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度十佳华人公共知识分子文集(政右经左版)

作者：徐友渔

厦门的PX项目事件的结果还算使人满意，当地政府顺应民意，决定项目迁建，媒体赞扬这是一件官民良性互动，达到双赢结果，令人欢欣鼓舞的事。《南方周末》最近一期文章“厦门人：以勇气和理性烛照未来”说：“如果足够幸运，他们的行动，会帮助中国敲开现代公民社会的大门。”我要说，首先厦门人是幸运的，他们的幸运和努力要变为中国公民社会的现实，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要付出巨大的艰辛和努力。作为这种努力的第一步，让我们以《南方周末》这篇文章披露的事实为依据，分析整个事件发展的几个关键点。

冷静想一想，厦门PX项目事件的好结果其实得来偶然，这不是现行状况的常态，而是例外，请看以下记述。

● 徐友渔

谢韬先生新作《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引起很大的关注和反响，交口称赞者有之，厉声批判者有之，看来，一场争论即将展开，这对于我们反思过去的道路（尤其包括走过的弯路），规划未来的方向，颇有意义。

文章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是民主社会主义者，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首倡者，民主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

龙应台

二十岁之前相信的很多东西，后来一件一件变成不相信。

曾经相信过爱国，后来知道「国」的定义有问题，通常那谆谆善诱要你爱国的人所定义的「国」，不一定可爱，不一定值得爱，而且更可能值得推翻。

曾经相信过历史，后来知道，原来历史的一半是编造。前朝史永远是后朝人在写，后朝人永远在否定前朝，他的后朝又来否定他，但是负负不一定得正，只是累积渐进的扭曲变形移位，使真相永远掩盖，无法复原。说「不容青史尽成灰」，表达的正是，不错，青史往往是要成灰的。指鹿為马，也往往是可以得逞和胜利的。

袁伟时

一个历史学家眼中的十年思想界：在中国,首先提出公众利益问题的是自由主义者，90年代初，以秦晖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就发表了关于“公正至上”的系列论文；那个时候“新左派”还不知道在哪里，“新左派”最矛盾之处就在于他们是照搬国外的“新左派”理论，但是国外有国外的环境和土壤，中国的当务之急还是现代化的建设，这点是不一样的。

谈《读书》换人：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

　　南都周刊：近日《读书》杂志主编换人一事引发了广泛地议论。这一方面由于《读书》这本杂志在学界的特殊地位；另外一方面，也由于原主编汪晖的身份——人们习惯于将他视为“新左派”的代表人物。有的人对此事持乐观态度，认为汪晖主政期间的《读书》丧失了原来的人文风格，成为新左派的私家阵地，有的人则把这事视为自由主义抢夺阵地，而钱理群则认为这是将舆论空间体制化、官僚化的一次收编。在您看来，这个事情的性质是什么？

作者：余英时

单少杰先生费了多年功夫写成这部《毛泽东执政春秋》，而且不计个人的利害得失，毅然刊布，充份体现了孟子所谓“大丈夫”的风骨。仅此一点，已使我钦佩无已。但本书的价值还远不止此，单先生是哲学家，具有思想的深度。我匆匆读过原稿和《关于本书写作理念》，才懂得他的用心之苦。他不仅仅是写一部当代的信史，而是要重建价值系统，使人能恢复辨别善恶是非的能力。作者服膺康德哲学，他所处理的不但是历史知识问题，而且也是道德问题。思辩理性和实践理性，真与善，兼收而并蓄，是本书的一个最显著的特色。他所用的“春秋”两字取自孔子的原义。《春秋》是中国史学的大宗，两千年无异辞。清代中叶考证学大兴，褒贬之说渐受冷落，但章学诚仍然大声疾呼曰：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义，昭乎笔削；笔削之义不仅事具始末，文成规矩已也。以夫子义则窃取之旨观之，固将纲纪天人，推明大道。（《文史通义》卷五<答客问上>）

