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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4/11

學人訪談錄:專訪徐泓教授

學人訪談錄:專訪徐泓教授
撰寫人:
曾美芳(長庚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專案講師、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候選人)
  徐泓教授,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學術專長為明清社會經濟史,研究領域包括鹽政史、城市史、社會風氣史及家庭人口等;教學授課之外,徐教授亦十分關注高等教育的改良,多次投身辦學事業。教授於 1973 年以〈明代的鹽法〉一文取得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學位;1985 年接任臺灣大學歷史系主任兼研究所所長;1989 年創設藝術史研究所,兼任所長。1991 年,徐教授為香港科技大學延攬,參與科大創校工作,擔任歷史講座教授,兼人文學部創部部長及人文社會科學學院署理院長,籌設華南研究中心等。回臺後兩年,徐教授於 1996 年投入位於埔里的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所)創所工作,為創所所長,並曾任教務長及代理校長。現任私立東吳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徐教授熱衷於推動臺灣明清史研究,曾任兩屆「中國明代研究學會」理事長,發起明代典籍研讀會活動,並且創辦《明代研究》學術期刊(原名《明代研究通訊》,1998 年 7 月創刊,2004 年改為今名,於 2012 年被列入 THCI 核心期刊)。教授著有《二十世紀中國的明史研究》等專書,以及〈明代的私鹽〉、〈明北京行部考〉、〈明代社會風氣的變遷〉、〈明代的婚姻制度〉(上、下)、〈《明史紀事本末》的史源、作者及其編纂水平〉等論文八十餘種,並編著有《清代臺灣自然災害史料彙編》、《清代臺灣自然災害史料新編》、《明史論文提要》等。此篇訪談錄主要以問答形式呈現,冀能彰顯徐教授的學術關懷及教授之學思歷程。
過去明代史研究在社會經濟史方面的關注不多,是什麼契機讓教授投入以鹽法為主的研究?
  投入鹽業的研究,其實受到一些現實因素影響。我讀書的時候常聽諸如計程車司機等人講到:裕隆汽車是國民黨培植的產業,壟斷臺灣的汽車工業,車子品質不佳且貴,我頗有同感,對這種壟斷有些痛恨。[1]讀碩士班時,在夏德儀老師帶領下做了許多明史論文摘要,當時看到何維凝講明代的鹽戶與何炳棣分析揚州鹽商的論文,感覺明代鹽業壟斷的情況和現代如出一轍。
  何維凝畢業於國立中央大學經濟學系,從事鹽政工作,一生收集鹽政史料。光復後,擔任臺南鹽廠廠長,將這批資料帶到臺灣,並出版《中國鹽書目錄》。何維凝去世後,他太太何龍澧芬女士將何先生畢生的文章集結為《中國鹽政史》,我後來讀到這本書,才對鹽政史料的情況有初步的認識。從該書〈序言〉中得知,何維凝的何斯美堂藏書全數捐給了中央圖書館(簡稱央圖,今國家國書館),便立刻衝到央圖去確認資料的情況。當時這批資料尚未編目,幸好央圖的館員們同意讓我先睹為快,我才能利用其中關於兩淮的一百二十種資料撰寫研究論文。後來知道主持道光年間淮鹽改革的陶澍的文集在傅斯年圖書館,可惜有目無書,幸好不久這部文集就由文海出版社影印出版。掌握了這些寶貴的關鍵史料,我的碩士論文《清代兩淮鹽場的研究》[2]才得以順利寫成。
  當時臺灣不少學者受到韋伯學說影響,很多人認同中國經濟發展沒有現代資本主義理性的這項說法,我也以為這可以用來解釋明清鹽業發展無法「近代化」的問題。中國鹽商可能是當時全世界最有錢的人,但中國鹽商資本卻沒有向資本主義轉化,這應是鹽業資本的壟斷性格,使商人不須改良產銷就可以獲取暴利。過去有段時期,臺灣學界研究氛圍不容許談資本主義萌芽,但我已注意到這個問題的存在。商人生活奢侈,送紅包、模擬士人生活藉以提高社會地位等非經濟因素,阻礙了中國資本主義發展,造成道光以後,鹽商消乏,鹽業中落。第一個討論這個問題的華人學者是何炳棣,他的論文 “The Salt Merchants of Yang-chou: A Study of Commercial Capitalism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7 [1954]),已成為鹽業史研究的經典,我的論證也是受到這篇文章的影響,但我把重點擺在鹽業生產面,討論鹽場的生產組織、生產形態與鹽場社會的階級分化。
  鹽業史研究的困難在於鹽務制度極為複雜。因為官鹽與私鹽的價差太大,鹽業的利益豐碩,所有相關的機構與人員都想要分一杯羮,政府只能一再想辦法防弊。但為防弊而設的各種辦法,漸漸造成法令滋彰而盜賊多有的情況;太多法令條例混在一起,造成「鹽」的研究者很難一開始就清楚分明,所以被戲稱為「鹽糊塗」。這個問題的複雜程度可想而知。然而,唯有將鹽務程序弄明白,才能真正釐清相關問題。於是我從三條線展開對鹽業與鹽務的研究,先從全國最重要且史料最豐富的清代兩淮鹽區入手,再研究明代全國的鹽業與鹽務。
  近年來,隨著國內外經濟發展趨勢,我們看到許多資本家與政治權勢結合,巧取豪奪,生活奢華,完全不符韋伯所謂的資本主義精神與倫理,但這些資本家不但未因此衰落,其事業反而越益興盛,這使我不得不重新思考清代鹽商衰落的原因。過去認為的奢靡說、捐輸宗族說、為善說、窖藏說等,似乎不能解釋其衰落的關鍵。因為這些鹽商衰落的因素,在鹽商興盛時就存在,不是衰落後的現象。於是我寫了〈清代兩淮鹽商沒落原因的探討〉一文,[3]修正自己過去的說法。我認為導致鹽商衰落的關鍵原因是銀錢比價,而不是過去所談的奢靡說等。鹽商賣鹽得的是銅錢,支付鹽價、鹽稅和捐輸用的是白銀,清初銀錢比價在一兩銀比銅錢八百文左右,光此一項就賺得兩成利潤,乾隆末期以後,銀錢比價大為變動,漲到一兩白銀比銅錢一千三百文至一千四百五十文,遂使鹽商在銀錢比價上要虧損三成至四成五。尤其是到了道光年間,銀錢比價的趨勢達一兩銀子比一千五、六百文錢,甚至高達兩千文以上,鹽商光是銀錢比價上的虧損就高達五、六成以上,甚至達到百分之百,運銷官鹽已經毫無利潤可言。正如魏源所說:「本高價重鹽不銷,減價敵私商失算。曩時銀賤尚支持,銀價日高銷折半。」[4]銀錢比價的虧損過大,不是其他營運利潤或政府卹商政策所能彌補,這一點,從比較乾隆中期與末期兩淮鹽商營運的成本及利潤,其盛衰關鍵就很明顯了。
  但歷史研究的開展往往受限於現存史料,如私鹽的營運與發展就是一個重要卻難以處理的問題。由於官鹽的生產場地成本僅市場價格的七十分之一,落差巨大,營運私鹽只要躲過官方的緝拿,便可獲暴利。私鹽營運需要資金外,還要冒緝私的風險;黑社會是最好的管道。可惜能看到的只有關於私鹽被抓的法令與案例,缺乏私鹽營運的具體史料;因此,難以深入處理這個問題。私鹽販運有極大風險,雖然可以買通官道上的機構,但作弊有一定的限度,不可能全部夾帶在官鹽中;因此,不可能只靠官道,大部分是另闢蹊徑。我曾在日本天理大學見過一張圖,其中就有私鹽販路。《天下郡國利病書》中亦提到,有一個小鎮因是私鹽必經之地而繁榮起來。由於材料的限制,我的研究在寫完兩本學位論文之後便暫時停下來。當時雖已知道中國大陸收藏鹽務的檔案甚多,但尚未開放,戒嚴時代也不容許我們去對岸搜集史料,難有進一步的研究成果出來。現在資料開放了,可以找到許多研究的好資料,鹽業史的研究可以繼續作較深入而仔細的研究,但我已年及古稀,恐難有成,這就有待年輕的朋友們繼續努力了。
