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鈍速回

我愛馮內果─藍鬍子的秘密

「我嚐試了，我失敗了，後來我把它清理乾淨，因此，現在該輪到你了。」

一九一五年美國駐土耳其那普納領事李斯利•戴維斯（Leslie Davis）整理了一份記載了當年七月一日以後土耳其政府殘殺並驅趕亞美尼亞人慘狀的紀錄，其中一部分是這麼寫的：

第五十二天至∼五十九天所有人皆赤裸，無水、無食物。婦女因為羞恥而彎身。烈陽下有許多人死亡。眾人被迫付錢買水。他們的錢皆藏於口中、頭髮、女性生殖器官中。不少人投井自殺。
......
第六十天　　一萬八千人只剩三百人
第六十四天　男人及病人皆被活活燒死

這段歷史被英國作家菲利普•馬斯登（Philip Marsden）摘錄在所著《交會的所在》（The Crossing Place-A Journey among the Armenians）一書的序言中。馬斯登從這段紀錄開始去追尋亞美尼亞人的蹤跡。

在《藍鬍子》中，馮內果走一段相反方向的路，但他要展開的是一段相似的戲碼。故事裡，他化身為移民美國的亞美尼亞人後裔拉伯•卡拉貝金安。拉伯的母親在土耳其人的滅族刀槍下倖存，當她從屍堆中醒來，眼前是一具無牙老婦的臉龐，老婦張著嘴，口中及地上散落著珠寶。這些珠寶提供了卡拉貝金安一家移民美國的路費。

拉伯年輕時學畫，對眼中所見的一切均能給予細膩的擬真描繪。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拉伯被徵調為地面偽裝部隊，用畫筆和大型畫布在戰場上欺敵，但卻在未發一彈的情形下被德軍射瞎了一隻眼睛。戰後拉伯因樂於幫助無力養活自己的年輕畫家，獲得了許多作為抵債的畫作而成了美國抽象表現主義畫作的蒐藏大本營，附帶地，自己也儼然成為畫壇盟主之一。

拉伯最著名的畫作是一幅費了八張畫布，題名為「藍色的溫莎十七號」卻不知所云的抽象鉅作。這幅畫完成後，被新興、趕時髦的證券商蒐購，置於商業大樓的大廳，畫家的地位一時如日中天。但畫布上的耐久緞藍壓克力顏料竟然在一段時日後自行分解，畫布變成一片空白，於是拉伯•卡拉貝金安變成一個笑話，從此不再作畫。他將浩劫後的空白畫布及其他蒐藏的畫作藏到一棟原來是租來作為畫室的馬鈴薯倉，並將之深鎖。這倉庫從此成為「藍鬍子」城堡的秘密。

由於畫家的傳奇，不時有人想探查城堡秘密的真象，而多數的好奇者以為那是拉伯所蒐藏的抽象表現主義精品畫作。直到晚年，一位寄宿的通俗女作家塞西•伯曼寡婦，以一句逼探秘密的見面禮「告訴我你父母是怎麼死的」，大膽闖入他的城堡。伯曼寡婦一面逼他寫回憶錄，還一面翻搜城堡裡的一切。因為這個女人給城堡帶來無窮的活力，畫家儘可能的給予容忍；除了馬鈴薯倉禁地之外。在伯曼寡婦的半脅半誘之下，年老的畫家開始前前後後地追憶他的一生。

當然，就像所有的偵探片一樣，最後的探查總會收尾到秘密的揭露。在秘密揭露之前，且先回頭補充有關馬鈴薯倉上鎖前所發生的事。當時，褪了顏料的巨大畫布在羞愧中被畫家運回馬鈴薯倉庫，聚光燈的強烈照射，竟使它產生了意想不到的白。它的主人在妻子艾蒂絲的詢問下突發奇想，並將它再度命名為：

