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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2/26

南方人物周刊訪問宇文所安(Stephen Owen, 轉貼07.12.1)

 宇文所安 中國古詩裡有人與人的交流
2007-12-01 16:58:09
 
學者的任務就是要讓這些沉睡了千百年的古典文學活起來……那些沿襲下來、用了千百年的概念不該是天然生成的,譬如說到某某,就是含蓄,說到某某就是清麗,這有點像流通了很長時間的貨幣,該貶值了

本刊記者   李宗陶   發自上海
2007-12-01 16:58:09
 

学者的任务就是要让这些沉睡了千百年的古典文学活起来……那些沿袭下来、用了千百年的概念不该是天然生成的,譬如说到某某,就是含蓄,说到某某就是清丽,这有点像流通了很长时间的货币,该贬值了

 

本刊记者   李宗陶   发自上海


宇文夫婦剛從位於波士頓坎布裡奇的書齋走出來,他們的中國粉絲已在網上談論開了,包括宇文所安親手做過的一道中國菜,“蒜頭雞翅”。

宇文所安留著絡腮胡子,煙斗不離身,眼睛裡有一種明亮的東西。他有兩個望向田曉菲的典型表情:當聽妻子講中文、努力捕捉那些詞句時,他像一個好奇心非常強的孩子,蹙眉,凝神,嚴肅;當上海同行或記者們提起田曉菲非凡的過去和今天出色的成績,他面帶喜色地轉向她,眼睛裡盛著許多內容,甚至有一點羞澀,好像被夸的是他自己。

夫婦倆是哈佛大學東亞系的同事,共事7年。在那些從上古到當代的中國詩詞、散文、小說中間,他們鬆土、播種、遍尋角角落落,像桑園裡兩個農夫。

勤奮是宇文所安的信條之一。多年以前,作為物理學家的父親告訴過他:“聰明不值錢。聰明人很多,但如果沒有勤奮,最終僅僅靠聰明創造成就的人很少。”他通曉英、法、德、中、日、梵、拉丁、希臘、意大利及土耳其文,在旅游時也顯優勢:有一次在土耳其,他跟出租車司機講了一通之后,車資一下子就降了下來。

 

喜歡“有一點過分”

這是宇文所安夫婦第一次來上海講學。

“在熟悉的資料裡,我們也發現了令人驚訝的新東西。我們開始對它們提出新問題,而這些問題其實也很明顯、很簡單。

“我們很早就認識到,我們對過去的認識是經歷了現代口味和話語形式的調和中介的。中國文學史本身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比如說,如果我們隻從敦煌佚詩的角度考察唐詩,那麼高適將成為最重要的唐代詩人,其次是王梵志,李白會有一些詩流傳,而杜甫將完全不存在……”

在華東師范大學大夏講壇,宇文所安講述的唐代與田曉菲講述的南北朝遙相呼應,共同指向德國漢學家顧彬曾經的評語:一個開拓性的新方向。

宇文所安正在主持新的《劍橋中國文學史》第一卷的編撰,涵蓋上古到元代;耶魯大學孫康宜教授負責編輯第二卷,包括明清和現代文學部分。宇文所安說,編寫工作兩三年前已經開始,目前第一卷各章均已到位,單等元代章節;第一卷希望在2009年出版。

談唐詩,宇文所安以他獨特的讀法體察入微,“正是因為這些微妙之處,那些詩歌值得我們一讀再讀。”談20世紀中國文學,宇文所安說他喜歡郁達夫的作品,因為他“有一點過分”;中國菜裡,他最喜歡川菜,因為它“有一點過分”。

他在中國有相當一批追隨者。在上海、北京、蘇州的一些大學裡,有人正以他為課題作博士論文。他的兩本新書正在來中國的路上,一本是《晚唐詩》,一本是《“漢魏”詩的生成》。

 

那些沿襲千百年的說法早貶值了

人物周刊:美國的五六十年代正是“垮掉的一代”和嬉皮運動盛行的時代。為什麼金斯堡和凱魯亞克沒有影響到您,您卻在巴爾的摩的公立圖書館裡沉醉於另一種詩歌?

宇文所安:哈!這是偶然的。在那個年齡,我讀金斯堡的詩和凱魯亞克的散文,同時也開始喜歡中國古典詩歌。西方現代詩有這樣一個特點,就是詩人站在一個特別的、與人群分離的地方講話,譬如站在一個台上,對著黑壓壓的人群朗誦;中國古典詩裡有更多人與人的交流,是一種社會的、或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我很喜歡這種關系。

人物周刊:還記得第一批接觸到的中國詩是哪些嗎?為什麼會給你一種戀愛的感覺?