  當年臺大博士班入學考試只考口試,通過後必須在一年之內完成資格考的筆試,才算正式入學。在和夏老師討論考試範圍的過程中,談到明代後期政治黑暗,經濟卻很繁榮的奇特現象。那時已經可以在中研院看到部分資本主義萌芽相關論著,於是老師就出了這一道題目,要我討論明代後期政治和社會經濟發展的關係。1974 年,我在臺大教書後第一次申請國科會專題計畫補助,便以這個題目提出申請。抗戰時寄存美國國會圖書館的北平圖書館藏書在 1960 年代中期送還央圖,而當時的館長蔣復驄先生奉命接掌故宮博物院後,將這批書籍帶至故宮。我一星期要教五班中國通史,只有一天空下來可以去故宮看資料,當時交通極為不便,去一趟故宮,來回得花四個小時,足足花了一年的時間才看完他們收藏的明代方志。當時調書很費時間,每本書填完申請表後,要下週才能觀看。一部方志只看風俗志,太可惜了,便把其他部分也認真地瀏覽一遍,也抄了風俗志以外的社會經濟史料,足足有五本筆記本之多,最後寫成研究報告,但沒有寫成文章。1986 年,韓國東洋史學會召開「明末社會變化與文化新傾向研討會」,邀我和中文系吳宏一教授一起去開會。我們兩個不約而同選擇關於明代後期時代變遷的議題,他講的是明代後期文體漸漸朝向通俗化、世俗化的變遷,我則談在社會經濟高度發展衝擊下的社會風氣變遷;我本來想將整理的材料完整寫出來,後來發現光是江南的部分篇幅已頗長,於是先發表了〈明末社會風氣變遷〉一文。在「第二次中國近代經濟史研討會」時,我再把華北部分寫出來,與江南作一個對照。這篇論文後來得到國科會的優等研究獎。雖然我覺得應該再做其他地方以相互對照,無奈正忙於行政工作,沒有足夠時間做研究,只好暫時放下。這方面後來有林麗月、邱仲麟、巫仁恕、王鴻泰、吳奇浩等接著做下去,已有很好的研究成果。
  2002 年,我從暨大退休,轉到東吳大學歷史系教書,擺脫一切學術行政事務的羈絆,有比較多的時間專注在研究與教學。在社會風氣變遷方面,先後發表兩篇關於明清福建社會風氣變遷的論文,完成明清廣東社會經濟與社會風氣變遷的國科會專題計畫的研究報告。[5]我發現華南的福建與廣東的社會風氣變遷趨勢雖大體與江南和華北相似,卻又各有特色。明清之際的動亂與海禁、遷海等事件,嚴重地打擊福建社會與經濟,以致風氣大為改變,「由奢入儉,由華返樸」,「風華不再」。康熙二十二年 (1683) 之後,明鄭投降,臺灣納入清朝版圖,沿海展界、復界與開海禁,農工商貿易復甦與發展,無論沿海或內地,均隨商品經濟、海外貿易的發展轉變,從衣食往行的物質文化開始,競相華侈僭越,「風華再現」,然後及於人倫道德關係之精神文化,重演明代從前期的儉約變為奢靡的社會風氣變遷歷史。令人吃驚的是廣東方志的作者,對廣東風俗的書寫注重在少數民族地區的開發及其與漢民族文化的差異;因此,方志中呈現的社會風氣變遷,與同屬華南的福建有相當的差異,這是值得進一步研究的。
教授過去曾多方面進行關於明代家庭、人口及婚姻等相關主題之研究,讓我們對於明代人在家庭、地域、國家之間的位置與限制,以及國家對於人口移動的相關作為有更多的認識。能否請教授談談您是如何注意到這些課題,以及如何進行研討的?
  讀研究所時,我曾選修當時農業推廣系楊懋春教授的「中國社會史專題」,當時我正在讀何炳棣的《明清社會史論》(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對社會階層流動很感興趣,便選擇社會階層流動巨大的先秦時代,探討儒道墨法的社會思想作為課堂報告。為此,我看了一些社會史相關研究論著,尤其佩服瞿同祖和仁井田陞的研究取徑,他們以法律條例、判例來討論其中反映的中國社會,對我很有啟發。從他們的論著中,我知道除判例外,小說的事例也可以當作史料用,於是開始讀《三言二拍》、《金瓶梅》等明代小說。我本來就愛看小說,但過去只把它們當故事書躺在床上讀,那時不同了,是坐在書桌前,嚴肅地把小說當史料讀,抄寫與論文相關的文字。後來寫了一個關於家庭的研究計畫,申請到東亞研究計畫獎助。八十年代後期,我把這篇舊稿找出來,改寫為〈明代的婚姻制度〉,發表在《大陸雜誌》上。文章中運用《古今圖書集成‧閨範典》內大量的《列女傳》女性婚姻資料,做了一個統計,把明代女性的初婚年齡、地區與時間分類表列出來,後來常被討論明代婦女與婚姻史的朋友所引用。這篇文章也得到國科會優等獎。後來主編《輔大歷史學報》的朋友希望我給他們一篇文章,我就用法律條文和小說材料,寫成〈明代家庭的權力結構及其成員間的關係〉,後來被大陸出版的多卷本《中國家庭史》引用。
  人口研究的部分,1980 年代受臺大城鄉所之邀在城市史課堂上講述南京,我找了一些南京的資料,其中涉及明太祖革命初期南京人口的構成。以往論者多認為明太祖討厭南京人,因此打下南京後將南京人遷到雲南,而從江浙遷移大量人口填補。這個說法主要見於民國時期編的《首都志》。《首都志》是地理學家王煥鏕所編,過去大家都認為這是一部很好的書。牟復禮教授 (Frederick W. Mote, 1922-2005) 在 “The Transformation of Nanking, 1350-1400”[6]一文中很是稱讚《首都志》,所以我也跟著這樣講,但後來發現此一說法有不妥之處。最明顯的問題是,明太祖當時正在創建革命根據地,怎麼可能打下南京之後把自己的老同志搬走呢?而且《首都志》說明太祖打下南京後將南京人口遷至雲南,但雲南遲至洪武十五年 (1382) 才歸屬大明帝國。再看文中引用的《天下郡國利病書》,回查史源後發現版本有問題,再往前追,文中提及此事發生在洪武十三 (1380) 等年,這也不對,更確定資料有些訛誤。
  於是我從《明太祖實錄》著手,找到洪武二十四年 (1391) 的一條資料,提到曾有人建議明太祖學習漢高祖的辦法,把全國各地有錢有勢的人搬來繁榮京師,太祖原來並不贊成,後來想想才覺得應該如此,遂下令移民一萬四千三百多戶,這就間接證明了在此之前南京並無大量的人口移入移出。後來我又比對洪武初期與洪武二十四年戶口普查得到的黃冊人口數字,由《明實錄》中找到南京洪武初年的戶數資料,進一步估算不同戶別一戶應有多少丁口,推估出洪武初年的南京人口總數,再與洪武二十四年的數字加以比對。一個地方若未出現大規模移動,人口應呈自然增長,而當時南京人口確有自然增長現象,顯然這個問題值得再深入討論。
  〈明初南京的都市規劃與人口變遷〉[7]一文受到牟復禮教授文章的啟發。他的題目很好,談明太祖如何將南京從革命根據地改變成首都,當時大家都認為這是一篇城市史經典之作。但我細讀之後,發現還有許多可深入研究之處,如都市計畫中土地分區利用的問題等。此外,牟先生引用的資料並不多,特別是《明太祖實錄》中有很多材料都沒有用上,於是我寫了這篇較長的文章,比對《明太祖實錄》的相關材料,輯成一個明太祖時代南京都城營建年表,將明太祖的政治大事與都城的營建作歷史分期,具體說明每一個階段的營建工作與明初幾個大事件之間的關係,接著討論南京都城規劃時的基本理念及其實踐。我以此文為代表作,通過教育部的教授升等。
  1981 年,中研院召開「第一屆歷史與中國社會變遷(中國社會史)研討會」,會中我提出一篇文章討論明代初年的戶口移徙,這個問題在《明史‧食貨志》中雖有一些數字,但規模多大並不清楚。後來看到譚其驤教授以湖南人來源為例討論中國的內地移民 (Internal Migration),[8]他認為研究人口必須談人口遷徙,並檢討幾種人口史資料,如族譜的優缺點,對我啟發甚大,遂以此著手,從大槐樹故事談起。當時大家開始注重數字,1978-79 年,我在哈佛進修時,曾上過 Robert W. Fogel 與 David S. Landes 合開的課 “Quantitative Method for Historians”,也想利用數字進行分析,但必須找到數據資料。從美國回來後,我曾申請哈燕社研究計畫補助,做《明實錄》分類目錄。當時從明太祖做到武宗,仔細讀了《明實錄》,我記得《明實錄》中有許多戶口遷徙數字,遂將卡片找出來,作數量統計分析,依移出、移入與時間、空間分類,推算出明太祖初年遷徙人口的最低數字,約有一百五十至一百六十萬。後來又接著做永樂年間的移徙。
 