孙立平

　　在以往的文章中，我曾对中国的房价，特别是大城市房价飞涨的因素进行过分析，如投机者的炒作，官商联手的推动，价格垄断的作用，城市化的助力，以及失衡社会导致的资源集中等。但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不能忽视，这就是家庭结构。

　　在分析中国大城市房价时，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影响房价的相关因素，如房价收入比、租金收入比等常用指标往往都失去了意义。

作者：孙立平 　
　　
　　　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
　　
　　　1985年10月23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时代公司组织的美国高级企业代表团时说。
　　
　　　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的改革中，我国建立了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框架，并在市场经济体制的推动下，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

孙立平

在今年两会结束时的记者会上，温家宝总理的一段答记者问，引起了国内外舆论的关注。当时的情景是，有记者问如何有效地遏制一些行政领域权钱交易和腐败现象，温家宝总理的回答讲到了这样几层意思：

第一，应该承认，随着发展市场经济，腐败现象接连不断地发生，而且越来越严重，甚至涉及到许多高级的领导人；第二，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还得从制度上入手。因为造成腐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权力过于集中，而又得不到有效的制约和监督，这就需要改革我们的制度；第三，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减少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加强人民对政府的监督。今后，凡属审批事项，特别是涉及人民群众利益的，都要实行公开、公正和透明；第四，要实行教育和惩治并举的方针，让每个干部和领导者懂得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对于那些贪污腐败分子，不管发生在哪个领域，涉及到什么人，不管他职务多高，都要依法严肃惩处。

孙立平

我们会经常使用这样一个名词——“运作”。所谓“运作”，其真正要义，就是要使不能办成的事情、或可能办成也可能办不成的事情，最终能够办成。
　　
“运作”的过程当然是需要成本的，但只要“运作”能够成功，“运作”者将获得大于“运作”成本的收益，而“运作”的成本则作为被“运作”对象的权力持有者的收益。各类腐败现象千变万化，但其基本规律和逻辑，也就大体如此而已。

孙立平
　
一、两极社会与权利失衡

早在2002年亚洲开发银行第三十五届年会“中国日”研讨会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鲁志强就指出，按照国际通行的判定标准，中国已经跨入居民收入很不平等国家行列，收入分配问题已成为中国当前社会问题中最引人注目的问题。这是中国首次公开承认进入居民收入很不平等国家行列。自那以后，尽管收入差距的问题已经引起社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但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仍然没有得到遏制，基尼系数仍以每年一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

孙立平

行业腐败是腐败扩散的一部分

前一段时间，一些行业中的福利腐败问题，曾经引起人们的广泛抨击。如一些公交、地铁等行业的职工甚至家属可以免费乘车，一些铁路职工出门坐火车不用买票甚至可以享受卧铺待遇，一些电力行业职工享受免费福利电或优惠用电，一些电信行业领导、职工免费装电话、优惠打电话，某些燃气行业职工免费或优惠使用燃气，一些医院内部职工看病免挂号费等。然而，福利腐败只是行业腐败现象中最表面的部分。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行业腐败的现象已经相当广泛地渗透于我们经济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之中。如交通行业腐败、电力行业腐败、医疗行业腐败、教育行业腐败、房地产行业腐败、金融行业腐败、司法行业腐败等。

作者：孙立平 知名学者，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从理论上说，只要社会中存在着分层现象，只要人们的经济社会地位存在上下之分，世袭与继承就是不能完全避免的。即使在美国这样的崇尚自立和社会流动的社会中，世袭与继承的因素也是显而易见的。

孙立平

让我们先来看两件事情：

　　第一件，官煤勾结的败露。2005年5月18日,湖南省娄底警方在一所宾馆抓获涉嫌偷税漏税、职务侵占、涉黑、行贿的新化县最大煤矿老板之一康建国。在对康建国的审讯中，办案人员故意假装出于疏忽，给他留下一部小灵通。通过监控其通话，警方在康家保险柜找到一个神秘账本，该账本记载着新化县煤炭局、国土局、林业局、国税局、地税局、法院、派出所等单位30余名干部在其煤矿所占股份及分享红利的内情。官煤勾结的黑幕由此浮出水面。

