要。以史為鑒的前提是尊重歷史的原貌,而不是隨心所欲地曲解歷史,把歷史當做達到某種目的的工具。在這方面,我們過去曾有過深刻的教訓,如「文化大革命」中的「評法批儒」,把歷史糟蹋得不像樣子,以致人們都不願意學歷史。學習歷史還很值得強調這一點,即我們學歷史並不是想替古人流淚,也不是想看故事,而是希望能夠從中得到經驗和借鑒。所以,有一些東西是不能突破的。可讓人擔憂的是,在當今的歷史小說大潮裏,不僅僅古往今來的英雄豪傑都被寫了一個遍,即便是姦佞小人也被翻出來,並且予以翻案。可是,正確價值觀是不能顛覆的。古往今來,任何時代和社會,人們總歸都是向善、求善的,基本的道德觀和價值觀是不能推翻的。
  主持人:如何看待當今的史學講壇熱?
  孫立群:讓人接受和學習歷史,也有個方法問題。對於史學工作者來說,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走大眾化、通俗化的道路。馮爾康教授在為我新出的書《解讀大秦政壇雙星——呂不韋、李斯》所寫的序中有這樣幾句話:「史學工作者應為史學知識大眾化而努力。史學家應當走進通俗性講堂和撰寫通俗讀物,以滿足大眾對歷史知識的需求。」近年來,一些史學工作者走上「百家講壇」就是這方面的體現。「百家講壇」的演講者,被有的人戲稱作「說書人」,也有學者不屑於上這種講臺,認為層次不高,有失身份,或被人議論為不務正業。其實,這些議論有很大的片面性。因為在古代瓦子裏說書的,是識字有限的人,學問不多,沒有功名,社會地位低下,讓人看不起,可是今日的演講者,是專家學者,是大學教授,他們樂於做歷史知識的普及工作,是件大好事,應當歡迎,應當尊重,應當感謝。歷史是活生生的,是最能接近人民大眾的,自古以來,在宮廷有史官專門編著史書,在民間,講史一直是老百姓喜聞樂見的事。比如,在宋代的「瓦子」中就有民間藝人說史,如「說五代史」之類,並形成演義類的史書《三國演義》、類演義的《平妖傳》等。此外,在佛寺、村社、家族中,均有各種內容講史活動,如佛史、村史、家族史等。
■歷史最忌調侃,尤其是嚴肅的題材,一調侃,就往往造成誤解
  主持人:近年來,歷史劇和歷史類文學作品在市場中可謂是「三分天下有其一」。那麼,這似乎意味著歷史真的熱起來了呢?
  孫立群:當前,歷史越來越為大眾喜歡,也可以說是一種歷史「熱」。這種現象的出現是好事,是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是現實生活的需要。但這種歷史熱與以前政治運動不同,它具有自發性、實用性,有助於人們文化素質的提升和文明程度的提高。面對這種形勢,歷史工作者要保持清醒的頭腦,要以科學、嚴肅的態度講歷史、寫歷史。我自己有個「三不原則」——不戲說,不歪說,不臆說,其中不戲說是在第一位。歷史最忌調侃,尤其是嚴肅的題材,一調侃,就往往造成誤解,尤其是對青少年,甚至對他們的價值觀產生影響。我不反對時尚,但是不能把古人也變成現在的小青年啊。歷史和文明是同步的,文明到達一定的程度,留給後人的歷史財富就越多,文明的程度越高,創造的財富也就越多,不僅僅是物質上的,還有精神上的。中國古代歷史上的富強時代,都是由它的文明程度所推動的,比如「大漢」、「盛唐」。
  ■要以信史為本,也就是以有實證的歷史為本,而不以想象的歷史和傳說為本
  主持人:我們應該用怎樣的態度和標準去看待歷史?