  明初大移徙的原因很多,有的是社會經濟方面的問題,如戰亂造成荒田復墾問題;有的是全國人口空間分布的調整問題,如將人口過剩的狹鄉移到人口稀少的寬鄉。當時就將山西過多的人口遷往人口密度低的華北大平原,移去的人都依人丁數分給田地,並給農具、牛、種子,同時優免稅糧。我發現移民後農村經濟恢復很快,如一位驗收屯墾成果的官員回京向明太祖報告,明太祖瞭解情形後說:「如此則吾民之貧者少矣!」另一個原因則和軍事活動有關。明代將元末群雄投降的部隊和北方擄獲及投降的少數民族軍兵全分散至各地居住,但其領袖則留置京師,以消弭反轍。對於西南的民族,中書省本來建議遷至中原,但由於種族太複雜而放棄,改在險要地方設堡。每堡之間約六十里距離,修整道路,強化衛所體制,以加強少數民族控制。
  還有一種移民是首都移民。我發現靖難之變後,由於戰事慘烈,人口大量流失,方志上多說這是「燕王掃北」的結果。許多地方空了出來,於是明廷又由山西移了一大批人到華北平原,特別是北京所在的北平布政使司。很早以前我讀《禹貢半月刊》,看過一篇文章,談到河南汲縣找到一個關帝廟的碑,上載澤州建興鄉大陽都里長郭全帶領全里里民搬到河南汲縣西城南雙蘭屯居住的故事。[9]我以此出發,談永樂年間的移民。永樂移民的一個特點是首都遷至北京後,將大量南京官民移居北京,但北京附近因戰亂被破壞的經濟和社會秩序應如何恢復?後來在《明太宗實錄》看到永樂初年的報告說:經過四年戰亂,北京(今河北省)人口大量減少,土地荒蕪,作為首都不應如此,因此首要之務便是處理北京的人口與社會經濟恢復問題。明朝自洪武十一年 (1378) 以來,首都在南京;永樂元年 (1403),改為南北兩京制,永樂七年 (1409) 以後,永樂帝長年駐北京,除南京的六部外,另在北京設行在六部,且將北平布政司的層級提高到中央部級,特設北京行部。永樂十九年 (1421) 首都北遷,中樞移至北京,行在六部改為正式的六部,北京直屬六部管轄,北京行部遂廢。仁宗將首都移回南京時,北京行部一度復設。宣宗即位,京師北遷後再廢,遂定制。自明英宗朝以後,一般史書紀載已經混淆,多誤以為北京行部是中央部會之一,近代學者更多有誤解;這是因為行部的編制有二位尚書四位侍郎,我後來發現它其實是直隸中央的省政府。明末清初,潘檉章在《國史考異.文皇帝上.十一》已注意到這個問題,我以此出發,收集更多史料,把整個問題講清楚。這篇稿子 1994 年在普林斯頓大學的葛斯德圖書館寫成,寫完後給牟復禮先生和劉子健先生看,劉先生很高興,還幫我寫了一個跋,後來發表在《漢學研究》。[10]
  官方移民與自發移民不同,自發移民是自願的,出自地區間的吸力與推力,時間長,效果慢。明太祖和成祖想要迅速達成效果,透過規劃,強力推行,但必然有人反對,只能用強迫手段。宣德以後,雖然曾有人提議仿照洪武永樂移民例,對漢中地區進行移民,但朝廷認為時局已經穩定,不應再由官方發動移民。我沒有做自發移民,因為當時成文出版社雖出版了一些明代的鄉土志,刊載某地某村始建時,戶口從哪裡移來,是很好的史料,但臺灣這類現存的鄉土志不多,自忖必須看過很多家譜才能進行研究,遂就此停下。2003 年,曹樹基在 UCLA 黃宗智教授那邊訪問研究,回大陸時經過香港,住在我家。那時他正在寫鼠疫與人口變遷的文章,對人口史的研究很在行,我就建議他利用地利之便做田野調查,到當地廣搜家譜資料和訪談耆老。他還告訴我大陸各地新編的地名志有大量移民史料可供運用,後來他利用這些史料估算出明初的大移民有一千多萬,佔全國人口六分之一。《中國移民史》[11]第五卷〈卷後記〉就談到這段往事。
教授近年來一個重要的研究課題是關於福建、廣東築城問題的探究,我們也知道教授多年來投入城市史教學,中國城市史的課程大受歡迎,對於歷史地理研究的推廣亦不遺餘力,但這個學術領域與教授過去研究領域有一定的距離,請教您何以會注意到這些方面的研究?
  我研究城市史是從歷史地理方面入手的,後來與都市計畫相結合,主要是做城市的形制和景觀研究。我中學時就對地理產生興趣。當時高中的地理課本是師大地理系王益厓教授《中國地理》(臺北:正中書局,1957 年)的節本,高中時我買了這本書對著地圖看,將書中講的每一個地名在地圖上點出來,對中國地理區劃、河流、山川的基本知識便是由此而來。我原本想考師大史地系,但老師說師大限制太多,且要服務三年,於是我改以臺大為第一志願。但臺大地理系屬甲組,我只能以歷史系為第一志願,第二志願則是師大史地系。當年聯考的數學題目很難,很多人得零分,我也只考得十分;因此,錄取總分大為降低,歷史系大概三百三十分左右就可以進去了。我以第一名三百八十二分考進臺大歷史系,第二名是三百六十二分,我的分數在當時可以讀臺大乙組任何一個科系,自我感覺良好,與那些念理工科的建中同學相處,沒有低人一等的感覺。
  大學時代跟著夏德儀老師讀《中國通史》、《史部要籍解題》及《明清史》,大四時在夏老師指導下寫學士論文。那時臺灣的中國歷史地理教學研究仍停留在地理沿革及政區變遷的研究,不像大陸歷史地理學界大力開展以地理學的角度研究歷史上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所以我的歷史地理研究也是從地理沿革入手,當時讀《清史‧地理志》,發現不僅記載錯誤不少,且標點錯誤頗多;於是選定〈清代地理沿革考〉為學士論文題目,另起爐灶,從《清實錄》中將省、府、州、廳、縣等地方行政單位的置廢沿革資料抄出,重編《清史稿‧地理志》的地理沿革部分。那時兩岸的清代檔案還沒有公開,不能使用,也不知道臺北故宮博物院典藏圖書中有清國史館編寫的《國史地理志》;只能參考剛出版的《清實錄》。現在如果要做這個題目,能運用的史料就更原始,可以做得更好,相信大陸新編的大清史就是這樣做的。我將這本論文與《清史稿‧地理志》相核對,寫了一篇〈《清史‧地理志》初校〉一文,1977 年在《臺大文史哲學報》第二十六期發表,後來國史館校註《清史稿》和大陸編寫大清史都參考這篇論文。清代地理沿革研究還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地方,例如,清初不斷新置州縣,惹火了雍正皇帝,認為有過分擴張和濫設之嫌,下令限制。但如永寧等新縣的設置,其實有特殊目的,並非如皇帝所說的單純擴充員額。後來我將這些發現寫在〈清代地理沿革考〉的〈緒言〉中,本來碩士論文也打算以此為題再深入研究,後來因為被鹽業史的研究吸引而放棄。
  唸研究所時我選修了一門夏德儀老師開設的歷史地理相關課程。夏老師與顧頡剛先生是好朋友,受顧先生的影響,也關注歷史地理,在 1972 年退休前開了一門多年想開一直沒開成的課:「中國歷代地理」。這門課結合講授與實作,教我們研讀研究地理沿革必讀的《漢書‧地理志》,參考清人王先謙的《漢書補注》,輔以地方志地理志古蹟項下漢某城遺址在某縣某鄉某村的記載,將漢代郡國及縣的地點於民國地圖上的相應地點考證出來。最後參考楊守敬畫的《歷代輿地沿革圖》,這本歷史地圖以清朝地圖為底,黑色,上面套印紅色的漢代至明代的地圖。選課的同學,我記得有孫鐵剛(政大歷史系教授)和黃沛榮(臺大中文系教授),我們每個人分別做幾個郡,不但要寫文字考證,也要畫圖。最後我把所有資料重新整理,並補足沒人選做的郡國資料,用玻璃紙畫出西漢各郡分圖,再拼起來,畫成西漢郡國全圖。我們未受過繪製地圖的專業訓練,完全是土法煉鋼,但夏老師很高興,還請臺靜農題字。這幅地圖如今已經很破舊,前幾年送到裱背店裱裝起來珍藏。多年後,在美國看到大陸出版譚其驤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北京:中國地圖出版社,1982 年),兩相比對之下,相差不太多,好是高興。
