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部落公告

文章陸續新增中
2013/02/27

演講:吉朋的史學與近代歐洲的學術傳統

講 題:吉朋的史學與近代歐洲的學術傳統


講 者:楊肅獻(台大歷史系教授)



主持人:陳登武(師大歷史系專任教師兼系主任)


時 間:102年3月21日14:00 - 16:00
地 點:師大歷史系視聽教室(勤大樓4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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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2/27

張玉法院士演講:民主政治在臺灣:中國國民黨角色的檢討

專題名稱:民主政治在臺灣:中國國民黨角色的檢討

主講人:張玉法(中央研究院院士)

時間:民國102年3月16日(星期六),上午10時至12時(09:30開放入場)

地點:國史館4樓大禮堂(臺北市長沙街1段2號,總統府正後方)

聯絡電話:02-2316-1072 修纂處

※教師及公務人員全程參與者,可核發研習時數2小時
※活動結束後,可獲得「國史館文化饗宴」集點貼紙1張


連結網站:
http://www.drnh.gov.tw/MainBoard_Announcements_Views.aspx?MenuKey=21&key=vMWKL36YztNQuaqSxSPcJn39XwyzwuEzn60Kwo1pZkPnmCoalDYF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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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2/26

「口述訪談」訓練講座

補頭子版主:收到一封邀請,很想去,貼出供參考。

親愛的中國近代史學會會員:
春回大地,一元復始,在這新春之際,祝各位龍騰新世紀,蛇躍好前程。承本屆理事會諸公推舉弟擔任理事長,對這樣一個重責大任,實在是受之有愧,卻之不恭。唯有盼望全體會員共同參與,在已有的基礎與成果下,展開新的活動,讓學會在大家的努力下有更上層樓的發展。本年度的第一個活動是與國史館和中正紀念堂合辦的「口述訪談」訓練講座(行程請見付檔)將在3月4日和3月11日分兩天舉辦,邀請了10位著名的口述歷史工作者,和大家分享做口述歷史的經驗與實務。本活動將開放20個名額給本學會,歡迎各位會員踴躍報名參加。
報名專線:23161024蕭雅宏(國史館采集處)
報名信箱:
holmes@drnh.gov.tw
中國近代史學會第十屆理事長
呂芳上 敬啟2013/02/26
 
「口述訪談」訓練講座
時間:3/4、3/11(週一)兩天
地點:台北市長沙街一段二號國史館四樓大會議室
議程:

日期 時間 主講者 講題
3

4

(一)
0900-1030 陳立文 淺談口述訪談與歷史研究
1050-1220 汪士淳 口述歷史如何與傳記結合
1300-1430 張世瑛、周琇環 口述歷史經驗分享
1440-1610 侯坤宏 佛教人物口述歷史經驗談
1630-1800 石之瑜 我做口述歷史的經驗與感想
3

11

(一)
0900-1030 陳進金 口述歷史的考訂與應用
1050-1220 許雪姬 婦女口述訪談的經驗
1300-1430 羅久蓉 我對口述歷史的經驗與發想
1440-1510 林明洲 口述訪談經驗分享
1630-1800 呂芳上 口述史的理論與實際
 
會場備有講義
中午備有便當,提供全天參與者,如需素食者請提前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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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2/26

這樣便做不成學問

版主補頭子:
        錢穆晚年講《經學大要》時,曾提及他初中畢業時,請教他的中學老師,也是史學大師呂思勉,如何讀二十四史?
        呂回答說:這非常簡單,他幫錢穆規劃一天該讀多少卷,幾年讀完等等。錢從呂老師那裏看到通史之貌、通史之美,錢穆對他的學生說:「我這是學我中學先生的方法!」言語中充滿自豪。
        錢穆接著對修課的學生說:「現在諸位不這樣,諸位看不起通史,要講專史。不但只研究一部專史,而且是在一部專史中挑選一個小題目,來寫幾十萬字的論文,才能通過博士學位的考試。這樣便做不成學問。我們今天是走西漢人的路。諸位或說,我們今天走的是美國人的路,美國人的路其實便走錯了。」
        看你老師,原來我們今天的訓練是亂搞一陣。真悲哀,學外國學壞了,外國人不懂我們國史,我們也不懂,竟搞成專中之專、豆中之豆學,於是乎脫離現實,莫此為甚。(對不起,太激動了,失態、失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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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6/16

推薦醫學史與衛生史演講

丸子妃:這是我好朋友的演講,應該是通俗有趣不沉悶。

臺灣日日新講座之~~
大敵當前!-中華民國與日治台灣的衛生魔界
 
主講人:皮國立
時間:2011年7月8日(五)17:30-21:30
 
概要:
    1912至1945年的歲月,民國與台灣的歷史發展,好像是兩條平行線,沒有交集。但是在追求衛生與健康的目的上,走過那些歲月的統治者與人民,卻面臨著極其雷同的「衛生魔界」時代。處在這個魔界中的人們,面臨的是同樣的威脅─它們看不見、聽不到,總是在你最虛弱與不注意、不檢點的生活習慣出現時,攻擊你的肉體,侵吞你的生命。透過趣味又具啟發性的陳述,我們可以乘坐歷史的時光機,一起去衛生魔界探險,重現那段日日新的抗病歲月。
    醫療史乃至衛生史的研究,仍方興未艾,或在學界的研究基礎上,我們如何提出一個大範圍的人文觀察,而這些研究可以為社會大眾帶來什麼有趣的話題,又不失歷史省思的味道,是這個講論最大的目的。
講綱:
一、群魔亂舞,皆因傳染和氣虛
二、國家領袖也抓狂
三、爆漿和爆吐的虛脫地獄
四、小心,肺癆鬼出沒
五、「那話兒」淪陷-飲食男女打飛機、性疾病的歷史
六、衛生武裝與武裝衛生-殺人救人一念間
七、代結語-國家權力、衛生消費與自己「治百病」的文化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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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1/05

中華民國發展史--百年講座第八場歡迎收聽

丸子妃:這是一連串的講座,歡迎大家收聽。講歷史的節目,在台灣真的很少見。另外就是:恩師加油。

為慶祝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人文中心《中華民國發展史》撰寫計畫團隊特於中國廣播公司及國立教育廣播電台,開設「中華民國發展史--百年講座」系列,由胡忠信先生主持,邀請國內外參與《中華民國發展史》撰寫之學者接受訪談。
歡迎大家1/12禮拜三晚上扭開收音機,聽一聽中華民國一百年的艱辛與成就!

播送電台:中國廣播公司(AM648) 主持人:胡忠信先生
訪談時間:1月12日 晚上20:10
訪談人:呂芳上(東海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訪談議題:中華民國百年高等教育


http://www.nccu.edu.tw/ann/bulletin.php?bul_key=1294212893&partid=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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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2/16

轉貼:百人票選惹議國史館長請辭

丸子妃:台灣社會真是理盲又濫情,毛澤東、鄧小平不也是民國人物嗎?他們雖然後來走向不同的政治立場,但是還是在所謂的民國百年生存過,不是嗎?而且他們的票數高,也不是大陸投的,是台灣人投的啊,不是要民主嗎?我們又何時民主過?至少這件事就是政治操作。


百人票選惹議國史館長請辭
2010/12/15 22:32:00
 
(中央社記者李佳霏台北15日電)國史館館長林滿紅今天請辭獲准,她說,因「民國百人」票選活動引起社會爭議,身為機關首長當然要負起責任。但她強調,絕對未如民進黨籍立委管碧玲所指,她在處理此事有說謊。

國史館日前辦理「民國百人」網路票選,名單中出現毛澤東、鄧小平等共產黨人物,引發爭議。事後國史館將修纂處長調離主管職務,並連夜撤下活動網頁,停辦這項活動。

管碧玲上午在立法院財政委員會質詢林滿紅時,拿出1份林滿紅批可的公文,認為林滿紅事前知道民國百人名單,是「說謊的國史館館長」。

對於票選活動引起爭議,林滿紅晚間向總統馬英九請辭並獲准。林滿紅接受中央社訪問時說,「我當初是為了中日和約佈展而來」,很感謝馬總統給了讀書人完成理想的機會,出任國史館長一職。

林滿紅說,今年她為了總統副總統文物館的成立與佈展,花費許多心力,也讓民眾知道所謂「民國」的真正意涵。在國史館任職期間,她以專業貢獻所長,問心無愧。

她表示,這次「民國百人」網路票選活動引發社會爭議,身為機關首長當然要負起責任,她只希望藉由請辭負責,能讓這起爭議平息,台灣不要再內耗。

林滿紅強調,在處理這件爭議時,她絕對沒有像管碧玲所指,有任何說謊的行為。她希望返回中央研究院的學術崗位後,能持續在專業領域貢獻所長。

林滿紅1951年出生於彰化,專攻台灣史與中國晚清史,曾任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早稻田大學亞太研究所、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客座教授,2008年出任國史館長,是國史館首位女館長。991215

(中央社記者李佳霏台北15日電)國史館舉辦「民國百人」票選活動引發爭議,國史館長林滿紅今晚向總統馬英九請辭,馬總統准辭,並指派總統府副秘書長劉寶貴暫代國史館長職務,將另覓適當接任人選。

國史館日前辦理「民國百人」網路票選,名單中出現毛澤東、鄧小平等共產黨人物,引發爭議;國史館事後將修纂處長調離主管職務,並連夜撤下活動網頁,停辦活動。

對於這項爭議,林滿紅上午在立法院財政委員會被立法委員批評,晚間就向馬總統遞出辭呈。

總統府發言人羅智強晚間指出,林滿紅今晚向馬總統遞出辭呈,「林館長對於近來國史館的紛擾,深感不安,願意負起政治責任,故遞出辭呈,總統也於接到辭呈後,准予辭職」。

羅智強說,林滿紅請辭後,馬總統並指派劉寶貴暫代國史館長職務,並將另覓適當接任人選。991215
 
 
http://www.cna.com.tw/ShowNews/WebNews_Detail.aspx?Type=FirstNews&ID=201012150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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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2/05

中研院:「歷史」的戰爭不能落後

中研院:「歷史」的戰爭不能落後

蔣中正日記是否出版引發蔣家人紛爭,從所有權問題變成學術戰。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黃克武表示,希望盡快取得蔣中正日記的正體出版權,否則台灣學者將因為無法充分運用史料,在研究上落後大陸,甚至輸掉歷史詮釋權。

黃克武說,中研院希望能盡快取得全球唯一正體出版授權,在三年內出齊五十五年日記。他認為現在時機成熟,價值判定不再非黑即白大家可以用客觀公正的角度去看待蔣中正,學術界已達成盡快出版的共識,台灣學者更是需要這批重要史料來打「學術戰」。 

「這是歷史的戰爭」,黃克武指出,從二○○六年開始,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開放使用蔣中正日記,大陸學者就動用「團體的力量」到加州把日記抄回大陸,但抄本不全,也可能包含不同歷史的詮釋,對日記的流傳並不好,因此「出版完整日記迫在眉睫」。 

【聯合報╱記者陳幸萱/台北報導】
【2010/12/03 聯合報】 @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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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2/02

大學生打工賺錢 王建煊:笨死了

丸子妃:我覺得他說的很對,但媒體曲解的很厲害。好像把讀書和不顧學生生計和死活對立起來了。應該採折衷之說法:有能力則應多讀書,廣泛涉獵。但生活有困難者,則必須打工,兼顧學業為上。


大學生打工賺錢 王建煊:笨死了

自由時報記者游明金/宜蘭報導〕監察院長王建煊昨天參加「閱讀宜蘭.學習型城市」講座,分享閱讀經驗,談到大學生打工問題,批評打工是賤賣大學黃金時間,把黃金時間當成石頭賣掉,真的是「笨死了」。

一小時80元 賤賣黃金時間

王建煊強調讀書很重要,要選好書來讀,他喜歡讀名人傳記,名人傳記是經驗累積,擷取經驗,不要走別人跌倒的路,比較容易成功;他鼓勵看書要劃重點、作筆記,有時候,書裡一句話就可以感動及影響別人。

王建煊話鋒一轉,批評大學生有夠差勁,跑去打工賺錢,一小時八十元,賤賣黃金時間多可惜!有時還蹺課,打工一天賺七、八百元,騎機車載女朋友轉來轉去,吃個牛排就沒了,大學四年是最後念書時間,不好好念書,把最寶貴的黃金時間當石頭賣掉,真的笨死了。

他還提及,大學生打工普遍,主要原因是嚐到金錢甜美,被金錢迷惑,讀書時間少了,學校招生不足也不敢得罪學生,馬馬虎虎就畢業了,結果成績慘不忍睹,沒打下基礎,一輩子都後悔。

「金錢甜美 害死很多人」

他指出,尤其糟糕的是,大學生把黃金時間當石頭賣掉,還沾沾自喜覺得不錯,沒打工的還羨慕打工的,怎麼會有這樣的社會狀況?怎麼會流行這樣想法?金錢雖甜美,卻害死很多人,官員貪污也是這樣,嚐到金錢甜美,很多罪惡就是這樣來的。

王建煊說,學生打工另一個理由是可以得到工作經驗,這是美化說詞,「少來這一套」,大學好好念書,畢業的第一年當打工年、當實習經驗年,不就可以嗎?如果家裡實在窮,不打工沒有辦法,他鼓勵清寒貸款,不要把大學黃金時間賣掉。

王建煊也感嘆,現在大學生都不買書,不買書要怎麼讀書?校門口附近影印店最多,學生的書很多是影印的,老師教到那裡才印到那裡。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101202/78/2i8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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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2/01

兩蔣日記 蔣家兩代爆爭繼承權

瑩瑩:最近忙教學、忙孩子,都沒空上來更新,多謝大家持續支持。就讓我繼續狂貼歷史學的文章和消息吧。
 
兩蔣日記 蔣家兩代爆爭繼承權
「兩蔣日記」引爆蔣家兩代跨海爭繼承權大戰!蔣家第四代蔣友梅跨海發律師函,主張自己是兩蔣日記法定繼承人之一,要求嬸嬸蔣方智怡出面,協助與胡佛研究所重新簽訂合約,否則將採取法律行動。
    「兩蔣日記」是蔣中正、蔣經國兩位故總統日記,記載中國近代史重大發展與決策過程,極具研究價值。二○○五年一月十日時,蔣孝勇遺孀蔣方智怡以蔣家代表身分,與美國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簽署保管合約,交付胡佛研究所保管,後來還公開供人研究查閱。
    根據蔣友梅聲明稿,兩蔣日記法定繼承權,應屬蔣經國全體法定繼承人「共同公有」,包括蔣孝章、蔣蔡惠媚、蔣方智怡、蔣友梅、蔣友蘭、蔣友松、蔣友柏、蔣友常與蔣友青九人,蔣方智怡僅是其中之一,卻擅自與胡佛研究所簽約,侵害其他法定繼承權人的合法權利,令人無法認同。
    蔣友梅透過聲明稿表示,她本人也是兩蔣日記法定繼承人之一,長期居中協調,希望蔣方智怡出面,促成全體法定繼承人與胡佛研究所重新簽約,卻始終無法得到善意回應。
    蔣友梅表示,她與其他法定繼承人不會姑息蔣方智怡行為,若有必要,將在適當時機採取必要法律行動,以維護兩蔣日記所有法定繼承人的權利,確保所有法定繼承人共同承擔保存、並保護先人歷史遺產的責任。
    有關兩蔣日記是否出版,蔣友梅提到,多數法定繼承人樂觀其成,但前提是全體繼承人必須與胡佛研究所重新簽約,一併解決蔣方智怡未獲授權、擅自處分兩蔣日記事宜,避免國人或國際間對於日記權利歸屬引發爭議。
    蔣方智怡當時表示,兩蔣日記與中國歷史息息相關,蔣家不希望私自擁有,希望把這些文件交由國際認同的專家,以公正、公開的方式收藏、研究。
    蔣友梅昨天以第四代家屬身分,跨海發出律師函,形同「姪女挑戰嬸嬸」、「第四代槓上第三代」,成為蔣家兩代跨海爭產風暴。
    對於蔣友梅發出律師函,蔣方智怡秘書昨表示,「連繫不上,無法取得回應。」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101201/2/2i6h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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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9/27

緬懷「民國人」 中國掀熱潮

丸子妃:民國是我國還是外國,許多學生都不知道吧?哈哈

這兩年,中共政府不斷要求和台灣展開政治對話,「中華民國」如何定位,成了涉台學者的熱門課題。但早在「中華民國」成為政治顯學之前,歷史、文化上的「民國熱」已在大陸民間流行多時。近來知名畫家陳丹青接受大陸媒體採訪時提出一個詞「民國範兒」,再次煮沸大陸的「民國熱」。依照中共書寫的歷史,中華民國起於一九一二年,亡於一九四九年。因而在這一段時間出生、成長的中國人,就稱為「民國人」。胡適、張愛玲是民國人;周恩來、劉少奇等中共一代元老,也無一不是民國人。

但這不僅僅是從時間區分,而是如陳丹青說:「範兒,是一種『樣子』」,也就是「民國人」特有的精神、氣節、面貌、習性、禮儀。陳丹青所謂「看」民國人的「樣子」,原本的確是一種視覺經驗。因為這幾年,「老照片」之類的書籍在大陸市場反應奇佳。對許多大陸年輕人而言,清末民國既熟悉又陌生,雖然早在歷史課本裡讀得爛熟,但文化的傳承,早在文革時期就一刀兩斷。

另一位醉心民國史的學者,廈門大學教授謝泳日前在一場論壇上直言,「民國的開放風氣,保障了頂級的創造力得以發揮。」如果用諾貝爾獎當指標,得獎的中國人,他們受的大學教育,不是在民國,如楊振寧、李政道,就是後來在台灣。在人文學科,像余英時這樣的大師級學者,受的也是民國教育。在當今的科學界,謝泳說,中國大陸沒有任何一本權威的學術期刊,但在民國時期,中國的農業、數學以及協和醫院辦的「中國生理學」,都是世界一流的期刊,能夠吸引外國學者將稿件投到中國來。「那是一個好的時代,精神是昂揚的,社會是開放的。」謝泳說,在人文、藝術上,被廣泛肯定的作家和學者,胡適、錢穆、林語堂、張愛玲、魯迅,也都是民國人。「有這樣的成就,如果還有人要說,那完全是個人吃人的黑暗時代,肯定說服不了任何人。」但這樣的談法,會不會過度美化了民國時期?

