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與書寫

刺蝟與狐狸—讀Isaiah Berlin的傳記

『狐狸知道很多事，但刺蝟只知道一件大事。』—Archilochus
幾年前當以賽亞‧柏林（Isaiah Berlin）的傳記出版的時候，我就很想讀，但是想到要完整攻克一本厚重的著作所費的功夫，不是三兩天，或兩三週可以達成，所以不敢貿然從事。一直到今年十月間抵台，赫然發現中文譯本，裡面感到十足快樂，終於可以一嘗宿願。讀柏林的傳記，是一個快樂的經驗，不若Edward Said那樣起伏劇烈，情感的衝擊四佈，焦慮與矛盾流溢貫串書中。同樣經歷流亡生涯，處身多種文化的衝突，但是柏林卻將這種矛盾處理得恰到好處，甚至有的地方十分精彩，就像藝術家完美的表演（Virtuosity）一樣。
柏林有一個快樂的靈魂，但並非膚淺。以往我們對智者或所謂知識份子的印象，大都是精神痛苦、心緒矛盾，甚至離群索居，但對柏林來說卻不是這樣。依作者言，智者的生活與『風趣、嘲諷和快樂同義』。他可愛的地方，就是保持懷疑、嘲諷、冷靜的精神狀態，包括對他最聞名的著作與證言，也許這是對他一生所服膺的自由精神最佳的詮釋。
當然他也不都是那麼平順，他身上也有不少的矛盾，造成他性格上的分裂，然而這種多面的個性，卻是他富有磁性的因素，吸附了一些跟從者。作者如此形容他：『他是一隻狐狸，又渴望做刺蝟；是一個孤獨的思想家，又渴望與人交往；身為自由主義者，卻常常因其中間立場招致左右翼朋友的不滿而苦惱。』書中作者對Berlin雖然讚譽有加，但對他的矛盾與性格的弱點也無隱諱，當然讀者如何評價是見仁見智的事。
讀Said的回憶錄，你感到他身上阿拉伯文化和英國文化的杆格不調，他的成長經驗大抵是保留這種精神風貌。可是Berlin身上匯聚著三種(猶太人、俄羅斯、英國)不同的民族文化，似乎明顯衝突，卻是適當交融，而且這三種文化的遺產，也成為他日後生活與思想體系獨具的特色。Berlin的個性是比較冷靜自制的人，他的著作也呈現這種精神。不像Said深濃的戀母情結，一向都在意他的家人對他的評價。Berlin恰好相反，幼小在家裡就是個小暴君，他的父母受到他強烈的影響和支配。所有天才一樣，從他們幼年時代，就顯出這種獨特的資質：聰穎、見識、品味都異於常人。而且他們生長的背景提供了一個培育品味的環境，就像作者伊格那提夫(Michael Ignatieff)書中提及的，貧窮從未光顧過柏林家。和Said一樣，他們自幼都是享受特權，接受最好教育的的資產階級。我相信缺乏了優渥的經濟環境，他們天才的稟賦，和日後學術思想的發展就不可能有這等格局。
讀柏林的傳記很令我好奇、感興趣的層面很多，其中一個點，就是他不甘只呆在書齋裡窮經皓首，他亦有能言善道、善於交際的本領，雖然同儕之間對他這方面的傾向頗有微詞，但是日後他在不少領域的表現卻是可圈可點。所以二次大戰期間，他代表英國在美國的領導階層之間穿梭，收集情報，並且充任說客，事實證明了他表現優異。很多次我想過一個專門搞學術，終日和抽象思維為伍的人，一旦面對實務該怎樣調適？怎樣才能突破？如何有可能讓理論與實務結合？學而優則仕的人固然不少，但是末了卻落得兩面都吃力不討好的譏諷，因為理論和現實的確有一段相當的距離。可能不是行政能力薄弱，就是學術表現欠佳。很難想像，Berlin在這方面竟能如魚得水。
另一個叫我注意的地方就是，Berlin在以色列復國這個事件上，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透過傳記我才知道，二次大戰期間在英美的政治圈內，猶太人的團體處心積慮、活動頻仍，盼望透過外交手段或更激烈的方式謀求獨立建國。雖然他是個復國主義者（Zionism），但是他所代表的英國利益，卻是極力抗拒猶太人的復國運動，所以他經常要面對雙重忠誠的問題。當時代表復國意願的兩派：溫和的Chaim Weizmann，和代表激進的David Ben Gurion（日後成為現代以色列的國父）都極力拉攏他。雖然他站在溫和的這一邊，也支持猶太人的建國，但是他並沒有完全投身在復國的陣營裡。他的態度傾向另一條路線，介於激烈派的獻身，與保守派的抽離與超然（He was looking for a path between heavy-going engagement and mandarin detachment）。雖然有人諷刺他沒有明確的信仰，但是他這種冷靜自制，但又不失批判介入的精神，反而卻提供了一種客觀的資格與自由的抉擇。這種態度在Said身上也可見得到。