  真正開始關注城市史,是因為我的初中同班同學茅聲燾在臺大土木系主任任內推動「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的成立,他當時找了從哥倫比亞大學回來的王鴻楷教授和哈佛大學回來的夏鑄九教授籌備。夏鑄九和其他建築學學者不同,他關懷弱勢,極富社會批判精神,主張建築與規劃不能脫離人與歷史,要求研究生必修建築史和城市史課程,以培養研究生的社會正義感、人文關懷和歷史深度。王鴻楷也是我初中同班同學,夏鑄九則是初次見面,但氣味相投,一見如故,便與內人王芝芝教授一起承接城市史的課,她教西方城市史,我教中國城市史。講中國古代城市及建築歷史的研究,離不開創始的中國營造學社,但這批學者都沒有來臺灣。為使學生接上傳統,當年夏鑄九在哈佛留學時便影印了《中國營造學社彙刊》這部禁書,偷偷夾帶回來。此後我們兩個人常常在出國時看到相關資料,如《文物》、《考古》上的古代城址考古調查和發掘報告,就把它印回來,將一些有忌諱的文詞刪去,改編為講義,1984 年由明文書局以《中國建築史論文選輯》為名出版,學生才有參考資料可讀。城鄉所規劃的城市史課程一開始找我去講述南京,此後我也一直延續這門課程。此期間我曾寫了兩篇討論明代南京的人口遷移和城市形制與城市規劃及其象徵意義的論文。
  1991 年,我接受香港科技大學的邀請籌設人文學部,我注意到人文學部員額少,要有所發展必須要有特色,於是決定以香港所在的華南地區之發展歷史作為教學研究重點之一,從澳門東亞大學找來蔡志祥博士負責,聯絡牛津大學科大衛教授 (David Faure)、耶魯大學蕭鳳霞教授、中山大學陳春聲教授、劉志偉教授和匹兹堡大學廖迪生博士、華盛頓大學張兆和博士等人發展華南研究,籌設成立了華南研究中心。他們做得很好,主張結合歷史學與人類學,並提出文獻與田野調查並重的研究理念,除個人研究成果外,還創辦了《田野與文獻: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和《歷史人類學學刊》,後來被稱為「華南學派」。我回到臺灣以後,也一直提倡華南研究,主張把臺灣史放在華南的脈絡中討論。在籌設暨南國際大學歷史系所時,就如此設計,並將臺灣史領域與華南為主要原鄉的海外華人史領域結合起來。由於臺灣這方面的師資不足,就請厦門大學陳支平教授、莊國土教授、鄭振滿教授,中山大學陳春聲教授、劉志偉教授來作一年或一個學期的客座教席,現在臺灣一些作華南歷史研究的青年學者,多從此培養出來。
  自己提倡華南研究,總也應該做些貢獻,於是之後投入福建築城和經濟發展及社會風氣變遷等相關議題的研究。研究福建築城運動,主要是讀了陳正祥的《中國文化地理》,他在書中提到中國南方沒有城,我覺得很有意思,便開始關注福建築城問題,果然發現福建早期大部分州縣並沒有城,明代才陸續有幾波築城運動,所有地方行政中心與軍事中心都興築城牆。民國時期拆牆運動興起之前,幾乎所有福建的城牆都是明代興建的。初步成果寫成〈明代福建的築城運動〉,[12]其中討論地方官員及地方士紳在築城經費籌措及營造工程統籌,啟發了費絲言《談判城市空間:都市化與晚明南京》一書對南京地區縣城營建的討論。[13]清代的城承襲明朝,在這個基礎上修建,這個部分我也收集了不少史料,但只完成初步研究報告,還未改成論文出版。在研究福建築城的基礎上,我又研究廣東的築城,明代部分初稿已經寫就,清代部分的研究則正在進行。華南的城市、城牆及其作為公共工程的營建,地方勢力與地方政府之間如何合作,也值得深究。我發現同是華南的廣東,築城的主導力量,與福建就有很大的不同。福建由地方官和士紳主導,廣東除地方官和士紳外,衛所官軍在城池營造的作用比福建大得多,其中原因還有待進一步討論,可與楊聯陞開拓性的論文〈從經濟角度看帝制中國的公共工程〉[14]對話。
教授曾跨校推動明代典籍研讀會校讀《明史紀事本末》,並在校讀過程中得到若干創獲,請問您為什麼會想要進行這樣的集體校讀活動?
  史源學的訓練是歷史學入門的基本功夫。從前我們上明史課時,《明史紀事本末》是一本主要讀物,當時一路讀下來,沒有特別的想法,總覺得這本書把明代政治史事的本末交待得很清楚,是本好的參考書。九十年代中期,我自己教明史時,就想帶著學生讀《明史紀事本末》,模仿杜維運老師校註《廿二史劄記》的方法,叫學生去找史源。這本是陳援庵創的方法,稱為史源學。夏老師也是這樣教我們的,老師曾教一位學長唸《史記》和《漢書》,比對《漢書》承襲《史記》之處。後來我讀《明史‧食貨志》,參考和田清的《明史食貨志譯註》,他們也是比對《明史‧食貨志》引用的材料後,注出《明史》記載與原始史料的差異,訂正其錯誤。
  過去大家一直認為《明史紀事本末》是一部好書,尤其史論部分寫得很好,見解高超,文字典雅。但是大家也都懷疑谷應泰這本書稿是偷來的或買來的,張心澂的《偽書通考》甚至將之列為極少數的明清偽書之一。我為了讓學生做史源學練習,就先做一個示範,當時選了〈開國規模〉,這一篇是過去普遍認為寫得較好的一篇。我根據《明太祖實錄》等原始史料與〈開國規模〉的文字一一比對後,發現差異不少,有的甚至明顯是《明史紀事本末》轉引原始史料不慎的錯誤;於是寫了〈《明史紀事本末‧開國規模》校讀:兼論其史源運用及其選材標準〉,[15]除校對文字外,並討論其作者及其史書編撰的水平問題,後來又陸續做了幾篇校讀。我到東吳大學歷史系任教後,吳懷祺教授趁來演講的機會代《史學史研究》向我邀稿,我於是把談《明史紀事本末》作者這篇文章寫出來。[16]後來我向教育部顧問室申請了一個讀《明史紀事本末》的讀書會,希望集眾人之力對這本書作徹底的校注工作,將各章各卷做出來,但到目前還沒有完成,不過已經有部分成果陸續發表,如林麗月教授發現〈江陵柄政〉內容與後面的評論立場完全相反;[17]議論的部分,邱炫煜教授發現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中的「谷應泰曰」和蔣棻的《明史紀事》(國家圖書館藏鈔本)一模一樣,同時《明史紀事》大部分章節名稱和《明史紀事本末》也完全相同,確定是谷應泰抄來或買來的。[18]當時谷應泰找了一批人來寫,每個人依據史料不同,屬於急就章,有些內容和史論是硬拼湊起來的,就編輯來說不是一部好書。張岱寫《石匱書》時在谷應泰那裡看崇禎朝的邸鈔,一方面寫自己的書,一方面也幫谷應泰寫《明史紀事本末》。胡一民研究張岱就發現《石匱書後集》中一些篇章與《明史紀事本末》內容完全相同,如李自成、張獻忠等部分,有「一稿兩投」的可能。未來希望能有時間,多找幾位朋友一起完成校注工作,出版一個新的《明史紀事本末》校注本。
教授最近有一個意義非凡的學術成果,是出版了《二十世紀中國的明史研究》,全面介紹二十世紀臺灣明清史研究成果,是一部重要的工具書。此外,過去您也曾投入大量心力整理《明史論文提要》及《清代臺灣自然災害史料新編》,請您談談投入這些資料整理工作的動機及過程。
  1960 年代中期,哈佛燕京社資助臺灣大學歷史系編寫《中國史論文提要》。在此之前,由於政治局勢的緣故,1949 年以前在大陸出版的文史論著,多因作者未來臺而被深鎖於圖書館特藏室,學生能閱讀的書刊不多,歷史系學生的學習只能依賴課堂講義及教科書。隨著臺灣政治的逐漸鬆綁,這些 1949 年以前出版的書刊,也逐漸開放,但這些書刊多藏於南港中央研究院,閱讀不甚方便。當時的系主任許倬雲老師就向哈佛燕京社申請資助編寫《中國史論文提要》計畫,動員歷史系師生,選擇重要的學術期刊論文,編寫提要。當時負責明史部分的是夏德儀老師,蔣孝瑀學長和我擔任研究生助理。後來孝瑀學長赴牛津深造,改由尹章義接替。《明史論文提要》[19]的編寫,對我全面掌握臺灣明史研究的方向與內容大有助益,但不知何故書稿並未出版。到東吳任教以後,深感這本《明史論文提要》是研讀明史的入門好書,就在李聖光主任的大力支持下,把夏老師交給我的定稿整理出版。
  1960 年代末期,正中書局為慶祝中華民國建國六十周年,打算編輯出版一套《六十年來之國學》(1974),我負責明史和臺灣史。當時我誤會了正中書局主編這套叢書的意思,他們想要做的是關於史書《明史》的研究回顧,而我卻做了民國以來六十年間學界研究明史的成果之總結,主編程發軔教授寬容大度,就依我繳交的文稿排版印行。近年來,由於資料開放,相關著述資訊完整,發現舊文遺漏和錯誤不少,於是將原只有四萬多字的文章增補為九萬多字的〈民國六十年間的明史研究:以政治、社會、經濟史研究為主〉,刊登在《明代研究》。[20] 2011 年底,承時任臺大出版中心主任的暨大老同事項潔教授邀約,將這篇新寫的研究回顧文章連同其他評介明史研究學者及其作品的文章集結起來,以《二十世紀中國的明史研究》為題出版。