宇文所安:是英文版的中國詩集《白駒》,不記得第一首詩是什麼了。喜歡上一首詩的原因有很多,而不同的年紀會喜歡上不同的詩。可能是因為它的意境、作者的個性,因為文字之美,有時也許隻有兩句美麗的詩,就足夠了。

另一個值得珍視它們的原因是,日常生活中我們匆匆忙忙,每一個瞬間出現又很快消失。詩歌可以抓住某個瞬間,讓人們停頓下來,凝視它。中國古詩裡有一些很日常性的東西,它抓住的那個瞬間也許忽然就會變得神奇而魔幻,它讓生活值得流連。

人物周刊:您喜歡孟郊的詩,是因為“慈母手中線,游子身上衣”那種日常性嗎?

宇文所安:我喜歡孟郊,不是因為他展示美,而是丑,他的詩很“丑”。

人物周刊:古典詩歌對今天有什麼意義呢?

田曉菲:它不隻是象牙塔裡的東西,不隻是立志研究它們的研究生的事情。哈佛的本科生畢業后可以去做律師,去當醫生,但文學是他們生活的一部分。古典詩歌離今天並不遙遠。

學者的任務就是要讓這些沉睡了千百年的古典文學活起來,於是就需要用一些新的角度去觀察和探討。那些沿襲下來、用了千百年的概念不該是天然生成的,譬如說到某某,就是含蓄,說到某某就是清麗,這有點像流通了很長時間的貨幣,該貶值了。應該把這些作品放到當時的語境裡,多說出一些什麼來。

人物周刊:這一兩年,我們這裡比較流行學者在電視上用現代人的眼光和語言向老百姓講《論語》、《庄子》、《三國》什麼的,不知道算不算“注入了新活力”。在美國、英國或別的地方,學者們上電視給大家講莎士比亞嗎?

宇文所安:(笑)這是一個有中國特色的東西。

田曉菲:確實很少看到有一個專門研究莎士比亞的學者在電視上講……這似乎是不對等的。每一門學問背后要下許多苦功夫,如果學者上電視太多,變成一個新聞人物,會佔去許多下苦功的時間,我覺得未免有些不值得。而且從長遠來講,要產生文化上的深遠影響,不是突擊幾個月、幾年,做幾場演講,賣幾百萬本暢銷書就能奏效的。你要拿出新的觀點,也不是拿些最時髦的理論就可以建構的,真的需要很深的學養做基礎,否則就是空中樓閣。

人物周刊:在那篇評論北島英文版詩集的文章裡,您表達了一些觀點,人們因此有這樣的感覺——您覺得中國的現代詩不如古代詩歌。

宇文所安:(面部表情豐富,似乎很吃驚)我沒有此意。你知道,在國外,一篇書評可以講優點,也可以同時講缺點;但在中國,似乎隻能一個調子,要麼好,要麼壞。他們隻是選取了我講缺點的那部分。

人物周刊:有人把您、顧彬、馬悅然,分別看作對中國古代詩歌、中國當代詩歌、中國當代小說翻譯的3個代表性人物,您覺得呢?

宇文所安:從翻譯角度來講,我譯得最多的確實是中國古典詩歌。但從個人興趣來講,我對元以后直到民國的詩歌、散文、小說都有興趣,我對現代的東西也非常感興趣。

人物周刊:前一陣,有學者提出“中國需要一場文藝復興”,您怎麼看?

宇文所安:我不覺得一個人可以要求其他人做什麼事,或者發動一個運動,你隻能從自己做起。

 

庄子的自我尋找自我

人物周刊:在《他山的石頭記》裡,有篇文章說到春秋戰國時期,中國人的“自我”是怎麼產生的,非常有意思。

宇文所安:我想探討的是:一個與身體脫離的“自我”概念的源頭在哪裡?我感興趣的,不是人死后或者在巫祝降神時離體的那個靈魂,而是一個更加具有社會性的直覺意識,也就是說,在身體之內,還居住著一個與肉體分離的“人”。對這個問題所進行的最精彩的哲學思考,是《庄子·齊物論》中的一個段落。肉體有“百骸、九竅、六臟”,究竟哪一部分盛納著那個“自我”呢?庄子非常喜歡這個自我尋找自我的吊詭游戲。

我所感興趣的先秦文化,是一種復雜的文化。我不太喜歡人們在談論先秦的時候總是說,這是儒家的,這是道家的,這是名家的,一種非此即彼的簡單劃分。當時的社會生活和人們的精神生活是混雜和多元的,我甚至覺得諸子百家的文本有時候會有意壓抑那些令人不安的東西,譬如暴力,譬如通過對身體的自殘來實現一個完滿的自我。

在美國教一些華僑學生時,會發現他們從父母那裡接受一些觀念,譬如覺得“我們中國人”是溫良恭儉讓的。但當他們讀到這些古代文本時,會大吃一驚:這不是他們印象中的中國文化,而是有英雄主義,有暴力,很多和原先想象的中國不符合的東西。但是他們一旦得知這些東西,就十分入迷。

人物周刊:《庄子》裡故意安排的那些先天殘缺或受損的身體,是不是庄子他老人家當時就已經有了一種美學追求:殘缺美?