尤其是在他接近晚年的時刻，接受了牛津大學的付託，白手創建了沃爾夫森學院（Wolfson ），就像書中的陳述，因為『他想證明自己有實幹的能力』，這對他而言也是個重大的轉折，是他學術生涯另一種的跳躍。然而光有能力仍不足濟事，牛津大學並沒有提供資金，接下來就是他叫同事刮目相看的地方，就是他在募款時所展現的政治能力，和遊說的手腕與智慧。從這個事件就讓我想到他身上融合的文化與天賦，他是個猶太富商的兒子，也是一個外交手腕高超的英國人，他投入這項工作的結果，不只證明了他的能力，最主要的還是為這所暮氣沈沈的古老大學，挹注一股新鮮的力量，使她得以適當地轉型。我記得多年以前讀到楊牧先生提到，盼望能依照他人文的素養與理想，創辦一所院校，但是理想終歸是理想，創辦學校究竟是龐雜浩繁的事業，況且這所學校能否依循理想的藍圖完工，又是另一回事了。所以難怪作者在書中對Berlin的表現，給予極高的評價：『他是唯一一位在身後留下一所按自己理想創建公共機構的哲學家。』

『狐狸知道很多事，但刺蝟只知道一件大事。』這句話是一位希臘詩人Archilochus的一行詩句，但柏林卻從這行詩句中發展出一個充滿新鮮創意的命題。他把過去的智者分成兩類，根據這些人理智與藝術的人格來分類，當然這些特性都顯示在他們的著作當中。第一類的刺蝟當中有Dante、Pascal、Dostoevsky、Nietzsche等等；第二類的狐狸包括了莎士比亞、蒙田、歌德、普希金等人。
而這個區分在1950年代，在他研究托爾斯泰時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所以這篇論文就是藉著托爾斯的著作，特別是他的小說戰爭與和平，來檢閱他的歷史理念。他說托爾斯泰本性上是一隻狐狸，卻相信自己是隻刺蝟。他企圖透過探照的光線來注視一個天才，過於對人類命運的觀察，以此來探測思想史。原本在別人眼中，他是一隻機智、狡猾、靈巧的狐狸，但是他卻是想成為刺蝟的狐狸，也許這個嘗試，也標示著他個人從狐狸變成刺蝟的試探。