  我編災害史料也和茅聲燾教授有關。當時他們主持國科會臺灣「大型防災研究計畫」(1982 年起,五年一期,共三期),研究臺灣地震、風災、水災、旱災,有儀器的資料從日據時期開始,但沒有儀器的年代只能靠史料補充,遂計畫做地震、風災、水災、旱災和冰雹雨雪等災害史料的編纂。由於計畫人員都是理工背景,對史料的蒐集考證不熟悉,於是茅聲燾找我來編一本日據時代以前的臺灣天災史料集,我就找了吳密察教授、賴惠敏教授、李今芸教授、牛道慧教授等幾位朋友,在方豪老師和曹永和院士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進行增補。[21]我們從故宮博物院藏的清朝檔案和臺灣公藏方志中抄出相關檔案資料,最後由我來逐一整理、考證和註釋,並請賴惠敏畫了一系列的清代臺灣地理沿革圖,這本書稿《清代臺灣天然災害史料彙編》1983 年由國科會出版,成為許多研究臺灣震災、風災學者的主要資料。
  1999 年九二一大地震後,災害問題愈來愈受到重視,在廈門大學陳支平教授的建議下,我在既有的基礎上進行增補工作,把過去未發現的史料,特別是大陸檔案開放後陸續發現的大量新史料納入,在暨大博士生張繼瑩君的協助下,編成《清代臺灣自然災害史料新編》。[22]新編的史料集篇幅,比原來增加了約三分之一,不但豐富了災害實況的記載內容,而且改正了一些舊編的錯誤。
臺灣明清史研究生態在近二十年來出現了極大的變化,特別是檔案、圖書資源的開放及大量資料庫的利用,改變了明清研究的方法與視野,許多國內外年輕學者投入明清史研究領域,在訪談結束之前,能否請教授給這些年輕學者一些建議?
  對於正在學習明清史及未來可能投入明清史研究的年輕朋友,我期許他們能夠從「通」、「博」、「專」三個方面努力。「通」與「博」是對歷史基本知識的掌握,「專」是對自己關注的研究領域下的功夫。但這還不夠,應該注意到史學的經世致用,及其對個人為人處世的作用。
  「通」、「博」是做研究的基本功,要研究明清史,中國通史尤其是明清通史知識要豐富,基礎要穩固,選擇幾部重要的明清通史書籍認真地讀,基本史實要記憶,人地時事應有基本概念,不能時候到了再查。「專」的部分是指自己的研究領域重要的問題及其相關論著要熟讀。在「通」、「博」的基礎上了解自己的研究與整體大歷史之間的關係,雖然為了研究所需,下筆之時不免有所取捨,但有大歷史的基礎,小歷史才不會被切開、孤立起來。做研究要從前人研究成果出發,以前人研究為基礎,並能與其他相關論著對話;因此,必須確實掌握前人和近人研究的成果。為熟悉研究行情,應讀一些研究回顧和研究入門的書,並應擺在手邊,隨時查找,如:山根幸夫的《中國史研究入門》、岸本美緒等編的《中國歷史研究入門》、日本史學會編的《史學雜誌》每年的五月號《回顧と展望》、中國社科院歷史所編的《中國史研究動態》(雙月刊)和《中國歷史學年鑑》(年刊)等,都是合適的參考。[23]要注意新書、新文章,經常逛圖書館或上 Google 搜尋,跟上研究行情。特別是幾個重要學報,如:我們的《明代研究》、《新史學》,大陸的《明史研究》、《中國史研究》、《歷史研究》、《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日本的《東洋史研究》,美國的 Ming StudiesJournal of Asian Studies,要常常去閱讀,對自己的研究領域各方面行情才能有所掌握。
  年輕朋友們對於研究領域,一定要有所抉擇,應選擇自己真正關注且有能力去處理的領域。選擇的方法是在「通」、「博」的基礎下,了解前人尚未解決的問題,並能兼顧自己的興趣。選領域儘量不要只顧追風、追流行,研究最忌諱是不問自己的興趣,不管自己的能力,盲目跟從流行的趨勢,大家在做什麼就去做什麼;每個人條件不同,如果不是己身有興趣的課題,一味追求流行,做沒有興趣的東西就會很勉強。研究所需工具的掌握也很重要,所謂的工具包括研究所需的語文與輔助學科的能力,要注意自己有沒有這些能力,如果沒有就要去補強,例如做清史可能就要花時間去學點滿文。否則,就要避免做力有未逮的題目。
  研究歷史最重要的是資料。以前學者要花很多時間上圖書館,耗費大量時間和精力去蒐集資料。現在資料蒐集越益方便,許多大部頭的書都有電子版,甚至可以檢索下載電子資料庫,省卻許多來回圖書館和抄寫資料的時間。尤其大容量的外接硬碟,越做越小,價格越來越便宜,整個圖書館藏的明清史料往往可以放入一個 2TB 的隨身硬碟,帶在身邊。許多研究期刊的資料庫如「中國期刊網」都可以在家裡與圖書館連線,隨時下載閱讀。但切記不要過分依賴資料庫,特別是可檢索的資料庫。應注意以關鍵詞檢索資料庫所蒐獲的資料往往零碎而不完整,而且不看全書往往難以真正了解該書作者的寫作用意與目的,實際上是一種斷章取義的搜集資料方法,從研究角度而言十分危險,而且許多資料庫本身並不完整;因此,一些重要史料如《明實錄》、《清實錄》這一類基本典籍應儘量自己讀過,在此基礎上進一步進行研究就容易得多。像黃仁宇就是在通讀《明實錄》的基礎下寫就他許多著名作品。另外,建議年輕學子應利用省下跑圖書館抄資料的時間,加強一般研究者較缺乏的問題意識、切入點、分析方法、解釋理論等能力,好好精讀相關領域的經典之作,研究前人研究的經典論著是如何建構問題意識,「因問求法」,選擇切入分析的方法與解釋的理論,也要注意如何組織論文的結構,如何建立論述的邏輯。唯有如此,才能從溫故出發,啟發知新,自然而然培養出自己研究的本領。
  最後,就是關於「繼承傳統」的問題。今日歷史研究與中國傳統史學最大不同在於注重事而不注重人,往往忽略歷史中人物、人群的作用。須知唯有知道人在歷史事件中扮演的角色,從中總結經驗及教訓,才對「個人」有利。今日歷史研究朝向注重食衣住行日常生活的社會文化史研究,對個人在職場上、在社會上待人接物相關的史事,對國家民族及世人命運相關的重大事件,漠不關心,尤其不論褒貶,不論是非善惡,造成歷史研究零碎化,與現實脫節,寫出來的學報論文沒什麼人愛看,甚至成為王夫之批評的「玩物喪志」之學,那麼,歷史研究就會變成只是個人在職場上混口飯吃的職業,而不是志業。我們讀歷史,為職場所需而研究、撰著自無可厚非,但還是應該要有所用。如果歷史研究能回歸中國傳統史學精神,強調歷史教訓及學習為人處事方法之初衷,以之為「為己之學」而非「為人之學」,作為志業而非職業,歷史學才不會被時代所遺棄,讀書才不會白讀。
  我們從事史學工作的人都應該好好地讀王夫之《讀通鑑論‧敘論》,學習傳統史學增長人類智慧及應世能力的方法。把歷史人物當作自己,討論他們的抉擇、抉擇的依據,評論其成敗得失。例如讀完明朝開國史之後,我們來討論如果我們是朱元璋,面對元末動亂之後的爛攤子,這個大局有哪些當務之急?找出明初國家社會面對難題的關鍵詞,一件一件討論朱元璋對問題的瞭解及其解決之道,評論其成敗得失。如果我們來做會不會也採取和朱元璋一樣的政策?如果不是,可能會帶來什麽樣的結果?把歷史情境當作我們訓練自己能力和增長智慧的場所,歷史研究就能活絡起來。雖然這不合現代學院內的規矩,可能會被譏為野狐禪,寫成的文章難以被 SSCI 或 THCI 期刊接納,但對自己的處事能力與心胸之拓展大有助益,不是只會寫學報論文的小儒,而是能應世的大儒。現代的中國學者應該有兩套本領,一方面要能寫學報論文,瞭解國際學術界的行情,與他們並駕齊驅;一方面要繼承傳統,學習古人從歷史中學習歷史人物的經世致用經驗、出處抉擇之道、成敗得失的教訓,並能將心得用於實務上,用於日常生活的為人處世上,如此,歷史學才是有用之學,才不致淪於「玩物喪志」。願與我們有志於史學的朋友共勉之!
 