對此,謝泳說,九○年代以前,民國對大陸人而言,只有政治,這樣的歷史是由「勝利者書寫的」。近年來,大陸人更有興趣的是民國的社會生活、經濟、文化和教育等層面。謝泳說,愈進到這些領域裡,愈會發現民國時代的成就,遠遠超過後來由共產黨統治的六十年,就算有知識份子在內戰時選擇留在大陸,到了文革時期,也被整肅得乾乾淨淨,「如今談論民國,其實是對當下中國社會的反思。」「民國作為國體,是短命的……然而唯其短暫,這才可觀。一個現代國家現代文明的大致框架,就是那不到卅年間奠定的,豈可小看?」陳丹青的話,為「民國熱」做了最好的註腳。

來源:http://udn.com/NEWS/MAINLAND/MAI1/5872833.shtml【聯合報╱特派記者李志德/北京報導】2010.0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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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9/19

公聽會 火藥味 高中歷史新課綱 砲聲隆隆

公聽會 火藥味 高中歷史新課綱 砲聲隆隆
記者徐如宜/高雄報導

高雄中學昨天舉行普通高中歷史科課程綱要草案南區公聽會,南社退休教師鄭正煜抨擊新課綱是「中國殖民教育的去台灣化」,現場砲聲隆隆。
課綱召集人黃克武謝謝各方指教,但也坦言「無法透過解決歷史問題,來解決政治問題。」
鄭正煜在公聽會一開場就提出權宜問題,指公聽會重點應是讓各方表達意見,課綱簡報可以精簡。黃克武從善如流,在十分鐘內完成簡報。會場外包括中國統一聯盟、勞動人權協會、勞動黨等團體,則表達「發揚民族正氣、反對分離史觀、珍惜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新局」的主張。
公聽會中,台灣公義行動聯盟、抗日志士親屬協會、福爾摩沙法理建國會、文學台灣等團體及學者陸續發言。當輪到「曲阜遠東大學副校長裴源」發言時,台下群情激憤,怒罵並阻止他上台。主持會議的雄中校長黃秀霞提出查驗身分作法,裴源拿出中華民國身分證,指自己是師範畢業,現已退休,撤除頭銜才發言。
鄭正煜二次發言時,指用華語教學是對台灣歷史教育的摧殘,更直指歷史課綱修訂專案小組委員王曉波,就是是將台灣史教育減為一學期的人。王曉波火爆反駁:「不可以扣帽子!」指自己一家兩代三政治犯,他相信民主,為台灣人民死而無悔,沒人可叫他封口,也沒有人能扒開他的口叫他說什麼、或不說什麼!
前鎮高中歷史教師洪碧霞認為,高中歷史連灌輸歷史知識都不夠,遑論「培養學生探討歷史問題、提升歷史思維能力」的課綱目標。東港高中歷史教師楊莉指出,高二世界史與高三文明史有高度重疊,請課綱小組再思量。
兩岸和平發展論壇召集人、勞動黨主席吳榮元表示,分裂社會無共同大我,如何建設台灣?
2010-09-19/聯合報/AA4版/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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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9/17

《史記.殷本紀》節錄紂王傳記

《史記.殷本紀》節錄紂王傳記
    殷契,母曰簡狄,有娀氏之女,為帝嚳次妃。三人行浴,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契長而佐禹治水有功。帝舜乃命契曰:“百姓不親,五品不訓,汝為司徒而敬敷五教,五教在寬。”封于商,賜姓子氏。契興於唐、虞、大禹之際,功業著於百姓,百姓以平。……帝乙崩,子辛立,是為帝辛,天下謂之紂。

  帝紂資辨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知足以距諫,言足以飾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以為皆出己之下。好酒淫樂,嬖於婦人。愛妲己,妲己之言是從。於是使師涓作新淫聲,北裏之舞,靡靡之樂。厚賦稅以實鹿台之錢,而盈钜橋之粟。益收狗馬奇物,充仞宮室。益廣沙丘苑台,多取野獸蜚鳥置其中。慢於鬼神。大勣樂戲於沙丘,以酒為池,縣肉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間,為長夜之飲。

  百姓怨望而諸侯有畔者,於是紂乃重刑辟,有砲格之法。以西伯昌、九侯、鄂侯為三公。九侯有好女,入之紂。九侯女不憙淫,紂怒,殺之,而醢九侯。鄂侯爭之彊,辨之疾,並脯鄂侯。西伯昌聞之,竊歎。崇侯虎知之,以告紂,紂囚西伯羑(音有)裏。西伯之臣閎夭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馬以獻紂,紂乃赦西伯。西伯出而獻洛西之地,以請除砲格之刑。紂乃許之,賜弓矢斧鉞,使得征伐,為西伯。而用費中為政。費中善諛,好利,殷人弗親。紂又用惡來。惡來善毀讒,諸侯以此益疏。

  西伯歸,乃陰修德行善,諸侯多叛紂而往歸西伯。西伯滋大,紂由是稍失權重。王子比干諫,弗聽。商容賢者,百姓愛之,紂廢之。及西伯伐饑國,滅之,紂之臣祖伊聞之而咎周,恐,奔告紂曰:「天既訖我殷命,假人元龜,無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維王淫虐用自絕,故天棄我,不有安食,不虞知天性,不迪率典。今我民罔不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胡不至』?今王其柰何?」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祖伊反,曰:「紂不可諫矣。」西伯既卒,周武王之東伐,至盟津,諸侯叛殷會周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爾未知天命。」乃複歸。

  紂愈淫亂不止。微子數諫不聽,乃與大師、少師謀,遂去。比干曰:「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乃強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箕子懼,乃詳狂為奴,紂又囚之。殷之大師、少師乃持其祭樂器奔周。周武王於是遂率諸侯伐紂。紂亦發兵距之牧野。甲子日,紂兵敗。紂走入,登鹿台,衣其寶玉衣,赴火而死。周武王遂斬紂頭,縣之白旗。殺妲己。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封紂子武庚、祿父,以續殷祀,令修行盤庚之政。殷民大說。於是周武王為天子。其後世貶帝號,號為王。而封殷後為諸侯,屬周。
  周武王崩,武庚與管叔、蔡叔作亂,成王命周公誅之,而立微子於宋,以續殷後焉。
白話:
 
帝紂天生明察敏捷,耳朵、眼睛都很靈,勇力過人,能徒手跟猛獸搏鬥;智慧足夠用來駁斥勸諫,口才足夠用來掩飾過錯;以才能向臣下自誇,以名聲來壓倒天下,認為所有的人都不如自己。他喜歡喝酒,享樂過度,親近婦女;尤其寵愛妲己,就聽妲己的話。他讓樂師涓創作了新的放蕩的曲調,還有北裏之舞和輕柔頹廢的音樂。為了裝滿鹿台的錢庫和巨橋的糧倉,大大加重了各種稅收。又大量搜取狗、馬和各種珍奇的東西,塞滿了宮室。還擴大沙丘的大園子,增建亭臺樓閣,取了很多野獸飛鳥放在園子裏。他怠慢鬼神。他在沙丘大搞舞樂雜技等表演,用大池子盛酒,把大量的肉掛起來就像個樹林,讓男男女女光著身子在其中相互追逐,通宵飲酒取樂。 

百姓怨恨紂,諸侯也有背叛的,於是紂就加重刑法,還造出了殘酷的炮格之刑。紂任命周君西伯昌、九侯和鄂侯為三公。九侯有個漂亮女兒,他把她獻給了紂。九侯的女兒不喜歡淫亂,紂大為惱怒,就殺死了她,還把九侯剁成肉醬。鄂侯為這件事跟紂爭辯得很激烈,紂把鄂侯也處死,把他的肉做成肉幹。西伯昌聽到後,私下歎息,被崇侯虎知道,他就向紂告了密,紂把西伯囚禁在羑裏。西伯的臣下閎夭等人,搜求美女、珍奇的東西和好馬獻給紂,紂就赦免了西伯。西伯出獄後獻出洛水西面的一塊土地,請求紂廢除炮格之刑。紂答應了他,還賜給他弓箭斧鉞,使他有權征伐不聽令者,讓他當西方諸侯的首領。紂任用費仲主持政務。費仲善於拍馬,又很貪財,殷人都不喜歡他。紂又任用惡來。惡來善於說人壞話,諸侯因此越發跟紂疏遠了。 

西伯回到自己的國家,暗地修德行善,有許多諸侯背叛紂而投到西伯那裏去。西伯不斷強大,紂的權威因此逐漸喪失。王子比干勸諫紂,紂不聽。商容是一個賢人,百姓喜歡他,紂卻廢而不用。等到西伯伐滅了饑國,紂的臣下祖伊知道後,認識到周是殷的大害,非常恐慌,跑去告訴紂說:“上天已經終止了我們殷朝的國運,知道天意的人不敢再說我們有好命運,大蔔龜也不再顯示吉兆,並不是先王不幫助我們後人,是王荒淫暴虐,自絕於天。所以上天拋棄我們,使我們不能安穩生活。大家都不求知道天性,都不按照常法。現在我們的人民沒有不希望我們殷朝滅亡的,他們說:‘上天為什麼不降下懲罰,天命為什麼還不到來?’現在王準備怎麼辦呢?”紂說:“我生下來不是有命在天的嗎?”祖伊回去後說:“紂已經無法勸諫了。”西伯死後,周武王東征,到了盟津,諸侯背叛殷朝來跟周人會合的有八百個。諸侯都說:“可以討伐紂了。”武王卻說:“你們還沒有知道天命。”於是就回去了。 

紂的胡作非為愈來愈厲害。微子屢次勸諫,紂都不聽,於是微子就跟太師、少師商量,下決心離紂而去。比干說:“當臣子的,就是要丟命也得據理力爭。”就在紂面前極力諫爭。紂發怒說:“我聽說聖人的心有七個竅。”就剖開比干的胸來看他的心。箕子很害怕,假裝發狂去當奴隸,紂把他囚禁起來。殷朝的太師和少師看到這種情況,就帶著祭祀時用的樂器逃往周國了。於是周武王就率領諸侯去討伐紂王,紂也發兵在別都妹邑郊外的牧野抗禦周軍。甲子那一天,紂軍大敗。紂逃回妹邑,登上鹿台,穿上他的寶玉衣,投火而死。周武王砍下紂的頭,把它掛在叫做“大白”的旗上;並殺死了妲己。(另一方面,)釋放了箕子,給比干的墓加了封土,在商容所居裏巷的大門上加了表揚他的標誌;又封紂的兒子武庚祿父為君,繼續奉祀殷的先人,並要他遵行盤庚的治國方法。殷人十分高興。於是周武王就當了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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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9/14

歷史課新課綱的消息

丸子妃:不用教專題了,許多高中老師應該會鼓掌較好吧,學生負擔也減少不少。但,新的東西會不會成為新的負擔,還很難說。只知道又要備新課囉。
 
歷史課新課綱中國史教不完 11.5學期
中國時報【林志成/台北報導】
教育部昨公告新高中歷史課綱草案,未來高一、高二共四冊歷史教科書中,台灣史、中國史、世界史的比例由原先的一比一比二調整為一比一.五比一.五。課綱也指出,「有關台、澎的文字記錄始於三國東吳與隋代相關爭議,可在教科書中一併討論」。
新高中歷史課綱草案公布後,教育部將從九月十六日到十九日分別在北、中、南、東四地召開公聽會,蒐集各界意見。如果一切順利,新高中歷史課綱將與新國文課綱一樣,都從一一學年高一生開啟實施。
新歷史課綱草案中提及「台灣史上溯到三國」議題,被一些學者質疑是「強銷統派史觀」。教育部長吳清基表示,新歷史課綱草案內容完全尊重專業,也會廣徵各界意見。
教育部歷史課綱修訂專案小組召集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黃克武說,過去高中歷史九五暫綱在施行時,第一線教學現場遇到不少困難,譬如中國史授課時數不足、高三歷史專題太過艱深等,新歷史課綱針對這些缺點加以改進。
高中九五暫綱中,台灣史一學期、中國史一學期、世界史兩學期,再加上高三整年教歷史專題。新歷史課綱則調整為,台灣史一學期、中國史一.五學期、世界史一.五學期,再加上高三上學期教「東亞文化圈、印度及伊斯蘭文化」、高三下教「歐洲文化圈、非洲及中南美洲文化」。
過去高中歷史老師一直反映,中國史分量很重,只有一學期根本教不完;而且要高三生做歷史專題,他們根本沒能力做。黃克武表示,新歷史課綱將中國史從一學期調整為一.五學期,高三也教更廣泛的世界歷史,有利於老師教學、學生學習。
台灣史有上溯到三國嗎?根據《三國志·孫權傳》及《隋書·東夷列傳》的記載,在三國時代的東吳、隋朝分別曾派人到夷洲、流求。後來一些學者考據認為夷洲、流求就是現在的台灣,但另一派學者不這麼看,引發爭論。
黃克武說,新歷史課綱裡面,並未下定論「台灣史上溯三國」,而是說「台灣史是否上溯三國仍有爭論,這議題可編進歷史教科書裡面,讓學生在課堂上討論」。他認為,「台灣史是否上溯三國」目前仍是學術爭議,課綱小組只是放到檯面上來討論。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100914/4/2czi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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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9/07

如何研究中國歷史人物

丸子妃:現在正在集中上專題人物的部分,貼文一篇給小朋友看囉
 
中國歷史研究法--「如何研究中國歷史人物」                     錢穆

  今天講「如何研究中國歷史人物」。
  歷史是人事的記錄,必是先有了人才有歷史的。但不一定有人必會有歷史,定要在人中有少數人能來創造歷史。又且創造了歷史,也不一定能繼續綿延的,定要不斷有人來維持這歷史,使他承續不絕。因此歷史雖說是屬於人,但重要的只在比較少數人身上。歷史是關於全人群的,但在此人群中,能參加創造歷史與持續歷史者,則總屬少數。似乎中國人最懂得此道理,因此中國歷史記載最主要的在人物。向來被認為正史的二十四史的體例,特別重要是列傳。可見中國人一向以人物為歷史中心。故要研究歷史,首先要懂得人,尤其需要懂得少數的歷史人物。如其不懂得人,不懂得歷史人物,亦即無法研究歷史。固然也有人脫離了人和人物中心而來研究歷史的,但其研究所得,將總不會接觸到歷史之主要中心,這是決然可知的。
  我們研究歷史的主要目的,或主要功能,是在希望人能成為一歷史人物。一歷史人物,比一專門史學家更重要。人群所需要者,乃是在此人群中,能不斷有歷史人物出現,才能持續舊傳統,開創新歷史。這比不斷有史學家出現更需要。我此講如何研究歷史人物,也可說主要用意即在此。

