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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4/30

趙晉華﹕《讀書》和《讀書》人(dwnews.com)


趙晉華﹕《讀書》和《讀書》人

这里是简化字版的连结,有照片。

2005年12月初的一天﹐《讀書》雜志編輯部為丁聰祝賀90大壽。老少幾代《讀書》人齊聚一堂﹐歡聲笑語不斷。90朵鮮紅的玫瑰襯托著“小丁”年輕的笑容﹐大家都為剛生過一場大病的丁伯伯恢復得如此之好而由衷高興。除了與丁聰同時代的范用﹐編輯部上上下下都稱呼丁聰為“丁伯伯”﹐稱呼他的老伴沈峻為“沈阿姨”﹐丁伯伯和沈阿姨平時經常要到編輯部坐坐﹐一是交接畫的版式﹐二是喝杯咖啡﹐聊聊天﹐順便到樓下的三聯韜奮圖書中心買幾本書。丁聰是《讀書》創刊時參與策劃的幾個老人之一﹐並且承擔了畫版式的任務﹐一畫就到今天﹐27年從未間斷。這個敦厚的長者﹐就像一根綿延的絲線﹐串起了《讀書》從創刊至今的歲月。(chinesenewsnet.com)(chinesenewsnet.com) 很多人談到《讀書》的成功﹐都會羨慕地說﹐《讀書》是得天獨厚的﹐是無法復制的。說她得天獨厚也許並不屬實﹐因為她也曾有過非常艱難的日子﹐歷經風雨﹐幾次危機都僥幸度過。不過﹐要說《讀書》佔盡了天時地利人和﹐可能也不為過﹐尤其是她起步那幾年﹐一批大出版家和老知識分子塑造了其體型和品格﹐使得《讀書》有了一個很高的起點和堅實的基礎﹐這大概是其他同類刊物難望其項背的。(chinesenewsnet.com) 在今天看來﹐作為一個雜志的創辦者隊伍﹐《讀書》的陣容真可謂空前絕後。《讀書》是由陳翰伯發起創辦並一手扶持起來的﹐陳翰伯時任國家出版事業局局長。主編由主持商務印書館的陳原擔任﹐范用﹑倪子明﹑馮亦代﹑史枚任副主編﹐于光遠﹑夏衍﹑黎澍等十四人組成編委會。雜志籌辦和最初出版的過程中﹐這些編委經常聚在一起﹐商討辦刊方向﹑定位﹑選題﹑文風等大大小小的事情。這些有過豐富辦刊經驗的老知識分子﹐有的編輯過30年代的《讀書生活》﹐有的主持過40年代的《讀書月刊》﹐現在由他們親自操持﹐《讀書》自然是一出手就不同凡響。這對《讀書》一下子找准定位和風格﹐迅速建立起品牌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這些老人中﹐陳翰伯﹑史枚﹑陳原﹑馮亦代﹑呂叔湘﹑夏衍等幾位已相繼離世﹐那個年代也逐漸變得遙遠﹐但是在《讀書》的歷史上﹐將永遠銘刻著他們的名字。(chinesenewsnet.com) 在《讀書》創刊的1979年4月﹐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還只是人民出版社的一個編輯部﹐不是獨立的出版機構。《讀書》創刊時的組織安排最後就成了這樣一個格局﹕由國家出版局政策研究室領導﹐用三聯書店的名義在人民出版社出版。這種似乎有點“亂”的安排﹐對于日後《讀書》的運作有較大的自由度﹐可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不過﹐責任還得有人負﹐范用是當時人民出版社的副社長﹐雜志辦在他的手下﹐他向黨委作了擔保﹐如果有問題﹐他來承擔。