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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3/04

現象 常常比文明或野蠻稍微複雜一些(蔡詩萍, Udn)

自己還沒有比較完整的對人民中國的看法 只是最近發現人格的權威性的程度 似乎是我對人感冒與否的一個重要標準  當然這也要看 權威性人格所立基的價值或標準 究竟為何  近來發現 我對[國內來的人]的感冒某部分源於 他們的權威性人格  而且往往在於視為理所當然的部分 或  以理所當然的方式表達出來的價值或評論  當然很多美國人也是如此  只是他們的表達方式往往不同  這裡也還有很多值得深究之處  像是日本人的特別守規矩之類等等的

蔡對兩文的批評  我完全同意  大約大一大二開始認識到現實與認知的差距  至今也沒能解決或處理這個問題  不知道為什麼那麼多(華?)人還是很喜歡用這種二分的手法為文

 


現象 常常比文明或野蠻稍微複雜一些(上)

【蔡詩萍】

簡單的崩潰論,簡單的野蠻論,固然可以博取注意,於真實事物的認真理解,進而提供改變的建議,非但無所助益,恐怕還會因辭害意,引發認識主體與被認識客體之間,無謂的情緒爭辯…… 龍應台辭語犀利 陳映真綿密辯證

若要先問我的評論立場,我會說:龍應台與陳映真這兩篇文章,真的能激發出「有意義的」討論嗎?若不能,我就會覺得,又不過是兩篇文章罷了。

若要先問我的評論立場,我會說:龍應台與陳映真這兩篇文章,真的能激發出「有意義的」討論嗎?若不能,我就會覺得,又不過是兩篇文章罷了。

兩個理由之一,龍應台跟陳映真之間根本沒有交集,即使陳映真是回應文章,但看來卻像另自陳述一套價值、理念,可以預見,龍應台就算日後接招了,多半也是「闔各言爾志」,難有智慧火花。

兩個理由之二,儘管龍應台與陳映真沒有交集,兩人思路亦南轅北轍,但請注意,兩人的「論述模式」則驚人相似,都屬「二分法」思維,批判特定對象,固然招式精采,於真實世界的細緻理解,或試著提出務實的對策時,卻都一樣幫助不大。

所以我說,我們需要「有意義的」討論。

這並不意味,這兩篇文章,不值得讀。

龍應台的〈請用文明來說服我〉,辭語犀利,出手簡明俐落,繼續擅長引發話題,當然是篇好文章。

陳映真跟龍應台「商榷」的〈文明和野蠻的辯證〉,同樣延續他的「陳氏風格」,一貫的綿密辯證,長篇敘述;不嫌繁瑣的剖析資本主義民主腐敗歷史,在文采吸引力指數上,不免遜色。

陳映真吃虧的是,龍應台的觀點,能巧妙獲得來自東西方自由主義者,以及反中國,或反中共陣營的聯合掌聲。亦即,龍應台的發聲,占有普世價值的道德制高點,擁有「政治正確性」優勢。反之,陳映真的觀點,雖可獲得華人世界造成《中國可以說不》這類書籍風行的部分支持,然而,畢竟因為「全球性左翼的退潮」,以及中國共產政權的「政治不正確性」,而難以獲致等價於龍應台得到的喝采。

在我看,無論贊同龍應台或陳映真,都不過是「再複製一場論戰熱」,於「中國問題」的思索,未必有意義。我的「有意義」是指,不再重複過往「理念之爭」,不再陷入「以個案推論全體」的粗糙論證,而是找出認識問題的新角度,然後定位「動態的中國」,提供新的改變它的方法。