宇文所安:身體殘缺不是問題的關鍵,重要的是人們看了《庄子》裡的那些描寫之后,意識到一個人不僅僅是由肉身構成,有另外的東西譬如精神,加上身體,構成了你的自我。庄子是通過游戲的、戲劇化的想象來尋找自我的,庄子的想象是哲學家的想象。

人物周刊:您談論過一個很有容量的字——“懷”。現在人們還常用到它,譬如“胸懷”、“情懷”、“懷才不遇”、“虛懷若谷”等等,能給我們說說這個字嗎?

宇文所安:戰國時代流傳的很多故事,是關於一些外表其貌不揚、內在蘊涵某種特異才能的人物。常用的一個字是“懷”。“懷”一般來說總是和隱藏有關:珍寶懷藏於內,用以獻給合適的人,或者等待被合適的人發現。“懷”有意思的地方是:在中國文化中,人們很強調表裡如一,心裡想的和外在行動要一致,這樣才“誠”才“真”,但前提假定了人有一個內,一個外。人們認為內裡的好與外在的好吻合時,才是好的。內、外問題是具有普遍性的,但是中國文化格外關懷這一問題。

 

沒有一個簡單的“過去的真面目”

人物周刊:您關注到五四一代對中國古典文學史的重新寫作,能談談其中存在的問題嗎?

宇文所安: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20 世紀中國文學生成時,把中國古典文學一並國有化了。比方一個清朝的文人,可能覺得跟一個朝鮮詩人或者一個日本武士有共鳴,而不會跟一個中國農夫有共鳴,他是以階級來決定身份認同,而沒有國界的感覺,是泛文化的概念。而到20世紀時,隨著民族國家的生成,認定身份的方式發生變化,就有了“這是我們中國的文化”的說法。也就是說,這些新的敘事性文學史是“中國文學史”,文學史的書寫和中國作為民族國家的新意識緊密相連。這種敘述與“白話”意識形態結合在一起,與“白話取代文言”的故事結合在一起,延續到今天。

人物周刊:最近新發現的周作人的《近代歐洲文學史》,跟他的《歐洲文學史》一樣,目標“不在客觀描述歐洲文學之來龍去脈,而在開啟中國自身之‘人的啟蒙’”。您怎麼看這種帶有明確意圖或使命感的文學史寫作?

宇文所安:這在周作人時代可能是好的目標,但是現在中國應該是世界文化和世界文學更活躍的參與者,而不應該僅僅隻是關注自身。人們應該學習世界文學,因為世界文學對全世界的公民都很重要,也非常引人入勝。歐洲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國也一樣。

人物周刊:您主持的新版《劍橋中國文學史》將會採用一種什麼樣的敘述角度和方法來再現所謂“過去的真面目”?

宇文所安:如我在演講裡所說,沒有一個簡單的“過去的真面目”,我們找到的真實不是歷史中的一個瞬間,而是那個瞬間如何生成和建構的過程。

人物周刊:您欣賞“春秋筆法”嗎?

宇文所安:那隻是一種看詩/閱讀的方式。

人物周刊:哈佛的學生對中國古典文學課感興趣嗎?您這幾十年所做的學問有傳人嗎?

宇文所安:在過去,比較文學系做歐洲文學研究的人總是比做亞洲文學的多,我是反對這樣的。哈佛的東亞系還比較大,有許多做中國文學研究的同行,不算太冷清;有些大學可能教中文的就一兩個人,那可能是真寂寞了。

現在越來越多的哈佛本科生想學漢語,可能也有一些實用的考慮;對中國古典文學感興趣的也越來越多,但從選課的情況看,可能現當代文學對他們而言更容易進入一些。一般來說,我每年收1-2個研究生,有很多是非常優秀的。(現在全美以及加拿大很多大學如加州大學伯克利和洛杉磯分校、芝加哥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多倫多大學的東亞系都有宇文所安教過的學生;除了學術界,也有從事其他職業的,比如上海美領館的副總領事也曾是宇文所安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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