書中引述了一個事件，曾經引發了Berlin和一位反共作家Arthur Koestler（寫中午的黑暗的作家）的論戰，我覺得頗能顯示他的政治與文化觀。Koestler接受了一個猶太媒體的訪問，他認為流亡在外的猶太人只有兩種可能的選擇：要麼與當地人同化，摒棄他們的猶太特性，要麼遷居以色列，過完全的猶太人生活，除此之外任何選擇都是假的。Berlin撰文反擊，認為這是一種思想上的專橫。他認為以色列建國以前，沒有人可以自由過純粹猶太人的生活，但是由於以色列人的復國『不僅僅讓猶太人恢復了人的尊嚴和地位，更重要的是，它還讓猶太人恢復了選擇未來生活方式的個人權利。』然而，Berlin的Zionism所護衛的必要狀態，不是猶太人的歸屬問題，而是猶太人的自由。這種多元觀點（Pluralism）的思想一直是他闡述自由主義的一個重點。
在柏林的觀點當中，政治生活或者是個人生活經常要面臨的，不都是所謂的善與惡之間的選擇，而是兩樣相對好的東西。我們強烈肯定一樣東西的時候，我們卻同時失去另一樣東西。我們可能爭取更高的平等，卻失去了一部份自由，反之亦然。柏林的自由觀，有一個觀點我認為是相當務實而清醒，要達到自由的社會，不是輕易的，所以犧牲勢不可免，損失是必然的。所以一個人珍惜的觀念或事物，另一個人可能卻鄙視，所以像自由和歸屬這種價值觀彼此就有衝突，所以人在做選擇、決定的時刻，無法避免痛苦，甚至可能會發生悲劇。根據他的觀點，真正的同化是不可能。美國也許自詡為民族大熔爐，但是大家都知道那種融合還是表象，骨子裡大家仍舊保持自己的認同與文化，只是矛盾與衝突比較容易轉化。不同的信仰產生不同的認同與歸屬，分歧是必然存在的，這是人類社會的真實現狀。
在柏林一篇重要的論文：自由的兩個觀念中，他提出了兩種的自由，消極的自由和積極的自由，他清楚剖析自由的兩種面貌。消極的自由乃是人可以自由選擇，作他們想做的事，只要他們的行為不妨礙到他人。但是積極的自由在柏林眼中卻是個危險的東西，因為這是一切帶著解放氣息的政治理論核心，他們認為這些政治觀念足以解放人類，以人類靈魂的工程師自命，於是強迫人依照他們的烏托邦藍圖來生活，結果卻導致暴政。
柏林提出這個觀念的當時，正是殖民解放運動(Decolonization)勃興的時刻，他警告說那些高舉民族大纛、抵抗殖民壓迫、爭取自由的民族解放運動，其實不一定是為自由而戰。也許他們爭的是民族的獨立地位，爭取世界各國的承認。當然，對一個飽受殖民侵害的民族而言，這種動機無可厚非。但是事實是民族雖然達到解放的目標，卻同時失去了自由，因為這種解放運動的目的，主要的驅策力不是對自由的嚮往和認定，反而是權力和野心。柏林對此的眼光非常清晰且富有洞見。
另一個點是我認為相當有創意而深刻。1950-51年間他大量閱讀了啟蒙時代思想家的著作，也涉獵了浪漫主義的作品。柏林的地位，除了在政治哲學上的貢獻之外，他也成為思想史的專家，而許多論者都公認他在這方面的卓見。而這個學術領域的轉向，也是他由狐狸轉向刺蝟的努力。透過檢閱啟蒙時代的內涵，他提出啟蒙時代的思想家普遍認為，人類的價值觀可以從人類本性的論據中推論出來，他們相信人類需要的事物都是相同的。而西方世界改革的議程，基本上就是源於這種樂觀的理性主義。
他肯定啟蒙主義的時代的積極成分是對宗教權威與教義的抨擊，人權和個人自由對國家暴政的鬥爭，對人類理性的信賴。但是啟蒙時代也有嚴重的缺陷，就是他們對人性的推斷，變成了專制的謬論。他們抨擊天主教的壟斷專制，但是竟也落入同樣的專斷，認定人類理性的高超，對科學過度高估，這種種樂觀顯示了嚴重的盲點，就是他們不認識人類身上存在的非理性的成分。

最後我想談一點翻譯的問題，當然大家都知道翻譯是一件吃力艱難的任務。我們讀外語的能力都是有限的，沒有翻譯的幫助，人的視野必定會趨於狹窄，這幾年來海峽兩岸的譯者貢獻非凡，速度，準確度都值得讚賞。這本傳記基本上翻得很流暢，許多地方都顯出譯者的心血。但是這次我幾乎是譯本與原著一起讀，所以發現了不少地方有問題。當然有些處是見仁見智的問題。也許我列舉幾處存疑甚至錯誤的地方，還需要行家的證。
首先是柏林的名字，大概學術界已經公認，但是我要指出Isaiah這個自是源自舊約的先知，英文的念法有ai的音，聖經將之翻為以賽亞，是比較接近原文（希伯來）的讀法，所以翻成以撒柏林並不能傳達英文的發音。我覺得譯成以賽亞或伊賽比較接近原音。在第八章中提到柏林接受英國情報部的委任，到了紐約工作，在152頁中提到1941年的頭幾個月，反對美國參戰的輿論佔上風…但是在原文裡是說Isolationist，意思是指美國的孤立主義作風，當時反對參戰的不只是輿論，國會和白宮都有這等意念，說這是輿論不能說完全不對，但是卻會造成誤解。另有一處(p.406)是非常鮮明的錯誤，就是錯譯貝聿銘（I. M. Pei）的名字。還有許多地方，要一一列舉不太可能，而且要花費許多唇舌。但是那些問題基本上並不阻塞閱讀，至於樂趣就得讓讀者自己體會了。

他鄉—以撒柏林傳
Michael Ignatieff著
高毅、高煜譯
立緒出版
The Proper Study of Mankind
Isaiah Berlin
Publish by FS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