藝術的歷史 是人類用來抵抗 簡化性歷史的復仇工具

由於龍應台教文學、評小說,陳映真寫小說也評小說,我想從兩人擅長的「小說家」角度,去看兩人「似乎對立」實則「幾乎相近」的思維困境。

小說家米蘭‧昆德拉在《被背叛的遺囑》裡,曾費心討論「小說的道德」與「一般道德」的不同,分析「人類歷史」與「小說歷史」的差異。

不妨先引述一段文字。米蘭‧昆德拉說小說藝術最終極的境界,「是暫停所有道德評斷」。「暫停所有道德評斷並不表示小說就不道德。這個前提正是它的道德。遽下結論,妄作判斷,這是人類根深柢固的老毛病,而這道德正是反對這種作法,挑戰人類未理解就先仲裁的積習。以小說藝術智慧的觀點來看,這種愛下斷語的急切天性,正是最可惜的愚行,最危險的罪惡。」

為什麼「小說的道德」,應該不遽下結論,不妄作判斷?因為小說若輕易接受了世俗的善惡、對錯、是非等等二分法判斷,小說就不叫小說,而叫政治宣傳、倫理教條了。

好,那「人類歷史」與「小說歷史」又是怎麼一回事?

依米蘭‧昆德拉的意見,「人類歷史」總是簡化後的產物,然後強加於人類身上,讓人無從掌握;「小說歷史」呢,「則是誕生自人類自由,誕生自他們的選擇」,「某種藝術形式的歷史和簡單化的人類歷史是南轅北轍的。藝術的歷史因為具有個人特色,所以是人類用來抵抗簡化性歷史、非人性取向的復仇工具。」

說得再淺顯一點,「人類歷史」的詮釋,一如文化評論常指出的,會被「權力」所主導,這權力可以是政權,可以是意識形態,可以是主流價值,總之是集體的權力展現。而「小說歷史」相對自由多了,亦因為可以很個人化,而回過頭檢視「人類歷史」時,也就不必然要陷入二分法的陷阱。

我何以要先提米蘭‧昆德拉這段文字呢?

因為無論龍應台、陳映真,都應該能理解,米蘭‧昆德拉藉由這種思維,提醒了世人,「一般道德」與「人類歷史」之所以無趣、乏味,甚至沒人性,就出在它們必然以「簡單二分法」,解釋世界,定義世界,乃至於改變世界。瞭解小說魅力,理解小說具備顛覆能量的龍應台與陳映真,至少不該在自己解讀一個外在現象時,輕易掉到「簡單二分法」的泥淖,絲毫沒有警覺。

尤其是,這個議題還是既敏感,又一直在變動狀態的「中國形貌」。

放棄「簡單二分法」,

幫助我們理解

「當下的中國」

倘若,當下的中國,仍處於上世紀七○年代之前的「紅色中國」,那用上「簡化二分法」,無論是龍應台的「文明與野蠻」標準,或陳映真的「資本主義文明與資本主義野蠻」比較,尚不至於引起太多質疑,因為「鎖國狀態」的中國,是「很容易被定義的」。

但,二十一世紀當下的中國呢?龍應台可以舉二個野蠻例子,其他人必定可以再舉二十個,兩百個例子。「中國之野蠻」,例子絕不會少。可是,支持陳映真的,跟他一樣,在「同情理解」前提下,舉出中國並不野蠻,反倒是西方資本主義「野蠻不遑多讓」的例子不勝枚舉,想想看,這些人找到的證據,會比龍應台少嗎?

這樣討論下去,你來我往,沒有交集,沒有火花,更難有實質效果。

「簡單二分法」常常帶來僵局,對峙的僵局,溝通對話的僵局,理解認識人事物的僵局。

然而「簡單二分法」卻真好用。在真實世界,應用「簡單二分法」,馬上能獲得是非善惡黑白分明之效果,可是被過度簡化的分析,除了過癮、除了爽,又能發揮多少「準確認識」的作用呢?