(chinesenewsnet.com) 范用是老三聯人﹐1938年15歲時就進讀書生活出版社當練習生﹐耳濡目染那時的出版人風范﹐後來也把這種風氣和風格帶進了三聯。1948年﹐生活書店﹑新知書店和讀書生活出版社三家合並成立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1年後﹐三聯書店曾一度與人民出版社合並。1985年﹐范用兼任三聯書店總經理。1986年1月起﹐三聯書店恢復獨立建制。范用領導三聯的時候﹐出了不少具有開創意義的好書﹐比如《傅雷家書》﹑巴金的《隨想錄》﹑陳白塵的《牛棚日記》﹑楊絳的《干校六記》﹑房龍的《寬容》等﹐他不僅看書稿﹐而且自己設計版式﹐畫封面﹐並為此津津樂道。范用性格倔強﹐說話直率﹐自認沒有太多政治頭腦﹐只是擅長干事﹐並且敢于承擔責任。但他對于作者和讀者﹐是真心實意地交朋友。《讀書》創辦的初衷在他看來﹐很重要的就是建立一個聯系廣大讀者的橋梁。(chinesenewsnet.com) 編輯部起初只有史枚和董秀玉兩個人﹐史枚主持﹐董秀玉做助手。當時的小字輩董秀玉﹐現在已經從三聯書店總經理的位置上退休。回憶起創刊最初的那幾年﹐董秀玉抑制不住地興奮﹕那時我們到處去約稿﹐知識界聽說要辦一個思想文化評論的刊物﹐那種積極性把我們也都感染了﹐大家都說﹐那是我們自己的雜志呀。如果說﹐陳原等德高望重的老先生的執掌使《讀書》奠定了自己的基礎和風格﹐那麼﹐一大批知識界精英的共同扶持﹐則是《讀書》保持長盛不衰的秘訣。在二十多年的《讀書》雜志上﹐我們可以看到知識界的一長串名單﹐那裡面有許多耳熟能詳的名字﹐有各個時期的學術文化中堅﹐那樣的作者陣容一直是《讀書》最寶貴的資源。(chinesenewsnet.com) 《讀書》從范用時期起就每期由他親自審閱清樣﹐簽字復印﹐到後來沈昌文﹑董秀玉任三聯總編輯﹐也都是親自讀清樣﹐可見對《讀書》的偏愛。說到《讀書》的發展﹐這兩位領導也可謂舉足輕重。(chinesenewsnet.com) 沈昌文做《讀書》的那些年﹐《讀書》變得有聲有色起來。沈昌文不僅繼承了范用與作者交朋友的編輯方針﹐還發展出一套理論﹐說做編輯就是與作者“談情說愛”﹐因此他經常滿口“情”字﹐令人莞爾。另外﹐沈昌文好吃也會吃﹐以食會友﹐這是他與作者“談情說愛”的重要方式﹐他能讓不同口味的人都吃得滿意﹐吃有所獲。一些海外的作者回國探親﹐都慕名找老沈推荐館子﹐他也正好把四面八方的朋友聚攏在一起﹐組織一次次的飯局﹐等于開了一次次的約稿會。即使是現在﹐沈昌文還會經常回到《讀書》編輯部﹐向大家傳授最新的美食心得和信息﹐不過這已經是退而求其次了﹐曾幾何時﹐他還常在辦公室裡做紅燒肉給大伙兒吃呢。(chinesenewsnet.com) 董秀玉則屬于另外一種類型。她是一個理想主義色彩很濃的人。做事能拼命﹐追求完美。在人多的場合﹐她總是微笑著在一旁聽大家高談闊論﹐但是真做起事來﹐她有點子﹐有想法﹐並且有堅持到底的毅力。離開《讀書》之後﹐80年代後期她去了香港三聯主持工作﹐短短幾年把一個虧損的書店辦成了盈利企業。在當三聯老總的歲月裡﹐她極少大張旗鼓地請客吃飯﹐也不搞轟轟烈烈的宣傳﹐但是她結交了知識界﹑文化界的眾多重量級人物﹐在學界有很強的號召力。學者們感到﹐她是真正從心裡尊重學術﹐願意為學術文化服務的出版人。