  但空說歷史人物,勢難從頭列數,這究將何從說起呢?我此下將試把中國歷史人物分作幾類來加以述說:
  第一類:先說關於治世盛世的人物與衰世亂世的人物。
  有人幸而生於治平盛世,但亦有人不幸而生於衰亂之世。若說歷史以人為主,要人物來創造持續,則似乎在治平盛世所出人物必較多,又較勝。在衰亂之世所出人物必會較少,又較劣。惟其所出人物多又勝,因此才成其為治平隆盛之世。惟其所出人物少又劣,所以才成其為衰亂世。我想普通一般想法應如此,但根據中國歷史看,卻並不然。
  中國歷史人物,似乎衰亂世更多過了治盛世,又且強過了治盛世。我此所謂歷史人物,乃指其能對此下歷史發生作用和影響言。而此等人物,在中國歷史上,顯然是生在亂世衰世的,更多勝過生在治平盛世的。此有歷史事實為證,不容否認。譬如孔子,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大人物。但他生於春秋末期的衰亂世,霸業已盡,時代將變。可說此一時代,已瀕臨舊曆史傳統崩潰消失的末路,勢已不可收拾,誰也挽回不過此一頹運來。孔子以後,如孟、荀、莊、老諸子生於戰國,論其時代,更不如孔子。那時天下大亂,殘局日破日壞,更是無可收拾了。然論開創此後歷史新局面,能在中國此後歷史上具有無比的大作用大影響的人物,我們總不免要數說到先秦。試問先秦人物,豈不全是些衰亂世的人物嗎?
  繼此再說到兩漢。兩漢之治盛,勝過先秦。但論人物,其在歷史上作用之大,影響之深,則決不能比先秦。又就一般言,東漢之治盛,不如西漢。但論人物對此下歷史之作用與影響,似乎更勝過西漢。因此後代人對東漢人物,也似乎較對西漢人物更重視、更敬仰。即就經學言,兩漢經學首推鄭玄。但鄭氏已生在東漢末期。他身經黨錮,下接黃巾之亂,而死在獻帝建安五年。他的一生,開始在東漢末的最衰世,而淹沒在三國初標準的大亂世。但在中國學術史上,他是何等有作用有影響的一位大儒呀!
  說到唐代,自然可說是治盛世。但唐代人物,開元以前轉似不如天寶以後。宋代雖非亂世,亦可稱衰世。但宋代人物,卻超過了唐代。尤其在南宋末年,國家將亡,出一朱子。論其在學術史上之地位,尤應越出在鄭玄之上。就其在宋以後中國歷史上之作用與影響言,殆可埒上孔子。孔子與朱子,是中國史上前後兩位最偉大的人物,卻均出在衰亂世。
  我們再講到元代,可說是中國歷史上之黑暗時代。任何衰亂世,均不能與此時期相比。元人統治中國,前後不到八十年,但在此時期中,仍出了不少人物。如元初有王應麟、胡三省與馬端臨三大史學家,他們的著作,直到今日,在中國學術史上仍有其不朽的地位。此三人對於此下歷史上之作用與影響,可謂迄今依然。下到明初,一輩開國人物如劉基、宋濂等,也都在元代黑暗時期中養成。
  明代之盛,堪與唐比。但明代人物更不如唐。王陽明出世時的明代,已是衰象呈露,大亂將起。下迨明亡,大儒輩出,比宋末元初更像樣。如顧亭林、黃梨洲、王船山。近人稱為明末三大儒,亦都堪稱為中國歷史上的偉大人物。
  綜上所陳,可見在中國歷史上,凡逢盛世治世,如漢、如唐、如明、如清,所出人物反而比較少,他們對此下歷史之作用與影響也往往比較小。至於衰世亂世,如戰國、如漢末、三國、如宋、如明末,所出人物反而比較多,其對中國歷史此下之作用與影響也比較大。我們若從二十四史中,把各時代人物作一全面的統計,便可知我前面述說之不虛。
  諸位當知,此處實為中國歷史文化傳統中一項偉大精義所在。諸位如欲瞭解此中精義,可自試讀《論》、《孟》、《莊》、《老》諸書。凡此諸書中所陳述,何一非人生最高理想,何一非人類歷史之偉大展望。但在他們書中,卻不見他們時代的衰亂實況來。諸位如欲認識他們的時代,當另讀《左傳》、《戰國策》等史籍。諸位把此兩方面會合看,便知他們之偉大處。他們雖生存在此時代之中,而他們的精神意氣,則無不超越乎此時代之外之上,而又能心不忘此時代。他們都是我所謂能主持一時代,而又能開創一時代之大人物。歷史只是人事記載,衰亂世自然多記載了些衰亂事。這些大人物,反而很少得記載上他們當時的歷史,然而他們卻轉成為此下最偉大的歷史人物。這道理也很明白,一人物生於治世盛世,他在當時某一事功上有所表現,他所表現的即成為歷史了。但在事業上表現出其為一人物,而人物本身,則決非事業可盡。因此,只憑事業來烘托來照映出一人物,此人物之真之全之深處,則決不能表現出。人生衰亂世,更無事業表現,此人乃能超越乎事業之外,好像那時的歷史輪不到他身上,但他正能在事業之外表現出他自己。他所表現者,只是赤裸裸地表現了一人。那種赤裸裸地只是一個人的表現,則是更完全、更偉大、更可貴,更能在歷史上引起大作用與大影響。
  此項理論,實應為歷史哲學上一大問題。我們固可說,所謂歷史人物,則必須該在歷史上表現出其事業來,才見其人歷史性之偉大。人若不在歷史上有表現,個何從見其在歷史上之地位與價值。如此說來,衰世亂世人物,自然比不上治世和盛世。普通就一般歷史言,似乎人物總該多出在治世和盛世,一到衰世亂世,就再沒有人物或沒有更偉大的人物出現。但在中國歷史上則不然。惟有中國,卻能在衰亂世生出更多人物,生出更多更具偉大意義與價值的人物,由他們來持續上面傳統,來開創下面新歷史。他們的歷史性價值,雖不表現在其當身,而表現在其身後。此即中國歷史文化傳統精神真價值所在,亦即是中國歷史上一項最有意義的特殊性。
 三
  第二類:關於得志成功的人物與不得志失敗的人物。
  所謂得志,指其在當時活動上或說在當時歷史舞臺上有所表現。不得志者,則當時身跑不上歷史舞臺,或跑上了而其事業終歸於失敗。誠然,歷史乃是成功者的舞臺,失敗者只能在歷史中作陪襯。但就中國以往歷史看,則有時失敗不得志的,反而會比得志而成功的更偉大。此處所謂偉大,即指其對此下歷史將會發生大作用與大影響言,而得志與成功的,在其身後反而會比較差。
  且看中國古代歷史上兩大聖人周公與孔子。周公得志在上,奠定了周代八百餘年的天下。孔子不得志,他嘗說:「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孔子自歎其不能如周公,而道終不行。但孔子對此後歷史上的作用與影響,反而比周公大。唐以前的中國人多推尊周公。故從歷史眼光來說,周公反而不能與孔子比,這亦因周公在當時是得志而成功的人物。周公的全心與全人格,反而給他的得志與成功全代表去了,也可說全掩蓋住了。孔子則是一位不得志而失敗的人物,因此孔子的全心與人格,反而更彰顯地照耀在後世。
  中國人又多愛崇拜歷史上失敗的英雄。對於在歷史上成大功立大業的英雄,如漢代的衛青、霍去病,唐代之李靖、李勣等諸名將,反而比較不重視。如岳飛、文天祥、袁崇煥、史可法等,雖然他們在事業上失敗了,反而更受後人敬仰崇拜。此又是中國人的傳統史心與中國文化的傳統精神所在。他們在當時雖失敗了,但對後來歷史言,卻是成功的,而且是大成功。歷史上每一時代的人物,必有成功與失敗之分。但人能在失敗時代中有其成功,這才始是大成功。在失敗時代中有其成功,故能引起將來歷史上之更成功。這一番道理,又是中國文化精義所在。
  從另一方面說,衛青、霍去病、李靖、李勣諸人之成功,只表現在事業上,事業表現即代表了其人。我們可以說,衛、霍、二李,其人與其事業,價值若相等。但岳飛、史可法諸人,因為他們的事業失敗了,故其事業不能代表其人,最多只代表了其人之一部分,而此等人物之整體性,則遠超乎其事業之外。我們看衛、霍、二李,只見他們擊匈奴、敗突厥,覺得他們的事到此而止了。因而其人物之本身價值,反不見有什麼突出性。但我們看那些失敗英雄時,此等人物乃被其所努力之事業拋棄在外,因而其全心全人格反而感得特別突出。宋儒陸象山曾說:「人不可依草附木。」一有依附,其人格價值便不會出色。縱使依附於事業,也一樣如此。失敗英雄,因無事業可依附,而更見出色。
  當知歷史只是認識記載,人事則此起彼落,隨表現,隨消失。只有人,始是歷史之主,始可事態之流變,而有其不朽之存在。歷史不斷在變,故一切歷史事態必然一去而不復。後一事不能即是前一事,但此一人物則永遠是此一人物。只有人物模樣,人物典型,可以永存不朽。事業到底由人物而演出。歷史雖是人事之記載,但並非人事之堆積。事之背後有人,把事業來裝點人,反把人之偉大真性減色了。正由此人在事業上不圓滿,倒反把他那個真人顯出來。
  這並不是說,在歷史上凡屬成功的人物,皆是無價值。乃是說,遭遇失敗的人物,在其深厚的歷史上,反而更顯得突出。此因人物之偉大,並不能專以其事業作代表。但此也須人物自心能識得此理,又須有史學家能為此闡發。因此我說這是中國的史心,亦正是中國歷史文化傳統之真精神所在。
 四
  第三類:要講到有表現的人物與無表現的人物。
  剛才說到,中國歷史上有許多失敗人物為當時及後世史家所推尊頌揚,他雖然失敗,但總是有所表現了。此下所講,則從一個人之有無表現來說。我們通常聽人說,某人無所表現,似乎其人無所表現即不值提。但在中國歷史上,正有許多偉大人物,其偉大處,則正因其能無所表現而見。此話似乎很難懂,但在中國歷史上,此種例,多不勝舉,亦可說此正是中國歷史之偉大處,也即是中國文化之偉大處。
  例如吳太伯,又如伯夷、叔齊,在歷史上皆可謂無所表現,而為孔子所稱道。孔子曰:「太伯其至德矣乎!三億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又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乎!」似乎孔子乃在其無表現中讚揚其已有所表現。而且是表現得極可讚揚。我們也可說,此乃是在人群社會中,在歷史上,一種不沾染不介入的表現,一種逃避脫離的表現。
  孟子也常稱頌伯夷,他說:「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他的稱頌伯夷,大意亦與孔子相同。孟子又將伯夷、伊尹、柳下惠並稱為三聖人。他說:「伊尹聖之任,伯夷聖之清,柳下惠聖之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是在政治上得志成功的人。伊尹為湯相,亦是政治上一得志人物。但伯夷、柳下惠,則並無表現,並無成功,孟子卻將他二人與堯、舜、禹、湯、伊尹相提並論,同稱之為聖人。
  後來太史公作《史記》,此為中國正史之創始,為二十四史之第一部,其體例之最重要者,厥在其以人物為中心,而特創列傳一體。但太史公又將《吳太伯世家》列為三十世家之首,將《伯夷列傳》列為七十列傳之首。他在《伯夷列傳》中,屢屢提到因于伯夷之無所表現而無可稱道,甚至其人若猶在或有或無可信可疑間,只因孔子稱頌了他。太史公又用顏淵作陪襯,他說:「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早夭……」其實顏淵也就無所表現,故太史公引來推崇伯夷無表現之偉大,而褒然列之於列傳之首。
  在孔子七十二弟子中,顏淵似乎是最無表現。孔子說:「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又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顏淵死,孔子哭之慟。並說:「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然顏淵在孔門到底是無表現,不能與子路、子貢、冉有、宰我諸人相比。故太史公亦雲:「伯夷、叔齊雖賢,顏淵雖篤學,得孔子而名益彰。」可見孔子最能看重人物之無表現之一面。孔子目此為德行,吳太伯民無得而稱,孔子卻稱之為至德。德行在孔門四科中高踞第一。太史公作《史記》可謂深得孔子之意。
  以下中國歷史上遂搜羅了極多無所表現的人物,而此等人物,亦備受後世人之稱道與欽敬,此又是中國歷史一特點。故我說此乃中國之史心,亦即中國文化傳統精義所在。諸位只有精讀中國史,深研中國歷史人物,始能對此有了悟。
  讓我姑舉數例以作說明。如春秋時代之介之推,戰國時代之先生王鬥,西漢初年之商山四皓,及魯兩生。循此以下,如東漢初年的嚴光,此人對歷史亦一無表現,但後人永遠覺得他是一個了不起人物。漢光武即帝位,以前長安太學中同學,均已攀龍附鳳,功成名遂。獨嚴光隱身不見。光武思之,乃令以物色訪之,久而後得。帝從容問光曰:「朕何如昔時?」對曰:「陛下差增于往。」因共偃臥,光以足加帝腹上。除諫議大夫,不屈。乃耕于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為嚴陵瀨。這一番故事,雖若有表現,只可說是無表現,亦可謂是表現了其無表現,此等更說不上得志與成功。似乎他既不像有志,亦不求有功。又如宋初陳摶,居華山修道,恒百餘日不起。又有林和靖,隱居西湖孤山,垂二十年,足不履城市,植梅畜鶴,時謂其梅妻鶴子。此等皆同為後世稱道。我們今天如去富春江畔,或去西嶽華山,或去杭州西湖,自然知道對這些人心焉嚮往。即使我們並不親歷其境,但也多知道他們的姓名,對於他們那種無所表現的人格,亦可謂乃只表現一無表現的人格,還像歷歷在目,這也真是怪事。
  又如三國時代,英雄人物層出不窮,大家各顯身手。可謂在此時代中人,必是各有表現者。然亦有無所表現,而被認為第一流人物,如管寧即其一例。管寧在當時,實是一無表現。但論三國人物,管甯必屈首指。他少時曾與華歆同席共讀,遇軒冕過門,歆廢書往觀,寧即與割席分坐。魏明帝時,華歆位至太尉,欲遜位讓甯,寧終不就。看來歆雖佩服甯,寧終不重視歆。史書稱其「雖出處殊塗,俯仰異體,至於興治美俗,其揆一也。」此亦孟子所雲禹、稷、顏回同道之意。其實管甯固可比顏回之不出,而華歆又豈得與禹、稷相提並論。要之,中國史家喜歡表彰無表現之人物,真是無微不至。論其事業,斷斷不夠載入歷史。但在其無表現之背後,則卓然有一人在,此卻是一大表現。這意義值得吾們深細求解。
  又如諸葛亮,好為梁父吟,每自比管仲、樂毅。他並不是不能有表現,卻又不想表現。後來劉先主三顧草廬,始肯出許馳驅。他在《出師表》中說:「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于諸侯。」今且問,此兩語是否當時諸葛真意?我且舉其友作證,一是徐庶,他知諸葛最深,應亦是一有作為人。初事劉備,曹操獲其母,庶乃辭備歸操。雖仕至禦史中丞,然在歷史上,終不見徐庶曾為曹操設一謀,劃一策。其人便如此無表現而終了。又一人如龐德公,時荊州刺史劉表屢以禮延,不能屈,隱鹿門山,采藥以終。諸葛孔明常拜於其床下,可見其人亦非不能有表現,只是寧為一無表現人。徐、龐如此,故知若非劉先主三顧草廬,諸葛定亦永無表現如徐、龐。
 五
  我們當知諸葛《出師表》兩語中,全性命是大事。懂得要全性命,自然無意求聞達。中國歷史上此種無表現的人物,真是各時代都有。他們的本領,亦只在全性命。正以全得性命,所以成得一人物,而且是至高卓至偉大的人物。我們若能彙集起寫一書,即名「中國歷史上之無表現人物」。此書亦可有大作用,大影響,至少在闡發史心,宣揚文化傳統上,可有大貢獻。
  此種尊崇無表現人物之傳統,又影響到小說。如唐人《虯髯客傳》,即是故意要描寫一個無表現之英雄。又如《水滸傳》敍述梁山泊一百零八好漢,開始卻有一位八十萬禁軍教頭王進,此人如神龍見首不見尾,也是一無表現人物。《水滸傳》作者,把此一人閑閑敘在前面,真使後面忠義堂上宋江以下一百零八位好漢,相形減色。此種筆法,可謂與太史公《史記》三十世家以吳太伯為首,七十列傳以伯夷為首,有異曲同工之妙。可謂是能直探史心的一種大手筆,諸位莫輕忽過。
  今天諸位也可說是各處在衰亂之世,不免有生不逢辰之感。然諸位一讀歷史,知道研究歷史人物,便知我們盡可做一不得志和失敗的人,或甚至做一無表現之人。這一時代是失敗了,但處此時代之人,仍可各自有成,並可有大成。只要人能有成,下面時代便可挽轉,不使常在失敗中。若人都失敗了,則一切完了,下面亦將無成功時代可期。孟子曾說:「禹、稷、顏回同道,易地則皆然。」禹、稷是有表現的人,顏回則是無表現的人,這只因時代不同。但不論有表現無表現,歷史傳統,文化精神,卻同樣主持在他們手裏。孟子又說:「人必有所不為而後可以有為。」不為正是無表現。所以若時代不許可,我們盡可不強求表現。一旦時來運轉,風雲際會,到那時自有出來表現的人。「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保留得有人,還怕歷史中斷嗎?
  昔范仲淹作《嚴子陵先生祠堂記》,末後兩句為「先生之德,山高水長。」有一人說,「德」字不如改作「風」字,范公欣然從之。上面說過,孔子四科,德行為首,而顏回、閔子騫、仲弓、冉伯牛那些德行人物,卻都是無表現的人物,故范仲淹以「德」指其人之操守與人格,但此只屬私人的。風則可以影響他人,擴而至於歷史後代,並可發生莫大影響與作用。孔子說:「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孟子亦雲:「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但孟子只言伯夷、柳下惠之風,卻不說伊尹之風,此何故?豈不因前兩人無表現,而後一人有表現?在事功上有了表現的人,反而對後世的風力少勁。因事功總不免要摻雜近時代呀,地位呀,機緣呀,遭遇呀,種種條件,故而事功總不免滯在實境中,反而無風,也不能成為風。惟有立德之人,只赤裸裸是此人,更不待事業表現,反而其德可以風靡後世。在嚴子陵本人當時,只是抱此德,但經歷久遠,此德卻展衍成風。故說「先生之德山高水長」之德字不如改風字,更見深義。否則有德之人,豈不成為一自了漢,與世無補,又何足貴?
  在中國歷史上,正為有此許多衰世亂世的人物,有此許多不得志而失敗的人物,有此許多無表現無作為的人物,才使中國歷史文化綿延不綴,直到於今,經歷了四五千年的長時期,而依然存在。故我勸諸位,處衰世亂世不足怕,就是不得志或失敗了,亦不足怕。甚至於無所表現無所作為,同樣不足怕。主要的在如何成得一人物。有了人物,下面自然會不斷有歷史。但如何才算得一人物呢?此正是我這一講演所要提出,請諸位去細心研究的。
 六
  上面所說,似乎像指中國古人所謂立德立功與立言的三不朽而言。德指的人格方面,功指的事業方面,言指的思想與學術方面。現在再就中國的文學方面略有陳述,文學不必全是立言。中國歷史上最受後代崇拜的三大文學家,屈原、陶淵明與杜甫,此三人,皆為眾熟知。屈原可說是一位在政治上不得志而失敗的人物,陶淵明則是一位不願有所表現的人物,杜甫則是意欲求有表現而終無機會讓他表現的人物。他們均以自己一份赤忱的熱情,透過文學,而表達出他們各自的心志來。上面說過,人在治世盛世,功成志得,有所表現,別人反而對他為人不易有更深的覺察。惟在衰亂之世,不得志,失敗了,或是無表現,這樣的人,凡易使人深切看出他的內心意志來,如上三人均是。
  不但文學如此,藝術亦然。如宋末鄭所南畫蘭,即是最好之一例。又如元末高士倪雲林,明末八大山人與石濤等,此等詩人畫家在歷史上可謂一無表現,但歷史卻在他們的藝術與他們的詩文上表現出來了。他們無事功可表現,所表現的則是他們之心志。由他們之心志,可以想見他們之時代,故說歷史在他們之詩文藝術上表現了。故中國人之文學,非純粹之文學。中國人之藝術,亦非純粹之藝術。重要者,乃在其內心意志一面。一人在事業上無表現,旁見側出在文學藝術作品中來表現,這亦是中國文化傳統精神之一脈。他其人可以不上歷史,但歷史卻在他身上。他可以無表現,但無表現之表現,卻成為大表現。中國有許多歷史人物皆當由此處去看。
  我在此將特地提出一「志」字。中國人常言「志士仁人」,人若無志,便亦不仁。但其所志,亦正貴在此一仁字上。孔子說:「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又說:「匹夫不可奪志」。諸位如須研究歷史人物,卻須先具一「彼人也,我亦人也,有為者亦若是」之志。若沒有了此志,則古人自是古人,歷史自是歷史,和我渺不相涉,總研究不出一所以然來。
  昔顧亭林嘗雲:「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又說:「知保天下然後知保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亭林所謂保國與亡國,是指一國之政治言。所謂保天下與亡天下,則指民族文化之絕續言。我上面所說那些歷史人物,則多是有志保天下的人。他們在歷史上,有許多亦僅只是一匹夫。但文化絕續,時運興衰之大責任,他們卻把己身來擔起。
  我們今天所處的時代,或許比歷史上任何時代更衰更亂。可是我們的處境,比起古人來,實未見困難更甚。如我們能設身處地,平心去研究我們歷史上許多處衰世亂世的人物,許多不得志失敗的人物,甚至許多無表現無作為的人物,便知今天的天下興亡,我們也實在責有難逃。若我們脫離現實,只馳心空想漢、唐盛世,只馳心空想一旦得意來做一個歷史上成功的人物,則深恐河清難俟,我們也只有嗟歎終老,但也好因此把我們的責任交卸淨盡了。
  《易經》上亦說:「天地閉、賢人隱」,隱了自然沒有所表現。中國文化之偉大,正在天地閉時,賢人懂得隱。正在天地閉時,隱處仍還有賢人。因此,天地不會常閉,賢人不會常隱。這些人乃在隱處旋乾轉坤,天地給他們轉變了,但別人還是看不見,只當是他無所表現。諸位想,這是何等偉大的表現呀!諸位若有志,不妨來搜羅隱逸,寫一部中國賢人傳,把中國歷史上那些無表現的人物,自許由、務光、吳太伯、伯夷、叔齊起,從頭敍述。我想只在正史上,又何止有千百人。他們之無所表現,正是我們日常人生中之最高表現。諸位若再搜羅到各地地方誌,及筆記小說之類,更可找出很多這類的人物。這是天地元氣所鐘,文化命脈所寄。今天我們只看重得志成功和有表現的人,卻忽略了那些不得志失敗和無表現的人。因此也遂覺到自己並無責任可言。諸位當知,中國歷史所以能經歷如許大災難大衰亂,而仍然綿延不斷,隱隱中主宰此歷史維持此命脈者,正在此等不得志不成功和無表現的人物身上。
  但在今天,我們心目中已無此等人物的地位存在。縱使尚有隱了的賢人,我們也將覿面不相識,此實是中國文化的極大不幸極大危機。我們當求再認識此等人物之可貴。人或問,我一匹夫,怎能負起天下興亡之大責?其實匹夫也好,匹婦也好,只要他能像像樣樣地做一人,便是此責已盡。
  從人物來講歷史,近人或許已認為是落伍了。至於研究歷史而注意的這些無表現的人物,近人將更認為此與歷史無關。此話亦不錯,此等人本可以不載入歷史。但歷史的大命脈正在此等人身上。中國歷史之偉大,正在其由大批若和歷史不相干之人來負荷此歷史。諸位今天,也莫要認為自己和歷史不相干,諸位亦正該負荷起此歷史之重任。
  或有人問:你是講歷史的,將來中國前途如何,你該有一看法。其實我亦哪能燭見未來。我只見向來歷史是如此,在此亂世,我亦只能說:「苟全性命,不求聞達。」諸為或許又會問,現在時代變了,人人得有一分自由,該有一番表現,為何卻要置身事外做一無表現的人?此則又須回復到我上次所講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話題。當知各人的成敗,全視其「志」「業」。但業是外在的,在我之身外,我們自難有把握要業必成。志則是內在的,只在我心,用我自己的心力便可掌握住。故對每一人,且莫問其事業,當先看其意志。
  中國古人又說「詩言志」,中國人有時把此志只在文學中詩中來表現。若我們把西方人觀點來看中國人,有時覺得像是不積極,無力量,無奮鬥精神。我亦常說中國史像似一首詩。但詩中有志,看似柔軟無力,卻已表現出無限力量。詩可以風,我們不得已而思其次,不治史,姑且學詩。中國詩裏的理想境界,則必是具有風力的。風來了,萬物滋生。諸位若能從詩中披拂到一些古人之風,諸位又若能把此風吹向他處,吹向將來。諸位當知風是無物能阻的。風大了,自能所向披靡。且待我們大家來吹噓成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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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9/06

何謂「歷史」?

何謂「歷史」?
 
文:林富士/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本文原刊載於98年度公開徵選計畫「明日的記憶」成果專刊中--
     1978年,我參加大專聯考,原本考取的是國立台灣大學哲學系,但因歷史科考了96分,獲准轉入歷史學系。當時其實也搞不清楚哲學和歷史有什麼不同,也沒打算以歷史研究為職志,只是一時興起,卻沒想到我竟從此與「歷史」糾結在一起,到現在還難分難捨。而在這三十多年的歲月裡,我經常會碰到的一個簡單卻難解的問題,也就是:何謂「歷史」?
    假如我的記憶沒有錯亂的話,我在台大歷史系所上的第一堂課是「史學導論」。那是1978年的十月,授課老師是當時的系主任孫同勛教授。他是山東人,我聽了一年的課仍無法完全聽懂他的「國語」。他的板書無論中英文都寫得漂亮,卻潦草到不易辨識。但是,他對我的影響極為深遠。他用了極多的時間和力氣要我們思辨歷史知識的特質和歷史學家的責任。他不說廢話,不講故事,不動情感,只是理智清明的不斷追問我們:什麼是歷史?事實上,他所指定的教科書之一就是英國史家E. H. Carr(1892-1982)所寫的《What is History?》(1961)。
    有趣的是,當我在1989年秋天到美國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 University)讀博士班的時候,在必修課HIS 500(Introduction to the Professional Study of History)琳瑯滿目的指定閱讀書單之中,也有《What is History?》這本老書。當然,我依然被迫要回答:歷史是什麼?
    我已經忘記自己大一或博一的時候究竟如何回答老師的提問,但我知道,我的答案始終在變動之中。而我最新的認知是:歷史是人類對於過去事物的追憶與敘述,而書寫歷史或研究歷史主要是為了幫助人類「認識自我」,了解「自我」的形成過程、當前的成就與缺憾,以及「自我」與「他者」的關聯。至於「自我」的「界域」,可以小至單一個體,也可以大至社會與國家群體。而無論是個體還是群體,其「邊界」及駐足點都會與時俱變。
    其次,我認為,理想中的歷史書寫必須先有「完備」的「史料」,凡是與「過去事物」有關的文字、圖像、聲音、影像、器物等,都必須蒐羅齊全。另外,必須設定書寫的目的及預設的讀者,以便決定書寫的語言、文體及體例。而且,書寫者必須保持「價值中立」,讓「史料」自己說話。但是,在實務上,「史料」不可能完備,「追憶」不可能無誤,書寫者不可能沒有立場。換句話說,「歷史事實」不可能百分之一百的真實再現。
    此外,我發現,「歷史書寫」者往往會以今溯古,以主體的現況追溯其源流,但在「敘述」「歷史事實」時,卻大多習慣於依時間的先後次序,順敘而下。而所謂的「歷史事實」就像一座山或是月球的本體,我們使用語言或圖像所能描寫的,永遠只是在某個時間、站在某個或某些角度所觀察到的山形或月象。本體雖然只有一個,同一個人或不同的人卻永遠可以描繪出許多歧異的景象。
    然而,任何一種「歷史敘述」都必須符合「證據法則」才可以說是「歷史事實」的某個或某些面相。而歷史學的「證據法則」接近法官審理案件時所依循的一些原則,雖然無法百分之百確保其對於「曾發生或存在之事實」的判斷「真實無誤」,但大多能符合多數人「常情」、「常理」的看法。就此而言,我們的確無法確信自己所「考證」或敘述的「歷史」絕對是「真相」。
    由於「歷史知識(歷史書寫)」具有這些特質,倘若是替「公眾」寫史,那麼,任何人所寫或編的任何一本歷史著作,都會有以下的三點限制。第一,不是聖經:歷史著作的觀點和內容不可能令所有的人都信服,閱讀者也不應全盤接受。第二,不是百科全書:歷史著作的內容不可能無所不包,也不能滿足所有人的需求。第三,不是最後的定本:歷史著作不可能永久適用,必須也必然隨著「自我」的變動而不斷改寫。
    雖然如此,若要替「公眾」寫史,歷史書寫者仍必須努力避免觸犯以下五個禁忌。第一,一家之言:歷史著作不宜只呈現編撰者一己的觀點和好惡,必須盡量讓所有不同的聲音和價值都能顯現。第二,取悅少數:歷史著作不宜為了取悅特定的「少數」而決定某些內容的取捨,必須力求滿足最大多數人的需求。第三,背離事實:歷史著作所「敘述」的「人、事、時、地、物」不能違反「證據法則」。第四,脫離現實:歷史著作所選取的內容不宜與現今的境遇毫不相干或關係甚淺。第五,時序混亂:歷史著作對於「事件」或發展(變遷)所做的「敘述」,雖然可以有「順敘」、「倒敘」及「插敘」等手法,但其時間軸必須單一、清楚、連貫而固定,不宜有跳躍、偏移、斷裂、倒錯之情形。
    因此,只要能認同這樣的「歷史」觀,並遵從上述的規範,那麼,任何人其實都可以成為歷史學家,都可以替自己或他人寫歷史,而任何「物件」都可以成為珍貴的史料。然而,這樣的認知和實務操作正面臨來自「數位科技」(包括個人電腦、手持式通訊與資訊設備、網際網路、通訊系統、以及相關的軟硬體設施)所帶來的新而嚴峻的考驗。
    我們發現,在「數位世界」裡,虛構、偽造、或篡改「歷史」,變得非常容易。因為,資料的取得、複製、變改與傳輸非常簡單,而在資訊溢載的情況下,「網路族」對於資料往往只是搜尋、瀏覽、複製、刪除或轉傳,很少人會細閱、省思其內容,更少有人會進行考證或辨偽的工作。雖然說在數位世界裡,凡用過必留下痕跡,無論是虛構、偽造、篡改,還是增刪、重組、轉傳的動作,只要是透過網際網路或通訊系統,都會製造出新而且能不斷衍化的「文本」,任何人都很難將它們根除。但是,若真要追查,還必須有專業的技能和設備,才能讓「假歷史」現出原形,而且,往往抓不到「元兇」(原創者),只能找到一些「幫兇」(協創者)。更麻煩的是,每個「文本」其實都可以看作是一種「創作」,都在「數位世界」裡佔有位置,擁有身分,至少,有計量上的價值。換句話說,進入「數位時代」,我們必須重新定義所謂的「作者」、「真假」、「抄襲」、「閱讀」、「書寫」與「歷史」。至於答案,我也還在摸索之中。
2010年8月2日寫於國立中興大學文學院
 
http://content.ndap.org.tw/index/blog/?p=2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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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9/05