　　第二件，兰州腐败窝案的败露。2005年,兰州“首富”张国芳被有关部门实施强制措施，其后，包括兰州原市委书记王军、原市长张玉舜、副市长杨在溪在内的众多官员相继落马。而这起腐败窝案暴露的关键环节，则是原市长张玉舜与原书记王军之间的矛盾爆发，导致张玉舜在人大投票表决中落选，之后张玉舜将有关王军违规问题的材料递送到中纪委。加上张国芳的供诉，一个牵涉几十名官员的腐败窝案终于败露。当地人普遍认为，此腐败案暴露是互相咬出来的，即后任领导所说的干部之间的不团结。

孙立平

山西的黑砖窑事件与腐败究竟是什么关系？这个问题从黑砖窑事件被披露出来就受到人们广泛关注，最近更是成为黑砖窑事件反思中的焦点问题，其中所显露出来的一些迹象是很耐人寻味的。

“未发现黑砖窑案背后有腐败问题”的初步结论经山西纪委公布后，立即引起舆论的广泛质疑。一方面是认定黑砖窑后面一定存在腐败的民间舆论，一方面是未发现腐败证据的调查结论。民意与调查之间似乎出现了尴尬。但我认为，与其说这个问题表现的是民意推论和调查证据之间的尴尬，不如说是提出了一个更为发人深省的问题，其背后也许是一种比一般的权钱交易更值得警惕的政治现实。

● 孙立平

近些年来，由于社会矛盾的激化，中国的社会稳定问题在引起多方面的关注。许多研究或明或暗地预示，如果这些社会矛盾得不到缓解，某种形式的社会动荡就可能会发生，有人甚至认为，现在已经到了1989年社会动荡的边缘（王绍光等，2002）。

因此，如何分析和判断中国社会稳定的形势，就成为判断中国社会未来走势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从目前有关的研究来看，研究社会不稳定的基本思路是分析某些社会现象的结构变数与社会动荡的关系，而对其中的机制与逻辑缺乏足够的关注。本文将从某些结构变数发生作用的机制和逻辑入手，来探讨社会不稳定发生的可能模式。

● 孙立平

去年1月23日，郑州市民任俊杰开始向咪表发难，因多次申请查询咪表规划被拒绝，他以侵犯公民知情权为由将市规划局和城建档案馆告上法庭。

事情的缘起是，在2002年，经郑州市城市规划局规划批准，郑州市停车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在郑州市区沿街道路上设置了３０００多个咪表停车位。由于这些咪表停车位大量占用了慢车道、人行道，甚至盲道，给市民出行带来很大不便。任俊杰认为咪表设置存在的一系列问题的根源，是规划局在停车位规划中出现了错误。为了求证这些停车位是不是咪表公司擅自设立的，是否经过规划局审批，他和律师先后到规划局和城建档案馆查询相关材料，均被以种种理由拒绝。郑州市城市规划局认为，原告要求查阅的有关规划材料，存放于郑州市城建档案馆，并非被告所持有；另外，提供档案查询也并非被告的职责范围。郑州市城建档案馆认为，自己不属于行政机关，原告对自己提起行政诉讼，没有法律依据。而且，依据有关规定，原告所要查询的档案资料，属于秘密级档案。这类档案的查阅，需要严格的审批手续。原告不符合本馆制定的查阅利用规定，所以没有对其提供查询服务。

孙立平

　　房地产是最近这些年人们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对于房价的解释也莫衷一是。其中非常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人们在国外经常使用的分析房价的指标，在中国基本都失效了。