後記
  徐泓教授除了在學術上卓有成就外,其藏書之豐亦廣為人知。林皎宏(筆名:傅月庵)曾撰〈我的老師和他的書〉,[24]娓娓道出徐教授對買書的痴狂與聚而不藏的慷慨風範。該文撰於徐教授自香港科大返臺之後不久,時過境遷,徐教授早已退休,搬離臺大宿舍,在大臺北華城自置書齋一間,而日常居住的景美二閑居,早已書滿為患。徐教授甚至學以致用,模仿起明代築城工法,在走道旁堆疊起一道又一道的書牆。或許正是由於徐教授廣泛的閱讀興趣與對知識的尊重,為其學術研究奠定紮實的基礎,成就其在臺灣明史研究的地位。
[1]1964-1971 年,交通部公佈「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規定營業用車限用國產汽車。
[2]徐泓:《清代兩淮鹽場的研究》(臺北:嘉新文化基金會,1972 年)。
[3]徐泓:〈清代兩淮鹽商沒落原因的探討〉,《徽學》第 7 卷(2012 年),頁 10-32。
[4][清]魏源:〈新樂府.江南吟〉,《魏源集》(北京:中華書局,1987 年),下冊,頁 675。
[5]徐泓:〈明代福建社會風氣的變遷〉,《東吳歷史學報》第 15 期(2006 年),頁 145-171。徐泓:〈風華再現:清代福建社會風氣的變遷〉,《歷史人類學學刊》第 4 卷第 2 期(2006 年),頁 37-70。“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 Customs in Ming Dynasty Fujian,” Frontiers of History in China 3.4 (2008): 551-577. 徐泓:《〈明清廣東社會經濟發展與社會風氣的變遷〉研究計畫成果報告》(臺北: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編號 NSC-96-2411-H-031-001-MY2,2009.10)。
[6]F. W. 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Nanking,1350-1400,” in G. W. Skinner, ed.,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 101-153. 中譯:牟復禮:〈元末明初時期南京的變遷〉,收入施堅雅主編,葉光庭等譯,陳橋驛校:《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北京:中華書局,2000 年)。
[7]徐泓:〈明初南京的都市規劃與人口變遷〉,《食貨月刊》復刊第 10 卷第 3 期,頁 12-46。
[8]譚其驤:〈中國內地移民史湖南篇〉,《史學年報》第 1 卷第 4 期(1932 年),頁 47-104。
[9]郭豫才:〈洪洞移民傳說之考實〉,《禹貢半月刊》第 7 卷第 10 期,頁 10。
[10]徐泓:〈明北京行部考〉,《漢學研究》第 2 卷第 2 期,頁 569-598。
[11]曹樹基:《中國移民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 年)。
[12]徐泓:〈明代福建的築城運動〉,《暨大學報》第 3 卷第 1 期(1999 年),頁 25-76。
[13]Siyen Fei, Negotiating Urban Space: Urbanization and Late Ming Nanjing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9).
[14]楊聯陞:〈從經濟角度看帝制中國的公共工程〉,《國史探微》(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3 年),頁 189-266。
[15]徐泓:〈《明史紀事本末.開國規模》校讀:兼論其史源運用及其選材標準〉,《臺大歷史學報.傅故校長孟真先生百齡紀念論文集》第 20 期(1996 年),頁 537-615。〈《明史紀事本末.嚴嵩用事》校讀:兼論其史源運用及其選材標準〉,《暨大學報》第 1 卷第 1 期(1997 年),頁 17-60。〈《明史紀事本末.南宮復辟》校讀:兼論其史源、編纂水平及其作者問題〉,《明史研究論叢.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暨明史研究室成立五十周年紀念專輯》第 6 輯(2004 年),頁 167-193。
[16]徐泓:〈《明史紀事本末》的史源、作者及其編纂水平〉,《史學史研究》2004 年第 1 期,頁 62-71。
[17]林麗月:〈讀《明史紀事本末‧江陵柄政》:兼論明末清初幾種張居正傳中的史論〉,《臺灣師大歷史學報》第 24 期(1996 年),頁 41-76。
[18]邱炫煜:〈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的史源新詮〉,《簡牘學報》第 15 期(1993 年),頁 235-257。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的篇名與史論應該是沿襲蔣棻《明史紀事》,但國家圖書館珍藏的蔣棻《明史紀事》鈔本缺〈故元遺兵〉一篇,而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卻有〈故元遺兵〉;由於國圖藏的鈔本未編頁碼,無法斷定是否原本就缺〈故元遺兵〉,還是後人裝訂時遺失。此一問題攸關蔣棻《明史紀事》與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關係之討論,此中緣由尚待研究。
[19]當時整理之摘要內容因故未能出版,相關文稿四十多年後由徐泓教授整理,2010 年以《明史論文提要》為名,夏德儀主編之名義,由東吳大學出版。
[20]徐泓:〈民國六十年間的明史研究:以政治、社會、經濟史研究為主〉(上、中、下),《明代研究》第 12、13、14 期,頁 129-170;187-232;141-162。
[21]方豪:〈二十世紀以前臺灣地震記錄彙考〉,《現代學苑》第 1 卷第 1、2、3 期(1964 年);曹永和:〈臺灣水災史〉,收入《臺灣經濟史九集》(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3 年),頁 16-25;曹永和:《臺灣早期歷史研究》(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9 年)。
[22]徐泓:《清代臺灣自然災害史料新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 年)。
[23]山根幸夫:《中國史研究入門》(東京:山川出版社,1983 年)。中譯本:山根幸夫:《中國史研究入門》(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4 年)。礪波護、岸本美緒、杉山正明:《中國歷史研究入門》(名古屋:名古屋大學出版社,2006 年)。
[24]傅月庵:〈我的老師和他的書〉,《生涯一蠹魚》(臺北:遠流出版社,2002 年),頁 115-123。
 