拿美中關係當例子吧。美國在尼克森總統打開與中國交往的大門後,才發展出一條「超越冷戰格局」二分法的新思路。亦即在敵友,在好人壞人,在善惡之間,承認中國是一個「可敵可友」,「有好有壞」,「惡善兼具」的複雜實體。這念頭一改,幾十年來,美國對中國的策略,便頓時靈活起來。時而視之為戰略夥伴,時而當它競爭關係。支撐認識的主軸,則一直沒變,就是「透過交往,影響改變」。我讀過一本澳洲學者寫的書,他以「China images」為題,細數這些im-ages是如何經由外在環境的變化與中國內部的改變,彼此犬牙交錯,而構築出來。他也是放棄了「簡單二分法」,改採較為動態的視野,才能提供更寬闊的分析,幫助我們理解「當下的中國」,到底發生了怎樣的改變。簡單的崩潰論,簡單的野蠻論,固然可以博取注意,於真實事物的認真理解,進而提供改變的建議,非但無所助益,恐怕還會因辭害意,引發認識主體與被認識客體之間,無謂的情緒爭辯,浪費口水。

龍應台的文章,好看則好看矣,她的風險亦在「文勝於質」,過於簡化自己得到的資訊,亦過於簡化自己的推論、詮釋。陳映真的「商榷文章」,是想彌補這缺點,以「質勝於文」的論述,讓討論顯得豐富。但因他深入內在價值的反資本主義理念已形成多年,在批評龍應台時,直是「照本宣科」再說一遍而已,不會對我們理解兩人所要面對的議題酖酖「中國的形貌」,創造出任何「新的認識可能」。這無疑是我比較失望的。因為龍應台也罷,陳映真也好,可都是有分量的文化人啊。

怎麼辦?我不認為各打五十大板,折衷方案,就是答案。關鍵應該回到我們要討論、認識的客體對象上,不拘泥於一套既成的意識形態與信念體系。畢竟真實世界是變動的,誠如古希臘詭辯學派哲學家所說的,「人,不能涉身於同樣的水流兩次。」拘泥理念,來掌握世界變動,固然有享受知識的樂趣,卻未必有知識綜效的價值。

當下的中國,是否「野蠻或文明」?我們評斷的標準,是否該以西方價值為準則?同樣不該是「鐵板一塊」,黑白分明。

過去討論中國民主的論戰,常在「民主」的意涵,「人權」該普世適用或適應某些「特定條件」等爭辯上糾纏不休。這些爭辯不能說沒意義,但若忽略具體的條件,提不出具體可行的步驟,就很容易流於空泛意氣之爭。甚至,知識分子之間,彼此反而喪失了和氣,忘記了面對掌權者、執政者時,各自陣營的知識分子,應該是同陣線、同立場的。

要做到這一步,顯然過去「民主與不民主」、「資本主義與反資本主義」、以西方價值為基點的「文明或野蠻」等,簡單二分法的視野,是需要加入新的詞彙。

「政府治理」

我以三個概念,來加入龍應台與陳映真的「舊戰團」。

一是「政府治理」,二是「資本邏輯」,三是「國際連結」。

這些概念都不新,卻是討論、評價當代中國時,不該或缺的新要素。

「政府治理」,首重解決問題的效率,以及制訂決策的流程透明。單以民主為標準,常會以民眾有無參與,參與多少,當指標。這方面,中國當然不可能及格。但許多外資外商,經常肯定中國政府在解決基礎建設,處理發展議題時,果斷果決的勇氣。同時,國外政府與國際企業,之所以敢放手對中國投資,或進行合作,除了「唯利是圖」勇於冒險外,難道沒有對「政府治理」最基本的信賴嗎?要建立外界信賴感,一定程度的權力釋出,決策透明,難道不是獲取外資信賴,必然的後續嗎?