　　以房价收入比为例。所谓房价收入比，是指世界银行公认的一个“比较理想”的收入和房价之间的比例关系。通常人们认为，这个比例理想的状态是4至6倍。与国际上的一般水平相比，我国的房价收入比无疑是明显偏高的。更重要的是，近些年来，我国大中城市中的房价扶摇直上，但居民收入的增长却极为有限。以至于“靠工资是买不起房的”这句话，成为人们基本的共识。但令人不解的是，高房价和低收入的强烈反差，却并没有导致房地产市场的冷清，相反，在房地产市场中，居民的购买力却表现得非常旺盛。有人说，这是由于投机性资金炒房或富人投资性购房，这个因素的作用当然是不容忽视的，但如果完全用这个因素解释我国房地产市场中的旺盛购买力，显然是说不过去的。因为事实是，购房者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显然是一般的工薪阶层。

孙立平

3.民众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进程，随着资源拥有和配置方式的变化，民众方面也在发生明显的变化。

　　在前面的关于中国总体性社会的分析中，有一个重要的结构因子我们一直没有涉及，这就是"公有制贵族"（或称城市贵族亦可）。在当时，虽然大陆中国社会中并不存在一个民间统治精英集团，但确实存在一个"公有制贵族"群体。按其具体情况，这个群体又可以分为四个子群体：第一个是干部群体（指国家编制中，以国家发放的薪金为生的干部，不包括农村中的生产队、生产大队干部；其中的行政干部在结构上属于国家而不属于民间精英范畴），这个子群体在接近国家掌握的资源上具有最突出的优势，享有的特殊利益甚或特权也最为全面；另一个是全民所有制的工人，其虽在社会地位和生活机遇上不如第一个子群体优越，但也享有多方面的国家福利和特殊利益；第三个子群体是集体所有制的工人。

孙立平

三

　　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稀缺资源的拥有和配置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这一系列的变化导致了社会结构的根本性变化，一个新的中间层正在以相当快的速度形成，并在国家、民间统治精英以及民众间形成一种新的互动关系。

孙立平
　　
　　本文旨在用"国家－民间统治精英－民众"三层结构的分析桁架，探讨中国改革前后社会结构演变的脉络。

一

国家、民间统治精英、民众是社会结构中的三个基本结构因子。由这三个因子所形成的较为稳定的互动关系是社会结构的基本构架之一。这种互动关系的演变是社会结构变迁的一个重要方面，并会对社会生活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孙立平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在利益关系调整与社会结构优化过程中，“补低、扩中、调高”是基本的政策取向和思路。在这当中，补低既是防止社会过分两极分化的重要措施，也是优化社会结构的重要条件之一。

　　在“补低”的政策思路中，健全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加大对城乡特困群众的救济救助力度、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是三项最基本的措施。在过去一年多里，一些相关的政策已经在陆续出台，如适当提高企业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标准；适当提高优抚对象等人员抚恤和生活补助标准；适当提高城市低保对象的补助水平等。与此同时，中央财政较大幅度增加了低保补助，由2000年的8亿元增加到2005年的112亿元。从2006年1月1日起，再次提高部分优抚对象的抚恤补助标准。残疾军人的残疾抚恤金、烈属的定期抚恤金、“三红”的生活补助标准，平均分别比2005年提高了30％、18％和18％。这是1998年以来的第8次提标。企业离休人员基本养老金调整采取“一次出台，三年连调”的方案，即2005年、2006年、2007年三年连续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

——全球化进程与入世后的中国第三部门

● 秦晖

内容摘要：随着中国的入世， NGO 和WTO 的关系受到了广泛的关注。而由于中国在现代化、全球化发展进程中所处的位置与发达国家截然不同， “NGO 反对WTO”的趋势并不能说明当今中国第三部门的发展与市场经济的建立是对立的；相反， 它们是相互促进的。人类需要市场全球化、民主全球化与公益全球化。

作者:徐友渔

作为“文化大革命”的过来人和研究者，我对中国人忏悔之少感到吃惊。

我曾与全国２０多个省、市、自治区的“文革”亲历者作过访谈，其中有叱咤风云的“闯将”，也有一般卷入者；我曾收集和阅读国内及海外出版的中英文的“文革”回忆，我听到和读到的多半是控诉与辩解，甚至是炫耀，很少有忏悔，更少有真诚、深刻的反省与忏悔。

