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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1/01

流放揣想─讀蘇曉康

八零年代末尾,記不得準確的時刻,我從錄影帶商店借到《河殤》。隔著海峽,大家都知道中國正在翻天覆地的改變,台灣的禁忌也在鬆綁。於是,對岸傳來了各種出版品,包括了《河殤》受歡迎的消息。影片中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黃河,那些高懸的大堤,驚訝黃河高過兩岸的景象,心想難怪這條河災害不斷。一個叫我不太適應的是讀音,大陸讀法和台灣差異不少,他們把堤念成「低」,但是影片的旁白,卻讓我感到氣勢壯闊蒼茫。像我這樣在島嶼長大的人而言,歷史地理上的象徵,突然變成了某種現實。似乎,日後這個影片自然而然也導引我關切天安門的動態。


 
到了九零年代初,我才比較認真讀了一本蘇曉康的著作:《陰陽大裂變》,雖然場景不在台灣,但婚姻問題的共相,還是可以跨越時空。我讀完書後,還送給了一位正為婚姻糾結的朋友,盼望她能從書裡得點啟發。九二年後來到美國,陸續讀過蘇先生幾本舊作,但一直期盼他能有新作產生。到了海外的考驗,可能比在隨時有政府干擾的中國更艱難。九十年代我還讀到震撼強烈的《紅色紀念碑》,鄭義先生的大作,但是蘇先生似乎相對沈默。
 
蘇的報告文學雖和劉賓雁先生的風格不同,但都關懷弱勢與當代社會問題,他們的良心與筆力,都觸碰當局的敏感神經。可以預期,他們雖被百姓接受,卻被當局憎恨,流亡也就難以避免了。台灣雖也有報導文學佳作,但在中國特殊的政治時空下,從事這類創作的記者與作家,常有不可預期的命運。他們彷彿扮演了現代青天的角色,為弱勢百姓代言,很多受害者對他們頗有期待。為了呈現真相,蘇先生的報告中,既包含田野調查、人物專訪、科學證據、史料文獻,用句當代中國用詞來說,就是信息量大。同時以文學筆法呈現,既有抒情,夾以悲壯的感懷,痛澈心肺的批判,所以,稱為文學也當之無愧。常能引發讀者的深思感嘆,察覺問題的危機。
 
直到去年十月間回台,在書店看到了《離魂歷劫自序》的增訂版,買下後一直擱著沒讀,隱約知道他妻子遭逢災厄,但不知其中細節。今年在網上,我留意到他到台灣停留訪問,並且出版了新作。果然今年在台灣,找到了他的《屠龍年代》,我快速讀過。蘇先生筆下跨越時空的視野,還有他歷經折騰起伏的過程,在字裡行間行進,讓我感受到久違的壯闊。然後,我回頭過來讀他經歷的車禍,這本經過修訂,去年重新出版的回憶錄,我才比較能領會,一個知識人在異地流放的折騰。
 
 
流放有時候聽起來像革命一樣浪漫,充滿飄泊的詩意,但經歷起來可不是那麼回事。起初,也許有那麼一點。這些剛剛遭到政治流放的異議份子,知名的詩人作家等等,還有一些抗暴的光環。但緊接而來的,是一個不熟悉的語境,異質的文化,陌生的氛圍,還有,失去了讀者、掌聲的境遇。這些熟悉故土的文字創作者,該怎樣存活?別說創作能力,光是現實的材米油鹽如何支付,都使得流放不若想像那樣悲壯、芬芳。
 
如同鄭義先生對流放的描繪,述說的雖是他個人經驗,但的確道出政治流放者共有尷尬的困境。他們和年輕人不同,『既無年齡優勢,亦無外語和學業的多年準備。』;他們甚至不如目標堅定的「難民」和「非法移民」。而且,地點也不可能隨他們選。初期雖有人道的援助,但是那些經費很快就用罄,艱難接踵而來。鄭先生的嘆息,也是六四之後遭流放的中國知識人的損失:『你不僅失去了你的土地、河流、森林,失去了那些你所真愛的窯洞和一步一句山歌的高原,失去了你艱辛半生的歷史和聲名,你還要失去你曾經擁有過的全世界最大的讀者群,直到海外那最後一個讀者。』
 