學者:當年共軍打游擊 壯大自己

 

人民日報宣稱「中共領導和推動」對日抗戰,對於中共在抗戰期間的作為,國府慣於批評「一分抗日,二分應付,七分壯大自己」,大陸則全力否認。不過,學者認為,此話本身是真是假並不重要,但共黨在戰時的發展大致遵循這個原則;對中共來說,這種策略也有言之成理的正當性。

政大歷史系教授劉維開指出,所謂「一分抗日,二分應付,七分壯大自己」的說法,國府強調是來自中共內部情資,但大陸方面學者如楊奎松等,至今都強調從未見過類似的發言。

劉維開認為,就中共在抗戰中的作為而言,的確是不介入日軍與國軍的「正面戰場」,以敵後游擊為主。既然是打游擊,當然要建立並鞏固根據地,並且趁機壯大自己實力,因此即使公文上沒有這句話,但整體策略的確是如此,不過「換成任何政治團體,那時大概也都是這麼做」。

中研院院士陳永發則在「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書中指出,共產黨對自己在抗戰中的作為有一套邏輯去解釋:從不諱言自己是在擴大實力,但是堅持擴張是為有朝一日對日軍反攻,而且國府不給共黨「抗日自由」,不允許他們在地方發展,所以必須「應付」。對中共來說,「抗日」、「應付」、「壯大自己」是同一件事。

他也指出,中共堅持「在國共統一戰線中獨立作戰」,因此很清楚地自我定義,在現階段只能利用游擊方式偷襲日軍,沒有能力打硬仗,以避免成為日軍主要目標。例如彭德懷1940年發動「百團大戰」,積極攻擊日軍交通線,但隨即引發日軍警覺,對共軍發動大規模清剿,導致中共根據地大縮水。中共建國後,毛澤東批鬥彭德懷,發動百團大戰也是罪狀之一。

陳永發表示,說國共某一方「不抗日」其實沒有意義,應該說雙方都有抗日的作為,也都考慮到自己在國內權力上的位置,因此也不斷有矛盾。

【2010/09/05 聯合報】 @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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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8/31

「蔣介石與世界國際學術研討會」在台北舉行

25日,兩岸及美、日學術界從事蔣介石研究的40余位學者齊聚台北中國文化大學,參加為期2天的「蔣介石與世界國際學術研討會」。

  在近年大量公開的蔣介石日記等相關資料基礎上,學者提交20篇論文,就蔣介石與世界的相關史料、議題、爭議及共識進行討論交流。

  在開幕式中,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院研究員郭岱君以「蔣介石研究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做專題演講。她説,過去60年來,西方和中國大陸學者、政治觀察家對蔣介石一生的解釋大多持否定的態度,認為他是無能、腐敗的領導者;不過,隨著蔣介石日記原件2004年12月以「暫存」方式進入胡佛研究院檔案館並經修復整理、全部對外開放,以及更多新資料被公開,已帶來兩岸以及西方學界在蔣介石研究領域的變化。

  郭岱君認為,蔣介石研究今後將從解密發展到揭秘,並在此基礎上出現較深入、宏觀的研究,解釋20世紀中國社會機制的運作,甚至建立起理解中國政治經濟歷史的一種模式;該研究「必然走向更深、更廣、跨學科、跨國界的研究合作,從單純的歷史研究擴大到政治、經濟、社會的解釋,並建立與西方溝通的解釋模式」。

  復旦大學近代中國人物與檔案文獻研究中心、南京大學民國史研究中心、浙江大學蔣介石與近代中國研究中心是此次研討會的協辦單位,多位大陸學者在會議中就多個歷史事件中蔣介石的決策及影響提出新的學術觀點。

  南京大學歷史系主任陳謙平教授在當天發表其論文「蔣介石與濟南慘案之交涉」時指出,對於1928年5月3日濟南慘案發生後革命軍繞道北伐,大陸學界多年來認為這是蔣介石對日妥協退讓政策的開端,但以國際關係視野看,他認為對蔣介石當時決策的評價應有改變。

  梳理新公開的史料,陳謙平提出3個原因。首先,當時國民政府首要目標為統一中國,蔣對日開戰將導致局面大亂,英、美、日、蘇必然介入中國政治。其次,華盛頓會議構建的東亞政治格局限制日本在山東採取無限制的軍事行動,國民政府採取了聯英美遏制日本的政策。第三,繞道北伐避免大規模衝突,加上國際力量尤其是美國明確的警告,濟南事件向理性的解決方案推進。

  台灣政治大學歷史系退休教授李雲漢是在慘案發生後第2年出生的山東人,早年在家鄉經歷抗日戰爭。作為論文評論人,他對陳謙平的分析、結論都表示贊同,「(蔣)不這樣(繞道北伐)做,後患無窮」。政治大學歷史系劉維開教授在發言時補充道,根據史料,當時北方將領馮玉祥、閻錫山也參與協商並贊同繞道北伐的決定。

  李雲漢説很高興看到大陸學者的民國史研究回歸歷史真相。他還提出,濟南慘案研究缺乏一本像樣的學術著作,希望陳教授廣泛接觸史料、進行全面研究。

  此外,提交會議討論的論文還有上海市孫中山宋慶齡文物管理委員會委員會專家朱玖琳《宋慶齡眼中的蔣介石》、浙江大學歷史系博士生郭昌文《蔣介石軍事善後與「剿共」》、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教授陳立文《從蔣日記看蔣介石與<蘇俄在中國>》等。

(記者 劉舒淩 路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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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8/31

轉貼:蔣介石暱稱宋美齡「三弟」 史學家疑惑

蔣介石暱稱宋美齡「三弟」史學家疑惑
2010-08-30【中評社/記者李仲維報導】
    日前在台北舉行的「蔣介石與世界國際學術研討會」上,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系副教授陳雁表示,宋美齡乃《蔣介石日記》裡當之無愧的第一女主角,最早稱「美妹」,後來常稱「三弟」;這種對女友、妻子以「弟」稱,是一個很值得探究的稱呼。
      陳雁分析,因為宋美齡傑出的自我隱私保護能力,至今外界仍然看不到她的日記、自傳、書信面世,《蔣介石日記》和檔案就成了研究 20世紀中國這場最著名的婚姻,最重要的一手資料。
      陳雁指出,《日記》裡最早出現宋美齡是在1926117的記載,「十時後行第三期學生畢業典禮,孫夫人與其妹亦到」。要到1927321宋美齡才再次出現在《日記》中,這時蔣已經非常直白地記載「今日思念美妹不已」。
      陳雁指出,從此宋美齡成為《蔣介石日記》裡當之無愧的第一女主角,最早稱「美妹」,後來常稱「三弟」;這種對女友、妻子以「弟」稱,是一個很值得探究的稱呼。
    陳雁指出,在《日記》中,從最初頻繁記載與三弟的函電往來,到露骨地表白「情緒綿綿,相憐相愛,惟此稍得人生之樂也」、「近日無論晝夜,心目中但有三妹,別無所思矣」。當時在中國像《蔣介石日記》這樣,以熾烈話語記載自己感情生活的並不多見,這種特立獨行,可能來自於他身上那種軍人和領袖的霸氣。
      陳雁認為,蔣宋聯姻原本應該被傳統中國道德所無情鞭撻的,因為一介武夫在飛黃騰達後,拋妻捨妾而追求富家美女,是典型的陳世美形象,但蔣介石正式刊登《離婚啟事》,藉報章披露休妻時寫給妻兄言辭懇切的信函,發表《我們的今日》將婚事與革命緊密聯結,還將結婚禮金用於籌建廢兵院等舉措,著力營造了一個曾受舊式包辦婚姻之苦,現在尋得真愛的革命者形象,也使得這場再婚事件,得以演成上個世紀最轟動的「模範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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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chinatimes.com/politics/0,5244,11050202x132010083001218,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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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8/29

典範史家錢穆先生逝世20周年/心香一瓣-悼賓四先生

丸子妃:寫得真好,現在所謂的史學家都在忙升等,拼SCI什麼狗屁的評鑑,寫出來的文章當然沒有人味,而且都看不懂,跟錢先生比起來,差太多了。至於所謂師生情誼,也只有少數個案是好的,簡單說就是沒有人情味,只有升等的現實考量而已。


錢穆逝世20周年/心香一瓣-悼賓四先生

【聯合報╱許倬雲】
抗戰期間,他編著了《國史大綱》,在警報聲中,教導學生欣賞中國文化的源流和可貴之處。這部書至今還是中國通史中難以代替的名著……
        接到台北來信,吩咐我為錢賓四先生去世二十周年撰文紀念。這才瞿然驚覺,他老人家歸道山竟有二十年之久了。回憶在1989年最後一次到素書樓,拜見賓四先生,似乎還是不太久的事。大約十來年前我和曼麗一起去蘇州西山,拜謁賓四先生的陵園,更是好像就在昨日。
        賓四先生是我無錫的鄉長。他沒有上過大學,自學成功,在三十歲左右,發表《劉向歆父子年譜》和《先秦諸子繫年》兩篇巨著,基本上解決了學術界長期聚訟的公案。賓四先生一舉成名,被北大請去擔任教授。他和華羅庚先生,都是自學成功,有重大貢獻,一時傳為佳話。
        抗戰期間,他編著了《國史大綱》,在警報聲中,教導學生欣賞中國文化的源流和可貴之處。這部書至今還是中國通史中難以代替的名著。我在高中時,老師裘維霖先生特別吩咐我好好的研讀這部歷史。我一生在史學園地工作,無論教書還是研究,《國史大綱》還是非常有用的參考書。我常常告訴學生,這一部書中埋藏了數百篇博士論文的題目,等後生鑽研發揮。後來他在台灣幾次演講的紀錄,出版成書,談到中國文化的精神和歷史上的得失,也是十分有啟發性的著作,不但對一般的讀者有用,對於專業的歷史研究工作者,賓四先生的提示,也是處處珠璣,有許多可以深度探討和發揮之處。
        由於我們是無錫的同鄉,他對我有另外一份感情。1970年代以後,我由美回到台灣,常去素書樓候安請教。我們之間的話題,以中國古代思想和歷史為主,更常常談到近來一些考古的發現。他晚年視覺不佳,對考古工作的報告難以時時追蹤,因此,在這方面他特多垂詢。從我簡單的報告中,賓四先生常會提出一些一針見血的問題,令我驚佩他的洞察和領悟的能力!
        賓四先生是國族主義的歷史學家,對中國文化一往情深。這種情懷處處流露在他的文字和議論之中。我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長大,老師們基本上都是實證主義者,凡所議論都必須要有嚴密的論據。於是,這兩種學風之間,常會有互相牴觸之處,甚至會影響到私人的感情。我姑且稱之為「冷眼」與「熱腸」之間的兩分。其實,一個好的歷史學家如果沒有對人的感情,很難超越編排資料的水平,其著作不可能感人,因為他沒有對古人設身處地的體會。        賓四先生不僅是一個書齋中的學者,他也是一個非常能幹的行動者。在無錫,他曾經創辦了江南大學文學院,不幸因為大陸變色,這家學校沒有能繼續發展。1949年逃亡香港,在艱難困苦之中,他居然赤手空拳創辦了新亞書院。農圃道上,簡單的校舍,卻能培育出余英時這樣的學者!師生二人,後先輝映,均是一代宗師。單憑這一個成績,賓四先生的貢獻就足以在歷史上占有一席地。後來,新亞書院和其他兩家書院併入香港中文大學,使在英國屬地的香港有了第一所以中文教學的大學。賓四先生與英時之間的感情,可從英時的回憶《猶記風吹水上鱗》中充分看到,這種師生情誼在今天已是難得一見。
        賓四先生的老家是在無錫與蘇州之間,他的口音比較偏於蘇州方面。也許因此,他懷念的是蘇州,而錢夫人替他安排的吉穴,也是在蘇州的西山。十多年前,我們拜謁陵墓,當時的感覺,將來蘇州更為發展時,私人的墓園恐怕很難避免影響。今天,蘇南經濟發展一日千里,處處都有成片成片的新市區。我開始有點擔心,錢先生的墓園是否也會遭遇驚擾。既然賓四先生籍貫無錫,我在想,是不是早日籌畫,在無錫的馬山國際華僑公墓,另卜吉穴。那裡的規畫頗佳,管理也好。我們已經恭請 先父 先母奉安馬山,葉落歸根。馬山闢有名人墓區,賓四先生當然是名人。我不知道錢夫人和賓四先生的子女,覺得我的建議如何?無錫的東林書院已經重建得差不多了。東林是朱子學的書院,賓四先生一生服膺朱學,如果有人向無錫當局提出建議,將奉請 賓四先生入祀東林,應是賓四先生之願望,也是無錫的榮幸。在他老人家去世二十周年的典禮上,容我斗膽提出上面兩項建議,請錢夫人和錢府親人考慮。我無法回來參加典禮,請主辦的單位代替我上香,向我最敬佩的鄉先賢致敬。
另外一方面,如果只有「熱腸」,沒有「冷眼」,也有時難免會以主觀影響理性的分析。史語所的創所所長傅孟真先生,一生提倡實證史學,甚至於提出歷史就是史料學的口號。但是,傅先生對中國文化的深情和對中國民族的忠愛,在他一生的行事中處處呈現。同樣,假如賓四先生只有「熱腸」,沒有「冷眼」,他也不可能寫出上述那幾部可以垂世的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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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8/27

如何寫歷史

 
作者:理查、馬里厄斯、梅爾文.佩吉
原文作者:Richard A. MariusMel Page
譯者:黃煜文
出版社:五南
出版日期:2010年08月22日
 
內容簡介
  歷史寫作為歷史研究中極重要的一環,而其寫作的基本原則與所有人文社會學科皆相通。如何寫出清晰、流暢、具邏輯性、同時內容又嚴謹豐富的研究論文,一直是許多學子的難題。
  本書從最基本的寫作原則談起,引導讀者思考歷史、分析史料、訂立主題、找資料,並教導讀者切入主題的方式與安排論述的層次,一步一步帶領讀者進入歷史書寫的世界。
本書特色
  我的工作就是教導學生,當我們研讀第一手史料──構成歷史的基本資料──瞭解其中的意義,並講述有關這些資料的故事時,歷史將會令人極為振奮……。教導人們書寫歷史對我而言是一項手段,向各個年齡層的學生顯示他們擁有可貴的想法,並且運用這些想法針對各項主題寫出有趣而原創的論文。
-本書作者
作者簡介
Richard Marius
  哈佛大學歷史系、英國文學系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歐洲的宗教改革及英國文學,並開有歷史寫作的課程。除本書外,Marius也從事歷史人物的研究傳記,包括《湯瑪士.摩爾傳》與《馬丁.路德傳》。
Melvin E. Page
  田納西大學州立大學歷史系教授,開設史學方法、史學理論及歷史寫作課程。主要研究領域除史學理論外,包括非洲歷史與全球化研究。
譯者簡介
黃煜文
  台北人,台灣大學歷史系、歷史所畢業。
  目前為專職譯者,近年譯作有:《世紀末的維也納》、《肉體與石頭》、《如何做好口述歷史》、《巴黎,現代性之都》、《追尋歐洲小販的歷史旅程》、《孔子─喧囂時代的孤獨哲人》等書。
目錄
 
謝辭
前言
第一章 寫作與歷史
關於被認定是真實的過去的故事
歷史寫作是一種思維方式
歷史論文的基本原則
寫作者的基本原則檢查清單
避免抄襲
寫作者的避免抄襲檢查清單
第二章 思考歷史
歷史問題
歷史謬誤
做出推論
評估史料
寫作者的評估檢查清單
第三章 蒐集資料
聚焦在一個主題上
初步探究
辨識關鍵史料
為研究做出結論
寫作者的研究檢查清單
第四章 筆記與草稿
記錄資訊與觀念
寫作者的筆記檢查清單
組織你的論文
寫作與修改草稿
寫作者的相互修訂清單
第五章 語氣與風格
寫作的模式
簡單而直接的寫作
文字形式與標點符號
最後呈現
寫作者的表達與慣例的檢查清單
第六章 文獻來源
基本原則
電子資料來源
注釋與書目
寫作者的資料引用檢查清單
附錄一 樣本學生研究報告
    《昭昭天命:國家的性格》
    本篇報告需要注意的地方
    寫作者的樣本研究報告檢查清單
附錄二 寫作評論
    評論是一種特殊的寫作形式
    樣本學生評論
    本篇評論需要注意的地方
    寫作者的評論檢查清單
附錄三 短篇論文作業
    寫作者的短篇論文檢查清單
精選的學生資源書目
文本出處
索引
  自首次出版以來,已有數千名大學生使用本書來撰寫歷史報告。我一直認為這本小書可以協助學生掌握史家研究與書寫過去的方法。本書原作者理查.馬里厄斯(Richard A. Marius)對此慷慨投入一己之力。他有幾次參與我的教學,深入討論歷史寫作問題,他的洞見總是一針見血,而且給學生帶來許多幫助。當我嘗試教導學生歷史研究何以令人興奮時──以及當我持續修改本書時──馬里厄斯的觀點總是對我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
  馬里厄斯教授的經驗與我有許多雷同之處;在本書三版前言中,他寫道:
  大部分上我的課的學生以為歷史不過是一堆需要記憶然後在考試上複誦的人名地名。他們以為到圖書館查閱百科全書的條目就可以寫一篇足以顯示他們對主題多麼瞭解的報告。他們無法想像自己有能力獨立思索事實……我的工作就是教導學生,當我們研讀第一手史料──構成歷史的基本材料──瞭解其中的意義,並講述有關這些資料的故事時,歷史將會令人極為振奮……。教導人們書寫歷史對我而言是一項手段,向各個年齡層的學生顯示他們擁有可貴的想法,並且運用這些想法針對各項主題寫出有趣而原創的論文。
  當我修改本書時,發現自己得益於過去與理查對本書所做的種種討論。為了撰寫這部已邁入第七版的作品,我發現自己再次求助理查的忠告,即使我必須因應新一代的學生而稍做改寫。我們除了對歷史研究與寫作抱持相同的熱情,也對學生讀者的理解力與記憶力──以及好奇心──抱持信心。我希望這個版本能持續反映這項信念。
  此次改版有何嶄新內容
  ● 整合科技範圍。 第七版比之前任何版本更為肯定電子科技與幾乎所有歷史學家作品之間的必要整合。本版不以獨立章節來探討科技角色,而是將電腦與網路視為歷史寫作過程的核心部分,幾乎每一章都涵蓋與使用電腦進行寫作與運用網路從事研究相關的重要資訊。
  ● 對適當使用史料更加重視。 本版給學生的建議持續遵循相同的基本原則,馬里厄斯教授和我都相信,這些原則是良好歷史寫作的基礎。其中一項原則──原創作品的期望──在本版具有更高的重要性,並且以單獨一個小節與一篇〈寫作者的避免抄襲檢查清單〉來進行討論與檢視。
  ● 修改的檢查清單。 在本版中,寫作者檢查清單──長期以來受到讀者的歡迎──經過更新,每份清單將只專注於歷史寫作的某個特定面向。
  ● 更多例證引述。 引述例證的數量增加,引述內容也經過改寫,提供學生寫作者更有用的範本。
  ● 擴充的學生資源書目。 同樣地,學生資源書目也受到擴充
  跟過去一樣,我急欲瞭解讀者使用本書的經驗。如果你對《如何寫歷史》有任何想法或問題,請寫信給我。來信請寄the History Department, East Tennessee State University, Johnson City, TN 34614。或寄到我的電子郵件信箱 pagem@etsu.edu。與馬里厄斯教授一樣,我有問必答。
  謝辭
  各學院與大學的史家在《如何寫歷史》的歷次改版中提供了寶貴建議。我尤其感謝一些學者的深入評論,他們的觀點協助形塑了第七版:北伊利諾大學的泰勒.阿特金斯(E. Taylor Atkins);內華達─雷諾大學的葛瑞塔.德瓊(Greta de Jong);阿帕拉契州立大學(Appalachian State University)的麥可.克雷恩(Michael Krenn);菲爾角社區學院(Cape Fear Community College)的湯瑪斯.梅西(Thomas Massey);波莫納加州州立理工大學(California State Polytechnic University, Pomona)的王作躍。
  我要感謝我教授歷史寫作與研究的三所大學的同事所給予的支援:莫瑞州立大學(Murray State University)、南非德爾班納托大學(the University of Natal, Durban)與東田納西州立大學。我的同事們對於我思索這些主題以及寫作新版本或多或少產生了影響,我特別感謝和我對話的學者:肯.沃夫(Ken Wolf)、道格.波吉斯(Daug Burgess)、亨利.安特基維奇(Henry Antkiewicz)、丹尼爾.紐康莫(Daniel Newcomer)、安迪.斯雷普(Andy Slap)、柯林.貝克斯特(Colin Baxter)安米特.埃辛(Emmit Essin)與米拉.瓊斯(Myra Jones),他們針對歷史寫作與研究的諸多細節提供了看法。一如以往,我的學生在歷史寫作感受的挫折與成功也令我獲益不少;柯琳.維斯康瑟羅斯(Colleen Vasconcellos)、賈斯丁.霍爾頓(Justin Horton)、比爾.亨布洛克(Bill Hembrock)、布蘭迪.阿爾諾(Brandy Arnall)、瑟斯.巴爾提(Seth Bartee)與馬歇爾.蓋勒威(Marshall Galloway)對本書做出一定的貢獻。我尤其感謝過去的學生潘尼.桑能伯格─威利斯(Penny Sonnenburg-Willis)協助整理研究與筆記的建議。我要感謝培生朗文(Pearson Longman)的約瑟夫.歐琵拉(Joseph Opiela)、吉妮.布蘭佛德(Ginny Blanford)與麗貝卡.吉爾平(Rebecca Gilpin)的持續鼓勵與信任。
  最重要的是,沒有馬里厄斯數年前的努力鋪路,就不可能產生目前這部全新的版本。像他這樣的工作夥伴如今已難尋覓,我真的覺得自己很幸運。
梅爾文.佩吉(Melvin E. Page)
 
 
http://www.books.com.tw/exep/prod/booksfile.php?item=0010479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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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8/27