(chinesenewsnet.com)(chinesenewsnet.com)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中國思想界﹐是與同步進行的中國現代化變革緊密相關的。《讀書》不可能成為一本風花雪月的名士雜志。再者﹐進入90年代以後﹐“學術凸現﹐思想淡出”﹐談問題不能只停留在激情和宏觀的層面上﹐社會的問題越來越細化﹐對問題的解讀也必須要有專業知識背景和學術的積累。到90年代中葉﹐一大批中青年學者已經成為《讀書》的核心作者﹐他們開始影響《讀書》的風格和視角。1996年﹐在確定繼65歲退休的沈昌文擔任主編的人選時﹐當時的三聯書店總經理董秀玉想到了起用學者﹐最後選定各方面都比較全面的汪暉﹐後來又加入了黃平﹐他們當時都是中國社科院的學者。這種思路其實延續了《讀書》創辦時的辦刊形式﹐《讀書》的崛起靠的是一大批學養豐厚的老知識分子的把握﹐在學術凸顯的90年代﹐讓學者來繼續決定《讀書》的未來走向﹐似乎是一個順其自然的選擇。(c

汪暉和黃平﹐一為思想史學者﹐一為社會學學者﹐一人文﹐一社科﹐都對當代問題傾注了極大的關注﹐對一個面臨新時代的雜志而言﹐他們是一個理想的組合。《讀書》在其執掌下﹐對現實更為貼近﹐對問題的關注和討論也更直接和具體。《讀書》似乎不再是旁觀者﹐而成了參與者。這種變化﹐有些人喜歡﹐也有許多人不喜歡。(chinesenewsnet.com) 汪暉是唐|的學生﹐80年代即在魯迅研究的圈子裡小有名聲。他的博士論文《反抗絕望》至今被認為是魯迅研究界的力作。這樣的研究經驗﹐或許使他更關注思想的深度和社會的進程﹐更有懮國懮民的使命感。進入90年代﹐他的一系列思考﹐集中在梳理現代中國的思想體系是如何形成的﹐並試圖在此基礎上尋找重新理解中國的視野。他說﹕“我們要找到一條適合中國的發展道路﹐這是我們這一代人的使命。”(chinesenewsnet.com) 三聯書店的四層白樓坐落在美術館旁邊﹐那是一個黃金地段﹐但是書店的佔地多少有些局促。自從1986年三聯書店從人民出版社獨立出來恢復建制以後﹐一窮二白的家底使三聯人打了多年的游擊﹐辦公地點一再搬遷﹐甚至還在地下室上過班。所以董秀玉1993年上任總經理後的第一件事就是張羅蓋辦公樓。《讀書》在十年間也先後在芳草地﹑東四六條﹑朝內大街人民出版社內辦過公﹐那時每次開會或者搞活動﹐沒有會議室﹐只好到外面找一些安靜優雅的場所﹐比如咖啡館﹑西餐廳﹐既開了會﹐也滿足了來客的雅興。直到1996年底三聯書店蓋起自己的大樓﹐《讀書》才有了一個穩定的辦公場所。在四樓的《讀書》編輯部﹐初次到訪的作者讀者總是驚訝編輯部之擁擠。編輯部與三聯的其他部門共處一個大廳﹐沒有自己獨立的辦公室﹐每人一個轉角桌﹐桌子之間用半人高的書櫃隔開﹐桌前的位置只夠放進一張椅子﹐如果來了客人﹐只能站著說話。不過﹐《讀書》人早已經習慣了這樣的環境﹐大家都樂呵呵的﹐聚在一起氣氛很融洽。在《讀書》編輯們到齊的日子﹐總是顯得很熱鬧﹐編輯部裡有幾個是大嗓門﹐討論起問題來﹐整個大廳裡的人都跟著聽﹔雖然寸土如金﹐還是要擠出煮咖啡的地方﹐每每飄出沁人的醇香﹔最熱鬧的是在飯桌上﹐大家你來我往﹐經常辯論不休﹐大到知識界的新聞和觀點﹐小到最新上映的影片﹐共同的話題很多﹐常常把工作午餐變成神仙會。