 
http://mingching.sinica.edu.tw/Report_detail.jsp?id=103¤tPage=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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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3/16

轉貼:明清新文化史研究指南——二十個重要課題(綱要)

補頭子轉貼:

一個新書寫作計畫
明清新文化史研究指南——二十個重要課題(綱要)

蔣竹山(東華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2013/3/15
初擬大綱
 
說明: 每個課題之下分為五部分
(1)背景
(2)當代研究
(3)重要史料
(4)討論
(5)延伸閱讀
導論
第一部分:明清新文化史的理論與方法
第二部分:研究課題
1物質與消費
2傳播與公眾社會
3商業與文化
4身體與醫療
5城市與空間
6日常生活
7書籍與出版文化
8認同與國家
9性別與社會
10文化相遇
11政治文化
12品味與時尚
13旅行與書寫
14法律與文化
15娛樂與大眾文化
16雅俗與士庶文化
17視覺與圖像
18信仰與社會
19環境與社會
20記憶與歷史
第三部分:歷史與歷史學者
第四部分: 名詞解釋


詳全文
明清新文化史研究指南——二十個重要課題(綱要)-新文化史部落格-新浪部落 http://blog.sina.com.tw/ginseng/article.php?pbgid=66120&entryid=632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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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8/14

錢穆:一生為故國招魂的史學大師


錢穆:一生為故國招魂的史學大師

     國學大師錢穆、傅斯年墨寶在香港拍賣。其中錢穆的信札,用行書寫就,字體飄逸、秀雅。信中錢穆寫道,「今日之國運,吾儕從事學術教育工作者皆不得辭其咎」。短短一句話,可見一代國學大師「以天下為己任」的胸襟。


  晶報文章介紹,錢穆,字賓四,江蘇無錫人,著名歷史學家,國學大師。其《國史大綱》被公推為中國通史最佳著作之一。1949年秋,任香港亞洲文商學院院長;1950年,在香港創辦新亞書院,使流亡學生得以弦歌不輟,也使我們今天得以撥開時間的迷霧,在嶺南的文化版圖上尋找這樣一位文化宗師的身影。

  鄉教十年,苦讀奠定學術基礎

  「東南財富地,江浙文人藪」,錢穆的故鄉在江南水鄉無錫的七房橋。父親錢承沛考中秀才後,因體弱多病,無意科名,但對兩個兒子卻寄予厚望,希望他們能讀書入仕。錢穆7歲那年,被送到私塾讀書。12歲時,41歲的父親撒手塵世。孤兒寡母,家境貧困不堪。母親寧願忍受孤苦,也不讓孩子輟學,她說:「我當遵先夫遺志,為錢家保留幾顆讀書的種子……」於是錢穆得以繼續就讀。

  無錫蕩口鎮果育學校,是辛亥革命前無錫開風氣之先的一所典型的新式學校。學校師資力量極佳,既有深厚舊學根底的宿儒,又有從海外學成歸來具有新思想的學人。當時的體操教師是21歲的錢伯圭,曾就讀於上海南洋公學,思想激進,系當時的革命黨人。他見錢穆聰敏早慧,就問他:「聽說你能讀《三國演義》?」錢穆作了肯定的回答。老師便借此教誨道:「此等書以後不要再讀。此書一開首就有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治一亂之類的話,此乃中國歷史走上了錯路,故有此態。如今歐洲英、法諸國,合了便不再分,治了便不再亂。我們當向他們學習。」此番話給年僅十歲的錢穆以極大的震動,日後他在回憶此事時說:「此後讀書,伯圭師言常在心中。東西方文化孰得孰失,孰優孰劣……餘之一生亦被困在此一問題內。」
 世事多變,錢穆在南京鐘英中學求學不久,就爆發了推翻滿清王朝的武昌起義。學校停辦,錢穆被迫輟學。他自知家貧,升學無望,雖「心中常有未能進入大學讀書之憾,但並沒有因此而意志消沉。矢志自學,閉門苦讀。年十八歲,即輾轉鄉村,執教謀生。」十年鄉教,十年苦讀,十年求索,為他以後的學術研究奠定了深厚扎實的基礎。這十年中,他在國學的研究方面成果也不少。後來,他又在朋友的介紹下,開始在無錫、蘇州等地的中學教書著述,在刊物上發表了不少學術論著。

  晚清以來,隨著社會歷史條件的深刻變化和大規模的西學東漸,諸子之學的研究逐漸興起。特別是「五四」前後,諸子研究蔚然成風。錢穆早年步入學術之門,也是在這一背景下,從子學入手,研究先秦諸子思想及諸子事跡考辨,最終完成了中國近代學術史上的名作《先秦諸子系年》。這部著作對先秦諸子年代、行事及學術淵源,以及對戰國史的研究,都作出了極大的貢獻,深得學術界的好評。陳寅恪稱其「極精湛」,「自王靜安(國維)後未見此等著作」。顧頡剛則稱讚其「作得非常精煉,民國以來戰國史之第一部著作也」 

 北大講史,與胡適並稱「北胡南錢」

  錢穆最高的文憑僅為高中(尚未畢業),完全是靠自學成才的。1930年9月,錢穆來到了人文薈萃的文化古都北平,擔任燕京大學國文系講師,開始了他人生道路上的重大轉折。這一年,錢穆剛好36歲。

  錢穆在燕大教大一、大二國文。他以扎實的國學功底和妙趣橫生的演講,贏得了學生們的肯定和歡迎。但是執教一年後,錢穆終因不適應教會大學的環境而辭職南歸。
當時的錢穆與顧頡剛兩人,在學術地位上相去甚遠,其研究方法、學術觀點等也不盡一致,但是顧對錢仍是關愛備至,1931年3月18日,他又給北大文學院院長胡適去信,極力推薦錢穆代替自己,到北大任教。

  在中國近代學術史上,有兩位「但開風氣不為師」的思想家,一位是梁啟超,一位就是胡適。錢穆在蘇州時,就曾與到蘇州中學作學術演講的胡適見過一面。當時胡適是他時時充滿敬意、景仰不已的一代學人。錢穆對諸子學的研究,有不少得益於胡氏的啟發。而胡適對錢氏也「尊重有加」。錢穆在北大史學系講中國上古史(先秦史),有人問胡適關於先秦諸子事,胡適總是說可去問錢穆,不要再問他。

  北大學風自由,教師在課堂上提出自己的觀點,學生常設疑問難,競相爭論。當時學術界討論老子問題日趨熱烈,胡適主張老子在孔子前,因孔子曾問學於老子;而錢穆、顧頡剛則主張老子在孔子後。三位先生在課堂外大家互相討論學問,是朋友;在課堂中則把自己的學術主張灌輸給學生,並且當眾批評對方的觀點。比如胡適對錢穆的《劉向、劉歆父子年譜》的考據謹嚴,十分佩服,常常對學生們做義務的宣傳;但是,在課堂上,他對錢穆等人的關於老子和《老子》一書的時代論爭,卻也慷慨陳辭,奮力抨擊。錢穆在講課中,也隨時聯繫批評胡適的一些論點,常說:「這一點胡先生又考證錯了。」

  錢穆在北大講授通史課,事實性強,不騁空論,有據有識,簡要精到,並能深入淺出,就近取譬。如他比較中西文化,喻秦漢文化猶如此室的四周遍懸萬盞明燈,打碎一盞,其餘猶亮;羅馬文化為一盞巨燈,熄滅了就一片黑暗。當時錢穆將通史課的教室設在北大梯形禮堂,面積是普通教室的三倍,「每一堂近三百人,坐立皆滿,盛況空前」。課堂之大,聽眾之多,和那一排高似一排的座位,襯得下面講台上穿著長衫的錢穆似乎更矮小了。但這位小個兒導師,卻支配著全堂的神志。一口洪亮的無錫官話,震撼了在座的每一位學生的心。他自己也說過,他上課「幾如登辯論場」。他對問題往往反覆引申,廣征博引,使大家驚異於其淵博,更驚異於其記憶力之強。在北大,他與胡適都因以演講的方式上課而馳名學校,成為北大最叫座的教授之一,在學生中即有「北胡南錢」之說。
聯大執教,編撰《國史大綱》

  抗戰爆發後,錢穆隨北大南遷。在昆明,北大與清華、南開合組西南聯合大學。錢穆繼續講授中國通史,同他在北平時講課一樣,教室內外都擠滿學生。學生對歷史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但苦於課外找不到

  這類書籍來讀。錢穆有感於此,並在朋友們的提議下,決定編撰一部中國通史。他翻出行李箱中有關中國通史的筆記,開始整理編寫。經過一年多時間的課餘奮力寫作,完成了8篇、46章,30萬字的史書。因「苦書籍之未備」只能依據他的筆記和超人的記憶力「大刀闊斧」地進行撰述,因而取書名為《國史大綱》。他在《國史大綱.引論》中談到編撰中國通史既要簡明扼要,又要做到以下二者:一者必能將我國家民族以往文化演進之真相,明白示人,為一般有志認識中國以往政治文化社會思想種種演變者所必要之知識;二者應能與舊史統貫中映照出現中國種種複雜難解之問題,為一般有志革新現實者所必備之參考。