我無意為中共政權的專斷與獨裁辯護,就民主而言,中國絕不及格,亦絕不夠格現代化。但「治理面向」的提上檯面,能讓我們看到中共政權「可以轉化」的客觀機制,雖然距理想還有一大段距離。

龍應台只從「民主」、「人權」切入,當然咬牙切齒,可是這麼多西方價值信奉者,願意跟中國打交道,不放棄任何交往機會,他們何嘗是「背棄原則」了呢?合理的解釋是,「動態的中國」要以「動態的視野」,要以「促進民主化」與「提升治理力」,來交錯應用。這一點,陳映真看得比較真切,儘管他未必同意我的分析角度。(上) 【2006/03/02 聯合報】

 

現象 常常比文明或野蠻稍微複雜一些(下)

【蔡詩萍】

「資本邏輯」

「資本邏輯」,亦可說「市場邏輯」,當然很貪婪,很自私。不過,就算如陳映真描述的事實,在西方歷史中,資本的累積與擴大,是以弱勢者的犧牲為殺戮戰場,但陳映真豈能否認,「資本與市場」帶來的西方文明成就,不是牽動了全世界的進步嗎?

「資本邏輯」,亦可說「市場邏輯」,當然很貪婪,很自私。不過,就算如陳映真描述的事實,在西方歷史中,資本的累積與擴大,是以弱勢者的犧牲為殺戮戰場,但陳映真豈能否認,「資本與市場」帶來的西方文明成就,不是牽動了全世界的進步嗎?

資本與市場,不講情理的「唯利是圖」,卻合乎邏輯的促成一群中產階級,新興中產階級加上中國知識分子歷來的批判傳統,再加上「海歸派」人數漸漸茁壯,這些力量促成了《冰點》周刊,膽敢一步步升高觸碰禁忌的勇氣。從「政權保衛戰」的立場看,中共要禁,是必然的,但社會力量會不斷以各種形式挑戰禁忌,亦屬必然。尖銳批判中國政府,可以是一種姿態,有必要性,但其他不正面批判,卻積極鼓勵中國開放資本,厚植市場力量,創造更多中產階級投入「非經濟領域」之機會的努力,難道不也是另一種堅持嗎?龍應台「輕易」把對這議題的反思,置入「文明與野蠻」的對立,是無視於中產階級「雖不激進」卻「默默耕耘」的存在事實。而陳映真的觀點,則又可能在資本與市場尚未鞏固地盤之前,先因為對資本累積的過度憂慮,而產生不必要的「保守阻礙」。

「國際連結」

「國際連結」,尤其是超越「文明與野蠻」,或「中國可以說不」,乃至於「中國即將崩潰」等等,立場分歧,心態則同出於「簡單二分法」論述的一種憑靠。

「國際連結」既是承諾,亦是保證。陳映真這點倒說得很對,國際上一定程度對中國的肯定,確實來自中國對國際社會實踐了相當的承諾。這也是相互的一種保證,中國保證不走鎖國、閉關的回頭路,相應的,國際社會保證了對中國一方面寄予期待,另方面不忘鞭策其繼續前進。「國際連結」的效應,不會僅僅因為兩三件事的倒退,而打折扣;更不至於因重大的互惠利益,而讓西方國家退卻對中國的監督。其效果,也不是「文明或野蠻」,那麼素樸的二分法,所能推動的。

蘇聯與未改革開放前的中國,都以自身實際經驗,證實了未採取西方資本主義模式之前,社會上的相對剝奪,並不見得少。而採取了西方資本模式後,雖然亦難避免強凌弱、資本剝削的弊病,可是「部分富起來」的驚人績效,已經讓中國令人刮目相看,這是陳映真的左翼史觀,不能看見或不願承認的盲點。

看「動態中國」,需要一個 新的「阿基米德支撐點」

龍應台的「文明說服論」,失之於簡化;陳映真的商榷回應,幽閉於意識形態的框架。於「真實中國」的動態發展,都有蔽於一己之見的風險。

以中國現代史上,類似的辯論來看,「社會史論戰」、「獨裁與民主論戰」、「新威權主義論戰」等,最終落得船過水無痕也就罷了,怕的是「要或不要」的爭執,不但促使掌權者「翻臉傷人」,造成知識菁英、社會菁英無謂的被消耗,也讓「國家轉化」的進程被耽擱。看「動態中國」,我們也許需要一個新的「阿基米德支撐點」。

我是以這心情,就教於我一向敬愛的龍應台與陳映真。下 【2006/03/03 聯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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