(chinesenewsnet.com) 《讀書》的作者們多年來有一個共識﹐就是到《讀書》去有飯吃﹐有咖啡喝。從創刊起﹐一有作者來訪﹐范用就喜歡拉到他辦公室喝杯咖啡。後來到了喜歡吃的沈昌文手裡﹐請客吃飯就形成了傳統。《讀書》不習慣請豪宴﹐但是哪裡有新開的特色餐館﹑西點屋﹐他們准會去試一試。他們的許多作者也是美食家﹐除了到編輯部交流書刊稿件﹑知識信息﹐吃的經驗也是一大交流內容。現在編輯部的樓下就是三聯韜奮圖書中心﹐二樓的咖啡廳就成了《讀書》招待作者的會客室。凡是到《讀書》編輯部的作者﹐大概都會對那個像潛水艇一樣的咖啡廳印象深刻。(chinesenewsnet.com) 一本成功的雜志﹐一定擁有出色的編輯記者隊伍。《讀書》也不例外。二十多年來﹐《讀書》上的許多膾炙人口的文章﹐都是經由幾位編輯組稿發稿。在董秀玉之後﹐編輯部又曾經陸續加入過吳彬﹑王焱﹑賈寶蘭﹑倪樂﹑楊麗華﹑趙麗雅等編輯﹐現在吳彬和賈寶蘭兩位還依然堅持在自己的崗位上。在創刊最初的十幾年裡﹐編輯部成員基本上沒有高學歷﹐且以女性為主。以至于五朵金花﹑由高中生辦給研究生看的雜志等等一時傳為佳話。其實不僅是《讀書》雜志﹐當時活躍在文化界的許多人都是自學成材﹐成長在六七十年代的讀書人﹐也不可能談什麼學歷。但是這些傳說﹐增加了《讀書》的親切感﹐表達了人們對《讀書》的熱愛之情。(chinesenewsnet.com) 如今的編輯部多少有了些變化﹐除了兩位老編輯﹐後來加入的李學軍﹑葉彤都是研究生畢業﹐算是改變了編輯部的學歷結構。最年輕的孟暉則是留過學﹐出版了幾部書的才女。與原來有一點相似的是﹐除了賈寶蘭有學經濟學的背景﹐其他幾位編輯都是學人文學科的﹐多少反映了《讀書》仍然有著自己的偏重。(chinesenewsnet.com) 《讀書》編輯的一個基本功是要善于與學者和文化人交朋友。陳平原曾經描述過《讀書》的幾位女將﹐“不冷不熱﹐不卑不亢﹐一見面就單刀直入﹐叮囑‘以後多為我們寫稿’”﹐像“自家人一樣”﹐反而讓他很受用。陳教授由此就成為《讀書》的老作者和老朋友。80年代的編輯部主任王焱﹐曾經結交了一批學者朋友。那時甘陽組織“文化﹕中國與世界”編委會﹐意在編輯出版西方學術名著﹐就是由王焱牽線﹐最後在三聯作為《現代西方學術文庫》出版﹐是當時知識界的一件大事。整個80年代﹐《讀書》積極介紹西方學術名著和新思潮﹐團結了一大批中西研究的學者﹐王焱可謂功不可沒。至于趙麗雅﹐那更是許多人非常熟悉的老編輯了﹐她在《讀書》將近十年﹐讓很多作者感嘆《讀書》編輯之內秀。王焱和趙麗雅現在都進入中國社科院專做研究去了﹐編輯最後做成了學者﹐可以想見他們與作者的相通之處。(chinesenewsnet.com) 每個時代有自己的精神和生活方式﹐也因此而有文化和人的各具特色。《讀書》在80年代﹐90年代﹐以及在今天新世紀裡的面貌﹐或許是有變化的。但是﹐《讀書》有幸出生和成長在一個波瀾壯闊的社會轉型時代﹐她經歷的風雨和起伏﹐承擔的期待和責任﹐都會使她變得更加健壯。這是《讀書》和《讀書》人的幸運。(chinesenewsnet.com)   (原載《中華讀書報》) hinesenews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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