8教授聯手 「國學奇才」復旦搶不到

版主:現在還有這樣的年輕人喜歡國學,真不簡單,臺灣學生要加油,不然以後我們將變成沒有人文思維的機器島嶼、電腦島嶼。

8教授聯手 「國學奇才」復旦搶不到

西安市高新一中的高三應屆生孫見坤總分比陝西一本錄取線低了6分,而復旦大學自主招生對他的要求是「達到一本線」。八名復旦大學教授聯名請求學校破格錄取孫見坤這個國學「天才」,然而陝西省招辦一直立場強硬,拒絕將孫見坤的檔案投到復旦。目前,孫見坤收到了山西大學法學院的錄取通知書,但他的第二志願其實是山西大學的歷史專業。孫見坤征服了教授的心,也摸到了大學的門,卻「搞不定」招辦的章。

中國青年報報導,孫見坤與復旦結緣,是因為參加復旦大學為自主招生而舉辦的「博雅杯」人文知識大獎賽。全中國3000多名考生參賽,透過論文從中選拔出58人,今年1月進行面試。孫見坤遞交的論文題為《山海經性質及成書年代考》,這是他為自己正在撰寫的《山海經新釋》一書所作的序言。

四位專家意見一致:希望學校透過自主招生將孫見坤錄取進來。為了慎重起見,復旦大學特地另請了四位文史類專業的教授對孫見坤二次面試。八位學者評價一致,覺得是個可造之才。除復旦外,孫見坤還參加了兩場自主招生考試,中山大學允諾,對他採取「一本線下10分錄取」的優惠措施。四川大學自主招生的錄取通知書上寫道:「參加測試的專家認為,孫見坤在古漢語與歷史知識方面確有專長,表現出類拔萃。」

報導指出,孫見坤從八歲開始迷上了國學,幾年下來,讀了近2000本經史典籍。遺憾的是,在今年高考中,孫見坤最為拿手的文科綜合發揮失常,最後總分為553分,比陝西省一本錄取線低了6分。對於這個「卡死」的分數線,復旦大學教授馬建敏感到遺憾。他以為,只要學校表態,對孫見坤的錄取標準破格到一本線之下,孫見坤還是可以進復旦的。

據報導,6月底,八位教授聯合簽署了一封請願書,強調孫見坤對《山海經》有較深的鑽研,具有「培養的潛力」,復旦作為百年名校,理應將這樣的孩子破格錄取。這封請願書,通過招生委員會呈遞,由復旦大學的領導小組開會討論通過。然而陝西省招辦一直立場強硬,拒絕將孫見坤的檔案投到復旦大學。他們表示,「博雅杯」的章程上並未寫明可以「破格錄取」,所以「今年一個破格的都不能有」。7月23日,孫見坤的檔案被迅速送到了山西大學法學院。19歲的孫見坤覺得自己「就像做了一場春秋大夢,我去讀法學幹嘛呢?」

【2010/08/27 世界日報】@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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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8/22

普通高級中學歷史科課程綱要(草案)公聽會

丸子妃:爭議已久的高中歷史教科書課綱終於要開公聽會了


「普通高級中學歷史科課程綱要(草案)公聽會」將於9月16~19日分區辦理

壹、依據

  依中華民國99年5月16日「普通高級中學歷史科課程綱要修正專案小組」第17次會議決議辦理。

貳、目的
 一、說明「普通高級中學歷史科課程綱要(草案)」修正重點。
 二、廣徵社會各界對「普通高級中學歷史科課程綱要(草案)」之意見。

參、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
 二、主辦單位:教育部中教司
 三、協辦單位:教育部中部辦公室、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各縣市政府、國立宜蘭高級中學
 四、承辦單位:臺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中學、國立臺中文華高級中學、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國立花蓮女子高級中學

肆、分區公聽會時間與地點:
   見附表

伍、出列席人員
 一、主持人:承辦學校校長
 二、引言人:普通高級中學歷史科課程綱要修正專案小組委員
 三、邀請單位及人員
  (一)全國各師資培育之大學具歷史專長領域學者
  (二)全國各公私立高級中學歷史科教師
  (三)各縣市政府代表
  (四)立法院教育與文化委員會委員
  (五)教師團體、家長團體、校長協會、學生團體、全國性歷史學會等民間團體
  (六)國立編譯館及各歷史教科用書出版公司代表

陸、聯絡人:
 (一)北區:臺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中學(歷史學科中心)
   李彥龍老師,楊玉瑜小姐
   電話:02-2507-3148,分機320,傳真:02-2503-4549
   e-mail:[
history320@gmail.com (二)中區:國立臺中文華高級中學
   許慧美小姐
   電話:04-23124000,分機213,傳真:04-23113919
   e-mail:[
viki@whsh.tc.edu.tw (三)南區: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
   蔡受勳組長、李梅櫻小姐、杜青霞小姐
   教務處電話:07-2862550,分機104,傳真:07-2861834
   e-mail:[
t5050@mail.kshs.kh.edu.tw (四)東區:國立花蓮女子高級中學
   張家誠組長
   教務處電話:(038) 321202,分機122,傳真:03-8330251
   e-mail:[
group01@mail.hlgs.hlc.edu.tw柒、教師研習時數及公(差)假:
 一、各公私立普通高級中學教師全程參加公聽會者核給研習時數 3 小時。
 二、參加研習者及工作人員請所屬各公私立普通高級中學依規定給予公(差)假登記。

捌、報名方式及截止日期:
 一、報名方式:以網路報名(具教師身份參加者,請上全國教師在職進修網,
http://inservice.edu.tw/index2-3.aspx分區報名、傳真或電話報名等方式,向各區承辦學校報名。
  北區報名之課程代碼:722025

二、截止日期:欲參加者請於各分區公聽會召開之前2日內完成報名。
  北區報名截止時間:9月13日 24:00止

詳細內容請參閱計畫
【附加檔案】http://203.68.236.92/news/990819.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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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203.68.236.93/xoops2/modules/news/article.php?storyid=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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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8/21

社會文化史:史學研究的又一新路徑


版主:臺灣大概在1990年之後,社會文化史也開始興盛,只是很可惜,好像只有史學界自己關起門來玩而已。不像大陸市場大、在報紙、媒體上熱烈討論,並且還有歷史熱加持。在臺灣,總覺得市場小多了。
 