  孫立群:對於歷史首先要尊重,汲取歷史留給我們的遺產;但另一方面絕不能沉湎於歷史之中,我們學習歷史是為現在服務的,不是為了炫耀的。歷史終究是靜態的,是既成事實,不可能改變,對於人來說最重要的是現在,是未來。有歷史固然好,沒有歷史我們就活不了嗎?不僅要活下去,而且還要創造歷史。或者說,每個人都正在創造歷史,自己能走多遠,能留下什麼樣的歷史,不在於我們有多久遠的文明史,而在於我們現在的行動。其次是實事求是。我們的教科書中一直在強調,中華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其中確實有些不符合歷史學的內容。歷史學首先要實事求是,有就是有,沒有就是沒有。不要人為地去拉長歷史,不要主觀想象。
  總之,歷史是一個國家和民族的記憶,它能夠提供很多物質和文化上的經驗和教訓,它是客觀存在的,不是編出來的。因此,我們應該以信史為本,也就是以有實證的歷史為本,而不是以想象的歷史和傳說為本。另外一方面,社會發展總是要靠現代人,靠當下。歷史可以提供幫助,但不能決定當下。我們常說要現代化,為什麼不是古代化,因為社會的前進總是要靠現在的人。
  ■寫史學作品,猶如進入地雷陣,稍一不慎,必會留下掛彩的硬傷
  主持人:我們都知道,中國歷史的記錄,不僅時間長,而且內容精確詳細,體現著一種嚴謹的風氣。但是,近年來一些史學作品中卻不時地出現一些小錯誤或是硬傷,編者也稱之為「可以接受的錯誤」。您對此怎麼看?
  王曾瑜(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研究員):有人也許會說,如果幾十萬字一部書,出一條硬傷,有何了不起。依我之見,任何作品,對任何人,必須嚴肅對待和更正。記得我在大學時,寫一篇有關《資治通鑒》的文章,自我感覺良好,進呈鄧廣銘師,滿以為一定會得到好評。哪知鄧先生提出了嚴肅的批評,特別是說某處古文標點錯誤。我說自己是依《萬有文庫》本的斷句而標點的,鄧先生說:「《萬有文庫》的斷句錯誤多的是,你不知道?」言下之意,是我還不夠歷史係高年級的水平。五十年後,回憶此事,內心確是充滿了對老師感戴的深摯之情。古文無標點,今人加以標點,同一段文字,甲與乙可能不同,或是甲先後標點不同,但都無誤。鄧先生對我的批評,自然是標點確有錯誤,史界或稱為硬傷。鄧師的批評我幾乎忘卻,但他批評後造成我謹畏的治史心態,保留至今。現在常說什麼監督,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我確是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生怕自己的作品出硬傷,鬧笑話,取譏於前輩,似乎前輩的眼睛總是在盯著我。如今有人批評,特別是指出我的硬傷、錯字、錯誤標點之類,真有一種求之不得的歡迎和感謝。其實,寫史學作品,猶如進入地雷陣,稍一不慎,就必定會留下掛彩的硬傷,而無法抹掉。
  有一介紹夏商周斷代工程的電視片,其中解說詞竟出現如果商軍埋伏在山上,一聲炮響,殺下山來,周軍就會如何如何。居然把火藥的發明提前到三千年前。此種笑話竟發生在嚴肅的科學片中,這當然是硬傷。近年播出的電視劇《漢武大帝》,其劇情大致依據史實,不同於目前流行的戲說亂說,演員的表演都相當出色,可算是一部成功之作。編導者無疑是仔細閱讀了《史記》和《漢書》,但光讀這兩部書,顯然是完全不夠的。例如,就目前的史學研究所知,漢代的冶鐵術居世界領先地位,劇中胡編了匈奴使用西域的精鋼做刀,勝於漢劍,故引發漢武帝通西域的打算,當然是硬傷。這裏說的是外行出硬傷的情況。
  ■「你不知道,我們這類顧問,全是給編導們當擺設,根本不尊重我們的意見」
  主持人:如此的外行硬傷確實在部分史學作品中經常出現,但是不知道您是否聽過「掛名顧問」這個詞,就是一部史學作品,掛著顧問頭銜,但是作品仍漏洞百出,顧問好似虛設,或徵求了顧問意見但是仍然改動不大。您是否也遇到過類似情況?