說到流亡,我常想起兩個人物,都是俄羅斯人,都得過諾貝爾獎,都流亡到美國,卻展現了兩種迥然不同的面相。一個融入新天地,過得頂滋潤,一個卻顯得格格不入,一直保持緘默而隱遁。一位如魚得水,還能以英語繼續創作,倍受尊重矚目;另一位除了批評美國膚淺,似乎難以為繼。一個相對短命,可算英年早逝;另一位終於回到故土,繼續他的創作,幾年前才去世。幾年前讀Sontag,看到書前題獻給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感到奇怪,直到最近讀到一本關於Sontag的回憶錄:Sempre Susan(意即Always Susan),才知道他們兩位曾有一段交往的情事。流亡者能幾位能像布羅茨基或昆德拉的,可能更多都像索忍尼辛。像蘇曉康這樣,到了自由地土還未站穩,就遭劫難,的確是讓流亡生涯雪上加霜。
 
我也讀到余英時先生對文學史上作家漂流的兩大類型:亂離與流放。前者是由於戰爭,後者出於朝廷的貶斥。他在此卻強調了49年以後的時代,是中國知識人大流放的時代。「勞改」、「下放」、「上山下鄉」等等都可算在流放的範疇。余先生說:『如果說1949年以來中國的知識人流放的數量超過了以往幾千年的總和,我想這恐怕不算是一個過分誇張的估計。』然而毛的時代過去了,流放並未終止,漂流的知識人仍然存在。許多離散孤寂的靈魂,已經失去了返鄉的機會。
 
 
在《離魂》一書裡,蘇對自己有諸多坦誠殘酷的告白,十分真實。蘇先生因為《河殤》,也算暴得聲名的人,災厄讓他對自己的處境,有種殘忍清明的了悟:『原不過是個報導文學作家,卻吃起文化飯來,還去觸電,鬧得沸沸揚揚,海內外捧的罵得不亦樂乎,便自鳴得意,在也放不下身段。』他流放生涯的開始,還是有相當內在的支撐,對中共暴政的對抗與批判,還有以往他作品觸及的現實。但是,九三年在美加邊境的一場車禍,改變了他人生的路徑。原先妻子對他的提醒與警告,並未使他洞察世局。於是,車禍帶來的腦傷與療程,恰成為他經過死域而重新定位的過程。流亡在這個漫長的療程中,似乎變得荒誕難解。
 
腦傷,對任何人而言都是艱困的災病,難以負荷的磨難。對作者而言,這場車禍給他妻子帶來劇烈的震盪,尋求神蹟的渴望,恢復歷程的未知與緩慢,就成了《離魂》一書中反覆出現的焦慮、辯證,以及想像。他們之間的故事:記憶流失,回憶糾纏,夢境多變,在書中淡出淡入,反覆切換。我們尾隨他們的治療,逐步進入他們的記憶與心緒,隨之跌宕起伏。然而,他們相對幸運,整個治療的歷程,都有貴人陪伴,無論是實質的幫助,或者文字與談話的啟迪,都成了他們療程的一部。和《屠龍年代》裡呈現的巨大災難相比,他們在新世界遭逢的災厄成了一種對照。
 
讀到最後一章我才知道,為何鬱金香會出現在在封面上。他們擁有自己的房舍,又栽植了不少植物,生命展現了新貌。美麗的花朵淋上了黑色焦油,路程雖有陰暗,但他們對生命卻有一番新的體認。二十年後,他們逐漸從車禍的傷害中走出,蘇先生以《屠龍年代》提供了創作《河殤》前後的歷史動態,也給八十年代一個廣袤清晰的回眸,讓我們理解巨龍對中國百姓與文化的糾纏。屠龍的意象,既是對黃河代表的那種封閉文化的批判,也是對毛曾經宰制盤據中國政治的抗拒,我相信是一個民族成長遲早得面對的局面。值此新年,祝願蘇先生能迭有新作,讓讀者見識流放不是魔咒,而是孕育更燦爛才情的綻放。
 
 
12/31/2013 疊聚書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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