  錢穆就是本著「通史致用」、「考史明變」的主張,按照《春秋》筆法,在《國史大綱》中考察了我國各個歷史時代的「世運興衰」和「人物賢奸」,他特別重視對歷史人物的考評,十分讚賞和推崇太史公在《史記》中創立的「列傳」體。後來,他在《張曉峰五千年史序》中談到:「史之本質雖在事,而事之主動則在人,歷史記載人事,而人為事主,無人亦何來有事。」「事非一日之事,亦非一人之事,史事成於群業……故列傳一體,實為史書中最進步最完備,而又得歷史之真情真意者。」

  錢穆畢生所學,按他自己的說法,是為了回答一個問題:當西方文明隨堅船利炮傳過來的時候,我們的傳統文化,究竟應該如何因應?我們是否應該拋棄所有傳統,全盤西化?是否中國歷史文化一無所取?二十四史,只為一帝王家譜?中國幾千年只有封建專制之黑暗統治而別無建樹?錢穆的答案是:否!此外,中國古代政權是否只掌握在貴族階級手中?錢穆的答案是:否!自漢唐以來,中國已成為一個大統一的士人政府。即權力掌握於知識精英手中。布衣可以封侯拜相,就是說普通人也有機會掌握權力。自唐以來的科舉制度,尤其打開了掌握政權的方便之門……錢穆對待歷史始終充滿了溫情和敬意,他一生學貫經、史、子、集四部,著述達千萬言以上,但是他研究學問的最後歸旨則落在文化問題上,他學問的宗旨和人生的終極關懷是中國文化的傳承問題,所以他的弟子餘英時說他「一生為故國招魂。」 
 
結緣嶺南,香港創辦書院

  1949年,大變革的前夜,錢穆憂心時局,南下廣州,在街頭遇到了老朋友張曉峰,張告訴他準備去香港辦一所學校,已經約好了謝幼偉、崔書琴。這次偶遇,錢穆恐怕根本沒有想到,竟是他拋妻棄子、永離故土的開端。歷史也沒有想到,從此,一代史學大師從此與嶺南結緣,得以在平靜的學術環境下構建自己學術研究體系,幾乎憑一己之力延續了中華文化最純粹一脈。

  在香港,自認是流亡知識分子的錢穆,除在徐複觀主持的《民主評論》發表文章外,又與謝幼偉、唐君毅、崔書琴等學者,借用華南中學在九龍偉晴街的課室三間,籌辦「亞洲文商夜學院」。亞洲文商學院在夜間上課,系夜校性質,由錢穆任院長,崔書琴任教務長,教師有唐君毅、張丕介、羅夢珊、程兆熊等。1950年秋,上海商人王岳峰斥資在九龍深水埔桂林街61- 65號購得新樓三楹,供作新校舍。占地雖不大,也無圖書館,但亞洲文商從此由夜校改為日校,並更名為「新亞書院」,錢穆出任院長。

  錢穆坦言,「我創辦新亞的動機,是因為當初從大陸出來,見到許多流亡青年,到處仿徨,走投無路,而我覺得自己是從事教育工作的人,怎忍眼看他們失學。同時,也覺得自己只有這一條適當的路可以走。雖然沒有一點把握,但始終認定這是一件應當做的事」。1949年10月10日晚上,亞洲文商學院在香港九龍佐頓道偉晴街華南中學的三樓上舉行了開學典禮。

  親眼目睹新亞書院創辦全過程的徐複觀在《憂患之文化——壽錢賓四先生》中稱:「新亞書院之創立,蓋有類於乞食團,托鉢僧」,創辦者「日則講授奔走,夜則借宿於某一中學課室。俟其夜課畢,則拼桌椅以寢;晨光初動,又倉皇將桌椅複原位,以應其早課之需。」新亞書院第一屆畢業生餘英時也回憶說:「有一年的暑假,香港奇熱,他(錢穆)又犯了嚴重的胃潰瘍,一個人孤零零地躺在一間空教室的地上養病。我去看他,心裡真感到為他難受。我問他,有什麼事要我幫你做嗎?他說:我想讀王陽明的文集。我便去商務印書館給他買了一部來。我回來的時候,他仍然是一個人躺在教室的地上,似乎新亞書院全是空的」。
事實上,錢穆心中「新亞」一詞即「新亞洲」之意,即「重新賦予亞洲以新生命」,錢穆希望把英國殖民統治下的香港,建成一個傳播中國文化、亞洲文化的中心。

  錢穆主講的中國通史課,是學校最大的號召力量。新亞書院遷入桂林街後,來訪的學人增多,限於學校的規模和經費無法一一聘請。在錢穆的倡議下,創辦文化講座,利用晚間無課的時間,每周洽請校外學者做公開的學術講演。新亞文化講座每周末晚上7至9時在桂林街校舍的四樓大教室舉行,可容納百人左右。每至周末,無論是寒暑風雨,校外來聽者常常滿座,留宿校內的新亞書院學生只好環立於旁,擠立墻角而聽。新亞文化學術講座從1950年11月開始,到1955年初舉辦了139次,共講122個專題,內容遍及新舊文學、中西哲學、史學、經學學等,其中錢穆主講有中國史學之精神、老莊與易庸、黑格爾辯證法與中國禪學、孔孟與程朱等21講,成為講座的核心力量。

  錢穆初到香港時,雖然是國內望重一時的著名學者,但是在香港這塊殖民地上,他卻是沒有很大影響力和號召力的。新亞書院建校之初,並沒有得到香港政府以及國外教育機構的基金支持,與香港唯一一所大學——香港大學相比,不啻天壤之別。新亞書院的創辦人錢穆、唐君毅、張丕介等人,懷著為中國文化延續命脈的精神,為創辦學校嘔心瀝血,鞠躬盡瘁。經過數年來的辛勤耕耘,他們的辦學理想終於引起香港各界及國際上的關注和矚目,獲得了各方面的同情和支持。

  自從1954年5月正式與中國雅禮協會合作以來,新亞書院每年得協款2.5萬美元,自此進入到了一個嶄新的發展階段。到1959年秋時,新亞書院已擁有8系1所,456名學生,成為當時香港一所享有盛譽的大學。

  為表彰錢穆的學術成就和獻身教育的精神,1955年6月27日,香港總督兼香港大學監督葛量洪在香港大學1955年畢業典禮上,授予錢穆名譽法學博士學位。這是香港大學自創辦以來,第三次頒授這樣的學位,其中一次是胡適1935年獲此殊榮。在頒授典禮上,葛量洪說:「錢先生系一著名的華人學者,他這次接受本大學的法學博士名譽學位,為本大學增光不少。」
台灣辭世,魂歸太湖水濱

  1990年8月30日晨,風雨之日,錢穆於台北杭州南路新遷寓所去世,享年96歲,身後留下一千四百萬言的著作。1992年,錢穆魂兮歸來,歸葬太湖水濱。而他留在嶺南的足跡,也被歷史一路仔細搜集,成為後人閱讀錢穆時一個繞不過去的章節。

  
余英時在錢穆逝世後為先師寫下了這樣的挽聯:


  一生為故國招魂,當時搗麝成塵,未學齋中香不散。

  萬里曾家山入夢,此日騎鯨渡海,素書樓外月初寒。

  上聯寫錢穆平生治學宗旨及入台後的書齋歲月,下聯寫錢穆前半生之選擇及心懷故土鄉魂的深情。作為錢穆嫡傳弟子的餘英時,與錢穆保持近半個世紀亦師亦友的關係,這樣一副挽聯,大概是對於錢穆一生最深情也有分量的概括。

  □錢穆大事年表

  1894年生於今江蘇省無錫市。

  1910年轉入南京私立鐘英中學,適逢武昌起義,學校停辦,遂輟學。

  1930年發表《劉向、歆父子年譜》,後任教燕京大學為任教大學之始 。

  1931年任教北京大學歷史系,並兼課清華、燕京、北師大。

  1935年出版《先秦諸子系年》。

  1937年隨政局南遷,任西南聯合大學教授。

  1939年《國史大綱》脫稿。

  1949年赴港任亞洲文商學院院長。

  1950年成立新亞書院,應邀赴台講演。

  1961年新亞書院理學院成立。

  1967年十月遷居台北。

  1968年遷入素書樓,膺選「中央研究院」院士。

  1974年撰《八十憶雙親》。

  1990年 6月遷出素書樓8月30日逝於杭州南路寓所。

  1992年歸葬蘇州太湖之濱。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2010-08-14 00:0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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