  王曾瑜:根據個人很有限的接觸,外行對待中華古史的專門知識,也確有兩種截然相反的態度。一次,接到來自紹興的電話,說他們設計東漢哲人王充像,本擬王充坐椅,在幾案上寫作。但看了我在《文史知識》2005年第7期《從〈漢武大帝〉談古代席地而坐等禮俗》,才知道當時是席地而坐,須另外設計方案,故徵求我的意見。這算是尊重知識的一例,可惜所遇者甚少。
  我不懂西夏文,對西夏史也只有一般知識,但最初還不知影視作品一類的內幕,看了西夏的電視劇硬傷頗多,就打電話向朋友白濱先生提意見。白濱回答說:「你不知道,我們這類顧問,全是給編導們當擺設,根本不尊重我們的意見。」後來,自己也遇到類似情形。一次,參加拍岳飛的電視片,我還非常認真,看後特別給編導寫信,指出其中不少錯誤,如有人在電視片中說,岳飛是百戰百勝,但並無此事,他在淮東還是打了敗仗。結果如石沉大海,根本不予理睬。另一次,又是拍岳飛的電視片,我特別指出,岳飛書所謂《前、後出師表》,還有「還我河山」的題字,全是偽托,張政烺先生等已有精密考證。我還專門帶編導去圖書館,找出《文物》1961年第8期,讓他們使用攝像機拍了岳飛的真實墨跡。不料電視片放映時,還是播放了「還我河山」的題字,並說是岳飛年輕時所寫。其中也有我談話的錄像,豈不等于我承認「還我河山」的題字是真跡?真令人啼笑皆非。
  2003年,一位先生給我打電話,說要為紀念岳飛誕辰900周年,出一本書,請我當顧問。他簡單說了此書的內容,準備影印岳飛書寫的諸葛亮《前、後出師表》。我當即回答,這份墨跡是後人偽托,如果一定要編入,我就無法當顧問。此後我得到《壯懷激烈》書一部,金盾出版社2003年出版。書上排列了一大批顧問,前十一位依次是「王定國、季羨林、岳岐峰、劉蘭芳、馮其庸、毛岸青、邵華、史式、陶思亮、賀捷生、龔延明」。這就是目前標準的顧問商業炒作模式,其中唯一對岳飛有所研究者,只有龔延明先生一人。人們難道不能說一句,對岳飛事跡根本沒有研究,又當什麼顧問?目前,此類事情實在太多,其實,學者濫當顧問,正是不自重的表現。如空頭主編、顧問之類,外行以為榮者,內行當以為恥。
■對待治史的硬傷,關鍵在于有錯必認,知錯必改
  主持人:現在還有一些內行的學者礙于自己的「面子」問題,不去或是不願承認自己的錯誤。這是不是造成史學讀物硬傷的另一個原因呢?作為學者,又該如何對待史學作品中的硬傷呢?