社會文化史:史學研究的又一新路徑
編者按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人文社會科學取得了長足發展,歷史學亦不例外。在史學百花園中,新成果、新方法、新理論等層出不窮;文化史、社會史、口述史、社會文化史等一派欣欣向榮之象。作為史學新興學科的一支,國內社會文化史的發展已走過20年的風雨歷程,雖然還未成長為參天大樹,但在史學界搞得有聲有色亦是有目共睹。為了讓更多的人了解國內社會文化史研究取得的進展,本刊特邀劉志琴、梁景和、李長莉等在這一領域辛勤開拓、頗有實績的專家介紹有關情況,向讀者朋友釋疑解惑。
主持人:危兆蓋(本報記者)
特邀嘉賓:
劉志琴(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員)
梁景和(首都師範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李長莉(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員)
一、在文化史、社會史的大潮中社會文化史破土而出
主持人:社會文化史是什麼?它與通史、專史、文化史、社會史是什麼關係?它是要開闢一個新的研究領域、還是要發展成一個新學科抑或只是增加一種解讀歷史的新方法?
梁景和:在國外,社會文化史更多地被稱作新文化史,它是當代西方史學理論和歷史編纂中一個最主要的史學流派。但在國內,我們習慣於用 “社會文化史”這一稱謂。美國史學家林·亨特1989年在其主編的《新文化史》一書中首次舉起“新文化史”的大旗,標誌著新文化史的崛起。亨特指出,新文化史“探討方向的焦點是人類的心智,把它看作是社會傳統的貯藏地,是認同形成的地方,是以語言處理事實的地方。……文化史研究者的任務就是往法律、文學、科學、藝術的底下挖掘,以尋找人們藉以傳達自己的價值和真理的密碼、線索、暗示、手勢、姿態。最重要的是,研究者開始明白,文化會使意義具體化,因為文化象徵始終不斷地在日常的社會接觸中被重新塑造”。
我以為,社會文化史是研究社會生活與其內在觀念形態之間相互關係的歷史,是觀察和詮釋歷史的一個重要視角和層面。社會文化史可以補充通史和專史的內容,社會文化史與文化史、社會史具有交叉關係,亦可發展為並列關係。社會文化是客觀存在,運用社會文化史的視角和層面會發現更為豐富多彩的歷史現象和內容,因此開展社會文化史研究,具有推動史學發展的實際價值和意義。
李長莉:歷史學是以實證為基礎的綜合性學科,面對的是豐富紛繁的以往人類社會現象及人們的所有活動,要予以認知,就需要一定的概括與分解。因此近代以來的歷史學學科體系形成了綜合性通史與分領域專史兩條學術路徑,這也成為迄今史學研究的基本範式。然而,隨著人類面臨日益複雜而多樣的問題,要求歷史提供的知識已不只是還原歷史真相與判斷是非,而是要開掘歷史現象的縱深處,多層面地探究其內在根源與演變機制。如此則只限于某一專史領域、單一視角的知識難以解答,而如果從跨學科、跨領域的交叉視角進行認知,則可彌補單一視角的某些缺陷。“社會文化史”20年來的發展歷程,就是這樣一種以跨學科交叉視角研究歷史的探索與嘗試。
“社會文化史”在我國興起于20世紀80年代末,針對當時相繼興起的文化史和社會史各有偏重、難以反映社會文化的一些縱深領域、留有諸多相互重合又模糊不清的空間等問題,開始有學者嘗試打通社會史與文化史,探索將兩者結合起來進行交叉研究,於是提出了“社會文化史”的新概念。我以為這並不是一種嚴格的學科範疇,而主要是指一種交叉學科的研究視角和研究方法。大致而言,即以文化理論分析歷史上的社會現象或用社會學方法研究歷史上的文化問題。它與通史和專史不是替代關係,而是予以補充,使歷史學的血肉更為豐滿鮮活。
劉志琴:48年前一篇《<急就篇>研究》在學術界引起轟動。《急就篇》是漢代兒童的啟蒙讀物,引起轟動的是這篇論文所展現的漢代社會生活、宗族鄉黨、村邑閭裏、社會風尚的形形色色,具體、翔實地再現了漢代人的衣食日用、物態人情、雅好時尚。周予同、黎澍等老一輩學者對此讚譽有加,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感慨地說:“這樣的文章我也寫不出!”
這是史學大家的自謙嗎?不是,老一代學者並非沒有學富五車的知識和才情,但在那個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人們耳熟能詳的是階級壓迫、農民起義、王朝盛衰,在眾口一詞的學術氛圍中,突然冒出一個另類眼光,從社會和文化的視角,對2000年前的啟蒙讀物展開全新的解讀,從一句“奴婢私隸枕床杠”,對照敦煌文本、居延漢簡、宗族家譜,得出漢代奴婢不入戶籍,而入財產籍,類似床杠等生活用具,這與古羅馬把奴隸視為生產工是不同的社會結構。從去年出版的沈元遺著《漢書批註》來看,他寫這篇文章時精讀了《漢書》,文章中還運用音韻學、版本學、地理學等多種學科知識,進行綜合考察,厚積薄發,尺幅千里,小問題做出大文章。
這樣的研究對象和方法,為史學界敞開一個新視野,即社會文化史的視野。當時不可能由此提升到學科意義,建國後社會學和文化學都被取消,由此相應的是社會史的研究縮小到有限的一隅,文化研究則被思想史取代,全國沒有一個院校開設社會史和文化史的課程,更沒有一個專業的研究機構。要說這篇文章在半個世紀以前踏入社會文化史的領域,那也只是個別的自發趨向,這一成果獲得學術界的高度讚揚,不僅是作者令人信服的才識,也是史學研究迫切要求擴大眼界的期盼。
20世紀80年代初,文化研究如狂飚突起,推動了社會學和社會史的復興。文化史本是歷史學和文化學交叉的綜合性學科,它是在近代中國形成的新興的學術領域,兼有與社會史共生、共榮的特點。它們各有專業的研究對象和知識系統,伴隨現代學術的積累和開發,各門專業之間經常交叉,到一定程度發展出邊緣學科乃是現代科學發展常有的現象。在法學與哲學之間興起的法哲學,對法學是有革命意義的建構;從語言學與哲學交叉中產生的語言哲學,被認為是對思維和存在關係的突破性建樹。儘管這些新興學科還很稚嫩,有的也存在學術分歧,毫無疑義的是,它以跨學科的長處、煥然出新的見解,愈來愈得到學術界的重視。近年來在國外興起大文化史的概念,國內有社會文化史的興旺,國外有相似的學科出現,說明社會文化本身乃是人類社會共有的現象。它融通物質生活、社會習俗和精神氣象,從上層和下層、觀念與生活的互動中,揭示社會和文化的特質,這對歷史悠久、積累深厚的中國文化傳統來說,更具有本土特色和發展的優勢。
二、社會文化史在理論上的開拓與創新
主持人:一個學科門類的產生離不開理論上的開拓與創新,在史學界已成某種聲勢的社會文化史,其理論依據及理論建樹又是什麼?
梁景和:社會文化史的理論與方法主要包括三個方面:一為傳統的史學理論與方法,二為借鑒其他學科的理論與方法,三為創新的理論與方法。
李長莉:由於過去常用的一些比較單一和平面化的史學概念不足以準確地表達社會文化史研究對象的豐富意義,因而研究者越來越多地採用一些表達複合意義或新生意義的新概念作為分析工具。例如:公共空間、公共領域、建構、想像、社會記憶、話語、失語、合法性、正當性、權力、語境、場景、宏大敘事、個案、微觀研究、深描、地方性知識—普遍性知識、大傳統—小傳統、民間社會等等。這些概念詞語大多是從其他社會科學的方法庫中借用,引入史學研究中的,它為社會文化史研究提供了有效的分析工具,因而在史學研究的隊伍中,研究社會文化史的學者運用這些新概念最為廣泛。這些概念的提出與運用,為社會文化史的研究提供了理論和方法上的支撐。
劉志琴:中國有豐富而深厚的歷史文化資源,足以創生不同於西方文化的中國社會文化史理論。社會學家費孝通曾提出,中國基層社會本于禮治秩序,鄉土中國是禮俗社會。“禮”在中國有禮制、禮治和禮教之稱謂,禮制是王朝欽定的器物享用制度。歷代王朝都以“會典”、“典章”、“律例”或“車服制”、“輿服制”等各式條文,管制人們的物質生活。禮在中國,實際上是日用消費品分配的準則和教化民眾的規範。所以禮不僅是思想觀念、道德準則,也是制度的實體,這樣一種涵蓋物質、精神和制度的概念,在西方古典哲學中從未出現過,因此找不到對應的詞彙來翻譯“禮”,這是中國古代思想史特有的理念形態。中國古代史中的“俗”,也與西方有別,西方民俗學在日本直譯為《土俗學》,是指下層自然生成的習慣勢力,而在中國略有不同,雖然俗在中國也指民間習俗,但自古以來就受到統治者的重視。最高統治者不僅要親自過問風俗民情,還委派官吏考察民風,作為制定國策的重要參照。從商周的天子、諸侯,到明清的君主、士大夫,都把以禮化俗作為治理天下的大事,主導習俗的發展,致使禮中有俗,俗中有禮,兩者的價值走向愈益趨同,致使禮俗之界難以劃分。
在中國人心目中,大至天道運行,小如日用器物,深到修心養性,無不以教化為先。孔子的“移風易俗”,管子的“教訓正俗”,荀子的“習俗移志”,呂不韋的“觀其俗而知其政”等,各家各派都具有把國運盛衰、名教興亡的審視點下移到社會生活考察的傳統,有力地推動了倫理觀念滲入生活方式、社會風尚和民間文化的各個領域。在中國,一部社會文化史實際上也是一部物化的社會思潮史,這是思想史和社會史不能取代的內容。如此厚重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模式,在世界上獨一無二,最能創生中國的社會文化史理論。當今中國社會文化史研究處於全球化的浪潮中,不能不受外來文化的啟迪,但鋻於中國文化的特質,我以為研究者與其接受外來文化的影響,到不如深入到本土資源中謀求新發現。因為充分認識中國文化模式的獨特個性,就足以使這一領域活色生香,甚至改寫中國思想史的風貌。這應是開展社會文化史研究的價值所在,我希望研究社會文化史的同行們在這方面大膽探索,定能有所貢獻。
三、如何評估20年來社會文化史研究的成績?
主持人:國內社會文化史研究開展已20年了,成績何在?代表作又如何?
劉志琴:記得30年前文化史剛剛復興時,人們也有這一提問,周谷成的回答是:“草鞋沒樣,邊打邊像。”今天已無人再對文化史研究提出這樣的疑問了,我想社會文化史的前景也一樣。一門學科從發生到成熟要有幾代人的努力,所以即使今天還沒有產生有影響的代表作,也不能輕易否定新探索對學科發展帶來的新鮮活力。何況任何時代人們的認識都有它的局限性,也許今天看起來不起眼的作品經過幾十數百年的歷史沉澱,就經受住了歷史的檢驗也說不定。
李長莉:20餘年來,越來越多的研究者運用社會文化史視角進行歷史研究,論題和領域在不斷擴展,研究論著逐年增多,“社會文化史”已經形成了一個以社會與文化交叉視角為特點,有較為集中的研究領域,穩步發展、不斷深入開拓的史學分支領域,從研究路徑和撰述形式上也形成了諸多趨向。
梁景和:20年來,關於社會文化史的研究還很難說已經出現典範之作,但還是要承認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發表了很多學術論文,也出版了一批學術專著,諸如劉志琴主編的三卷本《近代中國社會文化變遷錄》、李長莉的《晚清上海社會的變遷——生活與倫理的近代化》和《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從傳統到現代》、嚴昌洪的《20世紀中國社會生活變遷史》、忻平的《從上海發現歷史——現代化進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會生活1927-1937》、孫燕京的《晚清社會風尚研究》、王笛的《街頭文化:成都公共空間、下層民眾與地方政治(1870-1930)》等,我自己也出過兩本《近代中國陋俗文化嬗變研究》和《五四時期社會文化嬗變研究》。此外,楊念群、孫江等主編的《新史學》論叢,孫江、黃東蘭、王笛等主編的《新社會史》論叢,也都有其獨特的研究意旨。
四、他山之石:國外新文化史研究的現狀
主持人:大家知道,改革開放以來,西方的史學理論與史學研究對國內史學界產生了很大影響,那麼20年來的社會文化史研究是否也受到這種影響?從你們了解的情況看,國外同行在這一領域的研究狀況如何?
梁景和:國內的社會文化史基本上是從20世紀80年代末獨立發展起來的,但在發展過程中也受到了國外新文化史的影響。20世紀七八十年代興起于法國和美國的西方新文化史研究是一場重大的史學理論運動,如今已成為西方史學理論和歷史編撰中一個最主要的發展趨勢和潮流。這股潮流取代了經濟— 社會史,是對舊的“新史學”的一種有意識的反動和發展,是一次“語言轉向”或“文化轉向”,是繼20世紀50年代中葉西方史學“路標轉換”後的又一次重要轉折。這股熱流70年代初傳入義大利、英國,八九十年代開始波及德國、西班牙、匈牙利、荷蘭、瑞典等歐洲國家。新文化史的稱謂比較複雜,表現出多樣性。英國學者彼得·伯克喜歡把新文化史稱為社會文化史,他在1997年出版的《文化史的多樣性》中,還有意把新文化史稱作人類學史學;法國年鑒學派的第三、四代傳人喜歡稱新文化史為心態史,法國學者卡布瑞則稱新文化史為後社會史,還有把新文化史稱作新社會文化史和歷史人類學的。新文化史的理論和方法主要來源於四個方面,即後現代主義的文化批評、文化人類學、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和法國年鑒學派史學。這四個方面直接影響了新文化史的歷史編撰和敘事風格。
李長莉:新文化史的學者早先一般是研究社會史的,後來對社會史產生了疑問,並逐漸開始對社會史理論框架展開批判和修正。被奉為新文化史思想先驅的英國勞工史家湯普森1963年在其代表作《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中就體現了“向文化的轉向”的趨勢,他主動超越了社會史並把研究轉向文化史方向。60年代末,年鑒學派的代表人物勒高夫從社會—經濟史轉向社會—文化史,將研究領域由經濟轉向心態這一更為深層的結構。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教授海登· 懷特于1973年出版了《元史學:19世紀歐洲歷史學的想像》,由於懷特強調情節和語言這些新的歷史研究方法的運用,所以他被視為文化轉向的“創始人”。新文化史這股潮流,還影響了其他領域的學者,克裏福德·吉爾次、馬歇爾·薩林斯、理查德·普萊斯等人類學家,愛德華·薩義德、斯蒂芬·格林布拉特等文學批評家也都捲入到新文化史運動之中。
劉志琴:國外新文化史研究的領域非常廣泛,涉及的內容異常豐富。諸如愛情生活、婚姻家庭、夫妻生活、婦女兒童、性別性倫、喜怒哀樂、感官情緒、閱讀書籍、身體髮膚、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宗教巫術、時間空間、人口犯罪、上帝大眾、自然命運等等。新文化史的著述可謂廣泛繁盛,不勝枚舉。諸如美國歷史學家羅伯特·達恩頓的《啟蒙運動的生意》和《屠貓記——法國文化史鉤沉》、美國歷史學家林恩·亨特的《法國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階級》、美國歷史學家娜塔莉·戴維斯的《馬丹·蓋赫返鄉記》、法國歷史學家勒華·拉杜裏1975年出版的《蒙塔尤:1294-1324年奧克西坦尼的一個山村》、法國歷史學家阿蘭·科爾班的《大地的鐘聲》和《污穢與芳香:氣味與法國的社會想像》、英國歷史學家彼得·伯克的《歐洲近代早期的大眾文化》、英國歷史學家西蒙· 沙瑪的《財富的窘境:黃金時代荷蘭文明的一種解釋》、義大利歷史學家卡洛·金斯伯格的《夜間的戰鬥:16、17世紀的巫術和農業崇拜》等等。此外,還有很多有趣味的新文化史著作。
五、社會文化史研究的特色何在?
主持人:社會文化史興起20年來,是否已形成自己的學科特色?表現在哪?
李長莉:特色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微觀史與深度描述的趨向。在聯繫觀點的觀照下,就某一微觀事象從多維聯繫中深入分析其各種因素的關聯性、互動關係及多層意涵,以求見微知著,揭示此一事象所反映的社會文化豐富意涵。二是以記述敘事為主要表現形式的趨向。社會文化史研究的對象以人的活動為重心,因而要對人的活動進行具體、生動的描述,故主要採用敘事形式。文化分析的視角又要求意義的闡釋,因而在敘事中有理論分析及意義闡釋隱含或穿插其間,使得生動的敘事中有一定的意義內涵。這兩個趨向使得社會文化史形成了一些學科優勢,積聚了較強的生命力,有利於其進一步發展。
梁景和:社會文化史有自己的特色是沒有疑問的,問題是它具體表現在哪些方面,恐怕就見仁見智了。我認為以下兩點是很明顯的:其一,社會文化史萌發的本土性特徵。中國社會文化史是中國史學自身發展邏輯的產物,是中國文化史、社會史、社會文化史發展鏈條上的一環。改革開放的大勢,催發了文化史的復興;改革開放的深入,迎來了社會史的興盛。文化史研究偏重於精神層面,即關注思想觀念、社會意識等問題;社會史研究偏重於社會層面,即關注社會結構、社會生活等問題;而社會文化史研究則關注兩者的共生共榮。很多文化觀念問題反映在社會生活等社會問題的層面上,很多社會問題與文化觀念問題又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那麼把兩者結合起來進行研究的社會文化史就應運而生了。因此,中國社會文化史在20世紀80年代末的萌生就是中國史學自身發展邏輯的產物,很多研究者都是順著文化史、社會史的研究而走向社會文化史領域的,體現了中國史學自身發展邏輯的本土性特徵。其二,理論探索的自覺。中國學者先後撰文探討了社會文化史的理論問題,90年代初就有很多學者積極參加了社會文化史的理論探討,如對建立社會文化史學科的意義、社會文化史研究的對象和內容、社會文化史的研究方法等問題都在探討之列。新世紀初,仍然有一批學者關注並參與了社會文化史的理論探索,分別就社會文化史研究是價值判斷還是事實陳述、如何從社會日常生活中折射出觀念的變化、社會文化史是一種獨特的研究視角還是一門獨立的交叉學科、社會文化史研究的重心在哪、社會文化史研究能否起到改進思想史的作用、中國學者能否建立自己的解釋系統、社會文化史研究的問題和方向何在等理論問題和一些實際問題進行了深入探索和研究。這些討論雖然還只是一般學術觀念的陳述和探討,還不具備完整的理論體系,但這些自覺的理論思考所呈現出來的學術見解對打開社會文化史的視野和規範社會文化史的研究無疑意義重大。
六、社會文化史的發展前景
主持人:從學科發展的前景看,目前的社會文化史研究還存在哪些問題?能否預瞻社會文化史研究的近期趨向或遠景目標?
李長莉:社會文化史是一門正在生成的學科,的確存在著一些缺陷和有待改進的問題。一是碎片化。在具體而微的研究取向中,一些論題過於細小瑣碎,同時又缺乏多維聯繫觀點及深層意義闡釋,由此造成論題成為缺乏聯繫、意義微弱的零星碎片,因而矮化了史學研究的意義與價值。二是平面化。一些研究在採用具體描述的敘事形式時,只停留在平面化記述,而缺乏理論分析和深層意義的闡釋,成為淺薄、表面化的單純敘事,使史學研究失去了深度和靈魂。三是理論與內容“兩張皮”現象。一些研究者在借鑒社會科學理論和概念工具時,對外來理論與本土經驗的隔閡、不同學科之間的差異性缺乏足夠的自覺與警惕,未能根據研究內容進行選擇、改造、活用、伸展,使之融會貫通而生成自己的理論解釋,而只是停留在簡單的移植、套用,理論與內容相脫節,因而不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結論。四是片面價值論。傳統史學研究範式是價值一元論,只承認主流價值的合理性,不承認少數人或其他立場所持價值的相對合理性。社會文化史則眼睛向下,從多維度、多層面的視角,在主流價值之外注意其他價值的相對合理性,因而傾向於承認主流價值主導下的價值多元立場。從社會文化史的觀點看,正是由於多元價值的存在,才導致了社會不同利益集團之間的矛盾與博弈,也因而保持著社會變革的內在張力。但是,也有一些研究者由此滑向“價值相對主義”或“去價值論”的立場,或認為一切價值意義均等,或認為無需作任何價值判斷;有的則走向“片面價值論”,對一些只是代表少數邊緣人群的邊緣性、片面性的價值取向加以抬高或誇大,甚至用以替代主流價值,以偏概全。
劉志琴:展望社會文化史未來的發展,我以為會有以下一些研究趨勢或進路:第一,時代課題將促進社會文化史研究領域的擴展、深化與多樣化。當今中國社會轉型面臨“社會治理”與“文化重建”兩大課題,正是社會文化史研究的中心問題,社會文化史研究應當為此提供更多的本土經驗與歷史啟迪。這種時代課題的挑戰與相關性,會促進社會文化史研究的擴展與深化,特別是與這兩大課題相關的論題會受到更多學者的關注。同時,史料數據化與網路化將為社會文化史學者利用海量史料,特別是民間史料、圖文史料等提供便利。社會文化史貼近時代、貼近民眾、貼近社會、貼近生活的內容特點,生動敘事、多樣化的表達方式,將使其成果更受知識大眾歡迎。因而,社會文化史研究會有更大的發展空間。第二,社會文化史研究的目標,是基於本土經驗建構社會文化發展的本土理論。社會文化史的研究重心在民間社會,關注民間社會與上層建築的互動關係,由於立足於本土深厚的民間社會文化歷史土壤之中,因而更有條件深入探索本土經驗,建立適於研究本土社會文化的理論概念與學術譜係,以尋求本土歷史的理論闡釋,進而提出針對本土社會文化發展的一般理論,參與時代的知識進步與理論創新。第三,社會文化交叉視角與綜合研究的趨向。社會文化史二十餘年的研究實踐表明,這種新的學科交叉視角使我們對所研究的問題能夠從多層面、多維度審視,其研究成果使得我們對歷史的認識推向了一些更縱深、更多面、更精細的領域,這一趨向還會進一步擴展。同時,研究者還會更加注重用總體性、聯繫性、多層面、網路化的觀點進行研究,以避免“碎片化”的偏頗。
梁景和:我想談一下與此相關的問題。第一,要建立社會文化史研究的學術重鎮。有條件的學術單位或學術團體可以明確把社會文化史作為自己學術研究的主要領域和主攻方向,集中從事社會文化史的研究工作。第二,抓基本社會生活內容和獨特社會生活內容的研究。社會生活的內容極其廣泛,既包括基本的社會生活內容,也包括獨特的社會生活內容,還包括更多的處於中間地帶的社會生活內容。雖然這幾類社會生活內容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彼此不能截然分開,但各自的特點是顯而易見的。基本的社會生活內容主要包括人類所共有的衣食住行、婚喪嫁娶、兩性倫理、生老病死等基本的生活。這是維持生命和延續生命最基本的條件,也是最基本的生命歷程,是任何時代,任何個人都很難回避的生活內容,所以我們說它是基本的社會生活內容。研究一個時代或一個時期,一個地域或一個群體的基本社會生活內容的變化,我們會理解和認識社會政治經濟、思想觀念、風土人情的緩慢或急速變遷,這有助於我們認識和理解那個時代和那段歷史,並從中獲得歷史的啟迪和生活的智慧。獨特的社會生活內容主要指一個時期或一個地域,某些群體或一個群體獨特的生活及其生活的變化。研究這樣的社會生活,無疑也能幫助我們認識和理解那個時代和那段歷史,並從中獲得歷史的啟迪和生活的智慧。所以我們強調在社會文化史研究中要注重研究基本社會生活內容和獨特社會生活內容。第三,運用多學科的視角研究社會文化史。學科的劃分是人為的,它有助於使知識更加系統和深化,但學科的劃分不是目的,學科之間不應當存在彼此隔絕的壁壘。只要能夠研究問題和解決問題,學科之間的互動和交融是必要的。研究社會文化史可以把多學科的研究成果視為史料,可以借鑒多學科的理論和方法,可以體悟歷史學與多學科共同的思維方式和思考的共同問題,這是多學科對話的基礎,我們將從這種互融的對話中深刻、全面的認識和理解社會文化問題。第四,注重改革開放時代以來的社會文化史研究。搞歷史,一般有一種慣常想法,覺得研究的問題應當遠一點,這樣塵埃落定後,可以看得更清楚,這話有道理。搞政治史、經濟史、外交史、軍事史都有這樣的問題,若檔案不能解密,搞起來有困難。社會文化史稍有不同,它研究的是社會生活,是大眾文化,是生活觀念。這些問題存在於社會的各個領域,各個方面,它的史料來源極為寬廣。時間離得近,感受得真切,更易有自身的體悟、自身的把握。有些問題可以直接觀察、調查和交流,這種直觀的感受帶來的感性認識是理性認識的基礎,上升後的理性認識更科學、實際和靠近真實。改革開放30年社會生活、社會觀念的變遷比上下五千年任何一段時期都更快速更顯著。研究改革開放時代的社會文化史將會浮現出更多社會與人生的真諦,故可為之。
 
 
文化中國-中國網 culture.china.com.cn  時間: 2010-08-17 09:03  責任編輯: 溫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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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8/20