● 袁伟时

日前，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喻权域先生，针对某些学者打着学术研究的旗号歪曲历史，建议全国人大制定《惩治汉奸言论法》。此言一出，石破天惊，立即引起海内外纷纷争论。随后，喻权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应批评：制定惩治汉奸言论法不是以言定罪，有国外法案为鉴，有宪法条文为据。惩治汉奸言论，是耶非耶？本报采访了中山大学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袁伟时教授。

——农民关系的实践形态

作者：孙立平

　今天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把最近做的这点研究汇报一下。这个问题主要是讲当代中国国家与农民的关系。

　　我首先简单地介绍一下这项研究的缘由。我现在这段时间一直在做一个口述史的东西，主要是在农村做的，讲从土改以来农民是如何经历这五十年的历史的，或者这五十年如果把它看作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上相当独特的一段历史的话，我想看看中国普通农民这五十年间是怎么活过来的，留下一个中国农民自己讲述的关于那段生活的经历。这项工作大体是从96年开始做的。本来是想在六个村子里做，但由于每看一个村子所花的精力相当大，所以只做了四个村子；还有没有可能做到六个村子，现在还很难说。而且从时间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因为北方土改从46年就开始了，现在都过去50多年了。我提出这个问题主要就是想说明，在做口述史的过程中，怎么分析农民这50年的生活经历。特别是口述史这样一种搜集、研究资料的方法，它有一些独特的优势，同时也有一些独特的局限，因为毕竟是根据口头上的讲述而不是历史上流传下来的文字或有关的数字等。

● 何清涟

任不寐的《灾变论》一书，辗转多年后还是只能在国外出版，只能说是泱泱大国那种根深蒂固的“灾民理性”所产生的逻辑结果——因为缺乏自信而害怕任何批评；因为现实太丑恶因此只愿意粉饰太平，而不想面对惨酷的现实。前几天我在网上读过一篇文章，作者薛先生言之凿凿地告诉读者：“自由派”在中国之所会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厌弃，是因为“自由派”总是要不厌其烦地告诉世人：没有民主制度保障，你们的好日子不会长久。由是观之，任不寐这本详细描述我们中国人“在历史上的苦难和所犯下的罪恶”的书，在中国注定要遭受到批评和误解，而且这种批评声音主要来自于用“爱国主义精神”武装起来的“民族主义者”。

──从政府帮助民工追讨欠薪所想到的

作者﹕何清涟

通向和谐社会的道路只有一条，就是还权于民，让人民自己管理自己。

近几年每临近春节，充斥媒体的主要有两大内容：一是政府如何关心民工，细心安排「春运」工作；二是民工的生存状态，包括民工以各种各样、五花八门、 极其无奈的方式向雇主追讨欠薪──因为压迫民工的主要是雇主，并非政府，所以媒体可以在这一题材上表现「社会关怀」。

余英时：安徽潜山人，1930年生于天津。1950年至1955年就读于香港新亚书院及新亚研究所，师从钱穆先生。1956年至1961年就读于哈佛大学，师从杨联墅先生，获博士学位。曾任密歇根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2001年退休，现居美国。

余英时教授的家在普林斯顿的郊外，那里是一片茂密的森林，余先生的家隐匿在树木丛中，距离余家最近的房子有一百多米，驱车到市区需要穿越一条长达十分钟车程的林中路。“我过的是隐居的生活”仍然带着浓浓安徽口音的余英时先生说。就是这位“隐士”，11月 15日，获得了被誉为社科类诺贝尔奖的布鲁格奖。11月20日凌晨（美东时间晚间），本刊记者拨通了余英时先生家的电话，本想通过电子邮件采访余先生。他的家人告诉记者，余先生从来不用计算机，她说： “我们是古代人。”于是记者通过电话对余先生进行了一次专访。