  王曾瑜:其實,即使是內行,稍一不慎,也會出硬傷。如《宋會要》刑法2之17—18有一段宋仁宗時的記載:「諸州知州、總管、鈐轄、都監多遣軍卒入山,伐薪燒炭,以故貧不勝役,亡命為盜。」此段文字,我本人審閱過約七八遍,都沒有看出破綻。最近方才看出。原來在宋仁宗時,並無總管的官銜。後宋英宗時,為避宋英宗趙曙的禦諱,才將原來的部署改稱總管,而《宋會要》所載,乃是宋代史官的追改。此段文字應改為「諸州知州、〔部署〕……。」
  就像我前面說的任何作品,對任何人,首先,也包括我自己,一條硬傷就是了不起,必須嚴肅對待和更正。何況並非是新出茅廬者,這完全是不應發生的硬傷。對待治史的硬傷,關鍵還在於有錯必認,知錯必改。這本是常識,也真正是學者的面子,狡辯其實沒有一點面子。對內行人而言,狡辯其實無非是愈辨愈糟。當然,因如今的世道,人們往往不願意出來指責狡辯,於是狡辯者似乎在表面上是得勝回朝。與其花了極大精力和時間狡辯,還不如多搞點學問,但世上又有多少人想得開。有的作品甚至渾身硬傷,根本無法狡辯,而作者卻聰明地諉過於編輯,而又自詡治史者須德、才、學、識兼備。
  ■大學者的實事求是與學界的吹牛風
  主持人:就像您說的: 「有錯必認,知錯必改這正是學者的面子」,這是一種嚴謹負責的治學作風。那麼,這方面史學界的整體情況如何呢?
  王曾瑜:在史學界,張政烺先生的博學是公認的,但據我所聞,他常說自己這也不行,那也不懂。這其實是正常的。學問到了一定火候,完全知道山有多高,水有多深,而本人能爬多高,潛多深。張先生決不是對人故作謙虛,而是大學者應有的實事求是的謙遜和質樸。我人到晚年,常說對個人的學問應堅持三道底線:一是青年時代先天不足,後天失調。二是承認與前輩優秀學者在學問上有不可彌補的差距。我有時說自己是「半瓶醋」,其實,在張先生淵博的學識面前,如果說自己只有四分之一瓶醋,無疑是過高地抬舉了自己。三是除去十二年強加於自己的時間和精力的浪費,個人治遼宋金史約四十年,但自己應當老實承認對遼宋金史的大部分領域還是無知和少知的。這當然也是得益於張先生的身教。
  我向來認為,《資治通鑒》的文字在古代史書中最為流麗而曉暢,但張政烺先生卻公開承認:「如《資治通鑒》有的段落我至今尚不能確切弄懂。」自此以後,我怎麼敢說自己能全部讀懂《資治通鑒》。自己更讀不懂《宋史》,且不說如其《天文志》、《律歷志》之類,《宋史》卷194《兵志》所載「三人衙官例」、「諸軍七人例」等,就二十餘年讀不懂,直到最近,才有所解。
  在此可對比一下鄧廣銘師和漆俠大學長的學問。我多年以來一直認為宋學,即宋代儒學,是宋史研究中最難啃的一大塊硬骨頭。鄧先生論宋學的文章不多,但很精彩,他完全有學力對宋學作深入研究,只是另有其他重要研究,顧不上來。漆先生通讀二十四史(《明史》只讀部分),對馬克思主義有真誠的信仰,下功夫很深,這當然是我所不如。他已經著手深入研究宋學,可惜因醫療事故而不幸逝世,未能全部完成。我對先秦典籍不通,故面對宋學,只能望洋興嘆。這多少反映了彼此客觀的學問差距。
  任何人的學問總有弱項和缺點,不可能十全十美,應當經常從別人那裏,對照自己學問的缺陷和不足。但是,目前在學術界,小至史學界,卻刮著一股愈來愈熾烈的吹牛風,報刊上經常登載不少介紹學術成就的吹牛文字,內行的知情人當然知道,完全是虛美,將一個個小橡皮袋,吹成一個個大氣球,並且一個強似一個。另有一些沒有入門者,卻因無知或淺薄而狂妄自大,其實根本不知天高地厚,又自做「最牛」之類低俗字眼的虛假廣告。電視上見到一位老軍醫說得好,生活上要知足,學問上要知不足,事業上要不知足。我又想一下,不僅要肚裏知不足,也要自己嘴上說不足,請別人說不足,不僅可背地說不足,也應公開說不足。只有大家說不足,方能營造一種真正良好的學術環境,一種真正能夠遏制吹牛風的環境。
  (主持人:李慶英 文字整理:呂永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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