歷史不能隨意演繹 史學家談「 歷史類文藝作品」

版主:說得好,學無止境,謙虛為懷,正史為上、實事求是,是為正史。
 
歷史不能隨意演繹 史學家談「 歷史類文藝作品」
近年來,歷史劇、歷史類文藝作品大量涌現並受到關注,似乎歷史真的熱起來了。但這種「歷史熱」中也出現不少問題,諸如歪說、曲解歷史,甚至杜撰歷史,影響著人們對歷史的正確認識。歷史與歷史劇、歷史類文藝作品究竟有何區別?歷史作品中的硬傷究竟因何造成的?學習和研究歷史應該採取怎樣的歷史觀?
  ■歷史和歷史小說的關係,就像《三國志》和《三國演義》
  主持人:近年來,歷史劇、歷史小說以及帶有歷史色彩的文藝作品大量涌現,如《雍正皇帝》、《漢武大帝》,備受人們的關注。但是,當前歷史劇和歷史類讀物中也存在很多值得注意的問題——或以正史為名,給讀者造成誤解,或以小說為名,肆意曲解歷史等等,讓真正懂歷史的人很難看下去。那麼,您認為其中的原因何在?
  孫立群(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教授):我認為主要有兩方面的原因:
  第一,歷史劇和歷史小說等歷史文學作品並非歷史。歷史和歷史劇、歷史類文學作品不是一回事兒。歷史和歷史小說的關係就像《三國志》和《三國演義》的關係那樣,前者寫的是歷史,後者則是歷史類文學作品,帶有歷史的影子和痕跡。現在,有些人誤把歷史類文學作品當作歷史,把兩者混為一談。現在的一些歷史劇和歷史小說,以歷史為名,人物關係都是歷史上的真人,但是故事情節大部分是虛構的,甚至有的胡編亂造,讓人迷惑。從歷史的角度來說,歷史本身是有原則的,是不能虛構和隨意演繹的,任何一件事情都需要有證據證明。當然,這樣寫成的文字可能會非常枯燥。有些人喜歡加一些修飾的詞語,或者用一些現代化的詞匯和語言習慣來使它生動一點。倘若不是歷史論文,從文學的角度來看的話,這也無可厚非。不過,仍舊應該有一定的原則,那就是不能脫離歷史的本來面目。比如,一個歷史人物,他在歷史上有名有姓,做過什麼,沒做過什麼都很清楚,你非要給他加上幾件他從沒做過的事情,這就不合適了。既然以歷史為名,那麼就要可信。
  第二,歷史小說讓人看不下去,還因為它們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小說。既然是小說,自然需要有作者的創作。但是現在很多小說,人物情節幾乎全用歷史真實存在的人物,雖然也有很多虛構的情節故事,但主線往往不離史書,等於史書白話版,結果是史不像史,文不像文。以前我們看很多小說,一眼就能明白,比如時間、地點、朝代背景等都有交代,但是讀者不會認為是真的。但現在的很多小說,一般讀者可能很難分辨哪些是作者虛構的,哪些是歷史上確有的事。這很容易給讀者造成誤解:到底是在看文學作品還是在看歷史?因此,我覺得作者應該在創作中有所交代,雖然麻煩,但可減少給讀者造成的誤解。
  ■正確價值觀是不能顛覆的,歷史劇和歷史文學作品不應失去底線
  主持人:中國歷來有重視歷史的傳統,那麼歷史的作用是什麼?學習歷史應堅持什麼樣的歷史觀?
  孫立群:學習歷史主要有兩個層次:第一是知識的層次,主要對青少年,以吸收歷史知識,了解歷史線索為主,為進一步學習打好基礎。第二個層次是以史為鑒,指導我們的工作,吸取歷史經驗和教訓,這對成年人和參加工作的人非常重要。以史為鑒的前提是尊重歷史的原貌,而不是隨心所欲地曲解歷史,把歷史當做達到某種目的的工具。在這方面,我們過去曾有過深刻的教訓,如「文化大革命」中的「評法批儒」,把歷史糟蹋得不像樣子,以致人們都不願意學歷史。學習歷史還很值得強調這一點,即我們學歷史並不是想替古人流淚,也不是想看故事,而是希望能夠從中得到經驗和借鑒。所以,有一些東西是不能突破的。可讓人擔憂的是,在當今的歷史小說大潮裏,不僅僅古往今來的英雄豪傑都被寫了一個遍,即便是姦佞小人也被翻出來,並且予以翻案。可是,正確價值觀是不能顛覆的。古往今來,任何時代和社會,人們總歸都是向善、求善的,基本的道德觀和價值觀是不能推翻的。
  主持人:如何看待當今的史學講壇熱?
  孫立群:讓人接受和學習歷史,也有個方法問題。對於史學工作者來說,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走大眾化、通俗化的道路。馮爾康教授在為我新出的書《解讀大秦政壇雙星——呂不韋、李斯》所寫的序中有這樣幾句話:「史學工作者應為史學知識大眾化而努力。史學家應當走進通俗性講堂和撰寫通俗讀物,以滿足大眾對歷史知識的需求。」近年來,一些史學工作者走上「百家講壇」就是這方面的體現。「百家講壇」的演講者,被有的人戲稱作「說書人」,也有學者不屑於上這種講臺,認為層次不高,有失身份,或被人議論為不務正業。其實,這些議論有很大的片面性。因為在古代瓦子裏說書的,是識字有限的人,學問不多,沒有功名,社會地位低下,讓人看不起,可是今日的演講者,是專家學者,是大學教授,他們樂於做歷史知識的普及工作,是件大好事,應當歡迎,應當尊重,應當感謝。歷史是活生生的,是最能接近人民大眾的,自古以來,在宮廷有史官專門編著史書,在民間,講史一直是老百姓喜聞樂見的事。比如,在宋代的「瓦子」中就有民間藝人說史,如「說五代史」之類,並形成演義類的史書《三國演義》、類演義的《平妖傳》等。此外,在佛寺、村社、家族中,均有各種內容講史活動,如佛史、村史、家族史等。
■歷史最忌調侃,尤其是嚴肅的題材,一調侃,就往往造成誤解
  主持人:近年來,歷史劇和歷史類文學作品在市場中可謂是「三分天下有其一」。那麼,這似乎意味著歷史真的熱起來了呢?
  孫立群:當前,歷史越來越為大眾喜歡,也可以說是一種歷史「熱」。這種現象的出現是好事,是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是現實生活的需要。但這種歷史熱與以前政治運動不同,它具有自發性、實用性,有助於人們文化素質的提升和文明程度的提高。面對這種形勢,歷史工作者要保持清醒的頭腦,要以科學、嚴肅的態度講歷史、寫歷史。我自己有個「三不原則」——不戲說,不歪說,不臆說,其中不戲說是在第一位。歷史最忌調侃,尤其是嚴肅的題材,一調侃,就往往造成誤解,尤其是對青少年,甚至對他們的價值觀產生影響。我不反對時尚,但是不能把古人也變成現在的小青年啊。歷史和文明是同步的,文明到達一定的程度,留給後人的歷史財富就越多,文明的程度越高,創造的財富也就越多,不僅僅是物質上的,還有精神上的。中國古代歷史上的富強時代,都是由它的文明程度所推動的,比如「大漢」、「盛唐」。
  ■要以信史為本,也就是以有實證的歷史為本,而不以想象的歷史和傳說為本
  主持人:我們應該用怎樣的態度和標準去看待歷史?
  孫立群:對於歷史首先要尊重,汲取歷史留給我們的遺產;但另一方面絕不能沉湎於歷史之中,我們學習歷史是為現在服務的,不是為了炫耀的。歷史終究是靜態的,是既成事實,不可能改變,對於人來說最重要的是現在,是未來。有歷史固然好,沒有歷史我們就活不了嗎?不僅要活下去,而且還要創造歷史。或者說,每個人都正在創造歷史,自己能走多遠,能留下什麼樣的歷史,不在於我們有多久遠的文明史,而在於我們現在的行動。其次是實事求是。我們的教科書中一直在強調,中華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其中確實有些不符合歷史學的內容。歷史學首先要實事求是,有就是有,沒有就是沒有。不要人為地去拉長歷史,不要主觀想象。
  總之,歷史是一個國家和民族的記憶,它能夠提供很多物質和文化上的經驗和教訓,它是客觀存在的,不是編出來的。因此,我們應該以信史為本,也就是以有實證的歷史為本,而不是以想象的歷史和傳說為本。另外一方面,社會發展總是要靠現代人,靠當下。歷史可以提供幫助,但不能決定當下。我們常說要現代化,為什麼不是古代化,因為社會的前進總是要靠現在的人。
  ■寫史學作品,猶如進入地雷陣,稍一不慎,必會留下掛彩的硬傷
  主持人:我們都知道,中國歷史的記錄,不僅時間長,而且內容精確詳細,體現著一種嚴謹的風氣。但是,近年來一些史學作品中卻不時地出現一些小錯誤或是硬傷,編者也稱之為「可以接受的錯誤」。您對此怎麼看?
  王曾瑜(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研究員):有人也許會說,如果幾十萬字一部書,出一條硬傷,有何了不起。依我之見,任何作品,對任何人,必須嚴肅對待和更正。記得我在大學時,寫一篇有關《資治通鑒》的文章,自我感覺良好,進呈鄧廣銘師,滿以為一定會得到好評。哪知鄧先生提出了嚴肅的批評,特別是說某處古文標點錯誤。我說自己是依《萬有文庫》本的斷句而標點的,鄧先生說:「《萬有文庫》的斷句錯誤多的是,你不知道?」言下之意,是我還不夠歷史係高年級的水平。五十年後,回憶此事,內心確是充滿了對老師感戴的深摯之情。古文無標點,今人加以標點,同一段文字,甲與乙可能不同,或是甲先後標點不同,但都無誤。鄧先生對我的批評,自然是標點確有錯誤,史界或稱為硬傷。鄧師的批評我幾乎忘卻,但他批評後造成我謹畏的治史心態,保留至今。現在常說什麼監督,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我確是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生怕自己的作品出硬傷,鬧笑話,取譏於前輩,似乎前輩的眼睛總是在盯著我。如今有人批評,特別是指出我的硬傷、錯字、錯誤標點之類,真有一種求之不得的歡迎和感謝。其實,寫史學作品,猶如進入地雷陣,稍一不慎,就必定會留下掛彩的硬傷,而無法抹掉。
  有一介紹夏商周斷代工程的電視片,其中解說詞竟出現如果商軍埋伏在山上,一聲炮響,殺下山來,周軍就會如何如何。居然把火藥的發明提前到三千年前。此種笑話竟發生在嚴肅的科學片中,這當然是硬傷。近年播出的電視劇《漢武大帝》,其劇情大致依據史實,不同於目前流行的戲說亂說,演員的表演都相當出色,可算是一部成功之作。編導者無疑是仔細閱讀了《史記》和《漢書》,但光讀這兩部書,顯然是完全不夠的。例如,就目前的史學研究所知,漢代的冶鐵術居世界領先地位,劇中胡編了匈奴使用西域的精鋼做刀,勝於漢劍,故引發漢武帝通西域的打算,當然是硬傷。這裏說的是外行出硬傷的情況。
  ■「你不知道,我們這類顧問,全是給編導們當擺設,根本不尊重我們的意見」
  主持人:如此的外行硬傷確實在部分史學作品中經常出現,但是不知道您是否聽過「掛名顧問」這個詞,就是一部史學作品,掛著顧問頭銜,但是作品仍漏洞百出,顧問好似虛設,或徵求了顧問意見但是仍然改動不大。您是否也遇到過類似情況?
  王曾瑜:根據個人很有限的接觸,外行對待中華古史的專門知識,也確有兩種截然相反的態度。一次,接到來自紹興的電話,說他們設計東漢哲人王充像,本擬王充坐椅,在幾案上寫作。但看了我在《文史知識》2005年第7期《從〈漢武大帝〉談古代席地而坐等禮俗》,才知道當時是席地而坐,須另外設計方案,故徵求我的意見。這算是尊重知識的一例,可惜所遇者甚少。
  我不懂西夏文,對西夏史也只有一般知識,但最初還不知影視作品一類的內幕,看了西夏的電視劇硬傷頗多,就打電話向朋友白濱先生提意見。白濱回答說:「你不知道,我們這類顧問,全是給編導們當擺設,根本不尊重我們的意見。」後來,自己也遇到類似情形。一次,參加拍岳飛的電視片,我還非常認真,看後特別給編導寫信,指出其中不少錯誤,如有人在電視片中說,岳飛是百戰百勝,但並無此事,他在淮東還是打了敗仗。結果如石沉大海,根本不予理睬。另一次,又是拍岳飛的電視片,我特別指出,岳飛書所謂《前、後出師表》,還有「還我河山」的題字,全是偽托,張政烺先生等已有精密考證。我還專門帶編導去圖書館,找出《文物》1961年第8期,讓他們使用攝像機拍了岳飛的真實墨跡。不料電視片放映時,還是播放了「還我河山」的題字,並說是岳飛年輕時所寫。其中也有我談話的錄像,豈不等于我承認「還我河山」的題字是真跡?真令人啼笑皆非。
  2003年,一位先生給我打電話,說要為紀念岳飛誕辰900周年,出一本書,請我當顧問。他簡單說了此書的內容,準備影印岳飛書寫的諸葛亮《前、後出師表》。我當即回答,這份墨跡是後人偽托,如果一定要編入,我就無法當顧問。此後我得到《壯懷激烈》書一部,金盾出版社2003年出版。書上排列了一大批顧問,前十一位依次是「王定國、季羨林、岳岐峰、劉蘭芳、馮其庸、毛岸青、邵華、史式、陶思亮、賀捷生、龔延明」。這就是目前標準的顧問商業炒作模式,其中唯一對岳飛有所研究者,只有龔延明先生一人。人們難道不能說一句,對岳飛事跡根本沒有研究,又當什麼顧問?目前,此類事情實在太多,其實,學者濫當顧問,正是不自重的表現。如空頭主編、顧問之類,外行以為榮者,內行當以為恥。
■對待治史的硬傷,關鍵在于有錯必認,知錯必改
  主持人:現在還有一些內行的學者礙于自己的「面子」問題,不去或是不願承認自己的錯誤。這是不是造成史學讀物硬傷的另一個原因呢?作為學者,又該如何對待史學作品中的硬傷呢?
  王曾瑜:其實,即使是內行,稍一不慎,也會出硬傷。如《宋會要》刑法2之17—18有一段宋仁宗時的記載:「諸州知州、總管、鈐轄、都監多遣軍卒入山,伐薪燒炭,以故貧不勝役,亡命為盜。」此段文字,我本人審閱過約七八遍,都沒有看出破綻。最近方才看出。原來在宋仁宗時,並無總管的官銜。後宋英宗時,為避宋英宗趙曙的禦諱,才將原來的部署改稱總管,而《宋會要》所載,乃是宋代史官的追改。此段文字應改為「諸州知州、〔部署〕……。」
  就像我前面說的任何作品,對任何人,首先,也包括我自己,一條硬傷就是了不起,必須嚴肅對待和更正。何況並非是新出茅廬者,這完全是不應發生的硬傷。對待治史的硬傷,關鍵還在於有錯必認,知錯必改。這本是常識,也真正是學者的面子,狡辯其實沒有一點面子。對內行人而言,狡辯其實無非是愈辨愈糟。當然,因如今的世道,人們往往不願意出來指責狡辯,於是狡辯者似乎在表面上是得勝回朝。與其花了極大精力和時間狡辯,還不如多搞點學問,但世上又有多少人想得開。有的作品甚至渾身硬傷,根本無法狡辯,而作者卻聰明地諉過於編輯,而又自詡治史者須德、才、學、識兼備。
  ■大學者的實事求是與學界的吹牛風
  主持人:就像您說的: 「有錯必認,知錯必改這正是學者的面子」,這是一種嚴謹負責的治學作風。那麼,這方面史學界的整體情況如何呢?
  王曾瑜:在史學界,張政烺先生的博學是公認的,但據我所聞,他常說自己這也不行,那也不懂。這其實是正常的。學問到了一定火候,完全知道山有多高,水有多深,而本人能爬多高,潛多深。張先生決不是對人故作謙虛,而是大學者應有的實事求是的謙遜和質樸。我人到晚年,常說對個人的學問應堅持三道底線:一是青年時代先天不足,後天失調。二是承認與前輩優秀學者在學問上有不可彌補的差距。我有時說自己是「半瓶醋」,其實,在張先生淵博的學識面前,如果說自己只有四分之一瓶醋,無疑是過高地抬舉了自己。三是除去十二年強加於自己的時間和精力的浪費,個人治遼宋金史約四十年,但自己應當老實承認對遼宋金史的大部分領域還是無知和少知的。這當然也是得益於張先生的身教。
  我向來認為,《資治通鑒》的文字在古代史書中最為流麗而曉暢,但張政烺先生卻公開承認:「如《資治通鑒》有的段落我至今尚不能確切弄懂。」自此以後,我怎麼敢說自己能全部讀懂《資治通鑒》。自己更讀不懂《宋史》,且不說如其《天文志》、《律歷志》之類,《宋史》卷194《兵志》所載「三人衙官例」、「諸軍七人例」等,就二十餘年讀不懂,直到最近,才有所解。
  在此可對比一下鄧廣銘師和漆俠大學長的學問。我多年以來一直認為宋學,即宋代儒學,是宋史研究中最難啃的一大塊硬骨頭。鄧先生論宋學的文章不多,但很精彩,他完全有學力對宋學作深入研究,只是另有其他重要研究,顧不上來。漆先生通讀二十四史(《明史》只讀部分),對馬克思主義有真誠的信仰,下功夫很深,這當然是我所不如。他已經著手深入研究宋學,可惜因醫療事故而不幸逝世,未能全部完成。我對先秦典籍不通,故面對宋學,只能望洋興嘆。這多少反映了彼此客觀的學問差距。
  任何人的學問總有弱項和缺點,不可能十全十美,應當經常從別人那裏,對照自己學問的缺陷和不足。但是,目前在學術界,小至史學界,卻刮著一股愈來愈熾烈的吹牛風,報刊上經常登載不少介紹學術成就的吹牛文字,內行的知情人當然知道,完全是虛美,將一個個小橡皮袋,吹成一個個大氣球,並且一個強似一個。另有一些沒有入門者,卻因無知或淺薄而狂妄自大,其實根本不知天高地厚,又自做「最牛」之類低俗字眼的虛假廣告。電視上見到一位老軍醫說得好,生活上要知足,學問上要知不足,事業上要不知足。我又想一下,不僅要肚裏知不足,也要自己嘴上說不足,請別人說不足,不僅可背地說不足,也應公開說不足。只有大家說不足,方能營造一種真正良好的學術環境,一種真正能夠遏制吹牛風的環境。
  (主持人:李慶英 文字整理:呂永陽)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book/2010-08/16/c_1244917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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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8/17

從「兩個國父」說起

版主:轉貼一則新聞。要問:歷史學家呢?都在睡覺嗎?在這場風波中,不見歷史學者的聲音,都躲起來寫那些沒人讀的學術文章了嗎?專業歷史學的專書和研討會,根本就只有自己人會去聽、會去看,和一般民眾與日常公共事務(這次國父的論戰)完全脫節,這根本是在自慰嘛,自寫自爽,反正國父干我屁事就對了,是不是?難怪昨日聽到人說歷史不是主科,版主會這麼生氣,那就不要上課?歷史系關一關,想唸歷史學的就強迫拿洋博士啊,國內歷史系都在培養甚麼人才啊?都是這些在上位的專業狗屁歷史專家導致的啊。(氣炸)
 
從「兩個國父」說起
2010-08-16
【平路】
        最近國父紀錄片風波中,竟也說起「兩個國父」-孫中山與列寧之間是怎麼看待彼此。
兩個國父的年歲相近,碰上幾乎一模一樣的年代,列寧活了54年(1870-1924)。孫中山比列寧早生四年,比列寧離開世界晚一年,列寧去世,國父送的輓辭中有「並世而生,同洲而國;相望有年,左提右挈。君遭千恨,我了百厄;所冀與君,並軌並轍。」同樣顛沛苦辛,國父對列寧很有切身感情的是其中「君遭千恨,我了百厄」八個字。
至於列寧,怎麼看我們的國父呢?《列寧全集》有關中國超過三頁的文章其實只有兩三篇,真正針對中國的評論是21卷題為(中國的民主主義和民粹主義)這篇。字數不多,一共才數千字的文章中,前面半篇,列寧稱讚孫中山,充滿了戰鬥的、真誠的民主主義,是充滿著崇高精神和英雄氣概的革命的民主主義者;文章後半,話鋒一轉,文章的真正意圖清楚起來。列寧開始剖析孫中山空想的例證,認為孫中山「五十年後,我們將有許多上海」的說法是空想,說孫中山認為中國因為落後就比較容易實行社會革命等的看法也都是空想。這篇文章中,列寧對孫中山的天真評價,出現在後半,中譯為:「孫中山可以說是以其獨特的少女般的天真..」(或譯「黃毛丫頭的天真」,英文翻譯是:with inimitable,one might say virginal,na?vet?.)。
上述列寧與孫中山的關係,以及謀略深沉的列寧對孫中山的估量,放回他們的時代,放回當時的世界大勢,不只有跡可尋,而且脈絡井然。這是史實,它非關好惡!到了前幾天,風波中說要祭出監察權的周陽山監委,學術領域是三民主義權威,在媒體前面公然說,他翻遍《列寧全集》找不到列寧說孫文「天真」。
    當被媒體拿著書問到,周陽山是著作者編的書-【西方思想家論中國】,其中一章也出現列寧說孫中山「少女般的天真」,周教授還繼續拗說,不是他寫的也不屬於列寧寫的,只是「一位大陸學者寫列寧,可能有這樣一句話」。
上面提到,列寧說孫文「少女般的天真」,出自《列寧全集》裡以中國為篇名,也幾乎是唯一的專注於討論中國的文章,這領域的學者,怎麼可能漏看或誤看?尤其這學者又宣稱自己遍讀《列寧全集》。更耐人尋味地,紀錄片風波伊始,周陽山說列寧生前非常推崇國父,所以絕不可能說國父「天真」,引用列寧的話:「充滿崇高精神及英雄氣概的革命的民主主義者」,明明就出自這同一篇列寧文章前一半。
為了遮蔽這個真相嗎?就為了不讓人們知道這文章有後一半的存在,莫名其妙地,我被說成「厚誣古人」,說我把全集中找不到的話置入列寧嘴裡。雖然當天我只是跟藝文記者輕鬆茶敘,若不是確實讀過,我沒有那樣勃發的想像力,想像出列寧對國父的形容。而異常不公平地是,對我來說,這指控在蔑視一位小說作者曾經花費的苦心。對我,那是七年光陰,栽進跟孫中山有關的資料裡。我寫作《行道天涯》期間,家中書架滿壁,又蔓延整個地板,疊到天花板上,全是跟孫中山有關的書籍。為了蒐集資料,我去過莫斯科、日本、北京與上海….,尋找蛛絲馬跡。很多日子,我白天坐進美國華盛頓的國會圖書館,用那種拉著看的黑膠片機器,投幣進去,一格一格地慢慢拉,拉著看民國初年到國父逝世時北方當地的舊報紙。那幾年中,每天都試圖把互相矛盾的資料比對出虛實關係。如此晝夜飛馳,自覺不是我寫小說,是自己被小說「寫」了一回。
《行道天涯》雖然是一本文學作品,充滿了人性面,但只要內中碰到史實,一定不違背史實。我的原則是,小說作者盡量尊重史實,在史實的空隙,以自己對材料浸潤日久的理解,填補主人翁的柔軟心境。愈想愈覺得這突然來的風暴充滿了不解之謎,當這位監委在電視螢幕上指控我杜撰,他應該內心知道我說的都有憑有據,那,他究竟為了什麼?
當我跟記者茶敘中說我心中的國父,說國父最讓我感動的是精神氣質,至於學說主義從來就不盡完美,選擇拍紀錄片,正因為紀錄片的形式較劇情片更可以容納多元史料,以反映台灣開明而多元的社會。我這麼說的同時,難道在無意之中,挑開了帷幕一角,踩進了某個禁忌的神壇?
我個人很冤枉不說,風波之後,最可惜的是它的寒蟬效應。有志此一紀錄片的創作者已經表現出猶豫,這樣的氣氛下,未來得標的團隊也會自我審查自我設限,從開拍一直到最後剪輯,心裡那糾舉彈劾的「小警總」很可能有始有終,它如影隨形,將與這部紀錄片長相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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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8/16

蔣中正日記 55年 去蔣尊蔣都要讀


蔣中正日記 55去蔣尊蔣都要讀
西安事變落幕,蔣中正返回南京后,
在日記里寫下與張學良見面的過程,
彼總強余以實行改組政府而毫無悔禍之心…。
圖/胡佛研究院提供,記者鄭超文翻攝


該篇日記內容:
雪恥!本日醫病,下午會客。
胞兄介卿正午逝世,全在病中,家人總不願使余聞之。嗚呼,兄弟三人,今袛殘餘一人矣!蒙難之中使病兄驚悸,致望速已,但余出險之訊,彼已聞知。當可慰安靈矣!是日腿部痛苦未減,精神亦不甚佳,僅匯客數人,問岳軍外交情形。晚見漢卿,彼總強余以實行改組政府而毫無悔禍之心,余乃以善言慰之,並實告以軍法會審后,我將特赦,並予以戴罪圖功之意。彼乃昂昂然而去。
自918事變之後,蔣中正日記起始即常高懸「雪恥」兩字,已示不忘國讎。其中之岳軍即張群,漢卿則為張學良,以上藍色部份文字系由夢筠所加註。
這兩年,數以百計的各國學者到美國加州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院檔案館,閱讀已故的蔣中正以毛筆書寫半世紀的中國現代史關鍵史料。
對照台灣,民進黨政府為了選舉,以蔣中正是獨裁者、228元兇等理由,將中正紀念堂更名為台灣民主紀念館,並卸下「大中至正」題字,使得島內族群衝突升高。在史丹福校園,台海兩岸學者正從蔣中正日記的字裡行間,重新認識已去世卅二年的蔣中正,研究民國史熱潮正在興起。

胡佛研究院日記解密
胡佛研究院是美國頂尖的智庫之一。蔣中正的孫媳蔣方智怡說:「兩位蔣總統的日記應存放在一個國際性、且能保持公正的機關里,供學者客觀地做歷史研究。」1917至1945年的日記已對學者開放,蔣中正從31歲到59歲,那是人生精華歲月。蔣方智怡說,明年暑假要繼續開放1946到1954年日記,以後每年會開放大約十年的日記。
覽讀過日記的兩岸學者們,都肯定蔣寫日記的毅力及真實性。中央研究院近史所研究員呂芳上讚歎:「全世界領導人寫日記的不多,能夠這麼有恆心地寫了55年,恐怕很少人能夠做得到。對研究民國史的學者而言,是必讀的史料。」
呂芳上說,他認為蔣在日記里對自己的反省及檢討最可貴,可以看出這位軍人出身的領導人如何迅速成長,「他起初有如一般人,脾氣暴躁,也有克制不住的情慾;隨著權位的掌握,體認到自己的不足,就不斷地求進步,加深自己的修養,以求做好國家的領導人。」

談日軍攻擊如喪考妣
日記也顛覆了近現代史。促成兩蔣日記暫存並開放的胡佛研究員郭岱君舉例:「日軍挑起918事變時,十萬東北軍不抵抗就撤出瀋陽,外界一直以為張學良奉蔣的指示採取不抵抗主義,其實從日記來看,蔣在事件發生當晚根本不知道出事。」
她說,不抵抗是張學良的決定,次日蔣中正在日記上以「如喪考妣」形容自己對日軍攻擊的痛心疾首。

經國換罪犯絕不妥協
1931年12月,蔣經國尚被扣在蘇聯之際,蔣拒絕以被捕的蘇共牛蘭(HiaireNaulen)夫婦交換長子返國。他在日記寫:「蘇俄共黨東方部長其罪狀已甚彰明,孫夫人(按:孫中山夫人宋慶齡)欲強余釋放而以經國遣歸相誘。余寧使經國投荒或任蘇俄殘殺,而絕不願意以害國之罪犯換親兒。絕種亡國,天也!」
1937年對日抗戰爆發,有史家以蔣有媾和動作而質疑他並非真心抗日。郭岱君說,蔣日記里記載與日方接觸的真正目的如下:一、爭取時間備戰,就戰力言中國非日本對手,「中國軍隊有敗無勝,自在意中」,「忍耐、忍辱、雪恥,將欲取之,必先予之」;二、藉以了解日本內部情形;三,等待國際情勢變化,特別是蘇聯的支援。
1944年的衡陽會戰,對蔣壓力極大。他夜不成眠,並寫:「倘此役不幸失敗,余只有自殺以對國人。」日記里也對史迪威事件的來龍去脈有所印證,並指史迪威曾計畫刺殺他。

大陸的評價翻轉過來
近年來,大陸對蔣中正的評價有了戲劇性變化,從「蔣匪」、「千古罪人」到如今,已較客觀地承認他在中國發展進程中也有功績;大陸學者張海鵬讀日記后告訴郭岱君:「蔣介石確實是民族主義者,他畢生追求維護民族尊嚴及國家現代化!」
郭岱君說,當前台灣政府正全力去中國化、去蔣化之時,胡佛可以說是為後代保存歷史,「日記公開的意義,是以真實的蔣介石還原歷史事實,也幫助世人重新認識當前的中國。」
 