「我嚐試了，我失敗了，後來我把它清理乾淨，因此，現在該輪到你了。」

顯然，這又是一則馮內果對征戰者的嘲諷，讀起來比亞歷山大帝在恆河濱的豪語更為強健有力。

本來畫家預計自己會比妻子先行棄世，遂遺囑在馬鈴薯倉為他辦守靈儀式：如果有人問起那片白時，就說那是最後遺作，然後把畫名告訴他們。誰知天不從人願，畫家的反諷之作並沒成功，因為反而是老婆先他死了。守靈夜，孤獨的畫家在馬鈴薯倉中望著那一片茫茫的白，又忽然起了念頭，買了所需的一切作畫材料，然後開始進倉作畫，畫完又再度上鎖，一鎖便鎖了二十個年頭，直到伯曼寡婦完成寫作要離去的前夜。

那一夜，老畫家終於半推半就的開了倉門。開燈後，伯曼寡婦在倉門口發出嘆為觀止的喘息聲，說她看到的是一面意想不到，又高又長的圍牆，「每一平方英吋都鑲嵌著光彩奪目的珍寶。」然後老畫家要她閉上眼，牽著她的手領她到畫作的中央。伯曼寡婦再度睜開眼睛時，她發現他們正站在春光裡，是一片翠綠山谷的邊緣，而眼光所及之處是五千兩百一十九個人，那是在二戰結束當天，太陽昇起時，馮內果親身所歷、教他「沒齒難忘」的現場：

滿坑滿谷的戰爭生還者，「不管畫中人物多小，他們的背後都有一個戰爭的故事。」在老畫家一一點出快死的加拿大炮兵、著德國軍服，快被吊死的倒戈烏克蘭人、從集中營裡出來，不再像女人的女人、快被強暴的德國農家婦女、握著劍的日本士兵、坐在彈藥箱上，讀著德國人的反閃族週刊的毛利人、躺在地上的吉普賽胖皇后……

畫家隨著她目光所及，解釋道：「死亡是在快樂谷唯一可以增胖的方式…，她胖得像馬戲團丑角，是因為她已經死了三天了。」當伯曼寡婦問起畫的名稱時，他答道：

「現在輪到女人了。」

總有這樣或那樣的暴力會輪到女人身上，即使是戰爭終局而和平已經被宣告之後，更不必說在承平時期了。

馮內果式的幽默特色是在顛三倒四中，直指令人邊哭邊笑卻不敢面對的真實。關於藍鬍子城堡秘密揭露的這一段，是馮內果繼《第五號屠宰場》中飛機倒退飛行的想像之後，最成功的反戰力作。

透過一幅畫布的身世之謎，馮內果斷斷續續揭開生命的實象，三段畫作的命名似是任意的玩笑，卻都直指人世的荒蕪。然而，在儘管認知了生命的狂妄、虛空之後，他最後仍要以最細緻的筆觸去控訴戰爭，因為戰爭所造成的「巨大寂寞與創傷」其實是全人類的，而且是會一再重複發生的。

馮內果選擇亞美尼亞人被屠殺的歷史作為拉伯故事的緣起，其用意或許正在於用以彰顯人類暴行與恐懼的「傳統」。但他並不採用報導文學的寫實手法（像馬斯登之所為），他用的是小說藝術，尤其是小說中的表現主義繪畫藝術，因為藝術所記錄以及所要控訴的是一個更普遍的真象，而小說的虛構性讓驚人的恐怖得以表現在一個更空曠卻擁擠了更多存亡的想像山谷之中。

藉著伯曼夫人遠觀畫作時所見的輝煌，以及近看時所聞的故事，讀者一方面見識到所謂的藝術的欺瞞本質，也一方面驚見真象的力量原來是可以在虛實交融與遠近對比之中透顯出來，兩者同樣都訴諸精微的表現技法，但前者遠觀是欺瞞，近觀則空無一物，只有戰爭命令或是商業虛名的內容；後者才是蘊藏著生命的消亡與苦難的倉廩，而馮內果的幽默與藝術之可貴正在於此。

幽默是他面對無從選擇的死亡與戰爭的荒謬時，唯一露出嘴角的金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