引用:2010-07-01 05:37:17   作者:汪士淳 http://www.secretchina.com/b5/node/357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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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8/16

讓人物從史料裡活過來

版主:所以小朋友,讀歷史不是只有考試而已,她會讓你的寫作更流暢、更鮮活、更貼近時代,看看這則新聞吧。
 
    讓人物從史料裡活過來 專訪《餘震》作者張翎 

   數月前,《餘震》作者張翎帶著新書《金山》訪台。儘管文筆豐沛、作品精彩,獲獎無數,但知名度大開仍歸功於馮小剛對其作品的青睞。去年馮小剛宣布籌拍中國第一部IMAX電影《唐山大地震》,便根據張翎原著《餘震》改編。
     「從文學來說,最能打動人的是悲劇的力量。」張翎雖然這麼說,但他的兩部作品《餘震》和《金山》仍都給了一個好的結果,對此,他表示,「太疼了,我必須要給自己一個止痛劑。」即使他清楚明白好結局會削弱文學性,但他仍得這麼做。
     從導演馮小剛宣布拍攝《餘震》開始,一直到今年獲得華語傳媒文學大獎年度小說獎,張翎的文名才大開。儘管此前她已累積不少作品,但因長年旅外,遠離中國文壇,也就和市場帶點隔閡。況且,張翎雖以寫作為志,但正職是聽力康復師;雖從少時開始舞墨,但四十歲才有第一本小說出版,五十歲才成名。他認為自己屬於「厚積而薄發」那種作家,閱讀量大也需要很多沈澱,不如中國大陸作家一般多產。
     版權競爭激烈
     以《金山》為例,這部描述自中國廣東遠渡重洋到加拿大奮鬥的華工小說,以橫跨太平洋兩岸之廣、縱切五代人之深,耙梳了一個有血有淚的百年滄桑歷史的《金山》,一出版即受到四方好評,不僅獲獎連連,還成為繼《狼圖騰》後國際版權市場競爭最激烈的華文小說。張翎甚為欣賞的大陸知名導演張黎也準備將其改拍成電視劇。
     在前言中,張翎透露先是偶見一塊華工墓碑,動念寫作,但自覺是大工程而埋在心中,不料,一次拜訪廣東開平這個僑鄉的經驗,讓他又開啟這個寫作計畫。「我的靈感被挑開,一套進去就出不來了。」張翎表示他寫作順暢,思緒流洩不止,唯一的困擾,即是各種百年前的細節,例如,當時點的是什麼燈,電什麼時候來的,這些生活細節都像小石頭一樣,讓他不得不停筆查閱各種資料,「很像在史料中打撈的感覺。」
     為了書寫這部小說,張翎不停找尋華工後人,作非常多口述歷史,也不忘歷史資料的查證。他笑說,自己時常為了查個年份而翻史料,卻沈醉在歷史故事中,欲罷不能,「還好我不是歷史學家,而是個小說家。」他原先希望以歷史為前台,人物為背景寫作,然而,比對中西方的歷史資料後,才發覺他之前自以為正確的說法,往往有不同的解釋:「以華人墓場為例,中國人的說法是,洋人不願和他們葬在一起,華人只好爭取自己的墓場。」對張翎來說,這類種族歧視的觀念原來是根深柢固的,但他閱讀西方資料才知,原來華工來美洲前,都要簽一份契約,註明若不幸喪命於異鄉,七年後,仲介必須將他們的屍骨運回家。而這種儀式常讓外國人認為自己的墓園受到干擾。「這其實是文化問題,兩個文化互相不瞭解。」張翎說,他因而放棄了控訴,直接書寫人和他的命運,「我只能當個敘述的人,而非評價的人。」
     政大台文所所長陳芳明便以史學家的角度,盛讚張翎的作品「以小博大」,透過小人物來看百年華工大歷史,讓人物從史料裡頭「活過來」。
     勤於史料
     「坊間有許多戲說系列,這些故事讓背景都虛了。」張翎表示,不需要考證、調研,逕自說故事的「戲說」對寫作者來說是個誘惑,但張翎卻寧可花時間求證細節,卻不願如此:「我想寫一本站得起來的金山。」張翎說,於是他將虛構的故事放在歷史的框架中。
     陳芳明訝異一位女性,竟可書寫如此大器的小說,甚至,故事中那些男性底層人物的語言非常生動,深具說服力。張翎透露,雖然他不是廣東人,但是他為了寫作而一直觀察廣東人的各種習慣,同時他也隨身帶著《開平方言詞典》和《開平縣誌》,只要有空就翻,書都快被他翻爛了,「我是下了苦功的。」
     青少年時期,因遭逢文革,張翎在工廠裡當女工,直到文革結束後才以同等學歷考上大學,而後家人鼓勵他出國看看,從此他旅居加拿大。儘管熱愛寫作,但張翎始終有份工作維持生計,例如「聽力康復師」便是他的正職:「我是個比較脆弱的作家,需要在物質環境穩定的狀態下才能創作。」
 
 
文章出處:http://news.chinatimes.com/reading/0,5251,51301102x112010081500276,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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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8/14

錢穆:一生為故國招魂的史學大師


錢穆:一生為故國招魂的史學大師

     國學大師錢穆、傅斯年墨寶在香港拍賣。其中錢穆的信札,用行書寫就,字體飄逸、秀雅。信中錢穆寫道,「今日之國運,吾儕從事學術教育工作者皆不得辭其咎」。短短一句話,可見一代國學大師「以天下為己任」的胸襟。


  晶報文章介紹,錢穆,字賓四,江蘇無錫人,著名歷史學家,國學大師。其《國史大綱》被公推為中國通史最佳著作之一。1949年秋,任香港亞洲文商學院院長;1950年,在香港創辦新亞書院,使流亡學生得以弦歌不輟,也使我們今天得以撥開時間的迷霧,在嶺南的文化版圖上尋找這樣一位文化宗師的身影。

  鄉教十年,苦讀奠定學術基礎

  「東南財富地,江浙文人藪」,錢穆的故鄉在江南水鄉無錫的七房橋。父親錢承沛考中秀才後,因體弱多病,無意科名,但對兩個兒子卻寄予厚望,希望他們能讀書入仕。錢穆7歲那年,被送到私塾讀書。12歲時,41歲的父親撒手塵世。孤兒寡母,家境貧困不堪。母親寧願忍受孤苦,也不讓孩子輟學,她說:「我當遵先夫遺志,為錢家保留幾顆讀書的種子……」於是錢穆得以繼續就讀。

  無錫蕩口鎮果育學校,是辛亥革命前無錫開風氣之先的一所典型的新式學校。學校師資力量極佳,既有深厚舊學根底的宿儒,又有從海外學成歸來具有新思想的學人。當時的體操教師是21歲的錢伯圭,曾就讀於上海南洋公學,思想激進,系當時的革命黨人。他見錢穆聰敏早慧,就問他:「聽說你能讀《三國演義》?」錢穆作了肯定的回答。老師便借此教誨道:「此等書以後不要再讀。此書一開首就有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治一亂之類的話,此乃中國歷史走上了錯路,故有此態。如今歐洲英、法諸國,合了便不再分,治了便不再亂。我們當向他們學習。」此番話給年僅十歲的錢穆以極大的震動,日後他在回憶此事時說:「此後讀書,伯圭師言常在心中。東西方文化孰得孰失,孰優孰劣……餘之一生亦被困在此一問題內。」
 世事多變,錢穆在南京鐘英中學求學不久,就爆發了推翻滿清王朝的武昌起義。學校停辦,錢穆被迫輟學。他自知家貧,升學無望,雖「心中常有未能進入大學讀書之憾,但並沒有因此而意志消沉。矢志自學,閉門苦讀。年十八歲,即輾轉鄉村,執教謀生。」十年鄉教,十年苦讀,十年求索,為他以後的學術研究奠定了深厚扎實的基礎。這十年中,他在國學的研究方面成果也不少。後來,他又在朋友的介紹下,開始在無錫、蘇州等地的中學教書著述,在刊物上發表了不少學術論著。

  晚清以來,隨著社會歷史條件的深刻變化和大規模的西學東漸,諸子之學的研究逐漸興起。特別是「五四」前後,諸子研究蔚然成風。錢穆早年步入學術之門,也是在這一背景下,從子學入手,研究先秦諸子思想及諸子事跡考辨,最終完成了中國近代學術史上的名作《先秦諸子系年》。這部著作對先秦諸子年代、行事及學術淵源,以及對戰國史的研究,都作出了極大的貢獻,深得學術界的好評。陳寅恪稱其「極精湛」,「自王靜安(國維)後未見此等著作」。顧頡剛則稱讚其「作得非常精煉,民國以來戰國史之第一部著作也」 

 北大講史,與胡適並稱「北胡南錢」

  錢穆最高的文憑僅為高中(尚未畢業),完全是靠自學成才的。1930年9月,錢穆來到了人文薈萃的文化古都北平,擔任燕京大學國文系講師,開始了他人生道路上的重大轉折。這一年,錢穆剛好36歲。

  錢穆在燕大教大一、大二國文。他以扎實的國學功底和妙趣橫生的演講,贏得了學生們的肯定和歡迎。但是執教一年後,錢穆終因不適應教會大學的環境而辭職南歸。
當時的錢穆與顧頡剛兩人,在學術地位上相去甚遠,其研究方法、學術觀點等也不盡一致,但是顧對錢仍是關愛備至,1931年3月18日,他又給北大文學院院長胡適去信,極力推薦錢穆代替自己,到北大任教。

  在中國近代學術史上,有兩位「但開風氣不為師」的思想家,一位是梁啟超,一位就是胡適。錢穆在蘇州時,就曾與到蘇州中學作學術演講的胡適見過一面。當時胡適是他時時充滿敬意、景仰不已的一代學人。錢穆對諸子學的研究,有不少得益於胡氏的啟發。而胡適對錢氏也「尊重有加」。錢穆在北大史學系講中國上古史(先秦史),有人問胡適關於先秦諸子事,胡適總是說可去問錢穆,不要再問他。

  北大學風自由,教師在課堂上提出自己的觀點,學生常設疑問難,競相爭論。當時學術界討論老子問題日趨熱烈,胡適主張老子在孔子前,因孔子曾問學於老子;而錢穆、顧頡剛則主張老子在孔子後。三位先生在課堂外大家互相討論學問,是朋友;在課堂中則把自己的學術主張灌輸給學生,並且當眾批評對方的觀點。比如胡適對錢穆的《劉向、劉歆父子年譜》的考據謹嚴,十分佩服,常常對學生們做義務的宣傳;但是,在課堂上,他對錢穆等人的關於老子和《老子》一書的時代論爭,卻也慷慨陳辭,奮力抨擊。錢穆在講課中,也隨時聯繫批評胡適的一些論點,常說:「這一點胡先生又考證錯了。」

  錢穆在北大講授通史課,事實性強,不騁空論,有據有識,簡要精到,並能深入淺出,就近取譬。如他比較中西文化,喻秦漢文化猶如此室的四周遍懸萬盞明燈,打碎一盞,其餘猶亮;羅馬文化為一盞巨燈,熄滅了就一片黑暗。當時錢穆將通史課的教室設在北大梯形禮堂,面積是普通教室的三倍,「每一堂近三百人,坐立皆滿,盛況空前」。課堂之大,聽眾之多,和那一排高似一排的座位,襯得下面講台上穿著長衫的錢穆似乎更矮小了。但這位小個兒導師,卻支配著全堂的神志。一口洪亮的無錫官話,震撼了在座的每一位學生的心。他自己也說過,他上課「幾如登辯論場」。他對問題往往反覆引申,廣征博引,使大家驚異於其淵博,更驚異於其記憶力之強。在北大,他與胡適都因以演講的方式上課而馳名學校,成為北大最叫座的教授之一,在學生中即有「北胡南錢」之說。
聯大執教,編撰《國史大綱》

  抗戰爆發後,錢穆隨北大南遷。在昆明,北大與清華、南開合組西南聯合大學。錢穆繼續講授中國通史,同他在北平時講課一樣,教室內外都擠滿學生。學生對歷史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但苦於課外找不到

  這類書籍來讀。錢穆有感於此,並在朋友們的提議下,決定編撰一部中國通史。他翻出行李箱中有關中國通史的筆記,開始整理編寫。經過一年多時間的課餘奮力寫作,完成了8篇、46章,30萬字的史書。因「苦書籍之未備」只能依據他的筆記和超人的記憶力「大刀闊斧」地進行撰述,因而取書名為《國史大綱》。他在《國史大綱.引論》中談到編撰中國通史既要簡明扼要,又要做到以下二者:一者必能將我國家民族以往文化演進之真相,明白示人,為一般有志認識中國以往政治文化社會思想種種演變者所必要之知識;二者應能與舊史統貫中映照出現中國種種複雜難解之問題,為一般有志革新現實者所必備之參考。

  錢穆就是本著「通史致用」、「考史明變」的主張,按照《春秋》筆法,在《國史大綱》中考察了我國各個歷史時代的「世運興衰」和「人物賢奸」,他特別重視對歷史人物的考評,十分讚賞和推崇太史公在《史記》中創立的「列傳」體。後來,他在《張曉峰五千年史序》中談到:「史之本質雖在事,而事之主動則在人,歷史記載人事,而人為事主,無人亦何來有事。」「事非一日之事,亦非一人之事,史事成於群業……故列傳一體,實為史書中最進步最完備,而又得歷史之真情真意者。」

  錢穆畢生所學,按他自己的說法,是為了回答一個問題:當西方文明隨堅船利炮傳過來的時候,我們的傳統文化,究竟應該如何因應?我們是否應該拋棄所有傳統,全盤西化?是否中國歷史文化一無所取?二十四史,只為一帝王家譜?中國幾千年只有封建專制之黑暗統治而別無建樹?錢穆的答案是:否!此外,中國古代政權是否只掌握在貴族階級手中?錢穆的答案是:否!自漢唐以來,中國已成為一個大統一的士人政府。即權力掌握於知識精英手中。布衣可以封侯拜相,就是說普通人也有機會掌握權力。自唐以來的科舉制度,尤其打開了掌握政權的方便之門……錢穆對待歷史始終充滿了溫情和敬意,他一生學貫經、史、子、集四部,著述達千萬言以上,但是他研究學問的最後歸旨則落在文化問題上,他學問的宗旨和人生的終極關懷是中國文化的傳承問題,所以他的弟子餘英時說他「一生為故國招魂。」 
 
結緣嶺南,香港創辦書院

  1949年,大變革的前夜,錢穆憂心時局,南下廣州,在街頭遇到了老朋友張曉峰,張告訴他準備去香港辦一所學校,已經約好了謝幼偉、崔書琴。這次偶遇,錢穆恐怕根本沒有想到,竟是他拋妻棄子、永離故土的開端。歷史也沒有想到,從此,一代史學大師從此與嶺南結緣,得以在平靜的學術環境下構建自己學術研究體系,幾乎憑一己之力延續了中華文化最純粹一脈。

  在香港,自認是流亡知識分子的錢穆,除在徐複觀主持的《民主評論》發表文章外,又與謝幼偉、唐君毅、崔書琴等學者,借用華南中學在九龍偉晴街的課室三間,籌辦「亞洲文商夜學院」。亞洲文商學院在夜間上課,系夜校性質,由錢穆任院長,崔書琴任教務長,教師有唐君毅、張丕介、羅夢珊、程兆熊等。1950年秋,上海商人王岳峰斥資在九龍深水埔桂林街61- 65號購得新樓三楹,供作新校舍。占地雖不大,也無圖書館,但亞洲文商從此由夜校改為日校,並更名為「新亞書院」,錢穆出任院長。

  錢穆坦言,「我創辦新亞的動機,是因為當初從大陸出來,見到許多流亡青年,到處仿徨,走投無路,而我覺得自己是從事教育工作的人,怎忍眼看他們失學。同時,也覺得自己只有這一條適當的路可以走。雖然沒有一點把握,但始終認定這是一件應當做的事」。1949年10月10日晚上,亞洲文商學院在香港九龍佐頓道偉晴街華南中學的三樓上舉行了開學典禮。

  親眼目睹新亞書院創辦全過程的徐複觀在《憂患之文化——壽錢賓四先生》中稱:「新亞書院之創立,蓋有類於乞食團,托鉢僧」,創辦者「日則講授奔走,夜則借宿於某一中學課室。俟其夜課畢,則拼桌椅以寢;晨光初動,又倉皇將桌椅複原位,以應其早課之需。」新亞書院第一屆畢業生餘英時也回憶說:「有一年的暑假,香港奇熱,他(錢穆)又犯了嚴重的胃潰瘍,一個人孤零零地躺在一間空教室的地上養病。我去看他,心裡真感到為他難受。我問他,有什麼事要我幫你做嗎?他說:我想讀王陽明的文集。我便去商務印書館給他買了一部來。我回來的時候,他仍然是一個人躺在教室的地上,似乎新亞書院全是空的」。
事實上,錢穆心中「新亞」一詞即「新亞洲」之意,即「重新賦予亞洲以新生命」,錢穆希望把英國殖民統治下的香港,建成一個傳播中國文化、亞洲文化的中心。

  錢穆主講的中國通史課,是學校最大的號召力量。新亞書院遷入桂林街後,來訪的學人增多,限於學校的規模和經費無法一一聘請。在錢穆的倡議下,創辦文化講座,利用晚間無課的時間,每周洽請校外學者做公開的學術講演。新亞文化講座每周末晚上7至9時在桂林街校舍的四樓大教室舉行,可容納百人左右。每至周末,無論是寒暑風雨,校外來聽者常常滿座,留宿校內的新亞書院學生只好環立於旁,擠立墻角而聽。新亞文化學術講座從1950年11月開始,到1955年初舉辦了139次,共講122個專題,內容遍及新舊文學、中西哲學、史學、經學學等,其中錢穆主講有中國史學之精神、老莊與易庸、黑格爾辯證法與中國禪學、孔孟與程朱等21講,成為講座的核心力量。

  錢穆初到香港時,雖然是國內望重一時的著名學者,但是在香港這塊殖民地上,他卻是沒有很大影響力和號召力的。新亞書院建校之初,並沒有得到香港政府以及國外教育機構的基金支持,與香港唯一一所大學——香港大學相比,不啻天壤之別。新亞書院的創辦人錢穆、唐君毅、張丕介等人,懷著為中國文化延續命脈的精神,為創辦學校嘔心瀝血,鞠躬盡瘁。經過數年來的辛勤耕耘,他們的辦學理想終於引起香港各界及國際上的關注和矚目,獲得了各方面的同情和支持。

  自從1954年5月正式與中國雅禮協會合作以來,新亞書院每年得協款2.5萬美元,自此進入到了一個嶄新的發展階段。到1959年秋時,新亞書院已擁有8系1所,456名學生,成為當時香港一所享有盛譽的大學。

  為表彰錢穆的學術成就和獻身教育的精神,1955年6月27日,香港總督兼香港大學監督葛量洪在香港大學1955年畢業典禮上,授予錢穆名譽法學博士學位。這是香港大學自創辦以來,第三次頒授這樣的學位,其中一次是胡適1935年獲此殊榮。在頒授典禮上,葛量洪說:「錢先生系一著名的華人學者,他這次接受本大學的法學博士名譽學位,為本大學增光不少。」
台灣辭世,魂歸太湖水濱

  1990年8月30日晨,風雨之日,錢穆於台北杭州南路新遷寓所去世,享年96歲,身後留下一千四百萬言的著作。1992年,錢穆魂兮歸來,歸葬太湖水濱。而他留在嶺南的足跡,也被歷史一路仔細搜集,成為後人閱讀錢穆時一個繞不過去的章節。

  
余英時在錢穆逝世後為先師寫下了這樣的挽聯:


  一生為故國招魂,當時搗麝成塵,未學齋中香不散。

  萬里曾家山入夢,此日騎鯨渡海,素書樓外月初寒。

  上聯寫錢穆平生治學宗旨及入台後的書齋歲月,下聯寫錢穆前半生之選擇及心懷故土鄉魂的深情。作為錢穆嫡傳弟子的餘英時,與錢穆保持近半個世紀亦師亦友的關係,這樣一副挽聯,大概是對於錢穆一生最深情也有分量的概括。

  □錢穆大事年表

  1894年生於今江蘇省無錫市。

  1910年轉入南京私立鐘英中學,適逢武昌起義,學校停辦,遂輟學。

  1930年發表《劉向、歆父子年譜》,後任教燕京大學為任教大學之始 。

  1931年任教北京大學歷史系,並兼課清華、燕京、北師大。

  1935年出版《先秦諸子系年》。

  1937年隨政局南遷,任西南聯合大學教授。

  1939年《國史大綱》脫稿。

  1949年赴港任亞洲文商學院院長。

  1950年成立新亞書院,應邀赴台講演。

  1961年新亞書院理學院成立。

  1967年十月遷居台北。

  1968年遷入素書樓,膺選「中央研究院」院士。

  1974年撰《八十憶雙親》。

  1990年 6月遷出素書樓8月30日逝於杭州南路寓所。

  1992年歸葬蘇州太湖之濱。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2010-08-14 00:0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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